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
一个“民二代”的城市生存图景
文、图/卞君瑜
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
留不住的根
梁峰(化名)现在是宁波市鄞州区一个玉制品工艺厂的车间工人，这个19岁的年轻人看上去有些忧郁，给人的印象是平时不喜欢与外人接触。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个不堪回首的秘密——他曾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活。
梁峰的老家在河南新蔡县。梁峰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广东打工，是如今人们口中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而他在老家上学，因为没有人管，他根本读不进去书，上到初一就辍学回家了。然后，他跟父母到了广东，当时他也没有想那么多，以为到广东也可以找个工作，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因为他太小，根本没有人敢用他。本来父亲想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再学个一技之长，但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在广东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随母亲回了家。
母亲带他回家有两个打算。一是梁峰在城市里没有事干，天天在外面瞎跑，母亲怕他染了不良习气，做了什么坏事；二是在外打工多年的母亲知道，在城市打工，只是暂时的，将来终究还是得回老家来生活的，她想趁梁峰年轻的时候让他接触一下农村的生活，对农村人来说，庄稼活是本份，让他先学着干一些农活，以免将来把根给忘了。
但这是梁峰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已经在城市里生活过了，而城乡之间的反差让他忽然对原来的生活轨道产生了一些厌恶，但那时候，他又别无选择。
刚回家的时候，母亲让梁峰下地干活儿，他根本不去，母亲赶也没有用。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就对他说，让你爸回来管教你。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对梁峰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不投机，上去就打。梁峰害怕了。这个时候，邻村一个叫做小光的、比他大两岁的男孩要到宁波打工，梁峰从家里偷了500元钱，跟着小光来到了宁波。
那是2007年3月7日，梁峰记得很清楚，他来到宁波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整个城市还处于一片平静之中。
到了宁波，梁峰才发现，虽然城市到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是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不容易。最后，在宁波流浪了一个星期后，终于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峰找到了一份在饭店做服务员的工作。这个饭店在宁波的市中心，不大不小的，生意很不错。饭店虽然是一个小天地，但是却让梁峰大长见识。“有些人真是有钱啊，吃一顿饭花个千把块钱，眼连眨也不眨！”梁峰时不时在心底发出这样的感叹。
城市的“过客”
这种反差刺激了梁峰潜藏在心底的物欲，并随之慢慢发酵。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一股想拥有一部手机的欲望将梁峰推向了深渊。梁峰说，那时，他忽然发现，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手机，就连常来饭店里收破烂的，也有一部手机。当时，一部手机最便宜的市场价也要上千元，而他口袋里却只有不到200元钱。想有一部手机的愿望如一只猫一样住在他的心中，将他的心给挠得痒痒的。
2007年4月的一天，梁峰下夜班回家，当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在通过开明街地下通道的时候，梁峰的眼前一亮。走在他前边的一个女子背了一个包，更重要的是，一边走一边在用手机打电话。梁峰说，那一瞬间，他什么也不想了，冲上去抓住那个女子的手机就跑，在跑的同时，又把那个女人的包给顺手抢在手里。打电话的女子当时一愣，上去抓住了梁峰，梁峰挣脱后，跑出了地下通道，女子一叫，被附近的巡防队员听到了，没有费多大工夫，就将梁峰抓住，扭送到了派出所。
宁波市海曙区法院经过审理，因为梁峰作案时还不满18岁，以抢劫罪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梁峰说，当看守所的大门关上的那一瞬间，他的心降到了冰点，他背上行囊，原本是到城市里来寻梦的，但在那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梦碎的滋味。
在浙江省少管所里，梁峰呆了一年多，在这期间，他学会了一门手艺。梁峰刚进少管所没有多久，记者随海曙区法院的法官去回访这些少年犯。梁峰当时的情绪很低落，他对记者说：“如果当初我不到宁波来，也就不会犯罪了！”
他被判刑后，不知为什么，家人一直没有来看他，他想让记者帮助他联系上他的家人，让他们来看看他。后来，记者想方设法和梁峰的家人取得了联系，梁峰的母亲赶到了宁波，这位母亲哭诉着她的不解：“这孩子在家很老实，到了城里咋就学坏了呢？”
2009年年初，梁峰走出了少管所。经过这一场磨难，他成熟了很多。在少管所里，他参加了法院组织的关爱妈妈活动，认了一个女律师做关爱妈妈。出来后，他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重新留在了城市，他说他过不惯在农村的生活，他想在城市里打工赚钱。在关爱妈妈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刚开始，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后来他才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城市虽然冷漠、残酷，但也是包容的——除了企业的主要领导外，别人几乎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身份。
梁峰在企业里干活很卖力。他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城市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的，做人还是现实些最好，有些东西不是自己的，“就想也不要去想”。他给自己在城市中的身份下了个定义，就是一个“过客”。
过去的那段经历，让梁峰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遭遇的年轻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做“狱友”。这些人和他一样，出来后，几乎都没有回到老家，而是散落在各个城市里，但大家还互相联系。而令梁峰感到黯然的是，前几天，他刚听说和他一起服刑的两个朋友，又在其他地方“犯事”进去了，“再进去判得就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梁峰说。
游离，游离
梁峰说，经过这么多事，他算明白了，现在不管是叫他们新生代农民工也好，还是“民二代”也好，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大家到城市里，猛然换了一个环境，并且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环境，如果把握不住，就可能“一下子栽倒在地了”。所以，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讲，遇到什么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然后悔就迟了。
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现在的身份，他说他明白，他现在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边缘阶层。
梁峰称，据他观察，他周围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也不会返回家乡，而是继续在城市寻找机会。他们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成为社会游民”，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为此，他感到很担心。
梁峰打工的企业老板对梁峰评价很好，说这个小伙子，虽然以前走过弯路，但是现在让人很放心。老板说了这样的一件事，去年8月份，厂里有两个工人因为小事发生了纠纷，最后殴斗，梁峰在现场，就远远地躲开了。通过这件事，让大家对梁峰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梁峰还对记者说，一次他上街，看到一个小偷在偷一个工地上的东西，就上去对那个小偷说，兄弟，还是好好做人吧，这样做不好。那个小偷骂他多管闲事，梁峰说，如果你不想像我一样，你就做吧，我在里面蹲了一年半，你想体验一下，就去吧。那个小偷听了这话，就自己离开了。梁峰说，他当时看到那个小偷，就想起了自己。那个小偷从年纪上来看也不大，如果就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就毁了”。
谈起以后的打算，梁峰说，先这样做着，然后再找机会，如果有机会了，就多赚些钱，没有机会，就挣些死工资。而他从出来到现在，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他说他没有脸面回家，等将来赚到钱了，再回家去看看。
在19岁的梁峰看来，这个城市里的机会就像在街角巷尾飘过的那缕清风一样，无处不在，虽然大多时候，当你为它驻足时，它却不知所踪。
迷失，在城市的边缘
特约记者/毛空军
笔者采访的近20名“民二代”服刑人员，没有一人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受“发大财”、一夜暴富、仇视富人等心理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追梦人
和大多与自己同龄、梦想着衣锦还乡的人一样，孙理想(化名)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监狱里，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尽管现在，他仍只有24岁。
孙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一个农村。家里说穷不穷，说富不富，除了曾当过小学老师的父亲的退休金外，每年还有3000多元土地承包给别人的收入。地。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块钱。他在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都没有什么变化。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的孙理想返回老家，但两个月后，他便呆不住了。朋友王云回家探亲，孙理想见王云西装革履，提着大包小包，非常羡慕，觉得王云发财了，可自己出去打工干了两年没有挣到钱，却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的心又活了，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两人一拍即合。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安。2007年年底，他思念自己的父母亲，给父母亲买了200多元钱的营养品，又带了1000多元钱作为路费和花销，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次探亲，孙理想并没有给父母留一分钱，那1000多元钱除了留下路费外，其余的都花在和朋友一起喝酒上了。
而自打工到被捕，孙理想一直没有向家里汇过一分钱，“家里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他说。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红梅牌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孙理想当保安半年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和笔者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上两个小时，有时一天上个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确认对方是女网友的方式是通过视频，他得意地说这些女网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成为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
至于聊天的内容，他只用一句话概括，“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自己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寻摸一下，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那是一间新世界购物广场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把插头拔掉，拿着电脑准备离开时，孙理想在出门前回头突然发现，屋子墙角上方有个摄像头，在门后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个7英寸电视大小的接收器(显示器)，孙理想连接收器一起拿走了，他自以为没有这个接收器，摄像头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没有想到，他的盗窃行为早在他们取走显示器之前已经全部储存在显示器中，况且购物广场已安装了许多摄像头，对此一清二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由于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王云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0年4月2日，是孙理想刑满释放的日子。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踌躇满志：“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别人说我们来京打工是为了拥有发财梦和城市梦，我举双手赞成。我个人认为，我干上了保安就是已经拥有了发财梦和城市梦，尽管是昙花一现，但我毕竟曾经拥有或者实现过。我不怨天尤人，我依然是那句话，我美好的未来不是梦！”
孙理想在监狱里，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提到了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出的“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从电视、报纸、杂志上看到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将目光聚集到“我们这个群体身上”，因此，他说自己“满怀信心”，并又一次引用了一句歌词，“彩虹(阳光)总是出现在风雨后”。
我要的自由呢
柳平(化名)，1 9 9 0年1月出生，初中二年级文化，家住甘肃省盐官镇的一个农村。家中有5口人，以种地为生。
柳平初中没有毕业就不想念书了，想来北京打工。但其曾经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尽管常常打架逃学，成绩仍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至于每次考第一的原因，他解释为老师上课无非是讲点方法，其他的自己都会，照着课本例题做就行了，至于课外题，买点书看就会做。
在2006年年初，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辍学来京打工。谈到来北京打工的目的，一是不想让家里、学校管教，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想挣钱——家乡比较贫困。
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边上的一家服装厂，干做衣服的活，月工资900元，包吃住，确实比较自由。柳平每月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未向家里汇过一分钱。他平时喜欢上网，花在网吧里的钱每月大概400元。如果厂里没有活干，他会一整天都泡在网吧里。在网上他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并给她花了4000多元钱买了一条金项链，但恋爱谈了不到一年，他就犯了罪。
柳平认为自己第一次犯罪是因为年龄小，怕苦怕累。他被4名年长的人拉下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在大兴旧宫附近，入室盗窃8起，专门盗窃钱和手机，被捕后被判刑一年。
他在大兴看守所服刑不到半年，又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市监狱服刑。
2009年2月释放后，柳平回到了老家，结果呆了两个月，觉得在老家“太没意思”了。“干”呆着没有事干，乡邻又冷眼相看，自己心里也挺惆怅的，他自然而然又思念起北京来，觉得老家和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横下一条心，柳平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又像小鸟一样飞回北京。
第二次来京打工，他在昌平区的一个大排档里当服务生，工资每个月1100元钱，管吃管住。但活很累，时间又长。从早晨6点起床后，就由老板开着两节车厢的面包车，拉着他去早市采买大排档做客饭用的食材。他负责搬运东西，由于买的东西太多，光搬就得花1个小时。
回到大排档卸下东西后，还不能闲着，柳平得负责摆228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把椅子，累得他够呛。
谈到重新犯罪时，柳平说得非常轻松：“2009年5月14日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了我住的昌平区回龙观。我住在二楼，当我准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时，却看到了隔壁的门开着，我就收起了我的钥匙，进了屋子里。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黑皮包就放在椅子上，我把黑皮包拿起来就走，屋子里的其他东西我也没有顾得上拿。也没进自己屋子，而是找了一个僻静地方打开了黑皮包，里面光有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1300元。我把手机装起来，把皮包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盗的人，在我走后不久就报案了。由于我住在隔壁，警察连我一块带走了。我到了派出所就承认了，然后被判刑。这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时间是2009年5月14日至2010年5月13日。”
两次进城，两次入狱，柳平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大城市里，如果没有文化，又和他一样一点苦也吃不了，是挣不了钱的。
同笔者谈起他年纪轻轻就有过两次入狱的经历时，柳平坦言以前没有想过，现在有点后悔。村里的初中同学，有的学习成绩和自己相比差远啦，但是他们考上了大学。“真的很后悔”，柳平又重复了一次。
谈到释放后的打算时，柳平说他想上技校，因为老家的人已经在兰州市给他找了一所技校，等上完学，有了知识，他还要来北京打工。他相信，那时候自己的年龄大了，懂的事也多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事乱来，不考虑后果。
当笔者告诉柳平，自己采访了近20名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没有一名服刑人员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时，柳平沉思了一下说，自己不是不懂法，也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年纪小，怕苦怕累；而再次犯罪时，却存有侥幸心理，看见别人的财物就心痒，想据为己有。
他想规劝和自己一样来城市打工的同龄人，“不要见到认识的人干某些犯罪活动来钱快，就去效仿，要正确认识自我，当一个人被发财的欲望、一夜暴富的欲望、仇视富人的心理驾驭后，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5月13日，是柳平重新获得自由的日子，自由是他曾经对城市生活一个最原始的诠释，但却屡屡与它擦肩而过，柳平相信，20岁之后的路还很长，自己不会再次错过。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某监狱的管教民警)
他们梦归何处
文/卞君瑜毛空军
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他们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2010年春节刚过，一场缺工潮席卷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地区农民工劳动力的短缺带给企业的生存危机。
而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市场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位北京西客站地区的民警向记者描述：元宵节前后，北京西客站每天平均滞留30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地上地下黑压压到处都是人。这些在春节后潮水般涌到都市的农民工，一时无处安身。
一份来自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目前中国近2亿的农民工队伍中，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成为当前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针对这部分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又叫民二代)”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管理分院副院长游建章这样描述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三高一低”
25岁的王成标在宁波劳务市场已经转了3天，他想找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除了工资上有要求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上班的地方，要有网吧，因为他喜欢上网，但是，这个条件，很多企业却满足不了他。记者在浙江、北京两地调查的100多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中，90%以上的人业余生活以上网聊天为主，因此，工作场所附近有没有网吧，成为他们择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河南安阳的张宝峰刚刚21岁，已经来宁波务工两年了。春节前，他在宁波鄞州区洞桥镇一家五金厂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但他辞职了。张宝峰说，他之所以辞职，并不是嫌工资低，主要是这家五金厂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从事的都是简单的零件加工工作，而他很想学门手艺。“干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就是透支青春，等年纪大了，体力不行了，又没有手艺，企业也就不要你了。人要可持续发展才行呀。”他说。
听到他说出“透支青春”、“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词语，记者有点意外。一问才知道，张宝峰的老家比较重视教育，他读完高一后，由于成绩不太好，同时又急于到南方闯荡，便来到宁波务工。今年春节他回老家过年，但感到自己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了。“我家就我一个男孩，父母很疼我，我从小就没干过农活，既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过年回去呆了几天，心里闷得发慌，我更喜欢城市，城市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父母也不靠我赚钱，他们希望我能留在城里，我也想永远留在城里。”张宝峰说。
生于1987年的吴建是湖北人，他重新找工作的理由很另类：原来的单位里清一色都是男同事，耽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说到这个理由时，小伙子挺认真的，逗得旁边那些年长的求职者哄堂大笑。见大家笑了，他的脸也变红了，不过他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
3年前，吴建高中毕业后到北仑的一家船厂工作，到去年下半年，他每月收入达到2500元，这令他很满意。但是，船厂里全是男同事，生活太单调，船厂周围的企业也很少有女孩子，吴建想找个对象都很难。虽说春节回老家也能找对象，但时间太短无法深入了解，往往谈不成功。“找对象还是找在一起工作过的好，这样志同道合，能相互理解。”吴建说，他希望新找的单位男女员工都有，而且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这样大家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的同时，找到自己喜爱的人生伴侣。
老家在云南的赵学治也有同感，他原先在宁波象山的一条渔船上工作，每月收入有3000元，但他还是要放弃这份工作。“出海一去就是半个月，看来看去就是船上那么几个人。”赵学治说，他30岁了还没找到对象，和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他也想找一个女同事多的工作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的时候，对工作环境都有特别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的正在找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首先问到工作时是站着还是坐着，宿舍有没有空调等。
《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吃苦能力低。
而在缺工荒和新生代农民工异军突起的情况下，记者发现，一些企业也在努力地迎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有媒体将其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逼企业加快产业升级”。
“没有家的感觉”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也很少对他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而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除了待遇上有所要求外，对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而这种挑剔，也让企业主们感到很是“头疼”，有的企业为他们专门建起了休闲区，以供大家消遣用。宁波江北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记者说，现在的农民工，很难伺候，一点苦都不能吃，并且脾气也大，一点不如意，就扔挑子走人了。
记者采访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其实还是孤独的。他们每天工作在流水线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成标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到上初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学习一直好不了。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了宁波。来了之后，他就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住了，“做一个城市人
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标说。
后来，他才发现，虽然城市这么美好，但是属于他的却不多，他的父母租的是小区的车库，又潮又湿，空间又小，就这，还占去了母亲半个月的工资。同时，他还发现，在城里打工是很累的活儿，他的父母都在一个电器加工厂做杂工，每天回来累得倒床就睡，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王成标忽然也感到空虚和失落。
王成标在16岁的时候，终于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但是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不做了。“那活儿太累了，我根本干不下来。”王成标说。此后，他就游荡在城市，从而学会了上网，学会了把头发染成黄色，有些东西虽然买不起，但也让他认识了。
18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好生劝说下，他进了一个工具厂学起了车工，这一学就是两年，终于出师了。此后，他就在这个城市以打工为生。王成标说，这几年，他一共换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谈到换工作的原因，要么是“工作太苦”，要么是“车间主任的脸色难看”，要么是“不适合自己”。过了今年春节，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对于未来，王成标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与他的父母辈相比，他的生活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里，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块左右，他曾想买一台电脑，但是又
怕放在这样的房子里丢了，同时又因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网线，所以，每个月到网吧上网，都要花去一笔钱。王成标很想在宁波拥有一套房子，过上那种像模像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门槛太高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将来唯一的退路，还是在遥远的农村。而对农村，王成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乡间的气息对他来讲已经陌生，这几年，他过春节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实在适应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泞的乡间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但是他只能就这样往下走。
和王成标相比，小白在宁波已经打工10年，他说他有技术，但是就是融入不进这个城市，户口、工作、房子，都是一道道门槛，“我就是一天24小时上班，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并且随着年龄越大，会越来越感到失落。”
因为没有归属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识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们就会去找有关部门投诉。他们很关心国家事关他们的改革问题，例如户籍、居住、劳动环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两会”期间，记者曾走访了1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他们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也在增强。他们大部分都表
示不打算返回家乡，而是准备“在宁波生活下来，做新宁波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工都会对记者说，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努力在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感到的还是城市的“冰冷”。谈到媒体上都在报道的“民工荒”，他们会说，其实没有民工荒，城市的高房价和生存压力，把大家都吓跑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农民工说，现在中国缺的不是农民工，而是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家的感觉”。
迷茫之后
在大量“民二代”涌入城市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尤其突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该院受理的“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为1684人。
据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2009年全年，该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占总数56.2%的犯罪嫌疑人都为“80后”农民工，其犯罪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谋取不法经济利益的侵财性犯罪为主，尤其以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
而另一名北京市某监狱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目前，“80后”、“90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现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对比之下，“80后”犯罪多以侵财为主，刑期相对较短，但是，“90后”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呈现多样化，刑期从有期到死缓不等。
江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分析，首先，一些“民二代”进城后心理失衡、抗生活压力能力差。他们多为独生子女，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对他们偏爱有加，从小娇生惯养，很少干过农活。他们一方面对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高档次的生活”心生艳羡，另一方面却又不具备勤劳致富的耐心和能力。但又心有不甘，于是铤而走险。很多“80后”农民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都是因为“干活辛苦，盗窃、抢劫来钱快”。
其次，不少“民二代”文化素质较低，法制意识非常淡薄。大部分人读到初中，有的甚至是小学就选择辍学。由于素质偏低，生存技能差，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收入又低的工作，并逐渐沦为城市新的贫困群体。再加上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本身的法制观念淡薄，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无独有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一项数字调查表明，近年来，在他们处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有70%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张丹丹称，他们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0%都是“民二代”。这个数字令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深感震惊，宁波市中级法院刑庭的法官表示，他们今年将把此作为一项重点课题来调研。
对此，一些社会学专家指出，因为现行的体制和经济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希望给自己的梦想找一个寄托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能一直面对迷茫。
话语：
在监狱中采访了近20起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案例，我总结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文化程度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其中绝大多数初中尚未毕业，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导致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大多集中在对职业技能没什么特殊要求的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犯罪频发区也集中在这两大领域。
2.法制观念淡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法庭上交代完犯罪情况后，甚至会问，我可以回家了吧？他们很多实施了犯罪行为还不知道已经构成犯罪。
3.生活水平、质量较低。由于他们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比例较低加上社会分配不公，对财富的认知程度缺乏，价值观念迥异，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干任何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及羡慕同龄人的生活方式等诸多客观原因组成。
4.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生存状态，将视觉和现实人为地画上等号，缺乏明确的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无法加入社会的主流。容易被社会忽视，造成一种被抛弃和遗忘的错觉，极容易出现人格上的自卑、畸形，乃至较强的反社会情绪，加重了心理无法承受的能量，一旦这种能量爆发，将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5.就业状况不稳定。他们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或熟人的介绍，在不做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于盲目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严峻(今年年初乃至春节后形成的用工荒问题另当别论)，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工资，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体系及相应的救济手段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了犯罪。
6.生活以同乡同村等方式结群或者组织为主。选择在一起打工谋生的目的，一来彼此互相有个照应，二来可以用家乡话欺骗客户和偷工减料。这种方式就成了诱使他们步入歧途的温床。
7.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会地位极大落差，产生失衡心理，而引发犯罪。他们既羡慕他人出手阔绰，尽情享受生活，又不愿意通过双手去创造财富，就会铤而走险实施不劳而获的犯罪行为。
8.文化生活单调。业余生活枯燥乏味。由于长年累月过着一种重复的“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活动。即使有一点空闲也通过打牌、赌博、看黄色录像、上网等方式消磨时间。他们学习效仿影视、网络游戏中的抢劫、盗窃、伤害等犯罪伎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9.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救济。农民工生存环境恶化，政府保障手段滞后和不到位，从而诱发犯罪。
10.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11.社会不良思潮的引导。
——毛空军
对待二代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与其在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之后再“打击、保护、挽救”，不如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当前的形势下，一是要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是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涉及面广、难度大，必须有法可依，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同时，要尽快出台针对农民工权益维护统一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各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门共同协作，优化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为二代新市民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外来农民工能在当地安居乐业，融入社会主流文化，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世宇
福音：2010年3月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针对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批非法经营者欠薪逃跑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人社部已经向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刑法》，增加欠薪逃逸罪。
(实习生谢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阿星杀人事件 “民二代”融入城市之惑编辑本段回目录
关键词:迷失
“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说过这话的阿星杀人了。他曾身处“广西砍手党”半年，一直拒绝犯罪。但在被辞退扣工资时，手起刀落，砍死工厂主管，也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他打电话约记者去自首。最终被判死缓。五年过去，如今仍在高墙内。
阿星事件的身后，是新生代民工入城后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是人在边缘的身份迷失。
2005年7月7日夜，一名叫阿星的外来打工者举刀，手起刀落之际，他走上不归路。就在当年1月，本报进行“广西砍手党”调查时，他曾被记录。他称自己在“广西砍手党”中做饭，但从未参与作案。
事发一年后，因为自首情节，他被判死缓。时隔近5年，他依然在广东的监狱中重复着单调的生活。
5年前的那个夜晚，本报记者陪同阿星到警方处自首并持续报道，引发世人关注。阿星是第二代外来务工者群体的一员，他们大部分人主动抛弃农村扑向城市，然而又与城市有着无可消除的隔阂。
苦恼，郁闷，纷至沓来。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阿星杀人事件”所折射的社会现象引人深思。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专家学者跟踪研究外来务工者的融入城市之困。他们说，这个问题没有消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延续，甚至有更加严重的趋势。
采访认识阿星
1985年，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2000年，他跟随父母来到深圳公明打工，当时他刚15岁。随后，他在公明、东莞及汕头潮南等地打工。阿星家乡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到珠三角区域，而一些年轻人干起了砍手抢劫的勾当，还有了一个恐怖的名字———“广西砍手党”。
2005年1月，本报关注“砍手党”群体，并深入广西采访。采访中，时为本报记者的傅剑锋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阿星。在深入了解中，阿星称自己曾在“砍手党”内部半年，但一直没有作案，后来他和傅一直保持联络。
没想到半年后的一天晚上，阿星致电傅称自己因不满被辞退扣工资而将所在工厂主管砍死，事情发生在2005年7月8日，这个“坚持不使自己变坏”的年轻人迈出了本不该迈的一步。事发后，阿星从汕头逃到深圳公明，在街头流浪一天后，7月9日，他拿起电话致电傅剑锋，此时身为南方周末记者的傅剑锋致电本报。
记者陪同自首
徐文阁，现在仍为本报记者，提起当年采访的事情，他表示：“这个小伙子很帅，确实很惋惜，有机会我还想见下他。”他介绍，当时接到这个线索后，他和另外4名记者连夜赶到公明，在公明广场一个电话亭边找到了阿星，当时阿星看上去很落魄、很疲惫。
咨询警方后，他们带着他去吃了饭，随后把阿星带回本报深圳记者站。在记者站里，阿星洗了头，擦了下身子。2005年7月10日凌晨，正在被警方追捕的阿星被警察带走。
徐文阁说，随后的庭审中，他们又赶到汕头采访。2006年5月，考虑到自首等情节，阿星被汕头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时隔5年，深圳的治安已经好了许多，曾经闹得甚嚣尘上的“广西砍手党”不复存在，悲剧意味深刻的阿星还在狱中服刑。或许，人们更加渐渐遗忘了被杀死的工厂主管阿章，而留在阿章家人心上的伤痛一直不曾离开。
提起当时采访的细节，傅剑锋表示记忆犹新，对阿星这样一个新生代打工者的遭遇感到痛心。他介绍，当晚阿星联系到他时，自己正在北京，不能立刻赶到深圳。想到情况危急，便致电本报深圳记者站。
他说，当时自己面临着一个记者伦理和公民道德的问题：是找深圳同行稳住阿星劝其自首还是占据线索自己来做独家猛料？他选择了前者。现在回头来看，他认为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认识他时可以说他还有救，可是我终究没有把他从不归路上拉住。”他表示，这几年他也零星听到关于阿星的一些近况。虽为当时说服阿星自首的事情表示欣慰，但心底仍存内疚。
隐情
南都报道曾引发部分质疑
谈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傅剑锋表示，事情发生后，南方都市报对阿星杀人事件作了连续跟踪报道，可谓淋漓尽致。但现在看来，留下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当时南都的报道引发了一些媒体人士的质疑，甚至批评”。他说，很多人认为南都的报道倾向性太强，对阿星大肆同情，甚至有女孩给阿星写情书的内容，这是典型的黄色新闻操作手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都在当时的不成熟。
他认为，阿星的遭遇很悲情，可以同情但不能煽情。如果把这件事情拿到现在来报道，南都的操作手法肯定不会是那样，因为南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份受人尊重的大报。
而徐文阁也认为，现在回头看阿星杀人事件的报道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当时受限于诸多因素，但操作手法确实值得去反思和研究。
如今，当时参与事件采访的本报记者陈文定、陈学斌、付可、徐文阁等仍在新闻道路上行走，只不过他们有的已经从事新闻管理岗位，有的仍在新闻一线奔波赶路。
无论怎样，“阿星杀人事件”在南方都市报甚至中国新闻报道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烙印及“新生代民工”话题。这个话题进行了很久，而且会一直进行，因为无数个外来打工者正奔赴城市，他们怀抱梦想。
假如
假如他们被平等对待
作为第二代外来打工者，阿星反复说，他不愿意呆在老家那个比较穷的地方，但“自己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基于“深圳新生代民工现实出路”的议题，2005年7月21日，本报举行“城市论坛”。在论坛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表示，外来务工者的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拿出更多资金投入来帮助外来务工者。
“现在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的境况还是非常不易，这很明显。”时至今日，谈起这个话题，著名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认为，第二代外来务工者很难融入城市中，5年前面临的处境没有改变，而且所面临的夹缝处境越来越严重。
一方面，外来务工者习惯出外打工，甚至不适应农村老家的环境，土地都抛荒，只能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他们的卫生、交通习惯等不能很快改变，让很多城市人反感，甚至歧视。但还有更多制度、政策上的原因。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呼吁城市善待农民工，给农民工一些优待，然而这些基本上还停留在呼吁层面，没有真正在政策、法律层面上落实下来。现在一些外来务工者在城里买了房，这只能说明他们有了平等的购买权，但成为城市人还是远远不够。
对于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傅剑锋也思考良多。他说，当时他在南方周末发表名为《新生代民工的城市梦想》。阿星杀人事件后，新生代民工的话题被广泛议论，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社会学界研究。他认为，这是阿星杀人事件折射出的一个最有价值的社会问题。
5年已过，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民工到城市里打工，数量庞大，而且他们与城市发展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打工者的“梦想”与城市现实之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去研究，去寻找出路。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11/10472024767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