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2013-02-07 18:03:42
假外资颜昌海
按经济学理论，中国人的劳动价值和欧洲人的劳动价值不应该有区别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差距如此之大?有网民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外星人到地球参观，看到地球上有两棵山上的野树，一棵种在欧洲，一棵种在中国，都结了野果，外星人很眼馋，对地球人说：“我要买你们的野果吃。”地球人说：“好，但要先确定你到哪里去买，到中国去买，1人民币1个，到欧洲人去买，用1欧元1个。”
外星人说：“那我用1欧元买一个好了。”
地球人说：“且慢!其实你不用花钱就可以，你先从中国借一个果子，到欧洲去换1欧元，拿1欧元到中国去，就可以换10个果子，拿一个果子还给中国人，你就白得了9个果子，你再拿9个果子再去换9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个果子，再拿这90个果子再去换90欧元，在到中国去换900个果子——这样下去中国的好东西都被你买光了!”
外星人说：哪有这样的好事!那中国人为啥不到欧洲去卖个好价格?地球人说：“中国**规定10人民币=1欧元，就是规定了10个中国的果子=欧洲一个果子!因为中国认为只要能出口赚外汇，就是胜利，不管损失多少资源, 现在很多人在把中国的商品廉价倾销给外国，就是利用了这个差价，他们不求用欧洲的最高价格出手，只求最快，但已经有巨额的利润空间，不管浪费多少中国的商品，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行，赚到钱立刻再到中国进货，就是这个道理。”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那中国有了外汇起到了啥作用?
地球人说：“啥作用也没起到!中国人根本就不敢花!!因为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外国，就起到只能买一个果子的作用，就是说本来手里有10个果子，一交换就变成只有1 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1个果子，再交换一次就变成0.01个果子——那这样以前的交换都白交换了，越交换越穷，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把这个钱花在国内就必须换成人民币，这也不行，因为果子都被外国消灭了，代表果子实物价值的人民币却在中国增加，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引起通货膨胀。”
外星人说：看来中国的外汇只能烂在锅里，自己没法花，只能交给外国人，再来买中国的果子了!
地球人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懂经济，于是请了欧洲人来给中国人讲课，欧洲人夸赞中国的汇率好，如果不升值，农业会倒霉，殊不知农民完全可以只靠劳作和打工就自给自足，于是全中国人都在听这个欧洲人的话。”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人越来越穷，啥东西也买不起，把最好东西全部都出口奉献给外国人，就是为了换外汇呀!只可惜换的代价太大，10万亿的东西只换来了1万亿的外汇。”……
多年来，中国经济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最近资本外逃真相也在徐徐展开。中国的一个研究机构表明，每年60%的GDP被外国资本拿走。据中纪委统计，中国资金非法外流持续升级，2012年的非法资金外流已突破1万亿美元，那些流到海外的资金又以境外直接投资的名义流回中国，享受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从而使中国遭受双重的打击。专家认为，中国可能存在被掏空的危险。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而2012年已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万5千亿美元。中国资金非法外流除了外流时造成的直接损失外，还存在另外两方面的财富流失：中国资金非法外流后，再冒称外国投资来返回中国，利用税务、土地转让方面的优惠，对中国经济来讲受到了第二次损失，这些投资如果生产了盈利以后，再度的转移到海外，社会的财富又损失第三次。
有数据显示，18大后，中国的贪官更是加紧了卷款外逃的步伐。除了对大陆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由各种会计组织、法律体制、新闻媒体来共同监督，就很难杜绝这一点。体制没有改变，流失会继续，并且很可能会加剧，这些贪官处于恐惧的心理，出于保全自己财富的心理，会加速这种资金的外流。
中国人转移出去的资金还是少部分，而外国资本每年从中国拿走GDP的60%。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假外资”的内幕。何清涟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假外资，就是中国人或公司将资金转到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流中国。“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地，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地，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
如果生产的产品用于出口，还可以利用退税政策再一次对中国经济进行盘剥。这些资金对中国财富造成多次流血的同时，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混乱。这些钱去投资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GDP有影响——虚假的、人为的抬高了中国GDP的数字，这样对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性的影响。
中国的资金外流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公司，直接携带现金出境，进出口报假账，以及其他隐秘的转账办法。国内企业在国外购买资产时，以高于10倍的价格虚报资产价值，再与大陆高官合谋贷款，造成国有银行资金流出海外。另外，以购买专利的方式，使资产流出，也是常见的办法。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国际经济事务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援引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分析报告内容，并撰文评述中国经济面临的人口悬崖和旁氏泡沫危机。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到2020年左右将完全耗尽，并随后而来的是老年人口比例骤增和人口总量骤减的“人口悬崖”，因此中国的高速增长将宣告终结。
文章对比了日本和中国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关系，结果发现日本是约14年前的时候，也就是在已经富裕起来之后才达到了“刘易斯拐点”;而中国则是在国民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比日本的曲线几乎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文章指出，其实中国所面临的富裕程度还不够却已经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早已不是新闻。他在文中引述六年前一位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人口学者的话说，中国最后没办法可能需要让老年人“集体自杀”才能解决危机。据北京方面公布的信息显示，工作年龄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比预期的要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工人口数量将最终出现“悬崖”现象——突然骤减。
中国社会在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就已经开始老龄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20年左右彻底耗尽，并在之后的10年中面临约1.4亿的劳工缺口。分析认为，如此严重的劳工缺口现象将对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分析还指出，北京政府已经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低生育率和长期实行的一胎制政策的影响已经造成。而若想让人口比例这条巨轮调转方向，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分析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之所以中国的股市自金融危机以后就一蹶不振，2012年终的实际价值还不到2007年的三分之一，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危机问题和即将到来的劳工人口“悬崖”就不难理解了。他指出，中国沿海城市的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中已经在以年均16%的速度迅速提升。
波士顿顾问集团的分析显示，中国劳工的工资水平依照购买力换算2005年只有美国平均劳工工资的22%，到2015年即将达到43%，而如果只与美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方对比，将可能达到美国劳工平均收入的61%。分析指出，这也是为什么诸如通用电气、福特等大型美国跨国公司都开始把原先设立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再次搬回美国境内;因为考虑到能源消耗、弱势美元、人工费用和运输费用等等因素后，继续在中国生产的优势已经不再。
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北京此时此刻所面临的挑战决不仅仅局限于外企开始大量撤离，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能力改变中国。全球经济重新寻找平衡点本身对中国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腐蚀着中国社会构架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因此开始缩小。他认为中国官方真正需要面对的挑战是，一旦依靠廉价劳力、盗版技术和加工出口的发展模式告一段落，那么发展高科技和新型尖端行业所依靠的更多是拥有独立和自由智慧与思想的人，而社会也需要法制和信息言论自由。
无法实现转型的中国将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埃文斯·普里查德写道：苏联失败了。1950年代还比韩国富有的菲律宾失败了。大部分中东地区国家失败了。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失败了。 “我们还不知道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将去向何方。既得利益者与毛派怀旧者结成了联盟，强力抵抗改革者。”他指出，中国的《财新网》刊登的一个调查报告系列专门指出了既得利益派在过去多年中如何一步步瓦解和扭转了由邓小平最初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外界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有关改革的提议绝大多数都是停留在口头，依靠大兴土木、大修铁路、大规模政府投资……这些依靠打开印钞机来饮鸩止渴的短视解决方案。2012年中国经济55%的增长依靠的是政府投资，而这一比例很快会达到60%。他指出，尽管基本建设的中心开始向中国内陆城市转移，但是这种依靠举债、印钞、政府投资的“旁氏骗局”如不尽早改变终有要倒塌的一日。埃文斯·普里查德预测，中国的高速增长奇迹可能还会有几年的“好光景”，但最终这个巨大的“投资泡沫”还是要破灭的。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宣称要解决中国大陆当前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提高低收入民众的收入水准，严控经济垄断和贪腐恶化等。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夏业良对此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思路。夏业良说，凡是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最后都是失败的。现在中国的情况还是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之后，政府的权力越大，就越不公平，收入悬殊差距就越大。
夏业良还指出，现代经济学，也就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的区别是，现代经济学强调的是“效率增进”，也就是怎么样把效率增加和提高。夏业良说，只有在一个能够公开竞争的社会里，才能让老白姓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先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等老百姓都竞争过以后，能发财的都发财了，发不了财的 人，能力特别差的人，政府给予一些补贴和帮助，这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一个好的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分配制度改革，除了搏起一点掌声和一些眼泪以外，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新华社报导，收入分配改革已到攻坚时刻，亟待破解垄断和腐败两大难题。2013年，伴随中央接连传出的深化改革信号，人们期待更多具体配套改革措施出台。据报导，大陆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在三月人大、政协两会后，将陆续推出改革的配套措施。但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不管当局政策说得多漂亮，掌控实权的中国大陆官方官员他们贪婪的本性却不会改变。林子旭说，现在看来，大陆官员对百姓的盘剥似乎越来越疯狂，在这样情况下，出台这种没有任何可执行性的文件，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文件的若干意见，说白了执行不执行，还是官员自己说了算，老百姓完全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
而近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报告显示，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中，中国占7个。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品质标准的不到1%。中国著名灰霾专家吴兑曾说，灰霾与肺癌有密切关系。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2001至2010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著名中国问题学家巩胜利表示，中国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非常可怕。世界银行2007年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和医疗成本的增加，还有物质损耗，约占中国GDP的5.8%，造成的人员死亡大概700万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说，（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劳动力损伤和医疗费用，造成经济财产损失大概每年是1120亿美金。另有调查报告说，2010年中国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空气污染造成8600人的过早死亡，这就非常非常可怕。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追求经济发展GDP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超过万亿，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巩胜利指出，不仅是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更是惊人，这些都与当局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有关。
中国的发展方式一直是以环境和生态牺牲为代价的，960万平方公里里面，40%的水被严重污染，200个城市里地下水55%被污染，3亿人的饮水水源一直都存在问题。土地污染比空气污染更严重，2006年中国政府作了调查，但是结果一直不敢公布。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造成的最大灾难。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喻说，中国的GDP里每一个数字都滴着鲜血。中国这63年，是中国整个有人类存在的历史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本身污染最厉害的63年。过去30年所谓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唯利是图，把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引进了中国。因为那些项目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很多官员能从里面中饱私囊，而且官员可以带来所谓政绩，所以他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的。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鲜活的案例与经济资料，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茅于轼说，大陆虽然取得经济发展，民怨却特别深。
茅于轼提出几个大家关注的问题，第一，问国家：要改革还是要建设？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第二，问社会：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第三，问民生：为什么我们住不上廉租房？为什么城管、保安经常打人？茅于轼认为，主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就是“不讲理”：“简单说，孙中山推翻了满清，中国的帝制和皇权好像是被清算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死而不僵，一直是反反覆覆的出现，到毛泽东干脆也变成秦始皇了。”
茅于轼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茅于轼呼吁中国大陆官方“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茅于轼的新书还提到，大陆每年有成千上万“民告官”的诉讼，但胜诉不到10%，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让百姓伸张正义道路非常艰难，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不再信任政府。茅于轼表示，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而，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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