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20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Two decades of SSE
《当代金融家》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执行/ 李哲平 岳冰清 顾问 / 于 江
整整20年前，一代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他们肩负使命，胸怀理想，用智慧和力量，掀开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崭新篇章。在他们的努力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拉开了中国建设资本大国的序幕。
20年过去了，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得益于证券市场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上交所的总市值、成交金额、融资规模均已跨入世界前列，不仅在全球新兴市场中独领风骚，与国际成熟市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的主板市场，上交所肩负着为国企改制服务的重要的历史使命。值其成立20周年之际，本刊特策划“上交所20年”专题，向读者展示上交所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高效开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一流交易所而做的努力。
创新上交所编辑本段回目录
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
SSE is innovating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Yujun, general manager of SSE
文 /本刊记者 岳冰清
张育军任期的上交所必须面对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它所服务的对象将会发生改变，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将与其他机构一起肩负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上交所的定位更加具有胸怀。
就对交易所的理解而言，张育军的见解深刻、全面，且有发言权。自1995年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2000年升任深交所总经理，及至2008年2月调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总经理一职，在张的职业履历里，有整整13年的时间是与交易所紧密相连的，他经历了交易所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变迁，其所积累的管理层实践经验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2010年8月25日，本刊记者在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对张育军进行了专访。整个过程中，张时时流露出他对自己身处的这个变革时代所怀有的深深的谢意，因为它给予了资本市场足够的发展空间。
张育军这样开场，“我到上交所两年半多时间，不到三年，更长的时间里，上交所经历了很多位管理层，从尉文渊到现在，已经五届，所以，对上交所作更多贡献的是其他同志，特别是最近10年来，比如屠光绍、耿亮、朱从玖，上交所20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了国家的大环境，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以外，他们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中国资本市场的事业，交易所的事业就是这样的，总是一拨一拨地往前赶，没有止境。我做的时间短，我只能说现在怎么样”。
接掌上交所后，张育军的主要精力放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进一步提高交易所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市场监管水平，“这一部分工作是永无止境的，没有人能说这个事已经做完了，或者说做好了，比如说上市公司退市、权证市场的规范以及一些新的市场风险的出现和处理，等等。这就像一个人骑在马上，特别是这匹马还在飞速前进中，如果不控制好风险就会摔下来。风险控制水平决定了安全运行的程度，对交易所来说，安全运行的程度非常重要”。
第二是进一步推动交易所的技术领先战略，建立一个安全的运行体系。两年多的时间里，上交所推动了新一代交易系统和新一代监察系统的上线，建立了交易所内部的业务电子化系统(DPM系统)和内部管理的高效、现代化的ERP系统，使组织运行、运转更加高效、安全。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交易所发展战略和市场的基础性建设，包括开始规划异地备份基地，进一步强化同城备份，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比如交易所的新大楼。
第四是推动交易所向开放、创新、服务、合作转型，使上交所更好地具备服务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
一条主线和四个导向
张育军就职上交所总经理之日，正是国内外形势变幻莫测之时。
那时，国内市场已经走入下行通道，上证综指一度从6100点跌至1600点附近。在国家启动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中央进一步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产业升级的发展大思路。国际市场上，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走向纵深，资本流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境外资本逐步撤离新兴市场。在挽救金融危机的全球大行动中，中国担负了“大国责任”，同时也努力争取在国际舞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人民币国际化随之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与前几任执掌者不同，张育军任期的上交所必须面对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它所服务的对象将会发生改变，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将与其他机构一起肩负使命。这一切都要求上交所的定位更加具有胸怀。
幸运的是，张育军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没有变。经过20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市场之一，以市值计算，沪深交易所已位列世界交易所前十位。交易所从发几只股票，搞几个小公司起步，发展到现在，国家命脉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已基本登陆资本市场，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市场，“这是翻天覆地的事情，超出任何人乐观的想象，应该说我们取得了超预期的成绩”。
张育军说：“未来1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继续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还会迈上一个大的台阶，这是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沪深两个交易所，包括香港交易所，都会稳稳地站在世界十大交易所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同中国金融业一样，实现了资本市场大国的愿望，未来1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很关键的10年，也是中国金融业很关键的10年，中国要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中国资本市场要从一个规模较大的市场走向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市场。”
支撑张育军对资本市场未来充满信心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前景和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二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证券化、货币化的进程中，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本市场的各种资源，比如上市资源，目前上市公司不到2000家，而中国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至少上万家，未来交易所有多少公司要上市，这是可以预期的；第三是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市场规模；第四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将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张育军说：“资本市场的潜力还很大，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债券市场还很小，衍生品市场和基金市场刚起步，经济的证券化进程刚刚过半，基本的市场潜力摆在这里，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就像中国经济一样，会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亮点。”
进入新世纪(30.51,-0.71,-2.27%)以来，在国家整体环境下，上交所早就提出建立一个法制健全、运作规范、技术领先、充满活力的一流交易所为国家经济服务，“交易所的事业不能脱离国家的金融事业，不能脱离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上交所一直把建设蓝筹股市场、建设一流交易所、服务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作为基本的使命，“这个使命在过去1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未来10年这个基本目标没有变化”。
上交所要面临的使命同国家金融的使命一样，如果要定位准确，必须要研究国家未来10年金融改革的方向。张育军说：“从金融领域来说，我们未来最大的使命，还是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发展，通过建立一个开放性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市场体系，来推进金融强国的战略，或者具体一点说，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
通过股份制改革，中国主要的银行都已完成上市，下一步是要在强化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的前提下，推动中国金融业“做优、做强”，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金融业的根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交所的使命在新的10年里就被赋予了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支持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大力推进交易所的国际化进程，这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是一致的，与中国的金融强国战略是一致的，也与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是一致的，因此，它要求上交所自身首先要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为此，张育军到上交所之后经常提到“四个基本理念”，第一是市场导向，交易所是市场的前沿，有责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第二是开放导向，这里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就是要打破市场壁垒；对外开放就是推进国际化进程；第三是创新导向，交易所作为市场枢纽，要大力推进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第四是服务导向，就是通过向市场参与者提供各种业务服务，提升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和影响力。通过建设四个基本导向，建立一个开放的具有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的交易所。张育军说：“总结起来就是‘市场化、以国际化进程为主线，通过四个导向推动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基本进程。”
同步推进四个市场的建设与开放
外界在提到多层次市场建设时，一般更多地关注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张育军希望更多的人能从均衡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角度关注多层次市场的建设。按照张育军的设想，未来10年，上交所要逐步建立起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多个子市场并行发展的市场体系，到2020年，4个市场齐头并进，都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股票市场是交易所的基础和命根子，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在谈及它的下一步发展时，目前最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际板。张育军说：“建设国际板市场，让外国企业来中国上市，希望以此促使中国的交易所真正具备全球产品配置的能力，改变现在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
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建立国际板的思路一经提出就遭遇争议。张育军认为，建立国际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步骤，也是经济开放、市场开放过程中的必然。国际板的推出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市场条件，取决于国家经济真实的需求。第二是取决于市场的共识，目前人们对国际板的认识还有很多误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张育军说：“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过去30年，发展中国经济最根本的是靠开放，我相信未来30年，发展中国经济最根本的还是靠开放。要建设国际板取决于人们认识市场的深度与水平，就像当年我们争论创业板一样，纷争了10年，事实证明，创业板做得非常好，比预料的好。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市场，逐步提升中国投资人认识国际市场的能力和水平，我们不能要求一个选手学游泳，但不许他下水。”
规模尚小的债券市场是上交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一个很好的起步，上交所将通过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开放，对内改变银证保期互相分割，商品市场、证券市场互相分割的局面，实现互通；对外允许外国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是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中国金融业走向金融强国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虽然基金市场发展时间短，但近几年发展迅速，上交所希望在推出国内各类基金产品的同时，允许国外的产品，比如跨境ETF产品，以及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指数产品，在上交所交易。现在，上交所已经得到了主要的指数授权，比如道·琼斯、标普。张育军说：“只有国内市场具备了全球产品配置的能力，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的开放都是促使上交所具有配置全球产品的能力，并以此形成中国的金融定价中心。” 尽管衍生品市场在国内刚刚起步，但交易所在发展衍生品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推出各种期货期权品种，都具有非常好的条件。目前国内的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是分离的，上交所在开放衍生品市场时会将其逐步打通。
力推五件大事
经过20年的发展，上交所的服务对象已经由最初局限在上海本地的街道或集体企业发展到服务全国的行业支柱企业，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战略下，上交所将面对新的服务对象。张育军说：“从服务传统经济到服务新型经济的转型，从服务超大型企业到服务中型企业的转型，这是一个必然。实际上，上交所一直在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调整自己，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一个年度安排计划。只有与国家经济相适应的策略，才能使交易所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
为了更好地规划上交所的发展，张育军提出，要不断地制订新的战略规划，每三年推进一步，通过三步走，未来三到五年要成为亚太区最重要的交易所；到2020年，基本完成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的目标。
张育军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文化建设是一个重点，我们在内部提出要更具有市场服务的意识，更具有创新意识，更具有开放意识，更具有合作意识。”
围绕着强化“四个意识”，上交所提出了“五个战略”。
第一是抓技术领先战略的实施。交易所的第一功能就是组织市场，技术是推进创新，组织市场的根本，“上交所始终不渝地通过技术推进，使得整个系统建设更经济、结构更合理、运行更安全、使用更高效，发展更加可持续”。
第二是抓市场监管。近些年，中国资本市场最主要的进展之一就是风险控制水平、监管水平大幅提高，违规事件大幅减少，今天已经基本消灭了“庄家市场”。现在，通过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把市场做得更规范，这是上交所的一个根本目标。
第三是服务市场。服务是交易所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本身就是服务行业，所以应深刻地理解“服务创造价值”。上交所的定位是为国家大中型企业服务，近年来，特大型企业上市进展迅速，但是仍有大量的中型企业没有上市，推动它们进入资本市场是上交所的主要工作。“今后10年，上交所最基本的使命还是服务于国内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这里有很大的潜力，未来10年还将是中国企业IPO的高峰期，服务市场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上交所要加大企业的培训力度，加大企业改制的指导，加大企业的规范程度”。目前，上交所大量的精力用于扶持中型企业上市。随着筹备国际板的工作展开，上交所将加大对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
第四是进一步推动业务创新的力度。上交所把创新作为业务的一条主线，每年都会确定一个市场创新的重点、市场创新的主要产品、市场创新的主要模式。最近几年，上交所把交易机制创新和交易产品创新作为重点，比如力推ETF产品，现在日均交易量大约在20亿元左右，这个规模相当于10年前股票市场的规模。
第五是抓人才战略。上交所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目前主要需要四类人才：第一是技术人才，交易所里，1/3的人从事技术工作，因而这类人才非常重要；第二是监管人才，主要是会计和法律方面的专才；第三是管理人才；第四是综合型人才，因为金融业的发展越来越超越传统意义的概念，除了“银、证、保”之外，还有很多新领域，比如证券领域就细分出很多子行业，期货、基金、投资、风险投资、金融咨询业、金融分析业、金融评级业等，大量的人才会涉及更多的领域，来自社会科学领域或交叉学科的人才是对金融人才的一个补充。
13年的感悟
先后出任沪深两个定位不同的交易所总经理之职，在其间“浸泡”了13年，张育军说：“交易所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程，每一个个人的作用都是渺小的，每一个个体作用都是渺小的，伟大的是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发展尽量不要耽误时代前进的步伐，并且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将自己所获得的经验总结成以下五点：
第一是始终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组织市场的基本手段，不断推进技术创新，这是交易所价值最核心的体现。“技术创新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是外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技术的进步是自沪深交易所成立以来最大的成绩”。
第二是始终把保护投资者权益和风险控制放在首位，从以前没有制度保障到现在的市场相对规范、安全、可控，这是交易所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最大的进步。
第三是不断推进业务创新，其核心是管理人们对新事物的不确定性，形成共识，“推动每一次业务创新，都要经过协调、沟通、忍耐，甚至是漫长的等待，决策是要求有共识的，其中充满了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
第四是交易所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服务于国民经济的产品、业务，才可能有市场，有生命力，否则根本站不住脚”。虽然世界上一些交易所推出了复杂的结构性产品，但最终有的也以破产收场。
第五是始终注重基础性建设，为未来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没有足够的空间市场很难持续发展。张育军说：“我经常讲，基础制度要常抓不懈，并且留有前瞻。”比如上交所的系统容量，现在只使用了15%，完全可以支持今后各类创新产品；比如一些法律条文，在制定时要留有余地，禁止性条款过多过细，没有制度弹性、人才弹性，市场也很难持续发展，“制度的空间很重要，要为日后的发展留有足够的余地”。
尽管交易所已经有20年的历史，但社会上对交易所的功能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张育军解释说，交易所有四大功能，第一是市场组织功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通过丰富组织市场的内涵，推动技术革新；第二是监管市场的功能，维护“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第三是发展的功能，创新业务，丰富产品；第四是服务市场的功能，为上市公司、投资者、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近些年来，国外的交易所纷纷由会员制走向公司制，甚至交易所自身也实现了上市。谈到交易所自身的发展方向时，张育军认为，交易所采取何种形式最有利于发展，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监管体制，这里没有一个定论说哪一种模式更好。在当前中国现有的监管体制下，会员制是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交易所不可能在短短的20年间就跻身世界交易所前列。作为监管体系的一个部分来看，当前的交易所制度是适应国家监管体制要求的。他说：“如果国家在监管体制方面有进一步的改革，那么才会带来交易所体制的变革，这是个基本概念。”
“我认为，中国的两个交易所就是好交易所”，在张育军看来，好的交易所有几个条件，第一是技术领先，中国两个交易所是全球无纸化程度最高的交易所；第二是自身运作的规范，两个交易所的公司治理和监管水平在世界同行里都是靠前的；第三是具备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能力，两个交易所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第四是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之所以国际上很多交易所掉队了，就是因为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内投资人的要求，在中国，对老百姓而言，做投资是全世界较方便的，成本是较低的。
尽管对国内交易所赞赏有加，但张育军也指出，和国际上领先的交易所相比，我们还有四个方面的差距。第一是交易所发展的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社会诚信文化有待强化；第二是法制建设水平还待提高；第三是在现有体制下，交易所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第四是两个交易所仍是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有待培养国际视野及服务国际市场的能力。
只有国内市场具备了全球产品配置的能力，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的开放都是促使上交所具有配置全球产品的能力，并以此形成中国的金融定价中心。
痛苦与狂喜 上交所的两个十年编辑本段回目录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Two decades of SSE ( first part)
文 /本刊记者 叶满天 实习记者 罗 然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已从1990年的8家发展到1063家；募集资金达4645.80 亿元；
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投资者开户数超过5500万；专业的证券公司近百家。这是
10年前在浦江饭店敲锣时的尉文渊绝对不曾预料到的。
即使在今天看来，20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成立都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的大环境仍是“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有一项条件是成熟的，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也觉得“做早了”。交易所是二级市场，要求有足够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具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的监管体制以及必要的投资工具，包括要启蒙投资人意识，进行投资人教育等，当时，这些要素几乎都不具备。
但上交所必须成立。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订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中，就包含了成立上交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负责牵头组建上交所筹备办公室。因为一个偶然，35岁的金融管理处正处级的副处长尉文渊在1990年6月底成为上交所筹备负责人，尉当时“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借鉴”。他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元来筹建上交所。
1990年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基在海外宣布交易所年内要开业，筹备工作压力剧增。幸运的是，1990年12月19日，仅仅筹备了不到一年的上交所在上海浦江饭店如期举行了开业典礼，朱基致开业词。在谈到上交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他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后，尉文渊敲锣开市，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
高起点
筹备时期，尉文渊从当时不多的国外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证券交易有三种模式：口头竞价、书面报单(写板)、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或者计算机辅助交易。他坚信，“终究几十年过去了，高科技发展这么快，我们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道路”。
为了开发一套计算机系统，尉文渊先从向央行借来的筹备金中拿出100万元。接着，找到了当时在上海财经大学基础部任助教的谢玮。从1990年8月开始，尉文渊和谢玮两个人实际上组成了上证所技术系统的攻关组，尉做决策，谢具体负责编程，采纳用PC网络系统实现证券自动交易和行情传送的方案。之后，与深圳黎明公司签定了207万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电脑网络系统》合同。在黎明搭建起的网络平台上，上交所最初所有的应用程序都由谢玮一人开发，其中最核心的程序就是全自动交易撮合系统。
在上交所第一声锣响之前的最后一周，尉文渊终于拍板—摒弃国外沿用了百年的手势/写板交易。1990年12月19日，开业后第一笔交易通过计算机顺利完成，上交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采用计算机自动撮合配对系统的新交易所。
1992年，中国股市经历了开创以来的第一个飞速成长时期，每天以10万笔计的交易委托从全国各地的营业部汇集到深沪两地交易所的自动撮合系统中，令其不堪重负。尤其在电话委托迅速推开后，证券市场新的失衡点再次转移到交易系统身上。
1993年年初，上交所下决心给创始系统扩容。上交所最终选择了惠普公司的827S作为主机系统，惠普请了一个澳洲专家Philip，帮助上交所开发应用系统。上交所为这套应用软件花了40万美元，尽管上交所咬着牙掏钱，但他们认为值得，因为“所有的原程序都留给上交所，这不但考虑到维护的需要，最主要是为了培养一批人”。在上新系统的同时，上交所顺便把整个系统从微机/Novell网平台升级到了主机/Unix平台。 1993年12月24日，上交所的新系统切换成功。新系统上线后，上交所交易通道畅通无阻，除对原有席位绰绰有余的保障外，新系统还大力支持了上交所业务的快速拓展：席位从200多个增长到了2000多个；交易大厅也从1个发展到了8个。1996年12月，上交所的交易系统顺利通过了每天360万笔交易的高峰考验。到2001年时，上交所系统每秒钟的连续处理能力已达到3000笔交易。之后，系统在随时打补丁随时升级中运行，一直坚持到2009年11月23日，上交所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
强推无纸化
同自动撮合交易系统一样，上交所推行的股票无纸化交易也具有世界领先意义。
成立早期，股票稀缺，为防止投机太盛，上交所对股票买卖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使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91年3月，上交所只有20多个席位处理交易，完全容纳不了成千上万的上海投资者的要求，再加上交易系统和计名过户制度的阻碍，上交所完成一笔股票买卖最长要用半个多月。这样，场外交易即黑市开始形成，黑市一形成，完全突破了场内的价格，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为了打击猖獗的黑市交易，上交所设计了无纸化交易，将股票实物转化成“电子股票”，在交易所电子交易系统中集中存放，统一划转，黑市交易就会失去市场。
开始，投资者把股票当成“传家宝”，不肯上交；一些柜台网点也拒不执行交易所的规定。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也收效甚微。有一天，尉文渊在交易所加班，早晨刷牙时，他突然想，如果只认场内成交记录，有没有那张股票也就无所谓了。于是，上交所干脆宣布，股票没有上交，没有换成电子股票的，一律不得在场内交易。
1991年4月，最终取代实物股票的股票账户在上交所诞生了。当年10月，作为上交所开业后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上海兴业房产准备发行股票实物券，尉文渊坚决不予放行。最后兴业房产仅印制了30%的股票，并全部封存于上交所仓库，作为上交所外事活动的礼品、纪念品保存。从兴业房产以后，上海发行的所有股票一律采用无纸化。无纸化交易、中央结算系统大大提高了交易系统的运行效率，使复杂的交割过户流程在买卖的瞬间完成。后来，无纸化交易又被引入到国库券的发行交易。
上市公司蜕变
开业之初，上交所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俗称“老八股”)。当时，全上海的证券经营机构有25家，柜台交易点50多个，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
上交所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尉文渊在总结自己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从成就感来讲，让我想起的事是1992年；从挫折感来讲，是‘327’事件。”
1992年年初，尉文渊曾考察了美国的证券市场，体会到一个成熟的市场，最关键的是两点，一是开放，二是竞争。而当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掀起了股份制改革的热潮。1992年，尉文渊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到了推进市场化进程上，大刀阔斧地推进市场发展，他干了三件事—放开股价、增设营业网点、股份公司大扩容。
当时，基于对市场风险的认识和控制，交易所实施涨跌停板制度和流量控制，使得交易十分清淡。“应该尊重市场，实行价格竞争”，尉文渊自作主张做出放开股价的决定。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小范围放开股价尝试后，于是有关部门宣布“5月21日，股价全面放开”，这就是令很多早期投资者一夜暴富的“5·21井喷行情”。
股价放开后交易火暴，但投资者却苦于交易席位不足跑道不畅无法交易，而营业网点的扩建又并非一朝一夕所能为。于是在上海文化广场出现了壮观的超大型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进场设摊。随着各个营业部入驻新的办公地点，股民也分流散去，疯狂了一年半的文化广场，在1993年12月24日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92年是早期市场的第一次扩容高潮，当年有30多只股票上市；股票总成交额为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在不断扩展，交易所内的席位从最初的25个增加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随着股票的供应量大大增加，供求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上证指数从1992年6月的1500点一路跌至300多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熊市”。
有资深证券媒体人在记录那段历史时用“大跃进”运动来形容1992年的中国股市，“那时的疯狂是如此不可思议”，股市是一种爆发式的成长。
最初的上市公司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起点低、规模小、局限于上海本地企业。最早的上市公司上海“老八股”中除了电真空，其他全是乡镇企业或街道工厂。规模最小的爱使股份(5.73,0.16,2.87%)，上市时只有40万股本。
“老八股”撑台的局面直到1992年初上海扩大试点才改变，新增了30多家上市公司，及至1992年7月24日，沈阳金杯汽车(4.04,-0.03,-0.74%)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沪市上市公司开始扩大到全国。
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7月15日，第一家中国内地上市企业青岛啤酒(37.02,0.26,0.71%)股份有限公司H股挂牌上市。当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还有上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 。从1993年起，中国公司就开始在美国上市。这一阶段包含了两类企业，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并存：一类是在香港上市的国企H股以美国存托凭证方式(ADR)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如青岛啤酒、上海石化、马鞍山钢铁等8家公司，另一类为外资或中资的公司以红筹方式上市，如华晨金杯汽车、中国中策轮胎和正大易初摩托。这批企业的集体上市形成了第一波“中国热”。
这波热潮事实上是一次思想飞跃的体现，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资本市场认识的深化，意识到中国要把最核心的企业拿出来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经济。
此后，素质优良的国有企业开始陆续登陆上交所。1999年11月10日，沪市第一只银行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A股股票上市；2000年12月12日，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在上交所挂牌。
2000年11月2日，上证指数创出历史新高2125.72点。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已从1990年的8家发展到1063家；募集资金达4645.80亿元；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元，约为GDP的50%；投资者开户数超过5500万；专业的证券公司近百家。这是10年前在浦江饭店敲锣时的尉文渊绝对不曾预料到的。
中国证监会直管
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这是最早对证券市场实施统一监管的机构。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因新股认购潮引起的股民游行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1992年10月，国务院设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中国证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
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上交所的自主权非常大，“游戏规则都是自己定的”。即使在证监会成立初期，也和交易所之间形成一个自然分工—证监会主要在一级市场管理，交易所负责管二级市场。正因为如此，交易所在当时的环境下发挥了自主能动的主导性，尉文渊将这种主导性归纳成四个方面：一是管人事，会员大会选举理事长、总经理按程序来；二是管交易规则的制定，早期涨跌停板的取消，“T+4”到“T+1”再到“T+0”的交易规则，都是上交所定的；三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四是交易产品的创新，上交所早年推出新的交易品种，都是自己研究决定，不用证监会批准。
也正是因此，后来上交所在国债期货创新上出了问题，尉文渊因“327”事件辞职。1995年9月15日，杨祥海出任上交所总经理。
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9.40,-0.10,-1.05%)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和广发证券(32.00,-0.42,-1.30%)公司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17.47,-0.24,-1.36%)和南油物业等股价，三家公司的负责人被免职。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工商银行(4.07,0.01,0.25%)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不久，上交所的第二任总经理杨祥海去职。
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任命屠光绍为上交所总经理。此后，上交所总经理、理事长等人事都由证监会任命。上交所的历史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世界各主要交易所开始向公司制转型，并在几年后陆续完成自身的上市。而上交所仍定位为“会员制的事业单位”。
证监会成立之前，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订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证券市场运作的主要方面，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定积累了经验。
证监会成立之后，开始为中国证券市场订立法度。1993年4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6月《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颁布。1993年8月发布《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1994年7月，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公司法》诞生。1996年10月颁布《关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直到1999年，证券市场的另一部“根本大法”《证券法》开始实施。
Choose right orientation Two decades of SSE (second part)
文 /本刊记者 岳冰清
市场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公众看不到的人埋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兢兢业业才是市场的真正支柱，没有他们做支撑，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和规则。
如果说，开创者尉文渊因为启用电子交易系统给了上交所一个较高的起点，那么，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一个低调人物的出现将上交所的技术、创新、监管、服务、团队管理及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的水平都提上了新的台阶。
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上市公司迅速扩容，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市场参与者逐渐成熟。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转型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先后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板的创设，也先后经历了两次市场估值的震荡。同时，市场走完了一个完整的过山车行情，从2245点到998点，再以2005年股改、汇改为始点，最终高悬6124点。
这个能幸运地站在中国经济改革前沿，驾驭市场枢纽安全运行的人就是朱从玖。在上交所五任总经理中，他的任职时间最长，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重大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重要的市场规则和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是在他的任期完成、完善的。
与第一个十年的激情四溢相比，上交所在第二个十年里，于滚滚洪流的表象之下，沉静地梳理着市场和自己的千头万绪。
从1999年9月到2008年2月，在整整101个月的荣辱与共中，朱从玖以全球视野定位上交所，努力与国际接轨，而这个拥抱世界的契机始于交易系统的换代革命。
形势要求交易所配备最前沿的“武器”
2000年8月18日，上交所的通讯发生重大故障。之前，系统停牌停错之类的小故障就已频繁出现，作为用家的券商颇多怨言。
这次则是系统整体出了问题，行情中断了近1个小时。事实上，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屠光绍已经返回北京，就职中国证监会秘书长；时任上交所副总经理朱从玖坐镇上海。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责令上交所，尽快查出原因，他就在办公室等，什么时候查出来，什么时候下班。
那时，上交所已整体搬到浦东，因为1999年动工的浦东外高桥(12.37,-0.20,-1.59%)卫星地面站尚未建好，管理着整个行情对外发布的通讯公司仍留在有百多年历史的浦江饭店。当天上午，恰逢上海遭遇50年一遇的雷暴雨，年久的浦江饭店因墙体的避雷设施落后遭雷击，上交所的卫星地球站机房网络交换机一个接口模块被击坏，致使行情传输中断54分钟。
再早之前，交易系统还曾出现过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时刻。2000年3月16日上午，每张面值为100元的虹桥机场可转债以1.88元开盘，随后在面值以下交易了大约6分钟，成交7176手，面值717.6万元，而实际成交金额只有96.3万元，最低成交价1.2元。9点36分，该可转债才站上100元面值价，之后在100元以上小幅波动。
除了系统老化的原因，当时的内外部因素最终触发了上交所决定上新一代交易系统。
内部原因是市场发展需要系统有更大的容量和更新的技术支持，作为新兴市场的中枢，上交所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在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以及与国际对接等方面有着潜在的需求。那时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上海市的市场、少数人参与的市场、少数上市公司的市场，发展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2000年6月，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开户数突破了5000万关口，容纳了600多家上市公司，宝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已经上市，在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下，沪市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市场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上交所坐等，否则它将无法与同行对话，无法进行比较，无法判断市场的有效性，无法建立自己应有的地位。
外部原因是发展技术正在成为国际市场的潮流，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演变成技术的竞争，各家纷纷把交易的效率和质量作为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各家的技术投入都是巨大的。有的交易所每挣一笔钱，就要拿出一部分收入发展技术，包括新技术开发、版本升级、日常营运，开支相当庞大。另外，当时的国际环境注重创新，各种各样的产品、衍生品日益增多，迫使交易所必须适应多样化发展的要求，更新交易系统。21世纪初，新技术、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出现了“另类交易系统”，且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国际市场上，股票可以进行场外交易，不必集中在交易所，有条件的，比如大型的投资银行，可以依靠客户数量的优势，建立交易系统，帮助客户成交，这相当于跟纽约交易所抢生意。当时，全球的另类交易系统十分发达，对交易所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中国实行交易管制，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能进行场外交易，所以感受不到另类交易系统引发的竞争，但国际上已经存在这个趋势了。
朱从玖看到了内外部形势的紧迫性。那时，他在上交所内部经常强调，交易系统是交易所的核心，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这个核心基础之上，它是交易所的武器，是打仗用的，武器不好，别想打仗。
既然上新系统就像冬去春来一样是个历史的必然，那么方法呢？
2000年年底，朱从玖干了件在当时看来甚为前卫的事，上交所通过投标的方式雇了一家顶级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BCG)。朱希望通过与BCG工作的互动过程，能够使整个交易所的核心层洞悉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趋势，总结市场规律。
当时与BCG的项目取名为“因特网战略”，上交所设想通过虚拟网络，使交易所的能力无限大，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最终交易所可能变成两个网络，一个是有确定范围的网络，一个是网上交易，任何人只要是经过一定的核查程序，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因时因地参与交易。所谓“因特网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发展一个新型的交易所。
最终这个项目取得了9个方面的成果，概括起来就是“三新”的总体发展框架，即新一代交易系统、新信息系统和新网站，后来上交所基本都付诸实施了。花1000多万元更新了上交所的网站，填充丰富的信息，加强功能，让它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平台；配合网站建立一个CA系统(安全文件认证密钥)；引入安全文件传递系统，上市公司通过网络传输递交上交所的报告；在市场洞察的基础上设立了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专事信息经营；建立了数据仓库；上新一代系统。
这就是新一代交易系统正式出台的前奏。
三任总经理的努力
2010年8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上地一座普通的写字楼里，原上交所副总工程师陈忠苏向记者讲述了新系统的建设过程。
陈忠苏在2001年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推荐，出任上交所副总工程师，专门负责新系统的建设。这位具有20年留美经历的“海归”，从华尔街空降到上交所之日起，在朱从玖大力支持下，就开始组织项目团队对全球各国交易所进行考察，项目立项，系统功能和技术架构设计及技术方案选型。
上新系统的决策在当时备受争议，一是整个投资需要大约4亿元人民币，是否值得？二是上新系统势必冲击老系统，换掉老系统，以前的人员如何安置？三是在“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动作替换老的系统”上存在认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未来的退休金是否都被花到项目中去了。
除了引发争议，这个系统的设计难度也是没有先例的。首先，中国有几千万股民，而且中国的交易制度是集中式管理(所谓的“一级托管”)，所有的股民交易信息都直接在交易所的系统中处理，而国外投资者的交易既可以在交易所也可以托管在证券公司(所谓的“二级托管”)。其次，因为有了庞大的交易群体，这就要求上交所的系统“必须比世界上最领先的系统还要领先好几倍”。陈忠苏说：“我们一旦遇到问题，就是全世界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单是股民的数量就能把系统的难度翻好几倍，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技术挑战。”
尽管要冒技术风险，但最重要的风险是决策风险，因为原来所有的系统功能都要在新的系统中实现，新旧系统间的切换风险直接影响市场的稳定性，这确实是个巨大的工程，决策失误所要承担的风险难以想象。
但当时的大环境、小环境都需要将旧系统整个替代掉，而不是简单的升级。
陈忠苏加入团队后，通过全球招标，聘请国际一流的交易所系统专家和成员一起从上交所的全球竞争角度，对所有的需求进行梳理和整合，理清上交所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整理出完整的系统需求和项目实施蓝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找一个和上交所比较接近的国外交易所，把它们即成的系统改造成上交所需要的系统。
陈忠苏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因为从零开始比较难，寻找一家和上交所条件比较接近的交易所作为基础版本，再用这个基础版本，升级到我们想要的目标，基础版本中很多业务功能如交易产品设计和交易制度设计等具有参考价值，但技术架构必须从头开发。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国外的东西，我们是新的，从系统速度上，中国可能还保持了世界最快的位置。”
在寻找基础版本的过程中，却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是在筹备新系统之初，技术还没开始启动，技术专家却先学习了一遍现在一般投资者可能都不甚了解的权证、ETF、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创新产品，并最早接触了一些金融衍生工具。
2001年，一支由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研究人员组成的战斗力超强的团队在上交所主要负责人的亲自带领下，开始了世界之旅，分头考察了二三十个交易所。由于团队成员知识结构的差异，每次出发都能带回来大量的信息。在考察过程中，团队还与一些国家进行深入交流，开展合作。通过这个项目，团队成员跑了很多地方，接触面也扩大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的过程里，他们发现上交所的产品很单调，交易方法也很简单，而国外的产品很丰富，很多机制可以学，很多交易方法对市场稳定性和流动性有促进作用。
技术的换代也带来思维的更新。比如在做系统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在很多国家都是按会员交易量多少付费，而当时上交所会员收费制度是不管交易量的多少，一刀切，按照会员的交易席位数量收费。通过调研，队员发现会员制度收费不合理，需要进行会员制度改革。陈忠苏说，当时队员做了很多类似这样技术促进了制度改变的工作，制度先行，最后才能回到技术。
一圈转下来，上交所最终选用了德意志交易所的系统。陈忠苏当时最担心的是，新系统做完之后马上就会过时，因此在设计上非常注重技术的前瞻性，按照当时的设计，做完后至少能用58年，以后再做重大升级。
陈忠苏说：“完成这么重大的项目，能够成功很不容易，很多大IT项目失败了，做不出来，或者是做出来不能用，但上交所把这么大的系统做成了，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做出来以后，内部的技术管理规范了，新系统的开发留下的另一笔财富就是带出了一支队伍。为了完成系统，先后有近200人与系统结缘，上交所自己组建的专职队伍有三四十人，各个部门的人员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不时地参与进来。这个做的过程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现在每一个项目组，几乎每一个人出来都可以担任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
2004年11月起，上交所正式实施开发新一代交易系统。2007年10月，完成系统总体设计和软件开发，编写关键交付文档13大类、53小类、约160份，交付纯源程序代码约100万行。2009年4月，完成上线版本的定型，6月下旬起进入同步运行、同步维护阶段。
2008年2月就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张育军曾三次带队赴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市政府汇报切换上线的工作全进程。2009年11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上交所新交易系统切换上线。
2009年11月23日是新一代交易系统切换上线进入试运行期的第一个交易日。这一天，上交所在成立后首次启动一级保障制度。当天，新系统顺利完成了从集合竞价、开市、上午收市、下午开市直至全天收市的整个交易运行过程，清算工作也极为顺利。全天，上交所A、B股总计成交1702154.77万股，成交笔数1120万笔，成交金额2046.05亿元。新系统上线次日—11月24日，恰逢大盘遭遇重挫，两市成交创下历史天量。在巨大的抛盘下，新系统成功经受住前所未有的大成交量考验。
新系统峰值订单处理能力接近80000笔/秒，平均订单时延比老系统缩短30%以上，系统日双边成交容量不低于1.2亿笔，相当于单市场1.2万亿元的日成交规模，是上交所此前历史最高峰值的4倍。而且，在技术上也更加安全可靠，能够在峰值数据流量下平稳运行。
上新系统的想法萌生于屠光绍任总经理时期；到了朱从玖时期，开始动手实施了；张育军担任总经理后，完成了新旧系统切换和项目收尾，从最初的想法到最终的成功上线，整整经过了三任上交所领导人的努力。
回首往事，陈忠苏说：“在行情最为低迷的时候，不管外面多悲观，不管阻力有多大，朱从玖坚持上新系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事他完全可以等，可以保守一点儿，但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
承载大型国企改制的使命
2000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创出2245.43点的历史新高，之后以此为转折点，在争论国有股减持的交锋中，在加强监管的疾风暴雨中，市场走入了下行通道，再现2200点，已是6年之后的事了。
正是在市场大起大落的轮回里，上交所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历史方位，随着市场承载能力质的提升，社保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入市所带来的资金支持，以及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上交所承担起为超大型、大型国企改制服务的责任，走上了打造蓝筹股市场的道路。
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上交所吸纳国家命脉行业企业上市的思路初露端倪。2000年6月22日，中国石化(8.22,-0.02,-0.24%)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股数达28亿股，创A股发行股数新纪录，社保基金参与了中石化的配售；2002年12月13日，中信证券(11.45,-0.14,-1.21%)公开招股，成为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公司；2003年11月18日，长江电力(7.70,-0.05,-0.65%)上市；2005年2月，询价第一股华电国际(3.92,-0.02,-0.51%)高调上市。
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在各种思想与利益的殊死搏斗中，一股自上而下的巨大力量推着行动迟缓的上市公司集体向前走。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26.49,-0.29,-1.08%)的股改方案高票通过，揭开了历时近3年的股改大幕。
2005年8月23日，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央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股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9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交所全面推进股改。
2006年6月23日，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暂停新股上市一年后，首家新股大同煤业(16.42,0.01,0.06%)在上交所挂牌。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4.07,0.01,0.25%)A股上市，募集资金466亿人民币，这是上交所开业以来最大的一次筹资活动，并且第一次实现了A股和H股同步同价同时上市。12月19日，有“保险第一股”之称的中国人寿(22.11,-0.04,-0.18%)IPO正式启动。
2007年5月30日，上交所股票交易再创纪录，成交金额2712亿人民币，成交笔数2570万笔，有效申报1972万笔，成交股数206亿股。8月，沪深总市值已经超过20万亿。
2007年内，融资纪录接连三次被刷新，9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4.63,-0.02,-0.43%)完成IPO，融资580.5亿元，创上交所IPO新高；10月，中国神华(23.69,-0.03,-0.13%)完成IPO，融资665.82亿元，再次刷新纪录；11月5日，中石油(10.18,-0.01,-0.10%)完成IPO，融资668亿元，又创融资纪录新高。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收于6124.04点，这一高点再次成为市场的转折点，随着各项降温政策的出台，以及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影响，市场进入了第二个轮回。
纵观股改之后的上市公司，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已全部上市；保险、航空、电信、电力这些国民经济最核心的产业中最骨干的企业，也先后通过资本市场找到加强公司治理的途径；公司的组成不仅仅是普通的民用企业，甚至一部分承担军工任务的企业也在上交所挂牌；部分上市公司实现了多地挂牌。
在第二个十年里，资本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一个成分，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整个市场经济机制透过资本市场渗透到各个方面，改革通过资本市场得到升华，交易所也成为资本市场里最大的主体。
立规矩成方圆
作为支撑市场运行的自律组织，交易所自身在机制和制度上的完善是市场能够前行的重要基础。由于参与公众广泛、利益诉求多样，相对于其他领域，资本市场的法制意识最强、最有效。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资本市场现行有效的法规文件共442件，其中约85%是在近5年制定和修订的，资本市场从企业上市到监管执法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金融机构破产、背信行为刑事制裁、市场禁入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创新，更成为规范市场的利器。
1992年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证券市场管理和发展的比较系统的指导性文件，对市场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了重要决定，确立了中国证券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证监会成立之后，开始为中国证券市场订立法度。1993年4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6月《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颁布。1993年8月发布《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1996年10月颁布《关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1997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市场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公司法》诞生于1994年7月，直到1999年，另一部“根本大法”《证券法》开始实施。2005年，经过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实施。
在这些大的法律法规框架之下，2006年以来，上交所先后完成了《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会员管理办法》等规则体系的修订和完善，并以第三代市场监察系统上线为契机，进一步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从最初的部门规章、单一的法律条文扩展到全国性的、涵盖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监管等各个领域的法律体系，并且逐步修订、完善了有关A股、B股、H股以及基金、权证等交易、监管的法律法规。
1999年到2004年间，是中国证券市场“立体规范”市场的重要时期，标志性事件就是上市公司治理运动。在媒体的监督之下，上市公司造假、庄股等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2001年股市大讨论中出现了“赌场论”、“推倒重来论”。在舆论和市场的压力之下，证券立法和改革加速进行。1999年7月《证券法》颁布施行；2000年沪深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规则》；2001年3月股票发行审批制被取消；2003年12月和2004年12月分别发布了上市保荐和公开发行的相关制度。2001年4月，PT水仙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家退市公司。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通知，积极处理了“银广夏”、“庄家吕梁案”等一批大案要案，集中查办了“琼民源”、“中科创业”、“德隆”、“科隆”、“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等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2005年到2008年，是证券市场“固本清源”的时期，对券商进行了综合治理，规范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同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06年起，开展上市公司清欠及规范运作活动，解决大股东违法违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顽疾，夯实市场发展基石。这一时期证监会通过立法强化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将上市核准、暂停上市、退市决定权下放给交易所。交易所积极完善上市公司监管体制，强化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治理，建立股权激励机制，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
证券市场表面上交易的是股票，实际的标的物却是股票背后的信息，因此信息进入市场对投资者的重要性就等同于资金。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从国际市场看，信息披露制度是最核心的制度之一。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垃圾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都面临空前大挑战。
或许朱从玖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人，上交所在完善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再次做了件前瞻的大事—应用XBRL技术(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即“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该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唯一可信的信息源头问题，通过推广XBRL技术能有力地支撑现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此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透明度。
2002年秋天，证监会信息中心博士李为向上交所推荐了XBRL，之后沪深交易所、深圳证券信息公司、上海证券信息公司都抽调专人，组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根据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需求，采用国际财务信息处理的最新技术—XBRL，于2004年完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电子化规范》，并于2005年3月正式颁布实施。
仅从证券市场看，上交所在XBRL的应用上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从2004年初起，上交所精选了50家沪市本地公司试用XBRL标准，到2005年，上交所在沪市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推广XBRL。为此，上交所抽调专职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
朱从玖说：“市场能有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公众看不到的人埋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兢兢业业才是市场的真正支柱，没有他们做支撑，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和规则。”
上交所20年大事记编辑本段回目录
岳冰清
2007年1月18日 上证红利ETF成功上市。
10月16日 上证综指创出6124.04点的历史新高。
2008年12月15日 正式发布3个上证180主题投资指数— 上证180基建指数、上证 180资源指数和上证180交通运输指数。
2009年1月9日 上海金融交易广场奠基。
6月5日 推出国内首个基于金融仿真及建模技术的创新实验平台。
7月3日 正式发布上证小盘指数、上证中盘指数、上证中小盘指数和上证全指。
8月31日 上证180公司治理ETF及联接基金顺利发行。
9月21日 ERP系统一期功能就绪，顺利完成上线。
10月27日 上证央企50ETF成功发行、上市。
11月23日 新一代交易系统成功切换上线投入试运行。
1988 年 7月 9 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会上决定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自左至右 )
1990 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任上海市市长朱荣基、时任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如女士、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庆典仪式
1990 年12月19日到1997年12月18日，位于上海市黄浦路15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办公大楼
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主持开业大典，时年 35岁
1990年
12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2年
1月13日 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股票上市。
5月21日 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
5月26日 当日上证综合指数(2663.209,6.86,0.26%)最高升至1429.01点，创1992年最高纪录。
11月17日 上海联农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股票上市。上证综合指数当日曾跌至 386.85点，为放开股价后最低点。
1993年
1月2日 由上交所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合作主办的《上海证券报》以周二刊向全国公开发行。
1月27日 上海证券大厦奠基仪式在浦东陆家嘴(17.47,-0.24,-1.36%)工地举行。
3月5日 吸收广东证券公司等54家证券经营机构为会员。
4月26日 卫星数据广播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5月10日 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正式运营。
7月30日 上交所与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联合组建的上海
证券信息中心正式运营。
9月18日 卫星数据广播系统正式通过“亚洲一号”卫星向
全国卫星通讯用户发送市场信息。
10月23日 上交所决定成立上市委员会。
12月22日 卫星数据双向通讯系统开通。
1994年
1月10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日本“指定外国有价证券市场”。
1月14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广州南方证券交易所中心联网成功。
10月24日 实行信息即时披露制度。
1995 年2月23日，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多空双方殊死搏杀，投资者喜忧不定上交所第二任总经理杨祥海 (左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次会员大会上，与浙江证券创始人李训亲切交谈
1995年
1月20日 各地交易中心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共同发起，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
4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A股自动查询系统。
7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美国太平洋(11.77,-0.12,-1.01%)股票交易所正式签署友好交易所协议书；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确定工商银行(4.07,0.01,0.25%)上海市分行为结算代理银行和托管银行。
12月14日 上交所成立五周年，在京举办交响音乐会。
1997年 8月14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副主席陈耀先在上交所宣布，上交所归属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
1996年
4月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整股票行情发布方式，由原按股票代码顺序发布改为按股票分类方式发布。
5月18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6月13日 上证指数首届专家委员会成立，龚浩成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上证指数专家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证30 指数”样本股选择原则，编制方法及样本调整办法等。
6月29日 上证指数专家委员会正式公布“上证30 指数”30家样本股名单。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从7月1日起正式实
时发布“上证30 指数”。
9月24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从10月3日起调低股票、基金交易佣金和经手费标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对证券
交易方式作重大调整，即由原来的有形席位交易方式改为有形无形相结合、并以无形为主的交易方式。
1997年
1月 28日 上交所在1997年记帐式(一期)国债发行期内开设分销专场。
3月 3日 上交所对股票(A股)、基金类证券的交易实施公开信息制度。
8月 15日 国务院决定将上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中国证监会任命屠光绍为上证所总经理。
11月22日 上交所建成全国最大的卫星证券通信网，该通信网单向广播、双向通信卫星地球站逾3000个，遍布全国各大城市。
1999 年 8月9日，德国交易所主席佛朗克访问上交所，左为时任上交所总经理屠光绍
1999 年 4月26日，上交所第六次会员大会召开
1998年
1月 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正式生效。
8月 9日 上交所与首批30家绩优上市公司签署股票上市协议书。
12月15日 上交所完成全面推行法人结算制度工作。
1999年
11月10日 上海证券市场第一只银行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A股股票上市。
12月18日 上交所卫星通信地球站奠基。
2000年
11月23日 上证指数创出历史新高2125.72点。
2001年
4月24日 PT水仙正式退市。
6月14日 上证综合指数创出2245.43点的年内
新高，该点位同时也是历史新高。
2002年
7月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推出上证180
指数，取代原来的上证30 指数。
9月14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自9月23日起
新股上市首日计入指数计算。
10月11日 上交所正式成立指数专家委员会。
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的上海证券大厦落成，上海证券交易所启用面积达3600 平方米的无立柱交易大厅
2003年
1月2日 上证国债指数正式发布，填补了我国证券市场债券指数的空白。
1月10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业务正式开展。
4月14日 上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2004年
7月7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杭州主办“新产品、新机遇上证50ETF大型推介会”，推介国内第一只ETF上证50ETF产品。ETF的获准推出拉开了证券市场产品创新的大幕。
8月10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PC 机群研发环境”项目正式完成。这是上证所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开创了国内金融行业率先利用 PC 机群技术的成功范例。
12月30日 国内首只ETF上证50ETF成功设立，首发规模达54.35亿份。
2005 年 2月23日元宵节，上证 50ETF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图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耿亮(右)和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左)
2005 年 5月，三一重工(26.49,-0.29,-1.08%)进行股改试点，拉开股改大幕
2005年
4月4日 上证50ETF获得美国Exchangetradedfunds.com 和英国国际基金投资杂志(International Fund Investment)
2005年全球ETF大奖中的“亚太地区最佳产品创新奖”。
5月13日 上交所正式获准成为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国际组织的
会员，这是我国证券行业首次以直接会员身份加入XBRL国际组织。
8月23日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12月19日 上交所数据仓库项目正式建成。该项目的建成使得中国证券市场拥有了中国最大的民用数据仓库，也 使得上交所数据仓库成为国际交易所三大数据仓库之一。
2006年
7月5日 上交所开发的中国基金信息分类获得XBRL国际认证。
12月19日 上交所“公众咨询服务热线”正式开通。
2009 年11月23日，新一代交易系统成功切换上线投入试运行。图为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左二)亲临现场指挥
2007年
1月18日 上证红利ETF成功上市。
10月16日 上证综指创出6124.04点的历史新高。
2008年
12月15日 正式发布3个上证180主题投资指数— 上证180基建指数、上证 180资源指数和上证180交通运输指数。
2009年
1月9日 上海金融交易广场奠基。
6月5日 推出国内首个基于金融仿真及建模技术的创新实验平台。
7月3日 正式发布上证小盘指数、上证中盘指数、上证中小盘指数和上证全指。
8月31日 上证180 公司治理 ETF及联接基金顺利发行。
9月21日 ERP系统一期功能就绪，顺利完成上线。
10月27日 上证央企50ETF成功发行、上市。
11月23日 新一代交易系统成功切换上线投入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