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培仁 邵静
摘要：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媒介恐慌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基础，以大众媒介为中介，以社会的恐慌情绪为标志。媒介恐慌论的形成、发生和影响虽然有亲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种方式，但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因此，要规避和减少媒介和社会恐慌现象，大众媒介要在信息采集和呈现过程中坚决防止新闻麻木、新闻变质、主体缺失和恐慌塑造，政府组织则要注意组织信息呈现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灵活性和应变性、适度性和技巧性。
关键词：媒介恐慌论，媒介恐慌现象，大众媒介，新闻报道，受众心理
媒介恐慌论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或媒介心理的研究，虽然古已有之，并且已经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界的关注，不少国际会议也都将媒介与恐慌列入了讨论范畴，但是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术话题，还显得零散而缺乏系统，有待相关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
2008年的中国既是光彩夺目的一年，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虽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残奥会，但是年初的南方雪灾、三月的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五月的汶川特大地震、九月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时常发生的煤矿事故，一连串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不仅成为了大众媒介难得的信息资源，也是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的聚焦点，人们本想借助媒介来消除对周围世界的不确定因素，但是戏剧性、冲突性、以及稍加惊心动魄的报道内容在民众心理产生了强烈的震荡，使人们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恐慌。
因为大规模的媒介报道而形成的社会恐慌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既然这一特殊的社会恐慌源于媒介，那么，要规避这一恐慌现象的种种负面影响则也应从媒介入手，唯其如此，才能高效地预防和抵制媒介恐慌的猛烈入侵。本文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切入点，以媒介恐慌论的形成、发生和影响为主线，围绕媒介运作这一中心，总结出规避和减少媒介恐慌现象的一系列方法和措施，以期实现将“源于媒介”的媒介恐慌止于源头、弥补于源头的目标。
一、媒介恐慌与媒介恐慌论的辨析与梳理
媒介恐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如果将其置于社会心理学或媒介心理学的背景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媒介恐慌的理论，即媒介恐慌论。媒介恐慌论起源于何处?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而我们所观察到的媒介恐慌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就是本节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媒介恐慌论的含义与来源
媒介恐慌论是指媒介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论或受众理论。作为一种媒介心理现象的研究，媒介恐慌论起源于《淮南子•本经训》的记载：“昔者仓颉作书（创造文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先民把文字诞生描绘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而恐怖的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对文字发明的敬畏、恐惧和害怕的社会心理。（邵培仁，2007）
而在中外传播历史中，因媒介本身或媒介传播内容而引发的恐慌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报纸进入新闻领域就曾遭到一批名人指责和大众的围攻；《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由于逼真的传播效果，曾使100万听众仓皇出逃，造成民众恐慌症瞬间爆发；《火车进站》影片中迎面开来的火车镜头，曾让现场观众信以为真而惊慌避让。而传播史上的著名魔弹效果论，从受众的角度来解读其实就是媒介恐慌论。十年文革期间，中国的政治领域和知识阶层也曾普遍存在一种难以名状而又无法摆脱的“心灵恐慌”和“信任危机”。从“9．11”事件开始，以往那种以轰炸机和坦克为代表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恐怖行为和游击战则成了当今战争的主体形态。“这是一种看不见对手、也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让人疑心生暗鬼式的战争。”（五木宽之，2009）这种战争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最能摧毁人的精神“防火墙”，使人产生巨大恐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将人类带进了“阴郁时代”和恐慌时代，使得人人自危、户户不安。
当今社会，随着各种传播技术的进步和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各种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成为了媒介相互争抢的“猎物”。而各类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性的新闻报道所带来的则是不同程度的媒介恐慌：例如“9．11”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等等，媒介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确实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但随之所引发的如果不是大量的恐慌，就是普遍的不安，甚至还有可能产生一系列非理性的直觉式的反应，这些恐慌心理都属于不当的突发性事件报道所带来的“副产品”，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二）媒介恐慌的形成条件
从以上有关媒介恐慌论的含义、来源和事例中可以看出，媒介恐慌现象的形成具有以下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媒介恐慌的产生前提是社会恐慌事件。媒介恐慌论中社会恐慌事件的主体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即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它主要包括四类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i]日常生活中，人们十分关注突发性公共事件，并极易受相关信息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此类事件不仅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时甚至还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社会恐怖事件紧急性、相关性、危险性等特点使其极易引起大规模的恐慌情绪和社会骚乱。而在我国，许多法律、体制、制度还不完善，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极易引发意料之外的恐慌情绪，媒介恐慌的原材料即是来源于此。
其次，媒介恐慌的形成动力是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引发媒介恐慌的主体是各类媒介，而其具体体现则是大量夸张的新闻报道。正是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的大规模报道才使得受众感受到了周遭的无形的压力，从而形成可怕的集体恐慌情绪。受众需求与新闻报道互为因果，两者极易在彼此间产生直接影响。吸引受众、提高收视（听）率、追求经济效益，这些就是当今媒介不顾一切大规模报道社会恐慌事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最后，媒介恐慌的最终结果是更多恐慌的产生。如果受众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够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和虚实，能够抑制一时的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就能够从主观上阻隔媒介恐慌，在媒介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报道之后，不会产生更多的恐慌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受众并不具备对不良媒介信息“免疫”的能力，往往会不自觉地被媒介报道左右，将报道中的恐慌情绪植入内心，导致更多恐慌的产生，最终形成严重的大规模的媒介恐慌现象。（邵静，2008）
二、媒介恐慌现象的传播方式与生成机制
我们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即社会恐慌事件是媒介恐慌现象产生的前提，而当恐慌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理性的反应，社会性的理性反应往往能够把相应危机的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另一种情况是非理性的反应，表现为恐慌，社会性的非理性反应往往使相应危机的危害迅速扩散。而导致人们做出理性或非理性判断的根据则是危机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度，危机恐慌首先是关于危机的信息恐慌。
（一）社会恐慌事件的四种传播方式
关于危机的信息恐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大众媒介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恐慌信息的四种传播方式做一个整体性的介绍。
第一种传播恐慌信息的方式是亲身传播，也叫自我传播。人们根据自己的常识对所知信息做出起码的判断，但这种传播由于人们对信息的接收、理解、运用能力的差别而难以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信息。恐慌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首先会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常识，对恐慌事件的严重程度、与自身的相关程度等做一个大体的定位和判断。
第二种传播方式是人际传播，即通常所说的“口耳相传”。此类传播的信息来源往往是亲朋戚友、同事领导，传播手段包括交谈、发信息、打电话、发邮件等等，此类传播最易获取信任，也最易失真、误传。人际传播的速度较快，信任度高，在社会恐慌事件到来之时，许多人都会将自身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同邻近的群体相联系，极易形成非理性的恐慌情绪。
第三种方式是组织传播，比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在信息鱼龙混杂的关键时刻如能及时进行组织传播，作用非常巨大，往往能迅速起到震慑、驳斥、澄清的效果。但在社会恐慌事件中，组织传播的效果并不是单一的，它既能够起到澄清事实、安抚民心的效果，也可能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心理恐慌。对组织传播方式的运用一定要注意观察事态发展、环境变化。
第四种方式是大众传播，即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等，对广泛的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同组织传播方式一样，大众媒介方式在恐慌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也是一把双刃剑：各种大众媒介既能进一步扩大组织传播的优势，把组织传播的权威性落到实处，安抚社会的恐慌情绪；也会由于新闻报道不当而适得其反，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恐慌。（《领导决策信息》，2003）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能够在社会恐慌事件中分别归纳出以上四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和类型，但是它们并不单独运作，而是以大众传播方式为中心，相互依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比如，组织传播要依靠大众传播才能更好进行；而人际传播也会受到大众传播的深刻影响；自我传播的信息基础则来源于其他三种传播。而无论四者如何相互依赖和影响，在社会恐慌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方式总是处于中心地位，大众媒介在其中也起到了中心和主轴的作用。
（二）媒介恐慌现象的生成机制
图1 媒介恐慌的生成机制
图1形象地描绘出了媒介恐慌的发生机制，为了进一步了解恐慌信息的扩散和传播过程，我们有必要对其中的各要素做详细的解释。
在社会恐慌事件的四种传播传播方式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处于媒介恐慌发生机制的前端，它们既是恐慌信息的来源之处，也是消解恐慌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是两种以客观呈现突发事件、安抚恐慌心理为主要目的的传播方式。前者具有权威性，后者具有客观性，是内心充满不确定性的大众的重要信息来源。如图1所示，各级组织往往需要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事件的通告、澄清，为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对大众媒介形成了依赖，期望在媒介中获取确定性的、客观性的、安抚性的信息，以消除内心的恐慌。
以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处于媒介恐慌发生机制末端的亲身传播和人际传播具有各自的传播和接受信息的特点。但总体来说，亲身传播和人际传播是两种较易引发恐慌心理的传播类型。在亲身传播，即自我传播中，个人的经历、知识、经验等都十分有限，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也因人而异，在具有突发性的信息的理解过程中则更充满了不确定性。为此，亲身传播极易引发个体恐慌心理。而人际传播则更是恐慌心理蔓延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受群体压力、集群行为等的影响，人际传播极易形成群体恐慌心理。个体恐慌心理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充其量是局部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群体恐慌心理则严重影响群体行为，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一系列的损害，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王欢，2003）为此，如果大众传播媒介无法为亲身传播和人际传播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那么就极易引发大范围的恐慌情绪，难以控制。
可以这么说，媒介恐慌的发生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媒介恐慌的发生机制中，箭头3出现了问题，即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没有通过相应的媒介恰当地提供应有的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安抚作用，才会导致自身传播和人际传播过程中的恐慌情绪，即媒介恐慌。
而需要找出媒介是如何引发恐慌的，就不仅要从箭头3上找问题，更需要追溯其源头。媒介在进行预先的信息采集时肯定也出现了一些不当之处，即箭头1和箭头2也有相应的问题存在，这才导致了信息输出的失误。以下就对这三个箭头的具体需要以及易出现的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
箭头1——恐慌信息的采集：需要对恐慌事件进行持续的关注、全方位的了解、详细的解析。如果箭头1所需要的这些要求没有达到，就会影响到箭头3中相应信息的呈现，从而导致媒介恐慌的发生。例如，没有对恐慌事件以持续的关注，缺乏后续的心理安抚，就会造成长时间的恐慌情绪；没有对恐慌事件做全方位的了解和剖析，缺少对相应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受众盲目性的恐慌。
箭头2——组织信息的采集：需要对各级组织的信息进行及时、全面的传达，也需要适当的建议、监督和技巧。恐慌事件中，大众媒介既是各级组织的“传声筒”，也是他们的“技术师”。媒介首先要全面地传达各级组织的声音，还要在恐慌事件的信息公开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此外，还要在组织信息的采集中注意取舍和尺度，尽力采集到最全面、最及时、最真实的组织信息。
箭头3——恐慌信息、组织信息的呈现：需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客观呈现，提供有效、全面、真实的信息。箭头3所表示的主要是大众媒介中针对恐慌事件和各级组织的新闻报道，夸大其词、戏剧性呈现、顾此失彼、虎头蛇尾……这些都是恐慌事件发生后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些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新闻报道并不具有缓解恐慌的功效，在吸引更多眼球的同时，制造了一拨又一拨的恐慌。由不当的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媒介恐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媒介恐慌类型。
由图1清晰可见，媒介恐慌的源头是大众媒介，而围绕大众媒介的箭头1、2、3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则更是源头中的源头。为了禁绝大众媒介制造恐慌这一现象，就必须斩断其周围的问题根源，净化恐慌信息传播的途径，由此将受众中的恐慌情绪降至最低。
三、如何规避与应对媒介恐慌现象?
从媒介恐慌的发生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媒介是媒介恐慌的来源之处；而围绕在大众媒介周围的，是三个恐慌信息来源的具体途径，即媒介对恐慌信息的采集、对组织信息的采集以及对两类信息的具体呈现，概括来说，主要是信息的采集和具体呈现两个方面。媒介恐慌的规避与应对也则应从这两方面入手，以达到将媒介恐慌真正地“止于媒介”的目的。
（一）在各类恐慌信息的采集中避免和弱化媒介恐慌（图1中的箭头1、箭头2）
各类恐慌信息的采集是促使媒介恐慌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大众媒介在信息采集的具体过程中出现误差或漏洞，就会影响到后续信息呈现的质量以及受众获取信息时的反应。以下就恐慌信息采集的来源、时间、内容等三方面做重点论述。
第一，恐慌信息采集的来源。恐慌信息主要来源于何处?什么样的信息来源才是完整的?我们认为，首当其冲的重要信息源是围绕恐慌事件的各类一线信息，即现场状况、亲历者现状、各单位行动等等。此外，在恐慌事件的信息采集过程中，组织信息源，即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作用也十分巨大。组织信息源能够将恐慌信息进行正规、统一的发布，在帮助公众了解事件的同时，有助于政府进行合理的危机处理，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恐慌，将损失减少至最低。当然，媒介并不能以组织信息源来代替事件信息源，虽然我国已颁布了相应的信息公开条例，但在执行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隐报、瞒报恐慌事件的行为。为此，大众媒介应灵活运用组织信息源，重点发挥其权威性和威慑性，同时也要顶住压力，督促各级组织的信息公开，以媒介自身的力量从事件信息源中挖掘真相。
第二，恐慌信息采集的时间。恐慌事件具有突发性、严重性和扩散性的特征，对于恐慌信息的采集一定要讲求“快”，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采集相关信息通报社会，以期将恐慌情绪降至最低。从恐慌事件发生到结束，这段时间是信息采集的重要时间段，媒介需要争分夺秒、不错过任何时间中的事件变化。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事件发生后的信息采集，追踪恐慌事件后人们生活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些都需要媒介进一步采集相关信息进行报道，这不仅能够保证信息的完整性，还能够进一步弱化人们的恐慌情绪，避免恐慌的进一步蔓延和扩大。
第三，恐慌信息采集的内容。恐慌事件发生、发展、缓和、结束的各阶段的变化信息都能够成为恐慌信息采集的主要内容，各级组织发布的相关通知、公布的相关数据也成为信息采集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我们不能将关注点仅限于此，而应该以以上两个重要内容为点，以点扩面，将围绕在其周围的各种信息都作为采集对象。例如，与恐慌事件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常识、历年发生的类似的恐慌事件解析、克服恐慌事件的具体措施和日程等等，只要与克服人们的恐慌情绪有关的内容都应成为信息采集的对象。
（二）在各类恐慌信息的具体呈现中消解媒介恐慌（图1中的箭头3）
大众媒介获取有关恐慌事件的信息主要有两类信息源，即恐慌事件自身以及各级组织发布的相关信息。在获取相应信息后，各类大众媒介还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将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此后的信息才能进入大众的实现。大众媒介以怎样的方式加工和处理信息，就预示着它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信息，良好的信息的呈现也是消解媒介恐慌的重要手段。
第一，恐慌事件的具体呈现。
对恐慌事件的具体呈现即是指有关恐慌事件的各类新闻报道，这些大规模的新闻报道也需要注意相应的方法和技巧，避免因此而引发的媒介恐慌和社会恐慌。这并不是说要一味地限制媒介对于社会恐慌事件报道的数量，而是要从新闻报道的数量、质量、角度、尺度等诸多方面进行协调，以此推动新闻报道的改良和进步，将受众从无休止的恐慌报道中解救出来。
1． 把握恐慌事件新闻报道的数量，防止“新闻麻木症”。所谓“新闻麻木症”是指新闻媒介在过多地报道社会恐慌事件之后，进入的一个报道缓进、态度麻木的阶段。媒介对恐慌事件无休止的狂轰滥炸，会导致受众情绪的极度紧张和恐慌，“其实，最后人们发现，事件导致人员死亡的数量远比当时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不大。但是，当一个地方出现这一事件，或者当一个人因为这一事件死亡的时候，媒介就会立即开足马力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仿佛一夜之间已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和患病，人类的末日即将到来。”（邵培仁，2007）然而，一旦媒介报道的数量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达到了一个饱和的“度”，媒介就会进入麻木阶段，使“媒介在重大问题上有意无意的障碍性、痉挛性、过用性和麻痹性失声”（邵鹏，2009），造成平安无事、和谐稳定的假象，受众经过媒介按摩和催眠，恐慌情绪自然消失，但必要的保护措施和警惕心态也随之放松和麻木，结果导致比恐慌更可怕的毫无防护的“无知情绪”的形成。
2． 把握恐慌事件新闻报道的质量，防止“新闻变质”。同其他社会事件相比，社会恐慌事件具有突发性、紧张性、不确定性等多变的特征，在如此多变的社会事件中，媒介找到了报道的热点，而受众也开始不断寻求媒介的帮助以确保自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很容易被受众接受，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眼球，媒介中的新闻也很容易变质。京城虚假的“纸馅包子”为什么能出笼?台湾的“脚尾饭事件”为何能够迷惑众多媒介?那是因为，媒介的新闻策划过了头，对于荒诞、假、丑事件的一味追逐导致了新闻变质，变质后的新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而是由媒介导演出来的一场戏剧，受众成为了毫不知情的卷入者，对“戏剧”投入了真实的感情和情绪，从而导致媒介恐慌。此外，对社会恐慌事件的遮蔽和模糊报道也是新闻变质的一个主要表现。SARS前期的新闻报道非但没有起到解除受众疑虑的作用，还引起了大规模的流言传播，当时的SARS新闻完全变了质，不再具有可靠性和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真实、准确、及时是恐慌新闻应该始终遵循的品质原则。
3． 把握恐慌事件新闻报道的角度，防止“主体缺失”。新闻报道的角度指的是报道的切入角度，也就是报道者坚持客观性的原则，从不同主体的角度对事件进行全面报道。对新闻角度的把握，是对新闻报道全面性提出要求。社会恐慌事件中，往往具有一个以上的报道主体，一般说来，在选取角度进行报道时，有关第一主体的报道数量会比较多，也比较详细和全面。
曾在杭州出现的“窝窝头添加色素”恐慌事件中，消费者是此次食品恐慌事件的主体，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大部分的新闻报道都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对窝窝头摊点进行了质疑、检查、批评和监督，但我们忽略了事件的第二主体，那就是各窝窝头摊点的店主们。如果我们故意造成第二主体的缺失和失语状态，就会在消费者当中造成不公平的判断，使消费者误认为所有的摊点都是违章、违规摊点，摊主们因为自己的“理亏”而沉默。为了消除误解，媒介应给予第二主体以同样的机会在报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辩解还是道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受众的疑惑，媒介也能够真正做到公平与公正，达到行业和社会的共赢。同理，在地震灾害中，新闻报道不仅要关注逝者，同时还要关心生者；在疾病报道中，病人、家属和医护者都应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在恐慌新闻中，虽不可能也没必要形成主体报道绝对平衡的状态，但我们必须努力杜绝“主体缺失”的现象，要使每个人都具有言论和表现的自由，使媒介真正成为平等自由、公平公正的典范。
4． 把握恐慌事件新闻报道的尺度，防止“恐慌塑造”。媒介的权利就是“客观报道新闻”，媒介具有特殊的话语权，也具有监督社会的职能和权利。正是媒介的这些权利，使其能够在恐慌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进行报道，并督促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但新闻的“客观性”要求媒介不能超越报道的尺度，有意识的塑造恐慌，如对电视画面进行有意识的拼接以及推波助澜式的旁白，或者是文字报道中涉入性极强的“你”、“你们”、“你我”等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及过多负面词汇的使用等，都会导致“超真实”情境的呈现，无形中塑造了恐慌情绪，受众难免会陷入其中。2007年的“蕉癌”风波中，部分媒介的煽情报道直接诱使了受众媒介恐慌的产生，“部分媒体的报道称香蕉‘巴拿马病’不但是癌症，也是香蕉世界的SARS”。媒介这种对于香蕉恐慌的塑造，虽然在短期内争夺了众多受众的眼球和宝贵的注意力资源，但也同时带来了海南香蕉产业受挫的严重后果。“蕉癌”风波使媒介从煽情的“大尺度”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把握新闻尺度的最好方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尽量不要添加主观评判和戏剧化的表述，在报道某些敏感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受众心理的解读习惯与承受能力，从而避免误导消费者，或是造成媒介“未审先判”的“越权”行为。
第二，组织信息的具体呈现。
1、组织信息的呈现要坚持公开性和透明性。
2009年7月13日、14日，有媒介报道了网上热传的河南开封杞县一辐照厂“钴60被传泄漏事件”，后经核实确认并没有发生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但在当地，17日出现了大量群众向周边县市“逃难”的现象，大客车、小汽车、面包车、拖拉机、摩托车、三轮车等各种车辆堵满了道路，极度恐慌的公众蜂拥而出。据当地人说，当晚杞县城里大有“十室九空”之势。虽然这一恐慌事件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开封警方也宣布“抓获杞县钴60事件5名造谣者”，其中一名曾经转帖虚假消息的网民被拘留，但却阻挡不住人们冒着近40℃高温仓惶外逃的脚步?！
因为，当时的公众处于谣言的包围之中，根本听不到政府的声音，更无法通过媒介了解事情的真相。外逃只是在信息封锁情况下，群众苦涩无奈的选择。和所有的谣言事件一样，当地政府坚称这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谣言惑众。因此，处置事件时首先想到的，除了“澄清谣言”之外，就是抓捕“别有用心的人”。语焉不详的官方解释让大众无法知道“造谣者”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别有用心”所在，更看不出他们究竟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恶劣分子，还是担心自身安危的普通民众?
其实“卡源”故障6月7日就已经发生，一个多月来，政府部门非但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情况安抚民众情绪，相反，就在群众大量外迁的前几天，面对来访的记者，杞县相关领导对此事的态度仍然是三不政策：不通报情况，不接受采访，不允许报道。直到17日当天，群众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大批逃离，下午3点杞县县委、县政府才开始开会研究部署措施，下午5时许，才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澄清谣言”。
实际上制止谣言、防范恐慌的最好办法就是信息公开、信息透明。只要政府不遮遮掩掩、不闪烁其辞，勇敢地讲出真相，说出真情，公众自然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所谓“封锁消息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到头来只会加重民众的恐慌情绪。正是因为官方的信息封锁，信息处于黑箱之中，公众无法了解真相，谣言才有了传播的空间，恐慌才会迅速漫延。
“因此，这在根本上不是一起谣言惑众事件，而是一起人为封锁公开信息，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责任事故。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不仅是一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还应该包括某些‘不用心’的政府官员。”（舒圣祥，2009）
2、组织信息的呈现要注意灵活性和应变性。组织信息的公布具有多种形式，如新闻发布会、政府文件、领导讲话等等，然而，媒介在呈现这些组织信息的时候不必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而应该本着及时、准确的原则，抓住组织信息的重点，在第一时间以简短的新闻或通告形式公布于众；对于极为重要的组织信息，如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简短讲话等，则应选择适当的时段完整呈现，以显示组织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抑制恐慌情绪的进一步蔓延。此外，为了防止大范围的恐慌出现，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恐慌事件应在能够控制事件事态的前提下限制其传播范围，只需在事件发生地的小范围内，对本地或本省的各级组织信息进行传播，而不必惊动相邻地区甚至是全国，以此抑制恐慌情绪的大范围蔓延。因此，一个明智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媒介，不要为了其他次要的价值，如不要因为爆发了局部的禽流感而采取超出限度的大范围的强制性措施，结果牺牲了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如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3、组织信息的呈现要讲究适度性和技巧性。在恐慌事件发生之时，组织传播作用十分巨大，能迅速起到震慑、驳斥、澄清的效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过于密集的组织传播或许会使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根据大众传播的需要满足理论和危机状态心理效应原理，愈是受众需要的社会信息，尤其是危及受众安全或切身利益的社会信息，受众心理反应愈敏感，受众之间的互相传播愈迅速，愈广泛，愈容易使信息失真。本来，透明的公共信息对抑制群体恐慌心理是有利的，但大众往往对正规的信息持一种普遍的怀疑态度，这种疑虑加重了群体恐慌心理。
比如，“非典”危机出现之后，政府机构和卫生部门就在大众媒介上介绍有关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征兆，防止传染的各种办法，以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很快，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政府一定下大力气把“非典”疫情控制消灭。各种媒介紧随其上，精确公布“非典”病人发病及死亡人数，登出康复患者的照片……
大众传播及时传递最高领导的表态，对群体恐慌心理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对以前了解情况而恐慌的人的确起到了缓解恐慌情绪的作用。但是，对以前不太在乎的人反而加重了恐慌心理，因为他们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王欢，2003）由此可见，权威性的组织传播也需要相应的技巧，过于密集的组织传播，反而会使得大众认为事件“很严重”，加重其群体恐慌心理。为此，恐慌事件中的组织传播也应该讲求时机、力求委婉，努力抑制恐慌情绪的扩散和蔓延。
如果要从大众媒介中找到导致媒介恐慌形成的要素，则必须从信息的采集和呈现入手，在恐慌信息的采集过程中要注意来源、时间和内容；而在恐慌信息的呈现过程中则要重视事件信息和组织信息的不同之处，在了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总之，如果能控制好恐慌信息的采集和呈现两大环节，就能阻止恐慌情绪的蔓延，并进一步从根本上抑制媒介恐慌的形成。
媒介恐慌是当今媒介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它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基础，以大众媒介为中介，以社会的恐慌情绪为标志。本文从媒介恐慌的形成条件、发生机制、规避和应对等三方面入手，在对媒介恐慌形成清晰认识和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和应对该现象的方法和措施，并在恐慌信息的采集和呈现方面给予了全面的建议，以期实现媒介恐慌“既然源于媒介就应止于媒介”的调控目标。
[作者简介]邵培仁（ list．asp?unid＝347）；邵静，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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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anic Theory：
The Media Mechanism of Panic Psychology’s Forming and Terminating
SHAO Pei－ren SHAO J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stitute ，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School of Film & TV Art，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072，China）
Abstract： Media panic theory is a media theory or audience theory which means that much more new panic phenomenon or panic psychology would be caused by large scale news coverage that revolve around panic events． Media panic is based on unexpected public events， mediated from the mass media and marked by social fear． Although the formation，occurrence and influence of meida panic theory has four communication ways which include self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ways are in the leading and core position． So in order to reduce media and social panic phenomenon， mass media should prevent news numbness， news deterioration， lack of news main body and shape media panic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expressi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hould notice th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th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 moderateness and skill in the expression of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Media Panic Theory； Media Panic Phenomenon； Mass Media； News Coverage； Audience Psychology
[i] 华图教育网．Tianjinht．申论热点：突发公共事件的种类及其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