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学术起源简史 编辑本段回目录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本质和意义。作者在这篇对媒介环境学学术历史的论文中，主要讨论以下几个主题：媒介环境学作为媒介研究中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和建立；媒介环境学出现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理论问题和媒介时代史学, 以及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或者环境作为媒介）等问题。论文突出介绍一些奠定媒介环境学基础的权威思想家。最后，作者还就媒介环境学与中国媒介研究的相关性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媒介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
本文拟对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在北美的发展作一个概述。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环境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Lum, 2000b)。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 (symbolic) 和物质 (physical) 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一、媒介环境学的兴起
在此部分，笔者将探讨媒介环境学一词的起源和媒介环境学在美国最早的体系化情况。
（一）媒介环境学的命名：从修辞比喻到学术领域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采用媒介环境这一术语后，它才转变为代表一种媒介研究中用于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波兹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时，他就认识了麦克卢汉。从那时起，两人便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到麦克卢汉于1980年去世为止。这因为他们对于媒介和文化都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在他们首次于纽约会面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麦克卢汉成为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而波兹曼也成为一位在教育、媒介研究和社会批判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
波兹曼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是于1968年他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Postman, 1970)为题发表，其中，波兹曼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30年后的2000年，波兹曼再次使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采用媒介环境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媒介是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 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该词的起源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态意味着“家庭”（household）。他提到了我们保持家庭井然有序的理智镇静的重要性。而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则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8）。20世纪晚期，他用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Postman, 2000, p. 2)
从以上生物学的解释中，我们可以逐渐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或者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paradigm content）。典范内容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些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基础。深深根植于这些由典范所定义的理论中的是一套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那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的典范内容呢?
在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进行更进一步解释之前，这里先要总结三个很基本然而却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媒介环境学承认传通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传通是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文化则是这一互动的产物。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媒介的变迁促进了传播和传通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而后因传播和传通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
其次，媒介环境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媒介环境学者 (media ecologist) 并不指望在媒介和文化间发现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 (Postman, 1992b)。
第三，根植于媒介环境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 (Postman, 2000) 和教学法 (林文刚, 1999)。媒介环境学者并不只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也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媒介环境学应该也被视为媒介教育的教育学和教育法，即一种教授我们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能帮助保持文化平衡状态的方法。
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这是媒介环境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环境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 中文把“media 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环境”，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环境学”。但在英文中，“media 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 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环境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环境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二）媒介环境学的机构化
根据知识社会学（例如Mannheim, 1945; Stark, 1958）和特别是科学社会学(Fleck, 1979; Kuhn, 1962) 的论点, 任何正式的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构成都决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反,学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囊括了长期以来诸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群的工作和合作,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此而言，这些学者之所以凝聚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因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持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关注点。比如在科学中，某一专门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受过类似的训练：他们学习的学校或多或少地从相同的角度教给其或多或少同样的知识；他们阅读类似的教材；学习类似的理论；掌握类似的研究方法(Kuhn, 1962)。正是这样，他们才形成与众不同的理论群体 (theory groups) (参看Murray, 1994)。同时，这些学者群体存在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比如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智囊团等等。这种机构化的层面在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群体的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要在类似的持续不变的机构支持下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点来看，最早将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是波兹曼(Gencarelli, 2000; Lum, in press)。在波兹曼公开介绍这一术语不久以后，他就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 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宣传某一大学或学位方向，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在机构化的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由波兹曼创立的这一学位方向的意义不能被忽视，这是媒介环境学机构化的最初基石（注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环境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研究讨论班被设计出来并安排到教学中，其所探讨的有关科技和文化的一些关键主题都成为媒介环境学范式内容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兹曼首批博士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写下了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项正式研究领域的首批主要文献之一 (Nystrom, 1973)。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组织的学术会议，很多作者被邀请到会，与系内师生一起讨论有关对技术和文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建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主要是1970年到1992年，不少文献著作（大部分为书籍）积累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构建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基础和典范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注2）。
在下面的四个部分中，我将讨论一些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重要方面。所以，首先我要通过介绍媒介环境学几位核心思想家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科社会性、多学科性的起源。
二、媒介环境学的社会起源和多学科起源
与所有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领域相比，媒介环境学的形成有着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就此而言，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应该会有助于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建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性和学术性基础。
20世纪可以说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真正开始。无论从象征还是实体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现。从本质来看，这个全球意识源自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继续演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兴，后来又在各种各样后续的全球性的冲突――如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表现了出来。
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标志现代化开始发轫这一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全球事件。当国家的隔阂卷入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时，技术和传播在战争期间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就此层面而言，20世纪本质上又可以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便是相信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发动机。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大多存在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推进技术的欢呼者和统领者。例如在美国，通过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完全的工业联合体建立起来；现代广告的兴起，同时又为现代主义的推进帮了忙 (Marchand, 1985)，并在这一进程中有助于创造我们所知的消费文化 (Ewen, 1976)。
但是技术的发展也是有它的代价的。事实上，当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快之时，20世纪也目睹了社会中由技术扩散的疯狂速度而带来的许多恶果。我们看见全球环境恶化得越来越快。自然资源正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很多曾经干净的水域正被来自工业的化学毒素所污染；森林和沼泽之类的自然资源也正受到破坏。越来越糟的交通状况阻塞了城市的街道，而同时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正在兴建，市中心的空气弥漫着由汽车和工业排放物造成的污染物质。在美国，每年平均有大约45000人死于车祸；这些死亡并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因技术进步而造成的伤亡：如与工业有关的死亡、由环境变化带来的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社会和心理的失调，等等。
正是在这种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各种不同理论背景、学术领域或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学者、思想家或社会批评家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结果。但是我们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媒介环境学出现的时机：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一时机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绝对是一个伤痕时期。对美国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所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看起来都集中在了这段时期。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兴起。这里仅举几例：如民权运动相当活跃，该运动向在政治体制中具有最根本地位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自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派出第一批军队开始，整个美国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越来越分化(Karnow, 1983)。反战抗议日益加强，反战之声回荡在每个角落：从旧金山的街道, 到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从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中西部的肯特州立大学、再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自然生态的恶化促使环保运动的兴起，包括对发展和使用原子能的抗议。女性解放运动加快步伐，要求两性间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激进事件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的发展势头如此迅猛，以至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将1967、1968、1969和1970这几年称为“风洞中的飓风” (“a cyclone in a wind tunnel” ) (1987, p. 242)。
简而言之，媒介环境学兴起的时机之所以值得注目，原因在于它是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社会背景极度需要新思想，也在热切地寻觅着观察和生存的新方式。实际上，大部分后来成为媒介环境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技术和文化所存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都是由20世纪头几十年产生的。下面我将着重介绍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的崛起做出了贡献。这里介绍的这些人物，并不因为只有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助于“媒介环境运动”(media ecology movement) 的发端。
媒介环境学的奠基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许多美国的媒介环境学家视为媒介环境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有助于定义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时代史学”（详见后面部分的论述）。在他其余著作中，《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4）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6）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环境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请参阅有关芒福德（Strate and Lum, 2000）的附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其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
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技术化的社会》（Ellul，1964）一书中，埃吕尔介绍了他用法语命名的“la technique”一词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从总体而言也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他稍后的著作――《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Ellul，1965）则集中批判媒介对他的“la technique”概念的使用。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Innis,1950）和《传播的偏倚》（Innis, 1951）属于最早一批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其关注点主要是西方文明史。英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有着极大影响。
毫无疑问，麦克卢汉 (McLuhan) 一直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他于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三十多年来一直被很多评论家误读或误解，但这本书在媒介环境学的历史上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时，它介绍了一整套全新的方法。他早期的著作《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1962）被视为其最具学术气的论著；该书为其在《理解媒介》中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背景。麦克卢汉的另一本书《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1988），是与其子艾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合著的，在他去世后八年出版。该书介绍了“四分体”（tetrad）或者说媒介的四种法则，它们用作分析任何媒介或革新的影响和意义时的结构。
波兹曼 (Postman) 是媒介环境学真正的开山之父，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环境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学位課程 (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媒介环境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就此而言，他的《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Postman, 1979）、《童年的消逝》（Postman, 1982）、《快乐至死》（Postman, 1985）、《尽责的异议》（Postman, 1988）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Postman, 1992a）等著作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只列举了五位媒介环境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因为文章的篇幅所限。同时, 他们的著作往往集中于媒介和技术对文化的整体影响上。还有很多其他学者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同样具有重要贡献。我将在“媒介环境史学”部分中简单提及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具体的媒介种类上。整体的说，媒介环境学根植于及源自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理论中。
三、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1968年，当波兹曼在其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时，他也将其改造成媒介研究里一块全新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他在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的研究。什么是 “媒介作为环境” 呢？这里, 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层面来说明该问题。
首先，媒介环境学将一种（或任何）环境视为结构。结构的独特性在于管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或规则。例如，一个建筑便是一种结构。建筑的主要建筑设计和构造决定了在基础结构中如何安排所有其他事物（例如室内设计、硬件、家具等），以及最终该建筑的居住者如何获得（或无法获得）彼此沟通的途径或人际互动。
同样道理，我们也能将每一传播媒介本身视为这样一种结构，比如可以假设这一媒介是书写系统、烟的信号或者电影。当然，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建筑结构，如水泥、砖瓦等物质。相反，谈到媒介，我们所谓的是一种符号结构或曰符号环境，它们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地组建而成。例如，要使用标准的书写中文作为传播媒介，我们必须掌握其词汇（也即符号及其指定的意义）和语法（例如，规定意义建构的语法规则或规定）。
但当我们掌握这种或任何媒介之时，我们也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看来，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因为在语言所建立了符号结构中，我们必须遵循其内部逻辑，来观察、表现或者说形成我们对所相信的周围世界的概念。当我们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感受或者“感觉”身边的世界时，我们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作者或读者而言，世界“读起来”像本书；对电影制作者而言，电影“看起来”像一系列视觉图像和声音，等等。从这个微观层面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可知，当我们“使用”媒介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其中。
因此，这个方面表明，媒介环境学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感知、人类意识或者人类思维过程（例如，某一书写系统如何建构或定义其使用者描述自身经验并使之概念化的方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研究。
现在我们将探讨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第二个层面，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不难想象，这个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比前面描述的单一媒介符号环境在本质上要复杂得多，也更难研究。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的理论关注点不只集中在多样媒介中每种媒介的内在符号结构。相反，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其符号整体与各个符号部分的总和有着质的不同。例如，当文字在最初靠口语传通的人群中得以传入和扩散时，这些人的心理动力状态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同样，我们不能使作为实体的因特网 (Internet) 概念化，它兼具书写、（静态和动态）图像、声音、计算机、电话等的特征；相反，它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环境，我们还需要多作研究来破译其语言文法特征。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从第二个层面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一个变异（或者“反面” 探讨）。从这个（“反面”）角度来看，媒介环境学者也能考察“媒介作为环境”(environments as media)。当传播学者谈论到媒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谈到诸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唱片、电脑等信息载体。但根据媒介环境学, 任何一种(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互动传通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所提到的，一个建筑的结构如何解释人际互动的总体环境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建筑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机构的学校。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多媒介”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具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规则来说明其居住者（学校管理者、老师和学生）的行为和他们如何处理各自的事物，如何相互发生联系，以及如何与这个环境界限外的一切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一家电影院、一个拜神场所、一个俱乐部或者一间卧室都概念化为传通媒介，因为这些环境都体现了一套符号结构或传通方式，很像用于传播或传通的任何一种传统媒介。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媒介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
本文拟对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在北美的发展作一个概述。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环境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Lum, 2000b)。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 (symbolic) 和物质 (physical) 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一、媒介环境学的兴起
在此部分，笔者将探讨媒介环境学一词的起源和媒介环境学在美国最早的体系化情况。
Marshall McLuhan
从最初的学术背景来看，“媒介环境” 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Lum, 2000a)。在麦氏许多著名的著述中，有两本研究媒介和文化的经典著作: 《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 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McLuhan, 1964）。这一时期，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其他很多重要的、在传通和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精辟论述，如“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冷媒介和热媒介”（“cool media and hot media”）以及“地球村”(“global village”）等论点 (注1）。现在很难确定麦克卢汉如何提出“媒介环境”一词的确切起源。但是，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一）媒介环境学的命名：从修辞比喻到学术领域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采用媒介环境这一术语后，它才转变为代表一种媒介研究中用于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波兹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时，他就认识了麦克卢汉。从那时起，两人便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到麦克卢汉于1980年去世为止。这因为他们对于媒介和文化都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在他们首次于纽约会面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麦克卢汉成为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而波兹曼也成为一位在教育、媒介研究和社会批判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
波兹曼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是于1968年他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Postman, 1970)为题发表，其中，波兹曼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30年后的2000年，波兹曼再次使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采用媒介环境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媒介是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 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该词的起源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态意味着“家庭”（household）。他提到了我们保持家庭井然有序的理智镇静的重要性。而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则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8）。20世纪晚期，他用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Postman, 2000, p. 2)
从以上生物学的解释中，我们可以逐渐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或者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paradigm content）。典范内容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些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基础。深深根植于这些由典范所定义的理论中的是一套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那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的典范内容呢?
在我们对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进行更进一步解释之前，这里先要总结三个很基本然而却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媒介环境学承认传通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传通是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文化则是这一互动的产物。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媒介的变迁促进了传播和传通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而后因传播和传通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
其次，媒介环境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媒介环境学者 (media ecologist) 并不指望在媒介和文化间发现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 (Postman, 1992b)。
第三，根植于媒介环境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 (Postman, 2000) 和教学法 (林文刚, 1999)。媒介环境学者并不只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也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媒介环境学应该也被视为媒介教育的教育学和教育法，即一种教授我们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能帮助保持文化平衡状态的方法。
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这是媒介环境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环境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 中文把“media 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环境”，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环境学”。但在英文中，“media 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 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环境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环境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二）媒介环境学的机构化
根据知识社会学（例如Mannheim, 1945; Stark, 1958）和特别是科学社会学(Fleck, 1979; Kuhn, 1962) 的论点, 任何正式的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构成都决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反,学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囊括了长期以来诸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群的工作和合作,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此而言，这些学者之所以凝聚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因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持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关注点。比如在科学中，某一专门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受过类似的训练：他们学习的学校或多或少地从相同的角度教给其或多或少同样的知识；他们阅读类似的教材；学习类似的理论；掌握类似的研究方法(Kuhn, 1962)。正是这样，他们才形成与众不同的理论群体 (theory groups) (参看Murray, 1994)。同时，这些学者群体存在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比如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智囊团等等。这种机构化的层面在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群体的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要在类似的持续不变的机构支持下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点来看，最早将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是波兹曼(Gencarelli, 2000; Lum, in press)。在波兹曼公开介绍这一术语不久以后，他就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 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宣传某一大学或学位方向，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在机构化的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由波兹曼创立的这一学位方向的意义不能被忽视，这是媒介环境学机构化的最初基石（注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环境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研究讨论班被设计出来并安排到教学中，其所探讨的有关科技和文化的一些关键主题都成为媒介环境学范式内容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兹曼首批博士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写下了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项正式研究领域的首批主要文献之一 (Nystrom, 1973)。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组织的学术会议，很多作者被邀请到会，与系内师生一起讨论有关对技术和文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建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主要是1970年到1992年，不少文献著作（大部分为书籍）积累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构建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基础和典范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注2）。
在下面的四个部分中，我将讨论一些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重要方面。所以，首先我要通过介绍媒介环境学几位核心思想家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科社会性、多学科性的起源。
二、媒介环境学的社会起源和多学科起源
与所有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领域相比，媒介环境学的形成有着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就此而言，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应该会有助于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建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性和学术性基础。
20世纪可以说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真正开始。无论从象征还是实体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现。从本质来看，这个全球意识源自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继续演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兴，后来又在各种各样后续的全球性的冲突――如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表现了出来。
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标志现代化开始发轫这一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全球事件。当国家的隔阂卷入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时，技术和传播在战争期间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就此层面而言，20世纪本质上又可以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便是相信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发动机。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大多存在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推进技术的欢呼者和统领者。例如在美国，通过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完全的工业联合体建立起来；现代广告的兴起，同时又为现代主义的推进帮了忙 (Marchand, 1985)，并在这一进程中有助于创造我们所知的消费文化 (Ewen, 1976)。
但是技术的发展也是有它的代价的。事实上，当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快之时，20世纪也目睹了社会中由技术扩散的疯狂速度而带来的许多恶果。我们看见全球环境恶化得越来越快。自然资源正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很多曾经干净的水域正被来自工业的化学毒素所污染；森林和沼泽之类的自然资源也正受到破坏。越来越糟的交通状况阻塞了城市的街道，而同时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正在兴建，市中心的空气弥漫着由汽车和工业排放物造成的污染物质。在美国，每年平均有大约45000人死于车祸；这些死亡并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因技术进步而造成的伤亡：如与工业有关的死亡、由环境变化带来的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社会和心理的失调，等等。
正是在这种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各种不同理论背景、学术领域或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学者、思想家或社会批评家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结果。但是我们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媒介环境学出现的时机：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一时机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绝对是一个伤痕时期。对美国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所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看起来都集中在了这段时期。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兴起。这里仅举几例：如民权运动相当活跃，该运动向在政治体制中具有最根本地位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自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派出第一批军队开始，整个美国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越来越分化(Karnow, 1983)。反战抗议日益加强，反战之声回荡在每个角落：从旧金山的街道, 到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从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中西部的肯特州立大学、再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自然生态的恶化促使环保运动的兴起，包括对发展和使用原子能的抗议。女性解放运动加快步伐，要求两性间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激进事件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的发展势头如此迅猛，以至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将1967、1968、1969和1970这几年称为“风洞中的飓风” (“a cyclone in a wind tunnel” ) (1987, p. 242)。
简而言之，媒介环境学兴起的时机之所以值得注目，原因在于它是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社会背景极度需要新思想，也在热切地寻觅着观察和生存的新方式。实际上，大部分后来成为媒介环境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技术和文化所存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都是由20世纪头几十年产生的。下面我将着重介绍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的崛起做出了贡献。这里介绍的这些人物，并不因为只有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助于“媒介环境运动”(media ecology movement) 的发端。
媒介环境学的奠基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许多美国的媒介环境学家视为媒介环境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有助于定义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时代史学”（详见后面部分的论述）。在他其余著作中，《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4）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6）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环境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请参阅有关芒福德（Strate and Lum, 2000）的附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其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贡献。
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技术化的社会》（Ellul，1964）一书中，埃吕尔介绍了他用法语命名的“la technique”一词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从总体而言也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他稍后的著作――《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Ellul，1965）则集中批判媒介对他的“la technique”概念的使用。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Innis,1950）和《传播的偏倚》（Innis, 1951）属于最早一批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其关注点主要是西方文明史。英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有着极大影响。
毫无疑问，麦克卢汉 (McLuhan) 一直是媒介环境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他于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三十多年来一直被很多评论家误读或误解，但这本书在媒介环境学的历史上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时，它介绍了一整套全新的方法。他早期的著作《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1962）被视为其最具学术气的论著；该书为其在《理解媒介》中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背景。麦克卢汉的另一本书《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1988），是与其子艾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合著的，在他去世后八年出版。该书介绍了“四分体”（tetrad）或者说媒介的四种法则，它们用作分析任何媒介或革新的影响和意义时的结构。
波兹曼 (Postman) 是媒介环境学真正的开山之父，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环境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学位課程 (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媒介环境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就此而言，他的《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Postman, 1979）、《童年的消逝》（Postman, 1982）、《快乐至死》（Postman, 1985）、《尽责的异议》（Postman, 1988）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Postman, 1992a）等著作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只列举了五位媒介环境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因为文章的篇幅所限。同时, 他们的著作往往集中于媒介和技术对文化的整体影响上。还有很多其他学者的著作对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同样具有重要贡献。我将在“媒介环境史学”部分中简单提及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具体的媒介种类上。整体的说，媒介环境学根植于及源自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理论中。
三、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1968年，当波兹曼在其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时，他也将其改造成媒介研究里一块全新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他在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的研究。什么是 “媒介作为环境” 呢？这里, 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层面来说明该问题。
首先，媒介环境学将一种（或任何）环境视为结构。结构的独特性在于管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或规则。例如，一个建筑便是一种结构。建筑的主要建筑设计和构造决定了在基础结构中如何安排所有其他事物（例如室内设计、硬件、家具等），以及最终该建筑的居住者如何获得（或无法获得）彼此沟通的途径或人际互动。
同样道理，我们也能将每一传播媒介本身视为这样一种结构，比如可以假设这一媒介是书写系统、烟的信号或者电影。当然，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建筑结构，如水泥、砖瓦等物质。相反，谈到媒介，我们所谓的是一种符号结构或曰符号环境，它们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地组建而成。例如，要使用标准的书写中文作为传播媒介，我们必须掌握其词汇（也即符号及其指定的意义）和语法（例如，规定意义建构的语法规则或规定）。
但当我们掌握这种或任何媒介之时，我们也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看来，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因为在语言所建立了符号结构中，我们必须遵循其内部逻辑，来观察、表现或者说形成我们对所相信的周围世界的概念。当我们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感受或者“感觉”身边的世界时，我们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作者或读者而言，世界“读起来”像本书；对电影制作者而言，电影“看起来”像一系列视觉图像和声音，等等。从这个微观层面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可知，当我们“使用”媒介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其中。
因此，这个方面表明，媒介环境学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感知、人类意识或者人类思维过程（例如，某一书写系统如何建构或定义其使用者描述自身经验并使之概念化的方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研究。
现在我们将探讨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第二个层面，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不难想象，这个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比前面描述的单一媒介符号环境在本质上要复杂得多，也更难研究。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的理论关注点不只集中在多样媒介中每种媒介的内在符号结构。相反，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其符号整体与各个符号部分的总和有着质的不同。例如，当文字在最初靠口语传通的人群中得以传入和扩散时，这些人的心理动力状态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同样，我们不能使作为实体的因特网 (Internet) 概念化，它兼具书写、（静态和动态）图像、声音、计算机、电话等的特征；相反，它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环境，我们还需要多作研究来破译其语言文法特征。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从第二个层面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一个变异（或者“反面” 探讨）。从这个（“反面”）角度来看，媒介环境学者也能考察“媒介作为环境”(environments as media)。当传播学者谈论到媒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谈到诸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唱片、电脑等信息载体。但根据媒介环境学, 任何一种(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互动传通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所提到的，一个建筑的结构如何解释人际互动的总体环境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建筑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机构的学校。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多媒介”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具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规则来说明其居住者（学校管理者、老师和学生）的行为和他们如何处理各自的事物，如何相互发生联系，以及如何与这个环境界限外的一切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一家电影院、一个拜神场所、一个俱乐部或者一间卧室都概念化为传通媒介，因为这些环境都体现了一套符号结构或传通方式，很像用于传播或传通的任何一种传统媒介。
四、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 (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 (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 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
五、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时代史学
基于上述简要解释过的三种基本理论命题，我们应该来看看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中心和定义明晰的特征：关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能促进文化中根本的、大范围的或全面生态变化的研究。媒介环境学部分受芒福德 (Mumford, 1934) 所介绍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的影响，所以有一套专门分析历史演进的方法，或我所谓的“媒介时代史学”（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媒介时代史学根据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将人类历史进展概念化为四个传播媒介时代：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
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口语－文字研究”（orality-literacy studies），它从其他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灵感，比如考古学、古典文学、民间传说、普通语义学、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媒介研究。这些学者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1968, 1977）、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1963, 1982, 1986）、S·I·早川（S.I. Hayakawa，1964）、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1986）、沃尔特·J·昂（Walter J. Ong，1967, 1982）、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1996）、波兹曼（Postman，1982）、沃德·萨皮尔（Edward Sapir，1921）和本杰明·L·沃夫（Benjamin L. Whorf，1956），等等。口语－文字研究是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口语文化各种不同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认知论特征。这一背景下的口语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所知的原始口语文化 (primary oral culture)。
原始口语文化 (或纯口语文化) 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处于原始口语文化中的人类甚至并不知道会存在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没有视觉元素。换句话说，以口语为媒介的原始人类，他们传播的主要含义是进行口语言说和非书面化的帮助——比如绘画、面部表情和手势等的身体语言、物体的排列等等——来对信息进行编码、记录、传递或传输、恢复及译码。这样，媒介环境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是：原始人类是如何思考和建构外部世界（或“现实”）这一概念的？（当他们说话时，肯定无法“看见”思维中的任何词语，因为其所有的言说词汇都是纯粹的声音，而像我们这样识字的人在说出这些词语时，是愿意或能够看见思维中词语的书写元素的。）纯口语人 (primary oral people) 保持的是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比如，与存在着正规书写体系的文化中那些对应者相比，虽然如果正规的书写体系并不普遍，但前者与后者仍然大相径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既然纯口语人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又如何得知原始口语文化的特征呢？
类似的问题在媒介环境学者研究因文字扩散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文化时也是存在的。比如，文字在社会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社会的权力结构？使用口语的原始人，其思维过程通过和文字作品的接触（比如当它们开始学习如何写字时）如何改变？这种改变又如何改变他们对周围世界（或“现实”）的思考和理解？在一个口语盛行的社会，往往是谁会从文字的传入中受益最多？为什么？正规书写体系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人们对“信息”的认识？为什么？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发现文字对口语文化的冲击？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只是媒介环境学家研究媒介变化在文化转型中的角色时试图阐述的诸多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中的这个方面，来理解媒介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角色。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来看，长者往往是原始口语文化或以口语为主的文化中的社会精英，因为他们是这些文化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他们积累了越来愈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诸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历史悠久的谚语的主要原因。从这点而言，长者是口语文化中信息、知识、智慧以及实践技能最珍贵的参考源。但文字的逐渐普及，取代了长者拥有特权的社会角色，因为在文字文化 (literate culture) 中，他们不再像在口语文化时代那样享有对信息的控制权。在文字文化中，只要人们学习阅读和书写，只要身边具有足够的阅读材料，即便是年轻人也可以学得更多更快。一个文字社会的人到21岁时便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这对口语文化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壮举，应为后者学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前者的水平。就此而言，所谓的“代沟”能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这条“沟壑”部分是由于人们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加深的。因此，这种来自口语文化的媒介变化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就在于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口语文化中作为宝物的老者）被代替了。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三个传播时期属于印刷术或印刷文化。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在人类传播史上绝对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革新，因为有了它，人们可以对仅有的原作进行大批量的复制。当印刷技术充分应用后，特别是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1450), 加强了早现代欧洲 (Early Modern Europe) 社会中许多为期更短或更直接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新的职业（如作家、编辑、书商等）乃至新的工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等）。
印刷技术的传播也能促使其他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例如，印刷术的传播如何提炼社会对信息本质的观念？这里，有人会说印刷术所继承的无非是一种使信息民主化的手段，过去信息被社会上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控制，信息大量、廉价复制的手段极为有限。
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所谓的信息民主化在重新定义文化中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或体系时到底能做什么？就媒介时代史学的这个方面而言，对此贡献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1979, 1983）。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也对该领域做出相当大贡献的学者，包括：英尼斯（Innis, 1950，1951），麦克卢汉（McLuhan, 1962）、波兹曼（Postman, 1982, 1985），以及在讨论口语－文字部分时所提及的哈弗洛克 (Havelock，1963, 1982, 1986) 和昂 (Ong，1967, 1982)。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四个传播时期是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文化发展阶段。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角来看，电子媒介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晚期电报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79）在其对古登堡印刷机极为详细和深刻的历史研究中，她认为印刷技术对早期现代欧洲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她还明确提出，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有助于产生早期现代欧洲各种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认识论转变，例如宗教改革、现代科学的出现和文艺复兴。如果印刷术对早现代欧洲文明确实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冲击，那么自进入20世纪这个电子传播技术快速发生、发展和传入的时期以来，电子媒介对接受自己的文化会有何作为呢？
从这个程度来说，20世纪长期以来被公认为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纪就不足为奇了。就从媒介环境史学的角度来想象一下人类的历史：人类用了多百万年来发展口语言说，数千年来发展书写体系，不到两千年来发展印刷文化 (始源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的西方印刷文化史就更短)，而仅仅在一个多世纪这样短暂的时期里，人类历史便猛然进入了一个电子传播的时代。在这个电子传播时代，就是变化自身的改变速度和本质也都一直在加快改变着。这里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媒介环境学的论点：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因为它们拥有一套与以前三个媒介时代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符号和物理结构的偏倚。这也是当麦克卢汉（1964）提出发聋振聩的“媒介即讯息”时的智慧所在，因为电子媒介所改变的不只是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 它们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现在收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征兆，在这种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诸如电视、因特网和多媒体这样的电子媒介。
但是电子媒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仍然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学者激烈讨论的主题。近年来，就此问题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书籍、文章。但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最初理解来说，以下有一些很好的参考资料：J·戴维·博特（J. David Bolter，1973）、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1992）、保罗·勒温森（Paul Levinson，1997）、麦克卢汉（Mcluhan，1964）、麦克鲁汉父子（McLuhan and McLuhan ，1988）、约瑟华·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波兹曼（Postman，1985）、托尼·施瓦兹（Tony Schwartz，1973）和约瑟夫·维森班（Joseph Weizenbaum，1976）。
因此，读者最好还是带着一种求知欲，来发现以上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如何累积成一套里外一致的体系，以及如何形成我们所知道的媒介环境学这个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现在首先明确的是，媒介环境学不仅仅只包括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的著作；事实上, 很多学科和学者都为这个相对较新领域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另外，正如我在前面简要阐明的那样，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门研究媒介的正式学术领域，其兴起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纽约。
总结：媒介环境学对中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为媒介环境学在北美发展的最初学术背景提供一个概述。任何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例如媒介环境学，都需要许多志趣相投的同行所作的贡献，这些人可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同样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如学术机构, 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出版社。
通过这篇概述，及与在本刊的其他有关媒介环境学的论文, 我希望我们能开始研究如何用媒介环境学的方法来理解传播媒介在中国文化或历史上的角色。换言之，中国媒介环境学 (Chinese media ecology) 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媒介时代史学会是什么样的？从学科的层面而言，媒介环境学如何与中国的媒介研究发生联系？中国的媒介环境学对整个媒介环境学的学术发展将有什么贡献？我们如何进行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建构？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会是什么？中国媒介环境学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在典范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会有什么异同之处？
由于我在中国进行媒介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有限，所以我肯定无法确定而权威地回答上述问题以及与之类似的问题。并且，我肯定会向中国的媒介学者同事讨教。但我认为，中国媒介环境学必定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从学术层面来看，还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学术传统，在这里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例如，当我们研究传播技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扮演角色的时候，我们不应指望“复制”那种研究媒介对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时所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分析。
还值得强调的是，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 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 (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 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 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重要的是，选择生态一词来命名媒介环境学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生态代表着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和流动性的系统。任何生态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该系统中诸多因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则是该系统中的基石。所以，生态（也包括自然环境中的生态）是一个活生生的事物和正在进行的过程。同样，媒介环境学（或者中国媒介环境学）也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 千变万化的和不断成长的研究领域。
作者介绍：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是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彼德森大学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传播与媒介研究副教授。他于1989年获得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学位。并于1998年协助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http://www.media-ecology.org)，该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旨在推进媒介环境学的发展; 林文刚博士目前是该学会的副会长。这篇论文是林博士用英文特意为本刊撰写的。林博士邮箱：casey.lum@nyu.edu。
译者：陈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译校：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 中文往往将“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但它也可以翻译成“传通”。”传播”有散播的内涵，这表明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例如大众传播过程）；而“传通”则强调人类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其内涵是在此过程中意见的一致或思想的共识 (见，林文刚, 1998, 1999) 。
2、 虽然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位课程, 是媒介环境学程这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机构基地 (institutional base)--特别是从197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还，媒介环境学慢慢的没落于纽约大学;现在该学位课程的年轻一代的教员并不像文中论述的那样,研究或教授媒介环境学。而通过我对别处的观察 (Lum, in press), 于1998年由几位在80年代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家所创建的独立性学术组织, “媒介环境学学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成为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个机构基地。
3、 林文刚（1996）将卡拉OK既作为一种媒介形态，也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此研究可归入从共生的视角来进行媒介环境学研究这一主线。
原載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2期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 (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 (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 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
五、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时代史学
基于上述简要解释过的三种基本理论命题，我们应该来看看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中心和定义明晰的特征：关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能促进文化中根本的、大范围的或全面生态变化的研究。媒介环境学部分受芒福德 (Mumford, 1934) 所介绍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的影响，所以有一套专门分析历史演进的方法，或我所谓的“媒介时代史学”（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媒介时代史学根据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将人类历史进展概念化为四个传播媒介时代：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
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口语－文字研究”（orality-literacy studies），它从其他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灵感，比如考古学、古典文学、民间传说、普通语义学、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媒介研究。这些学者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1968, 1977）、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1963, 1982, 1986）、S·I·早川（S.I. Hayakawa，1964）、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1986）、沃尔特·J·昂（Walter J. Ong，1967, 1982）、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1996）、波兹曼（Postman，1982）、沃德·萨皮尔（Edward Sapir，1921）和本杰明·L·沃夫（Benjamin L. Whorf，1956），等等。口语－文字研究是作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口语文化各种不同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认知论特征。这一背景下的口语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所知的原始口语文化 (primary oral culture)。
原始口语文化 (或纯口语文化) 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处于原始口语文化中的人类甚至并不知道会存在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没有视觉元素。换句话说，以口语为媒介的原始人类，他们传播的主要含义是进行口语言说和非书面化的帮助——比如绘画、面部表情和手势等的身体语言、物体的排列等等——来对信息进行编码、记录、传递或传输、恢复及译码。这样，媒介环境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是：原始人类是如何思考和建构外部世界（或“现实”）这一概念的？（当他们说话时，肯定无法“看见”思维中的任何词语，因为其所有的言说词汇都是纯粹的声音，而像我们这样识字的人在说出这些词语时，是愿意或能够看见思维中词语的书写元素的。）纯口语人 (primary oral people) 保持的是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比如，与存在着正规书写体系的文化中那些对应者相比，虽然如果正规的书写体系并不普遍，但前者与后者仍然大相径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既然纯口语人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又如何得知原始口语文化的特征呢？
类似的问题在媒介环境学者研究因文字扩散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文化时也是存在的。比如，文字在社会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社会的权力结构？使用口语的原始人，其思维过程通过和文字作品的接触（比如当它们开始学习如何写字时）如何改变？这种改变又如何改变他们对周围世界（或“现实”）的思考和理解？在一个口语盛行的社会，往往是谁会从文字的传入中受益最多？为什么？正规书写体系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人们对“信息”的认识？为什么？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发现文字对口语文化的冲击？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只是媒介环境学家研究媒介变化在文化转型中的角色时试图阐述的诸多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中的这个方面，来理解媒介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角色。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来看，长者往往是原始口语文化或以口语为主的文化中的社会精英，因为他们是这些文化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他们积累了越来愈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诸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历史悠久的谚语的主要原因。从这点而言，长者是口语文化中信息、知识、智慧以及实践技能最珍贵的参考源。但文字的逐渐普及，取代了长者拥有特权的社会角色，因为在文字文化 (literate culture) 中，他们不再像在口语文化时代那样享有对信息的控制权。在文字文化中，只要人们学习阅读和书写，只要身边具有足够的阅读材料，即便是年轻人也可以学得更多更快。一个文字社会的人到21岁时便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这对口语文化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壮举，应为后者学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前者的水平。就此而言，所谓的“代沟”能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这条“沟壑”部分是由于人们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加深的。因此，这种来自口语文化的媒介变化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就在于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口语文化中作为宝物的老者）被代替了。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三个传播时期属于印刷术或印刷文化。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在人类传播史上绝对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革新，因为有了它，人们可以对仅有的原作进行大批量的复制。当印刷技术充分应用后，特别是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1450), 加强了早现代欧洲 (Early Modern Europe) 社会中许多为期更短或更直接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新的职业（如作家、编辑、书商等）乃至新的工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等）。
印刷技术的传播也能促使其他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例如，印刷术的传播如何提炼社会对信息本质的观念？这里，有人会说印刷术所继承的无非是一种使信息民主化的手段，过去信息被社会上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控制，信息大量、廉价复制的手段极为有限。
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所谓的信息民主化在重新定义文化中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或体系时到底能做什么？就媒介时代史学的这个方面而言，对此贡献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1979, 1983）。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也对该领域做出相当大贡献的学者，包括：英尼斯（Innis, 1950，1951），麦克卢汉（McLuhan, 1962）、波兹曼（Postman, 1982, 1985），以及在讨论口语－文字部分时所提及的哈弗洛克 (Havelock，1963, 1982, 1986) 和昂 (Ong，1967, 1982)。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四个传播时期是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文化发展阶段。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角来看，电子媒介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晚期电报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79）在其对古登堡印刷机极为详细和深刻的历史研究中，她认为印刷技术对早期现代欧洲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她还明确提出，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有助于产生早期现代欧洲各种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认识论转变，例如宗教改革、现代科学的出现和文艺复兴。如果印刷术对早现代欧洲文明确实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冲击，那么自进入20世纪这个电子传播技术快速发生、发展和传入的时期以来，电子媒介对接受自己的文化会有何作为呢？
从这个程度来说，20世纪长期以来被公认为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纪就不足为奇了。就从媒介环境史学的角度来想象一下人类的历史：人类用了多百万年来发展口语言说，数千年来发展书写体系，不到两千年来发展印刷文化 (始源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的西方印刷文化史就更短)，而仅仅在一个多世纪这样短暂的时期里，人类历史便猛然进入了一个电子传播的时代。在这个电子传播时代，就是变化自身的改变速度和本质也都一直在加快改变着。这里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媒介环境学的论点：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因为它们拥有一套与以前三个媒介时代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符号和物理结构的偏倚。这也是当麦克卢汉（1964）提出发聋振聩的“媒介即讯息”时的智慧所在，因为电子媒介所改变的不只是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 它们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现在收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征兆，在这种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诸如电视、因特网和多媒体这样的电子媒介。
但是电子媒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仍然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学者激烈讨论的主题。近年来，就此问题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书籍、文章。但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最初理解来说，以下有一些很好的参考资料：J·戴维·博特（J. David Bolter，1973）、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1992）、保罗·勒温森（Paul Levinson，1997）、麦克卢汉（Mcluhan，1964）、麦克鲁汉父子（McLuhan and McLuhan ，1988）、约瑟华·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波兹曼（Postman，1985）、托尼·施瓦兹（Tony Schwartz，1973）和约瑟夫·维森班（Joseph Weizenbaum，1976）。
因此，读者最好还是带着一种求知欲，来发现以上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如何累积成一套里外一致的体系，以及如何形成我们所知道的媒介环境学这个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现在首先明确的是，媒介环境学不仅仅只包括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的著作；事实上, 很多学科和学者都为这个相对较新领域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另外，正如我在前面简要阐明的那样，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门研究媒介的正式学术领域，其兴起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纽约。
总结：媒介环境学对中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为媒介环境学在北美发展的最初学术背景提供一个概述。任何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例如媒介环境学，都需要许多志趣相投的同行所作的贡献，这些人可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同样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如学术机构, 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出版社。
通过这篇概述，及与在本刊的其他有关媒介环境学的论文, 我希望我们能开始研究如何用媒介环境学的方法来理解传播媒介在中国文化或历史上的角色。换言之，中国媒介环境学 (Chinese media ecology) 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媒介时代史学会是什么样的？从学科的层面而言，媒介环境学如何与中国的媒介研究发生联系？中国的媒介环境学对整个媒介环境学的学术发展将有什么贡献？我们如何进行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建构？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会是什么？中国媒介环境学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在典范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会有什么异同之处？
由于我在中国进行媒介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有限，所以我肯定无法确定而权威地回答上述问题以及与之类似的问题。并且，我肯定会向中国的媒介学者同事讨教。但我认为，中国媒介环境学必定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从学术层面来看，还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学术传统，在这里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例如，当我们研究传播技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扮演角色的时候，我们不应指望“复制”那种研究媒介对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时所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分析。
还值得强调的是，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 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 (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 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 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重要的是，选择生态一词来命名媒介环境学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生态代表着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和流动性的系统。任何生态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该系统中诸多因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则是该系统中的基石。所以，生态（也包括自然环境中的生态）是一个活生生的事物和正在进行的过程。同样，媒介环境学（或者中国媒介环境学）也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 千变万化的和不断成长的研究领域。
作者介绍：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是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彼德森大学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传播与媒介研究副教授。他于1989年获得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学位。并于1998年协助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http://www.media-ecology.org)，该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旨在推进媒介环境学的发展; 林文刚博士目前是该学会的副会长。这篇论文是林博士用英文特意为本刊撰写的。林博士邮箱：casey.lum@nyu.edu。
译者：陈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译校：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 中文往往将“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但它也可以翻译成“传通”。”传播”有散播的内涵，这表明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例如大众传播过程）；而“传通”则强调人类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其内涵是在此过程中意见的一致或思想的共识 (见，林文刚, 1998, 1999) 。
2、 虽然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位课程, 是媒介环境学程这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机构基地 (institutional base)--特别是从197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还，媒介环境学慢慢的没落于纽约大学;现在该学位课程的年轻一代的教员并不像文中论述的那样,研究或教授媒介环境学。而通过我对别处的观察 (Lum, in press), 于1998年由几位在80年代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家所创建的独立性学术组织, “媒介环境学学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成为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个机构基地。
3、 林文刚（1996）将卡拉OK既作为一种媒介形态，也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此研究可归入从共生的视角来进行媒介环境学研究这一主线。
原載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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