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探究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
Marshall McLuhan
目录 [显示部分] [显示全部]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1970年，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按照他的界定，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而固有的结构，揭示媒介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
学派的创生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领军人物、原创思想和制度构建。媒介环境学的创建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
媒介环境学的多伦多学派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英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4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麦克卢汉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执教，任英语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他们互相激励。麦克卢汉推崇英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他欣然为《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作序，在传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英尼斯也许会默默无闻。这一判断似乎有所夸张，但也有不无道理。
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论”就是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学派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建立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度将近10年的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他参与持久的咖啡屋“清谈”，1963年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讨会。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60年代后期，他和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编辑的《预警线通讯》（DEW－LINE），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
麦克卢汉共有10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媒介环境学的两驾马车、一体两面。本世纪之前，加拿大学者和美国的詹姆斯·凯利往往不能够正确对待两人的学术地位，他们采取贬低麦克卢汉、褒扬英尼斯的态度。重要的原因有3个：（1）英尼斯的现实关怀胜过麦克卢汉，（2）英尼斯谨守校园学术，是书斋型学者的楷模，而麦克卢汉却成为公众偶像；（3）英尼斯讲究学术的规范，麦克卢汉讲究华丽的修辞。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麦克卢汉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伦多学派的学者，以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研究所为组织保障，以《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和《预警线通讯》为宣传阵地。4位最杰出的学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
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Donald Theall）、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他是福斯戴尔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3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作。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几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
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梅罗维兹的《地域感的消失》（1985）也在中国问世。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戏剧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的源头是：语言相对论、城市生态学、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英国的新批评。
媒介环境学认为，最重要、最早诞生的人类媒介是口语，这是人类媒介演化的第一场革命，所以他们要把语言作为人与环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为此，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沃尔特·翁写了专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来研究口语、拼音文字和印刷术。
克里斯琴·L·尼斯特洛姆把学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及其在人类语言学里的表现：语言相对论。她探讨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苏珊·K·朗格如何把相对论思想转化为媒介环境学的基石。她说，我们认识的环境是我们的感官、符号和工具提供的现实：“这个观点认为，人们接触的现实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们的感知、探索、表征和传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现实的版本。我把这个思想当作20世纪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环境学赖以建立的思想。
她把相对论思想追溯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说明了现实的相对性、现实的社会构建的相对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对性"
她把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媒介来研究：“语言及一切表征经验的符号系统扮演重要的作用，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进而影响我们在现实里如何做事……最系统、最有力地表达这个观念的并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和爱德华·萨丕尔。
媒介环境学的另一思想源头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态学。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一位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这位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留下传世之作数十部，媒介环境学最为称道的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等。芒福德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之一，在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城市发展和更新、地区规划、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媒介环境学相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技术历史分期的思想；他有关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技术有机理论（techno-organicism）；他对“王权机器”（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术垄断和国家机器的批判。
林文刚和兰斯·斯特雷特研究并吸收了刘易斯的思想，他们合作的文章《刘易斯·芒福德与技术生态学》已有中文译文。
媒介环境学者继承了芒福德强调知与行的关系，看重践行。芒福德、英尼斯、麦克卢汉、英尼斯、莱文森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抨击时弊、研究大众文化、关心教育改革、进行对策研究，典型的著作有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波斯曼的《认真的反对》和《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莱文森的《捍卫第一修正案》。英尼斯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师从凡勃伦，但同时又浸淫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生态思想和传播思想里，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罗德里克·麦肯锡、查尔斯·霍顿·库利、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胡翼青认为：“尽管英尼斯很少引用凡勃伦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但他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却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英尼斯的研究在学术基调上纠正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义的缺陷……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文明的空间偏向的忧心忡忡。英尼斯认为这最终将为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麦克卢汉认为，英尼斯的很多论调几乎就是帕克言论的翻版：“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英尼斯的调子：‘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似乎可以说，每一种技术设备，从手推车到飞机，就其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动装置来说，已经而且也应该标志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同理，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发扬光大英国新批评的思想。他在剑桥大学师从新批评的旗手理查兹（I. 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利维斯（F. R. Leavis）。这几位大师推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他们讲授的文学课程偏重认知、美学和社会学，这感染了麦克卢汉。这使他学会扮演桥梁的角色，他把人文学科中的文化艺术产业连接起来，把社会科学中的主干学科连接起来，把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两大“对立”的文化连接起来。
新批评最重要的思想是注重语言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这对麦克卢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麦克卢汉“媒介即是讯息”就是从新批评学来的。语言和媒介的形式是“看门狗”的比方就是从艾略特学到的。麦克卢汉说：媒介的“内容”就像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媒介的“形式”像看门狗，撬门贼用“内容”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使人不注意“形式”。
新批评顺理成章的结论不就是把人类语言当作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吗？理查兹、燕卜森、利维斯不是教他要特别注意语言这种技术的影响吗？人类通过语言感知世界，语言塑造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燕卜荪的《晦涩的七种类型》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语词晦涩，研究语词的最好办法不是研究其“内容”（即词典中的意义）,而是研究其语境效果，如果说这些效果是潜意识的，那么其他的人工制造物的效果也应该是潜意识的——轮子、印刷机等都是如此。
利维斯的《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实用的文学批评是用来培养环境意识的：“实用的文学批评——散文和诗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到广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体特征），还可以将新闻体裁和大众小说相比较。”
林文刚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主要特点，引文如下：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 (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 (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 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
如何给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命名？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给这个学派命名前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如何从他诗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
麦克卢汉遭遇到一切“先知”共同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几乎整个北美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为他服务。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时，其名声也是毁誉参半的。北美学界和新闻界撕裂为两半，赞誉者把他捧上天，封他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毁之者把他打入地狱，贬他为“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学界对他的两极评价很快就集结为两本文集：《麦克卢汉：冷与热》（1967）和《麦克卢汉：毁誉参半》（1968）。
学界的困扰还来自该学派内部。以保罗·莱文森为例，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77年到1980年，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止一次从纽约北上到多伦多上去“朝觐”麦克卢汉，但围绕麦克卢汉思想的实质，两人的意见却迥然不同。莱文森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1979）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读到这样的评价之后，麦克卢汉立即打电话予以反驳。
10年后，莱文森修正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他的话为证：“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
30年后，美国学者林文刚采用了非常冷静的考察和自省，他认为技术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论命题的连续体来表现，执其两端的是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执其中端的是技术/文化共生论，麦克卢汉偏向硬决定论，莱文偏向森软决定论，林文刚本人主张技术/文化共生论。
围绕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中国学者对的评价也经历长期的争论和思考，如今的趋势是能够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了。
1998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正式定名为media ecology。从诞生到举旗，这个学派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中国学者给这个学派定名也经过了十来年的反复琢磨。由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媒介生态学的英文同名，均为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近三年，笔者和林文刚教授、陈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几位同事反复琢磨，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林文刚对此做了一些说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 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此定名的原因：“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的讲话里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2005年以后，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到深圳大学任职，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来校讲学，我们几人认真切磋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此前，我们都把它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李明伟博士还为该学派独创了一个名字“媒介形态理论”。经过几年的切磋，我们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笔者对这个定名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最后崛起的学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麦克卢汉研究、英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对这些个别学者的研究……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里的所谓“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考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译名问题……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派最全面、客观、冷静、公允的成果是李明先生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据我所知，他正在根据近三年研究的心得修订论文，准备出版。我在此对这篇博士论文做一些介绍，借以反映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研究比较有份量的水平。
《媒介形态理论研究》分“导论”、“媒介形态理论”、“理论与时俱进”、“媒介形态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媒介形态理论”、“问题与批评”、“媒介形态与社会化”、“研究结论”等八部分。
李明伟博士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首先分析了他们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共性，并从科学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其次，注重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每个学者的个人情况，解读这一研究范式的发展纵线。然后，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和评价。”
论文主张对麦克卢汉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有人说，麦克卢汉是电子媒介的狂热宣教者。但是，从他提出的这个媒介定律来看，麦克卢汉在对新媒介的态度上表现出罕有的冷静、务实和周全。实际上，麦克卢汉自始至终都抱有这种认真的态度：理解媒介，而不是哗然或愕然。”
论文认为：“给媒介形态理论冠以“技术决定论”的称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媒介形态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
论文的结论之一是：“英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梅罗维兹、莱文森等人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我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
论文的结论部分列举媒介环境学派的“六个规定性特点”：（1）立论的中心和原点是媒介；（2）侧重研究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传播的具体内容；（3）区别对待不同媒介的特性，反对泛论媒介；（4）注重考察媒介形态变化的动态历史；（5）研究的旨归是从媒介形态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解读社会历史变迁。（6）考察的媒介效果和可能影响发生在长远的时期和广大的范围。
这是他三年前对媒介环境学派进行的评价和诠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学者的共识。如今，国内至少有十来位学者注意对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重估，随着该学派自觉反省的深入，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将步步深入。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而且有利于推动人文学者、科技专家和普通的中国读者面向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 编辑本段 回目录
提要：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注意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扩散，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本文简略论述媒介环境学问鼎主流学派的过程，主张深化对这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
一．中国学界的反思
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20年有余。这门学科如何发展？这是新千年以来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就我所知，朱光烈预言传播学将会成为显学，陈力丹每年以年终专搞的形式追踪并评述传播学的发展，国内著名新闻出版学界众多网站上论学科发展的文章难以计数。
近年来，学界敲响传播学学科危机的警种，呼唤传播学范式革命的自觉意识。突出的成果有：陈卫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的观念》，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陈力丹的《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和《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笔记》。同时出现的创新苗头，令人鼓舞。邵培仁等探索的媒介生态学就具有原创的价值。
传播学是泊来品，任何的发展创新都必须以引进为先行。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发展必须以清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为前提。媒介环境学是什么样的流派呢？西方传播学有一些什么流派呢？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准备用几篇文章谈谈初步心得，就教于同仁。
大中华学界对传播学的划分众说纷纭，但大同小异，多则五派，少则三派，五派之说一般是：经验－实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学派、技术学派。三派之说持论者比较多，但主张各有不同：（1）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陈卫星），（2）经验－功能、技术控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陈力丹），（3）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杨茵娟）（4）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蔡骐），（5）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潘忠党）。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但是，对这个影响很大的第三学派如何命名，一时却难以统一意见，我自己也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
2002年，和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在《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 这篇文章里，我说：“20世纪下半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背景殊异，却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媒介决定论。”
2003年，我试图修正对麦克卢汉的判断，指出他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有他的话为证：‘为什么不可以实现思想的前馈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从翻译语言过渡到完全绕开语言，去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因此，电脑预示了这样一个前景：技术产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对宇宙理性的浓厚兴趣。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近年来，学者们给这个学派的命名还有：惟技术决定论（张咏华） ，技术哲学（蒋宁平） ，媒介生态学（崔保国） 。总体上说，对该学派的批评有3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批评多于研究、肤浅有余、深入不足，二是评价逐渐趋于肯定和公允，三是开始考虑如何给它重新命名。
2002年，在《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一书里，张咏华重新认识并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学术地位，尽管如此，她还是持比较挑剔的立场，认为麦克卢汉“陷入惟技术决定论的极端”（80页）。在《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2000）的文章里，她认为麦克卢汉缺乏辩证的观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近年来，国内研究“麦克卢汉”学派的视野逐渐扩大，引进该学派的代表作品逐渐增加，要者有：尼尔?波斯（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罗?莱（利）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思想无羁》和《软边缘》（朴σ胛?度砝?鳌罚??际檠恰っ仿尬?龋ù模┑摹断?У牡赜颉罚???ㄈ穑┑摹蹲魑?幕?拇?ァ贰?/P>
然而，如何命名这个学派，却是我近两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促使我注意给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定名的，有这么几个因素：（1）思考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关系，（2）思考给“技术决定论”一个更加妥帖的命名，（3）根据旅美学者孙振滨先生的建议，开始研读Media Ecology学会的网站，阅读尚未读过的相关书籍，（4）从国内外学者蔡骐、陈力丹、陈卫星、崔保国、胡翼青、刘建明、潘忠党、陶鹤山、王怡红、杨茵娟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启示，（5）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的到来、几位著名学者的到访，对我的思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根据麦克卢汉建议，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专业和博士点。起初，大陆学者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旅美学者林文刚也采用直译的办法。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首创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应该怎么翻译才妥当呢？
去年底和今年初，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切磋这个北美传播学派的译名。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讲话时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环境学至少有3个层次上的概念：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即传播媒介在社会里的角色）。这些概念显示，媒介环境学如何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作用，它又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
正如美国的大多数学科一样，北美传播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强调务实，打上了强烈的实证主义烙印，非常注重研究竞选、宣传效应、通讯控制、管理操作、广告实务、公关方略、媒体经营、传媒的直接和短期影响等等。思辨的、哲学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的研究，不太容易打进核心的学术圈子。批判学派从欧洲向北美的流布也是非常缓慢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研究进入北美传播学的核心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伊尼斯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给加拿大人敲响警种，呼吁政府和人民抵制和反抗美国的文化霸权，所以他没有得到主流学派足够的尊重。麦克卢汉编辑《预警线通讯》（DEW－LINE），自诩为美国文化的远程预警系统。他认为，加拿大具有“边疆人”的优势，因为加拿大人可以拉开距离观照美国文化，而且拥有英国传统和北美传统的双重优势。他说：加拿大是“远程预警系统的国家，这是看不见的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纯信息的边疆，是各种边疆中独特的边疆……这是20世纪出现的边疆，它改变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在北美的影响蒸蒸日上，但北美主流的学术圈子对他的挑剔多于肯定。学界对他的评价反映在两本批评论集里：《麦克卢汉：冷与热》 和《麦克卢汉：毁誉参半》 。如果说，这两本书对麦克卢汉的批评还比较公允，那么，1983北美传播学主流刊物《传播学杂志》的特刊《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仍然把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拒之门外，甚至到10年之后的1993年，《传播学杂志》的两期特刊《学科展望之一》和《学科展望之二》，仍然顽固地漠视媒介环境学的存在。
然而，就在这个90 年代，北美媒介环境学的滚滚洪流再也阻挡不住了。此后的10多年里，麦克卢汉的大型专题研讨会先后在纽约、多伦多、悉尼等地召开，《澳大利亚国际媒介》2000年春季号出了一个《重温麦克卢汉》的专栏，刊发了8篇厚重的文章。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对象从伊宁市、麦克卢汉、伊尼斯扩大到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沃尔特?翁（Walter Ong）、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本杰明?李?沃尔夫（Whorf, B. L）、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帕特里克?格迪斯（Sir Patrick Geddes）、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等。
到了世纪之交，媒介环境学会（MEA）终于打进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学会的发展过程留下了3个显著的地标：1999年成为美国传播学会（NCA）的分会，2002年成为美国东部传播学会的分会，2003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团体会员。目前，它编辑出版的刊物有《媒介环境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和《媒介环境学通讯》（Media Res）。
2006年，林文刚博士撰写和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是该学派的另一个里程碑。这本书是媒介环境学的小小百科全书，由13位学者分头执笔撰写。甫一出版，它立即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注意，中文版、韩文版、西班牙文版即将问世。在2006年的媒介环境学会年会上，它又在候选的35部著作中脱颖而出，获得刘易斯?芒福德杰出学术成就奖。在研读并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进一步研究了这个学派。现在看来，媒介环境学派已经进入自觉反思、系统总结、清理遗产、推陈出新、问鼎主流的新阶段。
http://www.zijin.net/news/oldmedia/2008-1-11/n081119559089F1HIC08J9H.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