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史是中国音乐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依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基本可以分为秦、汉以前音乐、汉、唐时期音乐、宋、元时期音乐、明、清音乐、中国近代音乐和中国现代音乐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从上古至近代的悠久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优越的音乐文化。现在面对着这样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遗产，根据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社会调查资料，比较全面而概括地对中国音乐史加以论述，既说明了多年的研究心得，又介绍了不少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中国音乐发展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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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远古时期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据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已经可以烧制陶埙，挖制骨哨。这些原始的乐器无可置疑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乐音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葛天氏氏族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歌、舞、乐互为一体的原始乐舞还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想联系。例如黄帝氏族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关于原始的歌曲形式，可见《吕氏春秋》所记涂山氏之女所作的“候人歌”。这首歌的歌词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这便是音乐的萌芽，是一种孕而未化的语言
夏、商时期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从古典文献记载来看，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便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青铜时代影响所及，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它们大多为三枚一组。各类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在前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体鸣乐器陶埙从当时的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它已可以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
西周、东周时期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作为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专门的名称“乱”。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成趣。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歌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这些都是声乐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时期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对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业绩终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气越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华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中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以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
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步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等词牌形式。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南宋姜夔是既会作词，有能依词度曲的著名词家、音乐家。他有十七首自度曲和一首减字谱的琴歌《古怨》传世。这些作品多表达了作者关怀祖国人民的心情，描绘出清幽悲凉的意境，如《扬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等。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到了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注意。在乐学理论上宋代出现了燕乐音阶的记载。同时，早期的工尺谱谱式也在张炎《词源》和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出现。近代通行的一种工尺谱直接导源于此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它的标志是南宋时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其音乐丰富而自然。最初时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后来发展为曲牌体戏曲音乐时，还出现了组织不同曲牌的若干乐句构成一种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戏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传世的三种南戏剧本《张协状元》等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一楔子（序幕或者过场）构成。一折内限用同一宫调，一韵到底，常由一个角色（末或旦）主唱，这些规则，有时也有突破，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达五本二十折。元杂剧对南方戏曲的影响，造成南戏（元明之际叫做传奇）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作，如《拜月庭》、《琵琶记》等等。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的风格已经初步确立，以七声音阶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婉。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演唱理论的专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论》，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则是北曲最早的韵书，他把北方语言分为十九个韵部， 并且把字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这对后世音韵学的研究以及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 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中国的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近现代时期
这一时期始自清代末叶的鸦片战争，在历经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多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交织着传统音乐和欧洲传入的西洋音乐，但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以民主，科学为主要潮流的。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以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迫迁歌》，“五四”时期痛斥军阀出卖祖国镇压百姓的城市小调《坚持到底》，《苦百姓》等，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更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天心顺》，《绣金匾》等。戏曲音乐中京剧的形成影响及于中国，出现了程长庚、谭鑫培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一代名优。各种地方小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器乐则以民间出现各种器乐演奏的社团为特点，如“天韵社”，“大同乐会”等等。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这种民族音乐民间活动的特点造就出许多卓越的民间艺人，其中华彦钧（瞎子阿炳）就是杰出的代表。此外，各种琴谱、琵琶谱的编定、出版也多了起来。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虽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于中国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学堂民歌运动。当时一些要求效法欧美，富国强兵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倡导了这一运动，如梁启超、沈心工、李书同等。学堂乐歌作为学生音乐教材，以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以及学习欧美科学文明为内容，如《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等，这些乐歌又不仅流传于学校，而且广泛影响到社 会各界。这些乐歌多借用外来曲调填词，也有少数根据本国曲调填词，还有少数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如“北大音乐研究社”、“中华美育社”、“国乐改进社”。而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肖友梅又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这是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始。肖友梅呕心呖血，毕生献给了中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是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意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中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流传至今的作品。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则从学习西洋音乐中探索改进国乐的道路，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写出了《光明行》、《空山鸟语》、《病中吟》等二胡独奏曲，并且把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以及歌舞表演剧《可怜的秋香》等，这些作品也是中国新歌剧创作的的早期探索。王光祈作为中国第一代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史学以及比较音乐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三十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对专业音乐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他培养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如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仍然回响在今天的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曲相对来说较为薄弱。但在器乐作品民族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可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民族器乐曲如《春江花月夜》，以及华彦钧的《二泉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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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棗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埙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人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中国上古音乐编辑本段回目录
先秦音乐一、音乐的起源和先秦乐律学
1、音乐的起源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歌曲，是后人为之起名的《涂山氏妾歌》。传说大禹巡行到南方的涂山时，涂山王的女儿爱上了他，但不知什么原因大禹却冷落了她。涂山王之女没有放弃她对大禹的爱，命自己的侍妾在涂山的南面等候大禹归来，侍妾久等大禹不见归来，便唱了一首歌——“候人兮猗”。
这是一首只有四个字的歌曲，其中前两个字——“候人”是具有意义的；后两个字“兮猗”是由感而生的叹语。前两个字是歌的基础，但更应该注意的则是后两个表达情感的慨叹字——“兮猗”，正是这慨叹之声，使之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音乐长河源头组成部分。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前进，祖先们并没有停留在这只有四个字的音乐的水平线上，他们翻动着历史长河的浪花，为音乐的发展又逐起了更大的波澜
2、先秦乐律学
音阶和十二音这样一套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究竟产生于何时？曾有人作过“五音”产生在商以前，“七声”和“十二律”产生在周的结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如果先不把舞阳骨笛的音阶算在内的话，也很难确定说在西周或更早的商代就已产生，只能判断当时只是初具规模，是后人逐渐使之趋于完整化的。
后世文献一般认为“商以前但有五音”，至周代始有“七音”。若根据传说，大概到了周代末年，中国就已经有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国语?周语》中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时，周景王（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2年在位）向伶洲鸠问乐的故事，大意是：周景王问其手下的乐官伶州鸠，十二律是什么，伶洲鸠就把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律名完全例举了出来。景王还问七音是什么？伶洲鸠便把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阶名列举了出来，这虽然是一种记载，但却向人们说明了中国音阶发展的历史线索。
在中国，五声音阶从古至今一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郑国的子产曾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可见在当时五声音阶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七声音阶则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古代用“宫、商、角、徵、羽”作为音阶中各音的阶名，用“变”来表示低半音，用“清”来表示高半音。在古代的五声音阶中，“常用‘变宫’、‘变徵’两个音作为衬托或丰富五声之用”。
3、三分损益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时代，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空前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而理性主义是这一时期总的倾向和总的思潮。
学术上的百家峰起，诸子争鸣，为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齐桓公时的相——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地员篇》中对乐律学提出了“三分损益”的理论，就是中国最早的律学理论。
《管子·地员篇》是一篇研究土壤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管仲提出了有关音律与农业生产等相关联的论点，并把音的高度和井的深度及植物生长这三者相联系。同时还把宫、商、角、徵、羽等由低到高的一系列音与家畜的鸣声相比拟。
《管子·地员篇》提出的“三分损益”的意思是把一个音律管分成三份，“损”是“减”（即从三份中减少一份），而“益”则是“增”（即再加三分之一），就是说以一根一定长度的发音管为准，把它减掉三分之一长，就形成了下一个律管，再把这个新律管加上其自身的三分之一长，便又产生出一个新的律管来。这样延续的一损一益，便产生出十二律。
记载中，管仲实际只相生出了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继管仲之后，《吕氏春秋》的“音律篇”在管仲五音的基础上又继续相生了11次，也就是相生到“清黄钟”，使十二律的相生得到完成。但当相生到第11次（即到十二律）后的“清黄钟”时，“清黄钟”不能回到原出发律上，使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后的近二千年中，中国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对这一律学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三分损益法”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当在不同时期进行介绍。
“三分损益法”每制出新的律管与原律管的音高都是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又上方五度，再下方四度……的关系，但需要再按音高次序调整排列，才能得出十二律，所以它又叫“五度相生律”，亦有称之为“五度相生法”。《管子·地圆篇》中的相生方法是先“益”后“损”。
“三分损益法”理论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的“十二律”的理论，比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律制”要早一个世纪左右。
二、远古和先秦乐舞
乐舞原始社会的音乐是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大概到了和平安定的“神农氏”时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对于这一点，可以从葛天氏部落的乐舞中窥见一斑。但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毕竟是十分低下的，正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祖先的原始信仰。他们的这种信仰又往往具体的表现在他们对于“图腾”的顶礼膜拜上。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这一时期常用当时艺术的最高形式——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自然力、祖先以及对“图腾”的崇拜上。他们甚至相信，音乐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能感动、媚悦神灵，它可以使自然听命于人。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迷信，但它却向人们说明了：音乐，从它出现时起便成为一种社会形态，无论如何要受生产力水平的支配，这是中国音乐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原始社会的乐舞是与原始部落的狩猎、畜牧、播种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关于这一点，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中，可以看出，记载中原始先民的那种“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姿态。在这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里，有3组舞者，每组5人，从他们手挽着手列队舞蹈，包括舞者头上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和每人都有一个小尾巴来看，很有可能是一种扮演鸟兽的舞蹈。除此而外，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所发现的岩画中也可以看出乐舞的历史痕迹。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关于“远古乐舞”的传说大至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命名的氏族部落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伊耆氏之乐”，“葛天氏之乐”等；另一类是歌颂被尊为古代帝王或歌颂本部落图腾的古乐舞。如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原始部落的乐舞。前者其时间一般较早；后者有的已属于部落联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时间一般晚于前者，现择其主要者分述如下：
1、葛天氏、伊耆氏之乐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葛天氏部落的乐舞：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乐舞作品。这部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生活在原始社会葛天氏部落的人民对自己部落祖先——“载民”的歌颂，对自己部落“图腾”——“玄鸟”的崇拜以及他们对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期望和对大自然的祈求。甲骨文中的舞字很象一个人手持一对牛尾巴或其它动物的尾巴在舞蹈之形，这说明“操牛尾”踏歌而舞在远古乃至商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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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拓片上的“舞”字 |
“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也，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曰：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
这是传说中伊耆氏部落的乐舞，叫作“蜡祭”。每年的十二月里，伊耆氏部落的人们都要举行一种祭祀万物的祭礼，希望不要有地震、水灾、虫灾，也不希望杂草和野树丛生，说明了这一氏族部落已经进入到农业生产阶段。
从《葛天氏之乐》和伊耆氏部落的乐舞和其它原始社会的乐舞中人们可以看出远古音乐有如下特点：它是氏族公社成员的集体创作，又属于全体氏族公社成员；音乐的成果并不为一部分人所占有，具有朴素的审美意识；但在这时已出现了原始宗教的萌芽；乐舞（音乐）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抒情并带有朴素的功利主义色彩，其表现形式是诗、乐、舞（包括宗教）交织在一起。
2、“三代乐舞”
从中国许多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中，随着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爆发和原始宗教的产生，出现了为各代所制或歌颂自己氏族部落首领、图腾的乐舞。据记载，黄帝部落的乐舞叫《云门》，歌颂唐尧的乐舞叫作《咸池》，歌颂舜的乐舞叫作《箫韶》。这就是后世文献中所称之的“三代乐舞”。
《云门》也叫《云门大卷》，是黄帝氏族部落歌颂自己的“图腾”——“云彩”的乐舞；《咸池》也叫《大咸》，是唐尧氏族部落的乐舞。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咸池”是天上“西宫星”名，唐尧氏的先民认为“咸池”是日落之处，在他们的眼中，西方是遥远而不可理解的，他们幻想那里有神灵，所以就用乐舞来崇拜和歌颂它。
到了舜的时代，原始神话被不断地人间化和理性化，他们部落的乐舞叫作《韶》。
《韶》可说是原始社会时期登峰造极之乐舞作品，它是被先民们视为含有神圣性质的一种宗教乐舞。因为它的主要伴奏乐器用“箫”，故又称之为《箫韶》；又因为它结构庞大而又丰富多变，故又称之为“九辨”（“九”在中国古代是代表“多”的意思）；加上它“歌”的部分包含多段，所以人们又称之为“九歌”。这部乐舞，曾被长期视为原始艺术的最高典范。如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在鲁国见到了这个乐舞之后发出了如下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公元前517年，孔子又在齐国看到了《韶》的演出，受到极大的感动，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论语·八佾》记载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也就从这时起，“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中国的一句成语，它更成为中国美学史上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
三、西周的礼乐制度
中国音乐史“礼乐制度”，也就是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这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礼、乐、刑、政四术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乐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立的一种等级制度，而刑、政则是对下民的。礼可以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敬和。礼、乐的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所以，“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作为音乐制度，它包括乐县、舞列、用乐等都有其森严的规定。因此，在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的礼节仪式中，都规定了与之相配合的各种音乐。如祀天神“奏黄钟、歌大吕、舞《大夏》”；祭地示“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举行大飨时“两君相见，楫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楫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升歌清庙，下管象武，夏籥序兴……客出以雍彻振羽”（《礼记》）。诸侯宴使臣时，可用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关于乐队、舞队的编制，《周礼·大司乐》中载有：“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的规定，可见其等级的森严。
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于祭祀、宴享等日常的雅乐活动之中，另一方面贯彻在由大司乐进行的国子教育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对音乐社会作用的重视。但由于这种制度规定的太死，使这种奴隶主阶级视为理想的“雅乐”趋于呆板、僵化。
在制定礼乐制度的同时，周代还豢养了一支庞大的音乐、舞蹈队伍，人员达1400余人，由“大司乐”（《礼记》称“乐正”）来统领这些乐官、乐工。
为了适应这样庞大礼乐机构的需要，周代设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国子监”。在“国子监”中学习的称之为“国子”，由大司乐直接掌握教学活动。《周礼》把这些教学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乐德”、“乐语”、“乐舞”，这里包含道德品质、言语进退和一些重要的乐舞教学。“国子”大多是王、公等贵族的子弟，《礼记》内则说，国子从十三岁便要入学，“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四、《诗》和《楚声》
1、《诗》
《诗》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选集，编辑时间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最初只叫《诗》、《诗三百》或《三百篇》等。在西汉初期被统治者尊为儒家经典之后，才有《诗经》之称。
据记载，《诗》共收编了诗311篇，其中有6篇“笙诗”有“声”无“词”，估计是当时的器乐曲，所以没有被收入。《诗》原先全都是乐歌，它的编排就是按照乐曲的不同被分为“风”、“雅”、“颂”三类的。
“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篇，全部属于地方曲调；“雅”有“大雅”、“小雅”，共有诗105篇，属于朝廷的“正乐”；“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有诗40篇，属于伴舞的祭歌。
从时代来看，《诗》包括了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即从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
就地域来说，《诗》主要产生在黄河流域，也远及长江、汉水一带（即包括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省的全部或局部地方）。
《诗》的编缉成册，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６４４年）所记载的吴公子季札在聘鲁时曾观看周乐，由鲁乐工为他歌奏的诗以及他对各类诗歌的评论，其次第和现行本子的《诗经》相同。从这一史实就可以证明，《诗经》这部诗歌总集在那时或更早的时候就已编成了。
十五国风《诗》中的“十五国风”都是“采风”而来。在中国古代，采风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一制度从西周时就已开始实行。《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就是说，周天子每五年要到各地视察一次，每到一处，都命采诗官来陈述民间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来了解民间的反映。《汉书·艺文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古有采风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其意思是说在古代，设有采诗的官，天子依靠他们采来的诗来观察民间的风土人情，了解政治设施恰当与否，以便自己考核更正。
至于各家所说采风的具体情形，大多是根据“汉乐府”的采诗情况而想象出来的，所以也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可靠，因为没有实际材料来证明，但一般认为诗的来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① 祭礼和宴享诗，可能出自巫、史之手，有的可能是根据古祭歌和神话加工的；
② 政治讽谕诗，基本上可以说是公卿大夫们献的；
③ 风谣则是王朝的乐官在诸侯国的配合下采集而来的。
虽然“风”诗流行的地域非常广阔，但《诗》中的“十五国风”在形式、音韵等方面却很统一，可以肯定是在收集之后对其进行了润色或改编，否则这些诗的形式和音韵能如此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
“十五国风”几乎全部是民歌，可以说是《诗》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十五国风”以形象的历史，从各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周代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愿望和感情，有着相当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诗》的曲调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但从那丰富的“歌诗”之中还是能看出它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有何等高超。
《东山》在“十五国风”中是最出色的抒情诗之一。诗中描绘了这位征人在还家途中思前想后那种十分复杂的内心活动。他既为自已生还，今后能过上和平生活而欣喜；又为自已走后家园残破而万分担忧；然而对家乡的爱，又给予他重建家园的勇气和信心。特别是对其妻子怀念的描写，无论是从妻子方面设想，还是从自已方面着笔，都不是泛泛写来，而是借助了一些看来是琐屑的，但实际上是非常细腻的描述，来抒发自已对妻子那种朴实而深厚的情意，非常真实。这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形式和委婉悠长的深厚韵味，以及所塑造出来生动朴实的艺术形象，直至今日还有着强烈的感人力量。
③“十五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还有被后世称之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和“山歌”一类的抒情民歌。这些民歌在演唱时采用了有“歌”有“和”的形式（“歌”即领唱，“和”即帮腔）。
《诗》中的第二类“雅”是奴隶主贵族文人在学习了民间歌曲之后所创作的乐章。“大雅”多为朝会宴飨之作；“小雅”乃为个人抒情之作。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反映现实、同情人民、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超脱这部分人为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局限性。
《诗》中的第三类“颂”是周代统治者祭祀宗庙祖先的乐舞，其中舞的部分更多所表现的是舞容、舞姿、舞的步伐和动作。一般很少为人所重视。它虽然主要是歌颂统治者的“文德”和“武功”，强调了祭祀的神圣，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精神风貌。
中国后来各历史朝代的统治者所重视的“雅乐”，主要是从“雅”和“颂”的传统中发展而来。由于这种音乐礼仪性较强并脱离人民，所以“雅乐”逐渐衰亡。
总之，一部《诗》包含了民间歌曲和奴隶主贵族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国风”和“小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后来中国民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2、《楚声》
《楚声》是指战国时代，在楚国兴起的用楚国民歌曲调填词的专业创作并由屈原开始的骚体类作品的总称，在音乐上称“楚声”，也叫“南音”。
楚国是指今江、汉间及今湖南、湖北一带，战国时还兼指徐、淮的一部分地区。楚国的民歌很多，在前面讲过的“涂山氏妾歌”就是原始社会时最早的“楚歌”。记载中的楚歌作品有许多，其中著名的作品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阳阿》、《激楚》等。这些民歌在当时楚国宫廷中也是很流行的。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楚国君主过着多么奢侈的生活，同时也能了解到“楚声”的实际演出多么动人。
“楚俗尚巫，楚声与巫音有关，起源甚古。”（《中国音乐辞典》53页）
在“楚声”中有一部民间祀神乐曲一—《九歌》，就是“巫”在祀神时所表演的歌舞曲。
《九歌》是“楚声”的一部代表作，其歌词被保存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和属于他的流派作家们的诗歌集——《楚辞》之中。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文学史中，《楚辞》是继《诗经》而后出现的新的音乐形式与风格，只有把《楚辞》和《诗经》相比较，才能看出它是继《诗经》后中国音乐史和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九歌》这部作品原是一套民间歌舞，传说是夏王“启”从“天帝”那取来的，这当然是神话，但也能说明它是一种古老的乐歌。这一古老的乐歌采用了载歌载舞的形式。有专家考证说在前面介绍过的舜部落的乐舞——《韶》的结构与音乐，就是后来《九歌》的结构和音乐。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祀鬼神的乐歌基础上，为宫廷举行大规模的祀典而创作，并取古代乐歌为名。屈原在民间歌曲的感染下并从其中吸取了营养，还创作了不少按民歌形式写成的歌。从《九歌》的内容来看，这部作品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大都是恋歌。《九歌》不仅有歌有舞，其中还有故事叙述，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大型歌舞曲。屈原对这部作品十分推崇，曾在《离骚》、《天问》等作品中提到它。
关于《九歌》的演唱形式，近人作了种种解释。现在能够肯定的有一点，即“巫师”在演唱中起着主要作用。
前面已经提及过，“楚俗尚巫”，在楚国民间和宫廷的祭祀活动中，“巫”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在参加祭祀的“群巫”之中，有一“大巫”（或“主巫”）以“神鬼”代表身份出现。他（她）假托神鬼附身，用受祭祀鬼神的口气来说话，而其他巫者则配合着起着迎神、送神、颂神等作用。《九歌》各篇，除了一般认为是祭祀结束时所唱的《礼魂》之外，其它各篇都有以鬼神本身的语气写成的歌词，是“主巫”或“大巫”在载歌载舞时用以直接表现受祭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而在一部分篇章中，也穿插有不是用鬼神本身的语气写成的歌词，这是“群巫”在助唱陪舞时所用的。
除此而外，还能从甲骨文中看出，这时的“巫”与“舞”的意思一样。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巫”既管沟通“人”与“神”的关系，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专业舞蹈家，所以“巫”与“舞”的最初写法是同一个字，而后来的“舞”字，是“巫”字演化。
总之，“楚声”是一种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音乐，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两汉音乐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
中国中古音乐(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编辑本段回目录
群伎(相和歌) 一、歌舞音乐—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乐与曲子、大曲
1、相和歌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
相和歌具有两种含义：这一名称概括了汉代北方各地的民间歌曲，《乐府古题要解》说它是“汉世街陌讴谣之词”；“相和歌”的另一种含义是对当时一种歌曲演唱形式的称谓。它最早为无伴奏的“徒歌”，以后发展为“但歌”（即一种有伴唱而无伴奏的演唱形式），一直发展到由各种管弦乐器伴奏的相和歌。
2、相和大曲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舞蹈、器乐演奏相结合，便产生了“大曲”。
“相和大曲”也称“大曲”，后世称之为“汉大曲”，这是相和歌发展的最高形式。
相和大曲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经过专业音乐家与文学家对其进行改编、加工而成的一种比较复杂的音乐形式。其特点是：歌唱、器乐、舞蹈三种艺术有机结合，是一种有器乐伴奏的歌唱，有乐器伴奏的歌舞，并有纯粹乐器演奏部分的综合性歌舞大曲形式。
3、清商乐
公元4世纪，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但北方仍处于十六国频繁战争的局面。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南移，北方音乐文化也随之流入江南，并把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与形式——“清商乐”。
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 卷四十四· 清商曲辞一》中说：“清商乐，一曰清乐。......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已来旧曲”。清商乐同时又是东晋、南北朝期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并吸收了当代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总称。
清商乐“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是和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阶层的享乐需要分不开的。
清商乐所用的乐器比相和诸曲又有增益。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小序》载，清商乐用打击乐器节鼓为节；弦乐器除了原有的琴、瑟、筝、筑、琵琶外，又有箜篌和击琴；吹奏乐器除了原有的笙、笛、篪外，又有了箫、埙等；并增加了击乐器钟和磬，这在前代俗乐中是没有的。
在前面介绍了相和大曲中所用调式是“相和三调”（或“相和四调”），后来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期间，相和诸曲逐渐演变成清商乐，“相和三调”也就随之逐渐改称为“清商三调”（清、平、瑟三调）。“清调”，以“太簇”宫为主音；“平调”，以“黄钟”宫为主音；“瑟调”（又称之为“侧调”），以姑洗角为主音。由此可见，“相和三调”、“清商三调”皆为调式的名称。
4 曲子
隋唐时代，一些经过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提炼的民歌中一些好的曲调，经过文人选择、推荐、加工，并用新词配曲的音乐，叫作“曲子”。这种被选择、推荐、加工的民歌，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民歌形式，而是一种艺术歌曲了。
在中国，选择、推荐一部分民歌而且对之进行加工改编的作法早已有之，从《诗经》、《楚辞》到汉代的乐府大都采取了这种作法，只不过每个时代对这类民歌的称呼各有不同而已。但唐代曲子比之过去的民歌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它除了仍像一般民歌一样单独演唱外，还被用于说唱、歌舞及其它更高的艺术形式中。特别是当曲子流传到都市以后，得到了文人们的青睐，并成为唐代市民音乐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成为文人们写作新作品一种好形式。
曲子新鲜而富有生气，形式自由，节奏活泼，其歌词接近口语，所以它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那些以填写歌词而著名于世杰出的文学家和乐工们，正是在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形式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盛唐之音”。
当然，曲子的题材、内容是十分广泛，也有一些作品属于封建性的糟粕，是不可取的。
曲子的结构形式有多样，一般以单遍的只曲为主，也有用前后两个单遍合成的双遍，或称之为“双阕”等。可以从敦煌发现中唐五代的《望江南》、《菩萨蛮》等曲子谱中，可以领略到唐代曲子的风貌。
在曲式上，曲子词大部分为“长短句”，这是为适应音乐需要而产生的新形式。
从应用范围来看，曲子有用于说唱的；有用于歌舞音乐的，也有用于扮演“戏弄”的。
曲子创作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1) “由曲定词”，即把已有的曲调配上新词，也叫“填词”；
(2) “依词配乐”，即根据新的歌词创作新曲调，叫作“自度曲”。
到了后来，曲子的不同曲调被分别固定下来，形成了今天称谓的“曲牌”（在文学上被称作“词牌”），以至于成为从中唐到中国宋代艺术歌曲重要的形式，直到今天，这种形式一直被继承和发扬。“近代所谓的小曲，其实就是唐人所谓曲子”（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页）。
唐代曲子被保存在敦煌石窟中有五百多首，曲调名有八十余支，除少数属名外，其余大部分为民间作品。除歌词外尚有《倾杯乐》、《心事子》、《西江月》、《伊州》等8首乐曲曲谱，曲谱是一种古老“工尺谱”（参见图例44）。
三、乐器与器乐
羌笛1 乐器
(1) 笛和羌笛
《史记》中有“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的记载。但黄帝时的笛是什么样，目前不得而知。中国中古时期笛主要是横吹的笛，这种笛在当时比较流行的鼓吹中得到广泛应用。约在汉武帝时开始使用。“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27页）。这一时期笛的吹奏方法仍有两种——即“横吹”和“竖吹”。在此之前，笛是竖吹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笛”和后汉应邵在《风俗通》中所说的“七孔笛”都不是横吹。
“羌笛”在汉代时简称为“篴”（“笛”的古体字），是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吹奏乐器，羌笛最初只有四个按音孔，公元前1世纪京房将其增加了一个最高音的按孔，才有五个按音孔。
(2) 笳和角
“笳”和“角”最初都是少数民族乐器。中国古代关于笳的记载都不详细，据专家推测其最初是把芦苇叶子卷起来吹奏，后来则把芦苇制成哨子，装在一根没有按音孔的管子上吹奏。后来又出现了有按音孔的“筚篥”，这种比较原始的笳便逐渐淘汰。
角的最初形制是用天然动物的角制成，后来则用竹、木、革和铜等材料制成。从汉代鼓吹图片中可以看出角的形体很大，已不是动物的角，而是一种人工制作的“角”了。
(3) 箜篌
箜篌有三种，一种为卧箜篌，也叫“箜篌瑟”，是横弹的；另一种为竖箜篌，也叫“胡箜篌”，约于公元2世纪时传入中国；第三种为“凤首箜篌”。
从目前所见的记载和有关壁画中可以看出比较流行的是竖箜篌。竖箜篌源于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外，汉乐府作品《箜篌引》和后来许多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卧箜篌最早是朝鲜半岛的一种拨弹乐器，后来传入中国。同其它外国或少数民族的乐器传入中国一样，竖箜篌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音乐实践中不断完善，最后成为中国的一种民族乐器。此外，凤首箜篌在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历史文物出土，说明其流传广泛。
(4) 琵琶的起源与发展
琵琶是中国一件非常古老的拨弹乐器。中国古代的琵琶与今天的琵琶很不相同。在从秦、汉直到隋、唐这一段时间，凡是以“弹挑”（古人称“枇”、“杷”）方法进行演奏的乐器，无论是长柄、短柄，圆形、梨形的，木面、皮面的，弦数多或弦数少一些的，都叫“枇杷”。
到晋时，由于阮咸善于演奏汉琵琶，因此至唐时，人们也叫它“阮咸”。唐杜佑在其《通典》中说：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二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知。晋《竹林七贤图》阮咸 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咸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
蒯朗从古墓中发现的阮咸为铜制，到唐代才由工人改用木制，据说是由鲜卑人的后裔元行冲定名为阮咸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十二柱横贯四弦的乐器，可以判断出当时在音乐实践中已有了“平均律”（十二律）的应用了。
魏、晋和南北朝时代，流行于波斯（今伊朗）的曲项琵琶和流行于印度的五弦琵琶通过中央亚细亚通道和“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有人考证是印度琵琶传入中国北方（约公元350年前后），至迟在公元551年以前，又传到了中国南方。
传入中国的琵琶有两种，即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这两种琵琶均是四柱。曲项琵琶是古波斯乐器，根据其构造而得名；而五弦琵琶则“发育在印度，六朝后半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日?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 293页），是根据其弦数而得名。曲项琵琶采用拨弹，五弦琵琶采用手弹。中国古代无“轻唇音”，“琵琶” 二字应属外来语。
在琵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从“龟兹”传来的“胡乐”为最盛，并用龟兹琵琶定律，这就是音乐史中常提到的苏祗婆（梵语SUJIVA的对音）所传的“龟兹琵琶七调”。据记载，苏祗婆是在后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568年）随突厥皇后阿史那氏来到中国。
苏祗婆的“琵琶七调”经隋代音乐家万宝常研究后应用到中国乐律上，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时的琵琶名手也大多是西域之人，他们均以所居国名为姓，如曹妙达，唐时的康昆仑等。
到了唐代，“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已成为中国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这时的琵琶不仅被作为唐代大曲伴奏乐队的领奏乐器，并且被用于独奏。隋、唐的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所使用的琵琶就有“大琵琶”、“秦琵琶”、“五弦琵琶”、“大五弦琵琶”、“小五弦琵琶”等；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元稹的《琵琶歌》等诗歌以及康昆仑、段善本的演奏《六么》等传说向人们证明，到这时琵琶的演奏技巧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上描写既生动又形象，短短的几句诗，就把作者和演奏者内心深处的感情和精堪的演奏技巧描写得淋漓尽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琵琶独奏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唐代诗歌中描写琵琶演奏的诗歌占有相当数量，对于了解唐代琵琶发展提供了大量可信资料，唐代无愧于中国琵琶演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综上所述，可以把唐以前的琵琶传入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 中国固有的琵琶最早是从“弦鼗”演变而来，并经历了“秦琵琶”、“汉琵琶”、“阮咸”等不同的演变过程；
② 到南北朝时期，西域波斯和印度琵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两种琵琶称“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其中波斯琵琶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比印度琵琶传入的可能性要大，原因是在波斯和属于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琵琶是一件颇为流行的乐器，甚至在比波斯还远的埃及也能看到琵琶的踪迹；
③以波斯为主的曲项琵琶传入中国时只有四个柱，其音域狭窄，后来和中国原有的乐器“阮”进行了新的结合，并在演奏方式上有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时的琵琶已有了十二个“柱”（即“品”），并开始出现用“搊弹”的演奏方法。据记载，最晚至唐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以前），琵琶除了有四个柱以外，已经开始使用“品”了。“品”的使用使得琵琶音域大为扩充，再加上盛唐以来已经使用手指弹奏——即“搊弹”的方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琵琶的艺术表现力。不仅如此，这时的琵琶在演奏的抱式上也改横弹为抱弹，并把右手用木拨弹奏改为用五个手指弹奏的方法。但这时各种琵琶的使用尚无规律，如“创手弹之法”的贞观初年琵琶名家——太常乐工裴神符即是五弦名手。可见，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同样流行于盛唐时期。
此外，还可以从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诗中看出，唐代已有了琵琶谱，但这种乐谱没有流传下来。敦煌琵琶谱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于唐代琵琶曲，主要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歌舞大曲，如《六么》、《霓裳羽衣曲》、《凉州》、《胡渭州》等。
唐代比较著名的各族琵琶演奏家有段善本、贺怀智、曹刚、裴神符、康昆仑（康国人）、雷海青、李管儿、赵壁等。他们的演奏各有其不同风格。据说曹刚以右手运拨的气势若风雷取胜；裴神符则以左手细腻委婉的拢然而闻名，段善本以“移调”演奏见长（所谓“移调”就是从一个宫调移到另一个宫调上演奏）。毫无疑问，这些对于中国琵琶演奏艺术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琵琶在中国落户后又很快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缅甸等国，直到现在，日本正仓院还藏有中国唐时传去的五弦琵琶，朝鲜半岛至今还有五弦琵琶。据记载，传入朝鲜的琵琶叫“乡琵琶”，“形状很像五弦”（日?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290页）；《隋书·林邑传》中有林邑（今越南顺化等地）“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的记载； 《新唐书·南蛮传》中也记有骠国（今缅甸）独弦匏琴“颈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可见琵琶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乐器，同时也成为中国周边国家人民喜爱的乐器。
（5）合奏音乐——鼓吹乐的兴起
鼓吹乐在汉以来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一类以打击乐器与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鼓吹乐”。这是以打击乐器鼓和管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音乐，有时也伴有歌唱。大约在秦末汉初之际，鼓吹乐就已在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流行，当时的鼓吹乐是用鼓、角、笳一起演奏。当鼓吹乐传入中原地区以后，便与中原各地汉族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鼓吹乐。汉哀帝时（公元前6----1年）乐府中有“邯郸鼓员”、“江南鼓员”、“淮南鼓员”等可能就是各个不同地区的鼓乐工。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收汉代鼓吹乐的歌词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汉族民歌，后来被各地的鼓吹乐所吸收。
鼓吹乐被宫廷采用后，便用于军队、仪仗和宫廷的宴乐之中。由于乐队编制和应用的场合不同，所以使用的乐器和对其称呼也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黄门鼓吹：由天子近侍掌握，主要列于殿廷，备食举乐同时亦用于天子专用的“卤簿”（即仪仗）。《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阳，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所谓“列殿廷”，“供卤簿”，如同后世“鼓乐”中的“坐乐、行乐”。
横吹：因用横吹（横笛）作为主奏乐器而得名。横吹的乐队一般由鼓、角、横笛等组成，有时还加用筚篥和排箫。横吹的乐曲，有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摩诃兜勒》作为素材创作的《新声二十八解》。《新声二十八解》由《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等二十八首乐曲联缀而成，后人又称之为《汉横吹曲二十八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存有《出塞》一首：
侯旗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云影，阵如明月弦。
形象地描写了汉武帝为抗击匈奴贵族骚扰，派兵急速出征的威武阵容，歌颂了坚持国家统一作为。、短箫铙歌：也叫骑吹，是用笳、排箫、铙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的军乐。
关于鼓吹的种类、形式、用途还有多种，只选取其中三种主要形式作以介绍。其实，上述三种鼓吹也并无严格界限，随时代而异。
鼓吹乐的初级阶段，采自民间而供奉官府，后又为富豪之家所用。到明、清以后，在商业经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各种吹打乐种，与汉魏的鼓吹乐亦不无渊源关系。
这里提到的《悲翁》（《思悲翁》）与《高台》（《临高台》）两首乐曲，原来均是汉代短箫铙歌中的歌曲。
《思悲翁》描写了一个逃亡在外而其处境艰难的反抗者“悲翁”的思念，说明了鼓吹音乐是来自民间的。
鼓吹乐在三国时期仍继续发展，曹操就曾令缪袭根据汉以来的鼓吹曲调而填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现实斗争的歌词，如《战荥阳》、《克官渡》等。
到了南、北朝时期，鼓吹乐在北方得到了新的发展，当时许多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带来了大量本族和外族的音乐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对古代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魏在太武帝统一中国以后，曾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族音乐文化，鼓吹乐在这时利用鲜卑族的曲调，填新词“凡一百五十章”，叫做“真人代歌”，亦称“代北”。
从秦、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折和考验，从儒家思想被定为经学到魏晋时代的汉经学的崩溃，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继先秦以来第二次社会形态变异所带来的巨大转折和民族大融合后中国音乐的光辉前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后来的“盛唐之音”。
中国近古音乐（宋、元、明、清）编辑本段回目录
词调歌曲一、词调歌曲、白石道人歌曲、元曲和明清小曲
1、词调歌曲
产生于隋唐时期的曲子，流传到宋代被称之为“宋词”，或“小唱”，在音乐上被称之为“词调”，成为宋代歌曲的主要形式。
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勾栏”、“瓦肆”（亦称“瓦市”）。固定的娱乐和演出场所的出现，使词调能在大都市中进行广泛演出和交流。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普遍对这种新音乐形式进行填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曲子词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表现力。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大量新的创作（当时称之为“自度曲”），大大推动了词调歌曲的发展，使之成为当时一种最流行的歌曲形式。
在音乐上，词调歌曲由“长短句”组成，使每一个曲牌旋律形成对比和变化，并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新的音乐形式，使之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为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词调歌曲在音乐体裁上还分“令”、“引”、“近”、“慢”等不同结构。1746年出版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所收录的南曲和北曲共有2094个曲牌，连同“变体”共有4466个曲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唐、宋曲子的曲调，尽管在辑录中有可能被后人加工，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唐、宋时期这种歌曲广泛传播的情况。
宋代词调歌曲在创作上分“婉约”和“豪放”两种风格，这和国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连。宋初年，经过一段休养生息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出现了暂时的升平景象。虽然这一时期词仍没有脱出晚唐、五代那种“绮靡婉约”的词风，但却比诗歌显得更加坦率和真挚一些，加上北宋封建文化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创作了一大批即景抒怀作品；到苏轼时，他一扫宋代前期词的脂香粉气，开创出奇怀逸气、矫首高歌的词风，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悲歌慷慨、志气昂扬爱国词风之先河，使词调歌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到北宋末期，宋徽宗设置“大晟府”，随之出现了所谓的“大晟府词派”。当时的“大晟府”提举周邦彦等人写了大量“自度曲”。周邦彦的词风比较严谨，创作的艺术技巧也很高。特别是他写的“慢词”，深受当时最高统治者赏识，凡他填过的词牌，讲究平仄，词句工丽，音乐严格，成为后世填词的典范，对南宋姜夔的词风影响很大。由于他过于讲求歌词格律而忽视内容，故王国维说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到了南宋后期，以姜夔为代表的部分作曲家，比较注意词的内容和音乐形式结合，为人们留下了一部分优秀作品，并有乐谱保留至今，是中国音乐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音响和资料。
2、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他自幼即以诗擅名，并爱好音乐与书法。他从成年开始，屡次参加科举，但都名落孙山，只好去充当幕僚清客。艰辛的生活使得他视野比较广阔。
中年以后，长住杭州。从他有记年的作品来看，自1176--－1206年这30年间，他的年华似乎在飘泊羁旅之中度过。《宋史》其传说，他中晚年以卖字为生，或寄寓官僚门下专事写作诗文，终年六十余岁。
姜白石以词著称，其词大多数是纪游和咏物之作，从中也有对于实事的感慨和对自己身世飘零的感叹，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位非常重要人物。
姜白石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现存有歌曲17首，古琴曲 1首（《古怨》）。这些作品情感比较真挚，艺术上也很有特色。17首作品都附带“乐谱”（为工尺谱记写，称之为“旁谱”），这是目前仅见的宋代词调曲谱，对于考证、了解宋代音乐情况有着极为重要价值。他的17首歌曲大致分为以下6类：
① 截取唐人大曲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摘遍”。如《霓裳中序第一》；
② 取不同宫调的乐曲合成一词调，称之为“犯调”。如《凄凉犯》；
③ 记录乐工们所演奏的曲谱。如《醉吟商小品》；
④ 对旧曲加以改编，填入新词。如《徵招》；
⑤ 依他人词调填词。如《玉梅令》是用范石湖的作曲而填词；
⑥ “自度曲”或称“自制曲”。
这部分歌曲有12首，是姜白石自己创作的曲调。这些自制曲，均是先成文词而后制曲，因此作品可以不受句度长短的限制，可尽情地发挥其作曲才能，所以艺术性较高，这也是姜白石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宋词与汉乐府、唐诗五言、七言等方整性句式结构不同，它的每个词牌，其名式、结构变化极为复杂。这种长长短短的乐句结构，更适合于表现细致复杂的情绪变化。因此它很快就被新兴的说唱、戏曲艺术所吸收。它的产生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3、元散曲
流行于宋代的词调，到元代时逐渐走向僵化，所以知识分子不得不再以民间曲子为源泉，重新寻找和吸取创作营养，在创作的实践中发展了这一形式。到元代时，文人所填写的曲子，被称为“散曲”。
虽然元代的散曲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流传下来的散曲数量仍很多，其在文学上的新突破是以音乐上的新成就为先决条件。
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
小令又叫“叶儿”，是只曲，也可以连用两个或三个曲调。
小令主要是流传在民间的小曲。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由于小令的形式短小精悍，便于运用，所以在散曲中，小令的数量为最多，其质量也数小令为高。
元代著名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张养浩、刘致、雎景臣等都曾写过许多散曲。
套数称“套曲”或“散套”，是由数首同宫调的只曲联接而成的音乐组合形式。是宋代民间多曲组合形式继续和发展，但已和当时正在盛行的杂剧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它比杂剧短小，只能唱，不能进行戏剧性的表演。所以，散曲有时又被叫作清曲（即“清唱”）。
中国元代的散曲丰富多彩，其音乐曲调多样，具不同的地方色彩，加上演唱上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内容上的直率爽朗、朴实自然，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受到了广泛欢迎。
4、明清小曲
明清小曲“小曲”又称“俗曲”、“俚曲”和“时调”，是明、清时代一种在各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曲形式。
明、清时代的民间歌曲主要是流行在农村中的民歌和城市中的“小曲”。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继承和发展了历代民间歌曲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以真挚地抒发人民的真情实感和现实生活为显著特色，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并形成了这一时代音乐文化的突出特点。
早在元末，在高则诚的《琵琶记》及其他元人的散曲中，就已使用了如《桂枝儿》、《山坡羊》等小曲。小曲最初在各地的村坊市镇中流行，后来进入城市，经过城市中民间职业艺人的努力和创造，在艺术上进一步成熟。大约到了明代“宣德”、“万历”（公元1426—1620年）年间，在北京、汴梁、扬州以及成都、泉州、番禺等地形成了许多小曲中心。在这些中心之间，既有交流，又有其各种不同的创造。
明、清小曲，已不同于封建社会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大夫那种贵族气派的词体歌曲，它更多地显示出“市民文艺”的市俗性，反映了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反抗精神。
明、清两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和市民阶层也不断扩大，所以反映市民阶层与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作品也大量出现。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孕育新经济因素的时代，原有的诗、词、曲等歌唱形式，已经脱离了人民的生活，显得毫无生气，而小曲的演唱则出现了“不问南北，不问男女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腹”（沈德符《野获编》）情景。因此，丰富多采而又独具特色的民间歌曲不仅为广大人民所喜爱，而且也引起了文人士大夫们的“骇惊”，自叹不及。
明清时期民歌、小曲的产生与发展，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表现了人民群众卓越的创造能力。例如，袁宏道曾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佳矣，其万一佳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枣杆之类......。”冯梦龙说；“世但有假诗人，无假山歌”；李开先则说：（民歌）“如十五国风，出自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自非今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卓珂月甚至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于是，他们便努力学习民歌小曲，并开始进行大量收集和编印，企图从中吸取新鲜有益的养料，来挽救当时衰颓的文风。从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明代文人所做的这些工作，实在是一项创举，它代替了以前各时代主要由统治者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收集与整理民歌的工作，文人私家所收集到的明代民歌，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举世罕见。仅中国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等编印的民歌就有千首之多。明、清的文人在吸收了民歌、小曲的养料之后，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曲。
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空前尖锐。这时的民歌中不仅有揭露黑暗社会的作品，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直接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
明、清两代也是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时代，明末的抗倭战争，明末清初以及整个清代反对满清贵族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在民歌中都有所反映。残酷的阶级压迫，人民只有起来造反，下面是几首关于农民起义的：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明·计六奇《明季北略》
清顺治年间，山东栖霞县农民起义，当时有一首民歌热情地歌颂了起义军领袖于七。
于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在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建立清朝初年发生的，歌词中的“锯齿牙”是指栖霞县城东九十里的牙山，孙隆是恶霸，栖霞县的“武举”。“十二月”是以一个固定的曲调，反复用于多段民歌歌词中，用以表达一个特定的内容，它和中国民歌中的“四季”、“五更”同样是中国民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形式。歌曲中用乐器伴奏而成的类似秧歌的曲调，这是民歌中通常用在第三、四句后扩展而成的衬句，以加强其表情作用。
明、清民歌、小曲的曲调，虽然被直接记录下来不多，但它们却被以间接的形式大量保存在或应用于戏曲、说唱和歌舞音乐之中，有的被保留在民间的器乐曲中，有的甚至还被保留在宗教音乐作品之中，因而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些民歌小曲，虽然在长期流传与运用中可能或多或少的均被加以改编和发展，但它们仍然是中国民间音乐曲调来源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5、琴歌
明清时代，“琴歌”日臻盛行，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增添了新的色彩。
琴歌是古代“弦歌”之一，而古人的“弦歌”多采取“自弹自唱”形式。这里所指的“琴歌”，就是指用古琴伴唱的歌曲。
琴歌是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结晶。中国精练古朴的诗词，伴以幽雅的古琴旋律，娓娓动听，别具一格。在前面已提及过，古琴在中国的音乐长河中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在古琴音乐的发展中，保留下来大批的琴曲和琴歌。琴曲发展了器乐独奏的性能，而“琴歌”则以歌唱为主，用琴伴奏，两者各有千秋。
中国先秦乐器种类和数量都不如今天，所以，当时流行的弦乐器——琴、瑟是重要的弦乐器，人们常用它来为歌唱伴奏。《尚书·益稷》中记载：“博拊琴瑟以咏”；《琴史·声歌》中也提到：“歌则必弦之，弦则必歌之”；《论语·阳货》中更有“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人常常是歌唱中用琴伴奏，这种演唱形式又称之为“弦歌”。
在已经讲过的汉、魏时代“相和歌”和“清商乐”的乐队中，琴都是重要伴奏乐器之一。中国东汉蔡邕的《琴操》和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都收集了大量的琴歌歌词，可惜这些琴歌的曲谱都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琴歌，最早有南宋姜白石的《古怨》和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黄莺吟》二曲。
自明、清开始，出现了一些琴歌专辑，如明代龚经的《淅音释字琴谱》（1491年前后）、射琳的《太古遗音琴谱》（1511年）以及黄士达的《太古遗音》（1515年）等；清代的蒋兴俦的《东皋琴谱》（1676年前）、程雄的《松风阁琴谱》（1677）等也收入了少数的琴歌，这也是把“琴歌”放在明、清时代讲的原因之一。
在宋代前，琴歌与琴曲并茂。宋以后的琴谱，或有词、或无词，琴人们更重视琴曲的弹奏，而不重视琴歌，甚至提出“去文以存勾剔”的主张。认为凡“取古文辞用一字当一声”或“取古曲随一声当一字”都不可取。他们反对琴歌，认为古琴不应作为伴奏乐器，应向独奏方向发展。也有人认为某些琴歌的歌词虽然采用了优美的诗词，但由于吸收了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俗而不雅；也有人认为它的曲调虽好，歌则鄙俗粗陋，文学价值不高（“细调琐曲，虽有词，多近鄙俚”）。正是由于这些偏见，使琴歌长期在琴人中处于被鄙视地位，从而使琴歌艺术的发展受到阻碍。
明代中叶到清初，浙江派琴家谢琳、黄士达、杨伦、杨表正、庄臻风、蒋兴俦、程雄、张椿等人，强调“近文对音”，主张弹唱琴歌，同时还刻印了不少琴谱专辑，使琴歌艺术又一度活跃起来。但是，当时的琴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琴歌《陈情表》、《藤王阁序》等在文学上应属于“散文”或“骈体”，其篇幅浩大，结构松散，不适合配乐弹唱；也有的琴歌，并非根据词意谱曲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是依音填词，短订成曲，其音乐并不能表现歌词的意境。这类作品，大大地降低了琴歌的作用。有一部分优秀的琴歌停留在短小朴素的民歌形式上，古琴的弹奏技术也比较简单，很少有所发展，这必然使琴歌日趋衰落，直到解放后，仍不见起色。
“琴歌”是民间音乐的产物，《诗经》中有相当一部分民歌实际就是“琴歌”。太史公司马迁曾说过的“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一些民歌或其它民间音乐，也曾被琴家作为琴歌的形式并随着琴的音乐而流传下来，长期保存在古琴音乐之中。
琴歌中有一部分是文人们的创作。这部分作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从民间吸取营养进行加工提高，这些琴歌并不局限于民歌的原始素材，而是保持了与人民的思想、语言、音调、感情的血肉联系。因此，这些琴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历代人们所赞赏；如《满江红》（又名《精忠词》）是清代琴家王善所作的一首比较著名的作品。王善是琴学世家之子，他自幼从其王叔均学琴，其琴学造诣极深。这首《满江红》，曲调雄壮，气势磅薄，形象鲜明，在琴歌中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杰作。
另一部分创作则出于某些对歌唱艺术不甚了了的文人之手，这些文人只知按字求声，或依声填词，所以这类作品极难演唱，有的即使勉强演唱，也缺乏美感，像这样的作品不仅无助于琴歌的发展，反而会起阻碍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作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
琴歌的曲式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规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 有一段小曲（即“只曲”）的。如《渔歌调》、《黄莺吟》；
(2) 有三、五段以上的中型曲子。如《阳关三叠》、《伯牙吊子期》等。
(3) 有长达十八段的大曲。如《胡笳十八拍》等。
《胡笳十八拍》不仅鲜明地显示了塞外草原民歌的那种开阔豪放的地方色彩，同时也生动地刻画了蔡文姬的不安和矛盾的痛苦心情；描写纯真爱情的《长相思》，描写真挚友情的《伯牙吊子期》，描写离愁别恨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描写游子思乡的《平沙落雁》等等都是中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之作。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王迪先生，收集、整理和选定了一本琴歌集，录有琴歌五十多首，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史增加了新的一页，对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
二、乐器与器乐
1、弓弦乐器的产生
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弓弦乐器相对出现较晚。宋代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有如下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嵇琴格’。”《事林广记》中也有有关嵇琴的记载：“嵇琴，二弦，以竹轧之，其声清亮。”说明宋代时嵇琴已是一件十分普及的弓弦乐器了。
宋代，中国还有一件弓弦乐器——“奚琴”。据陈晹《乐书》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奚琴”到南宋时也叫“嵇琴”，其形制与后世的胡琴基本相仿，是宋代一件很流行的弓弦乐器。
虽然沈括没有说明“马尾胡琴”的形制，但一般均认为它是一件弓弦乐器，也有人认为“马尾胡琴”就是后来的“胡琴”（即今日的二胡）。
2、琵琶曲《海青》、《十面》和《卸甲》
中国的明、清时代，器乐有了进一步发展。以“鼓吹乐”和“丝竹乐”为代表的合奏音乐，以琵琶曲为代表的器乐独奏音乐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的繁荣也为大型器乐曲的创作构思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器乐演奏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一时期，琵琶这一乐器在民间已经相当普及，出现了许多出色的琵琶曲，这些琵琶曲体裁、题材、形式多样，所反映的社会题材更为广泛和深刻，其演奏形式和种类也更加细致多样。
《海青》，全称叫《海青拿天鹅》，亦称《拿鹅》。它是一首反映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狩猎生活的琵琶套曲，也是目前所见到琵琶套曲中最早的一首。关于《海青》具体产生在何时未见记载，但若根据杨允孚的在《滦京杂咏》中的一首诗歌可以分析和判断出其大概产生的年代，诗是这样写的：
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
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
这首诗写在宋末元初，时间大约是1268——1322年之间，诗后并注有“新声也”，也就是说《海青》产生在宋末元初之间。此曲的音乐结构庞大，形象鲜明，可与唐代的《凉州》大曲相媲美，有着非常感人的艺术力量。从这首诗和《海青》明确的标题内容来看，到这一时期《海青》已经是一首比较成熟的乐曲了。
据杨久胜先生考证，海青是中国北方满族人民进行狩猎的一种猛禽。琵琶曲《海青》音乐风格独特、形象鲜明，反映了宋末元初北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狩猎生活，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经过明、清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按照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发展规律，这已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流传时间，注入了不少专业和业余演奏家的心血而发展提高了的。
3、“吹鼓乐”与“丝竹乐”
中国明、清时期，为了适应民间的婚丧嫁娶、喜庆及宗教节日和其它典礼场合需要，在各地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了许多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吹鼓乐”。
关于“鼓吹乐”在汉代已讲过，同样是吹打乐器的合奏形式，在汉代称为“鼓吹”，近代则称之为“吹鼓乐”，吹奏者俗称为“吹鼓手”。这是一种以鼓和吹乐器——管子、笛、唢呐为主奏乐器、打击乐器相配合的合奏音乐形式，流行地区很广，如中国北方的北京、西安、河北、山西和东北等地都有它的足迹。
北京的“吹鼓乐”，在明代时就设有专业的“吹鼓行”。演奏的曲目有《桔律阳》、《撼动山》、《海青》、《十番》等。这种合奏音乐，根据开创于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的北京“智化寺”所保存的管乐来看，其乐器以管子（头管、二管）、笛（头笛、二笛）、笙、（头笙、二笙）、云锣（二副）等乐器为主，另外也夹用鼓、铙、钹、铦子（小钹）、铛子等打击乐器。其曲调如《滚绣球》、《醉太平》、《点绛唇》等曲牌可能来自戏曲；《寄生草》、《玉娥郎》、《春》、《夏》、《秋》、《冬》等曲牌可能来自“小曲”；而《放海青》（也叫《海青》、《拿鹅》）等可能来自元代的琵琶曲《海青拿天鹅》。这些曲牌一般可以作为只曲单独演奏，但也可以用几个只曲联成一个套曲，套曲的形式一般就是由《三皈赞》、《梅花引》、《好事近》、《千秋岁》、《滚绣球》、《醉太平》、《醉扶归》、《大打围》、《放海青》、《鹅儿》、《春》、《夏》、《秋》、《冬》、《撼动山》等组成。在这里，《三皈赞》与《梅花引》均是一种大序曲。全曲由它们引起，用不同的曲牌联成一个“缠令”的形式。
与“吹鼓乐”同时并存与共同生长流传的还有“吹打”、“十番锣鼓”、“弦索”等。各地的演奏形式和称呼也不尽相同，在陕西一般被称为“西安鼓乐”，在河北则被称为“河北吹歌”；在山西被之为“山西吹打”；在江苏被称之为“苏南吹打”等。
在“吹鼓乐”发展的同时，“丝竹乐”也随之出现并得到很快的发展。中国的“丝竹乐”有两种：一种叫“江南丝竹”；一种叫“广东丝竹”（亦称“广东音乐”）。在这里主要讲“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它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相结合进行演奏，所以称之为“丝竹乐”。所用乐器有二胡、三弦、琵琶、扬琴、笛、箫、笙、鼓、板、木鱼等。“丝竹乐”在上述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中很流行，但城市与农村两者在演奏风格方面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居多，在演奏手法上多采用加花演奏，其风格优雅华丽；而农村中吹鼓手较多，常演奏大套乐曲，演奏中常加用锣鼓，所以其气氛欢快热烈，风格简练朴实。
江南丝竹乐曲在曲式结构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一个基本曲调的变奏，如《中花六》、《慢六板》、《欢乐歌》、《云庆》等；
第二类是一种类似西洋音乐回旋曲式的循环结构，如《老三六》、《慢三六》等；
第三类是多曲牌联奏的套曲，如《四合如意》、《行街》等。
中国近代音乐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1、西洋音乐的传入
16世纪左右，经过“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有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加速其原始积累，对外则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早期的天主教士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西方学术，用以达到借西方文明来接近中国进行宗教宣传的目的。
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hi-ouRicci)来中国传教，在他献给万历年皇帝朱翊钧的礼品中，有“西洋雅琴”一架。“西洋雅琴”又称“铁弦琴”，72弦。据记载：
“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续文献通考》 卷110）。
古钢琴这实际就是欧洲的“古钢琴”。所谓“柱”实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发一音。利玛窦传进来不仅仅是古钢琴，与此同时，他还把欧洲的宗教歌曲翻译演唱，就是这样，欧洲近代音乐从此便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到清代，欧洲的乐谱和教堂里的管风琴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来到中国。康熙皇帝敕撰的巨编乐书《律吕正义》的续编《协韵度曲》中就有耶稣教会的教士徐日升（TOMEPEREYRA)和德礼格（THEODORICO PEDRINI)BA）传入的欧洲乐谱和乐理知识的记载；清代文人赵翼（1727——1814）的一首关于管风琴的演奏的记载也能说明外国音乐传入的情况。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持欢迎态度，其目的是利用西洋天文、历算等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但到清“雍正”以后，清政府采取了排外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西洋音乐的真正传入，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强行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进程，基督教的传入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仅如此，欧洲侨民也纷纷移居中国，各地教会学校不断兴办，从客观上起到了强制性地传播西洋音乐作用。
在宗教的传播中，吟唱赞美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在社交活动中和音乐小品包括一些初级钢琴的作品随之传入中国。
在乐谱方面，主要有不同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编印出版的各种宗教“圣诗谱”。如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列（中译名）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诗谱》，书中载有三百六十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为传教方便，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了《小诗谱》，为了方便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书中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虽然对中国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也从客观上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20世纪前后，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现了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如1881年在上海的英、美租界，由外国人创办了“上海公共管乐队”（即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至1883年改为管弦乐队，其队员完全是从外籍人员中聘用；其后不久，在北京的清廷海关总署名下也成立了一个管乐队，其队员则主要招收中国年轻的队员并经过培训而成。这两个乐队的指挥全是外籍指挥。上海公共管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而北京清廷的管乐队则因为其创办人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告老还乡而解散。除此而外，首先被采用的是欧洲铜管乐队。1899年袁世凯曾根据聘用的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换掉了原来的“长号筒”。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共办了3期，每期80人，同时还专有一个“旗人”队，约50人。他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0多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中、小学校中，业余军乐活动便逐渐开展起来。
本世纪初，簧风琴开始在中国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出现了专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如1911年由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1919年索树白编辑的《风琴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论述了风琴的种类、构造、演奏方法，并附有由浅入深的练习曲和应用乐曲，以便于学习者练习和演奏。此后还有人用线谱和简谱收集和整理了中国的京剧及民间乐曲谱，使其适用于风琴的演奏。当时的中小学音乐中多使用风琴进行教学，一些中上层有产阶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也用它做为娱乐乐器，用风琴弹奏民间乐曲和戏曲唱腔也成为时尚。
这一时期，钢琴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并在一些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的教学中使用，并出现了像《进行曲》（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样的钢琴谱，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钢琴曲谱，琴谱中共收录了乐曲六十多首，所选择的乐曲题材相当广泛，其中有意大利、德国著名歌剧选曲；有表现儿童生活的乐曲和描写各国风貌的乐曲等；甚至连歌颂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进行曲》和法国的国歌《马赛曲》等流行于各国著名的乐曲也包括在其中。
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校教育蓬勃兴起，学校教育中也开始注意了对中西音乐的学习。如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就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3年，清朝政府对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中设置“乐歌”一课予以认可，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入了“随意科”。1908年由曾志忞等人开办的“上海贫儿院 ”在读书之余，还开设了西洋乐器的课程，并组织了一个由40人的管弦乐队。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中学开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学时，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音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同时也把“乐歌”课列为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体制到这时已初步确立。
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作为音乐传播媒介的手摇腊筒唱机也传入中国。这一时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大量经营盘形唱片，录制过许多京戏、大鼓等戏曲、说唱音乐等片断，现存的一些早期京剧和曲艺演员的唱段就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给保存下来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如1914年前后，曾志忞等人曾在北京创办“中西音乐会”；1916年，“北京大学音乐团”（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会长蔡元培，会员共有三十多人。“北大音乐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大创刊《音乐杂志》，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音乐杂志，它为“五·四”以后新式音乐社团期刊的大量出现和发行提供了先例。
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出现由中国人或外国人举办的“音乐会”，中国的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的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的尝试。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向中国介绍了西洋音乐的理论、体裁，扩大了中国人民的音乐视野，中国的音乐家学习和运用了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在发掘整理中国丰富民间音乐宝藏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许多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的优秀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从客观上为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2、“学堂乐歌”的兴起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中国的瓜分日益加剧。中日“甲午战争”惨痛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提出了“抵御外侮”、“进行改革”、“救亡图存”、“力图自强”等口号。“戊戍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极力鼓吹音乐对鼓舞士气以及进行启蒙教育的重大作用，并积极提倡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当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中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新式学堂”。一部分留学生把日本以及欧洲、美国的流行歌曲曲调，填上新词，编成大批新歌曲在国内各“新式学堂”中教唱，这种形式被人们称之为“乐歌课”。西洋音乐的各种演唱形式，如“进行曲”、“少年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等由此时传进中国中国，独唱、重唱、齐唱和简单的合唱也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掌握。不仅如此，在国内及日本，唱歌书也陆续得到刊行。“学堂乐歌”是后来音乐界对这些在“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课及所唱歌曲的称呼。
二、京剧的发展
京剧公元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十几年的斗争，由于满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和其内部矛盾而宣告失败，使得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得到了暂时安定和繁荣。因为连年战乱，南方各省的戏曲活动受到影响而无法开展，各地的戏曲艺人陆续汇集到北京。这就使得“京剧”在这一时期有机会和可能广泛地学习和吸收各地方剧种的精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到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北京的京剧演出日益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京剧表演艺术家。清代画家沈容圃所画的“同光十三绝”画为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同光十三绝”分别是：杨月楼、谭鑫培、朱莲芬、卢胜奎、杨鸣玉、时小福、徐小香、程长庚、余紫云、刘赶三、梅巧玲、张二奎、郝兰田等。
在这批京剧艺术家们的努力下，京剧的唱腔和伴奏音乐也不断得到丰富，各行角色出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形成了各自的流派。如谭鑫培、刘鸿生、汪桂芬、孙菊仙、梅巧玲、余三胜、陈德霖、龚云甫、俞润仙、刘洪声、朱文英、杨小楼、尚和玉等在各自的行当中努力探索，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流派。
谭鑫培在其中尤为突出，他曾为清“内廷供奉”。他在艺术上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并能吸收前辈艺人和其他戏曲、曲艺的表演方法及腔调，把唱、做、念、打有机结合，发展了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不仅如此，他还以京剧原“老生”唱腔为基础，吸取了“青衣”唱腔优美旋律和“花脸”的气派，甚至连“老旦”唱腔和“梆子”、“大鼓”的腔调他也吸收到老生唱腔之中，创立了至今仍流传中国的“谭派”艺术，对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汪桂芬7岁便拜陈兰笙为师，学习老生。18岁倒嗓后改任“场面”，为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操琴。程长庚去逝后他又重新登台，唱法宗程而有所变化。汪桂芬的嗓音高亢，唱腔激越，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汪派”。
孙菊仙原系“武秀才”，参加过清军镇压“捻军”的战争，曾获三品衔，30岁后由于业余爱好戏曲而加入京剧班社演出。师事程长庚，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他的嗓音宽亮，唱腔淳朴苍劲，善于表达慷慨激昂的情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孙派”。
总之，到近代；中国京剧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用古代题材演出过程中（如《杨家将》等）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精神，曾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京剧在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在近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北京成立了“喜连成班”（后又改成“富连成班”）。这个班连续办了三十多年，培养了很多学生和乐师，这些学生和乐师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京剧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演员。如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老生有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等；武生有杨小楼；花脸北方有郝寿臣，南方有周信芳、盖叫天等，他们在各自的行当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表演特色和风格，加速了京剧的繁荣和发展，并对各地兴起的地方小戏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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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天鹅湖》 一、歌（话）、舞剧、秧歌剧和电影音乐
1、歌（话、舞台剧）、舞剧、秧歌剧音乐
歌剧是一种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并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中国的歌剧艺术在发展中借鉴了中国宋、元以来的戏曲形式和西洋歌剧之所长，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歌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延安“秧歌剧”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像《白毛女》等一批歌剧作品，把中国歌剧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的歌剧创作，最早出现的是黎锦晖以儿童歌舞剧为主的一批作品。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月明之夜》、《小羊救母》、《小小画家》、《最后的胜利》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可怜的秋香》等；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湖南湘谭人，中国现代作曲家。在读小学、中学时就曾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学习演奏民族乐器。1912年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北京和长沙等地任机关职员、报刊编辑、学校音乐教员等职。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活动。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任职中华书局主编 《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1928年组织“中华歌舞剧团”赴南洋进行商业性演出；1929年返沪后改称“明月歌舞剧社”，直到1936年。1940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并被聘为中国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
黎锦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但在北大音乐团期间，他曾学习了西洋音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下，他因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工作和推广“国语”活动，把自己的热情和关注投入到了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活动中，并“确立了中国儿童歌舞剧和歌舞表演曲的新体裁、新乐风”（孙继南《黎锦晖评传》1页）。他创编的十几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大多都反映了“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由于这些歌舞剧的音乐大多选用了中国民歌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所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词曲流畅等特点，很适合儿童演唱，被当时的中小学广泛地采用为音乐教材，曾在中国到处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20年代后期，他所创作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家庭爱情歌曲”曾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黎锦晖的作品基本上是由自己编写脚本及歌词，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来选择题材、构思情节。例如，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中，他以“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向儿童诉说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小动物的可爱；在《月明之夜》里则通过“嫦娥下凡”的故事宣传了人间生活要比神仙世界更加幸福美好，从而反对了封建迷信；在《神仙妹妹》、《小羊救母》等作品里则表达了只要勇敢、机智、团结就可以以弱胜强的思想；在《小小画家》里则批判了封建的、反科学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而在《最后的胜利》这部作品中，作者则力图通过儿童歌舞剧这种艺术形式直接对北阀战争进行了歌颂。其处女作《麻雀与小孩》，竟发行到18版之多，可见当年流传的盛况。他的《可怜的秋香》、《小小画家》等作品，也都普遍流传在当时中小学生中，在对中小学生在思想品德上给以“美”的影响和培养儿童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对当时中小学音乐教育有很大影响。
黎锦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曾有意识地吸取中国民间音乐的音调，包括各地的民歌、小调、戏曲、民间器乐曲牌等，所以其作品民族风格十分强烈。如在《麻雀与小孩》中，他引用了民间器乐的传统曲牌《大开门》、城市小调《苏武牧羊》和小曲曲牌《银绞丝》等，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在民间风靡一时和广泛流传原因之一。
《小小画家》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一部艺术很强的作品，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喜欢绘画的儿童，由于母亲和老师强迫他死背经书，经常被打骂，最后被老师发现其才能，所长才得到发挥的故事，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思想，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
在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要属1921年创编的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这部作品采用类似两段体结构和叙事的方法，并把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承递”和“重章叠句”等手法运用其中，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特别是借“太阳”、“月亮”、“星光”等来比喻和衬托秋香痛苦的幼年、少年和老年，形象鲜明，很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黎锦晖的音乐创作，他所留下来许多好的作品，至今仍不失其光彩，值得学习、总结和研究。他的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中的《老虎叫门》、儿童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等，直到中国解放后还在广大儿童中间流传并为儿童们所喜爱。
进入到30年代以后，中国有许多音乐家投入到歌剧创作的行列，出现了歌剧《洪波曲》（任光作曲）、《农村曲》（向隅等作曲）、《郑成功》（郑志声作曲）、《荆轲》（陈田鹤作曲）、《军民进行曲》（冼星海作曲）、《松梅风雨》（张肖虎作曲）、《面包》（沈醉了作曲）、《天鹅》（邱望湘作曲）、《上海之歌》（张昊作曲）、《秋子》（黄源洛作曲）、《大地之歌》（钱仁康作曲）、《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均俄·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Aapoh 作曲）、《红梅阁》（沙梅作曲）、《白毛女》（马可、张鲁等作曲）、《赤叶河》（高介云、梁寒光等作曲）等。这些歌剧的音乐在吸收西洋歌剧特色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道路方面，在用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反映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等方面，在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探索。特别是进入40年代以后，在延安秧歌剧创作道路和经验的基础上出现的《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等歌剧，为中国歌剧艺术的真正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旅居中国的俄国犹太人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在中国歌剧的创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曾创作了《观音》、《孟姜女》、《杨贵妃暮景》等歌剧，曾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盘》谱写了歌舞剧。此外，他还创作了交响诗《北平胡同》和许多舞剧以及器乐曲等。由于他在侨居中国期间积极学习并研究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大多以中国事物作为创作题材，是一位一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作出贡献的外国作曲家。他于1925年创作的歌剧《观音》可以说是用西洋的歌剧程式来探索中国歌剧最早的尝试，曾在北京和美国波特兰获得了演出的成功。
秧歌也叫“社火”，是流传在中国北方广大农村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歌舞，在民间喜庆节日时演出，俗称“闹秧歌”。秧歌有“过街”、“大场”、“小场”之分。过街秧歌是秧歌队在街上行进时，其表演随着音乐的变化而作出一些简单舞蹈和队形变化；大场秧歌是在秧歌表演的开场和结束时表演的集体歌舞；小场秧歌则是在大场秧歌打开场子之后，表演者在表演场地中表演一些带有情节的歌舞和歌舞小戏，不同地区的秧歌有着各自不同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出现了一场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秧歌运动。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秧歌运动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1943年，以延安“鲁艺”为主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动，在秧歌基础上加进了有具体人物形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中央领导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的“秧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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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音乐一、概 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东方，显示出勃勃生机。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音乐的历史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并揭开了新的、更加灿烂篇章。
从50年代——6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经历了大陆的解放和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初步改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及“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不同阶段。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通过辛勤耕耘，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音乐事业建设和人民音乐文化生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比建国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必然要受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它的发展是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五、六十年代前后的音乐，无论是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还是音乐理论研究，包括音乐出版事业等，都随着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音乐创作方面，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努力沿着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开辟的音乐创作道路，在继承发扬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统，包括大胆借鉴外国音乐创作的宝贵经验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声乐、器乐、大型音乐体裁，还是歌剧、舞剧、电影音乐，在作品的形式、内容、风格和创作技巧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和发展。声乐创作中的大多数作品，以紧密配合和伴随着党在各时期的中心任务乃至于一些具体工作为主，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即时性作品，但这不是主流。这些优秀的作品从正面反映和抒发了人民群众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特别在抒发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迸发出来的政治热情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时期器乐创作，从技巧到风格，从题材、体裁到形式，比建国前进步的幅度更为巨大，特别是在探索交响音乐民族化、在民族器乐演奏技巧以及民族乐器的改革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大大推动了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
在歌剧、舞剧和电影音乐方面，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在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立足点的同时，汲取了中国传统戏曲音乐和西洋歌剧舞剧音乐的发展手法，并以其脍炙人口的主题或歌曲在人民中间产生了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中国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内乱和灾难，也使中国的音乐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和破坏。声乐创作除了“毛主席语录歌”和“大颂扬”歌曲，戏曲和歌舞剧音乐除“革命样板戏”外，其它音乐创作和表演也都基本停滞，传统音乐的整理几乎全部停顿。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一部分作品从一些侧面反映了人民对党、领袖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在器乐创作方面，虽然器乐作品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不可能像声乐作品那样直接反映政治口号，但在一部分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也受到政治影响。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部分作品在创作技法、技巧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在“文革”前出现的一部分革命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利用，被奉为艺术上最高典范——“革命样板戏”，作为反党夺权的政治工具。使这些本来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京剧、舞剧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品格。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和背景下进行的，其社会效应决非是广大作曲家真实创作心态和艺术作品本身造成的。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音乐，也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侧面了解这一阶段中国历史和音乐的状况。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和深入人心，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被打开，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并一反“极左”面目和闭关自锁的传统模式，迎来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新时期。中国的音乐艺术也进入到了一个从辛勤耕耘到丰收的季节。在声乐创作方面，抒情歌曲、特别是“通俗歌曲”的大量出现，为中国的歌坛带来了新的演唱形式；这一时期器乐创作的繁荣，特别是“新潮音乐”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理论争鸣，把中国交响乐创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中国的歌剧、舞剧、电影、电视音乐创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繁荣和丰收。不仅如此，音乐教育事业、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和音乐学术的发展，使中国音乐舞台和中国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从80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音乐艺术的发展潮流也朝着多元、多轨、多向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土壤和契机。所以，中华民族的音乐走向世界也应是多元、多轨和多向的。中国的选手频繁在世界各种比赛中获奖，中国的民族音乐、钢琴音乐和交响音乐等也开始登上世界音乐舞台，一大批年轻音乐家也跻身世界音乐界并被瞩目。
但是，改革、开放后，外来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传统音乐也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进行思考和总结。
二、声乐创作
1、歌曲创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以紧密配合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具体中心工作为主，如庆祝中国大陆的解放、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学习雷锋以及歌颂领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等，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歌曲，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旋律流畅，具有很强烈的群众性。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风格、形式等方面也都比建国前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过分强调把音乐作为一种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所以人民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的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对“通俗音乐”的看法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影响，导致了从建国到80年代前，通俗音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方面，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占据了相当数量。如《歌唱祖国》（王莘词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郭沫若词、马思聪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绿克曲）、《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希扬词、瞿维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高举革命大旗》（芦芒词、孟波曲）等。这些歌曲以其形式短小精悍、节奏鲜明，与建国前战争年代的歌曲有着共同特点，但在题材方面比之建国前更为宽泛，表现了刚刚解放了的人民欢庆胜利，热爱和平，迫切要求建设自己新国家的愿望和热情。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派出了优秀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志愿军战士麻扶摇作词、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志愿军和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中国人民数万优秀儿女就是唱着这首歌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首歌曲曾在1954年的中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而《人民海军向前进》则向人们展现了刚刚建立的人民海军舰队劈波斩浪，勇往无前的精神风貌。特别是这首歌曲以大调开始，中间转入小调，节奏紧凑有力，形象性很强。
在1963年中国开展的“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中产生的群众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反映了亿万人民向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新人的崇高意愿。
女作曲家瞿希贤于1963年创作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其气势磅礴，性格鲜明的音调表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主题。歌曲的前半部是波澜壮阔的进行曲风格，在音乐主导动机的节奏安排上，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的“山”和“海”字延至两拍，造成了宏大、雄伟的气势；而在后半部的抒情段中，作者用抒情、辽阔的旋律，抒发了中国人民的胸怀。特别是在全曲的高潮部分，作者用一般歌曲中少用的长句子，几个乐汇连接而成，节奏也一环紧扣一环，使旋律一浪高过一浪，气势豪壮，感人心怀，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中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中国。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中国上下流传。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中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中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这些歌曲是中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也使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号召中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中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歌曲作者将中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这些歌曲对中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配器成为日后中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中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中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中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中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中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
2、合唱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并在中国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合唱音乐传统与风格，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合唱音乐由于其结构复杂，具有交响性，善于表现深刻的题材和内容，一直是作曲家们长于运用的一种创作体裁，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一种艺术。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及其创作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使其创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形式、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许多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民族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音乐形象，表现出较高艺术水平，一部分作品走上了世界舞台。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江上的歌》（放平词、郑律成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金帆词，陈田鹤曲）、《祖国颂》（乔羽词、刘炽曲）、《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肖白、王强曲）、《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英雄的诗篇》（毛泽东词、朱践耳曲）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萧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建国后不久流传最广的一部单乐章大合唱，创作于1951年，这部单乐章合唱描写了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上与大渡河的激流进行搏斗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在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川江号子的音调为基本素材，以领唱与合唱对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子弟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江上的歌》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也是这一时期优秀合唱作品。前者虽然也以川江号子作为基本素材，但与《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中的川江号子不同。在这里，曲作者所采用的是川江上悠扬的劳动呼声，抒发和刻画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开阔胸怀；而后者则完全摒弃了以音乐作任何状物的描绘，自始至终以明朗的笔调深情地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合唱技巧、声部色彩的对比、情绪的转换、模仿复调的运用以及曲式结构的完整严谨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中，广大作曲家还以中国的民歌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音调为基础或素材来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性格。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们以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概括性的艺术构思，加上对位化和声的合唱编配，使合唱这一外来音乐体裁在中国出现了质朴、清新的音乐风格，富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如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阿细跳月》、杨嘉仁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牧歌》所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好作品。
小合唱《牧歌》 《牧歌》是中国东蒙昭乌达盟地区一首长调民歌。这首民歌曲调绵长、柔美、舒展、自由，经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后更具艺术魅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合唱音乐文献中得到国内外听众和音乐界一致好评和欢迎的曲目。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根据汉族民歌、方言特点改编的合唱曲，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颇有影响。如王方亮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兰花花》、《三十里铺》、《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等。
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产生了由10个乐章组成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原诗作共12首，作曲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是建国后一部成功的大型史诗性作品。8月1日在北京首演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作品用严谨的格律，清新的词意，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10个乐章分别是：①《告别》（混声合唱）；②《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③《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④《四渡赤水显奇兵》（男女声独唱与合唱）；⑤《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⑥《过雪山草地》（男高音独唱与合唱）；⑦《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⑧《祝捷》（男声独唱与合唱）；⑨《报喜》（女声独唱与合唱）；⑩《大会师》（混声合唱）。这10个乐章把红军在长征中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阔图景，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民族性极强的大型声乐套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唱艺术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其它音乐创作一样，处于一种同样境地。1971年，政治形势开始有些松动，出现了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重新填词和改编）等合唱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然其合唱手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部合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亢、清丽的陕北民歌旋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此外，像《三湾来了毛委员》（山樵编词，焕之、颂刚编曲）、《浏阳河》（徐叔华词、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革”中出现的合唱作品中，以田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的大合唱格外引人注目。这部把毛泽东的五首诗词——①《沁园春·雪》、②《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③《忆秦娥·娄山关》、④《清平乐·六盘山》、⑤《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的合唱，气势雄伟， 带有很强烈的史诗性和戏剧性。作者在合唱中成功地运用了交响乐队的烘托作用和京剧音乐的组织结构及唱腔特点，以其丰富的合唱技巧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这五首诗词的意境和诗人博大胸怀。其中的《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清平乐·六盘山》写得尤为成功和出色。
在“文革”中被奉为“革命样板戏”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后来出现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实际上都是一种大型清唱剧形式。交响音乐《沙家浜》虽然被奉为“革命样板戏”，但就其利用中国戏曲音乐作多声创作来发展中国民族特色的大型音乐体裁，所作的探索和实验可以说是成功的。无论是合唱，还是独唱、重唱，包括在素材的剪接，结构、层次的安排等方面，都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后来出现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艺术上基本承袭了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模式，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所以也没有《沙家浜》在群众中的影响大。
80年代前后，中国的合唱音乐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通俗音乐”在中国流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经受了严峻考验。中国作曲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特别是1986年中国合唱音乐评奖活动，对繁荣中国合唱音乐创作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不仅如此，随着中国音乐教育的普及和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合唱音乐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中国和地方性的“合唱节”等活动的开展，也为中国合唱音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出现的几首作品在题材上呈现出多样趋势，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出现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柯岩词，施光南曲），《密林深处的歌声》（王森词，刘敦南曲）、《把我的奶名叫》（黄宗英词，瞿希贤曲）、《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芦芒词，贺绿汀曲）等，这些作品已闯出“大颂扬”的禁区，为后来的合唱音乐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周总理，您在哪里》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第一首合唱作品。作品成功地吸收了生活中的呼喊、倾诉等音调，特别是“回声”效果和“卡农”手法的运用，把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歌颂表达得极为深刻，其主旋律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独唱曲。
1986年前后出现的一系列合唱作品，可以说是对新时期合唱音乐创作的一次检阅。这些合唱作品用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风格，表现了新时期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合唱音乐新风格和新特点。如合唱组歌《云南风情》（张东辉词，田丰曲）、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向彤、贺东久词，王祖皆、张卓娅曲）、《黄山，奇美的山》（晏明词，香港屈文中曲）、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廖代谦、任卫新词，陆在易曲）、合唱音诗《森林日记》（于之词，张敦智曲）、清唱剧《大劈棺》（高行健词，瞿小松曲）、《生命宇宙的春天》（刘念勋词曲）等。
合唱组歌《云南风情》是田丰于1985年为风俗片《她从画中走来》所写的配乐中选取组成的一部洋溢着浓厚民俗风情合唱作品，全曲由“洱海渔女”、“赶摆路上”、“摩梭葬礼”、“舂米谣”、“火把节之夜”等五段合唱组成，分别反映了中国云南的白、傣、纳西、景颇、彝族等少数民族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色，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受，充满了诗情画意。作品中采用了“离调”、“多调性”、“调式混合”、“重叠”以及对位式的相互呼应，手法新颖别致，充满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
《黄山，奇美的山》是香港作曲家屈文中于1983年完成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七段歌词连续演唱，曲调优美动人，和声色彩丰富，是80年代以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很受欢迎的合唱作品。
在80年代前后出现的合唱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中国的古代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的优秀作品。如《秦王破阵乐》（李焕之改编）、民族交响合唱组歌《诗经五首》（金湘曲）、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选自《胡笳十八拍》，李焕之编曲）、交响合唱《蜀道难》（李白词，郭文景曲）、《李白诗组歌》（香港 屈文中曲）以及《白石道人词意组曲》（关乃中曲）等。这些作品在用现代创作手法来表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发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情致、韵律和文化精神等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意蕴，令人瞩目。
《胡笳吟》是李焕之于1984年根据古代琴歌《胡笳十八拍》所写的大型合唱曲。在这部合唱曲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琴歌所特有的神韵，并对其伴奏音乐进行了丰富和扩展，使作品在保持琴歌韵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其中合唱部分也写得十分细腻精致。而《诗经五首》则是这一时期的一部非常有特点的合唱作品，作曲家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选取了五首古诗作为歌词，并用作曲家自己的感受和对古诗词的理解来进行创作，合唱的写作精致细腻，音乐语言古朴深刻，作曲技法使用了现代音乐的许多因素（如双调性、偶然音乐、吼喊等手法），使作品生动而具有特色，所呈现的是一种凝重、粗犷的古典美，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十分动人。
在80年代后的合唱音乐创作中，《大劈棺》和《生命，宇宙的春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部清唱剧。
瞿小松的《大劈棺》是在自己创作的舞剧《冥城》音乐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一部清唱剧。舞剧以中国古代“庄子试妻”故事为脚本。在创作中，作曲家用四川方言和川剧音乐素材及表现手法，笔调简洁畅达，使这部清唱剧具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全剧由“祭灵”、“诱惑”、“惊变”、“杀妻”、“怨魂”、“吟梦”、“超度”等段落组成，从中可以看出作曲家运用现代作曲技法来探寻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底蕴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成功的，但用这种创作方法而引起的“文明之忧”批评也较多，为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 华音网 http://www.huain.com/study/html/prod_846.html
[2] 育龙教育信息网 http://www.am89.com/article/2003-4/200349935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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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学探索 http://www.soubo.cn/soubocn/guoxuezixun/1212162004-7629.html
[9] 国学探索 http://www.soubo.cn/soubocn/guoxuezixun/1212162004-7629_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