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的社会政治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上流行各种恶搞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许多“恶搞文化”不仅仅为青年们提供一种消遣、娱乐，而且也介入到当代现实社会和国家政治结构中，青年们通过另类的恶搞，表达个体和公众诉求，进而推动社会变革。
在新媒介时代，恶搞的现象在网络空间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搞怪不仅为青年大众提供了消遣和娱乐，而且许多青年其实也通过恶搞介入社会和文化政治，发表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原来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青年女性，在今天的新媒体也变得异常活跃，她们在微博、博客等空间里，用语言、文字和身体“嬉笑怒骂”，努力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参与对社会政治的评论。不过，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泛滥的恶搞文化有时也成了社会和权力部门的“遮羞布”，转移了人们视线，真正的社会生活问题反而被“悬隔”。
一、恶搞的社会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西方早期的青年亚文化充满了“政治色彩”，各种形式的亚文化是青年人进行政治和社会抵抗的一种重要形式。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亚文化运动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也随之变化，政治和社会抵抗的意识逐渐减弱。不过，在今天，网络新媒体的崛起，不仅为青年们表达个性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新媒介也为青年们参与社会和表达政治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在西方，一些新兴的社会运动伴随着技术发展又重新“风起云涌”：
技术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介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1]
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和政经结构中，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霸权无处不在，新闻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大众媒介沦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附庸，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缺乏话语空间。但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这种现状，尤其是最近几年，博客、微博和微视频，种种新型网络社交媒介的出现，让网民们有了更多的话语领地，大量草根网民集聚在这里这些区域，不断向主流媒体话语发出挑战。当然，新兴的媒介技术也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并被政府和公司“视为一种权力工具、巨大利益的可能泉源，以及高度现代性的象征。”[2]但新媒体更是为个体提供了更丰富的话语空间和言说途径，网民们能够借助于各种新媒介渠道交流情感、互相沟通和表达自我，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地方，发表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不少网民在博客、微博、MSN和人人网等媒介空间中讨论社会和政治事件，营造新的舆论空间，许多讨论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现实中许多社会事件的走向。
虽然依旧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严格管理，但比起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网络上的言论空间要大的多。特别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网民们发表言论的媒介途径越来越多，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本质，也使得网民可以不断地突破各种社会和政治监管体系。而且，网民们还有许多参与社会和表达政治诉求“另类手段”，例如恶搞、调侃就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一开始，青年网民们只是想用恶搞、调侃的方式颠覆某些电影等领域中的一些“权威人士”，青年们认为这些权威及其作品故弄玄虚，迷惑大众，因而有必要揭穿这些权威人士道貌岸然的虚伪面孔，解构他们作品的“神圣性”。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的青年人胡戈，2006年，出于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的不满，他制作了一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恶搞视频，这部网络恶搞视频将电影里的镜头和场景，与现代法制新闻节目拼贴在一起，“电影中的故事”摇身转变为一个现代城市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严肃的“新闻报道”与从电影中抽取出来的故事场景、人物对话被巧妙地混合、拼贴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恶搞效果”。
胡戈的这个恶搞视频短片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它解构了由精英导演拍摄的电影的“神圣性”，《无极》是一部投资了3个多亿，由大导演陈凯歌拍摄的一部国产大片，2005年前后是中国国产大片盛行的年代，许多影片动辄上亿，姜文的《天地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轮番上演，国产大片的视觉盛宴既让观众兴奋，同时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倦，。出于对执导了《黄土地》、《霸王别姬》的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迷信，在《无极》播放前，观众还是充满期待，大众媒体在电影制作方和广告商的操纵下，对于电影是一片赞歌，这种“商业造势”迷惑了大众。电影上映后，大众才忽然发现上当了，电影远没有他们预料地那么好看。“对目前票房最火的电影《无极》，凡是圈内的名人明星，不管是半遮面还是赤裸裸，都对该片一片吹捧，而民间的声音则是一片狂踩。但划进名人的阵营中，近日韩寒又公开对《无极》放炮，指责陈凯歌是个装丫而俗气的导演。”[3]
向来被认为是有品味的大导演，竟被看为“装丫而俗气的导演”。《无极》还真是“媚俗”产品，为了赢得市场，陈凯歌承认拍摄前就考虑了日益壮大的都市青年观众群体，所以不仅从演员选择，还有电影镜头和内容的制作，都是有针对性的设计。明星阵容、魔幻镜头、夸张服饰和无厘头故事，是受“电脑游戏和动漫的影响”，目标客户自然是广大“青年人”。陈凯歌觉得这样“会让年轻人比较喜欢”[4]不过，陈凯歌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为满足青年观众胃口的《无极》反遭到了青年影迷们的“强烈批判”。在奇艺（QIYI.COM）的“影评空间”里，大部分的评价是这部片子“太烂”。例如一位叫蓝的网民在看完《无极》后在网络上留贴说：“无极，的确是烂的可以”，名为墨渊的网民写道：“垃圾电影，真难看。”bacchus的网民同样这样留言：“这电影不是一般的打脑壳！！！”而网民恋上翟干脆这样说：“这部电影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什么娘东西！导演我想劈脸呼你”。在一片骂声中，胡戈的《一个馒头的血案》应运而生，用恶搞视频短片的形式瓦解了陈凯歌电影的神圣性，视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大量挪用了电影的语言、场景却将原来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瓦解，这一段恶搞视频甚至激怒了陈凯歌，并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文化和法律争议。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仅颠覆了陈凯歌电影的“神圣性”，而且，胡戈将其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融入在视频中，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亦让人深思，虽然这个视频声称“自娱自乐之作”，“内容纯属虚构，全市臆编乱造”。但将陈凯歌的电影改编成现代都市的法制新闻故事后，涉及了许多冲突性的现实话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民工与城市的对立、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中国教育方式问题、电视广告、三角恋爱和都市偷情，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故事。视频中王与妃子倾城莫名其妙地站在了屋顶，是因为有“两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才爬到楼顶以跳楼为要挟”，大将军则变成了一个管理街道的城管真田小队长，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冲突性话题被搬演到视频里，视频中搞笑的场景其实是现实生活中街头政治和社会冲突的真实再现。“竟敢在法庭上唱起Rap，还有王法吗？”在网络视频中，胡戈还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直接设置了一个亚文化与权力阶层相对抗的“戏剧场景”，法庭代表着庄严、神圣，Pap代表着青年人的自由、散漫，抵抗者哼唱着Pap，就是为了表达出对权力和体制的不信任，让他们的真面貌显现出来。
二、底层叙事与微观政治
受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影响，类似的网络恶搞视频开始大量涌现。《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和《唐僧结婚》等等。这些恶搞视频大多是对一些经典影视剧的“改头换面”，通过重新剪辑镜头、改编原来故事的语言和结构，达到“恶搞效果”，许多改变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好玩”。而是要介入“现实社会”，将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看法通过视频反映出来，特别是要将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的声音传达出来。“底层叙事”往往这些恶搞作品叙事的基本特征，许多故事的灵感来源当然不仅是那些电影作品，也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
胡戈的另外一部作品《春运帝国》（2006年）同样针对的是《无极》之类的大片，这次他选择了张艺谋拍的电影《英雄》，在网络视频片头仍注明纯属“自娱自乐”，显然这个注明不符合作者本意，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显然是“社会性”，讲述的是现实社会中底层大众都感同身受的“春运故事”。“春运”是中国每年一度的“好莱坞大片”，经常上演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买不到票步行回家的、骑摩托车千里返乡的、旅客滞留火车站的和小孩在车站失踪的等等，这些故事千奇百怪，却都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是底层大众真实的生活经历，网上一位叫小威的青年就这样记述他买票的“真实感受”：
订票真的是好难啊！今天我还不定时的用手机打了那个订票热线，播了几次才拨通，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但打通后，票已经卖空的！
真的希望她明天早上给我一次惊喜！因为我就怕记错了她的身份证号，因为是手机通话，用笔记录的，不是通过短信那种方式！那天把订单号用短信发给她，她说找不到，指定的取票点，于是在网上搜索到了，以后用我的手机号码，采用网络短信的方式，发给她的，三条，应该快一百多个字，于是想到了那个办法，用鼠标单击，然后粘贴了！订票那天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啊！只少那个热线，我只至少按了一千次重拨都有可能！一个上午，现加下午的一个多小时，都在打电话！
火车票啊，承载我回家梦想的车票啊！希望她，我的那个同事明天给我一个惊喜！[5]
《春运帝国》便以一段恶搞视频重现了这样的“春运奇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胡戈对《英雄》、《黑客帝国》、《无极》、《情圣》、《喜剧之王》、《破坏之王》和《鹿鼎记》等不同时期中外电影中的镜头进行了重新剪辑、拼贴和组装，配上文字、声音和音乐，让他们重新结构为一个搞笑的“春运故事”。不同的场景、形象、音乐和声音被夸张地组织到一起，看起来好像很“不协调”，但正是它们之间的“不协调”，揭示了中国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不同肤色、时代和身份的人竟都在为春运奔波，他们千辛万苦却无法弄到一张回家的票，农民工周猩猩（周星驰饰，是从《鹿鼎记》等电影中挪用的形象）在这个视频中，因为每年无法弄到票，竟然已二十年没有回家，而这次为了回家，他不惜血本跟黄牛联系，准备弄一张票。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如此夸张、荒诞，但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这里没有所谓稍微秩序、道德和正义，尽管在视频之中，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但他们与票贩子一丘之貉，视频片尾还特注明影片的赞助商是“黄牛集团”。
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一样，越来越多的网络视频通过恶搞“介入”到现实生活中，《闪闪的红星》、《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唐僧结婚》都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影视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中国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当然，无论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还是《鸟笼山剿匪记》或“恶搞《西游记》系列”等网络视频，虽然以恶搞的方式再现现实社会的各种场景，表达对权力阶层的不满，反映底层大众的诉求。但这些作品的反叛并不是要颠覆主导的政经秩序，并不属于一种“激进式的反叛”，这里的反叛更多的是一种费斯克所说的“微观政治”：
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地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大众文化的循序渐进性，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力者的权力的重新分配；它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6]
胡戈等人希望通过恶搞视频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逐步改善底层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自下而上的“微观政治”的力量，它们巧妙地用一种“嬉戏叙事”的方式切入社会，不太可能引起统治阶级的反感，但却能发挥影响力，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对大众做出一些承诺，改变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状况。
特别是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微博”这种新型的社交媒介出现之后，恶搞文化在大众层面迅速渗透，这种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强，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于日常社会和国家政治的理解。《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等一些网络恶搞视频，还只是少数懂得视频制作技术的人才能完成，但微博却让更多的人拥有了“发言权”，大众无需懂得PS技术，只要会链接、转发和加评论就可以“参与社会”。
三、微博的“社会介入”
“微博”是基于Web3.0平台兴起的一类开放性的互联网社交媒介。与博客不同，“微博”的首要特点在于短，每次最多只能发送140个字符，能表达心情，传递资讯即可，它改变了博客对于书写能力的要求，在“微博”空间里，不需要你多么擅长文字和叙述，几十个字，甚至一个字也行，大大降低了准入门槛。以往在网络空间里“沉默的大多数”由此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展示自我和表达观点，将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各种感受发表在这里，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只要在这个空间里留下“不爽”、“心情糟糕”等字眼即可，例如一位叫“我穿小花裙”的网民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的“个人感慨”：“人生就是聚聚离离，珍惜每一次相见，才不后悔每一次离别。”在抒发这些感慨时，还可以配上一些图片和视频，这些图片和视频当然不一定是自己的，还可以借用他人的。甚至你一个字也可以不写，只要转发别人的东西，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在微博中，人们抒发自我或者发表对某些问题看法时，经常是以一种恶搞的、另类的亚文化方式展开：
昨晚上有蚊子来家做客 我请它们喝血~ 那个爱聊啊 一个劲儿在我耳边儿嗡嗡~嗡嗡的 喝血也堵不住它们的嘴 最后血足饭饱了 把我也聊颓了 挠得都没劲儿了 这才含痕睡去~ 内什么 今儿晚上咱能光喝不聊么？
上面是一位叫veggieg所发的一条“微博”，搞笑的文字和手势符号并不符合日常规范，有许多文字和语法错误，但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更能表达一种“特别的心情”。这样的另类叙述在微博中很常见。像veggieg一样，许多“微博达人”用这种“另类方式”，反叛社会成规，创造属于自己的亚文化语言。传统的、稳定的语言规则被打破，青年们在微博空间里随心所欲、任意自由的组合文字，在颠覆传统语义和语法规则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快感，并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通过“添加粉丝”，他们还可以与其他粉丝建立一个“交流的社群”，在自己的文化圈层中传播这种意义，让其他Fans一起共享。他们用新鲜的语言进行交流，讨论日常生活的各种感受，从家庭到学校，从物质到精神，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空间。例如在veggieg所发的微博后，竟有上万条评论和留言：
蔡知源他妈 赞叹！我看到蚊子还是会赶，无意中也会碰死一两只，要象你那样，看到也不赶，那才是真正的没有分别心那。修行路漫漫，努力努力！(21分钟前)
罗曼丽Morr 我求菩萨保佑，愿今晚让我化身为一只蚊，飞到你床边，不聊也不喝，只要呆着 ～～～～～可爱的菲菲挂个蚊帐吧！ (29分钟前)
Jordannnn 回复@索南丘措:呵呵，谁都不想聊天的结果是失血，哈哈(今天 14:08)
happy椰风挡不住 别光招待它，干脆留蚊蚊做宠物得了(今天 13:01)
评论、留言也是同veggieg一样的“口吻”，除了表达“个人心情”，与朋友进行交流、联系之外，青年网民还可以借助于微博介入到“当下社会”。按照阿尔都塞和费斯克的观点，学校、家庭和工厂等均是主流意识形态宣教之所：“工作和学校不仅对其中人们的短暂行为施加微观控制，也围绕着他们的需求安排其每年和每天的周期活动。甚至是在一家之中，社会控制也通过控制从属成员的事件安排来行使——进餐时间、做功课时间、看电视时间及就寝时间是从属性的持续的建构者。”[7]
家庭和学校是控制青年人的主要社会场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青年们对于社会的抵抗通常都表现在对于家庭和学校的反叛上，家庭和学校是他们反叛的主要对象。微博上有一位叫“电影工厂”的网民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份“坦白从宽，这些事你在学校都干过几件？一件没落的童鞋自觉面壁。”[8]的“调查问卷”，调查青年人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以下的事情：1、装生病，2、迟到早退，3、上课睡觉，4、上课吃零食，5、翘课，6、顶撞老师，7、上网，8、被请家长，9、给老师起外号，10、上课听MP3、4、5，11、上课讲话，11、抄作业，12、谈恋爱，13、抽烟。还配以搞笑的图片。而截止2011年7月19日9:30，有2231人对此条微博进行了转发，515人参与了讨论。这些讨论的参与者大都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中大部分表示干过上述图表里的事，并为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而感到自豪，不少青年人强调，当年对学校规定和课堂纪律的冒犯、越轨和抵制“是一个愉快美好的回忆”，而一些没有做过类似事件的同学甚至感到后悔，有一位学生发出感叹说：“如果一件都没做过的话，那我的学生时代该多单调啊！”
“没干过的人才应该去面壁吧，错过了多么美好的年代”（王芮芮）
除了顶撞老师、听MP3、谈恋爱和抽烟，我都做过。。。（ 林夕奇）
我那么坏么？居然全部都有我！（ariesdove520 ）
那时的小出轨那种说不出的小喜悦（邂逅鼓浪屿的一只猫）
在这个微博社区空间里，青年们纷纷回忆着逃课、顶撞老师等恶作剧情景，共同分享顶撞、逃课的快乐，将这些行为看成是一件“快乐之事”。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越轨行动”并不是真的要反抗学校规章制度，摆脱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控制。但这也表明在青年群体之中，对于家庭、学校等各种社会控制机构，普遍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是少数青年精英通过“影像叙事”，并以隐喻的方式介入社会，但微博却为个人直接“介入社会”提供了方便。原先对于社会事件的公布、传播和评述通常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来承担，但现在许多新闻事件是从微博上流播出去，从属阶层是新闻发布者，往往也是评论员。例如在2010年发生的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2010年9月发生在江西宜黄的拆迁事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 这些事件最初的信息来源都是微博，并且从属者通过转发、评论和私信等方式，不断与其他从属群体交流观点。他们既可以置身事外，成为事件的围观者，同时也可以介入其中，通过评论和发帖直接对事件进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评判，底层大众通过微博介入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这里真正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舆论空间”，所以《南方周末》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
事实在在印证，中国已跨入微博时代。140字就够，甚至不着一字，仅仅转帖就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把发表门槛降到了最低，把最大多数普通人带入了舆论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微博聚合起来，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时代则是公民围观的新纪元，它以根本的力量，即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这正是微博的伟力。[9]
通过普通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这是微博出现的重要意义，微博赋予了底层社会和普通大众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去。不过，就目前现状而言，微博介入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有限的。所以许多微博，多借助于一种恶搞的方式介入到当下社会之中，例如“河北大学校园案”发生之后，微博空间里就流传着各种各样恶搞版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借助于这些恶搞性的文字、图像和视频，底层大众表达了对权力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情绪。
四、《潘金莲日记》的“身体政治”
在各种恶搞性的文字、图片、视频和微博之中，“身体”总是一个被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费斯克看来，身体虽属于私人领域，却始终和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是各种权力激烈争夺的领域，“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与规避、规训与解放相互斗争的场所。”
虽然身体看起来是我们最个人化的部分，但它也是身体政治（阶级性的身体、种族性的身体以及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形式。围绕着身体的意义与快感之控制权所展开的争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既是“社会”层面被表述为“个人”层面最可靠的场所，也是政治将自身伪装为人性的最佳所在地。[10]
正因为如此，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表现便是对身体的控制，通过制定各种规训制度，要求身体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穿什么的样服饰、留什么样的发型都与相应的社会风俗、政治和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从属阶层则经常通过身体的反抗逃避社会控制。
在今天，随着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青年女性们有了更多表达的场所，她们经常会用一种恶搞方式挑战社会的规训制度，越来越大胆的身体展现在激发男性欲望的同时，挑战着社会对女性规训的尺度。在网络中上随处可见一些如《超短裙美女恶搞好色男人》、《美女吃香蕉恶搞好色男》和《美女出轨色诱男性》之类的恶搞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女性用自己的性感身体戏弄和恶搞男性，根据劳拉·穆尔维的理论，在看与被看的影像叙事中，男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是被看的对象，“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看和被展示，……她承受视线，她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11]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变了。在上述的网络恶搞视频之中，女性裸露性感的身体，看起来是为了“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实际上却是在“调戏男性”，让他们在得到片刻欲望满足的同时，失去了更多，短暂的一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被戏弄的尴尬，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处于“被动的位置”，在戏耍的过程中，男性被迫让出了自己的“主体位置，”不仅女性傲人的身体让男人屈服，而且女性也是用“智慧取胜”，她用性感的身体戏弄男人，却没有让男人得逞，整个进程都由她来控制，男性彻底丧失了主动权。一名叫“宝贝十三妖”的网民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日志”：“在我郁闷的时候，总有人碰巧撞枪口上。一通夹枪带棒的，丫受不了说冲要过来抽我，说要再也不理我，说要珍爱生命远离yhx.你爱谁谁，我丫一个人的世界不要太习惯。好久没有这么全不顾对方感受的直白表达了，特么做坏人就是爽！”她可以完全“不顾对方感受的直白表达”，离开男人变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因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微博上还流行着这样一段话：
1、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2、不用刻意打扮准备约会；3、省钱；4、不用抽时间陪他；有更多的空闲陪伴父母；5、节约口水；7、可以随意和姐妹娱乐；8、可以专心工作读书；9、只要是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12]
“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只要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女性完全占据了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男性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男性与女性之间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颠覆。网民馨儿徽安这样“宣告”：“我爱你，才会向你袒露心灵的全部世界，向你展示所有的喜怒悲欢，只有对你不曾设防；我爱你，才会和你耍些小脾气，无缘无故地离你远远的，其实我只想走进你炙热的怀抱听你的心跳；我爱你，所以我给了你伤害我的权力，只要我能忍受，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你不能伤害我太多，冷了，会淡漠，痛了，会松手……”[13]爱与不爱、松手与不松手的主动权不再是男人而在于女人，女性身体不仅得到了解放，她的精神也获得了自由，现在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工作、谈情说爱。
年轻女性不仅在身体、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大自由，而且她们介入社会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新媒体空间里，大量女性通过微博、博客和帖子，表达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甚至全球问题的关注。例如一位名为“潘金莲日记”的女性网民，更是借助潘金莲这位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介入到当代社会中。
潘金莲是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中一位著名的“女主角”，她以风骚淫荡而闻名，她也是古代少数在男人面前拥有主动权的女性，因为她的性感风骚，无数男人为之折腰。而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这位女网民便以潘金莲的名义写下数篇“微博日记”，这位女网民的微博头像是一位风骚的古代女子扮相，头像旁边还标注了“欲火烧身难由己，淫心荡漾非本意。 满纸尽写风流言，却是一把辛酸泪”的文字。“诗言志”，这首诗放在这里颇有意味，显然是一种“自我表白”，声明自己多情风骚，淫心荡漾均“非本意”。那么这位潘金莲卖弄风骚的真正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日记”：[14]
晌午奴家正烧火做些菜饭，却见干娘来。干娘道：如何到处见火。奴家问何出此言，干娘道；前日上京火车站无端起火，今日汴京和平里莫名窜火。奴家道：上京正开世博会，汴京失火处却叫和平里，想来不是滋味。干娘道：今年如此热闹，上天也不甘寂寞。如今大宋遍地干燥处处火种，看到的不过是些小小明火罢了。
这日子一日一日地过着，奴家心里不免空荡些。记得干娘几番说起有贵人想提携奴家则个，何不过与请教则个。干娘的阳谷红休闲会所好不热闹：宾客如云贵人满座。奴家问这招牌如何少了茶艺二字，干娘笑到：如今的饭店不吃饭理发店不理发茶艺馆也不喝茶，就像大宋官府的招牌“为子民服务”一样，都只是个幌子。
饭罢大郎莫名问些家里存银几何可置得房产。奴家摸摸大郎脑袋未见发烧。大郎却正色道：岂不闻官府大力气调控些房价。奴家道：大郎啊，洗洗睡吧。干娘说过，在大宋最不靠谱的除却郓哥常说的民主便是奴家纠结的房子。这两件本该是日用品的物什在大宋却是十足的奢侈品。小民只有透过那厚厚的壁窗羡慕的权利。
大郎忽来神勇，催奴家早些上床歇息。奴家既喜又惊。速速沐浴罢，穿些薄纱，直待大郎恩宠。半晌却见大郎翻一本《天下大事》，奴家轻声道：大郎可知奴家肌肤身材如何？大郎道：娘子莫躁，毕竟天下大事重于房事。肌肤雪白不如科学发展重要，身材惑人不如和谐社会要紧。奴家怒道：天下无大事，一切皆房事。
晚饭罢，见叔叔打马来到。奴问：几日不见叔叔面，可辛苦些？叔叔道：近日奉着知县相公均旨了结那药家鑫一案。大郎问：可顺民意了结？叔叔叹：今日刑决，见了两户破碎创伤之家庭，见了两双悲伤丧子之父母，亦见了一群集体狂欢之围众。奴叹：自古民意，怜弱而责强。先示弱者易得怜悯，终逞强者必受责难。
常闻民间山呼某人绝世清官，痛惜某人未获连任。言语内外，喷溢出无比敬仰膜拜之情。然悉心观其诸多改革成效，无论企业改革、医疗改革抑或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无一不扒百姓几层皮！观其改革格局，无非掠民众而壮权贵利益，并使之合法持续化。若说当下是以红脸唱红脸，那某人便是以黑脸唱体制中之红脸。
从这几段文字可以发现，原来“风流日记”倒真的没有记载潘金莲多少风流韵事，尽管在微博空间里这位女网民贴了不少具有色情意味的、性感的女性图片，但这些性感女性的照片其实只是表象。此“潘金莲”真正关心的是社会问题，“风流日记”大量记载的都是“大宋”日常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社会见闻。房价、医疗、企业改革、世博和城市拆迁，无所不包。“潘金莲”以一种恶搞和调侃的“女性语调”，参与到这些事件的评论中，在其评论中，一片盛世太平的“大宋”，其实危机四起，官府和民间、自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不过，在日记中，这些冲突并不是直接呈现，而是在一种轻松、调侃、恶搞，甚至带有色情意味的对话中呈现。
“潘金莲日记”正是“借古讽今”，让人看到了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都市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在其宏大叙事背后所隐含的分裂、差异和种种不平等现象：一方面是繁荣兴旺的“现代化景象”，一方面却是贫穷困顿的普通市民生活。“饭罢大郎莫名问些家里存银几何可置得房产。奴家摸摸大郎脑袋未见发烧。大郎却正色道：岂不闻官府大力气调控些房价。奴家道：大郎啊，洗洗睡吧。干娘说过，在大宋最不靠谱的除却郓哥常说的民主便是奴家纠结的房子。这两件本该是日用品的物什在大宋却是十足的奢侈品。小民只有透过那厚厚的壁窗羡慕的权利。”借助于一种底层女性私人化的语气，“风流日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百姓局促不安的日常生活。“潘金莲”没有像一些专家那样，对一些现象直接进行尖锐、犀利的评论，但通过日常社会的“闲聊”，反而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现实中国。因为这些对话、闲聊本身就被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底层市民们自己的语言和真切感受。
身体即政治，这位日记作者的巧妙之处，便是在于通过潘金莲这位古典小说中有名的荡妇，将性感的身体和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叙述者借助“潘金莲”介入社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中国古代有“万恶淫为首”和“红颜祸水”的说法，这些说法将男人、家庭和国家的失败往往都归咎于女人，特别是一些性感尤物和妖艳女性的出现，似乎注定要使得个人、家庭与国家处于危险之地。所以性感妖艳的女性一直遭到社会的排斥，历朝历代都在告诫人们要警惕金瓶梅这样的“淫妇”。“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中国古代，女性被要求呆在闺房或者厨房里，不能走出家门，更不能管男人和天下的事务。
但现在，淫荡的“潘金莲”不仅走出闺房、厨房和家庭，涉足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她以充满智慧的语言表明，女性不单是依靠妖娆美丽的身体而存在，她们智慧无比，洞悉世间万物，完全可以对日常社会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发表独特的见解。她的许多看似闲聊性的谈话，常常一针见血，直指真相。“晚饭罢，日没沉西，行色渐无，奴邀干娘散些闲步。奴道：旧年已残，新岁即至，可有些宏伟打算？干娘笑：小民之志，无非年年安居岁岁乐业。祖屋不被无端强拆，生意不患莫名违法。在外不愁车票难买，居家不忧删帖跨省。奴道：如何三言五语将大宋盛世褪了颜色？干娘叹：表面光鲜亮丽状，背里颓象瘦金体。”“三言两语”就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性感身体只是她的表象，她真正的魅力在于思想，或者说她就是要以一种性感的姿态和颠覆性的话语介入到日常社会和国家大事中，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中，颠覆传统的男性政治和文化霸权。
“日记”本身就具有一种个人化的、私密性的特征，正是借助于日记的个人化和私密性特征，“潘金莲”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将其在现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真实感受表达和展现出来，私人空间与国家大事得到了有机结合，这正是费斯克所说的“微观政治”，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微观政治”的力量不可小觊：“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这种对抗包含着变成进步力量的潜能，而且实际上它通常就是这种进步力量。大众的力量正试图规避或抵抗权力集团的规训与控制的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正努力开创各种空间，进步性就可在其中运作。”[15]
“潘金莲日记”深刻展现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揭露了中国现代化宏大叙事背后后存在的性别、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分裂和矛盾冲突，同时也颠覆了男性世界的政治霸权。并表明大众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中，表达他们自身的愿望和诉求，进而推动社会的改革。
结 语
恶搞代表着一种态度，我们在前面通过不少事例，探讨了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问题，分析了不少恶搞视频、微博所包含的“政治话语”，指出在新媒体时代，不少网民正借助于各种手段介入到现实生活和国家政治中，表达自身和大众诉求。当然，尽管不少恶搞文字、图片和视频都包含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也不能夸大这些恶搞文化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为有许多视频虽然指向“社会政治”，但其大量恶搞的成份，却很容易让人在恶搞的狂欢中，反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许多恶搞文化介入社会的程度亦值得深思，大部分恶搞性的文字、视频和图片介入社会的程度都不深，往往只是“蜻蜓点水”，不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其反叛性和颠覆性力度不大。
更重要的是，许多恶搞性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只是颠覆和瓦解了社会控制，却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结果，大量的恶搞图片反而让人们失去了方向，陷入了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困境中。“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每一个接踵而来的亚文化的周期。”[16]当代青年恶搞亚文化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周期，它们不断地被权力和商业收编、招安，一些恶搞性的图片被当成了社会和权力部门的“遮羞布”，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真正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反而被悬置和搁浅。许多恶搞性文字、图片和视频本身是“浅阅读”社会的一个体现，它们本身是肤浅的，并不提供深刻的思想和意义。
作者：曾一果（1974年-），曾一果（1974-），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副主任，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文艺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主持2009年教育部项目“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研究”、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等项目8项，出版《想象城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等著作4部，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城市文化、当代电视剧研究，Email:zengyiguo922@163.com。
（基金简介：本文为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09YJC860019）课题下的论文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2011SJB860003作者为项目的主持人）。
在新媒介时代，恶搞的现象在网络空间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搞怪不仅为青年大众提供了消遣和娱乐，而且许多青年其实也通过恶搞介入社会和文化政治，发表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原来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青年女性，在今天的新媒体也变得异常活跃，她们在微博、博客等空间里，用语言、文字和身体“嬉笑怒骂”，努力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参与对社会政治的评论。不过，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泛滥的恶搞文化有时也成了社会和权力部门的“遮羞布”，转移了人们视线，真正的社会生活问题反而被“悬隔”。
20世纪60年代西方早期的青年亚文化充满了“政治色彩”，各种形式的亚文化是青年人进行政治和社会抵抗的一种重要形式。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亚文化运动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也随之变化，政治和社会抵抗的意识逐渐减弱。不过，在今天，网络新媒体的崛起，不仅为青年们表达个性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新媒介也为青年们参与社会和表达政治提供了一种“新途径”，在西方，一些新兴的社会运动伴随着技术发展又重新“风起云涌”：
技术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介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1]
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和政经结构中，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霸权无处不在，新闻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大众媒介沦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附庸，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缺乏话语空间。但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这种现状，尤其是最近几年，博客、微博和微视频，种种新型网络社交媒介的出现，让网民们有了更多的话语领地，大量草根网民集聚在这里这些区域，不断向主流媒体话语发出挑战。当然，新兴的媒介技术也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并被政府和公司“视为一种权力工具、巨大利益的可能泉源，以及高度现代性的象征。”[2]但新媒体更是为个体提供了更丰富的话语空间和言说途径，网民们能够借助于各种新媒介渠道交流情感、互相沟通和表达自我，也可以借助于这些地方，发表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不少网民在博客、微博、MSN和人人网等媒介空间中讨论社会和政治事件，营造新的舆论空间，许多讨论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现实中许多社会事件的走向。
虽然依旧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严格管理，但比起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网络上的言论空间要大的多。特别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网民们发表言论的媒介途径越来越多，网络媒介的开放性本质，也使得网民可以不断地突破各种社会和政治监管体系。而且，网民们还有许多参与社会和表达政治诉求“另类手段”，例如恶搞、调侃就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手段。一开始，青年网民们只是想用恶搞、调侃的方式颠覆某些电影等领域中的一些“权威人士”，青年们认为这些权威及其作品故弄玄虚，迷惑大众，因而有必要揭穿这些权威人士道貌岸然的虚伪面孔，解构他们作品的“神圣性”。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的青年人胡戈，2006年，出于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的不满，他制作了一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恶搞视频，这部网络恶搞视频将电影里的镜头和场景，与现代法制新闻节目拼贴在一起，“电影中的故事”摇身转变为一个现代城市扑朔迷离的谋杀案，严肃的“新闻报道”与从电影中抽取出来的故事场景、人物对话被巧妙地混合、拼贴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恶搞效果”。
胡戈的这个恶搞视频短片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它解构了由精英导演拍摄的电影的“神圣性”，《无极》是一部投资了3个多亿，由大导演陈凯歌拍摄的一部国产大片，2005年前后是中国国产大片盛行的年代，许多影片动辄上亿，姜文的《天地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轮番上演，国产大片的视觉盛宴既让观众兴奋，同时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倦，。出于对执导了《黄土地》、《霸王别姬》的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迷信，在《无极》播放前，观众还是充满期待，大众媒体在电影制作方和广告商的操纵下，对于电影是一片赞歌，这种“商业造势”迷惑了大众。电影上映后，大众才忽然发现上当了，电影远没有他们预料地那么好看。“对目前票房最火的电影《无极》，凡是圈内的名人明星，不管是半遮面还是赤裸裸，都对该片一片吹捧，而民间的声音则是一片狂踩。但划进名人的阵营中，近日韩寒又公开对《无极》放炮，指责陈凯歌是个装丫而俗气的导演。”[3]
向来被认为是有品味的大导演，竟被看为“装丫而俗气的导演”。《无极》还真是“媚俗”产品，为了赢得市场，陈凯歌承认拍摄前就考虑了日益壮大的都市青年观众群体，所以不仅从演员选择，还有电影镜头和内容的制作，都是有针对性的设计。明星阵容、魔幻镜头、夸张服饰和无厘头故事，是受“电脑游戏和动漫的影响”，目标客户自然是广大“青年人”。陈凯歌觉得这样“会让年轻人比较喜欢”[4]不过，陈凯歌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为满足青年观众胃口的《无极》反遭到了青年影迷们的“强烈批判”。在奇艺（QIYI.COM）的“影评空间”里，大部分的评价是这部片子“太烂”。例如一位叫蓝的网民在看完《无极》后在网络上留贴说：“无极，的确是烂的可以”，名为墨渊的网民写道：“垃圾电影，真难看。”bacchus的网民同样这样留言：“这电影不是一般的打脑壳！！！”而网民恋上翟干脆这样说：“这部电影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什么娘东西！导演我想劈脸呼你”。在一片骂声中，胡戈的《一个馒头的血案》应运而生，用恶搞视频短片的形式瓦解了陈凯歌电影的神圣性，视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大量挪用了电影的语言、场景却将原来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瓦解，这一段恶搞视频甚至激怒了陈凯歌，并引发了一场持久的文化和法律争议。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不仅颠覆了陈凯歌电影的“神圣性”，而且，胡戈将其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融入在视频中，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亦让人深思，虽然这个视频声称“自娱自乐之作”，“内容纯属虚构，全市臆编乱造”。但将陈凯歌的电影改编成现代都市的法制新闻故事后，涉及了许多冲突性的现实话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民工与城市的对立、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中国教育方式问题、电视广告、三角恋爱和都市偷情，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故事。视频中王与妃子倾城莫名其妙地站在了屋顶，是因为有“两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才爬到楼顶以跳楼为要挟”，大将军则变成了一个管理街道的城管真田小队长，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冲突性话题被搬演到视频里，视频中搞笑的场景其实是现实生活中街头政治和社会冲突的真实再现。“竟敢在法庭上唱起Rap，还有王法吗？”在网络视频中，胡戈还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直接设置了一个亚文化与权力阶层相对抗的“戏剧场景”，法庭代表着庄严、神圣，Pap代表着青年人的自由、散漫，抵抗者哼唱着Pap，就是为了表达出对权力和体制的不信任，让他们的真面貌显现出来。
二、底层叙事与微观政治
受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影响，类似的网络恶搞视频开始大量涌现。《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和《唐僧结婚》等等。这些恶搞视频大多是对一些经典影视剧的“改头换面”，通过重新剪辑镜头、改编原来故事的语言和结构，达到“恶搞效果”，许多改变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好玩”。而是要介入“现实社会”，将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看法通过视频反映出来，特别是要将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的声音传达出来。“底层叙事”往往这些恶搞作品叙事的基本特征，许多故事的灵感来源当然不仅是那些电影作品，也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
胡戈的另外一部作品《春运帝国》（2006年）同样针对的是《无极》之类的大片，这次他选择了张艺谋拍的电影《英雄》，在网络视频片头仍注明纯属“自娱自乐”，显然这个注明不符合作者本意，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显然是“社会性”，讲述的是现实社会中底层大众都感同身受的“春运故事”。“春运”是中国每年一度的“好莱坞大片”，经常上演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买不到票步行回家的、骑摩托车千里返乡的、旅客滞留火车站的和小孩在车站失踪的等等，这些故事千奇百怪，却都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是底层大众真实的生活经历，网上一位叫小威的青年就这样记述他买票的“真实感受”：
订票真的是好难啊！今天我还不定时的用手机打了那个订票热线，播了几次才拨通，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但打通后，票已经卖空的！
真的希望她明天早上给我一次惊喜！因为我就怕记错了她的身份证号，因为是手机通话，用笔记录的，不是通过短信那种方式！那天把订单号用短信发给她，她说找不到，指定的取票点，于是在网上搜索到了，以后用我的手机号码，采用网络短信的方式，发给她的，三条，应该快一百多个字，于是想到了那个办法，用鼠标单击，然后粘贴了！订票那天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啊！只少那个热线，我只至少按了一千次重拨都有可能！一个上午，现加下午的一个多小时，都在打电话！
火车票啊，承载我回家梦想的车票啊！希望她，我的那个同事明天给我一个惊喜！[5]
《春运帝国》便以一段恶搞视频重现了这样的“春运奇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胡戈对《英雄》、《黑客帝国》、《无极》、《情圣》、《喜剧之王》、《破坏之王》和《鹿鼎记》等不同时期中外电影中的镜头进行了重新剪辑、拼贴和组装，配上文字、声音和音乐，让他们重新结构为一个搞笑的“春运故事”。不同的场景、形象、音乐和声音被夸张地组织到一起，看起来好像很“不协调”，但正是它们之间的“不协调”，揭示了中国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不同肤色、时代和身份的人竟都在为春运奔波，他们千辛万苦却无法弄到一张回家的票，农民工周猩猩（周星驰饰，是从《鹿鼎记》等电影中挪用的形象）在这个视频中，因为每年无法弄到票，竟然已二十年没有回家，而这次为了回家，他不惜血本跟黄牛联系，准备弄一张票。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如此夸张、荒诞，但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这里没有所谓稍微秩序、道德和正义，尽管在视频之中，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但他们与票贩子一丘之貉，视频片尾还特注明影片的赞助商是“黄牛集团”。
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一样，越来越多的网络视频通过恶搞“介入”到现实生活中，《闪闪的红星》、《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唐僧结婚》都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影视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中国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当然，无论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还是《鸟笼山剿匪记》或“恶搞《西游记》系列”等网络视频，虽然以恶搞的方式再现现实社会的各种场景，表达对权力阶层的不满，反映底层大众的诉求。但这些作品的反叛并不是要颠覆主导的政经秩序，并不属于一种“激进式的反叛”，这里的反叛更多的是一种费斯克所说的“微观政治”：
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地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大众文化的循序渐进性，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力者的权力的重新分配；它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6]
胡戈等人希望通过恶搞视频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逐步改善底层的生活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自下而上的“微观政治”的力量，它们巧妙地用一种“嬉戏叙事”的方式切入社会，不太可能引起统治阶级的反感，但却能发挥影响力，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对大众做出一些承诺，改变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状况。
特别是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微博”这种新型的社交媒介出现之后，恶搞文化在大众层面迅速渗透，这种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强，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于日常社会和国家政治的理解。《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等一些网络恶搞视频，还只是少数懂得视频制作技术的人才能完成，但微博却让更多的人拥有了“发言权”，大众无需懂得PS技术，只要会链接、转发和加评论就可以“参与社会”。
三、微博的“社会介入”
“微博”是基于Web3.0平台兴起的一类开放性的互联网社交媒介。与博客不同，“微博”的首要特点在于短，每次最多只能发送140个字符，能表达心情，传递资讯即可，它改变了博客对于书写能力的要求，在“微博”空间里，不需要你多么擅长文字和叙述，几十个字，甚至一个字也行，大大降低了准入门槛。以往在网络空间里“沉默的大多数”由此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展示自我和表达观点，将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各种感受发表在这里，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只要在这个空间里留下“不爽”、“心情糟糕”等字眼即可，例如一位叫“我穿小花裙”的网民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的“个人感慨”：“人生就是聚聚离离，珍惜每一次相见，才不后悔每一次离别。”在抒发这些感慨时，还可以配上一些图片和视频，这些图片和视频当然不一定是自己的，还可以借用他人的。甚至你一个字也可以不写，只要转发别人的东西，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在微博中，人们抒发自我或者发表对某些问题看法时，经常是以一种恶搞的、另类的亚文化方式展开：
昨晚上有蚊子来家做客 我请它们喝血~ 那个爱聊啊 一个劲儿在我耳边儿嗡嗡~嗡嗡的 喝血也堵不住它们的嘴 最后血足饭饱了 把我也聊颓了 挠得都没劲儿了 这才含痕睡去~ 内什么 今儿晚上咱能光喝不聊么？
上面是一位叫veggieg所发的一条“微博”，搞笑的文字和手势符号并不符合日常规范，有许多文字和语法错误，但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更能表达一种“特别的心情”。这样的另类叙述在微博中很常见。像veggieg一样，许多“微博达人”用这种“另类方式”，反叛社会成规，创造属于自己的亚文化语言。传统的、稳定的语言规则被打破，青年们在微博空间里随心所欲、任意自由的组合文字，在颠覆传统语义和语法规则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快感，并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通过“添加粉丝”，他们还可以与其他粉丝建立一个“交流的社群”，在自己的文化圈层中传播这种意义，让其他Fans一起共享。他们用新鲜的语言进行交流，讨论日常生活的各种感受，从家庭到学校，从物质到精神，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空间。例如在veggieg所发的微博后，竟有上万条评论和留言：
蔡知源他妈 赞叹！我看到蚊子还是会赶，无意中也会碰死一两只，要象你那样，看到也不赶，那才是真正的没有分别心那。修行路漫漫，努力努力！(21分钟前)
罗曼丽Morr 我求菩萨保佑，愿今晚让我化身为一只蚊，飞到你床边，不聊也不喝，只要呆着 ～～～～～可爱的菲菲挂个蚊帐吧！ (29分钟前)
Jordannnn 回复@索南丘措:呵呵，谁都不想聊天的结果是失血，哈哈(今天 14:08)
happy椰风挡不住 别光招待它，干脆留蚊蚊做宠物得了(今天 13:01)
评论、留言也是同veggieg一样的“口吻”，除了表达“个人心情”，与朋友进行交流、联系之外，青年网民还可以借助于微博介入到“当下社会”。按照阿尔都塞和费斯克的观点，学校、家庭和工厂等均是主流意识形态宣教之所：“工作和学校不仅对其中人们的短暂行为施加微观控制，也围绕着他们的需求安排其每年和每天的周期活动。甚至是在一家之中，社会控制也通过控制从属成员的事件安排来行使——进餐时间、做功课时间、看电视时间及就寝时间是从属性的持续的建构者。”[7]
家庭和学校是控制青年人的主要社会场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青年们对于社会的抵抗通常都表现在对于家庭和学校的反叛上，家庭和学校是他们反叛的主要对象。微博上有一位叫“电影工厂”的网民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份“坦白从宽，这些事你在学校都干过几件？一件没落的童鞋自觉面壁。”[8]的“调查问卷”，调查青年人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以下的事情：1、装生病，2、迟到早退，3、上课睡觉，4、上课吃零食，5、翘课，6、顶撞老师，7、上网，8、被请家长，9、给老师起外号，10、上课听MP3、4、5，11、上课讲话，11、抄作业，12、谈恋爱，13、抽烟。还配以搞笑的图片。而截止2011年7月19日9:30，有2231人对此条微博进行了转发，515人参与了讨论。这些讨论的参与者大都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中大部分表示干过上述图表里的事，并为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而感到自豪，不少青年人强调，当年对学校规定和课堂纪律的冒犯、越轨和抵制“是一个愉快美好的回忆”，而一些没有做过类似事件的同学甚至感到后悔，有一位学生发出感叹说：“如果一件都没做过的话，那我的学生时代该多单调啊！”
“没干过的人才应该去面壁吧，错过了多么美好的年代”（王芮芮）
除了顶撞老师、听MP3、谈恋爱和抽烟，我都做过。。。（ 林夕奇）
我那么坏么？居然全部都有我！（ariesdove520 ）
那时的小出轨那种说不出的小喜悦（邂逅鼓浪屿的一只猫）
在这个微博社区空间里，青年们纷纷回忆着逃课、顶撞老师等恶作剧情景，共同分享顶撞、逃课的快乐，将这些行为看成是一件“快乐之事”。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越轨行动”并不是真的要反抗学校规章制度，摆脱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控制。但这也表明在青年群体之中，对于家庭、学校等各种社会控制机构，普遍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是少数青年精英通过“影像叙事”，并以隐喻的方式介入社会，但微博却为个人直接“介入社会”提供了方便。原先对于社会事件的公布、传播和评述通常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来承担，但现在许多新闻事件是从微博上流播出去，从属阶层是新闻发布者，往往也是评论员。例如在2010年发生的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2010年9月发生在江西宜黄的拆迁事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 这些事件最初的信息来源都是微博，并且从属者通过转发、评论和私信等方式，不断与其他从属群体交流观点。他们既可以置身事外，成为事件的围观者，同时也可以介入其中，通过评论和发帖直接对事件进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评判，底层大众通过微博介入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这里真正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舆论空间”，所以《南方周末》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
事实在在印证，中国已跨入微博时代。140字就够，甚至不着一字，仅仅转帖就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把发表门槛降到了最低，把最大多数普通人带入了舆论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微博聚合起来，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时代则是公民围观的新纪元，它以根本的力量，即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这正是微博的伟力。[9]
通过普通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这是微博出现的重要意义，微博赋予了底层社会和普通大众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去。不过，就目前现状而言，微博介入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有限的。所以许多微博，多借助于一种恶搞的方式介入到当下社会之中，例如“河北大学校园案”发生之后，微博空间里就流传着各种各样恶搞版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借助于这些恶搞性的文字、图像和视频，底层大众表达了对权力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情绪。
四、《潘金莲日记》的“身体政治”
在各种恶搞性的文字、图片、视频和微博之中，“身体”总是一个被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费斯克看来，身体虽属于私人领域，却始终和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是各种权力激烈争夺的领域，“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与规避、规训与解放相互斗争的场所。”
虽然身体看起来是我们最个人化的部分，但它也是身体政治（阶级性的身体、种族性的身体以及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形式。围绕着身体的意义与快感之控制权所展开的争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既是“社会”层面被表述为“个人”层面最可靠的场所，也是政治将自身伪装为人性的最佳所在地。[10]
正因为如此，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表现便是对身体的控制，通过制定各种规训制度，要求身体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穿什么的样服饰、留什么样的发型都与相应的社会风俗、政治和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从属阶层则经常通过身体的反抗逃避社会控制。
在今天，随着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青年女性们有了更多表达的场所，她们经常会用一种恶搞方式挑战社会的规训制度，越来越大胆的身体展现在激发男性欲望的同时，挑战着社会对女性规训的尺度。在网络中上随处可见一些如《超短裙美女恶搞好色男人》、《美女吃香蕉恶搞好色男》和《美女出轨色诱男性》之类的恶搞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女性用自己的性感身体戏弄和恶搞男性，根据劳拉·穆尔维的理论，在看与被看的影像叙事中，男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是被看的对象，“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看和被展示，……她承受视线，她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11]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变了。在上述的网络恶搞视频之中，女性裸露性感的身体，看起来是为了“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实际上却是在“调戏男性”，让他们在得到片刻欲望满足的同时，失去了更多，短暂的一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被戏弄的尴尬，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处于“被动的位置”，在戏耍的过程中，男性被迫让出了自己的“主体位置，”不仅女性傲人的身体让男人屈服，而且女性也是用“智慧取胜”，她用性感的身体戏弄男人，却没有让男人得逞，整个进程都由她来控制，男性彻底丧失了主动权。一名叫“宝贝十三妖”的网民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日志”：“在我郁闷的时候，总有人碰巧撞枪口上。一通夹枪带棒的，丫受不了说冲要过来抽我，说要再也不理我，说要珍爱生命远离yhx.你爱谁谁，我丫一个人的世界不要太习惯。好久没有这么全不顾对方感受的直白表达了，特么做坏人就是爽！”她可以完全“不顾对方感受的直白表达”，离开男人变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因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微博上还流行着这样一段话：
1、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2、不用刻意打扮准备约会；3、省钱；4、不用抽时间陪他；有更多的空闲陪伴父母；5、节约口水；7、可以随意和姐妹娱乐；8、可以专心工作读书；9、只要是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12]
“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只要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女性完全占据了主导的、中心的地位，男性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男性与女性之间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颠覆。网民馨儿徽安这样“宣告”：“我爱你，才会向你袒露心灵的全部世界，向你展示所有的喜怒悲欢，只有对你不曾设防；我爱你，才会和你耍些小脾气，无缘无故地离你远远的，其实我只想走进你炙热的怀抱听你的心跳；我爱你，所以我给了你伤害我的权力，只要我能忍受，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你不能伤害我太多，冷了，会淡漠，痛了，会松手……”[13]爱与不爱、松手与不松手的主动权不再是男人而在于女人，女性身体不仅得到了解放，她的精神也获得了自由，现在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工作、谈情说爱。
年轻女性不仅在身体、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大自由，而且她们介入社会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新媒体空间里，大量女性通过微博、博客和帖子，表达对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甚至全球问题的关注。例如一位名为“潘金莲日记”的女性网民，更是借助潘金莲这位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介入到当代社会中。
潘金莲是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中一位著名的“女主角”，她以风骚淫荡而闻名，她也是古代少数在男人面前拥有主动权的女性，因为她的性感风骚，无数男人为之折腰。而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这位女网民便以潘金莲的名义写下数篇“微博日记”，这位女网民的微博头像是一位风骚的古代女子扮相，头像旁边还标注了“欲火烧身难由己，淫心荡漾非本意。 满纸尽写风流言，却是一把辛酸泪”的文字。“诗言志”，这首诗放在这里颇有意味，显然是一种“自我表白”，声明自己多情风骚，淫心荡漾均“非本意”。那么这位潘金莲卖弄风骚的真正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日记”：[14]
晌午奴家正烧火做些菜饭，却见干娘来。干娘道：如何到处见火。奴家问何出此言，干娘道；前日上京火车站无端起火，今日汴京和平里莫名窜火。奴家道：上京正开世博会，汴京失火处却叫和平里，想来不是滋味。干娘道：今年如此热闹，上天也不甘寂寞。如今大宋遍地干燥处处火种，看到的不过是些小小明火罢了。
这日子一日一日地过着，奴家心里不免空荡些。记得干娘几番说起有贵人想提携奴家则个，何不过与请教则个。干娘的阳谷红休闲会所好不热闹：宾客如云贵人满座。奴家问这招牌如何少了茶艺二字，干娘笑到：如今的饭店不吃饭理发店不理发茶艺馆也不喝茶，就像大宋官府的招牌“为子民服务”一样，都只是个幌子。
饭罢大郎莫名问些家里存银几何可置得房产。奴家摸摸大郎脑袋未见发烧。大郎却正色道：岂不闻官府大力气调控些房价。奴家道：大郎啊，洗洗睡吧。干娘说过，在大宋最不靠谱的除却郓哥常说的民主便是奴家纠结的房子。这两件本该是日用品的物什在大宋却是十足的奢侈品。小民只有透过那厚厚的壁窗羡慕的权利。
大郎忽来神勇，催奴家早些上床歇息。奴家既喜又惊。速速沐浴罢，穿些薄纱，直待大郎恩宠。半晌却见大郎翻一本《天下大事》，奴家轻声道：大郎可知奴家肌肤身材如何？大郎道：娘子莫躁，毕竟天下大事重于房事。肌肤雪白不如科学发展重要，身材惑人不如和谐社会要紧。奴家怒道：天下无大事，一切皆房事。
晚饭罢，见叔叔打马来到。奴问：几日不见叔叔面，可辛苦些？叔叔道：近日奉着知县相公均旨了结那药家鑫一案。大郎问：可顺民意了结？叔叔叹：今日刑决，见了两户破碎创伤之家庭，见了两双悲伤丧子之父母，亦见了一群集体狂欢之围众。奴叹：自古民意，怜弱而责强。先示弱者易得怜悯，终逞强者必受责难。
常闻民间山呼某人绝世清官，痛惜某人未获连任。言语内外，喷溢出无比敬仰膜拜之情。然悉心观其诸多改革成效，无论企业改革、医疗改革抑或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无一不扒百姓几层皮！观其改革格局，无非掠民众而壮权贵利益，并使之合法持续化。若说当下是以红脸唱红脸，那某人便是以黑脸唱体制中之红脸。
从这几段文字可以发现，原来“风流日记”倒真的没有记载潘金莲多少风流韵事，尽管在微博空间里这位女网民贴了不少具有色情意味的、性感的女性图片，但这些性感女性的照片其实只是表象。此“潘金莲”真正关心的是社会问题，“风流日记”大量记载的都是“大宋”日常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社会见闻。房价、医疗、企业改革、世博和城市拆迁，无所不包。“潘金莲”以一种恶搞和调侃的“女性语调”，参与到这些事件的评论中，在其评论中，一片盛世太平的“大宋”，其实危机四起，官府和民间、自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不过，在日记中，这些冲突并不是直接呈现，而是在一种轻松、调侃、恶搞，甚至带有色情意味的对话中呈现。
“潘金莲日记”正是“借古讽今”，让人看到了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都市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在其宏大叙事背后所隐含的分裂、差异和种种不平等现象：一方面是繁荣兴旺的“现代化景象”，一方面却是贫穷困顿的普通市民生活。“饭罢大郎莫名问些家里存银几何可置得房产。奴家摸摸大郎脑袋未见发烧。大郎却正色道：岂不闻官府大力气调控些房价。奴家道：大郎啊，洗洗睡吧。干娘说过，在大宋最不靠谱的除却郓哥常说的民主便是奴家纠结的房子。这两件本该是日用品的物什在大宋却是十足的奢侈品。小民只有透过那厚厚的壁窗羡慕的权利。”借助于一种底层女性私人化的语气，“风流日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百姓局促不安的日常生活。“潘金莲”没有像一些专家那样，对一些现象直接进行尖锐、犀利的评论，但通过日常社会的“闲聊”，反而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现实中国。因为这些对话、闲聊本身就被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底层市民们自己的语言和真切感受。
身体即政治，这位日记作者的巧妙之处，便是在于通过潘金莲这位古典小说中有名的荡妇，将性感的身体和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叙述者借助“潘金莲”介入社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中国古代有“万恶淫为首”和“红颜祸水”的说法，这些说法将男人、家庭和国家的失败往往都归咎于女人，特别是一些性感尤物和妖艳女性的出现，似乎注定要使得个人、家庭与国家处于危险之地。所以性感妖艳的女性一直遭到社会的排斥，历朝历代都在告诫人们要警惕金瓶梅这样的“淫妇”。“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中国古代，女性被要求呆在闺房或者厨房里，不能走出家门，更不能管男人和天下的事务。
但现在，淫荡的“潘金莲”不仅走出闺房、厨房和家庭，涉足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所统治的领域，而且，她以充满智慧的语言表明，女性不单是依靠妖娆美丽的身体而存在，她们智慧无比，洞悉世间万物，完全可以对日常社会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发表独特的见解。她的许多看似闲聊性的谈话，常常一针见血，直指真相。“晚饭罢，日没沉西，行色渐无，奴邀干娘散些闲步。奴道：旧年已残，新岁即至，可有些宏伟打算？干娘笑：小民之志，无非年年安居岁岁乐业。祖屋不被无端强拆，生意不患莫名违法。在外不愁车票难买，居家不忧删帖跨省。奴道：如何三言五语将大宋盛世褪了颜色？干娘叹：表面光鲜亮丽状，背里颓象瘦金体。”“三言两语”就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性感身体只是她的表象，她真正的魅力在于思想，或者说她就是要以一种性感的姿态和颠覆性的话语介入到日常社会和国家大事中，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中，颠覆传统的男性政治和文化霸权。
“日记”本身就具有一种个人化的、私密性的特征，正是借助于日记的个人化和私密性特征，“潘金莲”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将其在现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真实感受表达和展现出来，私人空间与国家大事得到了有机结合，这正是费斯克所说的“微观政治”，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微观政治”的力量不可小觊：“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这种对抗包含着变成进步力量的潜能，而且实际上它通常就是这种进步力量。大众的力量正试图规避或抵抗权力集团的规训与控制的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正努力开创各种空间，进步性就可在其中运作。”[15]
“潘金莲日记”深刻展现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揭露了中国现代化宏大叙事背后后存在的性别、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分裂和矛盾冲突，同时也颠覆了男性世界的政治霸权。并表明大众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中，表达他们自身的愿望和诉求，进而推动社会的改革。
结 语
恶搞代表着一种态度，我们在前面通过不少事例，探讨了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问题，分析了不少恶搞视频、微博所包含的“政治话语”，指出在新媒体时代，不少网民正借助于各种手段介入到现实生活和国家政治中，表达自身和大众诉求。当然，尽管不少恶搞文字、图片和视频都包含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也不能夸大这些恶搞文化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为有许多视频虽然指向“社会政治”，但其大量恶搞的成份，却很容易让人在恶搞的狂欢中，反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许多恶搞文化介入社会的程度亦值得深思，大部分恶搞性的文字、视频和图片介入社会的程度都不深，往往只是“蜻蜓点水”，不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其反叛性和颠覆性力度不大。
更重要的是，许多恶搞性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只是颠覆和瓦解了社会控制，却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结果，大量的恶搞图片反而让人们失去了方向，陷入了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困境中。“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每一个接踵而来的亚文化的周期。”[16]当代青年恶搞亚文化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周期，它们不断地被权力和商业收编、招安，一些恶搞性的图片被当成了社会和权力部门的“遮羞布”，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真正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反而被悬置和搁浅。许多恶搞性文字、图片和视频本身是“浅阅读”社会的一个体现，它们本身是肤浅的，并不提供深刻的思想和意义。
作者：曾一果（1974年-），曾一果（1974-），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副主任，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苏州大学新媒体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澳门大学访问学者。曾在《文艺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主持2009年教育部项目“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研究”、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等项目8项，出版《想象城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等著作4部，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城市文化、当代电视剧研究，Email:zengyiguo922@163.com。
（基金简介：本文为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09YJC860019）课题下的论文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2011SJB860003作者为项目的主持人）。
[注释]
[1]陈卫星：《数字迷思的传播想象（代译序）》，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和赛博空间》，黄典林译，曹进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美国）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
[3]刘春燕：《韩寒狂踩陈凯歌《无极》：他是个俗气的导演》，《重庆晚报》，2005年12月21日。
[4]钱亦蕉：《电影<无极>在说一个神话》，《新民周刊》2005年12月21日。
[5]http://blog.sina.com.cn/luguangwei。
[6]（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9页。
[7]（美国）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91页。
[8]http://weibo.com/moviefactory。
[9]笑蜀：《微博神奇：但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7日。
[10]（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3页。
[11]（美国）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凝视的快感》，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编，第8页。
[12]http://t.ifeng.com。
[13]http://t.ifeng.com。
[14]http://weibo.com/jinlianriji。
[15]（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1页。
[16]（英国）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陈卫星：《数字迷思的传播想象（代译序）》，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和赛博空间》，黄典林译，曹进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美国）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
[3]刘春燕：《韩寒狂踩陈凯歌《无极》：他是个俗气的导演》，《重庆晚报》，2005年12月21日。
[4]钱亦蕉：《电影<无极>在说一个神话》，《新民周刊》2005年12月21日。
[5]http://blog.sina.com.cn/luguangwei。
[6]（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9页。
[7]（美国）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91页。
[8]http://weibo.com/moviefactory。
[9]笑蜀：《微博神奇：但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7日。
[10]（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3页。
[11]（美国）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凝视的快感》，吴琼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编，第8页。
[12]http://t.ifeng.com。
[13]http://t.ifeng.com。
[14]http://weibo.com/jinlianriji。
[15]（美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71页。
[16]（英国）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