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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影响巨大的传播学者，国内学术界缺乏对他的梳理与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作了梳理：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三、霍尔模式的检验：民族志研究；四、对霍尔模式的评价。意在为霍尔研究的抛砖引玉，激活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帕金模式； 意义体系； 霍尔模式； 解码立场； 民族志研究
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制码/解码》（Encode/Decode）一文中提出了观众解读已制作好的电视讯息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他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又译“解码地位”），分别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相应为：“优先解读”（又译“优势解读”或“偏好式解读”）、“协商解读”（又译“妥协解读”）与“对抗解读”（又译“抵抗解读”）。这就是著名的“霍尔模式”(Hall model)。霍尔模式是传播批判学派的一种受众视角，它是一个“诠释性典范”(Interpretive Paradigm)。
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
霍尔模式并非一个原创性的模式，就是说，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解码模式。霍尔显然是极大地受到了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Parkin,又译“巴尔金”）的启迪。对此，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J·费斯克(Fiske)与J·哈特利(Hartly)合著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和大卫·莫利著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 Cultural Studies)两本影响巨大的专著中都有所交代。
帕金在《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认为，就西方社会而言，不同社会阶级的众多成员必然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体系”（又译“意义系统”）或意识形态架构。他认为可以区分出三个相当有用的意义体系。分类的标准是：根据不同社会来源和“阶级不平等的不同道德诠释”。对于三种意义体系，费斯克与哈特利的叙述与莫利的叙述略有差别，两者可以互为补充。
费斯克与哈特利引介的三种意义体系为：1．支配型（dominant system）。这一型可视为“官方版”的阶级关系。它鼓吹支持既存的不平等现象，在下层阶级心中培养出一种“敬仰”或是“心向往之”的心理反应。他们的反应不外两种：尊敬既有的伦理，或是对地位尊荣产生“有为者亦若是”的向往。2.从属型（subordinate system）。这一种道德架构，基本上虽然也认可支配阶级对经济状况的全盘控制，却同时保留了特定团体在任何时候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权利。对于不平等状况，它鼓吹的是协商交涉的精神。3.急进型（radical system）。这种类型反应的力量，来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党派。它反对由一个阶级支配统治的架构，对不平等的现象，主张抗争对立的回应，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
相比较而言，莫利的对帕金的意义体系的介绍，清晰地显示出了帕金的分类根据。1.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是主要的制度性秩序；而这个道德架构则透过等差设计，强化了现存不平等状态。2.臣服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或产生这种体系的环境是地方劳工阶级社区；而其道德架构则鼓励人们以调适的方式，回应不平等与地位低下的事实。3.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则是劳工阶级的大众政党；而其道德架构则倡议以对立的姿态诠释阶级不平等的状态。
这就是帕金的社会学模式，简称“帕金模式”(Parkin model)。莫利指出，帕金模式是莫利用来了解不同阶级成员，在各拥典型位置的情况下，如何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关系。
斯图亚特·霍尔的功劳在于，他将社会学中的帕金模式引进了传播学领域，称其为“霍尔模式”，我们其实指的是霍尔的“传播学”模式。霍尔看到了帕金模式的延伸能力，觉得帕金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不同阶级的成员如何解码其媒介信息。他将帕金的理论运用到电视讯息上，认为电视讯息的发送者（制码者）和接收者（解码者）两方所运用的符码，也奠基于支配、从属以及急进三种形态的反应。
霍尔对帕金模式的引入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学科渗透那么简单。正因为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才称其为“霍尔模式”。莫利谈到，如果说要把社会学的著作整合，使之成为传播理论的一部分，就必将遇到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学主义化”（sociologism）倾向。何为“社会学主义化”呢？就是传播学者可能企图立即将社会学中的类目（比如，阶级）转化成意义（比如，意识形态上的立场），却没有适当地处理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由社会学到传播学的过程——所涉及到的特殊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只是将社会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种族与阶级等）当作是决定解码的因素，但却没有特别地解释这些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到底如何“介入”，那么这种分析就显得不够。到底经由哪些特定机制使得这些社会因素，被结合到了某些话语（discourse,台湾一般译为“论述”），确实是必须加以注意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因素总是就这么地“介入”了传播过程。恰当的看法是，只有透过话语的结合，这些因素才有可能对传播产生效果。一言以蔽之，霍尔的引入显示了“传播话语”的重要价值，而“传播话语”又正好是在研究“受众”（霍尔最初针对的是“电视观众”）解码时非常重要的。在莫利看来，霍尔在将社会学的著作整合成为传播理论时，避免了简单的“社会学主义化”。
这就是“帕金模式”转化为“霍尔模式”的学科意义。
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
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明确指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因为传播交流并不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意义结构”，两者也许并不相同，即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图式如下（说明：由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编码、解码》一文对这一图式的翻译有误，这里根据的是JUSTIN WREN-LEWIS的论文“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RITICISMS AND RE-DEVELOPMENTS FOR RESEARCH ON DECODING”。）：
霍尔指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即在传播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以及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所谓“扭曲”和“误解”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简言之，该图式很强调传播交流中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符码的张力关系（TENSION RELATION）。
莫利认为，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断裂”，新的研究并不从结构－功能，也不从行为效果，而是企图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理解传播现象。莫利将断裂后的研究称为“诠释典范”（INTERPRETIVE PARADIGM）,以此对立于更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规范性典范”（NORMATIVE PARADIGM）——即以美国为重镇的主流传播研究典范。毫无疑问，莫利所声称的断裂，霍尔自然功不可没。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多雷就评价霍尔的《制码/解码》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起点。他说，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左派、“悲观的”马克思主义、美国传媒模式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脱颖而出的奠基时刻，那恐怕就是霍尔《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的发表。
在美国林林总总的传播模式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是可以拿来与上面的图式作一番比较的。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如下图所示：
该模式的一个独到的概念是“传播单位”，即每一个传播的参加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可视为“传播单位”。一个传播单位身兼两重身份——传者与受者，执行四种功能——传送、编码、释码与译码。该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于，肯定了传播的双向性。但是，它明显地将双向视为了“对等的循环”，不太符合大众传播的实际。它比较适合于人际传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重在表明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循环性特征，它说到底仍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过程模式，而并没有像霍尔那样敏锐地审视：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权力较量关系——意义空间里的斗争或传播话语的斗争。而且，霍尔比之于奥斯古德和施拉姆，深刻之处还在于霍尔上述图式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都各有不尽相同的背景系统，即“知识构架”、“生产关系”以及“技术基础结构”，因此，编码者和解码者都是带有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特征的人。真正深刻的传播过程研究，是绝不能忽视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霍尔提出的三种假想受众解码立场。霍尔模式是出自思辨，而非实证研究。霍尔对自己研究的“假想” 性质毫不隐讳，他说：“……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可能的解码地位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接着又说：“我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这些过程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
莫利指出，霍尔的“制码/解码”取向的建立有以下：（1）制码同一件事情的方式，不止一个；（2）讯息潜在地解读（READING）方式,总是不止一个。讯息期望并偏好某些解读方式，但这些解读方式绝对不可能定于一尊；它们仍然具有多义性；（3）不管某一讯息显得如何透明和“自然”，解读讯息同样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实践过程。
霍尔假想的三种解码立场分别为：
第一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中获取所内含的意义，并根据用来将信息进行编码的参照符码来解码信息之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就是说，受众采取与编码者（传播者）的“专业编码”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这就是最为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前面图式中的“编码意义结构1”＝“解码意义结构2”。这一种解码立场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又译“宰制理论”）生发而来。这表明受众运作于占支配地位的符码之中，进而就运作于主导意识形态之中。霍尔称受众的这种解读方式为“PREFERRED READING”(优势解读)。
第二种解码立场：协商立场（Negotiated Code）。持这种解码立场的受众可能大致采用已编制好的意义，但又会将讯息与某些具体的或当下的情境相结合，而由于这些情境反映了他（她）的立场与兴趣，因此受众可能修正优势意义，透露出一种协商（谈判）的特征。霍尔说，协商式解读中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既对主导－霸权的编码所“给”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来使讯息中内含的意义适合于 “局部条件”——自身的特定情况，适合于他（她）本身所属团体的地位。通俗地说就是“部分同意，部分否定”。总之，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这时候，“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不完全对等，也不完全相反。
第三种解码立场：对抗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解码者很可能完全了解讯息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编码的，也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含意义的曲折变化，但是却对此置之于不顾，自行找来另一个诠释架构，因此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完全背道而驰。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莫利认为，对抗式解读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反之，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将它当作是对于优势解读的持续批评。也即，从对立的立场来读，是在力图推翻编码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抗式解读是一种意义抗争的力量。传播批判学者的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常常是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主导的）和观众的被动性来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对此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有所涉及。但是，就我们国家来讲，对于主导符码的对抗式解读纯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观点，恐怕并不见得恰当。正误判断，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另外，顺便指出，这种解码立场，与“符号游击队”（Semiological Guerillas，又译“语符游击队”)的主张是一致的。“符号游击队”所实施的行为就是“诠释性抵抗”（Interpretive Resistance）。“符号游击队“的称呼是相对于作为“正规军”的大众传媒组织而言的。“游击队”与“正规军”表露的是权力对比关系。总之，当受众对抗式解读时，“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完全处于誓不两立的状态。
霍尔模式也是在对美国传统传播学中一个影响颇大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深刻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霍尔自己对使用与满足理论过度高估了讯息的“开放型”而忽略了讯息文本存在的“封闭”意义的一面，提出了批评。同时，当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则一味地寻求个人心理结构，想要从中找出“需要”（need）与“满足”（gratification）的根本原因，但却未能合理地将这些心理现象，置于任何社会－历史架构之中。这时，“受众”更多地表现出“个人”取向，显示出已被原子化的倾向，因此受众就不与群体以及次文化这些提供行动意义的架构发生任何关联。莫利宣称必须从根本上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取向断绝关系。
三、霍尔模式的检验：民族志研究
如霍尔自己所言，“假想的解码立场”是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的。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他学者，象莫利、洪美恩就是著名的代表。这方面，莫利的代表作有《全国观众》（The ‘Nationwide’Audience,又译《“举国上下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洪美恩(Ien Ang，陶东风教授译为“伊安·昂”)的代表作是《看<豪门恩怨>》（Watching Dallas）。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研究在英国非常流行。在1992年出版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莫利引证了罗尔（Lull）的看法，最近几年来，“民族志”这样的字眼在受众研究领域内，已经变成了图腾。民族志仿佛变成了新近设立的部落神祗。刹那间，人人都是民族志研究家。罗尔说，在传播研究领域“民族志”成了被人滥用的烦人的字眼。急进的批评者更是声称：民族志学者成了流行的牺牲品。民族志研究在英国的流行与兴盛也影响了美国，以至于美国1997年出版的《信息社会的传播媒介》（Communications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一书中将“民族志研究”作为了一种基本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与内容分析法、实验研究等并列。
民族志（Ethnography，又译“人种学”或“方志学”），是一种实地研究方法，来源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试图进入到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美国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一文中极力推崇“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又译“厚描”），并指出：“民族志是深描”。格尔茨进一步指出，民族志描述有四个特点：一、它是解释性的；二、它所解释的是社会性的会话流；三、它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会话“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四、它是微观的。
民族志是一种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观察传媒效果的自然方法。它强调受众研究应当在自然的接收状态进行，这才与讯息接收的现实相符，因此民族志研究必然是与日常生活紧密交融的。例如，如果要研究观众的电视收视行为，就必须研究日常生活中观众看电视的情境（台湾译为“看电视的脉络”）。对此，著名传播学者西伐史东（Silverstone）打了一个我国国画家如何画鲤鱼的比方。他说，要画鲤鱼需要摸清楚芦苇丛、水中的石头、水波等。因为，这些元件并不只是鲤鱼的环境，并不只是鱼儿成长的空间，也不是天然的背景而仅供作画取景之用。它们属于鲤鱼本身……我们必须做此理解，亦即鲤鱼具有某种力量，影响了世界也被世界影响。于是西伐史东进一步比喻道：“传播有若鲤鱼”（Communication Is a Crap），即传播研究应当研究环绕受众的那些因素。这种研究就是民族志的长处。
下面我们以莫利的研究为例，具体看看经验层面的研究是否证实了霍尔“假想的解码立场”。
1980年莫利开始研究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晚间新闻节目“举国上下”的观众，研究目标是理解和证明霍尔的制码/解码模式。研究步骤如下：（1）建构解码范围的类型（typology）；(2)分析这些解码方式为什么产生变异，有什么变异？（3）展示不同诠释方式是怎样产生的？（4）找出这些变异情况与其他文化因素的关联性：阶级、社会经济或教育地位，以及文化与诠释素养/话语/符码之间，其吻合（fit）的本质是什么？莫利根据职业安排了29组观众，每组5－10人。29个组又分为四种类型：经理人员、学生、学徒和实习生、工会成员。让他们观看两个晚间新闻“举国上下”(时间分别为1976年5月19日和1977年3月29日)，然后研究各组的解读。研究时又采用了两种方法：焦点访谈（focused interview）与团体访谈（group interview）。
莫利特别感兴趣的是霍尔的“观众不同的解码是其阶级立场的结果”这一论述。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模式。例如文科大学生和师范学院学生组，其解码处于“主导－霸权立场”和“协商立场”之间，而售货员组则持“对抗立场”。但是，也有一些观众组的解读无法用霍尔模式来解释。比如，中产阶级的银行经理组与工人阶级的学徒组，其解码立场具有一致性，都是“主导－霸权立场”，这是出乎意料的。对此，莫利的解释是，银行经理组的“主导－霸权立场”的解码来自于其政治立场，同时与“举国上下”保守的电视话语相一致。而学徒组的解码立场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批判精神，政治上毫无主见、随大流。
各个组的解码立场如下图所示：
莫利指出，该图是以空间而不是以线形关系表达的。图式中记录的不同反应与诠释，并不能说只是出于个人心理状态的差异。他们之所以不同，必须从沉淀于社会结构之内的文化差异来寻找——这些文化丛结一方面限制着，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个人诠释讯息的方式。如果要真正了解特定讯息的所有潜在意义，就必须描绘由讯息所设定的受众的“文化图谱”。这张图谱必须能够显示受众中有些什么次级群体，次级群体又各自拥有哪些不同的文化库存与符号资源。一个讯息文本及其意义，必须从两方面的互动来理解：其一是文本所内含的符码，其二是不同社会位置的受众所占据的符码。莫利的研究结论认为，说个人对于讯息的解读，必须由其社会脉络入手，但绝对并非说采取某种模式的决定论。阶级位置并没有与解码架构产生直截了当地关系。霍尔模式无意直接从社会阶级位置推知解码方式。问题总是这样的：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就特定的解读方式，这整个过程是受结构限制的。
四、结语：对霍尔模式的评价
霍尔模式，影响巨大。对它既有人充分肯定，否定的也不乏其人，即便是肯定之处也不尽一致。比如，费斯克认为霍尔模式的价值，在于它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了受众，认为受众才是意义生发的场所。而莫利则对此提出批评。莫利说费斯克这样来理解霍尔模式，忽略了该模式的主要精神其实在于强调文本以哪些策略，封闭了意义解读。霍尔模式初看简单，但它却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意义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递”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制码/解码”机制而“建构”的。文本解读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过程。总的看来，这一模式为文化和传媒研究带来了乐观的一面，改变了美国传媒理论中持续时间颇长的受众被动的传统模式。
莫利也说，很明显，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基模。而这些宽泛的类目——主导的、协商的与对抗的符码，其内部另需划分才能解释在此基模内所出现的变异情况。比如，主导符码内大可另有不同的形式或变异。不管怎样，从帕金模式而来的霍尔模式，很重要的进步是将受众视为社会结构化的产物，这就摆脱了先前将受众当作是未经结构的，只是无数个人之总和的模式。
J·埃利思（J·Ellis）显然不赞成霍尔模式。他认为，霍尔模式明显认定受众解码时存在着“典型立场”，这根本就不可靠。他举例说：在适当的时机，店老板可以投票给共产党，并且对于集体性努力，抱有信心。因此，在适当地时机，店老板可以在不受结构制约的情况下，使用许多不同的架构/符码来解码各个节目。莫利对埃利思的此番见解进行了批判。莫利认为，埃利思轻率地否定了受众的社会结构立场的重要性，而只求关注个人的随机行动，而置社会－历史情境于不顾。这又回到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霍尔模式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坚持作为社会的人，受众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生活于种种社会集体意识的复杂结构之中的。另外，埃利思误解霍尔模式还在于，将选择方案两极化了，认为“非此即彼”。
卡纳（Corner）认为，霍尔原来提出的优势解读、协商解读与抗拒解读模式，有着内在地多种问题与限制。霍利（Holy）则认为，霍尔德原始模式混淆了认出（recognition）、了解（comprehension）、诠释（interpretation）与反应（response）等概念。面对批评，莫利是霍尔模式的一个维护者。他反驳道，卡纳的看法固然不错，但我还是认为，就许多方面而言，那个模式虽然需要再作修改与发展，但面对着罗兰·巴尔特主张的所谓媒介文本同等“开放”而任人诠释的说法，它仍然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另类的概念框架。他对霍利的反驳是，我固然同意那些概念最终必须拆开来分析，但既然读者必须依赖行文的脉络才能理解文本，如果强行将这些差别分得过分细腻，就可能让读者徒然拥有一个虽白净净但并不真实的模式，那么读者接触文本时，到底所为何事却无从知晓。
霍尔模式出来以后，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条道：一条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另一条则遵循霍尔模式的初衷。
走向“语符民主之路”的典型代表是费斯克，他欢欣鼓舞地庆贺“语符民主”的到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受众是自主的，他们以乐观与救赎的心情，解读主流媒介的文本，于是认为媒介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存在。费斯克还进而主张“读者解放运动”。显然，不管是主张“语符民主”还是“读者解放运动”，都是在强调基于文本的多义性而来的解码的自由，就价值取向上看，尤其肯定对抗式解读，“符号游击队”拥有的正是“语符民主”。
对于“语符民主”更多的学者是怀疑与批判的。他们则首先强调霍尔模式最初的重点。伊凡士（Evans）说，霍尔提出制码/解码模式之时，虽然他也承认有协商解读与对抗解读的可能性，但重点在于强调“优势解读”这个概念。但后来这个模式却被扭曲而变形，引用它的人经常声称，大多数的人每天都在修正或歪曲媒介内容所呈现的主流意识形态。莫利也强调霍尔模式中的优势解读，而认为模式的主要精神在于，强调文本以哪些策略封闭了意义的解读。他进而指出，文本并不是封闭意义的唯一场域，社会也是封闭意义的场域，对此，卡纳曾指出，哪类人可以取得哪些符码然后据以解码，其实是由他们的社会位置所规范的。其他的学者像柯兰、洪美恩、薛德森（Schudson）、莫蕾斯基（Modleski）、梅铎（Murdock）、卡瑞基（Carragee）等都对“语符民主”提出了批评。柯兰说，费斯克欢欣鼓舞地庆贺“语符民主”的到来，说是人们在一个自主的文化经济体之内，从变幻广泛的次文化及团体坐标，取得并建构他们各自的意义，实在是很有问题的论断。莫利则薛德森告诫说，我们切莫在不经意之间，“浪漫化”了语符过程本身，以至于忘却了分析权力之多种社会关系的整体脉络。梅铎的反驳也鞭辟入里，他说，庆贺受众的积极创造性与愉悦，很容易就会变成现有媒介权力体系的同谋，而现状却是大多数另类或反对的声音与视野，已被排除或被边缘化了。因此，我们对于霍尔模式的分析，应当将受众解读纳入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之中来分析，这样才能对于传播中权力关系有一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遮蔽了霍尔模式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刻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文化研究读本》（罗纲、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大卫·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3】J·费斯克、J·哈特利《解读电视》，（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4】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5】David Croteau,William Hoynes,Media/Society: Industries, Images, and Audience, Pine Forge Press, 1997.
【6】Joseph Starubhaar & Robert LaRose,Communications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Copyright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