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 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个计划是历史上广泛、大胆、独一无二的。让10亿人口急剧转向，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先例呢？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太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开始了它的“大跃进”，或者用北京的措辞——“新长征”
1923年，美国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创办了《时代》。在中国生活14年的渊源让卢斯在大洋彼岸仍对中国投以关注的目光。
1967年3月10日《时代》封面人物亨利•R•卢斯在蒋介石时代，他甚至用自己手中的舆论机器浸染着美国政府和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态度。1924年9月，军阀吴佩孚成为《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出于天然的价值判断，《时代》笔下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与我们了解到总有些不同之处。于是，当《时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与我们认识的历史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更加丰富而立体起来。
“怀疑主义”
“这条无名小巷充斥着垃圾、生锈的煤油桶和碎瓦片。一捆捆参差不齐的柴火用绳子捆着堆在人行道上。碎砖、锡制脸盆和木水桶散落在挤满了人的路上。稀少的几辆自行车被仔细地锁了起来，斜靠在三层小楼旁。三只鸡在木板条做成的鸡笼里不紧不慢地咯咯叫着。孩子们在街上乱转，有几个在跳绳，他们的父母在做周末大清洗，从街上的公用水龙头里接自来水。
这条街上的脏乱和贫穷景象跟月历画上的中国相去甚远：面色红润的女孩微笑着在伊甸园似的果园里采摘熟透了的苹果，穿戴整洁的工人坐在擦得锃亮的机器里。但距离越南北部不远的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50万人口)的这条小街却更代表了中国的普通景象。”
当然，中国有其气派的工厂和舒适的公社展示给来访者。但信步走入城市的小街或者小村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月1日，《时代》的香港分社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眼中的中国景象。这时候，席卷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刚刚涌起。
吴佩孚“1979和1980年9月，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会民意调查的结果被贴在大学的公告栏里，然后被要求撕掉，估计是因为结果体现的怀疑主义让人震惊。例如，问到对于现任领导人实现‘四化’的能力怎么看，78%的学生选择了‘等等看看’的态度。当问及四人帮之流在下个十年会不会卷土重来，只有5.4%的人坚定地回答说不会，一半多的人回答说‘有可能’，39%的人说‘难以避免’。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54%的人觉得‘不确定’，只有36%的人宣告自己‘充满信心’。”(《学生们相信什么》，1980年11月10日)
对于包括复旦大学学生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北京门庭若市”
数年之间，小街上破旧脏乱的景象和平静的生活不见了。“在北京的大街上，留着长发的男人穿着风衣，和穿着高跟鞋的女朋友挽着胳膊。建国饭店就是加州度假酒店的翻版。附近，马克西姆的北京餐厅提供着70美元一位的高级菜肴。堵塞街道的自行车流中加入了奔驰轿车和日野观光巴士的身影。
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辆崭新的丰田车旁。去年收入18000多美元的养鸡户孙桂英(音)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的历史上第一位买了私家车的农民。”(《资本主义在酝酿》，1984年4月30日)
神秘而封闭的中国向西方的触角“媒体”，揭开了面纱。“在众多才能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他的老练——留意并满足美国新闻记者的需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新年庆祝晚会上，北京邀请了27名美国记者到中国进行了‘两周游’。最高潮是在人民大会堂与邓会面，这是美国新闻记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脑的首次如此规格的接触。”(《北京门庭若市》，1979年1月22日)
“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几年前决定对外国资金和技术实行‘开放’政策时，他也警告他的人民提防‘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的渗透’。
确实，长腿美女如今在皮尔·卡丹北京最新的时装秀上走来走去，不远处，穿着考究的旅游者走进卡丹新开张的马克西姆餐厅一品法国美食。
即使在郊野的林中空地上，也可以看到穿着牛仔裤的青年人随着录音机的音乐跳着摇摆舞。”(《与“精神污染”做斗争》，1983年11月28日)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
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自由退出的中国”
“上个周，在中国第一例破产拍卖中，政府卖掉了辽宁省东北部的一家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把它变成了工人所有。在北京决定不再资助亏损企业之后，这家工厂8月就已经歇业。在另一场行动中，有限的证券交易在上海试点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劳动合同的引进可能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在终身雇佣体系下——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工人可以推卸责任却不必害怕解雇或降薪。他们的工作是指定的，经常无视能力或技巧；甚至，他们的工作面貌都由上级决定。”(《自由退出的中国》，1986年10月6日)
随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悖论：法制建设的同时伴随着贪污腐败盛行，一部分人端着单位的“铁饭碗”，一部分人却已经遭受到破产的震动。
“‘无法无天’是一句中国古语，用来形容法律缺失的状况。中国的新统治者也许会把它变得更实际：无法无四化。它意味着保证官员、知识分子和熟练工人这些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不会被一声令下就送到稻田里去，就像毛时代那样。为了鼓舞斗志、稳定秩序，如今掌权的温和派去年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了审讯开放和公平，还承诺年内出台一部刑法。外国投资者也得到了中国的法律保护，后者亟需技术和资金的注入(目标：到1985年1000亿)。”(《中国迎来法制》，1979年3月19日)
“《沈阳破获重大偷窃案》，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道。《偷金子的罪犯被依法处决》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以前绝对不会出现在保守的官办媒体上，但最近，《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几乎每天都刊登这些犯罪行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被千夫所指的罪人是共产党官员。《时代》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说：‘他们现在被放在国家报纸的头版上公开批判，表明了北京的最高领导加快了在内部查处贪污腐败运动的速度。这个问题已经长时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忿恨和不满的主要原因。’”(《腐败的干部》，1980年1月16日)
“新的‘我’一代”
“周五晚上，老上海的核心地带。J.J.迪厅(编者按：1992年由台商开办，1993年被美国媒体排为世界第五、中国内地第一大迪厅)里拥挤的人群热闹非凡。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与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翩翩起舞；小桌子旁边，新富们在接手机的间隙小口喝着饮料。J.J.里的年轻人纵情于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和职业的自由。那些有意愿和能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地去追寻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伴侣和自我认同。(《新的“我”一代》，1993年11月29日)
“钟奇志(音)决心要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是农民和工人的儿子。’他说，‘我没法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于是，这个来自成都的31岁年轻人自学英语，跑到西藏一家旅行社干了4年，然后在南方城市昆明开了一家电脑商店。
1996年，他通过了大学考试，开始学习国际金融和经济学。他为自己的妹妹交学费学日语，如今她在上海的索尼公司工作。钟希望能很快跟她会合，到外资银行或者投资公司工作。
‘我认为中国人有更强烈的成功的愿望。’在他就读的大学旁的一家茶馆里，他点上半支烟，环顾周围桌子的学生们。他们大部分都要比他小上十岁。当钟还在他们这个年龄时，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无法盘算着跳槽、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在钟所希望的‘高盛或者花旗集团’求得一处职位的。”(《中国的脉搏》，1998年6月29日)
与此同时，一些观念也悄悄被打破，传统在现代经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调查是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族‘性文明’调查。使用了500名社会工作志愿者，获得了15个省23000人对240个问题的回答。
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性和婚姻之间高度连结的关系退化了。有86%回答问卷的人说，他们赞成婚前性行为。如此开放的态度经常持续到婚后。让人惊讶的是，69%的调查对象不认为婚外性行为有任何不妥。
可以想见的，未婚先孕者的数目也正在上升。作为回应，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的立场。就在几年前，未婚先孕的女人会被工作单位辞退，然后被作为反面教材强制堕胎。如今，她们可以在私下悄悄进行。(《在中国，直言谈性》，1990年5月14日)
1999年，在接受《时代》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傅青元说，“中国的许多人正面临着信仰危机。”
“中国会成为老大吗”
“在许多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被亚洲经济危机波及了。今年，国外资本流入的规模第一次变小。这是中国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如此多让步，以期赢得今年与华盛顿(并派出了最懂经济的朱基访美)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它极度需要西方投资者的美元。
美国国会的反对者并没有认识到，世贸组织在短时间内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应对外国竞争的准备。破产和失业将会猛涨，它们所造成的紊乱将大于美国所承受的。但长期来看，一些美国企业确实会受到损害。鲍莫尔说，这是繁荣的代价。”(《中国和世贸组织》，1999年4月15日)
繁荣背后，问题也渐渐浮现。“25年来，赵一直在中国东北部的一家煤矿工作，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煤炭就在这里被开采出来。他是个幸运儿。中国矿工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官方发布的数据是，去年，大约有5000名他的同事死于矿难。中国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并把原因归于当地官员和矿主的官商勾结。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拼命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国家的空气和水将会比现在还要脏。它的工人——其中许多处于糟糕的状态中——将永远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不管北京的政治家们多么有见地，不管新的规章制度被阅读得多么仔细，如果地方政府为所欲为，所有的成果将毁于一旦。”(《用鲜血染红的煤炭》，2007年3月2日)
“在一个饱受曾经的政治混乱、经济增长过热和腐败之苦的社会中，用法律解决争端或赢得正义还是一件新鲜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法律和法律体系已经开始扎根。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主席胡锦涛，经常说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想利用这种发展的律师积极分子仍然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许多法院拒绝接受某些案子。‘如果案例比较敏感或较新，大部分法官都不想陷入争论。’郭建梅，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创立者说。
面对这种困难，许多律师依赖媒体的支持。有时，媒体的监督会给法官以压力，让他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它也可能吸引更高级别政府部门的注意力，让某些机构服从于法律，庭外和解甚至是改变法律或政策。
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他因为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公众、尤其是网民的强烈不满。孙死后三个月，国务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国探索法制化》，2006年12月11日)
从越来越常规化的报道里，《时代》正试图描绘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超级大国是指拥有巨大经济总量和全球军事触角的国家。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用来形容美国，它也是如今唯一一个被冠以这个头衔的国家。中国既不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物质财富，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全球军事力量。但以经济和军事规模定义一个超级大国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国家有能力颠覆这种体系，它这么做甚至是无意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编辑本段回目录
《时代》——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之一，由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6.8万美元于1923年创办，其观点代表着西方国家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时代》在《时代》创刊至今的80余年里，美国人从未停止过从大洋彼岸远眺中国。回顾周刊封面上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底色下描绘出的一个个中国面孔，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回访。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1924年9月8日，在创刊一年多之后，《时代》选择了这位当年的风云人物；而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最多的中国人无疑是毛泽东，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无疑也正是毛泽东，《时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同样，蒋介石作为在20世纪对中国历史带来重要影响的中国人，也曾多次登上《时代》封面；邓小平是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次数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人，而且邓小平曾于1979年和1986年两次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周恩来也曾多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另外，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还有溥仪、汪精卫、陈诚、宋美龄、陈立夫、宋子文、吴国祯、罗瑞卿、刘少奇、陈毅、林彪、江青等人。
《时代》有美国本土版(主刊)，也有亚洲版等各种区域性质的地方版。在《时代》亚洲版上，近年来有更多的中国人登上了封面，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演艺圈与体育圈，比如章子怡和姚明，这两人都曾多次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他们已经成了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片。
《时代》对中国的叙述，永远是基于西方人自己的语言；《时代》对中国的描绘，至今也还是用着美国人自己的画笔和油彩。但是，透过80余年的历史，我们欣慰地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对话，开始在彼此适应中逐渐接纳对方。
美国《时代》周刊:中国"充满希望士气高涨"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时代》周刊5月22日发表题为“被唤醒的中国”的文章说，人们对普通中国人更有信心了，信任他们拥有建立一个更具美德的社会的能力和责任感，以及促使政府给予其权利这么做的意愿。这种改变是根本性的。
充满希望士气高涨
“被唤醒的中国”通往中国5月12日地震震中附近小镇——映秀镇的公路上满是大坑，路上还有被砸烂的卡车和巨大的石头。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吓倒两位朋友，他们乘火车、坐汽车、最后步行来到这里帮助汶川地震的灾民。他们穿着印有“我爱中国”的上衣，坚定地走向了地震灾区的中心。
28岁的吴向平(音译)是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请假后加入赈灾工作的，他说：“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团结。因为这次事件，国家的士气也高涨了。”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他们这些简单的观察带着一种希望和自傲的感情，集中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过去两周里感悟到的一切。
对中国人更有信心
令人深思的是，这个国家展现出一副充满悲悯的画面，这可能是以前预料不到的。千百万的中国人排起长队，捐出钱、食品和衣物。数万人请了假，离开他们的家人冲到灾区帮助他们的同胞。几天之内，该国原来不习惯慈善事业的私人企业捐出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大多数志愿者都是第一次活动，很多人说，他们将来愿意为社区做更多事。
整个中华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2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以及一些改变是如何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当然，当国家状况不再那么紧急时，中国将回归其熟悉的方式。但是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改变了。
懂得哀悼懂得给予
这场危机中的最重要一刻是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地震后的整一周。全国停止了三分钟。这场全国性的悲情宣泄让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缺乏“公民精神”这种观念。
在几周的时间里，中国让人们看到，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善款不仅仅来自私人企业和富人，很多捐款的人是穷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媒体报道成熟自由
国家媒体报道志愿者工作的热情与报道12万解放军和武警救援工作的热情一样大。这次报道的成熟度与自由度令人吃惊。
救援行动中最受广泛赞誉的是政府反应的速度和规模。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后的两个小时内，就坐上飞机去了灾区，在随后的4天里，中国的电视不断出现他的画面，他动员救援力量，帮助幸存者，甚至哽咽。
一则典型的网上留言写道：“我看见温总理在灾区的画面后忍不住哭了，有这样好的领导人，我感到很安全。”
静悄悄的革命——《时代》周刊中国观察3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来，《时代》周刊共有20013篇报道提到了中国。关于中国的封面，一共有59个
1923年3月3日，在《时代》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孙博士与英国人》的短篇报道。它这样开头：“一个星期以前，中国的天空中充满了丑陋的乌云：据称孙逸仙博士将借道香港去广州。英国人会让他过去吗？存疑。”这篇只有4段的报道最后发现原来孙博士和英国人的关系蛮好的。
从这里开始，《时代》周刊在其86年的历史里，从未间断过对中国的报道，即便是在中美两国断交的岁月里。
2009年3月2日，即将出版的《时代》周刊刊登了Jessie Jiang的报道《北京明信片》，讲的是北京一个网络瘾君子康复所的故事。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是购买美国债券。
86年里，尤其在过去的30年的历程中，就像它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静悄悄的革命》 （Quiet Revolution）一样，《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静悄悄地革命了。
数据化《时代》周刊的中国
在《时代》周刊的数据库中搜索可以发现，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来，共有20013篇报道提到了中国。关于中国的封面，一共有59个（《时代》周刊有多个版本，其中包括了亚洲版。亚洲版针对的主要是亚洲读者，其中关于中国的封面更多。本文的数据统计，仅限于美国版）。
最早的关于中国的封面出现在1924年9月8日，封面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最晚出现的中国封面是2008年3月31日，封面是达赖喇嘛。
在这些封面报道中，政治题材共有55个，社会题材3个，文化题材1个。当然，政治题材中经常也夹杂着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例如，2007年1月22日的《一个新王朝的黎明》中，夹杂着诸多关于经济和文化的报道。不过，这些封面都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它的态度：《一个新王朝的黎明》，其主旨乃在中国势力的全球扩张。其副标题已然昭彰：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已经出现，这里告诉你如何对付。
而惟一一个关于文化报道的封面上，赫然出现毛泽东身穿LV标志的中山装。这个2005年6月27日刊登的专题是《中国的新文化革命：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一次一个项目》。
59个封面中，42个在1949年之后，之前仅有17个。1979年之后共出现了17个。所有关于文化和社会的封面，全部在1979年之后出现。虽然关于香港的报道出现在1960年11月21日，但在《时代》周刊的眼中，这不是中国报道。
占据比例最大的封面是政治人物。其中最多的是蒋介石，共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0次。毛泽东出现了8 次，邓小平出现了9次，周恩来出现了6次。
蒋介石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是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1927年4月4日，最后一次是1955年4月18日他退居台湾时期。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封面是中国即将解放的1949年2月7日，最近一次是以中国新文化代表的波普形象出现于2005年6月27日。邓小平于1976年1月19日第二次复出时受到《时代》周刊的关注登上封面，1979年1月1日被评为年度人物。他最近一次登上封面是在1997年3月3日逝世之后。
曾经登上封面的中国人除了以上4人，还有李富春、刘少奇、罗瑞卿、江青、林彪、陈毅、吴国桢（1950年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立夫、宋子文、宋美龄（单独一次，与蒋介石两次，1938年1月3日被评为年度夫妻）、陈诚、汪精卫、溥仪、阎锡山和吴佩孚。
许多被中国人认为应该亮相的中国事件，并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例如，1997年的香港回归。
在创刊的1923年3月，共有17篇报道提到中国，整个1923年，共有91篇报道提到中国。1979年至今，共有6860篇报道提及中国。2008年全年，共有951篇报道提到中国，2009年2月的一个月中，共有110篇报道提到中国。
时代
1972年之后的政治，变与不变
20013是一个庞大的数字，6860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一个读者而言。下面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体的采撷，只不过是关键年份，1979、1984、1997、2003和2008年间一些代表性报道的复述。不过，这些报道却颇能看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在视角和语言姿态上的变迁。
“最初，我们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1971年，经过了20多年的隔绝，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开始“乒乓外交”。《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随同乒乓外交的美国队来到中国。这是沙尔的感想。
这篇4月26日发表的《两个竹帘之后的目击者》，首次向与中国隔绝多年的美国人描述了职业记者眼中的中国。沙尔的叙述，今天听来就像一场梦幻。“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而费希贝克的回忆更加浪漫：“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1972年3月6日的封面报道《尼克松中国历险记》显然被无法得到内幕消息所困扰。主文中充斥的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猜测与怀疑。
这之后的《时代》周刊报道，都聚焦在中国高层政治的起伏和变动，并且忧心忡忡地看着美国政府在这之间进退失据。一直到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成为了年度人物。在这篇题为《新中国的远见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国人融入世界的渴望与焦急的步伐，“他们正在抛弃掉许多旧的意识形态包裹……毛时代神圣的自力更生和不靠外部资源原则一去不复返了。”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在名为《超越孔子和功夫》的报道中，记者记流水账似地告诉他的读者，中国不再是蒋介石或者小脚太太的时代了。它的疆域、它的人口、它的民族构成，以及它的基本历史。他很震惊地写道，中国居然复活了100多年前的口号。一个年轻人问：为什么西方国家小而强，中国大而弱？答案是因为中国人精神强大而西方了解实用知识。因此，“洋为中用”。
1989年的《时代》周刊，是以中国为封面最多的单个年份。5个封面故事，一个个都聚焦在意识形态上。
1997年，整个杂志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只关心两件事情：邓小平逝世，江泽民是否能够巩固中国，将之带向发展的新高峰？香港回归，许多人去了加拿大、英国、美国，它的未来前途如何？ 邓小平逝世，3月3日，封面报道是《下一个中国：邓的继承者能够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可相爱的超级大国吗？》，这篇向邓告别的主文写下了邓的4句话，留下了一个问号：“致富光荣”，“改革开放必须坚持100年不动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它提问 ：“不管是对国中之人，还是对美国和其余的世界，下一个中国的地貌仍然是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号。”
2003年5月12日，一篇题为《中国失败的医疗系统》，撇开了众多的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探讨中国农村医疗体制的问题。记者在结尾中写道：“《工人日报》批评（陕西某地放鞭炮逐病）说‘这种散播迷信的方法是另外一种灾难，会打扰和伤害人民’。而真正在伤害农村人民的，是缺乏一个能够照料他们的医疗系统。”
从2005年开始，美国突然对中国的亚非拉外交敏感起来。2007年1月22日，集此类报道之大成的封面《一个新王朝的黎明》出现。其中以大量篇幅描述中国在缅甸、泰国、安哥拉、委内瑞拉的诸多资源开采行动。一位专家说，“中国不会自己这么说，但是在他们心里，我想他们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文章的主旨，却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一种观点认为，不管如何，中国的崛起依然是和平的。中国并没有挑衅其他国家的主权，也没有陷入对外侵略。……但是一些观察家依然恐惧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恐怕还是要变成现实，那就是中国国防部队的现代化和台湾海峡的战争阴影。”作者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只是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已。“在这个世纪里，美国的权力相对要衰弱，而中国将要崛起。这个蛋糕，早就在烤了。”
2008年的奥运会显然没怎么引起《时代》周刊的关注。对于奥运会本身的报道并不太多。一方面，2008年8月28日的报道是《任务完成，现在怎么办？》；另一方面，在《邓后30年》中，专栏作家迈克·艾略特写道：“想想，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带着他们的好和坏，美与丑，重新加入了人类发展的主流，而之前的几个世纪，他们一直站在旁边。……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的。而这，是邓的遗产。”
在关于中国的政治报道中，《时代》周刊一直彷徨在欢呼与忧郁之间。权力的交转、民间的兴起、公民的形成，都是它的话语。但是几乎没有一年，《时代》周刊不以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为标题报道中国，并且几乎全为负面。
从宴会到宴会的经济眼
1979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时候，美国的商人成群结队涌了进来。不过，他们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喝不了太多的茅台酒。这不是开玩笑。1979年2月19日，在《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报道中，社交问题被当成重大注意事项提了出来。“中国人会邀请美国客人参加最少一次宴会，这些宴会上他们会提出很多次关于‘友谊’的祝酒，每一次祝酒都伴随着干杯。礼仪要求祝酒的人和代表团团长必须真的干杯。”这篇稿子是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指南，从如何申请进入中国开始。“除开众多的混乱，”文章对在中国投资的总体评价：“一些规则已经显现出来：耐心、友好，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对于一个在其他地方需要6个月的谈判，在中国，多预估两个月。”那个时候，许多的交易在谈，宾馆、铁矿、飞机、采油，包括可口可乐。乐观的估计是，198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达到60亿美元。可是有人很怀疑，“北京对进口消费产品没有兴趣，那些可乐最终的消费者会是外国游客。”
1984年里根访华的时候，《时代》周刊饶有兴趣地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4月30日的《资本主义在形成》，记载了一个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有一天，邓小平带着孙子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叫“伯爷爷”，小孙子拒绝了。邓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个苹果呢？”小孙子拿过毛递给他的苹果咬了一大口，甜甜地叫道：“多谢你，伯爷爷。”
邓小平说道：“你看，这就是激励能够做到的。”
那年，深圳建造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湖南湘江国营农场里的200户人家，126户买了电视，112户买了录音机。“在城市，在乡村，来自西方的许多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在北京，女性会花20元美金作美容手术，使眼睛变大，或者做双眼皮，或者垫高鼻子。男人们想都不想，就花5 美金戴上一个蛤蟆镜。……并不奇怪，这股新的财富潮流正在创造中国版本的丰裕社会。”结论：在毛过世之后8年，邓已经把只要足够刺激，就能让人民生产更多的革命性观念植入中国。12月3日，《时代》周刊报道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其所产生的后坐力。记者略微提到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抢购潮，同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经济市场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1949年以来第一个外国人被任命担任国营工厂顾问，以及政企分开的新举措。
1997年，《时代》周刊几乎没有关注中国的经济。不过，2月20日有一个小稿子《生意如常》，说的是香港、北京和台北的股市在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全面上扬，也许，这是对邓的“最大致敬”。
2003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1月6日，题为《中国股市的新警察》的报道，讲了一个重庆的退休工人、职业股民的故事。1999年，他在《人民日报》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时候，投入了他一生的储蓄4万美金，现在蒸发了60%。从前，中国股民都在期待政府托市，现在政府却要股民自己承担。尚福林彷徨在加强市场监管和放松民企入市的矛盾之中。到了12月22日，入世对美国的副作用显示出来。《贸易的拔河》从地球两边的竞争者开始讲起。一边，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两年间失去了3万7千个纺织工作岗位，美国纺织公司的CEO正在发愁他就是下一个；另一边，金华内衣公司的杨荣（音）却担心他的订单太多了赶不过来。美国人对中国有诸多指控，包括倾销、劳工利益等等，但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公司。回应美国的指控，中国取消了一项出口退税，结果引发了摩托罗拉的不满。“当多数国家在贸易中干并不合法的勾当的时候，中国并不特别喜欢贸易欺骗。……中国更加对国外投资和进口开放……很少有国家像它这样冒如此之高的风险拥抱全球化。”
2008年，中国的事情太多，《时代》周刊出现了900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到了下半年，关于中国金融与美国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将如何参与救世、如何帮助美国渡过难关的报道众多。最典型的标题是10月13日的《中国的现金能够拯救世界的银行吗？》。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时，8月10日，《时代》周刊又报道了两场宴会，这一次没有茅台酒。一场发生在紫禁城里的建福宫花园，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操办，嘉宾有吴仪、基辛格和老布什；另外一场由地产商潘石屹、张欣夫妇主办，嘉宾有百度的李彦宏、原MTV中国总裁李亦菲，还有默多克和邓文迪夫妇。这两场宴会当然和1979年的土气宴会大为不同。“关键的并不是这些宴会仅仅潮流舒服，国际化装饰。他们这些人，在创造这些。”这篇报道的题目叫《北京的晚宴与革命》。
世界进入中国与中国进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样板戏刚刚结束的时代，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了中国。“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8天的中国旅程在上海顺利展开的话，那么它在征服北京中结束。”4月2日的报道《关于翅膀和剪刀》中这样写道。这场演出的观众，包括了邓小平、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方毅和宋庆龄。但这次的演出有些为难了小泽，因为他是和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他这样评价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和中国同行：“他们演奏得太快，并且乐章的结束持续不够长。也许这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因为他们使用方块字而不是连续的句子。”那年，另外一个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飓风：皮尔·卡丹带着他的整套设计和模特队来到中国。最起码《时代》周刊的记者是这么认为的。这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这样形容当时的北京时尚：“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尔·卡丹的衣服呢，“有开衩至大腿的衣服，透视装，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实现了零的突破。从这时起，《时代》周刊已经开始担心两国之间的体育实力的竞争。8月20日，《飞跃、优雅的慢速》，说的就是美国跳水队对中国队实力的恐惧和应对。“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派出强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队参加国际比赛了。”尽管女子跳板最后中国队仅获得第4、第5名，但是中国队的两个小将已经吓了美国人一身汗。那时的跳水传奇，男子冠军洛加尼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中国的谭良德紧随其后。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国终于让美国人噩梦成真：周继红击败了美国对手，取得了中国的第一块跳水金牌。美国人说，“她跳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惊动水面。”
2003年，中国兴奋的事情太多，入世，奥运，世博。这时，有一个美国人正悄悄在北京赚钱，用的是中国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物”，装饰之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个当年41岁的纽约人劳伦斯·勃拉姆，在北京开着一家名叫新红资俱乐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红资客栈”。他还拥有江青当年的红旗牌坐驾。《变现毛怀旧》里，讲的是他的发财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红资俱乐部里，堆放着许多当年北京高级官员使用过的物品，电视里放着《东方红》和《红色娘子军》。勃拉姆说：“我想做的是重建当时的情绪，一个1950年代理想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纯真年代。我想抓住实质：当时人们如何生活，领袖们如何做决定。”记者发现，红卫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纯真，而是60年代的癫狂。
2003年，姚明进入NBA已经一年。他在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位置空下来了，不过当时已经被填上。填补他的空缺的，是一个NBA来的人，25岁的丹尼尔·雷蒙德·麦克林托克。丹尼尔从北亚利桑那州大学篮球队出身，在丹佛掘金队短暂效力，打了6场球就被抛弃了。《那个成为“姚明”的人》，叙述的就是丹尼尔在姚明曾经的位置上，而两个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个个的故事。姚明已经成为NBA的天皇巨星，丹尼尔的生活却带着姚明的阴影。他倒很坦白：“他们（大鲨鱼）只是在找一个好的球员来帮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进的鞋子。”在那场和香港飞龙队的对抗中，丹尼尔打了上半场，得了25分。“大鲨鱼赢了，122：108。在那个时刻，姚明不过是个记忆。”
30年过去之后，小泽征尔已经去世。当年的高层观众，都已然逝去。虽然刘诗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经没有太多人了解他。现在是郎朗的时代。2008年11月6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国的古典音乐爆炸》描述了一个为西方古典音乐而疯狂的中国。从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乐厅的狄多与埃涅阿斯，王府井教堂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到保利剧院的瓦格纳的《唐豪瑟》。“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乐器。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之国。”今天，在中国，世界最顶尖的乐团都在预约时间表演，而余隆（北京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这样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乐带进中国。
从《时代》周刊30年报道看中国改革开放变化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美国《时代》周刊从1978年到2008年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报道。此刻重读这些旧闻，或许更能领会30年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1978年12月23日
中国说：“你好！”
今天，中国称外国游客为外国友人。
中国是古老的中央王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这个民族4000年来对世界其他民族都抱着一种即使不是轻蔑的态度的话，也起码一种优越感。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异常有礼貌的现代国家，现在既已摆脱了残酷的内部分裂局面，又十分讲究实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迫切需要外国的资金、技术和支援，因此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对美国人打开了大门。现在前去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中国还特意吸引一些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去访问。
1986年10月6日打破铁饭碗
从本周起，中国所有国营企业将获准签订合同雇用一些工人，这一变化大大摆脱了终身雇佣制。驻北京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克科·博伊索特说：“这可能是邓小平实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中迈出的最大一步。如果这一步获得成功，其他许多措施都能有条不紊地实施。”
实行劳动合同制可能会产生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中国人称为“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对于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来说，新制度将给他们以金钱上的鼓励，并且为他们提供寻找更好工作的机会。
1996年3月4日
走出国门看世界
在1991年以前，中国人不得到国外去度假；在1994年以前，普通中国人不得到亚洲以外的国家去参观游览。今天，随着人们的收入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到世界参观游览、旅游度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去年，有400万中国人到国外度假，比1994年的274万增加了不少。
按规定，每个中国人出国旅游只限带1000美元外币。为了解决中国游客的外币不足，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多的饭店和商店都接受中国的人民币。
毕竟还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到国外去旅游，因此，国内旅游业也正在蓬勃发展。目前深圳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是主题乐园“世界之窗”。
2007年1月22日
中国世纪
安哥拉栋多市火车站已经很多年没有驶入一列火车了。然而，栋多可能要时来运转了。本月，有关方面正计划修筑从栋多到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铁路。工程的施工方是中国几家建筑公司，当中国建筑公司的两名工人考察这条线路时，一名安哥拉保安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感谢上帝，谢谢你把中国人带来了。”这种情绪，或者类似的想法近来在非洲并不鲜见。这种赞美之辞在巴西的农场上也可以听到。
如今，中国正在将商业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力，大步走上世界舞台，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它要成为下一个强国。
2008年8月8日
让中国的奥运会开始吧
当北京奥运会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盛大开幕时，没有人怀疑东方现在的重要性。虽然亚洲已经举办过两次夏季奥运会，但本届奥运会代表着全世界1/5人口的夙愿。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超过1.5万名中国演员整齐划一地行进、旋转并微笑，就好像此前的中国5000年历史只不过是为了这一刻的带妆彩排。当传奇性的体操运动员、6块奥运奖牌得主、运动装备巨头李宁在空中飞过点燃奥运主火炬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
美《时代》周刊的中国情缘浓厚 一直关注中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9年10月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在中国一天的生活”。
“在中国一天的生活”被公认为代表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声音的美国《时代》周刊，在新年第三期隆重推出题为“中国世纪”的封面文章，让全世界都为之一振。其实，几十年来，《时代》一直以其独特的报道风格和对中国的特殊关注，而受到中国人的瞩目。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而其创办者亨利·卢斯更是有着极为特殊的中国情结。
不遗余力声援中国抗日
亨利·卢斯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登州(今蓬莱)，其父是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卢斯度过了14个春秋。后来，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返回美国。25岁时，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迅速将其打造成美国三大时事性周刊之一。1930年和1936年，他又相继创办了影响世界的《财富》周刊和《生活》杂志。正因如此，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将卢斯称为“美国近代最有名望的7个人之一”。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可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卢斯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固守偏见歪曲新中国形象
如果说卢斯对中国的热爱，在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中国抗战，那么，他对蒋介石的偏爱就背离了他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初衷。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卢斯将他视为美国式中国未来的希望，并在几十年间全力给予其舆论支持。其实，早在1927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为了极力美化国民党的统治，卢斯对记者从中国发回的国民党腐败不堪、溃不成军，以及共产党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观报道视而不见，却弄虚作假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这种丧失了原则的偏爱，最终使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时，卢斯准备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时，他的密友、《时代》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此人后来曾获普利策新闻奖)对此坚决反对。他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抱着强烈反共心态的卢斯，开始极力扭曲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为此，他自创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先后登上过《时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恶意扭曲。曾有专家认为，《时代》的许多偏见，都成为了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偏颇之处仍时时可见。不但渲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还对西藏、台湾以及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歪曲报道。
新世纪更加关注中国
《时代》的反华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去年评选出的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就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著名演员章子怡。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杨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