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社会下的“都市里的村庄”编辑本段回目录
——社区传播生态个案研究[1]
作者： 丁未 单位：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中华传媒网
本文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等多种研究方法，以深圳市石厦村这一华南地区城中村为个案，对这一社区的传播生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分析，内容涉及了该社区公共场域所有的非商业性传播场所、商业性信息传播服务点，以及建立在这些硬件基础之上的流动人口信息传播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论文试图以个案分析的路径，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群体在传统文化、地缘关系网络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交互作用下，如何实践着独具中国特色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而为探讨本土化的信息社会理论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
一、前言
1.中国信息社会、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less）与社区传播生态
当“信息社会”一词早已成为可以随意张贴的标签、即便是信息社会的理论著述也已汗牛充栋的今天，究竟什么是信息社会?又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仍是莫衷一是的概念。香港学者邱林川在《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与反思》（邱林川，2008）一文中，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信息社会理论的五种流派；但落实到中国的语境脉络中，“中国信息社会”一词却不是西方各种流派、学说能够解释清楚的；正如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强调信息化社会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多样性”。（曼纽·卡斯特，2006）
信息社会这一术语，当它用于概括工业化之后、信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发展形态时，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的根本变化，也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连动性变迁。从这一基本层面看，中国信息社会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面向与特征——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折而并不完善的工业化之后，于20世纪末急速驶上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在这样一个多种社会发展形态同时并存、社会方方面面正经历急遽变迁的国度，加之历史、文化和政策、制度的条件和变量，使得“中国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定上颇具挑战性。
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正被信息化所裹挟，其日常生活、就业升迁、社会关系、甚至爱情梦想正在被信息传播技术（ICTs）所改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提到的邱文通过1999年以来的统计资料和大量的现象分析，得出：“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并谨慎地提出了信息社会的“中国模式”。邱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国当前“制度环境缺乏稳定、组织机构急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体——那些在SES（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下阶层的群体，出于对最基本的、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信息需求而普遍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产品的事实（邱林川，2008）。在多篇相关的论著中，邱林川等学者使用了“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Cartier et al.,2005;邱林川2008; Qiu Jack L. 2009），其实，信息中下层即指社会分层的中下阶层，但前者更强调这一群体与中低端ICT的紧密结合——他们是中低端ICT的使用者、服务者、制造者，甚至管理者（如小网吧业主），他们与社会上层相比，收入较低且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有限，但“他们不是无知的‘信息匮乏者’，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现有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践者。信息中下阶层的大规模存在已成为十年来中国方兴未艾的信息城市建设过程中最为亮丽的新景观。”（邱林川，2008；P80）
对于一个有着典型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构成来说，中下阶层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其信息化过程及后果无疑是研究本土化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面对这一由农民（包括户籍身份上仍是农民的民工）、产业工人、服务业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等构成的庞大群体，真正属于中国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实证材料尚付阙如，这是中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界面临的巨大课题；不过，这一群体在ICT领域传播实践的丰富性，也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阶层性分化，信息中下层以社区的形式已经建构了大量自成一体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由流动人口聚集的南中国地区的“城中村”即是一例。这类草根社区是农民工和其它外来打工者聚集的新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大部分居住者是一群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说，这类草根社区为我们本土化的信息社会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社区”（community）一词内涵丰富，但其基本的含义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性社会空间。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它与其它物质产品（如人类）的关系在于，人类所从事的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为空间提供了某种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Manuel Castells, 2000，P441）可见，社区作为人们共同生活、互动的社会空间，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由物质性的地理空间和硬件设施构建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发生场域。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传播生态”就是考察生活在共同地域空间的居民在特定的传播场所、设施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社会互动，并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在其针对美国洛杉矶社区传播而开展的研究项目“转型”（“Metamorphosis”）中，使用了“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y）的分析框架，内容涵盖了社区居民所能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新旧媒介、地方种族媒体以及人际传播方式[2]。因此，社区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一个考察特定社群（或阶层）各种传播行为和传播模式的具体场域，这个由物质性的场所、媒介和社会性的人类传播实践、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勾勒出一幅幅人们日常生活ICT实践的现实图景，从而为回应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提供有力的注脚。
2.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过渡性产物。城市包围村庄、外籍农业人口大规模移民城市加上历史遗留的原住民集体土地承包制是形成城中村现象的三大主要原因（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城中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据统计，仅深圳特区内就有91个[3]之多。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深圳市石厦村，曾经是一个以捕鱼、养蚝为主业的小渔村，到90年代初经过股份制改造[4]，这个位于深圳市CBD中心区、面积仅0.23平方公里[5]的小型社区，便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
石厦村别名“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与华南地区其它的城中村相似，这里的原村民（约600人）以出租住宅房屋为主业；3万余[6]流动人口才是石厦村的居民主体。而“攸县村”这个别名的由来，是因为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在石厦村占了很大的比例。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一则报导，当时“居住在石厦的攸县司机大概有3000人左右。加上他们的亲属，总共有近万攸县人生活在这里，占石厦总人口3万余人的1/3。”[7]这是一个流动人口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区，在广东地区，这类城中村又名“同乡村”。
作为移民飞地（enclave）的城中村，石厦在空间概貌上与其它的城中村也有类似的特征。它与周围现代化的都市有着明确的边界，社区内的建筑主要由被称为“握手楼”或“接吻楼”的高度密集的“水泥怪物”组成，这些楼房是在当地原住民的宅基地上发展起来的，通常6-7层楼高，毫无建筑规划或美感可言，狭窄的通道、幽暗的光线和杂乱的线路构成了一个逼仄的生活空间，从而也引来外来“打工者”聚集在这些租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交通却相对便利的城市一隅。据统计，石厦村的3万多外来人口居住在453栋共12639间的出租屋内[8]；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宗姓祠堂和小型寺庙等古迹也构成了城中村的一景，尤其是前者，在得到重新修缮后更显得风势不凡、古色古香。在居民构成上，同样形成了两个经纬分明的阶层——以租赁房屋为主的原住民食利阶层和以打工谋生的流动人口。事实上，这两类人绝大部分都脱胎于农业社会，只是在户籍身份上，原住民在20世纪末已经转为城市居民。
我们之所以选择深圳石厦村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它不仅在地理位置（地处城市CBD中心）、人口构成（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且具有“同乡村”的特点）都具备典型的华南地区城中村的特征，而且，它的传播生态构成极为丰富——这个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的社区，不仅保留了华南地区村落文化的人际传播点（如宗姓祠堂、寺庙），而且，从村内三、五步一个手机店或“公话超市”[9]，无孔不入的招贴信息，人手一部手机这些日常场景看，这个草根社区也构成了当下中国信息社会的一个侧面。
如前文对“社区传播生态”的理解，石厦村传播生态系统由两个层面构成——物质性的传播“点”[10]（sites，即场所）和媒介设施（或产品），以及发生在这些“点”上的传播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我们提出的问题如下：
（1）从社区的物理空间看，石厦村公共场域[11]的传播生态由哪些“点”（即场所）构成？这些“点”主要提供什么样的媒介设施（或产品）？它们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2）从社区传播行为看，石厦村与ICT相关的商业性信息服务有什么特色？在此，通过考察社区传播生态中的两类行动者——信息服务提供者与信息消费者对ICT的利用，分析石厦村流动人口的传播行为特征。
（3）从社会关系看，石厦的流动人口在这些传播点和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居住在石厦的攸县移民为例，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采用多种社会研究方法，除常规的田野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之外，还采用了问卷调查和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对石厦社区公共场域所有的传播“点”进行了普查、定位及地图绘制。
由于地图法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特此加以说明。本课题组成员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石厦村公共场域的所有传播点分为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和非商业性传播点两大类。前者指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与ICT有关的销售或各种有偿服务的营业点；后者主要指社区信息宣传、发布点和社区公共场域的人际传播点。
在此基础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博士设计的一套专门用于调查社区信息传播点的编码系统（包括分类、代码和编码表）对所有的点进行定位。该编码系统极为精细，以商业性信息服务点为例，它包括所有与信息服务相关的固定店铺及流动摊贩，类型分为电话、计算机和其它（如邮局、报刊亭、书店、照相馆、打字复印、广告制作、传真扫描、名片制作等）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再在每一类上进行细分，如电话类又细分为手机、公话超市、普通公用电话三类；接着再以服务项目细分并最终设定代码，如手机分为出售新手机（Hn）、出售旧手机（Hu）、收卖旧手机/零件（Hp）、手机维修（Hr）、出售手机号码（Ns）、出售预付卡（P）……。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按照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石厦村地图，对每个传播点进行踩点、拍照并编码，制作成包括编号、店名（或标志）、地址、主营业代码、付营业代码的编码表，以便于对传播点进行数据统计并作为问卷调查的抽样框；最后在编码表的基础上用CoreDraw软件绘制出标有传播点的地图。地图主要用于发现石厦村传播生态分布的空间结构特征。
本研究的执行时间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12月开始社区访谈，并于2008年2月对石厦村的所有传播点进行了第一次定点普查，制成完整的编码表并绘制出标有石厦村全部传播点的地图；2008年3月对所有传播点进行第二次定点核查（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春节，以便于统计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变更情况），并对信息业店铺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6份。参与式观察、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进行时间贯穿整个2008年。
二、研究发现
1.石厦村社区传播点的基本结构与空间分布
根据2008年2月我们对石厦村传播生态的调研，整个社区公共场域的传播点共计292
个，其中商业性信息服务点199个（固定点为195个，流动点4个）；非商业信息传播点共93个，包括信息宣传栏16个，居民聚集点（即人际传播点）77个。如地图1所示。
石厦有东、西村之分。从地图上看，有几处颇为醒目：石厦村两个大姓[12]——潘姓和赵姓的祠堂占地面积大，且分别居于西村（旧村地址）中轴线的正南、正北位；古寺杨侯宫则地处东部入村的咽喉部，这些原住民的专属领地在地理空间上便昭示着其地位的显要。大榕树广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和篮球场位于石厦村的中心区，是整个社区最具活力的所在。除此之外，石厦村的传播点分布较为均衡，只有村落接近城市的边缘，尤其是东、北部与城市的交界处传播点相对稀疏，村内的传播点如同一张网络，各个节点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一起。由此可见，村内传播生态的活力比城村交界处要强。
石厦村的非商业传播系统较为完整，这里既有原住民的历史古迹，也有现代社区管理的基础设施和乡俗坊间的休闲娱乐（见表1）。潘、赵两个祠堂和为纪念杨六郎而设的杨侯宫，既作为空间形态的历史古迹而存在，体现出华南地区传统乡村宗姓制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气脉，又是村内外[13]石厦原住民祭祖聚会的场地，它有严格的社群边界，并不对外人开放。村里的古寺庙杨侯宫是个天井式建筑，面积不大但木雕、壁画均为古物原件，这里供奉着杨六郎、妈祖和财神三个神位，一年到头接待慕名而来的八方香客，是社区对外界最为开放的场所。
除了传统的、仪式性的聚集点外，石厦的人际传播点有着浓烈的世俗气息，如遍布全村的70个麻将/棋牌点是流动人口日常聊天、休闲的据点，它们有些设在露天，有些则在一楼敞开大门的民居。除了麻将，经常可见攸县人在玩一种细长的纸牌——俗称“字牌”。牌桌既是同乡好友聚首的地方，也是传播家长里短、小道消息的集散地[14]。每晚人头攒动的篮球场和日常休闲的大榕树广场是石厦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村内各个交通要道设有社区信息栏16个，它们是石厦社区管理的一部分，宣传性信息（如法制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党建宣传等）、商业信息（租赁、招聘等信息）和石厦村的“村规民约”代表着政府、商业、村庄三个系统的同时“在场”，显示出城中村特有的现代与乡土的并存。事实上，石厦村的非商业性传播点不乏“现代”元素，近年来，信息传播媒介和技术已经引入社区管理的公共空间，如由政府出资建设的非赢利性社区图书馆，现有藏书9369册，报纸20种，期刊100种，视听光盘120件，另有可用于上网的计算机4台，其中管理人员使用的一台计算机与市图书馆系统联网，2007年起已全面实行网上借阅[15]；2008年社区最大的变化是大榕树广场的东北角安装了一台超大屏幕的彩电，每当华灯初上便引来社区居住者在大榕树下驻足观看，政府的声音以新闻联播定时播出的形式辐射到了社区这一最休闲的角落。
石厦村的非商业性传播点汇集了地方宗姓文化的传承、政府宣传对社区的渗透和居住者仍未脱胎于乡村传统的地缘习俗，内中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仪式与日常、认同与区隔、秩序与闲散，其所流露的浓重的传统性、世俗性，甚至乡土气息，构成了这个草根社区传播生态的基调与底色。
然而，作为“都市里的村庄”，市场经济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其触角和脉动早已辐射到了这个传统村庄的各个角落。在石厦村这个面积只有0.23平方公里的社区，却有着630家商铺[16]。据我们2008年2月的调查统计，与信息服务业有关的就有195家，占所有商家的31.0%，另有流动摊贩4个，可见村内居住者对ICT需求之旺盛。我们将石厦村的主要信息服务种类及服务点进行了统计，见表2。
在表2的基础上，我们将石厦村与电子通信业务相关的ICT服务项目——电话、计算机（专指计算机硬件服务）和网吧单独列出[17]，结果发现：电话类（包括手机、公话和电话卡销售业务）所占比例最高，共84家，占195个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43.1%；网吧共30家，占15.4%；计算机硬件业务店铺共16家[18]，占8.2%。这三类电子通讯业务在总的商业性服务点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66.7%）。
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在空间上由外到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认为，像城中村这样的都市里的村庄，其村落的社会形态与它毗邻的城市社会形态存在着多种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等。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些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随着村落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村落的边界发生了分化，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而且它有一种从边缘到核心、由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参见李培林，2004,P39-40）。我们的调查发现，石厦村虽自成一体且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有明确的分界，但由于其四周与城市接壤，所以在村与城的边缘，其经济触角也会冲破村落的限制，通过市场的网络与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石厦村那些开设在村与城交界处的店铺构成了整个社区商业信息服务点的第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连为一体，可以视为村与城的过渡地带，这里虽然没有像广州石牌村有着“数码广场”、“电脑城”，但这些店铺无论门面装潢、还是服务项目与城市的并无二致，它们主要经营招牌广告制作、数码照相和电器安装维修[19]。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只有28%的店铺有正式店名，而边缘地带的商店不仅都有店名，且颇有人文或现代气息，如“将帅图文工作室”（1012）、“蕴成广告”（3053）、“KODAK苑芳数码摄影”（3038）、“万达电器安装维修”（3040）等，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石厦周边的城市商品房的居民。
但边缘向城市的辐射与重合，并不妨碍石厦村的信息服务业在整体上具有内部的独立性，甚至封闭性。随着由村、城边界到城中村内部纵深的空间延展，就不难发现，村内的信息服务业有着强烈的内生性特征。石厦的第二个信息服务商业空间主要分布于村内主干道的两边，这是整个石厦村商铺（包括信息服务业）最密集的所在。从外观上看，这些邻次接毗的小商铺令人有一种仿佛进入经济尚不发达的乡镇街道之感，这些店铺的面积都不大（20-30平米），内部空间较为拥挤，大部分没有正式店名，只有招牌，上面直书“公话超市”或“中国移动”……由于店面、店内各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纸，因而略显凌乱和花捎。
从空间排列上看，村内街道两边的电话类服务点——手机店（19家）和公话超市（37家）占主要比例（如地图2所示），它们主要分布在石厦村的腹地主干道的两旁，这一较为明晰的空间布局反映了电话类信息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村里的普通住户——即外来租客。公话超市是一种城中村特有的、专为流动人口服务的IP电话服务。通常公话超市都由铝合金和玻璃分隔成一个个不足一平米见方的小包厢，考究点的会在包厢顶部安装一个排气扇，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这类公话超市大部分由计算机计时收费。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公话超市乍一看是出售烟酒食品的小卖部或出租出售旧书、光碟的小书店。在外表和功能上，“混搭”是石厦村商铺的一大特色，ICT产品俨然成了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很自然地与油盐酱醋、报刊书籍、五金杂货混杂在一起，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彩色招牌，上面由“IP电话”、“冰冻糖水”、“奶茶”三个元素混搭而成。
当然，“混搭”也体现在这个信息服务空间所经营的媒介产品上。通常一家小小的手机店，其经营范围就涉及低价位的新手机出售（以山寨机[20]为主打品牌）、二手手机/零件回收、二手手机出售、手机维修、手机附件及配件出售，当然也少不了一系列电话卡和网卡——包括预付卡、充值卡、IP卡、IC卡销售、Q币、游戏卡——的出售及提供一台座机式公用电话。虽然村民们很少有“山寨机”的概念，但从柜台一看，就能发现400-700元一台的深圳当地产手机是主要货源。一个名为“创源通讯”的店铺（2035），招牌上写着“手机配件”、“手机和计算机维修”；进得店内，墙上又贴着一张经营项目栏，内容涉及手机、计算机、长话超市共10个服务项目,几乎把石厦村的主要ICT经营项目全包罗了。公话超市也同样兼营各种电话卡（包括手机卡、IP卡、IC卡等），而且大部分有2-3台计算机可供上网，每小时收费2元，是一种变相的黑网吧。以编号为2003的店铺为例，招牌上不仅大大地写着“公话超市”四个字，还有诸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直销点”的字样以及“动感地带”等图示，门外张贴的广告纸在“出售”一栏，竟写有十几种电话卡名称，仅手机预付卡一项，就有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UP新势力、特区行、如意通，可谓应有尽有。村内形形色色的店铺都兼营电话卡业务，如杂货店、小超市、五金店、电器回收店等，甚至一家洗衣店也在柜台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小橱柜，出售各类电话卡。一家兼营电话卡销售的电器回收店（3031），其广告纸上写有的IP电话卡种类颇具特色，除了长城卡、衡阳卡、网通卡外，居然还有一种“部队军线专用长途电话卡”。石厦村所有经销电话卡（包括手机、IP电话、IC电话等）的服务点总计达80个之多，而且其产品之丰富大有“不怕你买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架势。
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是城中村最富个性特色的所在，它“潜伏”在社区的深处，完全进入了出租屋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些信息服务点绝大部分在一楼的民居，也有个别（如家庭网吧[21]）设在其它楼层。这类信息服务点通常由租客将客厅留作商业用途，陈设相当简陋，几乎所有的服务设施都是二手产品，而且大部分由住户的家庭成员管理。这些信息服务点或生意比较清淡（如招工咨询服务）、或属于“地下经济”（指无营业执照），出于多种风险的考虑而选择这种最节省经济和人力成本的运营方式。由于这类服务点地理位置较为隐蔽，外人如果不进入曲径通幽、狭窄昏暗的住户楼道（间距往往不足两米），根本就发现不了；其中的家庭网吧大部分更是大门紧闭，偶尔有小小的A4纸上写“网吧”两字，方可识别。有一家家庭网吧甚至设在住户客厅自己隔出来的楼层上，局促、低矮的空间挤着4台上机电脑。石厦村共有30家网吧，只有杨侯宫左下角的“喜鹊网吧”营业证件基本齐全，其余都是无证无照的所谓“黑网吧”，其中家庭式网吧就占了27家[22]。从地图3石厦村网吧的分布图中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网吧的地理位置已经离开村内的主干道，进入了居住区。事实上，这些隐蔽的家庭网吧是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的主角。
在这个绝大多数由流动人口组成的临时居所，其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提到城中村“管理控制上的宽松和经营税费较低，特别有利于小本经营和初始创业者的生存”（李培林，2004，P130）。但小本经营面临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可能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考察石厦村ICT服务业环境的流变过程，我们特别于2008年2月和3月对石厦村的信息传播点进行了二次普查，这中间隔了一个春节，正好是人口流动、商家转业的高峰期。调查发现，石厦村的商业性服务网点在春节前后确实有较大的变动。其中，共有11家店铺倒闭，以家庭网吧居多，共有6家；其次是电器维修以及旧电器买卖共4家，而电话类倒闭的只有1家；与此同时，村里也有新增加的店铺，其中电话类居多，共增加了6家，家庭网吧新增1家，其它类（印刷和信息发布）的3家。总的看来，倒闭与变更的空间布局是有差别的：倒闭的店铺多位于第一和第三信息服务空间，前者由于投入成本较高，因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而后者往往是“严打”的牺牲品；第二个信息服务空间一般以更换经营者或者转换业务为主，业主因流动而发生变更是其主要原因。在春节前后的倒闭、新增与变更中，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和传播环境实现了呑吐与更新，这恐怕也是城中村经济的一大特色。
2.ICT实践的草根性与独创性
石厦村内部的ICT服务对象是那些尽量减少生活成本、以打工挣钱为目的的流动人口，在这样一个传播生态中，人们的ICT实践是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和微薄的利润空间中滋生出来的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行为模式。我们在前面的硬件（媒介产品）介绍中，已经涉及了石厦村内部的信息服务点以提供二手产品、廉价的“山寨机”或以“地下经济”为主。但石厦村ICT服务的草根性不仅仅表现在产品的中低档次上，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其经营活动的极度灵活性——无论利润多么的微薄，只要“有利可图”，便能在这个草根社区遍地开花，而且，这种廉价的服务有时还包含着底层群体的智慧和创造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ICT信息服务种类多达46项。这其中，有大量的销售、服务方式是城中村特有的，最出名的就是为流动人口提供的IP电话服务和家庭网吧。石厦有将近98%的外来人口，他们将这里视为临时家园，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安装固定电话，而且大部分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他们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与家乡的联系尤为密切，因而廉价的IP长途电话服务是他们与外地亲人好友联系的理性选择[23]。在我们2008年的调查中，公话超市多达37家，每分钟收取的电话费为1角5分（长途和市话同一价格），晚上往往顾客盈门，有时甚至得排队等候。从我们的访谈得知，那些有着10来台电话的公话超市一天接待的顾客少则百把人，多达300－400人，但大部分顾客的通话时间为2－3分钟，每月利润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家庭网吧也是城中村的一个“土特产”，但像石厦村这样一个小型城中村的出租屋内竟然隐藏着27家家庭网吧，不失为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类家庭式网吧的顾客以娱乐消遣为主——打电游、QQ聊天和看影视作品是三种最常见的网络行为。这里上网的费用为每小时2元，比起步价3元的正规网吧便宜。虽然家庭网吧门窗紧闭导致空气污浊、机器设备陈旧影响网速，但它们却在“风声鹤唳”的严打之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可见石厦村外来人口对互联网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些在底层社会关系网庇护之下的家庭网吧充满了职业风险和安全隐患（丁未，2009），但它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access to）互联网的机会。石厦村家庭式网吧的顾客大多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像出租车司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高中以下（也有少部分是高中）的民工群体，对这些底层群体来说，家庭网吧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进入网络世界的地方，而且还有着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家庭网吧设在居民楼中，离家近，吃饭方便；上网费低，且可以赊账，有些网吧连押金都可以随便给，结帐时，如果不到整个钟点，还可以少收一元钱；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网友之间及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这种灵活性、方便性，给村里的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有人说小网吧“是‘穷人’的乐园，是没有能力买计算机的年轻人的游乐场”[24]，此言不假。
石厦村ICT业的另一种特殊服务是分包、分售服务。在我们调查期间，村里的不少居民建筑外墙上都贴有中国电信的ADSL服务广告，最便宜的每月80元（包月）。但就在这些电信公司的广告边上，有一些用A4纸打印出来的小广告，上面写有“宽带每月40元”的字样。经访谈发现，石厦村这几年流行中国电信的宽带分租服务，即有人将租用的中国电信宽带分成几个线路（通常4-6条）分租给附近楼层的租客（每条每月50-40元）以赚取差价。地处石厦村西部的一栋出租屋里住的全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其中一个楼道里就有3家“共享”一条宽带线路，其中一位文姓司机为我们出示了一张红色的收据，上写“每月宽带出租费40元整”，据他反映：即便是晚上三家同时上网，“网速还过得去，反正不影响看新闻、上QQ，看电影也马马虎虎，偶尔会卡”。“分包”服务在石厦村也十分普遍。有些专业手机店又将一部分店面分包给计算机维修的专业人员或临时性的电脑下载服务（见下文），以多种经营的方式将小小店铺的功能利用到最大化。事实上石厦村之所以有那么多店铺都经营电话卡的销售，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需求的旺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购买力十分有限的草根社区，只有采用多种经营手段和项目才能生存。
石厦村ICT的特种服务中，电脑业占据多数。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只有少数出租车司机的家庭拥有电脑[25]，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近一、两年才购置的。村里有一家“迅捷计算机”（3036），是为数不多的提供新电脑销售服务的专业店。他们每个月为石厦村住户配制新电脑的数量在20－30台左右，通常顾客要求的主机是2000元左右的中低档产品；“迅捷”在提供新机售后服务的同时，也上门回收旧电脑或零配件。其实，村里的计算机安装维修业务大多只涉及二手产品或零部件，但业务开展得灵活、周到，几乎都提供上门服务（收取上门服务费30－80元不等）。这些服务包括：二手计算机组装“方案”（即配制）、杀毒、安装软件、数据恢复、系统维护等等，其主要服务对象无疑是村里的新网民。为了满足那些家庭没有计算机的客户，石厦村有一些刻录（转录）VCD、DVD的服务；一家叫“星月”（2080）的电脑店在广告纸上写着可代为顾客“收发电子邮件”；也有一些服务点（如报刊亭），不仅出售Q币，甚至也卖QQ号。QQ号几乎成了有条件上网的石厦村网民的必备用品，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出租车司机把QQ语音聊天作为一种免费的长途电话使用，以便于在非紧急情况下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保持一种情感联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手机用户的需要，村里在2008年流行一种新业务：为手机用户下载mp3、mp4和彩铃。这项服务收费极为低廉，3首mp3歌曲下载只需1元钱，视频则按时间长度收费，价格也只有几元钱。利润的微不足道使得一些店铺仅仅将这项服务视为“衍生性”服务项目，换言之，如果店内本来就有计算机和上网设备，就顺便提供这项服务，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有些则干脆把这项业务“分包”给他人，如“创源通讯”（2035）的店门右侧就整天坐着一位守着一台电脑的小伙子，电脑侧面贴着一张红条子，上面写有“下载mp3、短片”的字样，从墙上的另一张纸条判断，他还兼做手机包膜和液晶贴膜这类利润同样微薄的小生意。通常，这类“分包”业务，是由店主提供给同乡亲戚以“帮衬”他们的生活，或提供给外人每月收取少量的租金。2008年，我们在石厦村调研期间，每当夜幕降临，在村东喜鹊网吧斜对面的一个靠墙的角落，都会出现一个临时摊贩，一位小伙子用他的手提电脑为路人提供这类音频、视频下载和包膜服务，像其他深圳街头夜间摆摊的“走鬼”[26]一样，一盏令人感觉森然的小夜灯照着他那张年轻而落寞的脸，成了石厦村夜色中的一景。他告诉作者，他的电脑里存有上千首歌曲，而且并不避讳mp4提供的只有“成人片”。石厦村的所有mp4下载其实就是成人小电影下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石厦村ICT服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无处不在的“二手”产品再利用，包括最原始的“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二手”是石厦村ICT服务的主打产品。在整个社区，回收旧电器的店铺三、五步就有一家（共计31家），里面堆满了二手的电视机、DVD等产品；在我们统计的19家手机专卖店中，所有店铺都专营或兼营二手手机（或零配件），不少手机店在广告纸上都大张旗鼓地强调“高价回收二手手机”、“专业维修各种手机”或“以旧机换新机”，我们访谈的几家手机店都表示，如果顾客需要名牌新手机，就得预订，由店主去华强北拿货。石厦村有4家专业书店，但都经营旧书或旧光盘，旧书以网络游戏、励志类为主，另有一些武打、情感类图书，这些书籍不仅用于出租，也可“以书换书”，具体视经营者与顾客各自的需求而定。在石厦，大量的二手货经过整饬、修理、组装后随行就市，开始新一轮的销售流通，妥贴地满足了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但“临时”和“过渡”也会影响这些小本生意的稳定性。例如，下载服务并没有维持多久，到2009年，村里这项业务已难以为继，连那位在夜色中摆摊的小伙子也再没有露面。由于大部分手机有蓝牙功能，mp3、mp4文件可以在用户之间随意发送，因此，即便是价格如此低廉的服务，也很少有人再愿意付费。家庭式网吧作为地下经济，虽然能满足那些工作、家庭环境尚没有上网条件的城中村网民，但政策的管制加上城中村消防条件的限制[27]，使得石厦村的家庭网吧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营业状态，在“严打”之下，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停业时有出现，那些经营者也坦言家庭网吧是一种临时性的选择。年仅20出头的网吧业主小李，在石厦村摆过烧烤摊、卖过甘蔗、进过工厂、开过麻将馆，但最终选择经营网吧，理由是开网吧投入少、收益高。但他曾两次被查，罚款加机器设备没收损失超过4万，在风险与回报的内心交战之下，他于2008年初开起了第三个网吧；但令他迷茫的是，不知道这个网吧又能维持多久。如果说正规的市场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那么，石厦村的地下经济，在考虑供、求之外，必须计算“黑市”的风险和比正规经济更薄的赢利空间，才能得到暂时的生存。
3. 石厦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特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动民工）在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表面上看，新的社会空间带来了新的人生、职业体验，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所结成的关系网络，实质上还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农民进城以后，是“按照相互间信任和亲密的程度即关系强度来构造自己的关系网络”，它主要选择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和同质群体，在陌生城市建立起乡土社会传统的信任关系（李培林1996；李汉林，2003）；而且即便是那些以业缘关系（指从事同一种行业或产业）为纽带的城市流动人口，他们的人际互动也同样纠缠着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网络”，因为这些群体不仅习惯于按亲缘、地缘关系在城市聚集而居（往往是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而且在职业信息的获取、参与经营的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仍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这在项飙、王春光笔下的“浙江村”和刘林平的“平江村”都得到了印证。（项飙，2000；王春光，1995；刘林平，2002）
ICT在流动人口社区的广泛使用，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新视角。卡斯特在他著名的“信息时代三步曲”中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网络组成”（卡斯特，2009，P3），这一概念将信息社会的理论从技术层面转向了社会结构层面，从而能更清晰地认识技术对社会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但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网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实践形式，而且它并不由纯粹的技术因素所决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同样建构了现代的网络社会。（参见卡斯特，2006、2007）可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古老的人际网络提供了新的结构方式和可能，但这种结构模式仍然受非技术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制约。
邱林川认为，中国信息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那些信息中下层（包括流动人口）“透过中低端媒体来维持、拓展、巩固跨域社会网路（translocal social networks）”（邱林川，2008）事实上，正如他和卡迪亚（Carolyn Cartier）、卡斯特所指出的，中国信息中下层对中低端ICT的使用促成了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在身体和社会两方面的流动性（mobility），并形成了跨地域的社会网络（Cartier et al.,2005）。本文作者与人类学者田阡共同合作的《流动空间：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一文，就以深圳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车载电话、手机与互联网使用为视点，考察了这一特定身份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现新媒介技术大量运用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日常工作、生活及跨地域的联系（主要与家乡亲朋好友之间）之中；而且，与流动前相比，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新的关系网络仍然建立在高度同质化的、强关系的基础上，所谓的“新”其实是由旧的关系模式和文化习性建构而成，其人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仍然脱胎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城市新的业缘关系和新的社区生活只是一种表相，其内在的纹理仍由传统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丁未 田阡，2009）
传统血缘、地缘性网络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社会边界，这在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前文已经提到，社区的原住民与大部分外来人口从其出身而言，其实都是“农民”，前者只是在上世纪末在深圳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但他们身上都有浓厚的乡土社会习性，包括乡土社会对血缘、地缘的高度认同而产生的宗姓文化及制度。本文作者参加过2008年元宵节在潘祠举行的“大盆菜”活动，见证了在这一古老的公共空间，原住民（包括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海外人士）举行颇为隆重的祭祖仪式，并以会餐的形式进行同宗同姓之间的礼节性交往。祠堂是认祖归宗的所在，因而并不对外人开放。事实上，许多在石厦村寄居了10来年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对社区原住民的祠堂和寺庙也从不关心。笔者曾询问过不少住在杨侯宫附近的司机，他们都表示从来没有进过寺庙，有些连社区里有这么一个香火颇旺的名胜古迹都没听说过。从民间信仰来说，原住民和攸县人家家都供奉观音，但攸县司机们却把杨侯宫内的观音称为“他们的观音”。
这种以传统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遍布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之中。攸县的出租车司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链式流动”——即“一个带一个”的血缘、地缘关系路径来到石厦，逐渐使这个特定的社群日渐扩大；由此也决定了由初级群体（或称首属群体）构成的熟人关系网遍布、渗透在他们流入地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从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使用看，先进的通讯技术或用于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和建立民间信贷，从而形成一个“一呼百应”的同乡联盟；或用于维系已有的、可信任的人际关系，很少用于拓展新的社会网络和新的社会资源。我们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手机联系人主要是以攸县为范围的亲戚、老乡；其次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工作关系的外省同行、管理人员、车辆维修人员和极个别的乘客；除了每月上门收取租金的房东，他们几乎不与原住民来往。从他们的网络行为看，他们的QQ聊天功能虽然有陌生人介入，但大都保持着对生人世界的警觉，QQ语音聊天几乎成了他们与远方的亲人、朋友沟通的免费长途电话。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居住格局（共同租用一套房或同处一个楼道）和社交生活（就近串门聊天、打牌、打篮球等）决定了他们人际关系的频度和亲密度。那是一种同乡加近邻之间的、混和了工作生活上的互助、经济借贷和休闲娱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司机的妻子们在社区生活中，一边保持着攸县农村的人际交往习性，一边将ICT融入她们暂居的城市生活。她们在牌桌上家长里短，交流各种信息，甚至在牌局的谈笑风生中替丈夫“移钱”（民间借贷）；她们每周起码一次到公话超市给家里的孩子、老人打长途电话，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她们勤俭持家的许多小巧门中，也包括了用手机发短信或者以手机响多少次铃声为“暗号”，掌握丈夫是否回家吃饭等信息。
在石厦，大批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家人的到来，也引来了大量做小本生意的湖南人为司机及其家属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攸县人是一个地域观念很强的群体。石厦村之所以被称为“攸县村”，是因为石厦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了一个攸县人聚集的、带有深厚攸县生活气息的社区，这里不仅有着每天运送湖南当地蔬菜、腊肉的菜场、有湖南人的“大碗菜”餐馆，也有湖南人开设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像翔龙通讯（2034）、鹏程通讯兼公话超市（1051）等商铺则直接打出“攸县”两字，以吸引同乡顾客。在我们对76个石厦村信息服务业主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湖南籍的业主占17.1%，他们以经营公话超市（占53.8%）和开手机店（占38.5%）为主。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的同乡，这是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们回答顾客中“大部分”或“一半左右”是同乡的占61.6%；其中“大部分”或“一半左右”是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就占了38.5%。在“总体上，感觉与顾客相处得如何”这一项，业主均表示“非常好”（15.4%）和“比较好”（84.6%）。除了生意之外，这些湖南籍的店主与顾客互动也较多，当问道“除生意之外，你与顾客聊天吗？”时，有38.5%的人表示“经常聊”，另有53.8%的业主表示“偶尔会聊”。在石厦村的ICT服务业中，公话超市和手机店这类商铺数量多、业务差别不大，处于同行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坚固的地缘性人际关系网无疑成了吸纳、维持固定客户的一大法宝。
但以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分界并不是绝对的，城中村内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也形成了街坊邻里之间的熟人社会，那种传播生态和场景有时是城市的生人社会所难得一见的。例如家庭型小网吧环境条件差、安全隐患多是众所周知的现实，但这类网吧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却有着一般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网友之间、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因此，与一般的正规网吧不同，家庭型小网吧的网民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行为特征。例如，此类网吧常有结伴上网的现象，女孩子边磕瓜子边聊天、上网，两个男子头挨着头打游戏是小网吧的日常场景，我们甚至还遇见过母女俩一起通过网络视频与远方亲人聊天的温馨场面。从某种角度看，小网吧的主要使用者去网吧不仅仅是为了上网，网吧也是亲近的朋友（大多是同乡）、邻里之间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它与喜鹊网吧的顾客极少交流互动的现象大异其趣（据我们的调查，喜鹊网吧顾客表示上网时“经常”与周围人聊天的只占3.4%[28]）。研究者可能更应该从家庭网吧中人际传播“网上网下”的互动、以“首属群体网络”这类自然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不是像普通网吧那种互不相干的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角度去看待这群特殊的消费者[29]。
在石厦村，有些ICT服务店铺写有“诚信是金”、“诚信是福”等格言，这看似稀疏平常的商界套话，在石厦村却别有意味。在许多业主看来，这里接待的不是乡里乡亲，就是街坊邻居，所以“诚信”是一种尤为宝贵的职业道德。例如公话超市的业主告诉我们，计算机计时收费一点都马虎不得，一旦出现做假，顾客之间很快就会传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这是熟人社会给城中村商业带来的硬性制约，那么石厦村ICT行业的许多日常性细节，更能令人感受到一个社区作为“共同体”（community）所具有的温暖，例如，公话超市和网吧对熟人可以赊帐；个别手机店可以为熟客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服务；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维修店因为师傅经常上门服务，邻里常常承担起看店或代收机器等事宜；那位刚从贵州来石厦村、年仅19岁的女孩每周都二、三次跑到一个公话超市边打电话边落泪，引起了女店主的关注和同情……在这个草根社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服务业中，弥漫着传统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彼此的认同感，尽管地方主义区隔同样存在于流动人口之间。
三、结语
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用“数码鸿沟”（digital divide）将一个社会使用ICT的机会和能力区分为两个极端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都无法准确概括出中国当下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邱林川，2006）深圳石厦村这个主要由农村流动人口构成的城中村，虽然是一个小型的草根社区，但它的传播生态——包括丰富的传播场域、众多的ICT服务点和建立在这些物理空间和媒介之上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网络，无不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在传统文化、地缘关系网络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交互作用下，正实践着极富本土特征的信息传播活动。
但像石厦村这样由流动人口聚集的草根社区的传播生态，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个社区在物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空间范畴。从结构上看，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只是中国网络社会的其中一个节点，流动人口凭借ICT实践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经由信息互动，结成了一张庞大的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城市化、信息化过程的辐射力影响深远。我们曾经走访了石厦村出租车司机的老家——攸县农村，也对其他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如重庆地区石柱县辖区的村庄）进行过调研，发现今日的农村（包括贫困地区的村庄）其ICT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学者对中、西部地区“贫乏的”想象。但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对ICT，尤其是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决非时尚潮流或新技术扩散的“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所能概括，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原因。在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和行业组织的情况下，占中国信息中下层之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几乎丧失了制度和基层管理的依托，市场经济和陌生城市又令他们的生存陷入极不稳定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或者说唯一值得他们信任的只有建立在传统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和彼此的认同感。我们的调查发现，像手机这样的新媒介技术，在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工具，他们的手机背后联结着一张关系紧密的同乡网，正是依附于这张网，他们结伴入行、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对抗企业压榨、建立信贷关系……通过乡村熟人社会的习俗和信任应对生存的不易和职业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电话、QQ等媒介，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里不仅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最终的人生归宿，他们绝大多数把自己视为异乡人生活在城市的生人社会，并源源不断将信息、资金、物品、人生经验输送回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如果套用卡斯特网络社会的理论，像石厦村这样的网络节点，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逻辑下，将中国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地区在结构和功能上联结起来，一个地方节点的脉动牵动了整个网络社会的各个系统结构和组织。流动人口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跨地区社会网络，是他们ICT实践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信息社会的一幅真实图景。
当今中国信息社会纷纭复杂的变迁过程汇集了大量的集体性实践。信息中下层的存在和他们的行为模式、社会网络，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它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化社会建设”的产物，甚至与我们所热衷的“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这类议题关系不大，但它的存在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体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10年第2期
1.中国信息社会、信息中下层（information have-less）与社区传播生态
当“信息社会”一词早已成为可以随意张贴的标签、即便是信息社会的理论著述也已汗牛充栋的今天，究竟什么是信息社会?又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仍是莫衷一是的概念。香港学者邱林川在《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与反思》（邱林川，2008）一文中，介绍了西方学者有关信息社会理论的五种流派；但落实到中国的语境脉络中，“中国信息社会”一词却不是西方各种流派、学说能够解释清楚的；正如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提醒的：“我们必须强调信息化社会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多样性”。（曼纽·卡斯特，2006）
信息社会这一术语，当它用于概括工业化之后、信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发展形态时，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的根本变化，也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连动性变迁。从这一基本层面看，中国信息社会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面向与特征——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折而并不完善的工业化之后，于20世纪末急速驶上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在这样一个多种社会发展形态同时并存、社会方方面面正经历急遽变迁的国度，加之历史、文化和政策、制度的条件和变量，使得“中国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定上颇具挑战性。
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正被信息化所裹挟，其日常生活、就业升迁、社会关系、甚至爱情梦想正在被信息传播技术（ICTs）所改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提到的邱文通过1999年以来的统计资料和大量的现象分析，得出：“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并谨慎地提出了信息社会的“中国模式”。邱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国当前“制度环境缺乏稳定、组织机构急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体——那些在SES（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下阶层的群体，出于对最基本的、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信息需求而普遍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产品的事实（邱林川，2008）。在多篇相关的论著中，邱林川等学者使用了“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概念（Cartier et al.,2005;邱林川2008; Qiu Jack L. 2009），其实，信息中下层即指社会分层的中下阶层，但前者更强调这一群体与中低端ICT的紧密结合——他们是中低端ICT的使用者、服务者、制造者，甚至管理者（如小网吧业主），他们与社会上层相比，收入较低且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有限，但“他们不是无知的‘信息匮乏者’，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现有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践者。信息中下阶层的大规模存在已成为十年来中国方兴未艾的信息城市建设过程中最为亮丽的新景观。”（邱林川，2008；P80）
对于一个有着典型金字塔结构的社会构成来说，中下阶层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其信息化过程及后果无疑是研究本土化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面对这一由农民（包括户籍身份上仍是农民的民工）、产业工人、服务业人员、下岗人员、无业人员等构成的庞大群体，真正属于中国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实证材料尚付阙如，这是中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界面临的巨大课题；不过，这一群体在ICT领域传播实践的丰富性，也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阶层性分化，信息中下层以社区的形式已经建构了大量自成一体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由流动人口聚集的南中国地区的“城中村”即是一例。这类草根社区是农民工和其它外来打工者聚集的新的社会空间，这里的大部分居住者是一群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手机和互联网，可以说，这类草根社区为我们本土化的信息社会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社区”（community）一词内涵丰富，但其基本的含义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地域性社会空间。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品，它与其它物质产品（如人类）的关系在于，人类所从事的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为空间提供了某种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Manuel Castells, 2000，P441）可见，社区作为人们共同生活、互动的社会空间，它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由物质性的地理空间和硬件设施构建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发生场域。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社区传播生态”就是考察生活在共同地域空间的居民在特定的传播场所、设施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社会互动，并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在其针对美国洛杉矶社区传播而开展的研究项目“转型”（“Metamorphosis”）中，使用了“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y）的分析框架，内容涵盖了社区居民所能接触到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新旧媒介、地方种族媒体以及人际传播方式[2]。因此，社区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一个考察特定社群（或阶层）各种传播行为和传播模式的具体场域，这个由物质性的场所、媒介和社会性的人类传播实践、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勾勒出一幅幅人们日常生活ICT实践的现实图景，从而为回应什么是“中国的信息社会”提供有力的注脚。
2.问题的提出
城中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过渡性产物。城市包围村庄、外籍农业人口大规模移民城市加上历史遗留的原住民集体土地承包制是形成城中村现象的三大主要原因（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城中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据统计，仅深圳特区内就有91个[3]之多。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深圳市石厦村，曾经是一个以捕鱼、养蚝为主业的小渔村，到90年代初经过股份制改造[4]，这个位于深圳市CBD中心区、面积仅0.23平方公里[5]的小型社区，便成了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都市里的村庄”。
石厦村别名“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与华南地区其它的城中村相似，这里的原村民（约600人）以出租住宅房屋为主业；3万余[6]流动人口才是石厦村的居民主体。而“攸县村”这个别名的由来，是因为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在石厦村占了很大的比例。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一则报导，当时“居住在石厦的攸县司机大概有3000人左右。加上他们的亲属，总共有近万攸县人生活在这里，占石厦总人口3万余人的1/3。”[7]这是一个流动人口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社区，在广东地区，这类城中村又名“同乡村”。
作为移民飞地（enclave）的城中村，石厦在空间概貌上与其它的城中村也有类似的特征。它与周围现代化的都市有着明确的边界，社区内的建筑主要由被称为“握手楼”或“接吻楼”的高度密集的“水泥怪物”组成，这些楼房是在当地原住民的宅基地上发展起来的，通常6-7层楼高，毫无建筑规划或美感可言，狭窄的通道、幽暗的光线和杂乱的线路构成了一个逼仄的生活空间，从而也引来外来“打工者”聚集在这些租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交通却相对便利的城市一隅。据统计，石厦村的3万多外来人口居住在453栋共12639间的出租屋内[8]；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宗姓祠堂和小型寺庙等古迹也构成了城中村的一景，尤其是前者，在得到重新修缮后更显得风势不凡、古色古香。在居民构成上，同样形成了两个经纬分明的阶层——以租赁房屋为主的原住民食利阶层和以打工谋生的流动人口。事实上，这两类人绝大部分都脱胎于农业社会，只是在户籍身份上，原住民在20世纪末已经转为城市居民。
我们之所以选择深圳石厦村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它不仅在地理位置（地处城市CBD中心）、人口构成（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比例且具有“同乡村”的特点）都具备典型的华南地区城中村的特征，而且，它的传播生态构成极为丰富——这个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的社区，不仅保留了华南地区村落文化的人际传播点（如宗姓祠堂、寺庙），而且，从村内三、五步一个手机店或“公话超市”[9]，无孔不入的招贴信息，人手一部手机这些日常场景看，这个草根社区也构成了当下中国信息社会的一个侧面。
如前文对“社区传播生态”的理解，石厦村传播生态系统由两个层面构成——物质性的传播“点”[10]（sites，即场所）和媒介设施（或产品），以及发生在这些“点”上的传播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我们提出的问题如下：
（1）从社区的物理空间看，石厦村公共场域[11]的传播生态由哪些“点”（即场所）构成？这些“点”主要提供什么样的媒介设施（或产品）？它们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2）从社区传播行为看，石厦村与ICT相关的商业性信息服务有什么特色？在此，通过考察社区传播生态中的两类行动者——信息服务提供者与信息消费者对ICT的利用，分析石厦村流动人口的传播行为特征。
（3）从社会关系看，石厦的流动人口在这些传播点和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居住在石厦的攸县移民为例，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采用多种社会研究方法，除常规的田野调查方法，如参与式观察、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之外，还采用了问卷调查和社会空间地图法（sociospatial mapping），对石厦社区公共场域所有的传播“点”进行了普查、定位及地图绘制。
由于地图法在国内传播学研究中较为罕见，特此加以说明。本课题组成员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石厦村公共场域的所有传播点分为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和非商业性传播点两大类。前者指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与ICT有关的销售或各种有偿服务的营业点；后者主要指社区信息宣传、发布点和社区公共场域的人际传播点。
在此基础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博士设计的一套专门用于调查社区信息传播点的编码系统（包括分类、代码和编码表）对所有的点进行定位。该编码系统极为精细，以商业性信息服务点为例，它包括所有与信息服务相关的固定店铺及流动摊贩，类型分为电话、计算机和其它（如邮局、报刊亭、书店、照相馆、打字复印、广告制作、传真扫描、名片制作等）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再在每一类上进行细分，如电话类又细分为手机、公话超市、普通公用电话三类；接着再以服务项目细分并最终设定代码，如手机分为出售新手机（Hn）、出售旧手机（Hu）、收卖旧手机/零件（Hp）、手机维修（Hr）、出售手机号码（Ns）、出售预付卡（P）……。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按照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石厦村地图，对每个传播点进行踩点、拍照并编码，制作成包括编号、店名（或标志）、地址、主营业代码、付营业代码的编码表，以便于对传播点进行数据统计并作为问卷调查的抽样框；最后在编码表的基础上用CoreDraw软件绘制出标有传播点的地图。地图主要用于发现石厦村传播生态分布的空间结构特征。
本研究的执行时间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12月开始社区访谈，并于2008年2月对石厦村的所有传播点进行了第一次定点普查，制成完整的编码表并绘制出标有石厦村全部传播点的地图；2008年3月对所有传播点进行第二次定点核查（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春节，以便于统计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变更情况），并对信息业店铺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6份。参与式观察、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进行时间贯穿整个2008年。
二、研究发现
1.石厦村社区传播点的基本结构与空间分布
根据2008年2月我们对石厦村传播生态的调研，整个社区公共场域的传播点共计292
个，其中商业性信息服务点199个（固定点为195个，流动点4个）；非商业信息传播点共93个，包括信息宣传栏16个，居民聚集点（即人际传播点）77个。如地图1所示。
石厦有东、西村之分。从地图上看，有几处颇为醒目：石厦村两个大姓[12]——潘姓和赵姓的祠堂占地面积大，且分别居于西村（旧村地址）中轴线的正南、正北位；古寺杨侯宫则地处东部入村的咽喉部，这些原住民的专属领地在地理空间上便昭示着其地位的显要。大榕树广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和篮球场位于石厦村的中心区，是整个社区最具活力的所在。除此之外，石厦村的传播点分布较为均衡，只有村落接近城市的边缘，尤其是东、北部与城市的交界处传播点相对稀疏，村内的传播点如同一张网络，各个节点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一起。由此可见，村内传播生态的活力比城村交界处要强。
石厦村的非商业传播系统较为完整，这里既有原住民的历史古迹，也有现代社区管理的基础设施和乡俗坊间的休闲娱乐（见表1）。潘、赵两个祠堂和为纪念杨六郎而设的杨侯宫，既作为空间形态的历史古迹而存在，体现出华南地区传统乡村宗姓制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气脉，又是村内外[13]石厦原住民祭祖聚会的场地，它有严格的社群边界，并不对外人开放。村里的古寺庙杨侯宫是个天井式建筑，面积不大但木雕、壁画均为古物原件，这里供奉着杨六郎、妈祖和财神三个神位，一年到头接待慕名而来的八方香客，是社区对外界最为开放的场所。
除了传统的、仪式性的聚集点外，石厦的人际传播点有着浓烈的世俗气息，如遍布全村的70个麻将/棋牌点是流动人口日常聊天、休闲的据点，它们有些设在露天，有些则在一楼敞开大门的民居。除了麻将，经常可见攸县人在玩一种细长的纸牌——俗称“字牌”。牌桌既是同乡好友聚首的地方，也是传播家长里短、小道消息的集散地[14]。每晚人头攒动的篮球场和日常休闲的大榕树广场是石厦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村内各个交通要道设有社区信息栏16个，它们是石厦社区管理的一部分，宣传性信息（如法制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党建宣传等）、商业信息（租赁、招聘等信息）和石厦村的“村规民约”代表着政府、商业、村庄三个系统的同时“在场”，显示出城中村特有的现代与乡土的并存。事实上，石厦村的非商业性传播点不乏“现代”元素，近年来，信息传播媒介和技术已经引入社区管理的公共空间，如由政府出资建设的非赢利性社区图书馆，现有藏书9369册，报纸20种，期刊100种，视听光盘120件，另有可用于上网的计算机4台，其中管理人员使用的一台计算机与市图书馆系统联网，2007年起已全面实行网上借阅[15]；2008年社区最大的变化是大榕树广场的东北角安装了一台超大屏幕的彩电，每当华灯初上便引来社区居住者在大榕树下驻足观看，政府的声音以新闻联播定时播出的形式辐射到了社区这一最休闲的角落。
石厦村的非商业性传播点汇集了地方宗姓文化的传承、政府宣传对社区的渗透和居住者仍未脱胎于乡村传统的地缘习俗，内中交织着历史与现实、仪式与日常、认同与区隔、秩序与闲散，其所流露的浓重的传统性、世俗性，甚至乡土气息，构成了这个草根社区传播生态的基调与底色。
然而，作为“都市里的村庄”，市场经济这张无所不在的大网，其触角和脉动早已辐射到了这个传统村庄的各个角落。在石厦村这个面积只有0.23平方公里的社区，却有着630家商铺[16]。据我们2008年2月的调查统计，与信息服务业有关的就有195家，占所有商家的31.0%，另有流动摊贩4个，可见村内居住者对ICT需求之旺盛。我们将石厦村的主要信息服务种类及服务点进行了统计，见表2。
在表2的基础上，我们将石厦村与电子通信业务相关的ICT服务项目——电话、计算机（专指计算机硬件服务）和网吧单独列出[17]，结果发现：电话类（包括手机、公话和电话卡销售业务）所占比例最高，共84家，占195个商业性信息服务点的43.1%；网吧共30家，占15.4%；计算机硬件业务店铺共16家[18]，占8.2%。这三类电子通讯业务在总的商业性服务点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66.7%）。
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在空间上由外到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认为，像城中村这样的都市里的村庄，其村落的社会形态与它毗邻的城市社会形态存在着多种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等。对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来说，这五种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这些边界划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生活半径。但随着村落的非农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村落的边界发生了分化，这五种边界也变得不再重合，而且它有一种从边缘到核心、由经济边界开放到社会边界开放的基本次序（参见李培林，2004,P39-40）。我们的调查发现，石厦村虽自成一体且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有明确的分界，但由于其四周与城市接壤，所以在村与城的边缘，其经济触角也会冲破村落的限制，通过市场的网络与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石厦村那些开设在村与城交界处的店铺构成了整个社区商业信息服务点的第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地理位置上与城市连为一体，可以视为村与城的过渡地带，这里虽然没有像广州石牌村有着“数码广场”、“电脑城”，但这些店铺无论门面装潢、还是服务项目与城市的并无二致，它们主要经营招牌广告制作、数码照相和电器安装维修[19]。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只有28%的店铺有正式店名，而边缘地带的商店不仅都有店名，且颇有人文或现代气息，如“将帅图文工作室”（1012）、“蕴成广告”（3053）、“KODAK苑芳数码摄影”（3038）、“万达电器安装维修”（3040）等，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石厦周边的城市商品房的居民。
但边缘向城市的辐射与重合，并不妨碍石厦村的信息服务业在整体上具有内部的独立性，甚至封闭性。随着由村、城边界到城中村内部纵深的空间延展，就不难发现，村内的信息服务业有着强烈的内生性特征。石厦的第二个信息服务商业空间主要分布于村内主干道的两边，这是整个石厦村商铺（包括信息服务业）最密集的所在。从外观上看，这些邻次接毗的小商铺令人有一种仿佛进入经济尚不发达的乡镇街道之感，这些店铺的面积都不大（20-30平米），内部空间较为拥挤，大部分没有正式店名，只有招牌，上面直书“公话超市”或“中国移动”……由于店面、店内各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纸，因而略显凌乱和花捎。
从空间排列上看，村内街道两边的电话类服务点——手机店（19家）和公话超市（37家）占主要比例（如地图2所示），它们主要分布在石厦村的腹地主干道的两旁，这一较为明晰的空间布局反映了电话类信息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村里的普通住户——即外来租客。公话超市是一种城中村特有的、专为流动人口服务的IP电话服务。通常公话超市都由铝合金和玻璃分隔成一个个不足一平米见方的小包厢，考究点的会在包厢顶部安装一个排气扇，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这类公话超市大部分由计算机计时收费。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公话超市乍一看是出售烟酒食品的小卖部或出租出售旧书、光碟的小书店。在外表和功能上，“混搭”是石厦村商铺的一大特色，ICT产品俨然成了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很自然地与油盐酱醋、报刊书籍、五金杂货混杂在一起，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令人心动的彩色招牌，上面由“IP电话”、“冰冻糖水”、“奶茶”三个元素混搭而成。
当然，“混搭”也体现在这个信息服务空间所经营的媒介产品上。通常一家小小的手机店，其经营范围就涉及低价位的新手机出售（以山寨机[20]为主打品牌）、二手手机/零件回收、二手手机出售、手机维修、手机附件及配件出售，当然也少不了一系列电话卡和网卡——包括预付卡、充值卡、IP卡、IC卡销售、Q币、游戏卡——的出售及提供一台座机式公用电话。虽然村民们很少有“山寨机”的概念，但从柜台一看，就能发现400-700元一台的深圳当地产手机是主要货源。一个名为“创源通讯”的店铺（2035），招牌上写着“手机配件”、“手机和计算机维修”；进得店内，墙上又贴着一张经营项目栏，内容涉及手机、计算机、长话超市共10个服务项目,几乎把石厦村的主要ICT经营项目全包罗了。公话超市也同样兼营各种电话卡（包括手机卡、IP卡、IC卡等），而且大部分有2-3台计算机可供上网，每小时收费2元，是一种变相的黑网吧。以编号为2003的店铺为例，招牌上不仅大大地写着“公话超市”四个字，还有诸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直销点”的字样以及“动感地带”等图示，门外张贴的广告纸在“出售”一栏，竟写有十几种电话卡名称，仅手机预付卡一项，就有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UP新势力、特区行、如意通，可谓应有尽有。村内形形色色的店铺都兼营电话卡业务，如杂货店、小超市、五金店、电器回收店等，甚至一家洗衣店也在柜台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小橱柜，出售各类电话卡。一家兼营电话卡销售的电器回收店（3031），其广告纸上写有的IP电话卡种类颇具特色，除了长城卡、衡阳卡、网通卡外，居然还有一种“部队军线专用长途电话卡”。石厦村所有经销电话卡（包括手机、IP电话、IC电话等）的服务点总计达80个之多，而且其产品之丰富大有“不怕你买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架势。
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是城中村最富个性特色的所在，它“潜伏”在社区的深处，完全进入了出租屋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些信息服务点绝大部分在一楼的民居，也有个别（如家庭网吧[21]）设在其它楼层。这类信息服务点通常由租客将客厅留作商业用途，陈设相当简陋，几乎所有的服务设施都是二手产品，而且大部分由住户的家庭成员管理。这些信息服务点或生意比较清淡（如招工咨询服务）、或属于“地下经济”（指无营业执照），出于多种风险的考虑而选择这种最节省经济和人力成本的运营方式。由于这类服务点地理位置较为隐蔽，外人如果不进入曲径通幽、狭窄昏暗的住户楼道（间距往往不足两米），根本就发现不了；其中的家庭网吧大部分更是大门紧闭，偶尔有小小的A4纸上写“网吧”两字，方可识别。有一家家庭网吧甚至设在住户客厅自己隔出来的楼层上，局促、低矮的空间挤着4台上机电脑。石厦村共有30家网吧，只有杨侯宫左下角的“喜鹊网吧”营业证件基本齐全，其余都是无证无照的所谓“黑网吧”，其中家庭式网吧就占了27家[22]。从地图3石厦村网吧的分布图中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网吧的地理位置已经离开村内的主干道，进入了居住区。事实上，这些隐蔽的家庭网吧是石厦村第三个信息服务空间的主角。
在这个绝大多数由流动人口组成的临时居所，其所提供的信息服务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社会学家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中提到城中村“管理控制上的宽松和经营税费较低，特别有利于小本经营和初始创业者的生存”（李培林，2004，P130）。但小本经营面临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可能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为了考察石厦村ICT服务业环境的流变过程，我们特别于2008年2月和3月对石厦村的信息传播点进行了二次普查，这中间隔了一个春节，正好是人口流动、商家转业的高峰期。调查发现，石厦村的商业性服务网点在春节前后确实有较大的变动。其中，共有11家店铺倒闭，以家庭网吧居多，共有6家；其次是电器维修以及旧电器买卖共4家，而电话类倒闭的只有1家；与此同时，村里也有新增加的店铺，其中电话类居多，共增加了6家，家庭网吧新增1家，其它类（印刷和信息发布）的3家。总的看来，倒闭与变更的空间布局是有差别的：倒闭的店铺多位于第一和第三信息服务空间，前者由于投入成本较高，因而增加了经营的风险，而后者往往是“严打”的牺牲品；第二个信息服务空间一般以更换经营者或者转换业务为主，业主因流动而发生变更是其主要原因。在春节前后的倒闭、新增与变更中，石厦村的商业性信息服务和传播环境实现了呑吐与更新，这恐怕也是城中村经济的一大特色。
2.ICT实践的草根性与独创性
石厦村内部的ICT服务对象是那些尽量减少生活成本、以打工挣钱为目的的流动人口，在这样一个传播生态中，人们的ICT实践是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和微薄的利润空间中滋生出来的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行为模式。我们在前面的硬件（媒介产品）介绍中，已经涉及了石厦村内部的信息服务点以提供二手产品、廉价的“山寨机”或以“地下经济”为主。但石厦村ICT服务的草根性不仅仅表现在产品的中低档次上，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其经营活动的极度灵活性——无论利润多么的微薄，只要“有利可图”，便能在这个草根社区遍地开花，而且，这种廉价的服务有时还包含着底层群体的智慧和创造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石厦村ICT信息服务种类多达46项。这其中，有大量的销售、服务方式是城中村特有的，最出名的就是为流动人口提供的IP电话服务和家庭网吧。石厦有将近98%的外来人口，他们将这里视为临时家园，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安装固定电话，而且大部分外来人口收入较低，他们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与家乡的联系尤为密切，因而廉价的IP长途电话服务是他们与外地亲人好友联系的理性选择[23]。在我们2008年的调查中，公话超市多达37家，每分钟收取的电话费为1角5分（长途和市话同一价格），晚上往往顾客盈门，有时甚至得排队等候。从我们的访谈得知，那些有着10来台电话的公话超市一天接待的顾客少则百把人，多达300－400人，但大部分顾客的通话时间为2－3分钟，每月利润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家庭网吧也是城中村的一个“土特产”，但像石厦村这样一个小型城中村的出租屋内竟然隐藏着27家家庭网吧，不失为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类家庭式网吧的顾客以娱乐消遣为主——打电游、QQ聊天和看影视作品是三种最常见的网络行为。这里上网的费用为每小时2元，比起步价3元的正规网吧便宜。虽然家庭网吧门窗紧闭导致空气污浊、机器设备陈旧影响网速，但它们却在“风声鹤唳”的严打之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可见石厦村外来人口对互联网的需求十分旺盛。这些在底层社会关系网庇护之下的家庭网吧充满了职业风险和安全隐患（丁未，2009），但它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access to）互联网的机会。石厦村家庭式网吧的顾客大多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像出租车司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高中以下（也有少部分是高中）的民工群体，对这些底层群体来说，家庭网吧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进入网络世界的地方，而且还有着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家庭网吧设在居民楼中，离家近，吃饭方便；上网费低，且可以赊账，有些网吧连押金都可以随便给，结帐时，如果不到整个钟点，还可以少收一元钱；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网友之间及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这种灵活性、方便性，给村里的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有人说小网吧“是‘穷人’的乐园，是没有能力买计算机的年轻人的游乐场”[24]，此言不假。
石厦村ICT业的另一种特殊服务是分包、分售服务。在我们调查期间，村里的不少居民建筑外墙上都贴有中国电信的ADSL服务广告，最便宜的每月80元（包月）。但就在这些电信公司的广告边上，有一些用A4纸打印出来的小广告，上面写有“宽带每月40元”的字样。经访谈发现，石厦村这几年流行中国电信的宽带分租服务，即有人将租用的中国电信宽带分成几个线路（通常4-6条）分租给附近楼层的租客（每条每月50-40元）以赚取差价。地处石厦村西部的一栋出租屋里住的全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其中一个楼道里就有3家“共享”一条宽带线路，其中一位文姓司机为我们出示了一张红色的收据，上写“每月宽带出租费40元整”，据他反映：即便是晚上三家同时上网，“网速还过得去，反正不影响看新闻、上QQ，看电影也马马虎虎，偶尔会卡”。“分包”服务在石厦村也十分普遍。有些专业手机店又将一部分店面分包给计算机维修的专业人员或临时性的电脑下载服务（见下文），以多种经营的方式将小小店铺的功能利用到最大化。事实上石厦村之所以有那么多店铺都经营电话卡的销售，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需求的旺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购买力十分有限的草根社区，只有采用多种经营手段和项目才能生存。
石厦村ICT的特种服务中，电脑业占据多数。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只有少数出租车司机的家庭拥有电脑[25]，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近一、两年才购置的。村里有一家“迅捷计算机”（3036），是为数不多的提供新电脑销售服务的专业店。他们每个月为石厦村住户配制新电脑的数量在20－30台左右，通常顾客要求的主机是2000元左右的中低档产品；“迅捷”在提供新机售后服务的同时，也上门回收旧电脑或零配件。其实，村里的计算机安装维修业务大多只涉及二手产品或零部件，但业务开展得灵活、周到，几乎都提供上门服务（收取上门服务费30－80元不等）。这些服务包括：二手计算机组装“方案”（即配制）、杀毒、安装软件、数据恢复、系统维护等等，其主要服务对象无疑是村里的新网民。为了满足那些家庭没有计算机的客户，石厦村有一些刻录（转录）VCD、DVD的服务；一家叫“星月”（2080）的电脑店在广告纸上写着可代为顾客“收发电子邮件”；也有一些服务点（如报刊亭），不仅出售Q币，甚至也卖QQ号。QQ号几乎成了有条件上网的石厦村网民的必备用品，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出租车司机把QQ语音聊天作为一种免费的长途电话使用，以便于在非紧急情况下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保持一种情感联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手机用户的需要，村里在2008年流行一种新业务：为手机用户下载mp3、mp4和彩铃。这项服务收费极为低廉，3首mp3歌曲下载只需1元钱，视频则按时间长度收费，价格也只有几元钱。利润的微不足道使得一些店铺仅仅将这项服务视为“衍生性”服务项目，换言之，如果店内本来就有计算机和上网设备，就顺便提供这项服务，作为额外的收入来源；有些则干脆把这项业务“分包”给他人，如“创源通讯”（2035）的店门右侧就整天坐着一位守着一台电脑的小伙子，电脑侧面贴着一张红条子，上面写有“下载mp3、短片”的字样，从墙上的另一张纸条判断，他还兼做手机包膜和液晶贴膜这类利润同样微薄的小生意。通常，这类“分包”业务，是由店主提供给同乡亲戚以“帮衬”他们的生活，或提供给外人每月收取少量的租金。2008年，我们在石厦村调研期间，每当夜幕降临，在村东喜鹊网吧斜对面的一个靠墙的角落，都会出现一个临时摊贩，一位小伙子用他的手提电脑为路人提供这类音频、视频下载和包膜服务，像其他深圳街头夜间摆摊的“走鬼”[26]一样，一盏令人感觉森然的小夜灯照着他那张年轻而落寞的脸，成了石厦村夜色中的一景。他告诉作者，他的电脑里存有上千首歌曲，而且并不避讳mp4提供的只有“成人片”。石厦村的所有mp4下载其实就是成人小电影下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石厦村ICT服务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无处不在的“二手”产品再利用，包括最原始的“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二手”是石厦村ICT服务的主打产品。在整个社区，回收旧电器的店铺三、五步就有一家（共计31家），里面堆满了二手的电视机、DVD等产品；在我们统计的19家手机专卖店中，所有店铺都专营或兼营二手手机（或零配件），不少手机店在广告纸上都大张旗鼓地强调“高价回收二手手机”、“专业维修各种手机”或“以旧机换新机”，我们访谈的几家手机店都表示，如果顾客需要名牌新手机，就得预订，由店主去华强北拿货。石厦村有4家专业书店，但都经营旧书或旧光盘，旧书以网络游戏、励志类为主，另有一些武打、情感类图书，这些书籍不仅用于出租，也可“以书换书”，具体视经营者与顾客各自的需求而定。在石厦，大量的二手货经过整饬、修理、组装后随行就市，开始新一轮的销售流通，妥贴地满足了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但“临时”和“过渡”也会影响这些小本生意的稳定性。例如，下载服务并没有维持多久，到2009年，村里这项业务已难以为继，连那位在夜色中摆摊的小伙子也再没有露面。由于大部分手机有蓝牙功能，mp3、mp4文件可以在用户之间随意发送，因此，即便是价格如此低廉的服务，也很少有人再愿意付费。家庭式网吧作为地下经济，虽然能满足那些工作、家庭环境尚没有上网条件的城中村网民，但政策的管制加上城中村消防条件的限制[27]，使得石厦村的家庭网吧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营业状态，在“严打”之下，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停业时有出现，那些经营者也坦言家庭网吧是一种临时性的选择。年仅20出头的网吧业主小李，在石厦村摆过烧烤摊、卖过甘蔗、进过工厂、开过麻将馆，但最终选择经营网吧，理由是开网吧投入少、收益高。但他曾两次被查，罚款加机器设备没收损失超过4万，在风险与回报的内心交战之下，他于2008年初开起了第三个网吧；但令他迷茫的是，不知道这个网吧又能维持多久。如果说正规的市场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那么，石厦村的地下经济，在考虑供、求之外，必须计算“黑市”的风险和比正规经济更薄的赢利空间，才能得到暂时的生存。
3. 石厦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特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动民工）在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表面上看，新的社会空间带来了新的人生、职业体验，但大量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所结成的关系网络，实质上还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农民进城以后，是“按照相互间信任和亲密的程度即关系强度来构造自己的关系网络”，它主要选择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和同质群体，在陌生城市建立起乡土社会传统的信任关系（李培林1996；李汉林，2003）；而且即便是那些以业缘关系（指从事同一种行业或产业）为纽带的城市流动人口，他们的人际互动也同样纠缠着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网络”，因为这些群体不仅习惯于按亲缘、地缘关系在城市聚集而居（往往是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而且在职业信息的获取、参与经营的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仍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这在项飙、王春光笔下的“浙江村”和刘林平的“平江村”都得到了印证。（项飙，2000；王春光，1995；刘林平，2002）
ICT在流动人口社区的广泛使用，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新视角。卡斯特在他著名的“信息时代三步曲”中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网络组成”（卡斯特，2009，P3），这一概念将信息社会的理论从技术层面转向了社会结构层面，从而能更清晰地认识技术对社会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但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网络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实践形式，而且它并不由纯粹的技术因素所决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同样建构了现代的网络社会。（参见卡斯特，2006、2007）可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古老的人际网络提供了新的结构方式和可能，但这种结构模式仍然受非技术因素，如文化传统的制约。
邱林川认为，中国信息社会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那些信息中下层（包括流动人口）“透过中低端媒体来维持、拓展、巩固跨域社会网路（translocal social networks）”（邱林川，2008）事实上，正如他和卡迪亚（Carolyn Cartier）、卡斯特所指出的，中国信息中下层对中低端ICT的使用促成了中国的大规模劳动力在身体和社会两方面的流动性（mobility），并形成了跨地域的社会网络（Cartier et al.,2005）。本文作者与人类学者田阡共同合作的《流动空间：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一文，就以深圳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车载电话、手机与互联网使用为视点，考察了这一特定身份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现新媒介技术大量运用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日常工作、生活及跨地域的联系（主要与家乡亲朋好友之间）之中；而且，与流动前相比，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但新的关系网络仍然建立在高度同质化的、强关系的基础上，所谓的“新”其实是由旧的关系模式和文化习性建构而成，其人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仍然脱胎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城市新的业缘关系和新的社区生活只是一种表相，其内在的纹理仍由传统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丁未 田阡，2009）
传统血缘、地缘性网络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社会边界，这在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前文已经提到，社区的原住民与大部分外来人口从其出身而言，其实都是“农民”，前者只是在上世纪末在深圳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但他们身上都有浓厚的乡土社会习性，包括乡土社会对血缘、地缘的高度认同而产生的宗姓文化及制度。本文作者参加过2008年元宵节在潘祠举行的“大盆菜”活动，见证了在这一古老的公共空间，原住民（包括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海外人士）举行颇为隆重的祭祖仪式，并以会餐的形式进行同宗同姓之间的礼节性交往。祠堂是认祖归宗的所在，因而并不对外人开放。事实上，许多在石厦村寄居了10来年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对社区原住民的祠堂和寺庙也从不关心。笔者曾询问过不少住在杨侯宫附近的司机，他们都表示从来没有进过寺庙，有些连社区里有这么一个香火颇旺的名胜古迹都没听说过。从民间信仰来说，原住民和攸县人家家都供奉观音，但攸县司机们却把杨侯宫内的观音称为“他们的观音”。
这种以传统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遍布石厦村的传播生态之中。攸县的出租车司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链式流动”——即“一个带一个”的血缘、地缘关系路径来到石厦，逐渐使这个特定的社群日渐扩大；由此也决定了由初级群体（或称首属群体）构成的熟人关系网遍布、渗透在他们流入地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从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使用看，先进的通讯技术或用于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和建立民间信贷，从而形成一个“一呼百应”的同乡联盟；或用于维系已有的、可信任的人际关系，很少用于拓展新的社会网络和新的社会资源。我们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手机联系人主要是以攸县为范围的亲戚、老乡；其次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工作关系的外省同行、管理人员、车辆维修人员和极个别的乘客；除了每月上门收取租金的房东，他们几乎不与原住民来往。从他们的网络行为看，他们的QQ聊天功能虽然有陌生人介入，但大都保持着对生人世界的警觉，QQ语音聊天几乎成了他们与远方的亲人、朋友沟通的免费长途电话。在日常的社区生活中，居住格局（共同租用一套房或同处一个楼道）和社交生活（就近串门聊天、打牌、打篮球等）决定了他们人际关系的频度和亲密度。那是一种同乡加近邻之间的、混和了工作生活上的互助、经济借贷和休闲娱乐的紧密的社会网络（参见丁未、田阡，2009）。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司机的妻子们在社区生活中，一边保持着攸县农村的人际交往习性，一边将ICT融入她们暂居的城市生活。她们在牌桌上家长里短，交流各种信息，甚至在牌局的谈笑风生中替丈夫“移钱”（民间借贷）；她们每周起码一次到公话超市给家里的孩子、老人打长途电话，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她们勤俭持家的许多小巧门中，也包括了用手机发短信或者以手机响多少次铃声为“暗号”，掌握丈夫是否回家吃饭等信息。
在石厦，大批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家人的到来，也引来了大量做小本生意的湖南人为司机及其家属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攸县人是一个地域观念很强的群体。石厦村之所以被称为“攸县村”，是因为石厦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了一个攸县人聚集的、带有深厚攸县生活气息的社区，这里不仅有着每天运送湖南当地蔬菜、腊肉的菜场、有湖南人的“大碗菜”餐馆，也有湖南人开设的商业性信息服务点，像翔龙通讯（2034）、鹏程通讯兼公话超市（1051）等商铺则直接打出“攸县”两字，以吸引同乡顾客。在我们对76个石厦村信息服务业主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湖南籍的业主占17.1%，他们以经营公话超市（占53.8%）和开手机店（占38.5%）为主。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的同乡，这是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以地缘为基础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们回答顾客中“大部分”或“一半左右”是同乡的占61.6%；其中“大部分”或“一半左右”是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就占了38.5%。在“总体上，感觉与顾客相处得如何”这一项，业主均表示“非常好”（15.4%）和“比较好”（84.6%）。除了生意之外，这些湖南籍的店主与顾客互动也较多，当问道“除生意之外，你与顾客聊天吗？”时，有38.5%的人表示“经常聊”，另有53.8%的业主表示“偶尔会聊”。在石厦村的ICT服务业中，公话超市和手机店这类商铺数量多、业务差别不大，处于同行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坚固的地缘性人际关系网无疑成了吸纳、维持固定客户的一大法宝。
但以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分界并不是绝对的，城中村内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也形成了街坊邻里之间的熟人社会，那种传播生态和场景有时是城市的生人社会所难得一见的。例如家庭型小网吧环境条件差、安全隐患多是众所周知的现实，但这类网吧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来说，却有着一般正规网吧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多数小网吧气氛轻松随意，网友之间、业主一家与作为邻里的顾客之间关系熟络。因此，与一般的正规网吧不同，家庭型小网吧的网民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行为特征。例如，此类网吧常有结伴上网的现象，女孩子边磕瓜子边聊天、上网，两个男子头挨着头打游戏是小网吧的日常场景，我们甚至还遇见过母女俩一起通过网络视频与远方亲人聊天的温馨场面。从某种角度看，小网吧的主要使用者去网吧不仅仅是为了上网，网吧也是亲近的朋友（大多是同乡）、邻里之间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它与喜鹊网吧的顾客极少交流互动的现象大异其趣（据我们的调查，喜鹊网吧顾客表示上网时“经常”与周围人聊天的只占3.4%[28]）。研究者可能更应该从家庭网吧中人际传播“网上网下”的互动、以“首属群体网络”这类自然的人际交往关系而不是像普通网吧那种互不相干的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角度去看待这群特殊的消费者[29]。
在石厦村，有些ICT服务店铺写有“诚信是金”、“诚信是福”等格言，这看似稀疏平常的商界套话，在石厦村却别有意味。在许多业主看来，这里接待的不是乡里乡亲，就是街坊邻居，所以“诚信”是一种尤为宝贵的职业道德。例如公话超市的业主告诉我们，计算机计时收费一点都马虎不得，一旦出现做假，顾客之间很快就会传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这是熟人社会给城中村商业带来的硬性制约，那么石厦村ICT行业的许多日常性细节，更能令人感受到一个社区作为“共同体”（community）所具有的温暖，例如，公话超市和网吧对熟人可以赊帐；个别手机店可以为熟客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服务；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维修店因为师傅经常上门服务，邻里常常承担起看店或代收机器等事宜；那位刚从贵州来石厦村、年仅19岁的女孩每周都二、三次跑到一个公话超市边打电话边落泪，引起了女店主的关注和同情……在这个草根社区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服务业中，弥漫着传统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和彼此的认同感，尽管地方主义区隔同样存在于流动人口之间。
三、结语
正如已经有学者指出的，用“数码鸿沟”（digital divide）将一个社会使用ICT的机会和能力区分为两个极端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都无法准确概括出中国当下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邱林川，2006）深圳石厦村这个主要由农村流动人口构成的城中村，虽然是一个小型的草根社区，但它的传播生态——包括丰富的传播场域、众多的ICT服务点和建立在这些物理空间和媒介之上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网络，无不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在传统文化、地缘关系网络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交互作用下，正实践着极富本土特征的信息传播活动。
但像石厦村这样由流动人口聚集的草根社区的传播生态，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个社区在物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空间范畴。从结构上看，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只是中国网络社会的其中一个节点，流动人口凭借ICT实践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经由信息互动，结成了一张庞大的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城市化、信息化过程的辐射力影响深远。我们曾经走访了石厦村出租车司机的老家——攸县农村，也对其他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如重庆地区石柱县辖区的村庄）进行过调研，发现今日的农村（包括贫困地区的村庄）其ICT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学者对中、西部地区“贫乏的”想象。但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对ICT，尤其是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决非时尚潮流或新技术扩散的“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所能概括，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原因。在目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和行业组织的情况下，占中国信息中下层之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几乎丧失了制度和基层管理的依托，市场经济和陌生城市又令他们的生存陷入极不稳定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唯一能依赖的，或者说唯一值得他们信任的只有建立在传统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和彼此的认同感。我们的调查发现，像手机这样的新媒介技术，在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工具，他们的手机背后联结着一张关系紧密的同乡网，正是依附于这张网，他们结伴入行、共同抵御职业风险、对抗企业压榨、建立信贷关系……通过乡村熟人社会的习俗和信任应对生存的不易和职业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电话、QQ等媒介，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里不仅是他们的根，也是他们最终的人生归宿，他们绝大多数把自己视为异乡人生活在城市的生人社会，并源源不断将信息、资金、物品、人生经验输送回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内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如果套用卡斯特网络社会的理论，像石厦村这样的网络节点，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逻辑下，将中国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地区在结构和功能上联结起来，一个地方节点的脉动牵动了整个网络社会的各个系统结构和组织。流动人口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跨地区社会网络，是他们ICT实践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信息社会的一幅真实图景。
当今中国信息社会纷纭复杂的变迁过程汇集了大量的集体性实践。信息中下层的存在和他们的行为模式、社会网络，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它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信息化社会建设”的产物，甚至与我们所热衷的“新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这类议题关系不大，但它的存在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体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
——载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10年第2期
[注释]
[1]本论文得到教育部规则项目06JA860006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的资助。深圳大学04级本科生和08级研究生共10位学生参与了本课题的调研工作，特此感谢。
[2]参见http://www.metamorph.org/research_areas/communication_ecology_and_icts/
[3]深圳特区内城中村数据来自深圳市规划局和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主编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规划研究报告》。
[4]与其它城市的城中村不同，深圳的情况比较特殊。深圳经过1992年和2004年特区内外两次城市化过程，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全部征转为国家所有，原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农民和农村建制的城市。石厦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于1992年10月，标志着石厦村的建制从自然村转为城市社区。
[5]数据来自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6]关于石厦村的外来人口数字，据2005的《南方都市报》报导为3万余人；《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村目前暂住人口34783人，另有户籍人口5600人。后者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深圳市户籍的外来人口。
[7]参见《深圳同乡村调查之攸县村：的哥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16日。
[8]资料来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
[9]“公话超市”有些又名“长话吧”是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专门为流动人口提供电话服务——包括市话和长途电话服务的私营店铺。
[10]之所以用“点”(sites)而不用其它的词，是因为在对社区传播生态的实证调查中发现，“点”不仅能强调本文采用地图法得到的社区传播生态中的各个信息传播场所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点”上所从事的传播活动或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很难用其它的方法进行量化，以长途电话服务为例，石厦村有IC电话亭、有小卖部的公用电话（通常是一台），也有提供多个包厢服务的IP长途电话专业店，即“公话超市”。
[11]尽管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入户调查，而且社区传播生态应该包括社区内居住者私人空间的传播媒介与传播行为，但由于私人领域尚缺乏大型入户问卷调查这样的实证材料，因而本文所指的社区传播生态只包括社区公共场域的范畴。社区公共场域是相对于私人生活空间而言的，但由于城中村有大量家庭式信息服务经营点，如家庭网吧，它们与业主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指的社区公共场域特指社区中所有对外开放的、主要用于信息传播活动的场域。但这一界定仍得十分小心，因为“对外开放”有的仅仅对社区居民开放，并不欢迎社区外居民（如家庭网吧）；有时只对原住民开放，如宗祠或其它的祭祀活动。
[12]石厦村原住民共有八个姓氏的族群组成，其中赵姓和潘姓所占人数最多。
[13]《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在海外的村民有3000多人，足足是在老家人数的6倍多”。
[14]参见田阡《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2007,未刊。
[15]据2008年2月的访谈资料。
[16]据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统计。
[17]那些涉及多种经营业务的点以主业务进行统计。
[18]石厦村涉及计算机硬件服务的店铺共18家，包括专营店11家，兼营店7家，但由于兼营的7家中包括了一家手机店和一家公话超市，所以，在图4的统计中，将这两家店铺归入了“电话类”服务点。
[19]本文只包括统计涉及电视机、VCD、DVD这类信息产品。
[20]以本文作者对深圳著名的电子市场华强北的观察，山寨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采用联发科等公司的集成式手机芯片，其他附件由国内（主要是深圳）生产的、有自己的品牌或干脆无牌无名的手机；一种是采用了上述同样的技术，但外壳仿冒知名品牌（主要是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的手机；还有一种是则完全由品牌手机的二手零部件拼装而成的、经过翻新的手机。目前深圳市场上主要流行的山寨机为上述第一、第二种手机。
[21]本文提到的黑网吧，是指那些没有正规经营许可证或证件不全的网吧，在石厦村这样的华南城中村，这类网吧由于大多开设在出租屋内，所以又称家庭式网吧。
[22]目前国内开设正规网吧需要营业执照、税务证、消防证和文化许可证。本文作者到实地考察并询问了喜鹊网吧的管理人员，得到的信息是该网吧证照齐全，但据石厦村其他网吧管理人员反映，喜鹊网吧并无消防证。我们在石厦村共发现网吧30家，除了公开营业的喜鹊网吧外，另有两家大型网吧——优先网吧和石厦网吧，前者在调查期间一直处于停止营业状态，后经调查发现，该网吧正在搬迁中；另一家大型网吧石厦网吧有计算机上百台，虽然证件不全，但因为是由石厦股份公司有关人员合股经营，所以也处于公开营业状态。除了以上三家网吧外，其它的都是设在出租屋内的小型网吧，顾称“家庭式网吧”。事实上，由于家庭网吧的隐蔽性，石厦村这类黑网吧的真实数量是个谜。只能说在2008年2月在我们的实地调查期间，共发现网吧27家。
[23]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因为收入较高，所以大部分也会用手机打长途电话，但他们的妻子虽然也有手机，但普遍去村里的公话超市与家人联系。在石厦，由于绝大部分的攸县家庭采用夫妻到深圳打工、子女留守的模式，所以，他们与家人的联系极为频繁。
[24]参见一个深圳黑网吧老板的自白，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45,,6510909,1
[25]在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属于流动人口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在我们的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家庭没有购置电脑；在我们上门考察的拥有电脑和上网设备的5个家庭中，只有一家购买了联想新电脑，其它家庭都是配制的二手电脑。
[26]广东人称街边的临时摊贩为“走鬼”，以形容那些小商贩的临时性，尤其当城管出动时，那些小商贩如惊弓之鸟般逃跑的形象。
[27]关于政府对营业性网吧的政策控制，请参见丁未，2009；Jack L.Q., Zhou L.,2005。
[28]本课题组曾于2008年3月对石厦村喜鹊网吧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05份。因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29]请参见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一文中对小网吧消费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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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论文得到教育部规则项目06JA860006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的资助。深圳大学04级本科生和08级研究生共10位学生参与了本课题的调研工作，特此感谢。
[2]参见http://www.metamorph.org/research_areas/communication_ecology_and_icts/
[3]深圳特区内城中村数据来自深圳市规划局和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主编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规划研究报告》。
[4]与其它城市的城中村不同，深圳的情况比较特殊。深圳经过1992年和2004年特区内外两次城市化过程，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全部征转为国家所有，原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成为我国第一个没有农民和农村建制的城市。石厦的股份制改造完成于1992年10月，标志着石厦村的建制从自然村转为城市社区。
[5]数据来自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6]关于石厦村的外来人口数字，据2005的《南方都市报》报导为3万余人；《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村目前暂住人口34783人，另有户籍人口5600人。后者是指那些已经取得深圳市户籍的外来人口。
[7]参见《深圳同乡村调查之攸县村：的哥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16日。
[8]资料来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
[9]“公话超市”有些又名“长话吧”是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专门为流动人口提供电话服务——包括市话和长途电话服务的私营店铺。
[10]之所以用“点”(sites)而不用其它的词，是因为在对社区传播生态的实证调查中发现，“点”不仅能强调本文采用地图法得到的社区传播生态中的各个信息传播场所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点”上所从事的传播活动或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很难用其它的方法进行量化，以长途电话服务为例，石厦村有IC电话亭、有小卖部的公用电话（通常是一台），也有提供多个包厢服务的IP长途电话专业店，即“公话超市”。
[11]尽管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入户调查，而且社区传播生态应该包括社区内居住者私人空间的传播媒介与传播行为，但由于私人领域尚缺乏大型入户问卷调查这样的实证材料，因而本文所指的社区传播生态只包括社区公共场域的范畴。社区公共场域是相对于私人生活空间而言的，但由于城中村有大量家庭式信息服务经营点，如家庭网吧，它们与业主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指的社区公共场域特指社区中所有对外开放的、主要用于信息传播活动的场域。但这一界定仍得十分小心，因为“对外开放”有的仅仅对社区居民开放，并不欢迎社区外居民（如家庭网吧）；有时只对原住民开放，如宗祠或其它的祭祀活动。
[12]石厦村原住民共有八个姓氏的族群组成，其中赵姓和潘姓所占人数最多。
[13]《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4日的报导《向海而生 古村石厦不老》中提到“石厦在海外的村民有3000多人，足足是在老家人数的6倍多”。
[14]参见田阡《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2007,未刊。
[15]据2008年2月的访谈资料。
[16]据石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统计。
[17]那些涉及多种经营业务的点以主业务进行统计。
[18]石厦村涉及计算机硬件服务的店铺共18家，包括专营店11家，兼营店7家，但由于兼营的7家中包括了一家手机店和一家公话超市，所以，在图4的统计中，将这两家店铺归入了“电话类”服务点。
[19]本文只包括统计涉及电视机、VCD、DVD这类信息产品。
[20]以本文作者对深圳著名的电子市场华强北的观察，山寨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采用联发科等公司的集成式手机芯片，其他附件由国内（主要是深圳）生产的、有自己的品牌或干脆无牌无名的手机；一种是采用了上述同样的技术，但外壳仿冒知名品牌（主要是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的手机；还有一种是则完全由品牌手机的二手零部件拼装而成的、经过翻新的手机。目前深圳市场上主要流行的山寨机为上述第一、第二种手机。
[21]本文提到的黑网吧，是指那些没有正规经营许可证或证件不全的网吧，在石厦村这样的华南城中村，这类网吧由于大多开设在出租屋内，所以又称家庭式网吧。
[22]目前国内开设正规网吧需要营业执照、税务证、消防证和文化许可证。本文作者到实地考察并询问了喜鹊网吧的管理人员，得到的信息是该网吧证照齐全，但据石厦村其他网吧管理人员反映，喜鹊网吧并无消防证。我们在石厦村共发现网吧30家，除了公开营业的喜鹊网吧外，另有两家大型网吧——优先网吧和石厦网吧，前者在调查期间一直处于停止营业状态，后经调查发现，该网吧正在搬迁中；另一家大型网吧石厦网吧有计算机上百台，虽然证件不全，但因为是由石厦股份公司有关人员合股经营，所以也处于公开营业状态。除了以上三家网吧外，其它的都是设在出租屋内的小型网吧，顾称“家庭式网吧”。事实上，由于家庭网吧的隐蔽性，石厦村这类黑网吧的真实数量是个谜。只能说在2008年2月在我们的实地调查期间，共发现网吧27家。
[23]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因为收入较高，所以大部分也会用手机打长途电话，但他们的妻子虽然也有手机，但普遍去村里的公话超市与家人联系。在石厦，由于绝大部分的攸县家庭采用夫妻到深圳打工、子女留守的模式，所以，他们与家人的联系极为频繁。
[24]参见一个深圳黑网吧老板的自白，http://bbs.oeeee.com/bin/content.asp?aid=45,,6510909,1
[25]在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属于流动人口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在我们的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家庭没有购置电脑；在我们上门考察的拥有电脑和上网设备的5个家庭中，只有一家购买了联想新电脑，其它家庭都是配制的二手电脑。
[26]广东人称街边的临时摊贩为“走鬼”，以形容那些小商贩的临时性，尤其当城管出动时，那些小商贩如惊弓之鸟般逃跑的形象。
[27]关于政府对营业性网吧的政策控制，请参见丁未，2009；Jack L.Q., Zhou L.,2005。
[28]本课题组曾于2008年3月对石厦村喜鹊网吧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05份。因篇幅所限，本文没有涉及相关内容。
[29]请参见Jack LinChuan Qiu & Zhou LiuNing, Though the Prism of the Internet Cafe: Managing Access in an Ecology of Games一文中对小网吧消费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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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