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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经济学 |
历史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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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危机 |
发展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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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 |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日益加强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以及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历来影响决定国际格局的军事力量逐步让位于经济力量；全球性的贫困、发展、生态平衡和人口控制等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面对上述问题，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因学科分立，很难解答。1944年，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K.波拉尼在《伟大转变》一书中以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为主题，分析了英国在维也纳会议后所谓“百年和平”期间的对外政策，提出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均势、国家、市场和金本位制等4个方面，力图克服国际关系研究中学科分立的缺陷。他被称作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C.P.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是一部融合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论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著作。1970年6月，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以后，美、英各大学的政治系先后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
学科分类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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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史 |
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分两大类：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分析其国际层次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以国际体系或把世界政治经济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后者并不完全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而认为它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有J.高尔顿的结构主义学派和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派。他们引进了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经济史和K.马克思、列宁。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学说的若干方法，扩大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前者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以美国国际关系学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为主要代表。他们继承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利益概念，认为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本性是对抗的，但世界经济的发展，却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政治的对抗和经济的依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他们认为国际关系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必须包括跨国公司，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等，要研究它们的互动过程和由此产生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他们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和“霸权后合作论”。代表作有美国学者R.基欧汉和J.奈的《权力和相互依存》(1977)，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S.克拉斯纳的《国际体制》(1983)。这一学派的刊物是美国的《国际组织》杂志。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在方法论上各有其特色。共同之处是为研究国际关系引入了新角色、过程和问题，努力解答传统学科不易分析的新的国际问题，明确了要研究的特定对象。但主流派的理论基础基本上仍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国家利益概念和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和市场相互关系的观念。结构主义和世界体系学派虽吸收马克思主义若干分析概念，但它要论证的却是资本主义不会有危机。
研究路径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市场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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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资本市场 |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