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名流学者的庞大视野
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不发生会怎样？如果希特勒征服欧洲会怎样？如果肯尼迪未被刺杀会怎样？如果英国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怎样？
本报记者丁霖 纽约报道
历史在今天西方的学术界是一门分工精细的学问。从女权主义史到民族主义运动史，从20世纪初纽约唐人街性关系史到1960年代法国学生运动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关系，历史今天在西方大学里已成为了包罗万象的菜谱。虽然说历史学在过去也不仅仅只是搜集和整理史实——其重要贡献之一一直是为帝王将相的利益而服务——但此门探讨人类社会经历的学科从未像今天如此微观，以至于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切都使1980年代初入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心中极度不满。今天的弗格森仍留在牛津的历史系，但他已成为了那里最引人注目的教授。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开辟了西方历史学家的一个崭新的治学和生活的空间。他所代表的学者在力图成为社会名流的同时也满足着普通大众在信息爆炸时代对宏观知识的渴求。
39岁的弗格森教授已著有专业著作六册，课题涵盖世界现代金融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英帝国的兴衰。他所感兴趣的都是人类社会中超越国度和文化的现象——性、战争与国家实力，政治和经济的纽带，金融家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欧洲一体化，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使用其超级实力。
但他除了试图解释这些一般人觉得无法把握的问题以外也有很强的“入世”动力。他相信一个出色的学者应该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物质奖励。他曾这样描述当代学者：“很多人坚信做学问就应该点着油灯谢绝一切访客。我对此完全反对。有一流的学问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是浪费我父亲给我昂贵教育的投资。”
他现在每本书的预支稿酬已多达20万英镑。他和夫人还有三个孩子住在牛津郡（Oxfordshire）的一个大农场里。他除了频繁在英美两国各大报刊发表评论和经常作客于电视节目中以外，还主持过电视纪录片，并轻易出入伦敦和纽约的名流派对。
与大众交流
在西方社会的大众读者群内，弗格森教授最出名的要数他在1997年编撰的《虚拟历史：替代事实和相反事实》（VirtualHistory：AlternativesandCounterfactuals）。他召集了八个青年历史学家，在书中将一系列看似漫无边际的遐想学术化，例如：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不发生会怎样？如果希特勒征服欧洲会怎样？如果肯尼迪未被刺杀会怎样？如果英国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怎样？
可想而知，《虚拟历史》的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传统势力的反对。历史学教授经常在学生提出“如果……”的时候斥骂道：“这是无意义的。”而现在他们中的部分人竟然主动玩起这种游戏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将此书称为“非历史的狗屁”（unhistoricalshit），更有甚者哀叹历史书已降格为通俗幻想小说。
对此弗格森教授马上进行了回击。历史作为人文学科之一，他说，其任务是给普通个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并对人类社会加以解释。如果历史学所研究的仅仅是13世纪某个英国修道士的生活，而对基督教和工业革命以及民主政权之间的关系不予考虑的话，历史学理论的通用性（universality）就会不断降低，历史学家的目光将会越来越短浅，他和大众的关系也将会越来越疏远。弗格森教授明确表示他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与大众交流。
事实证明此书一时间撩起了大众对历史的兴趣。《虚拟历史》不仅在英语国家的畅销榜上久居不下，而且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包括中文（在台湾地区出版）。
如果说弗格森教授对历史上的“如果”做的回答让人喜忧参半的话，他在两年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和性质的探讨则挑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是一战的罪魁祸首？
《历史的遗憾》（The Pity of War，1999）是弗格森教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的学术研究。此书除了和他汇编的《虚拟历史》在语言上迥然不同以外，还比后者在学术上更为严谨。《历史的遗憾》长达560页，其中120多页用来做注解和列出处。以往的一战史多用编年体，偶尔抽出某几场战役单独成章。弗格森教授一战史的每一个章节都可以看成一篇单独论文，用来回答一个特定的问题。
综合在一起，这些章节所对付的是两个庞大的历史疑问：一战可不可以避免？如果德国是一战的胜方世界历史又将如何改变？
为了回答这两个纯理论性的假设，弗格森教授对比了各国军备状况和军费开支，罗列了各国的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研究了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甚至还大量引用了政府官员的日记。除了找到大量对外公开的资料以外，他还特意拜访了英国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和德国的联邦档案局（Bundesarchiv），在那儿发现了第一手的数据和文件。
弗格森教授做学问的时代与以前学者已经完全不同了。1990年代的世界是电脑联网、数据库电子化的世界。从资料库里下载的内容可以直接进入手提电脑通过专业的软件加以整理后变成美观的图表。此外，由于他所研究的课题受到牛津大学和英国银行的重视，弗格森教授还享有几乎是用之不竭的科研资金。他手上更有一支雄厚的助理队伍可以帮他在书海和数海中捞针。
这些优势使得弗格森教授的史料搜集工作异常高效，在书中则体现在论据的充分有力上。在讨论一战残酷的章节里，他不仅用伤亡人数来反映，更引用了当时亲历战场的士兵的回忆录来勾勒和衬托。从分析战争全局的冰冷数字转换到从个人眼光观察到的战场一角，读者从没像这样洞悉过一个历史事件。
《历史的遗憾》之所以引起强烈的争议是因为书中的结论：一战作为一次世界级别的战争完全可以在英国的不干涉下避免。英国当时急不可待地进兵欧陆是为了遏制德国这个新兴帝国对老牌帝国的威胁，但弗格森教授说他的史料证实了德国的威胁完全是被夸张了的。如果英国袖手旁观，德国会取得一场小范围战争的胜利（“这就如同1870年普法战争的重演”，他写道），其结果，弗格森教授相信，很有可能是在德国主导下欧洲提前诞生一个与今天类似的欧盟。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希特勒将会“在维也纳卖风景画度过自己的余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能爆发，而大英帝国的辉煌将依旧。
弗格森教授写此书的用意是责备英国自愿介入战争从而使其升级为世界大战。这就是他所谓的“遗憾”。书尚未出版时他就被斥为“狂人”和“极端分子”。英国的爱国人士以道德上不能不阻止德国为理由强烈反对弗格森对当时英国外交政策的攻击。历史学家说他只考虑英德两国的政策而忽略了俄国和法国对英国参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政府内部分官员更是恼火于他对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之优柔寡断和一错再错加以批评。
弗格森教授在一夜间被贴上了“新帝国主义者”、“大英帝国怀旧分子”、“新托利党人”、“亲撒切尔者”之类的右派标签，而他对“新帝国主义者”直认不讳。他告诉媒体说自己是一个知识界的牛虻（intellectualgadfly），其任务是迫使大众与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正面相对。
同时，他的反对者也发现口头攻击虽然容易，但要从学术上打倒弗格森，他们必须将其书中罗列的一个个数字和摘录的一段段史料一一加以驳斥，而这几乎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
对欧盟的统一进程并不乐观
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弗格森教授已经成为了学术圈研究世界现代金融史的权威。没有人像他那样看似毫不费力地将国家的财政数字和军事外交政策相结合，从而发现历史的新现象。从1980年代末在汉堡埋头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债券市场到备受关注的历史学兴起的新力量代表，他显然已成功地经历了学术和生活上的重要转折。
他的太太苏珊·道格拉斯（SueDouglas），曾在多份极具影响力的英国报纸任编辑。有这样一个“圈内人士”做内助，弗格森对媒体的运作了如指掌。据说，他每次接受重要媒体采访以前都会和苏珊做一番排练，有如西方世界的政客和影星。
而他的英俊外表也确实给了他“历史学的汤姆·克鲁斯”的外号。所有电视新闻频道都争着请他做嘉宾，喜好历史的年轻女性也辛勤地在节目过程中不断拨号尝试向他亲自发问。
所有这些都使得弗格森教授在学术圈外也出了名。今年前些时候，他还主持了一档探究大英帝国历史的电视纪录片——“帝国”。同名书籍也在同时出版。
《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衰和环球大国的教训》（Empire：TheRiseandDemiseoftheBritishWorldOrderandtheLessonsforGlobalPower，2003）评论的是大英帝国的成功与失败，目的却是给美国如何应用它史无前例的超级实力出谋划策。
据弗格森教授说，《帝国》是他在2001年4月所写的《现金纽带：现代世界的金钱和实力，1700年－2000年》（CashNexus：MoneyandPowerintheModernWorld，1700－2000）在理论上的延续。
《现金纽带》谈论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power）如何通过经济、政治制度的改善而得到增强。战争和殖民主义对国家财政是一个负荷，为了支付高昂的军队开支，历史上的强国必须不断完善其税收和发放债券的机制。在收税的同时，代表性的政府开始形成——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国会。弗格森写此书的目的是搭建一个理论框架——由税制（taxationbureaucracy）、国债（nationaldebt）、中央银行（centralbank）和国会（parliament）组成的“实力铁方块”（SquareofPower）。他说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权背后的枢纽。
在《现金纽带》和《帝国》之后，弗格森教授在今年受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聘请在每年的冬季学期教授两门课程——现代金融史和欧洲统一史。
也许是来自英国的缘故，他对欧洲统一持否定态度。他在谈到两德统一时说道自己如何在柏林为英国报纸写大量新闻稿却从未预料到柏林墙的倒塌。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坐在回伦敦的火车上并不知晓，仍是坚信欧洲的分裂由于东德政府对运动的镇压将会延续。
在谈到欧洲统一货币时，他也承认自己在欧元诞生的前夕错误地预测了统一币制将会给各成员国带来灾难。欧元从1998年挺到了现在，今天似乎比以前更健康。
在欧盟新宪法问题上，弗格森教授主张“变量几何”（variablegeometry），也就是说因“国”而异：大国由于国情相同应该使用类似的规则，小国则应有适合它们自己标准的协议。但如何调解大小国家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欧洲统一的最大难题，这也是弗格森教授对欧洲统一并不乐观的主要原因。
“欧洲统一没有多大的经济上的原因，迄今实现的所有一切都是部分大国——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因为政治的缘故而刻意制造出来的。这是精英阶层从上往下的一相情愿。”他说。
弗格森教授在斯特恩商学院授完一学期的课程后现在已回到了牛津郡。他现在研究的课题除了继续对战争和宏观经济关系的探索外，还有一战前的国际债券市场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参考消息网12月11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11月26日刊发题为《尼尔·弗格森称“西方不那么擅长充当西方了”》一文，作者为安德鲁·史蒂文斯。文章称，作家尼尔·弗格森说，全球经济重心从西方转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速度令人震惊。
弗格森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担任顾问。他说：“如果你回想一下1978年当你还是少年的时候，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人的22倍，而现在还不到他们的5倍。全球不平衡出现了令人惊奇的缩减，而这一切实际上发生在仅仅30年的时间内。”
弗格森就全球经济的题目进行了详细说明。
两个过程推动历史趋势逆转
文章称，在谈到西方衰落的根本原因时，弗格森指出，西方的支配地位或将终结。而在此之前的500年里，情况完全不同，当时西方富甲一方。但非常奇怪的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这种历史趋势发生了逆转。
弗格森认为这里有两个过程在起作用。其一是世界其他地区一直在下载西方的杀手级应用程序，这些地区以中国为首。他们一直在模仿西方运行良好的东西，尤其是在商业领域。他说：“这应当受到赞颂。看到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主要通过复制西方的做事方式使数亿人脱贫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他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而且这个过程在某些程度上是独立的，那就是西方不那么擅长充当西方了。过去500多年在西方一直奏效的东西现在运转不那么顺畅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寻找西方经济体出现故障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不只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以及银行家都是贪婪之徒。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
债务是留给未来的沉重负担
文章指出，针对西方经济体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这一问题，弗格森认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弄清为什么众多经济体正在被有些情况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0%的债务所压垮？这些经济体除日本之外大多是西方国家。
他说：“预料这种债务在美国还将进一步上升。简单的答案是认为存在政府挥霍的严重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答案。”他表示，思考这个问题时可以是把债务当作是对未来的征税。而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世界的巨额债务累积反映出的是当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一种违约。这些债务是留给未来的沉重负担。这就是西方世界出现发展放慢的原因，因为这些债务负担对经济活力产生了巨大的制约。
为什么这一代人决定不顾今后几代人的死活变得如此自私呢？弗格森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变迁。西方已经远远背离了在工业化、海外扩张、大规模战争的辉煌时期曾经成为西方特征的面向未来的自我牺牲理想。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种趋向“自我一代”的文化变迁，立刻消费，活在当下。
他说：“但是我认为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我认为在二战之后，多数西方国家决定建立十分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以便把富人拥有的资源转移到穷人身上。这种制度运转得十分出色。”
在这些制度被引入的时候，它们确实降低了那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福利制度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变得机能失调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自己胜利的牺牲品：它在延长寿命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在财务上无法独善其身，除非对像退休年龄等规定作出重大改变。福利制度在财政上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结构性财政赤字就出现了。
他认为，即便在经济增长良好的时候赤字也会出现。这是正在导致西方放慢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症结。
问题不只在于税收和支出
文章称，欧洲的经验表明，在危机出现之前什么都解决不了。弗格森称，这场危机是从西班牙、希腊、爱尔兰等国开始的，或许它很快会蔓延到法国。到某个时刻，这样的危机也会发生在日本身上，而且迟早它也会在美国发生。
他说，“我想需要认识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问题不只在于税收和支出。我认为最好对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构架提出更深层次的质疑。”他表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最深刻的反差之一是在西方国家像法治之类的东西正在变得越来越累赘，如规章制度、官僚体制等。而这些正在阻碍发展。
弗格森在新书《大退化》中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即美国的法治正在成为律师们的法治。律师行业已经成为形成商业成本的主要原因。美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规章制度和一个非常像寄生虫的律师行业，这个行业靠私营部门养活。如果没有庞大的法规部和律师团队，任何一个大型机构都几乎不可能正常运转。而这些全都是无效成本。它们根本不会提高经济的生产率。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
弗格森认为，短期来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重要的是中国能否过渡到一个法治真正起作用的体制。这对于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十分重要。不难看出中国需要做什么，但它能否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还不得而知。
中国正在出现的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从历史上看，如果考察西方的经验，就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最早推动法治的力量。随着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开始表现出中产阶级的一贯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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