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坎宁安爵士死于1935年5月3日，享年87岁。在马歇尔最喜爱的诸多学生中，他第一个离开了我们。他有着杰出的天赋，早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称作“几何经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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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安(Henry Cunningham)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
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而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 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 。 《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