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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改革优先理论

宏观改革优先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王珏为代表人的经济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经济改革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以什么为改革的突破口而提出的一种观点。该理论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了宏观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点。王珏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试图通过“抓中间、带两头”的战略，但缺乏可行性，无法解决价格补偿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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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改革优先理论

宏观体制优先理论的根据是建立在对“企业改革主线论”和“价格改革主线论”的分析与批评的基础上的，指出企业改革尽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但并没有触动旧的宏观管理体制，企业要求“松绑”不可能实现，企业改革本身不能代替宏观体制改革，不能解决需求膨胀的矛盾，更不能绕开价格改革这一关，企业改革不能带动改革的全局。王珏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试图通过“抓中间(指价格改革)、带两头”的战略，但缺乏可行性，无法解决价格补偿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一般性通货膨胀为货币之市值或购买力下降，而货币贬值为两经济体间之币值相对性降低。前者用于形容全国性的币值，而后者用于形容国际市场上的附加价值。两者之相关性为经济学上的争议之一。通货膨胀之反义为通货紧缩。无通货膨胀或极低度通货膨胀称之为稳定性物价。在若干场合中，通货膨胀一词意为提高货币供给，此举有时会造成物价上涨。若干（奥地利学派）学者依旧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形容此种情况，而非物价上涨本身。因之，若干观察家将美国1920年代的情况称之为“通货膨胀”，即使当时的物价完全没有上涨。除非特别指明，否则“通货膨胀”一词意指一般性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之测量由观察一经济体中之大量的劳务所得或物品价格之改变而得，通常是基于由政府所收集的资料，而工会与商业杂誌也做过这样的调查。物价与劳务所得两者共同组成物价指数，为整组物品的平均物价水平之测量基准。通货膨胀率为该项指数的上升幅度。物价水平量测整体物价，而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的上扬幅度。

因此，必须进行以企业改革为基础的宏观体制先攻战略，即通过抓两头带中间的牵“牛鼻子”战略，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抓两头是指抓企业改革这头，适应市场调节的企业主体就出来了；抓好宏观体制这一头，调节总量平衡和结构比例的宏观调控机制就出来了，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上确保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了，价格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放”字。可见，抓好了宏观体制改革，价格体制的改革就好比牵“牛鼻子”那样顺手。因此，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既不能把价格改革作为突破口，也不能把所有制改革作为突破口，而必须走“制衡总量，宏观先改”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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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宏观体制先改的战略，应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进行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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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改革的顺序是：第一，进行财政、金融、外汇、计划投资等宏观体制改革，在确保新的宏观体制能调节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基础上，使短缺的卖方市场转变为松动的买方市场，价格体制的全面改革才具备条件。第二，通过价格体制改革使经营性的商品和劳务价格放开，通过市场供求状况调节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不同行业、不同商品、不同企业的资金平均利润，为投资体制改革创造基本条件。第三，牢牢把握住企业体制改革这条线，因为宏观体制改革和企业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为全面培育市场和塑造市场机制准备条件的过程。

(2)要正确选择宏观体制模式

王珏认为，可供选择的宏观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高度集中的宏观体制模式；二是间接调控的宏观体制模式，实现这种宏观模式，需要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市场机制发育成熟为条件；三是从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很成熟的国情出发，创造一种集中与分权相结合的宏观体制模式。王珏认为，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交通信息极不灵通的大国，因此，采用第三种模式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3)宏观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

第一，塑造总量制衡机制。要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形成横向分权的总量制衡机制和纵向分权的总量制衡机制。在横向分权上要处理好计委、财政、银行之间的制衡原则。在纵向分权上，可实行制衡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承包制。

第二，塑造资源配置的制衡机制。在转轨阶段，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及市场机制的扭曲，要在投资领域强化国家调节的功能，通过国家调节进行资源配置。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体制改革的完成，则会形成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基本上同向调节的格局，这时可以扩大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范围，但在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上，仍需坚持以国家调节为主的原则。

第三，实行双向调节的机制。所谓双向调节，即纵向靠国家的直接调节，横向靠市场机制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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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也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很多情况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人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会，是根据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必须深刻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紧迫现实意义，扎扎实实地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这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在工作中，要突出把握好几个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格局，努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必须坚持内外协调，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促进中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主动性。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全面提高对外经济工作质量和水平，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