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1896——1925），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峰岭底村人。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行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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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建党前一年，他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第一任书记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启蒙的思想解放高潮，身为中年人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唤起了一代年轻人走出旧《四书》、《五经》的思想束缚，由追求科学、民主进而追求革命。
此时风华正茂的高君宇，作为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紧紧跟随着这一时代，并成为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弄潮儿。
当时的年轻人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建立共产党和建立革命的青年团组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高君宇不仅是党的创始人，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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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他就受组织委托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翌年5月，又到故乡山西，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年底，高君宇等54人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还被大会选为执委会委员。
回国后，他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团的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人们回顾共青团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位开拓者。
生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1912年高君宇“负笈抵省”，考入山西省上第一中学。在这一省城有名学校，高君宇勤奋学习 ，在第一学期末就得了优胜奖 。被学校列为品学兼优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州”的美誉，在学校墙报上予以表彰。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崇德敦行” 。这时 ，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也很关心，他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章太炎文集》等各种书刊，广泛阅读，开阔了眼界。1915年，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为实现其复辟称帝的野心，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高君宇等同学从历史老师处得知这一消息时，悲愤异常，立即和学校爱国师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高君宇一面和同学们捐款翻印了“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为，一面又组织集会游行 ，街头演讲 ，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反袁斗争。他曾满怀信心给家中人写信，称“洪宪过不了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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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高君宇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习。高君宇进入北大不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了校长。蔡元培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在蔡校长治校方针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五四”以前，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新思潮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以陈独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批判孔教和二千多年以来的封建伦理道德，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阶段。高君宇到北大后继续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由于对封建专制的愤懑，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思想上激进的青年领袖人物。
191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企图独霸在东北三省掠夺的权益，反对新生的苏俄政权。中国留日学生率先反抗。李达等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到北京联络，高君宇参加了这次活动。1918年 5月21日，高君宇和北京各校2000余人到公府请愿，要求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这次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次活动却做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的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而载入史册。这次活动也使爱国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不久成立“学生救国会”，为以后的斗争做了准备。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巴黎和会，解决战后问题。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但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却根据日本的要求，决定把德国战前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后，凡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非常不满，高君宇等具有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学生愤怒无比，纷纷议论和商讨对策，决心起而抗争。5月3日晚，北京各校爱国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在会上学生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有的甚至断指写血书，表达维护祖国权益的决心。高君宇参加了会议，是这次会议骨干人员之一。会议决定，致电巴黎中国参加会议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五月七日统一行动，敦促北洋当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同时决定五月四日在北京举行各校爱国学生大游行，以唤起民众一起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卖国行为做斗争。根据会议决定，五月四日午后，高君宇和北大参加游行的同学冲破教育部代表的阻拦，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经中华门来到各国驻中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口。由于北洋政府和外国使馆早有预谋，设置障碍，破坏学生爱国游行。游行学生代表和使馆几经交涉，并向美国使馆送了“说帖”，但东交民巷使馆区始终不让游行学生通过，此时学生愤怒已极，深感“国犹未亡，自家大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之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当即决定北转户部街、东长安街，直奔赵家楼胡同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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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高君宇深感国事危艰，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高君宇做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扩大斗争，积极奔走。其间他曾赴津发动抵制日货，也曾到太原发动学生联络同志。不久高君宇参加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新潮社等进步学生社团，办刊物、做讲演、组织爱国学生和发动民众斗争，很快成为学生社团的骨干人物。
1920年 3月，高君宇参加了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高君宇几年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有条件在李大钊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这一段学习生活，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开展建党工作。高君宇和李大钊等人曾和维经斯基座谈。同年10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也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山西第一个共产党人。同时，高君宇还组织参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活动，被选举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21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54人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高君宇等人荣幸地受到列宁接见，聆听列宁指示。在这次远东民族会议上，高君宇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议最后的宣言上签了名。在远东会议进行当中，高君字还和29名中国青年代表出席了在此间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会议，研究了远东和国际青年问题。1922年2月2日，远东民族会议结束之后，高君宇留苏数月，利用此段难得的时机，悉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苏联社会，认真汲取革命经验。
从苏联回国以后，高君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新的飞跃。更加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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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高君宇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议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此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在经过讨论以后，高君宇同意马林意见，会议原则通过上述决议。回到北京以后，根据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高君宇与李大钊、范鸿劫在北方领导国民运动。1924年 7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担任了市党部总务股主任。高君宇不仅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一直注意国民党右翼的动向，和国民党右翼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进行斗争。他先后在《向导》、《政治生活》等杂志刊物著文抨击国民党右翼势力反动倾向，提醒党和国民党左派不断为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而斗争，为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
当时的山西比起娘子关外各省来还很封闭，土皇帝阎锡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实行经济封锁，思想封锁更严。“五四”运动以后，高君宇一直关注山西的斗争。他感到要改变山西封闭锁国情况，输入新思想是当务之急。所以在“五四”过后不久，即指导王振翼等进步青年办起《平民》周刊，揭露阎锡山封建统治，宣传进步思想文化。1920年暑假，高君宇借回乡度假之机在母校省立一中召集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人座谈人生社会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思潮和山西实际，谈了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又回太原，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指导太原建团活动。在他的联系指导下，王振翼等人于5月1日借开会纪念“五一”之机讨论了建团事宜，决定正式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传统，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选举王振翼为太原团组织负责人。会后分两路进行游行，散发了传单。同年夏，高君宇委托返晋度假的北大同学王方帮助太原团组织创办了“晋华书社”，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高君宇经常亲自为书社筹集资金和选购图书，尽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山西进步青年在高君宇的关心和帮助下，先后有不少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开展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高君宇是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在高君宇数年联系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山西日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革命的斗争逐渐开展，革命出现新的形势。建立山西党组织的条件成熟。1924年春夏之交，高君宇受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委托，再次来到太原筹建山西党组织。他到太原后，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召集侯士敏、潘恩博等人谈话，介绍他们入党，后把当时在并党员编为一个小组，由李毓棠担任组长，正式成立了山西第一个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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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不仅是一个革命实行家，也是一个革命议论家”。1920年年中，高君宇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左派会员想把该会改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团体。高君宇为此和右派会员左舜生、李横等展开辩论。1921年 7月在南京年会上，高君宇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学会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1922年 7月在杭州年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大以后，高君宇担任党报《向导》编辑，撰写大量文章，一方面积极宣传贯彻二大决议，一方面探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在《江浙战争与帝国主义》一文中，高君宇写道：“军阀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祸害，他们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得和平；而且要觉悟一切哀求的方式是不能损及他们的毫毛，只有是我们组织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在《答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在《土尔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一文中写道；“欧战后的世界大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猛烈的冲突和渐就颓败，一方面是工人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中国人民要与西方工人一致反抗法帝国主义对德的横暴》一文写道：“世上惟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重要任务是“联合各弱小民族与苏俄，来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但这是费努力才成功的一件事情。”以上这些议论已经初步提出和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及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一部分等重大理论问题。此外，高君宇还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写道：“俄国革命1917年夺得政权之后，有一个叫做由私产社会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里的革命工作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去发达生产力和消灭阶级”。高君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它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
1924年 5月21日，由于被张国焘出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高君宇被迫离京，经山西转赴广州。在广州，高君宇协助孙中山等人平定商团叛乱。是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改变，电邀孙中山北上。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由于肺病复发，住进德国医院治疗。他在病中仍抓紧工作。在此期间曾于1925年 1月赴上海出席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3月1日做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正在准备为召开全国国民会议工作之时，于3月4日粹发急性阑尾炎，住协和医院治疗。3月5日因割治无效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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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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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畔哀歌》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石评梅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有一位被称作“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的活动家高君宇。他师从李大钊，是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他与才女石评梅圣洁又凄婉的爱情故事，佐证了周恩来那句“革命与爱情没有矛盾”的名言。
高君字逝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均发表悼念文章。中共北京区委干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领导人送了花圈，沉痛追悼高君宇逝世。根据高君宇遗愿，遗体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女友石评梅在墓碑题写了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诗句：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首诗形象概括了高君宇光辉短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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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北京陶然亭公园内，有高君宇和恋人石评梅之墓，述说着两枚象牙戒指引发的动人情话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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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他们在同乡会上相识，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
石评梅虽然也爱对方，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高君宇患病动手术后于第二天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青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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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邓大姐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高君宇为人热情，好交友，与同时代的革命家有着很深的友谊。是他促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
1925年年初，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恋爱问题上毕竟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仁女校的教师邓颖超，但一直未能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高君宇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周总理和邓大姐对这段情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大姐也撰文表达对他们的缅怀：“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