“愤老”来了
“愤青”，在网络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重要群体。而愤怒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在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群体的出现正在引人关注。他们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有思想，有见识，敢于激烈地针砭时弊。他们不仅文采斐然，能出口成章，且个性鲜明，喜怒形于色，他们被称为“愤老”。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批评教育乱收费、原中国女排主帅、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书披露“内幕”，在无官一身轻的背景下，他们都显示出了“愤老”本色。“愤老”的愤怒来自哪？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与“愤青”又有何不同？
和“愤青”相比，愤老大多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有的甚至在此之前就接受了高等教育。“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刻领悟和感受。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话语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
“说实话，我是愤老”
愤老VS愤青
愤老典型：周有光
“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愤青典型：韩寒
在主流社会，韩寒是一个不乏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乖张的行为性情，有人指摘其“愤青”、“二愣子”。近期，他主编的杂志《独唱团》在韩寒的粉丝和文化界引起火爆的销售效应。
“愤老”意欲何为？
愤老的五种类型
“愤老”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大体不外乎五种：苦守气节型，以伯夷叔齐为代表；诤言直谏型，以黄炎培老为代表；针砭时弊型，以某些老干部、老党员、老知识分子为代表；恋旧厌新型，以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为代表；倚老卖老型，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为代表。按照社会评价的高低，这五种类型从左向右构成一个续谱，针砭时弊型恰好居于续谱的中央位置，向左依次迈向诤言直谏、苦守气节的高位，向右以次进入恋旧厌新型、倚老卖老型的末端。这就是说，“愤老”必须把握一个“向”和“度”的概念。
苦守气节型之所以获得“愤老”冠军，就在于该种类型的“愤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因为他们懂得：“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但是能够把自己的理想贯彻到底的人并不多，即使是被人称作是大贤的伯夷叔齐，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时候。然而，后人评价前人，往往只注重其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即语言外壳，而忽略其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时过境迁，思想的具体内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却可以装上新内容而做到“古为今用”。
诤言直谏型“愤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退荣辱完全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为皈依，丝毫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在这方面，黄炎培堪称表率。典型事件就是他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毛泽东问他到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这番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可谓是官民相亲、文人咨政的典型。
针砭时弊型“愤老”，以针砭现实的时弊为己任，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敢于发声。但其中有个别人他们往往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牢骚满腹，怪话连天。对于这样的老人，我想借用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相送。不要迷恋晚霞余辉，要清醒认识残酷现实，“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要知道，老年只是落日余晖，再怎么折腾，也不会再有朝霞满天的辉煌。
恋旧厌新型“愤老”，以思想保守为特征，留恋旧事物与旧生活，厌恶新事物与新生活，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不断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地球在运转，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每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老人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拥抱新生活，过好每一天。如果不改变守旧立场，这种类型的“愤老”只能永远是时代的落伍者。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无法享受新时代、新事物、新观念、新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如果不识时务，怨天尤人，不仅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会自取其辱，有损自己的人格尊严。
倚老卖老型“愤老”，或因为早年有功，或因为掌握了独家秘闻，像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一样，不分地位尊卑，不管内外有别，喝了几口酒就满嘴胡唚。自以为有功于主人，就倚老卖老地骂娘，不分场合地撒泼，结果被王熙凤命人塞了个满嘴牛粪。
“愤老”与“愤青”及“愤”之辩
与涉世不深的“愤青”相比，作为过来人，“愤老”有其独特的优势：衣食无忧的优越地位；深厚丰富的人际资源；多种多样的人生阅历；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多少不等的办事能力。因此，“愤老”极端起来，比“愤青”更可怕。不过，“愤老”与“愤青”相比，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劣势。16-17世纪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拿老年与青年对照，对青年有诸多肯定，并且流露出对青年的羡慕和对老年的厌恶之情。从情感上看，莎士比亚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愤老”。
不过，莎士比亚的“愤老”，反映了西方文化歧视老年人重视青年人的文化特质。而中国的有些“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敬老文化传统惯出来的。转型期以来，中国敬老文化受到现代化交通的冲击。在公共汽车上，为老人让座的现象很普遍，而在地铁里，这种敬老风气却很少见到。这也是“愤老”们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慨的直接原因。
“愤”并不可怕，无“愤”即无诗。诚如司马迁所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
无论是“愤青”也好，还是“愤老”也好，有“愤”比没有“愤”总是要好些。对于青年来说，“愤”表示励志；对于老年来说，“愤”意味着参与。国家要根据不同年龄群体的生理、社会和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工作：鼓励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引导他们理性表达；支持中年人回馈社会，妥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提倡老年人发挥余热，为他们的表达预设出口。中国要发愤图强，没有“愤”是万万不行的。这里的“愤”不是气“愤”的“愤”，而是表示志气、骨气、气节的“愤”。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愤”族。(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愤老”心态与怀旧情绪
我们和愤老(或愤青)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说，差别在于自我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圆滑、世故、表里不一，后者则更坦率、直接、表里如一。就愤老来说，他们或许曾经圆滑过、世故过、虚伪过，但到了人生的黄昏，反而无所顾忌，具有了否定之否定后的真诚与豁达。
他们的“愤怒”来自哪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的愤怒，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人们之所以产生愤怒的情感反应，至少源于两种情形：第一，所信奉的普遍价值(或底线价值)被僭越引起的愤怒。第二，利益被损害所引起的愤怒。这些利益包括共同体利益(如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归结其来，人们产生愤怒，是因为人们对他人的期待落空或被违背。
就愤老来说，他们的愤怒，或者出于其利益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受到损害(如医改)，或者是某种他们所认可的价值遭到破坏(如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包二奶现象)。他们不同于在位的中年人，没有了“乌纱帽”或实际利益的顾及，敢于借助媒体直陈己见，表达不满。这种表达，是他们的权利，大多也是理性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的理性诉求夹杂着情感的色彩，有时甚至难免偏颇。
愤老不同于愤青的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他们具有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经历。这种对比经历使得他们对当前现状有着更宽和更高的视野。他们亲身经历了整个变迁的过程，知道当今现实的来龙去脉。他们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有了历史的尺度。他们深切体验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如：物质财富的增加、消费选择自由与个人言论自由的增加)，也目睹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溃败等负面过程。
他们对现状的感知难免有历史的印痕。他们的价值观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尽管他们也能与时俱进，但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在他们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当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一些变化与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看不惯。他们曾经是秉持“清正廉洁”、“奉献精神”、“助人为乐”和“自我牺牲”的价值的一代，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个人主义化的社会，许多现象(如：官员腐败)与他们的价值观(清正廉洁、奉献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要抱怨现实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对他们的现实观察造成影响的因素是怀旧心理。怀旧心理的产生，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失意或惶恐。人们难于从现实中寻找安慰，就从过去时光寻找精神抚慰。因此，根据社会学家戴维斯的说法，怀旧是一种把消逝的往昔加以理想化或浪漫化的心理机制。一方面，它把过去的痛苦淡化。另一方面，它把往昔美好的东西凸显出来，加以拔高，并与当今社会的阴暗面形成对照。于是，过去的金色年华就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故乡，一种人生的安慰。如果说，乌托邦心理是借助对未来的憧憬来对现实表达怨恨，那么，怀旧心理则是借助昔日的金色年华来对现实表达不满。
愤老出现难能可贵
就当今中国来说，有两种怀旧现象值得注意。一种是炫耀性怀旧，一种是缅怀性怀旧。成功人士的怀旧，常常就属于前者。例如，一些官员、老板或国企高层主管就对他们过去的知青经历念念不忘，并时不时拿出来炫耀。在他们那里，过去的苦难变成了他们的资本。这种怀旧成为他们今日成功光环的背景色。与此相对，弱势群体的怀旧，多半是缅怀性怀旧。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属于失意或利益遭到相对剥夺的群体(如：国企下岗工人、退休老人)。他们的正当诉求未能得到满足，正当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所信奉的价值未能流行，于是，他们缅怀过去，从往昔寻找安慰。例如，许多老人就无比怀念过去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免费医疗)和社会风气。
怀旧心理固然是引起愤老现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的全部。问题的更主要的根源在于，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境遇是否公平，他们的诉求是否得到妥当的回应。弱势群体不但是利益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而且他们也在话语权上也处于弱势。因此，即便是出于怀旧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老年群体的声音的出现，是件好事情。
事实上，被称作愤老的人，大多都是昔日重量级人物(官员或文化名人)，也许只有他们才有足够能量在媒体上发出声音。而许多底层的人物，则注定成为默默无闻的一群。因此，能出现愤老，在我们这个善于健忘的时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愤老，我们要给予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甚至多一些喝彩。更主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为保障老人的权益做实事，同时，弘扬普遍价值，把中国的改革之事办得更好。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将来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做愤老。
愤老们，多多保重！(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有一种博主叫愤老，有一种博客叫愤坑编辑本段回目录
愤青者本是年轻人的称谓，偏偏有种人选择充当老愤青作为一种敛财方式。年轻人有理想，当现实与理想有差距时或有不平，那无可厚非，那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是一种探索，是一种思考。而老年愤青则不然，他们不像愤青那样单纯，他们让别人花钱去愤，将愤变成一种消费。
纵观老愤青们的博客，绝无阳光快乐，全是祖国的阴暗面。老年愤青（应该叫愤老）之所以愤，他们夹杂着各种敛财的目的，一曰讲座，所有愤老们无一例外用他们对资本市场肤浅的理解去指导别人投资，于是南辕北辙，笑话百出。二曰卖书，白云大妈有了名气就写《月子》，当然黑土也不是不能写《伺候月子》，于是曹建海写高房价，牛刀一把年纪写爱情丢在哪里了，混在一起在博客上做广告卖，有点像犀利哥的着装——混搭风格。更有侯宁大师一本书还没出呢，急得不行。本山大叔说，快写啊，村头厕所没纸了，全村人那是相当的期待！
利用别人的愤装作自己很愤的样子，实际是却是兜售自己的私货，挣那些愤青的钱，很没出息。愤就是愤，钱就是钱，混搭在一起愤的档次就低了，被别人看不起。这种博主叫愤老，那博客愤青云集叫愤坑。
当愤青激扬文字，做愤老敢说真话
愤青，又做“粪青”，在网络上已经是耳熟能详的重要群体。
最近比较吸引眼球的，却是一群“愤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绝对是“体坛愤老”袁伟民。曾经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殊荣，被全球华人瞩目数十年的袁伟民，近年来已经淡出体育官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纷扰俗世中超脱的他，从回顾到反思，写一本《体坛风云》如同重磅扣球，狠狠地砸出了无数火花。
书中的争议处很多。从暗批（其实已经批得很明）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拖后腿，到爆料马家军“嗑药不倦”，到反思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体坛愤老袁伟民以硬挺的身段写下自己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数十载寒暑的经历，为世人掀开了中国体育铁幕的一角。
无数人都把焦点集中到他和何振梁在申奥时的“梁子”。我倒不这么看。
在中国传统的智慧里，“中庸”和“平衡”往往是上位者首要的考虑。当袁伟民和申奥代表团和罗格一派达成“京罗组合”的选票协议时，很可能也需要留一个后手给韩国的“贪污老金”。世事难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韩国的老金真的上台，中国这边也总有个人当年有份人情在，以后说话办事也方便。
袁何之争，我想顶多是中国的左手对右手之争。抛开了吸引眼球的肥皂剧，袁伟民的书里，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一种诚实面对的态度。
在袁伟民的书里谈及体育的部分，他该赞就赞，该骂就骂。高层官员的“著作”里常有大量的“和稀泥”内容，在这本书里少之又少。这一点，在和兴奋剂斗争的部分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尽管面对无数的高低官员的游说压力，他还是选择了诚实面对体育精神，宁可少拿金牌，也不给中国的诚信抹黑。
诤言难得，古今如此。
比起“体坛愤老”袁伟民更进一步的，是笔名“皇甫平”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按理说，出身官方传媒的深宫，享受着丰厚的退休待遇，本不必再指点江山，引来争议。但是这位愤老，最近一口气写了两万字的长文，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极其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人民日报》出身的“愤老”下笔洋洋万言，一下就打在缠绕中国进一步发展恶势力的七寸上。明眼看中国时事的人都知道，中国进入新世纪来，国进民退的大趋势，让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高额，甚至是非法资本回报。
知道归知道，有胆子对现今领导层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言，则是另一码事。
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成长，在中国造成的问题可谓是“罄竹难书”，他们不仅对中国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盘踞，而且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现在知道中国的专家为什么变得这么臭），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周“愤老”的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文章的最后，引述了明史“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的沉痛教训，痛陈中央应当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必要性。
这样有种的文章，近几年来已经不太多见。
看到这些挥斥方遒的建言，“愤老”对中国以人治为主的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跃然纸上。
要说建政史上最大的“愤老”事件，当属是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他在1959年7月13日写了一封万言书，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直达最高领导人的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引燃了毛泽东的斗争意志，直指彭德怀对他下战书，“指名道姓，喋喋不休”，于是就出现了最失控的“愤老”一幕，彭德怀对着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怒吼：“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一言既出，命运已定。可悲的是，历史总是要在当事人尸骨已寒之后，才证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的错误，彭德怀的忠耿。
但历史在进步中，中国的言论环境也在逐渐宽松。从给最高领导人写私人信件而被政治斗争打倒打臭，到在媒体上对新一代领导人痛陈时弊而仍旧安度光阴，再到网络上汹涌澎湃的“愤青”现象，都反映了中国的言论空间的逐步拓展和权力架构的逐渐分化。
中国期刊界有一个异数，《炎黄春秋》。虽然屡次传说杂志被禁，或某一期被停止发行，但总是化险为夷。它创刊至今10余年，宣改革、倡民主、揭真相、搞思想新潮的“异见”动作不断，但却一直屹立不倒。
这里有不少“愤老”长期耕耘写作。费孝通、程思远、赵朴初，原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以及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锐等等。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也为之撰过稿。该刊的屹立不倒，就可以看出来那群元老级的愤老们所拥有的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只要中国政坛仍维持以人治为主的格局，“愤老”们所起到的平衡和推动作用就绝不可轻视。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很多元老级的人物甚至是参与了中共建政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全过程。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治国方向的失误和政治上的误读，有着无人能比的深刻领悟，甚至是直觉判断。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他们言论更能够得到最高层的倾听。得到“愤老”背书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存活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而他们距盖棺论定不远，总要在说了一辈子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后留下一点真话，很多故事，若非历史的当事人说出来，公众永远也不会知道。
本文是郑维先生的大手笔，信手拈来联合早报，最后对愤老寄语厚望：留下几句真话，传下一点真知，让后人看到点人格的魅力，这就是“愤老”的价值。
北岛：我依然很愤怒 老愤青一个编辑本段回目录
北岛：我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近几年来，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南都周刊记者 罗小敷 实习生 石萌萌 香港报道 摄影_大食
北岛在香港
北岛的书房设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公寓中。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怡人的蓝天海水。门口开放式厨房收拾得很干净，北岛常在这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当午餐。书房距离北岛在香港的家步行约七八分钟，穿过街区公园即可到达；坐小巴十分钟可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
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穿着夏天气息的蓝色短袖条纹衬衫，偶尔用手拍拍被刚完成的新书《城门开》累伤了的腰，我指指窗外楼下酒店的碧蓝泳池，问他是否有去游泳，他摇摇头说不去，但有空会到健身房跑跑步，60岁的他笑起来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精神矍铄。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在4月的城市文学节上，当面对香港年轻人对北岛不着边际的提问时，我坐在观众席间，隐隐为台上诗人的孤独而担忧。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教的是诗歌写作，后转为诗歌翻译与欣赏。除了教书，他在中文大学主要负责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并主持“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诗歌推广项目。写作，办刊物，通过一系列诗歌活动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所贡献，是北岛如今的心愿。
近几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临别时，问起北岛对居住及工作在香港是否满意，他略微沉默后，回答说这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他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故土难回，但北京仍是他与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言和的参照物。
“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 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style.sina.com.cn/news/p/2010-09-15/091767315.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615880100fp7l.html?tj=1
http://news.sina.com.cn/m/2010-07-16/11012069289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