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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信息茧房趋势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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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起,“微博浪潮”席卷而至。微博的兴起,为民众创造了新的信息平台、意见广场。在备受青睐的同时,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定制性,也制造出内敛化的个人信息脉络。本文从美国学者桑斯坦的“信息茧房”理论着手,分析微博上的“圈子化”现象及“群体盲思”之弊,为构筑开放的微博空间提供借鉴。

  关键词:微博信息茧房群体极化

  微博打拐、“随手拍”、“免费午餐”……近年来,微博以风驰电掣之速,嵌入大众的公共生活。毋庸置疑,Web2.0时代,以微博为介质的“微革命”正日益兴起,在改变着传统的世俗形态。因即时性、便捷性、开放性等特征,微博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的自媒体平台。

  随着微博的蔚为兴盛,“微博助推进步,围观改变中国”的论断,流传广远。微博的作用,动辄被称作“颠覆性”、“爆炸式”的。李开复还出了本书,书名叫做《微博:改变一切》。与此同时,不少人对微博抱以质疑:微博成了谣言的“发源地”,话语暴力的大本营,埋葬了个人隐私,甚至变得“公厕化”。

  按照公众想象,微博是个信息集纳地、观点市场,网民们能从中吸收多元化、异质性的内容。认为微博是“包罗万象的信息超市”的观点,正基于此。可美国学者桑斯坦通过对网络的细致观察、深入思考,却发现:网络虽能供给丰富的信息,制造的却未必是无限开放的社交平台,而是密闭化的空间。

  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因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往往是跟着兴趣走,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信息茧房”的发现,打破了人们对网络“开放多元”的固有认知,成为研究新媒体时重要的逻辑依托和理论“外挂”。

  在微博上,“信息茧房”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定制模式等,与“茧房”生成内在嵌合。微博对于网民,也许不是各类信息的熔炉,只是“坐井观天”的井口。而这,对微博上的公共话语、群体产生了攸关影响。

  一、微博“信息茧房”化的现状

  “信息茧房”的提法,不乏思想渊源。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发现,民主社会天然地易于促成个人主义的生成,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推广而扩散[1]。受此启发,桑斯坦认为,网络化虽带来更多资讯选择,看似更加自由,但在“个人本位”的理念下,势必蕴藏着对自由的潜在破坏。

  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以“个人日报”的形式呈现。在《网络共和国》中,他对“个人日报”现象作了描述: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信息的剧增,人们会可随意选择想关注的话题,可依据喜好定制报纸、杂志,每个人都可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个人日报”[2]。当个人被禁锢在自我建构的信息脉络中,生活必然变得程序化、定式化。

  QQ、网络购物等工具,印证了该论断。在QQ上,人们会跟气味相投的人聊天;网络购物时,公众会依据口味选择中意的商品。

  从微观角度看,网民在制造着“信息茧房”,作茧自缚;宏观来看,是“网络巴尔干化”——美国麻省理工教授马歇尔和埃里克提出,互联网分裂成了无数小群体,它们“人以类聚”,表现出群体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征。小群体中的人,只选择自己偏爱的交流领域,与兴趣相合的人聚谈,经过时间累积,逐渐形成了趋同的风格;而各个群体间,则有话语隔阂、沟通障碍,分化明显,认同困难。

  由于小群体里的人持“需求逻辑”——只看我喜欢的,我不感兴趣的就不关心,内部交流极易促成“群体极化”,产生“群体盲思”,即不管小群体内散布什么消息,哪怕是流言、猜测、臆断,他们都无意识地追随。他们志同道合,即便是些谣传信息、偏激见解,也能找到知音。而茧房外的声音,则被拒斥于外,难以撼动那些群体性成见。

  若在网络发展初期,“茧房化”只是现出端倪,那到了微博时代,“信息茧房”日益成型。在微博上,族群化表现得极为明显。

  毫无疑问,微博填补了互联网时代咨询量化分享的空缺,速写特性、裂变式传播[3],成了微博的优势。在鱼龙混杂的媒介环境中,微博形成了糅合新旧媒体渠道的“微传播力”。在微博“广场”上,信息扩散、居间联络十分便利;名人与草根、政府与平民等二元格局,依照话语、利益的相关度重新组合和分类。

  微博上,碎片化显而易见。网友依据口味相似性而类聚,共同关注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关心时事的,会相互转发、评论时事新闻;喜欢音乐的,会关注某些歌手,“织围脖”与音乐有关;爱好摄影的,常交流美图……“圈子化”现象,很是盛行。正因如此,新浪微博上有了“微群”,形同于QQ上的“讨论组”。志趣相投的网民,会围绕感兴趣的话题,谈论或转发。形形色色的“微群”,不啻为“信息茧房”的具象化体现。

  喧腾一时的“辟谣联盟”,就颇具代表性。“辟谣联盟”,是窦含章、吴法天、点子正等一伙人创立的“辟谣”组织,用以澄清“网络谣言”,以正视听。该联盟成立不久,就在舆论质疑中分崩离析。原因即是,吴法天等,多为舔痔而肥的“御用文人”,是网民常说的“五毛党”,立场极左,罕有公信力可言。

  而许多网络谣言,正是利用“群体盲思”的短板,通过病毒式传播,迅速蔓延开来。譬如说,“金庸去世”的假新闻,就在未经证实的情境下,被知名记者闾丘露薇转发,此后经无数次转发,很快传遍网络。盲信并转发,难逃以讹传讹的“原罪”。

  微博“茧房化”,是网络巴尔干化的缩影。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众声喧哗之下,微博将“去中心化”演绎到极致[4],生成了圈子化、局域化的舆论场。一个转发、一句评论,或许就是小群体内的交互传播方式,也将一律化价值撕裂成了“碎片”。

  二、微博“茧房”的生成原因

  微博演变为“信息茧房”,其来有自:微博的个性化特征,网民的心理因素,都助推了微博中的“群体极化”趋势。

  (一)微博的个性化特征

  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5]”,微博的自媒体定性,势必让其呈现出个性化、便捷化的特征,对接起个体化的话语需求,成为你我他的“个人话筒”。

  微博的精髓,在于“微”——140个字符的限制,让信息篇幅简短化,满足了人们速食化的阅读习惯。较之博客,它能调动网民互动参与、信息共享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微博的使用门槛,让网络工具更“自我”。微薄的@(信息提示)、转发等功能,也让居间联络和信息传播更实时快捷。

  微博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虽然方便,却以屏蔽开阔的信息视野为代价。微博作为新型社交平台,是通过“follow”来为用户定制信息,这必然导致公众关注的信息面很狭隘。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胡泳说:“微博的关注功能,洞察到了人的两种基本需求,将‘自我表达’和‘关注他人’结合在一起,围观也就涵盖了彼此看见的意义,包含着见证与记忆的作用[6]”,而“彼此看见”,往往是趣味相通者的“共振”、互动。

  在微博上,“V博”常常是微场域的意见领袖。他们粉丝甚众,拥趸成堆,比普通用户掌握更广阔的话语资源。“加V”与否,也被成了精英、草根非严格性的分界。精英微博,常成为“小圈子”的带头人,在关注者的转发、跟随下,“内部话语”逐渐成形。他们的共鸣性话题,会受到精英们的话语牵引。

  个性化机制,之所以能促成网民对“信息茧房”的依赖,既源于微博在设计之初,就虑及民众“寻找群体认同、归依”的意绪;也跟信息掌握上的差异化休戚相关,人际的信息差距,会造成网民内部的分节化、层级化,加速了“人以群分”的局面。

  麦克卢汉认为,每种新的媒体的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微博的个性化特征,催生“茧房”化的势头;而被困在信息茧房里,视野受局限,也打照出社会生活样态的嬗变。

  (二)网民的心理因素

  桑斯坦认为,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群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跟原来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

  网民的无意识,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观点相吻合:“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8]”。

  个体偏颇的观点、失真的消息,因“茧内交流”的封闭性,而被放大化,变为群体共识,折射了群体心理的同化机能。马克·塞奇曼尝写道:“我们假定世界上的一小撮人共同持有同样一种奇怪的信念,比如说月亮是绿干酪做成的。通过一个自选过程,他们会彼此来到同一个论坛……很快他们就会觉得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形象地说明了群体心理的演化轨迹。

  提及微博,许多人会本能地觉得,它是个“集思广益”的地方,意见会自由流通。但置于“结群”很普遍的情境下,信息间也许会存在壁垒。在小群体中,网民看到认同某个观点的人多,难免会影响独立判断,自觉参与进来,助推了观点的扩散效果。

  德国学者诺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或能解释这现象:在媒体讯息的耳濡目染下,人自然会具备“准统计官能”,也即感知外在氛围的能力,察觉到主流意见,并向之靠拢;若个人意见与群体观念不合,则会被孤立。她将群体中的意见分布情况,称作“意见气象”。在意见气候的影响下,人们渐渐“思想高度统一”起来。

  在信息超负荷的环境中,对信息择取的晕头转向,易导向人云亦云的取向。独立价值缺失,让随波逐流更普遍化:鲁迅就曾借小说《阿Q正传》,批判国人求同心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从,并高呼“向庸众开战”。而这种盲从,加剧着信息茧房的态势。三、微博成“信息茧房”的利弊

  “微博存知己”,是不少网民使用微博的初衷所在。微博的“圈子化”,也让网民在小群体中找到知心,觅得认同感、归属感。日前,几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均推出了“位置交友”的功能,以定位服务来满足网民的交友需求。而“解救单身男女”等活动,也在现实之外,拓展了人们的交友渠道。

  在微博“茧房”里,人们获取类似信息的时间、路径,都大为缩短;个体捕捉信息、感知事物,也有了方向性,不复无所适从。

  但微博分化为一个个小群体,会让人的视域狭隘,产生盲目自信,想法也极端化:认为自个意见是真理,拒斥其他观点“侵入”;更有甚者,在事态未按预想发展时,他们或做出偏激之举[11]。再者,群际的隔膜,会让群体之间缺乏粘性,离散成单一的力量,这会造成分歧加剧、共识钝化,甚至于底线共识破裂。

  信息茧房,有如画地为牢,局限了人的认知。评论人宋志标曾慨叹,微博既给人一种振作的技术,同时也给人一种懈怠和疏远的理据。“当微博越来越深入社会和人心,它是否正在结成某种行动的牢笼,把我们框定得愈加狭窄?……我们活在微博的牢笼里,却把它想象成全世界,这种虚妄是否也是微博时代的反讽?”

  而谣言、臆测的疯长,亦加重着微博上的鱼龙混杂。有人甚而认为,微博是种倒退而非“革命”,将微博说成“垃圾信息工厂”,是“一汪具有蝴蝶效应的口水之啸”[13]。对微博持乐观态度的桑斯坦,则谨慎地说,“在一个正见和八卦日益难分的世界里,许多头脑聚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之路”。他担心,若群体中的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断失当,人们会失去理性,乃至变成暴徒。

  四、微博上“群体极化”的对策

  在网络茧房的防范措施上,桑斯坦将希望寄托于政府监管——通过积极监管,让各类信息均匀散播,让网民接受到广泛的有用信息,拓宽视野,消减极化、片面的思想。

  在《信息乌托邦》里,他用“回音室”隐喻了网络时代传播的局限:因新技术带给了人无限过滤的能力,个人能依照癖好,定制消息;网络也以“协同过滤”的方式,提供消费者偏爱的信息,投其所好,自动隔离了别的意见。如此内闭化的信息环境,就像是“回音室”,人们设定了话题、观点,听到的是自己的回音。

  遏制“回音室”倾向,需建构网络的“人行道”模式——在桑斯坦看来,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街道、公园,还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都属于公共领域,都应像“人行道”一样,可能会遇到种种非计划(unplanned)和不想要(unwanted)的情景,不同的人群会体认到新鲜体验;那些未经事先筛选而遭遇的情状,会引发人们的言行互动[14]。

  若按照桑斯坦的思路,大众媒体、微博等,都应变成“公共论坛”,通过提供某些人“非计划”“不想要”的信息,让他们参与到体验或争辩中,避免群际孤立,减少“偏于一端的误导”。毕竟,规避“群体极化”,关键在于:加强信息的对称性。

  鉴于微薄的碎片化等,简单粗暴的屏蔽、筛选,显然不是良策。在舆论平台上铺展均衡化的信息,涵盖全面、真实、客观的内容,拓展网民的见识,潜移默化中,塑造他们的认知“广角”,跳出“小圈子”的价值窠臼,才是正确导向的题中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故意渲染“假丑恶”的意见气候,必将带动偏激情绪;信息聚合得当,则能纾解“先入为主”“价值先行”的思维恶习,让公众眼光更冷静、理性,不至于轻易受到“极端情绪”的感染。

  当然,“自我设限”,也是公众的选择自由,不可强力矫正。这在“信息真实全面”外,提出了又一重命题:要提高网民明辨是非、独立判断的能力。

  群体极化,跟网民判断力畸弱也撇不清干系。因缺乏理性审思,被“激情”主导,网民不择良莠的“转发”,很可能助推谣言的甚嚣尘上。比如,耸人听闻的“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传言,就因过于劲爆,也迎合了人们的偏好负面想象,得以广泛传播。经调查,发现是哗众之辞。这侧面反映了,信息闭塞下公众易受蛊惑。

  勿庸讳言,在网络匿名的当下,因“权责模糊”“法不责众”等,网民的偏激看法,无需承担重责。但健康的公民社会,当有理性守则的公民,而不是盲目起哄者。

  加强网民的判断力,离不开底线性共识的重塑。常识是民众度量是非的“标尺”,让真与伪、是与非等常识回归,对于事物,公众方能有“合乎情理”与否的起码判断。造次讹传的假消息,自会被排斥于“一致认可”外,失去孳生的土壤。

  在网民易受“V博”引导的语境下,加强引导者的权威性、客观性,也不可或缺。“意见领袖”的公允态度、公信力,会左右大批人的判断。他们应慎言笃行,行为世范,对网民积极导向,而非失去担当,沦为“谣言臆测”的集散地。(文/华中科技大学,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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