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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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期刊。原名《文学研究》。1957年 3月创刊；1959年改版为《文学评论》，双月刊。1966年 6月停刊；1978年 2月复刊。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方面的学术性刊物。自创刊至1966年停刊以前，编委会由全国各文学学科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专家组成，1978年复刊后，编委会改由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主编都由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先后由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刘再复担任。
《文学评论》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研究和评论文章,除论文外、还辟有“短论”、“论坛”、“资料”、“书评”、“新作评介”、“新人评介”、“通信”、“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刊物比较重视学术研究的水平。最初几期，选题没有明显的计划性，发表专家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都是占有丰富材料、潜心研究之作。如：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1957年第 1期)、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1957年第 1期)、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1957年第 1期）、杨绛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1957年第 2期）、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年第3期）、夏承焘的《姜夔词编年笺校》（1957年第3期）、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序》(1957年第3期)、李健吾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1957年第 4期）、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1958年第 1期）等。所发表的文章中，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比重较大。改版为《文学评论》之后，加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现状的联系和对当前作品与文艺倾向问题的注意。同时，在有很大局限性的条件下。组织和展开了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如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和格律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起着活跃学术思想的作用。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问题，关于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关于《创业史》中人物形象问题，也都发表了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意见。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刊登了多篇文章,分别论述和总结了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整理工作、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肯定了成绩和提出了问题。这是该刊完成的一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196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发表了何其芳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第 3期），根据多年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既反右又反“左”、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纠正简单化、“左”的倾向的作用。在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第 4期)以及其他作者的《曹雪芹的贡献》、《〈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红楼梦〉的主题》等文章(第6期),都能在学术上各抒己见。1964年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发表了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第 2期）、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第4期）,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961年第5、6期，连载了茅盾的长篇论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是在学术界已有的讨论基础上，收集大量史料、精心研究的力作。总的看来，这时期的不少文章发挥了研究者的专长，在学术上有各自的见解。某些方面，反映和代表了国内的学术研究水平。
但由于刊物创办之后不久就遇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刊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各个阶段都发表了不少“左”的、粗暴的“批判”文章，使刊物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4年以后，由于整个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左”的倾向更加严重，刊物的学术性明显削弱。
1978年复刊以后，由于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和文艺思想的活跃，《文学评论》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注意联系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际，反映和提出人们比较关心和注意的学术问题。复刊时，文艺界和学术界正面临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任务，刊物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以及其他谬论上，都较早或及时地发表了文章；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被颠倒了是非的、被错误“批判”和否定了的一些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如写真实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问题、1957年文艺运动问题、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以及《林家铺子》、《二月》、《赛金花》、《水浒传》等作品，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和探讨。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时发表的钟惦棐的《电影文学断想》以及其他论述新中国话剧、诗歌、长篇小说的文章，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30年来既有重大成就又充满了曲折和失误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总结。刊物积极关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起了鼓励创新和开拓的作用。如对刘心武的《班主任》，较早地展开讨论并给予支持；对《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及历年评奖和引人注意的作品和作家，都及时发表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对王蒙的创作，还进行了比较细致和深入的讨论。近两年来，比较重视带有宏观性的或有新的角度、新的方法的研究成果。在文艺理论方面，1985年里陆续发表的有关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文学观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适应研究队伍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文学评论》在调动和发挥各种作者的积极性时，特别注意扶植比较年轻的新作者。1982年以后，中、青年作者的文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文章，常常闪现着活泼而新颖的思想，勇于表现自己个性的风格，给人以较大的吸引力。
1985年 1月，该刊举行了第一次《文学评论》优秀论文（中青年作者）授奖会，评选了新时期以来中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9人的论文为优秀论文（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5篇），对理论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
另外，作为《文学评论》双月刊的补充，该刊编辑部自1978年始还编辑不定期的《文学评论丛刊》，按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四个学科分专辑出版。
《文学评论》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史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研究和评论文章,除论文外、还辟有“短论”、“论坛”、“资料”、“书评”、“新作评介”、“新人评介”、“通信”、“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刊物比较重视学术研究的水平。最初几期，选题没有明显的计划性，发表专家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都是占有丰富材料、潜心研究之作。如：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1957年第 1期)、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1957年第 1期)、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1957年第 1期）、杨绛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1957年第 2期）、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年第3期）、夏承焘的《姜夔词编年笺校》（1957年第3期）、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序》(1957年第3期)、李健吾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1957年第 4期）、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1958年第 1期）等。所发表的文章中，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比重较大。改版为《文学评论》之后，加强了对社会主义文学现状的联系和对当前作品与文艺倾向问题的注意。同时，在有很大局限性的条件下。组织和展开了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如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和格律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起着活跃学术思想的作用。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如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问题，关于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关于《创业史》中人物形象问题，也都发表了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意见。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刊登了多篇文章,分别论述和总结了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整理工作、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肯定了成绩和提出了问题。这是该刊完成的一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1962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发表了何其芳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第 3期），根据多年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既反右又反“左”、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纠正简单化、“左”的倾向的作用。在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时,发表的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第 4期)以及其他作者的《曹雪芹的贡献》、《〈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红楼梦〉的主题》等文章(第6期),都能在学术上各抒己见。1964年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发表了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第 2期）、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第4期）,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961年第5、6期，连载了茅盾的长篇论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是在学术界已有的讨论基础上，收集大量史料、精心研究的力作。总的看来，这时期的不少文章发挥了研究者的专长，在学术上有各自的见解。某些方面，反映和代表了国内的学术研究水平。
但由于刊物创办之后不久就遇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刊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各个阶段都发表了不少“左”的、粗暴的“批判”文章，使刊物偏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4年以后，由于整个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左”的倾向更加严重，刊物的学术性明显削弱。
1978年复刊以后，由于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和文艺思想的活跃，《文学评论》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注意联系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际，反映和提出人们比较关心和注意的学术问题。复刊时，文艺界和学术界正面临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任务，刊物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以及其他谬论上，都较早或及时地发表了文章；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被颠倒了是非的、被错误“批判”和否定了的一些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如写真实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问题、1957年文艺运动问题、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以及《林家铺子》、《二月》、《赛金花》、《水浒传》等作品，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和探讨。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时发表的钟惦棐的《电影文学断想》以及其他论述新中国话剧、诗歌、长篇小说的文章，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30年来既有重大成就又充满了曲折和失误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总结。刊物积极关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起了鼓励创新和开拓的作用。如对刘心武的《班主任》，较早地展开讨论并给予支持；对《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及历年评奖和引人注意的作品和作家，都及时发表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对王蒙的创作，还进行了比较细致和深入的讨论。近两年来，比较重视带有宏观性的或有新的角度、新的方法的研究成果。在文艺理论方面，1985年里陆续发表的有关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文学观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适应研究队伍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文学评论》在调动和发挥各种作者的积极性时，特别注意扶植比较年轻的新作者。1982年以后，中、青年作者的文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文章，常常闪现着活泼而新颖的思想，勇于表现自己个性的风格，给人以较大的吸引力。
1985年 1月，该刊举行了第一次《文学评论》优秀论文（中青年作者）授奖会，评选了新时期以来中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9人的论文为优秀论文（一等奖1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5篇），对理论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鼓励作用。
另外，作为《文学评论》双月刊的补充，该刊编辑部自1978年始还编辑不定期的《文学评论丛刊》，按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四个学科分专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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