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新自由主义转型编辑本段回目录
【讲座实录】
听朋友说，有一位象我这样在国外学过的学者，明明知道国外的媒体也有弊端，但是，他回来不会讲这些，是出于对国内自由主义者们的理念和他们所追求目标的“爱”，因为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往往会很欣赏美国的新闻自由。
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肯定不能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的基础上，明明是一个多元和复杂的世界，我们却不想面对。这样一来，我们出国对国内的意义何在。而且，我不相信，我们会把既定的目标建立在不全面的知识基础之上，不想知道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过去与现在。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管是自由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都会是open-minded的。
我讲座的题目是《西方媒体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与民主“赤字”》。不过，既然是讲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那我还是把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稍微说一说，顺便梳理一下西方新闻传播的大致历史。
所以，我首先从英国报业史入手，讲讲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背景和政治意义，给大家一个把自由主义报业历史化的切入点；然后，我会讲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在这种体制下的新闻传播；最后，我会讲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在媒体的表现。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讲到西方的媒体，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地区的媒体。这些国家的报业自成一个体系，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讨论新闻自由传统时，我们大概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这些国家，尤其是英美传统。
一、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政治意义:历史回顾与比较分析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媒体也处在政治强权控制之下，国家对于媒体征收很高的印花税或“知识税”。此后，发生了所谓的“便士革命”，出现了廉价的商业报纸。
我们一般的新闻史叙述如下，市场兴起了，党派新闻的政治局限被冲破了，这才有了新闻自由。同时，我们往往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弥尔顿反对政府审查那种自由，press freedom，也就是新闻相对于政治控制的自由。
我们一般把这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放在一起，或者把对私人资本在市场准入的自由当作政治上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的前提。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而这正是理解新闻自由阶级性的根本所在。在英语里面，liberalization和freedom是不同的词。Liberalization往往指的是市场自由化，即准许商人们进入媒体市场。这里我要强调分析的是市场开放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也就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核心的新闻业的自由化及其政治意义。
英国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报业的限制是政府征收很高的“知识税”，使得一般的商人无法进入这个市场，一般老百姓无法消费得起报纸。在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确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开始形成，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劳工报纸了。在大众化商业报纸产生之前，激进的劳工报刊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面对高昂的税负，劳工报纸采用了地下发行的形式。也就是说，当时, 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出版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 冲击现有的精英话语体制, 发展自己的阶级意识，它被认为对现存社会有极大威胁。
因此，如何压制激进劳工报纸就成了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当时，统治者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策略上的分歧。保守派企图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摧毁劳工报纸。革新派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
事实上，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 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英国学者James Curran 对英国议会就这个问题辩论的分析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对让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
1848年，新一轮的反对“知识税”的游说活动在议会中掀起。活动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不是其所宣称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自由派的工业界的下院议员。“他们把废除报业赋税看作是传播自由贸易和竞争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有效方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意见，改革派给出了新的诠释。保守派一开始还是希望政府通过提高出版成本和印花税来限制发行以打击逃避印花说的和煽动性的报纸，即通过高压政策使报纸出版掌握在财富所有者的手中。
但卓有远见的改革派认为只有自由市场能彻底击垮激进的劳工报纸，同时促进大众化报业的发展并强调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印花税制度不仅没有压制，反而纵容了充满“最有害言论”的违禁低下报纸的兴起。这种报纸的售价不及那些被征税的、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的一半。革新派声称通过取消或减轻印花税，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广告费流向那些迎合高收入者的报纸。他们理解的是“廉价的知识，远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更易于为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
改革者最终取得了胜利。激进报纸的衰败、商业报纸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放松政府对报纸在法律、经济方面的限制，利用自由市场有目的地使报纸出版发行自由化。同时，劳工报刊的思想观念模糊，生存困难；其依靠独立订阅，更多的是靠传阅来表达主张；缺乏采编队伍，多依靠读者的自愿来稿；依靠工会及主要来自手工业工人、技工的支持，而不依靠广告商的投资。劳工报刊的运营费用低且发行量小，这也反映出他的支持者脆弱的经济地位。简言之，劳工报纸的广告不多，自费购买的读者有限，加之工人运动的不稳定性，因而很少有能生存长久的劳工报刊。
报业赋税的废除使得报纸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就要不断提高印刷水平等报业设备技术。油墨生产技术、滚筒式印刷、机械化的排版机、图片报道的引入等这些发展使得报业经营的成本迅速增长，从而直接导致那些资金有限的人更难以进入大众出版行业。
大众化报纸越来越被赚钱的逻辑所驱使。报纸第一次成为商业企业，通过给读者出售含有新闻及广告的报纸，然后将阅读报纸的读者转交给广告商的双重交易方式来获取利润。为了解决报纸的投入资金问题，同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广告业伴随着广告税的废除有了稳步增长，在1853年广告税废除之前，刊登广告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做法。19世纪晚期，不断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工商业和零售业对于广告的需求。这样，作为现代最早的大众传媒的报纸（尤其是大众化商业报纸）与广告主就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对于大众化报纸来说，广告收入的增长，加之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使得报纸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样，“广告客户实际上成了一种特许权力”，为了取得收支平衡并获取经济利益，大众化报纸对其的依赖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这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意义就是，报纸越来越倾向于广告主的政治立场，越来越迎合他们。激进派报纸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受众群转向广告主们希望打动的富人阶级从而抛弃了原先的立场。
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原则, 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投入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被边缘化。英国学者James Curran提到的这方面的另一经典实例是,１９６４年，虽然读者人数达474万之巨，却因这些读者大部分是劳工阶层的激进报纸的《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因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这个读者数是《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这三份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报纸的总数加起来将近一倍的数目！这一规律在其他各国的商业媒介市场中同样在发挥着作用。
这无疑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由此发展的趋势便是媒体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并“为政治传媒渠道最终集中在大型的传媒集团手中铺平了道路”。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媒介大亨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媒介垄断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维护资本的利益与新闻的公共性之间有了不可违避的矛盾。
关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两位老师翻译的英国学者James Curran的《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有关资本主义与报业控制一章中有详细分析。这一分析的核心是，政府对市场的放开实际上是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算计过的自由化)，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算计。
这个问题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商业逻辑并不是政治上neutral（中立）的，并不像我们简单想象的，市场机制既为资本主义服务，也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还表明，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力，还要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倾向性.
在市场逻辑里，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刊执照颁发机构，一份报纸只有吸引到了足够多的广告收入才能维持下去。总之，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就有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
这种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市场民粹主义”关于市场如何把读者奉为上帝，竞争中如何“优”胜“劣”汰的泛泛之谈(消费者主权理论)大相径庭。对由广告商支撑的商业媒介来说，受众的数量固然重要，他们的质量即购买力和社会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同时，广告逻辑还要受到与种族、性别有关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调节。也就是说，这种政治经济分析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如在温哥华，聚集了那么多的华人富翁，可以说有足够强的购买力，但当地华人报纸和广播电视并没有得到奔驰汽车广告的青睐。在芝加哥，有些广告商无论如何也不在黑人电台投放广告。美国的《Ms》，是一份主要面向白领女性的杂志，宣扬了一部分女性解放思想，虽然影响很大，而且其读者购买力很强，但就是不受广告商垂青。
美国的情况。Dan Schiller也在《News and Objectivity》一书中研究过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性的便士新闻的关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19世纪30年代，商业化的便士新闻在劳工阶层还没有开始用报纸发展自己的阶级认同之时，就开始吸引他们的兴趣和认同。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用不着从政策层面来压制劳工报纸。
美国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是有本杰明.戴(Benjamin Day)于1833年9月3日创刊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虽然它打出了“It shines for all”的口号，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政治家和劳工领袖已意识到，由资本所有和资助的报业跟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Dan Schiller,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1996)。
广告逻辑还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美国“一家报纸城市”的出现，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现实（Ben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在美国，一般一座城市只拥有一家占绝对地位的报纸，这是广告资助这种机制自由选择的结果。
加拿大的情况。也有一位学者做了类似于James Curran 和Dan Schiller的研究。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我和我的导师在整合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英美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传统中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承接关系。这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中译本。
在加拿大报业，上世纪80年代发生一件令政界震惊的事情：两个报业大王在同一天彼此关掉在另外一家城市的报纸，这样就在两座城市各自形成了垄断地位。
政府在提出对这两家报业有关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法律诉讼的同时，任命了一个皇家报业委员会对整个加拿大报业进行调查，报告结论是：“随着商业逻辑的加深,左翼观点倾向于被边缘化”（加拿大皇家报业委员会报告，1980: 15)。在国外，左翼是指倾向于下层的观点。
二、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美国新闻的“现代主义高峰期”
战后(福利)自由主义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积累模式时期。大家知道，１９世纪以市场自由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西方国家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被压制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精英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所作的妥协带来了二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时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或者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所谓“嵌入式”，是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了市场的失灵与“外部性”，市场关系和资本利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要与整个社会的福利相平衡。
在制度安排层面和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上，这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和社会福利保障者角色的确立与巩固，包括国家的公共财政和社会再分配能力的扩大。同时，资本接受国家的管制，依靠国家为其保证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从劳工和工人运动的角度，这意味着以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变革目标，来换取社会福利。比如，在国际方面，这包括美国的主流工会运动支持美国政府钳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策略。
总之，战后(福利)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共识”。按照报刊的四种理论，这就是社会责任论兴起的时候。我在美国时的一位同事把它叫做美国新闻的“现代主义高峰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期。
一方面专业主义盛行并对商业逻辑进行了一些调节，资本牟利的驱力与媒体追求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取得某种平衡。我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结构的变化和“经理人革命”，形成了比较大的媒体组织。职业的经理人包括高级的记者、编辑们掌控着媒体，资本家不再干预日常的媒体运作，放松了控制，记者编辑们用专业主义的精神组织报道，而不是以营利或者某些政治家的要求办报。
其次，超越党派和广告商及业主利益的公共服务意识。这方面的经典倡议是：The press look upon itself as performing a public service of a professional kind… there are some things which a truly professional man will not do for money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 1947: 92)
最后，客观性原则，这是专业主义的核心。《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在书中，我们分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的表达以及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北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维系与危机的关系。
由此就可以得出，在这个时期，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除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西方的报业呈现出一种至今令我们羡慕的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共服务意识。
在广播电视领域，国家一开始就在其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西欧，有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在美国，有以“公共利益”与“本国控制”为原则的政府管制。在这样的管制条件下，广播电视需要满足公众利益的需求。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年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曾以亏钱为自豪。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盈利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原因就在于，新闻部门的亏损可以通过其他部门的更大盈利来补偿回来，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交叉补贴”。而其它部门，如体育、娱乐，之所以能够盈利，秘密就在于政府在这些最赚钱的业务上给予了CBS、ABC、NBC三家公司寡头垄断的地位，阻止其它竞争者进入。
我知道，我们国内目前反垄断的声音很强。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认识上把竞争绝对化的误区。垄断也好，竞争也罢，关键看一个产业结构是否按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设立和被管制。
同样的交叉补贴在航空业等方面也很普遍。如果把利润最大的一些服务放开去充分竞争，那有谁还会去兼顾一些偏远的不可能通过cost-based price（以成本计价）而盈利的地区和部门的服务？国家是一个整体和体系，若想让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公民得到基本权利的话，就需要考虑这种交叉补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时美国报业和广播电视业所谓的“公共利益黄金期”并不是记者们一厢情愿得来的，而是制度贡献的结果，这一点在广播电视业体现的更为明显，事实就是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管制的结果。
关于自由市场，在座的各位肯定或多或少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可能认为市场是一个“自由”秩序，而政府干预导致专制。实际上，如上所言，自由市场理论在19世纪的实践中不仅与殖民主义共生（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鸦片战争和国家被殖民的历史），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产生了妥协式的福特主义，资本节制剥削，政府加强管制，劳工放弃革命目标。福特主义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为资本的积累铺平了道路，但是经历了越战和石油危机之后，它本身又产生了新的危机，随后被动摇，导致了后福特主义或灵活积累模式（post-Fordist, or flexible accumulation）的出现。
也就是说，战后(福利)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英美，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为标志，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两位上台之后的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削弱工会的力量。在英国，默多克的报纸对宣扬新自由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的掀起被称为是一场“革命”。对这场革命有很多解释，我采用的是比较前沿的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三、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及其在媒体的表现
20世纪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型包括以下两个具体方面：
（一）最新的社会理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一场政治革命。
首先，它不是简单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 )和市场有先天的效益的理念，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时代。
其次，也不仅仅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经济政策,包括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
（二）新自由主义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作为对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危机和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的回应，从社会学者的角度，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作为一场革命，它“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 (Richard Robison，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2006:4)。后结构主义者引入福柯的治理术理论，认为“作为一种治理术,新自由主义把治理活动当作需要技术性解决方案的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把市场理性和算计引入政治” (Aihwa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2006: 3)。
大家知道，当年有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与此相对的有一个“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背景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更公平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环境，包括更平等的话语权力，这就对资本积累或者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造成了威胁。集中代表美国资本利益的美国政府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回应就是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David Harvey在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19)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旨在重建立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恢复“资本家阶级权力”(capitalist class power)的“政治工程”。他在书中写道：“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显示，商业和金融资本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其途径包括对智库的投资、对技术官僚的培训、对媒体的掌控……新自由主义转型导致了19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的财富与权力的集中。”
在美国，有数字为证：最富有的1%人口占国民收入的变化：从1920s的16% 到二战后30年（50、60、70年代）的低于8%再到本世纪末2000年的15%。
CEO与工人中间工资的比例：1970年的30：1到2000年的500：1。
新自由主义在报业的表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转型的重要层面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西方的报业和广播电视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在报业经营层面，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统筹经营开始成为新趋势。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编辑、发行和销售共同服务于资本积累最大化。
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When NBA Ruled Newsroom》(《当NBA统治新闻编辑室》)，系统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这些变化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在所有权结构层面的重要变化是通过上市实现资本逻辑的深化。美国的报业当年是家族拥有的，这样的所有权方式对新闻有一项好处，那就是，业主可以决定利润率和对剩余价值的处置。比如说今年只留下10%的利润，剩下的就留给记者们培训，涨工资，多做些调查性报道，补贴非盈利部门等。但是一旦报纸上市之后，资本利益最大化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了。如果这张报纸的盈利不是那么高的话，股东会抛你的股票，报纸和新闻因此更成了一般营利性商品了。我知道，我们国内现在有些传播学者支持报纸上市，天真地认为报纸上市之后就可以真正自由了。
Gannett报系的总裁曾称：newspapers could be “a dependable profit machine in good times and bad”(不管在好年成还是坏年成，报纸都能是可靠的利润机器)，直到目前，美国报纸的资本回报率还达到20%左右。比Standard & Poor五百强的平均利润还要高。
新自由主义在广播电视的表现。由于广播电视一直受政府管制，这方面的政策转向显得更加明显和影响深远。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叙述，但可以强调几点：
（一）市场准入和竞争的加剧，交叉补贴体制的瓦解。这意味着CBS、ABC、NBC这三家公司的垄断被打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进入市场，交叉补贴的体制被瓦解。
（二）放松管制。80年代开始，1996年的电信法案为最主要标志,并不断深化。如80年代中期废除“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为右翼广播谈话节目的繁荣提供了政策条件。这是FCC 1949年指定的准则，他们认为广播电视属于公共资源，针对商业性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容的倾向，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同时为了避免节目内容的片面性，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问题时，给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虽然在实践中，公共准则往往只适用于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但它毕竟强调了广播电视业不同于一般商业的特殊性和公益性。再比如药品广告：1996年对药品广告的放松管制，导致制药商用巨资推销新药，使药品更加商业化。我回国内之后特别震惊于我们的药品广告是如此泛滥。药品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做了很多宣传之后，价格必然会上升，却不一定会带来品质保障。
（三）新闻业被娱乐业兼并，真人秀的兴起，娱乐性内容成为“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
（四）媒体公司对媒体产业链各环节的控制导致利益冲突大规模的兼并。为了寻找最盈利的行业对新媒体业进行大规模的抢滩，同时，兼并和全球扩张导致媒体巨无霸们很高的金融负债率。
（五）以盈利为目标的地方新闻节目的兴起，一些能够吸引到观众的暴力、凶杀节目大量出现，反而很少报道真正公众需要知道的新闻。
（六）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分众化。虽然这对广告商是好事，但对公共领域的健全发展不一定是好事，有学者称之为“breaking up America”（分裂美国），也就是说，人们被局限在分众的狭窄信息圈里，对其它社会安定阶层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必须强调，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通过国家强力推行的。更重要的是，国家也没有放弃其福利功能，只是福利的受惠者变了。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国家成为 “公司福利国家”（Corporate Welfare State）。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虽然左翼往往被认为是“激进”的，实际上，右翼政治也可以是激进主义（rightwing political radicalism）。可以说，右翼激进主义成了政府媒体管理的指导思想。当然，美国的广播电视政策过程很复杂，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但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一）业界的游说与影响。1999—2003年，十大广播电视商投入六千八百万美元用于影响监管者和立法者，以求政府进一步放松在所有权方面国家对它的最后一点限制。
（二）政府把公共利益等同与商业利益。里根时代的FCC主席Mark Fowler说过这样的话，“The public interest is that which interests the public”（公共利益就是让读者感兴趣的事务）。当然，他也知道，这两个interest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小布什的前任FCC主席Michael Powell（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之子）更离谱。他公然说：我等啊等，公共利益女神就是没有降临。
（三）政府与媒体“合谋”的可能。政府越来越右，媒体变成大资本集团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合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家知道，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又是意大利的私人传媒大王，这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重合了。在美国，一方面是媒体需要对包括“反恐”在内的重要内政外交事务的报道，一方面是产业要求进一步放宽国家对媒体所有权的上限等政策要求。有学者论说合谋的真实存在。通过对比越战报道与反恐报道的区别，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今美国媒体对政府是特别客气的，这在越战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越战被称为“the Uncensored War”，而反恐的媒体策略是“Embedded Reporting”。
（四）媒体忽略有关本产业的政策报道。例如，2001-2002年间72%的美国民众不知道FCC要放宽媒体所有权上限的政策。
四、新自由主义在“民主赤字”的表现
从西方批判学者的角度，新自由主义转型所带来的新闻传播领域的“民主赤字”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和扭曲与失败。
（二）权力的集中和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三）公共话语同质化和媒体对个人消费主义单一世界观的宣传。
（四）版权产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对知识的私有化。美国的版权产业是最盈利的产业，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普遍接受了基于这一产业的这样一个观点：版权很重要。虽然还会买盗版，但是在认知上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只有保护好了知识产权，创作者才有创造性。但是实际上对于作者来说，并非如此。版权产业服务的大部分是媒体市场上的大公司，而且版权产业实际上是对于一些现有的公共知识和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私有化。1995年的印度尼姆树(Neem Tree)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印度，neem tree盘根错节地融入了印度文化中，以被当作药物而闻名。它被用来清洁牙齿，治疗皮肤病并作为解毒剂。在1990年代初，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将neem油作为杀虫剂的一种方式。因为这项研究的结果，美国公司申请了neem种子油还原剂成分的专利。这项专利权包括了neem种子油主要成分和使这些成分稳定的方法。虽然印度的农民仍在用传统的方法使用neem树，但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补偿，也没有得到为发明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的承认。公司宣称土著人对neem树的知识仅仅是民间药物，公司不会补偿在印度延续与发展neem树的任何人。这样一来，印度农民的知识共同体就成了跨国公司新圈地运动的牺牲品了。现在一讲到知识产权，就会想到我们侵犯了Microsoft的版权，实际上跨国公司在自然、动植物产权方面侵犯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五）传播政策过程的精英主导和缺乏足够公众参与。
（六）对公民传播权利的侵蚀，包括在电子传播领域对民权的侵害。
电子媒体的兴起一方面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使得“监视”无处不在，尤其是反恐战争打响之后。FBI有权力去查公民的个人资料而不告知公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五、公民社会的“媒体改革”和媒体民主化运动
面对西方媒体的 “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发展，公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维护和促进媒体民主化的运动，包括现在风头正劲的另类媒介运动和煤体改革运动。
在美国，有“自由新闻”（Free Press）运动，旨在增进民众在媒体政策领域的参与，从而形成更民主和有更强的公共利益取向的、包含强大的非盈利和非商业媒体的传播政策。２００３年，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美国民众成功地阻止了FCC推行有关放宽媒体所有权上限的政策。
在英国，一个旨促进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利的社会运动（Campaign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已经活跃多年，而且把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国家与地区。
在加拿大，也出现了一个叫Canadians for Democratic Media的公民组织。
同时，媒体素养教育也不断被重视，有些中学里已经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在国际领域，许多国家在一些关键的媒体政策问题上努力推进民主化和国际平等，这些问题包括知识产权，文化多样性，因特网治理等。
当然，在美国，传播政策中的基本民主框架被滥用与成为民众干预的合理渠道的可能性共存。例如，在目前，一方面，FCC 希望在圣诞节前低调通过一项放松跨媒体所有权限制的政策；一方面，美国民众利用现有的民主传播政策程序，也希望对媒体大亨们的权力有所限制：明天早上，在新泽西州会发生一个FCC的听证会，公民社会成员和国会议员会就FCC是否应该延长新闻集团下属的一家电视台执照提出自己的陈述。至于这种干预会不会有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原载：中青新闻网；录音整理：朱品）
作者： 赵月枝 单位：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来源：中青新闻网
听朋友说，有一位象我这样在国外学过的学者，明明知道国外的媒体也有弊端，但是，他回来不会讲这些，是出于对国内自由主义者们的理念和他们所追求目标的“爱”，因为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往往会很欣赏美国的新闻自由。
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肯定不能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的基础上，明明是一个多元和复杂的世界，我们却不想面对。这样一来，我们出国对国内的意义何在。而且，我不相信，我们会把既定的目标建立在不全面的知识基础之上，不想知道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过去与现在。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管是自由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新自由主义者也好，都会是open-minded的。
我讲座的题目是《西方媒体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与民主“赤字”》。不过，既然是讲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那我还是把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稍微说一说，顺便梳理一下西方新闻传播的大致历史。
所以，我首先从英国报业史入手，讲讲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背景和政治意义，给大家一个把自由主义报业历史化的切入点；然后，我会讲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在这种体制下的新闻传播；最后，我会讲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在媒体的表现。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讲到西方的媒体，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地区的媒体。这些国家的报业自成一个体系，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讨论新闻自由传统时，我们大概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这些国家，尤其是英美传统。
一、报业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政治意义:历史回顾与比较分析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媒体也处在政治强权控制之下，国家对于媒体征收很高的印花税或“知识税”。此后，发生了所谓的“便士革命”，出现了廉价的商业报纸。
我们一般的新闻史叙述如下，市场兴起了，党派新闻的政治局限被冲破了，这才有了新闻自由。同时，我们往往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弥尔顿反对政府审查那种自由，press freedom，也就是新闻相对于政治控制的自由。
我们一般把这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放在一起，或者把对私人资本在市场准入的自由当作政治上不受政府新闻审查的自由的前提。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而这正是理解新闻自由阶级性的根本所在。在英语里面，liberalization和freedom是不同的词。Liberalization往往指的是市场自由化，即准许商人们进入媒体市场。这里我要强调分析的是市场开放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也就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核心的新闻业的自由化及其政治意义。
英国的情况。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报业的限制是政府征收很高的“知识税”，使得一般的商人无法进入这个市场，一般老百姓无法消费得起报纸。在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确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开始形成，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劳工报纸了。在大众化商业报纸产生之前，激进的劳工报刊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面对高昂的税负，劳工报纸采用了地下发行的形式。也就是说，当时, 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出版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 冲击现有的精英话语体制, 发展自己的阶级意识，它被认为对现存社会有极大威胁。
因此，如何压制激进劳工报纸就成了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当时，统治者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策略上的分歧。保守派企图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来摧毁劳工报纸。革新派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
事实上，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 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英国学者James Curran 对英国议会就这个问题辩论的分析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对让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
1848年，新一轮的反对“知识税”的游说活动在议会中掀起。活动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不是其所宣称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自由派的工业界的下院议员。“他们把废除报业赋税看作是传播自由贸易和竞争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有效方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意见，改革派给出了新的诠释。保守派一开始还是希望政府通过提高出版成本和印花税来限制发行以打击逃避印花说的和煽动性的报纸，即通过高压政策使报纸出版掌握在财富所有者的手中。
但卓有远见的改革派认为只有自由市场能彻底击垮激进的劳工报纸，同时促进大众化报业的发展并强调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印花税制度不仅没有压制，反而纵容了充满“最有害言论”的违禁低下报纸的兴起。这种报纸的售价不及那些被征税的、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的一半。革新派声称通过取消或减轻印花税，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广告费流向那些迎合高收入者的报纸。他们理解的是“廉价的知识，远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更易于为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
改革者最终取得了胜利。激进报纸的衰败、商业报纸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放松政府对报纸在法律、经济方面的限制，利用自由市场有目的地使报纸出版发行自由化。同时，劳工报刊的思想观念模糊，生存困难；其依靠独立订阅，更多的是靠传阅来表达主张；缺乏采编队伍，多依靠读者的自愿来稿；依靠工会及主要来自手工业工人、技工的支持，而不依靠广告商的投资。劳工报刊的运营费用低且发行量小，这也反映出他的支持者脆弱的经济地位。简言之，劳工报纸的广告不多，自费购买的读者有限，加之工人运动的不稳定性，因而很少有能生存长久的劳工报刊。
报业赋税的废除使得报纸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就要不断提高印刷水平等报业设备技术。油墨生产技术、滚筒式印刷、机械化的排版机、图片报道的引入等这些发展使得报业经营的成本迅速增长，从而直接导致那些资金有限的人更难以进入大众出版行业。
大众化报纸越来越被赚钱的逻辑所驱使。报纸第一次成为商业企业，通过给读者出售含有新闻及广告的报纸，然后将阅读报纸的读者转交给广告商的双重交易方式来获取利润。为了解决报纸的投入资金问题，同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广告业伴随着广告税的废除有了稳步增长，在1853年广告税废除之前，刊登广告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做法。19世纪晚期，不断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工商业和零售业对于广告的需求。这样，作为现代最早的大众传媒的报纸（尤其是大众化商业报纸）与广告主就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对于大众化报纸来说，广告收入的增长，加之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使得报纸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样，“广告客户实际上成了一种特许权力”，为了取得收支平衡并获取经济利益，大众化报纸对其的依赖程度也是越来越重。这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意义就是，报纸越来越倾向于广告主的政治立场，越来越迎合他们。激进派报纸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受众群转向广告主们希望打动的富人阶级从而抛弃了原先的立场。
也就是说，作为一般原则, 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大量投入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被边缘化。英国学者James Curran提到的这方面的另一经典实例是,１９６４年，虽然读者人数达474万之巨，却因这些读者大部分是劳工阶层的激进报纸的《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因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这个读者数是《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这三份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报纸的总数加起来将近一倍的数目！这一规律在其他各国的商业媒介市场中同样在发挥着作用。
这无疑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由此发展的趋势便是媒体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并“为政治传媒渠道最终集中在大型的传媒集团手中铺平了道路”。这一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媒介大亨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媒介垄断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维护资本的利益与新闻的公共性之间有了不可违避的矛盾。
关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两位老师翻译的英国学者James Curran的《媒体与权力》一书中，有关资本主义与报业控制一章中有详细分析。这一分析的核心是，政府对市场的放开实际上是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算计过的自由化)，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算计。
这个问题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商业逻辑并不是政治上neutral（中立）的，并不像我们简单想象的，市场机制既为资本主义服务，也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还表明，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权力，还要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倾向性.
在市场逻辑里，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刊执照颁发机构，一份报纸只有吸引到了足够多的广告收入才能维持下去。总之，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就有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
这种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景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市场民粹主义”关于市场如何把读者奉为上帝，竞争中如何“优”胜“劣”汰的泛泛之谈(消费者主权理论)大相径庭。对由广告商支撑的商业媒介来说，受众的数量固然重要，他们的质量即购买力和社会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同时，广告逻辑还要受到与种族、性别有关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调节。也就是说，这种政治经济分析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如在温哥华，聚集了那么多的华人富翁，可以说有足够强的购买力，但当地华人报纸和广播电视并没有得到奔驰汽车广告的青睐。在芝加哥，有些广告商无论如何也不在黑人电台投放广告。美国的《Ms》，是一份主要面向白领女性的杂志，宣扬了一部分女性解放思想，虽然影响很大，而且其读者购买力很强，但就是不受广告商垂青。
美国的情况。Dan Schiller也在《News and Objectivity》一书中研究过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性的便士新闻的关系，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19世纪30年代，商业化的便士新闻在劳工阶层还没有开始用报纸发展自己的阶级认同之时，就开始吸引他们的兴趣和认同。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用不着从政策层面来压制劳工报纸。
美国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是有本杰明.戴(Benjamin Day)于1833年9月3日创刊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虽然它打出了“It shines for all”的口号，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激进的政治家和劳工领袖已意识到，由资本所有和资助的报业跟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Dan Schiller,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1996)。
广告逻辑还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美国“一家报纸城市”的出现，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现实（Ben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在美国，一般一座城市只拥有一家占绝对地位的报纸，这是广告资助这种机制自由选择的结果。
加拿大的情况。也有一位学者做了类似于James Curran 和Dan Schiller的研究。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中，我和我的导师在整合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英美市场自由主义新闻传统中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承接关系。这本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中译本。
在加拿大报业，上世纪80年代发生一件令政界震惊的事情：两个报业大王在同一天彼此关掉在另外一家城市的报纸，这样就在两座城市各自形成了垄断地位。
政府在提出对这两家报业有关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法律诉讼的同时，任命了一个皇家报业委员会对整个加拿大报业进行调查，报告结论是：“随着商业逻辑的加深,左翼观点倾向于被边缘化”（加拿大皇家报业委员会报告，1980: 15)。在国外，左翼是指倾向于下层的观点。
二、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or “embedded liberalism”)和美国新闻的“现代主义高峰期”
战后(福利)自由主义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积累模式时期。大家知道，１９世纪以市场自由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西方国家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被压制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精英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所作的妥协带来了二战后的福利资本主义时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战后(福利)自由主义(post-War liberalism) 或者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修正。所谓“嵌入式”，是就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了市场的失灵与“外部性”，市场关系和资本利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要与整个社会的福利相平衡。
在制度安排层面和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上，这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和社会福利保障者角色的确立与巩固，包括国家的公共财政和社会再分配能力的扩大。同时，资本接受国家的管制，依靠国家为其保证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从劳工和工人运动的角度，这意味着以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变革目标，来换取社会福利。比如，在国际方面，这包括美国的主流工会运动支持美国政府钳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策略。
总之，战后(福利)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共识”。按照报刊的四种理论，这就是社会责任论兴起的时候。我在美国时的一位同事把它叫做美国新闻的“现代主义高峰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期。
一方面专业主义盛行并对商业逻辑进行了一些调节，资本牟利的驱力与媒体追求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取得某种平衡。我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结构的变化和“经理人革命”，形成了比较大的媒体组织。职业的经理人包括高级的记者、编辑们掌控着媒体，资本家不再干预日常的媒体运作，放松了控制，记者编辑们用专业主义的精神组织报道，而不是以营利或者某些政治家的要求办报。
其次，超越党派和广告商及业主利益的公共服务意识。这方面的经典倡议是：The press look upon itself as performing a public service of a professional kind… there are some things which a truly professional man will not do for money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 1947: 92)
最后，客观性原则，这是专业主义的核心。《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在书中，我们分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时代的表达以及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北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维系与危机的关系。
由此就可以得出，在这个时期，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除了新闻自由的理念，西方的报业呈现出一种至今令我们羡慕的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共服务意识。
在广播电视领域，国家一开始就在其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在西欧，有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在美国，有以“公共利益”与“本国控制”为原则的政府管制。在这样的管制条件下，广播电视需要满足公众利益的需求。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年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曾以亏钱为自豪。
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盈利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原因就在于，新闻部门的亏损可以通过其他部门的更大盈利来补偿回来，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交叉补贴”。而其它部门，如体育、娱乐，之所以能够盈利，秘密就在于政府在这些最赚钱的业务上给予了CBS、ABC、NBC三家公司寡头垄断的地位，阻止其它竞争者进入。
我知道，我们国内目前反垄断的声音很强。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认识上把竞争绝对化的误区。垄断也好，竞争也罢，关键看一个产业结构是否按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设立和被管制。
同样的交叉补贴在航空业等方面也很普遍。如果把利润最大的一些服务放开去充分竞争，那有谁还会去兼顾一些偏远的不可能通过cost-based price（以成本计价）而盈利的地区和部门的服务？国家是一个整体和体系，若想让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公民得到基本权利的话，就需要考虑这种交叉补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时美国报业和广播电视业所谓的“公共利益黄金期”并不是记者们一厢情愿得来的，而是制度贡献的结果，这一点在广播电视业体现的更为明显，事实就是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管制的结果。
关于自由市场，在座的各位肯定或多或少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可能认为市场是一个“自由”秩序，而政府干预导致专制。实际上，如上所言，自由市场理论在19世纪的实践中不仅与殖民主义共生（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不会忘记鸦片战争和国家被殖民的历史），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产生了妥协式的福特主义，资本节制剥削，政府加强管制，劳工放弃革命目标。福特主义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为资本的积累铺平了道路，但是经历了越战和石油危机之后，它本身又产生了新的危机，随后被动摇，导致了后福特主义或灵活积累模式（post-Fordist, or flexible accumulation）的出现。
也就是说，战后(福利)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英美，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为标志，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两位上台之后的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削弱工会的力量。在英国，默多克的报纸对宣扬新自由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的掀起被称为是一场“革命”。对这场革命有很多解释，我采用的是比较前沿的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三、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及其在媒体的表现
20世纪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型包括以下两个具体方面：
（一）最新的社会理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一场政治革命。
首先，它不是简单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 )和市场有先天的效益的理念，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时代。
其次，也不仅仅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经济政策,包括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
（二）新自由主义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作为对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危机和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的回应，从社会学者的角度，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作为一场革命，它“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 (Richard Robison，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2006:4)。后结构主义者引入福柯的治理术理论，认为“作为一种治理术,新自由主义把治理活动当作需要技术性解决方案的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把市场理性和算计引入政治” (Aihwa Ong,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2006: 3)。
大家知道，当年有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与此相对的有一个“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背景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更公平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环境，包括更平等的话语权力，这就对资本积累或者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造成了威胁。集中代表美国资本利益的美国政府所做出的一个重要回应就是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David Harvey在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19)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旨在重建立资本积累的条件和恢复“资本家阶级权力”(capitalist class power)的“政治工程”。他在书中写道：“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显示，商业和金融资本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其途径包括对智库的投资、对技术官僚的培训、对媒体的掌控……新自由主义转型导致了192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的财富与权力的集中。”
在美国，有数字为证：最富有的1%人口占国民收入的变化：从1920s的16% 到二战后30年（50、60、70年代）的低于8%再到本世纪末2000年的15%。
CEO与工人中间工资的比例：1970年的30：1到2000年的500：1。
新自由主义在报业的表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转型的重要层面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西方的报业和广播电视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在报业经营层面，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统筹经营开始成为新趋势。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编辑、发行和销售共同服务于资本积累最大化。
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When NBA Ruled Newsroom》(《当NBA统治新闻编辑室》)，系统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这些变化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在所有权结构层面的重要变化是通过上市实现资本逻辑的深化。美国的报业当年是家族拥有的，这样的所有权方式对新闻有一项好处，那就是，业主可以决定利润率和对剩余价值的处置。比如说今年只留下10%的利润，剩下的就留给记者们培训，涨工资，多做些调查性报道，补贴非盈利部门等。但是一旦报纸上市之后，资本利益最大化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了。如果这张报纸的盈利不是那么高的话，股东会抛你的股票，报纸和新闻因此更成了一般营利性商品了。我知道，我们国内现在有些传播学者支持报纸上市，天真地认为报纸上市之后就可以真正自由了。
Gannett报系的总裁曾称：newspapers could be “a dependable profit machine in good times and bad”(不管在好年成还是坏年成，报纸都能是可靠的利润机器)，直到目前，美国报纸的资本回报率还达到20%左右。比Standard & Poor五百强的平均利润还要高。
新自由主义在广播电视的表现。由于广播电视一直受政府管制，这方面的政策转向显得更加明显和影响深远。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叙述，但可以强调几点：
（一）市场准入和竞争的加剧，交叉补贴体制的瓦解。这意味着CBS、ABC、NBC这三家公司的垄断被打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进入市场，交叉补贴的体制被瓦解。
（二）放松管制。80年代开始，1996年的电信法案为最主要标志,并不断深化。如80年代中期废除“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为右翼广播谈话节目的繁荣提供了政策条件。这是FCC 1949年指定的准则，他们认为广播电视属于公共资源，针对商业性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容的倾向，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同时为了避免节目内容的片面性，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问题时，给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虽然在实践中，公共准则往往只适用于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但它毕竟强调了广播电视业不同于一般商业的特殊性和公益性。再比如药品广告：1996年对药品广告的放松管制，导致制药商用巨资推销新药，使药品更加商业化。我回国内之后特别震惊于我们的药品广告是如此泛滥。药品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做了很多宣传之后，价格必然会上升，却不一定会带来品质保障。
（三）新闻业被娱乐业兼并，真人秀的兴起，娱乐性内容成为“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
（四）媒体公司对媒体产业链各环节的控制导致利益冲突大规模的兼并。为了寻找最盈利的行业对新媒体业进行大规模的抢滩，同时，兼并和全球扩张导致媒体巨无霸们很高的金融负债率。
（五）以盈利为目标的地方新闻节目的兴起，一些能够吸引到观众的暴力、凶杀节目大量出现，反而很少报道真正公众需要知道的新闻。
（六）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分众化。虽然这对广告商是好事，但对公共领域的健全发展不一定是好事，有学者称之为“breaking up America”（分裂美国），也就是说，人们被局限在分众的狭窄信息圈里，对其它社会安定阶层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
必须强调，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通过国家强力推行的。更重要的是，国家也没有放弃其福利功能，只是福利的受惠者变了。有学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国家成为 “公司福利国家”（Corporate Welfare State）。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虽然左翼往往被认为是“激进”的，实际上，右翼政治也可以是激进主义（rightwing political radicalism）。可以说，右翼激进主义成了政府媒体管理的指导思想。当然，美国的广播电视政策过程很复杂，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但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一）业界的游说与影响。1999—2003年，十大广播电视商投入六千八百万美元用于影响监管者和立法者，以求政府进一步放松在所有权方面国家对它的最后一点限制。
（二）政府把公共利益等同与商业利益。里根时代的FCC主席Mark Fowler说过这样的话，“The public interest is that which interests the public”（公共利益就是让读者感兴趣的事务）。当然，他也知道，这两个interest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小布什的前任FCC主席Michael Powell（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之子）更离谱。他公然说：我等啊等，公共利益女神就是没有降临。
（三）政府与媒体“合谋”的可能。政府越来越右，媒体变成大资本集团的一部分，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合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家知道，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又是意大利的私人传媒大王，这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重合了。在美国，一方面是媒体需要对包括“反恐”在内的重要内政外交事务的报道，一方面是产业要求进一步放宽国家对媒体所有权的上限等政策要求。有学者论说合谋的真实存在。通过对比越战报道与反恐报道的区别，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今美国媒体对政府是特别客气的，这在越战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越战被称为“the Uncensored War”，而反恐的媒体策略是“Embedded Reporting”。
（四）媒体忽略有关本产业的政策报道。例如，2001-2002年间72%的美国民众不知道FCC要放宽媒体所有权上限的政策。
四、新自由主义在“民主赤字”的表现
从西方批判学者的角度，新自由主义转型所带来的新闻传播领域的“民主赤字”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和扭曲与失败。
（二）权力的集中和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三）公共话语同质化和媒体对个人消费主义单一世界观的宣传。
（四）版权产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对知识的私有化。美国的版权产业是最盈利的产业，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普遍接受了基于这一产业的这样一个观点：版权很重要。虽然还会买盗版，但是在认知上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只有保护好了知识产权，创作者才有创造性。但是实际上对于作者来说，并非如此。版权产业服务的大部分是媒体市场上的大公司，而且版权产业实际上是对于一些现有的公共知识和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圈地和私有化。1995年的印度尼姆树(Neem Tree)案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印度，neem tree盘根错节地融入了印度文化中，以被当作药物而闻名。它被用来清洁牙齿，治疗皮肤病并作为解毒剂。在1990年代初，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了将neem油作为杀虫剂的一种方式。因为这项研究的结果，美国公司申请了neem种子油还原剂成分的专利。这项专利权包括了neem种子油主要成分和使这些成分稳定的方法。虽然印度的农民仍在用传统的方法使用neem树，但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补偿，也没有得到为发明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的承认。公司宣称土著人对neem树的知识仅仅是民间药物，公司不会补偿在印度延续与发展neem树的任何人。这样一来，印度农民的知识共同体就成了跨国公司新圈地运动的牺牲品了。现在一讲到知识产权，就会想到我们侵犯了Microsoft的版权，实际上跨国公司在自然、动植物产权方面侵犯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五）传播政策过程的精英主导和缺乏足够公众参与。
（六）对公民传播权利的侵蚀，包括在电子传播领域对民权的侵害。
电子媒体的兴起一方面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使得“监视”无处不在，尤其是反恐战争打响之后。FBI有权力去查公民的个人资料而不告知公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五、公民社会的“媒体改革”和媒体民主化运动
面对西方媒体的 “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发展，公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维护和促进媒体民主化的运动，包括现在风头正劲的另类媒介运动和煤体改革运动。
在美国，有“自由新闻”（Free Press）运动，旨在增进民众在媒体政策领域的参与，从而形成更民主和有更强的公共利益取向的、包含强大的非盈利和非商业媒体的传播政策。２００３年，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美国民众成功地阻止了FCC推行有关放宽媒体所有权上限的政策。
在英国，一个旨促进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利的社会运动（Campaign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已经活跃多年，而且把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国家与地区。
在加拿大，也出现了一个叫Canadians for Democratic Media的公民组织。
同时，媒体素养教育也不断被重视，有些中学里已经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在国际领域，许多国家在一些关键的媒体政策问题上努力推进民主化和国际平等，这些问题包括知识产权，文化多样性，因特网治理等。
当然，在美国，传播政策中的基本民主框架被滥用与成为民众干预的合理渠道的可能性共存。例如，在目前，一方面，FCC 希望在圣诞节前低调通过一项放松跨媒体所有权限制的政策；一方面，美国民众利用现有的民主传播政策程序，也希望对媒体大亨们的权力有所限制：明天早上，在新泽西州会发生一个FCC的听证会，公民社会成员和国会议员会就FCC是否应该延长新闻集团下属的一家电视台执照提出自己的陈述。至于这种干预会不会有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原载：中青新闻网；录音整理：朱品）
作者： 赵月枝 单位：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来源：中青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