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角色，但还不是全球大国，充其量是“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他建议新国务卿克里：不要对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期待太高，要正视美中关系竞争性增强的现实。
在新近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沈大伟指出，中国近30年来经济快速成长，使之在当今世界几乎是无处不在，但仔细分析中国角色辩论、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中国的表现，他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广度大于深度，中国还缺乏作为全球主要大国的影响力，因此只能称为“不完全大国”。
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著，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美国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29.95美元，320页
Publis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February 18, 201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199860149
ISBN-13 978-0199860142
Product Dimensions 9.2 x 6.3 x 1.6 inches
Shipping Weight 1.6 pounds (View shipping rates and policies)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出版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描述了中国新的国际地位，以及与之相对照的，中国国内民众对本国国际角色看法的差异性。他注意到，在讨论中国的世界角色时，许多中国人仍感到困惑。对于中国在世界上变得这么重要，他们还不适应。但中国仍在快速增长，因此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
作者简介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能否成为全球大国？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著，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美国出版，建议零售价20英镑/29.95美元，320页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唯一有可能对美国主导全球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因此当沈大伟教授断言中国的崛起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大事件”时，你很难不表示同意。
但奇怪的是，沈大伟教授所著《中国走向全球》一书的主旨，却是为了证明中国崛起的意义并非如此重大。他一开篇就以令人钦佩的清晰笔触写道：“事实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疲弱得令人惊讶，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与传统观念认为的相比，中国并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此言并不仅仅是对当今形势的概括。“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而且中国永远也不会‘统治世界’。”
对于沈大伟家乡华盛顿特区的很多人来说，以上分析听起来很可能就像音乐般美妙。他本人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担任中国政策项目主任。但沈大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他把毕生精力都用于研究中国，还曾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担任主编。
在有关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的论断中，沈大伟大量借鉴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于大国本质的分析——特别是后者有关大国的本质在于整合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影响力的观点。
正是按照这一标准，沈大伟认为中国不满足全球大国的条件。在他的书中，绝大部分篇幅被用于逐一分析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动回应型的孤立国家，缺乏真正的盟友。在安全防卫领域，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基地网络以及盟国——中国甚至未在自身所处区域建立起主导地位。沈大伟对于中国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格外不屑，认为中国“对于全球文化潮流的影响微乎其微，国家软实力可以忽略不计，国际形象则在毁誉参半和糟糕之间徘徊。”
《中国走向全球》一书的论述十分有力、系统，并得到详实的证据支持。它以一种可贵的方式将信息和研究成果整合起来——所得的结果常常引人入胜。例如，书中对于中国各不同学派外交政策观点的分析，让我感觉非常清晰明了。
不过，最终我对《中国走向全球》的论点并不信服，原因有二。首先，在最为重要的领域——经济领域，中国只是“不完全大国”这一论点变得最没有说服力。其次，这本书有用一幅静止的图画描绘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之虞。随着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日益加大，其在其他领域——军事、文化和外交——的影响力也会增强。
沈大伟似乎对中国经济实力究竟多强拿不定主意。在这个话题上，章节开始他就列出了一连串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在过去20年间，仅中国就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约40%。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出口国，持有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然而，沈大伟在本书中的观点一以贯之，他断言中国不管怎么说“依然是一个不完全经济大国”。
这一观点的论据似乎有点薄弱。他指出，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充分——但鉴于近年来西方经历的金融危机，这似乎算不上什么坏事。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甚至无法跻身全球前10大捐助国之列”——但这个问题似乎相对并不重要。
此外，中国没有什么领先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仅能排全球第5”。然而，本书接着指出，未来数年中国很可能大规模增加对外投资，现在已经开始在通信和家电等领域培育出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品牌的企业。
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力量。因此，沈大伟指出，保守点说，中国很有可能在202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不会同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强国。
不过，你不必成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认为，经济力量最终构成多数其他形式力量的基础。贫穷不会产生什么“软实力”。在硬实力方面，中国军费开支增长达到惊人的两位数，而相比之下，美国预算自动减支很可能侵蚀美国的军事实力。
不过，不管你是否接受沈大伟的论点，本书都清晰透彻地阐明了辩论一方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一场关键的论战做出了宝贵贡献。
本文作者是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零和世界》（Zero-Sum World，Atlantic出版社出版）一书作者
译者/何黎
中国：羽翼未丰的大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今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羽翼未丰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正式出版。正当国际社会都在热议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这本书的出场恰逢其时。该书的观点更是发人深省。与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看法不同，沈大伟认为虽然中国几乎将触角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中国俨然是一个“全球参与者”，但中国并非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旧有限，中国仍然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
沈大伟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大国”是指一国能够影响某些国家或某项议题，以至于能够塑造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的真正内涵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源或财富，而取决于它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诸如在全球贸易模式、国际能源和商品贸易、国际旅游业、奢侈品消费、全球房地产市场交易这些有限的领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有目共睹。然而除此之外，沈大伟认为中国在文化软实力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乏善可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记录也并不出色，因此称之为“羽翼未丰的大国”。
中国面临身份困境
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沈大伟虽然没有对此做出全面的探讨，但至少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的实质，即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中国的角色定位没有形成共识，中国的国际身份游离不定，中国依然面临“身份困境”。所谓“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即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反映。笔者认为，表面上看，上述议题或对象的先后顺序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但从字义上看，它又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议题或者对象同等重要。这表明了中国大战略的扑朔迷离。
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大国，中国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大战略？
诚然，“中国”只是一个方便的符号。虽然分析家都在使用“中国”这个符号，却可能对此做出不同诠释。这是探讨中国是否有大战略的一个前提，即我们需要对什么是中国具有清晰的界定。时下外国观察家对“中国”念兹在兹，但我们却困惑地发现，他们谈论的“中国”往往相互矛盾：一边是“中国崛起”，另一边则是“中国崩溃”。
无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国家乃至文明的兴衰已是常态。但是，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存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中国”则的确让人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他们并未明确地向读者廓清他们笔下的“中国”。诸如“中国崛起论”的支持者所指涉的“中国”，在具体议题上包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力量，当然也可能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具体行为体上，它更多指代中国政府（共产党），甚少提及中国社会。在具体时间维度上，它既包含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但以“现在”为主。“中国崛起论”的两个衍生版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复兴论”——所指涉的“中国”也有所区别。“中国复兴论”的支持者更多从文明而非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它注重历史甚于现在，但它没有说明将来。“中国威胁论”的拥趸，则更多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偶尔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其它国家带来的潜在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些威胁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威权国家特性。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假以时日会给西方世界带来严峻挑战。沈大伟在该书中也含蓄地表达出这一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坚信，国际社会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将中国整合进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至于“中国崩溃论”，它更多涉及中国经济和政治结构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一旦达到某个极限，而且相关行为体不能改弦更张，那这个体系最终将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它注重的是将来，因此它永远无法被证伪，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们也无法用现在如何来证明或反驳将来如何，但他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不可预知的将来，否认并不完美的现在。它几乎不谈论过去，因为如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朝代更替和兴亡本身并不足奇。
笔者认为，在这本书中，沈大伟的贡献之一在于，他相对比较清晰地向读者阐明他所指代的“中国”。不管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安全领域，沈大伟都对他笔下的“中国”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在探讨中国文化软实力时，他特别注重区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而且指出，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未必有助于发展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因此，对于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沈大伟的观点是让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自由发挥。同样，沈大伟对中国国内各派战略观点的详细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都在争夺界定“中国”的话语权。最终，各派对中国的角色定位还未形成共识。这种身份焦虑与矛盾情结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也是为何他认为中国政府往往容易倾向于“反对”而非“认同”什么。
中国（政府）有大战略吗？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是否具有一个明晰的大战略呢？所谓“大战略”，诚如学者张锋所言，即目的（国家利益）和手段（战略观）的有效结合。国家利益指的是决策者在某个时空范畴内致力于增强一国实际利益（诸如权力、财富和安全等）并且推广其内在价值理念。战略观涉及一国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或手段，它往往先由某些个人或派别进行阐述，随后被国家决策者或决策机构采用。必须指出，“战略观”不同于“世界观”，后者论述的是一国对国际关系形态的终极理解，及其在这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简言之，大战略=国家利益+战略观。这个公式尽管存在不足，但可以成为分析中国大战略的有效起点。
一方面，在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看来，自1996年以后，中国大战略即已成型。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军事现代化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必须淡化或消弭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防止它们齐心协力抗衡中国。在他看来，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依然会奉行这个战略。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外交精英普遍认可这一战略的有效性；其二，这个灵活的战略能够使中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
笔者认为，这个战略的确灵活有效，但它并没有探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崛起之后的中国要走向何方？实现和平崛起，的确是现阶段乃至将来某阶段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但随着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外界更关心崛起之后的中国有何大战略。遗憾的是，鉴于崛起的过程还未完成，中国的外交精英也不能无的放矢，因此，观察家认为，对中国大战略的探索仍将继续。
David Shambaugh, author of "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另外一方面，一些观察家（诸如张锋）则认为，当代中国其实并没有一套事先设定的清晰大战略，有的学者（诸如汪铮）甚至认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在张锋看来，事先假定中国政府有一套清晰的大战略，往往会使观察家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进行事后合理化，即政府的具体对外政策，都是围绕大战略这个核心逐步展开，但他却很有可能忽略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发展历程。
在这个背景下，他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者，中国政府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发展第一）逐渐复杂化与多样化，以至于在转型时期（2008至今），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无法确定这三者的轻重缓急，也不能确保这三种核心利益能够完全相容。二者，不同的战略观来去匆匆。诸如90年代的战略观“韬光养晦”、“多极化”和“新安全观”，逐渐过渡到21世纪初期的“经济全球化”、“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在转型时期，战略观也变得不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逐渐从80和90年代的“被动应对”型逐渐演变为“主动应对”型。尽管如此，张锋认为中国的对外大战略还未成型。他同时认为，中国也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出一个清晰的对外大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决策并没有赋予外交政策的自主地位。外交政策服务于或内嵌于“改革和开放”这个内部发展战略，沈大伟在书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世界观，如上所述，它没有回答中国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没有阐述它所青睐的终极国际关系形态或国际社会模式。
显然，在张锋的论述中，“中国”或者“中国政府”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政府”的确没有一套清晰的大战略，但“中国社会”内部却存在多种大战略版本。沈大伟对中国国内各派有关中国战略的争论即是明证。尽管不同派别的大战略偏好，未必能够影响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及其规划，而且，不同派别所呈现出来的大战略并非十全十美，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各种大战略。这源于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而且逐渐完善的政治舆论生态，允许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介入到对这个大战略的争论和塑造之中。事实上，正因为中国政府还未发展出一套清晰完备的大战略，所以不同行为体或派别才渴望填补这个战略真空。
价值理念与中国大战略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前各派谈论的大战略基本上都忽略了核心价值理念在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大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只有全球主义派直接涉及到这个层面，少数学者也触及这个议题。诸如赵汀阳的“天下主义”论述，便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式世界观，它可以为中国的大战略规划提供某些重要启示。可惜的是，目前中国政府依然奉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并执着于这种价值中立的外交政策。诚如英国华威大学著名学者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所言，“当前中国政府并不太热衷于阐述大战略或者对外推广普世价值”。相反，“中国政府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的解决方式，即主要解决自身问题，但偶尔也解决其他国家面临的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政策不理性，而是说它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对于崛起中国的重要意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在现实利益之外，是否需要谈论价值？这始终是我们逃避不了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做出一定的回应，但这种软实力最终也落入纯粹利益计算的窠臼，沦为一种国家博弈的工具。
沈大伟：中国非全球大国 莫期待过高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评社华盛顿2月20日电（记者 余东晖）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角色，但还不是全球大国，充其量是“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他建议新国务卿克里：不要对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期待太高，要正视美中关系竞争性增强的现实。
在新近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沈大伟指出，中国近30年来经济快速成长，使之在当今世界几乎是无处不在，但仔细分析中国角色辩论、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中国的表现，他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广度大于深度，中国还缺乏作为全球主要大国的影响力，因此只能称为“不完全大国”。
中国还是“半杯水”
19日下午在华府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沈大伟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与其说中国在崛起（rise），不如说中国在扩散（spread），中国还只是一个全球角色，而不是全面的全球大国，充其量可称为“不完全大国”，就像是一个还只有半杯水的杯子。
沈大伟以他3年前在中国做访问学者，与中国学者和官员广泛交流的经历，指出中国人存在“身份危机感”（identity crisis），中国人内部对中国应当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激烈的辩论。
在外交方面，沈大伟称，中国的双边外交之活跃举世无双；中国全面参与各种多边机制，也牵头构建多边机制；中国外交人员的专业、老练和准备亦可得高分，但过去几年，中国与多数地区的关系却处于恶化之中；中国对全球事务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力。
在全球治理方面，沈大伟指出，中国参与了打击海盗、国际维和、核不扩散等共同应对挑战的国际多边行动，但中国对全球治理有很深的怀疑，担心多边体制成为别国遏制中国的工具。中国对全球治理项目的财政捐献也不算多。
在经济方面，沈大伟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将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体，但中国出口商品9成以上是低端消费品，金融服务出口仍少，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真正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屈指可数。
在文化方面，沈大伟分析，中国加大了旅游、教育、艺术、电影、媒体、体育等的全球存在，但还没能引导潮流，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并不匹配；近年来中国更在乎塑造国际形象，但过去5年外国公众对中国的观感总体在恶化中。
在安全方面，沈大伟指出，中国军力增长很快，军费开支全球第二，但还不是全球性的军队，主要是远程投射能力仍有限，但中国在网络和太空领域确实上升得很快。
现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沈大伟预期，从长远看，中国在某些领域会更快成为全球大国，比如在跨国公司和国际名牌方面，比如在海军建设中，但“软实力”和安全实力的全面提升还有长路要走；中国外交会有更大影响力，但总体仍将是被动、谨慎、保守的。他认为，中国仍会继续在扮演全球治理的大国角色与主要追求狭义的国家利益方面感到纠结。
最后沈大伟向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建议，第一，不要对中国抱有过高的期待，从以往经验看，中国并没有达到美国期待的“全球伙伴”；第二，要正视美中关系中竞争性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一味天真地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反倒会失望。
中国需先照顾自己
出席研讨会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赞同沈大伟的总体结论，但也提出了若干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确实只有半杯水，但30年前连半杯水都没有，而现在杯里的水无疑还在上升，问题在于：中国需要多长时间会成为满杯水，成为成熟的全球大国？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但真正成为成熟的全球大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经历了60年。
芮效俭指出，应当考虑到，现行的国际体系是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建立的，中国成为全球大国，是会继续融入国际体系呢，还是给现行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变化？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革命输出亦可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但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的务实政策，真的意味着“软实力”削弱吗？中国现在能拿出大量资源支持外交，而美国却面临资源紧张，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把眼光转向中国，而不是美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影响力的提升。
现任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的芮效俭表示，中国能给全球治理贡献多少，实际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评估其全球作用的责任与优先照顾国内的责任孰重孰轻，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确实是困难的，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还还排在全球第125位。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扮演如此多重的角色，到底是北方国家一员，还是南方国家代言人，端看其在具体问题上所处的位置。
芮效俭对中评社记者说，中国过去30年通过改革产生国力，正是因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并不想推翻现行国际体系，但也没有准备让美国等其它国际体系的成员告诉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中国经济人均水平仍低，中国政府有责任先照顾好自己的人民，中国没有回应欧洲金融求援的重要原因在于许多中国人反对在自己仍不富裕的情况下，将资源用于帮助更富裕的欧洲人。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编辑本段回目录
DAVID ZWEIG
沈大伟开篇就对中国国内有关其国际身份的讨论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总结。中国学术界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的错乱。这一学术精英团体主要由一群有着强烈排外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左翼”构成，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安全来自于全面自强。
因此，中国对外政策表态更注重重新被当作大国对待的道德权利，而不是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另外沈大伟觉得，虽然人们会听到有一些边缘声音表达一种“选择性多边主义”或“全球主义”的观点，但在有关中国国际定位的话语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更有问题的观点。
在多数场景下，这本书都把中国形容为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这也就成了书的副题。意思是中国缺乏担当，称不上是一个大国。
在详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关系之后，沈大伟将中国定性为一个“谨慎的外交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温和的修正主义者”，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协调机构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兴趣处理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除非是在这些问题影响其国内利益的时候。
在一个详细分析中国军事触角的章节里面，沈大伟提到，由于缺少远程飞机和船只，中国不得不雇用外国企业来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战火中的利比亚。他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没有注重它在遥远海外的利益：“北京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旧举棋不定，仍旧专心于国内的发展及领土利益的捍卫（中国台湾、西藏、海上主权声索），这将继续对中国的国际安全角色产生限制作用。”
而中国自己对称霸之代价的担忧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沈大伟发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现在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的自身福祉系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在增长，中国企业在其他市场发挥的角色仍然相对较小。
另外，中国有关它正在推进“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崛起”的说法，在东亚很多地方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中国从2010年以来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行为让外界更加担心其崛起造成的波折将大于其宣传所说。在沈大伟看来，行胜于言，中国“收买软实力而非建设软实力”的做法可以休矣。
虽然在整本书中沈大伟都只是点到为止，但在简短的最后一章，他捅破了窗户纸。在一页的篇幅里，他说中国不满、气馁、幽怨、愤怒、狭隘、自私、重商、孤独、国内不稳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互不信任。
难怪沈大伟认为，如果中国的“制度性融合”（加入国际组织）不以“规范性融合”（接受这些多边安排背后的自由世界规则）为补充，那么它就“没有为发挥国际领导者角色做好准备”。
沈大伟写出了一本好书，以其广度和对细节的驾驭来量度中国的国际触角。但我仍不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结论（中国事实上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看作一种让人心安的东西，还是看作一种混合了有限能力与“无责任野心”的有毒鸡尾酒。显然他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又保留这一切负面特色，那么它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影响力来改变现存自由秩序，使之滑向更坏的方向。
（作者崔大伟(David Zweig)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政治学讲座教授。）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cn.wsj.com/gb/20130708/opn071719.asp?source=mostpopul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