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媒的伪装性与人们的事实依赖 编辑本段回目录
Dwight Macdonald在1957年写道：“在我们双手没地方用时，烟给了它们事情做；同样，在我们脑子不在思考时，《时代周刊》使我们脑子有了事情做。” Dwight Macdonald的问题是，是什么将我们引向如此陈腐平庸、如装箱处理过的报刊杂志？从那些三百字篇幅的一次性“世界新闻”中，我们到底能得到些什么？莫不是我们都如Dwight Macdonald所说，只是想获得阅读的训练而已？或许我们是喜欢沉浸在事实之中，让它们如宠物一般围在我们身边，就像孩子喜欢收藏邮票一样。作为一个为《财富》写作的作家，Dwight Macdonald在为一向标榜“尊重事实”的Luce帝国工作期间自然看到了自己写就的段落、用词、句子是如何被更改，以符合时髦，迎合所谓的“可读性”。Macdonald的态度是，如果你喜欢，那么你就买，但是别把这些删改当成真正意义上的“编辑”。
人们往往将毫无意义的事实堆积看成是精神良药，却将Ed Sullivan Show看成是时间浪费。这正是Macdonald所谴责的——美国人对所谓的“科学方法”表现出了一种过度的尊重。每天三分钟晚间新闻中播出的新闻经过了查实，因此需要被给予适度的尊重，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垃圾优于假造的垃圾”的逻辑吗？《福克斯新闻》其实并不是人们错将芝麻小事当成大事、将娱乐节目当成智力开发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作为一个书评作者，我的本职工作要求我一件一件地指出这些我们当成是当代现象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当代。可在《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这一Macdonald选集中，我们却找不到当代对于事实的固执心态。
即使在早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代，Macdonald的第一身份也是美学家。在他看来，托洛斯基的悲情故事，在写作上自有风格。将Macdonald和他同代人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他作品中的准确性、针对性或是深刻的见解，而是他知道如何处理事实。比方说，在Macdonald看来，《时代周刊》的姐妹杂志《人生》从事实处理的角度来讲，就显得十分同质化。在同一期《人生》杂志中，你可以看到关于原子能的严肃报道，关于Rita Hayworth感情生活的专题报道，九彩页的雷诺阿作品，以及一幅马踩着轮滑鞋的照片。
“在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Edward Shils这样的大众文化辩护者看来，《人生》杂志这样的文化现象是于大众教育有益的。你想，毕竟它有九页雷诺阿！可问题是，还有一匹“轮滑”马和雷诺阿一起出现。这难道不是在暗示雷诺阿和那匹“轮滑”马一样富有天分吗？”
Macdonald在《党派评论》上的一系列评论给他带来了“文化势利主义大主教”的恶名。而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正是善于发现新闻业发展潮流的Alvin Toffler。Alvin Toffler说Macdonald这样的评论风格其实并不新颖。我不知道Macdonald是否真的“势利”，这听上去有些让人不安。但是我觉得Macdonald写作中有一点“神权主义”的味道，也就是说一种捍卫信仰的忠诚。许多事情都让Macdonald感到担忧，比方说人们觉得《我们的城市》是一部伟大的戏剧，晚期海明威作品是优质文学作品，耶鲁大学的建筑是一流的建筑。关于耶鲁的建筑，Macdonald曾经如此写道：“耶鲁的建筑身上，哥特味道远远甚于沙特尔风格，但是它的设计者却并不知道这一点，因而错失了许多给它增色的机会。”
Macdonald并不是对低级文化的趣味有特别的爱好（他管那叫“大众文化”）。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人觉得Norman Rockwell是个艺术天才。但是，从另一面来看，以上提到的那些中产阶级文化产品往往都以一种特殊的模糊性出现，从而误导人们将其视为高端文化。正如Louis Menand以另一种更为有区别性的语言所说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这种伪装性在Macdonald那儿激发出了一种对于虚假权威的毕生仇恨。对于Macdonald而言，最大的罪恶是伪装性。而我们这个国家的原罪在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辨别出这种伪装。在Macdonald看来，梅尔维尔的伟大是一个事实，爱伦坡远远胜于他同时期的那些神秘故事作家也是一个事实。这些是Macdonald最为关心的事实。在他看来，在美国这些事实正处在灭绝的边缘。
事实真的如此脆弱不堪吗？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文章都是来自Macdonald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思想家，而他似乎总是难以真正确信某一样事物。他真诚地信仰列宁主义，直到这份信仰结束。同样，他也曾真诚地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反对与他早期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样真诚。他的左倾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同样的故事。Macdonald往往没有足够时间来撇清与某一思想的关系。虽然他乐于处在局外人的角色，但是当他真的加入某个团体时，他最终都会发现这些团体的不足。他在耶鲁的老师让他失望了。他离开了共产主义左翼，离开了《财富》杂志，离开了他的妻子。1943年，当他从《党派评论》辞职的时候（原因是他觉得他为之工作了六年的杂志在反对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立场不够坚定），许多人都觉得他的辞职是在他加入该杂志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托洛茨基称Macdonald为“Macdonald主义者”。
Macdonald的不随和虽然广为人知，但至少他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他十分满意自己的“逆向表演”。在六十年代学生抗议期间，他曾极力想让自己被逮捕，也曾为警察最终逮捕了他的朋友Norman Mailer感到十分嫉妒。酒精增加了他在“表演”上的嗜好。当他的第二任妻子问他为何如此嗜酒时，他并不失逻辑地回答道：“我是一个酒鬼，该死的！”在他人生的最后时间，Macdonald虽然已是力不从心，但是戏谑的心仍在。他通过注射肾上腺素来支撑自己彻夜狂欢。他从不为自己在狂欢中拿出注射器而感到尴尬。
不论Macdonald是在哪家杂志任职，当需要为自己如此频繁的改变立场进行辩护时，Macdonald总是变得异常的高产。Michael Wreszin那部有趣的Macdonald传记中，用了无数次“争吵比赛”这两个词。这部传记中记录了有Macdonald参加的一次家长会。在会上，Macdonald指责其孩子所在小学的校方为斯大林主义进行了辩护，而校方发言人在被指责为托派分子之后还击道，只有斯大林分子才会用如此过时的说法。
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Macdonald的生活是如何充满了琐碎的细节与异议，以及他那源自于此的自恋。Macdonald在那时已经经历了许多的“事实”。步入中年时，Macdonald成为了《纽约客》上经典的唱反调者。对于过往错误的承认并没有使Macdonald服软。在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之后，Macdonald为Henry Wallace写了一部传记。这部传记据称是从“酸楚中雕刻出来的”。而那时，Henry Wallace正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而且据绝大多数人说，他的参选是因为有着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因此，这部传记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时人们对于受骗者的蔑视。
这些文章极为热衷于揭露Henry Wallace称为“大众热情的浅薄”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从中看到，海明威并不是特别的聪明。被Macdonald称为Tom Wolfe博士的Tom Wolfe数年来并没有写出有趣的东西，而且“明年似乎也写不出”。甚至像Luce这样毫无戏剧性的嘲讽对象也没有逃过Macdonald的笔杆子。Macdonald对Luce的批评中做了大量的脚注，因为他明白简单的辱骂只会毁了整篇批评文章。
在最能体现Macdonald风格的一篇文章中，Macdonald将目光放在了1952年出版的新版标准《圣经》上。这个版本的翻译据称是获得了所有主要新教权威的认可。Macdonald认为这个译本存在不足，但这根本没让大家觉得奇怪。真正让人觉得奇怪的是Macdonald从骨子里冒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译本的受挫感。正是在这散文与诗、精确与传统之间的张力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像Macdonald这样的文体学家，在面对痴迷于伪构的世界时，是如何感到深深的受挫。
新版的《圣经》意欲反映学术界的最新进展，又想保留King James版本中的诗性。这样一个目标虽然令人钦佩，但它的自相矛盾也是不言自明的。Macdonald对新版中为了意译清晰而作的改变表现出了十足的嘲讽。“‘Leah目光温柔，但是Rachel却是美丽动人’如今变成了‘Leah目光柔弱，但是Rachel却是十分美丽’”。这样的改变的确是让《圣经》中十分让人费解的话变得容易懂了。但是，新版《圣经》中有着太多类似于此的“技工”风格的语言。这正是他在《财富》任职期间最折磨他的东西。新译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母亲在野餐中”，或者说是“殡葬业者的广告”，完全是最呆滞的新闻语言。对于清晰易懂的刻板追求将“圣女”降格为了“处女”。此外，整个译本给人的印象是散文不需要韵律，韵律可以为表意清晰而牺牲。总体来讲，新译本极度地想讲清楚，仿佛读者是如此得呆，以至于没有能力看懂隐喻。Macdonald提出的问题是，尽管追求历史准确性这个目标值得赞赏，但是这为什么要建立在牺牲语言诗性的基础上？
“就算Job真的是把智慧看得高于‘珍珠’而不是‘宝石’，就算脐带真的是被‘剪断’而不是被‘松开’，就算寡妇给的真是‘两个铜币’而不是‘极少的东西’，就算‘我的杯子满了’和‘婴幼儿的嘴巴’相比于‘吾杯溢’与‘雏幼之口’是更为当代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质疑为什么原先的语言之美就可以因为对于准确性的追求而被牺牲。为什么那些修改者不能将原先那些好的，甚至是极好的部分留在那儿呢？”
通观全文，Macdonald在诗性语言与数据库般的表达两者之间的选择不言而明。新译本表意明确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如此对于事实性的极度追求，以及由之产生的对于诗性的简单放弃，正是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与King James那个时代的巨大差别。
《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文化》一书并不缺少赞美之词，尽管它们多数也是以不那么随和且严格限制的形式出现。比方说，Macdonald在告诉我们《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是部好作品时，先是批评了该书作者，称他的好友James Agee浪费了自己的生活。Macdonald的赞美如同他的批评一样，能够为我们展现他的风格。在他看来，《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的优点正是在于它从新闻语言中提取了诗性，从而超越了简单的事实。放大了来说，它就像《Moby-Dick》一样，从事实中提炼出了艺术。这才是真正令人愉快的事实的胜利。“梅尔维尔对于捕鲸细节的极度关注为我们展现了人类集中其意识于一物这样一个神秘的主题，因而创造了高贵的诗性。”这就是事实超越琐碎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认知的主体使事实发出了声音。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声音，那么你阅读瓶盖下的阴暗面与阅读堆积于《时代杂志》中的那些仅值瓶盖价钱的事实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别。
本书的最后一文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审查者”对于Tom Wolfe一篇文章的评论。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Macdonald觉得Tom Wolfe与其说是一个砍价人，不如说是一个街头小贩。他让他的读者们相信了他们自己过于年迈，过于无力，以致无法感知他们所处的美国的脉动。在这最后一篇文章中，Macdonald的主题是他和朋友共同关注的《纽约客》。文章看上去充满了复杂的编织，但在纠错中，Macdonald却失去了行文的节奏，失去了文章的落脚点，从而纵容了Tom Wolfe对于读者的导向。真正困扰Macdonald的是Wolfe行文的风格，他文中的省略号，感叹号，斜体等等。这些在Macdonald看来，早在1965年已经是过时了的。Macdonald总结道，到了1966年，Wolfe将变得不可救药的过时。当然，在被Macdonald按上了“主观主义的新闻报道”这样的帽子之后，Wolfe大可如此反击：没有一个符合潮流的评论家会选取“大众文化”或者“中产阶级文化”这样的词语来作为书题。与往常一样，Macdonald又是从个人案例跳跃到了社会剖析：这不仅仅是Wolfe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主观主义新闻报道’的问题，这是一个纵容新闻写作中的事实权威与小说写作中的描写泛滥的私生子。Wolfe的写作风格，严肃新闻写作中的“轮滑马”，虽然给深度阅读添了糖，使之不再那么苦口，却也是稀释了药剂本身。Macdonald批评道：“他取了一条中间路线，在事实与幻想，戏弄与报道之间来回切换，直到让读者在叙述里找不到方向。”
Macdonald在这儿的立场不同于他在Luce帝国期间的立场。他在此抱怨Wolfe笔下那些有待查实的事实，但是他自己作品里的那些“事实”更是经不起调查。很难说人们能够真的证实下面这个论断的准确性：“那些重在思考，而不是重在提供信息的书籍，在我们这个国家卖得都不好。”尽管难以证实，但是由此取消如此论断里的见解却是不明智的。一个细致、重实证的Macdonald将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Macdonald。在他的文章里，我们一次次迷失了方向，但是若是方向始终明确，那么或许我们所读的散文已不是真正的散文了。
Macdonald总是将他看到的问题诊断为我们时代的问题。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从“被告知”的陷阱中逃脱出来，如何抵制想了解更多事实、信息的欲望，从而为思考创造一点空间。有人或许会说，在1957年，整个美国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市民们了解了过多的事实。这么说当然对，但却与Macdonald的主题无关。在他生命最后时期，在回答一个向他寻求建议的年轻传记作家时，Macdonald如此说道：“你是老板而非‘事实’。躲开你不要的信息，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