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杀编辑本段回目录
支付宝事件梗概
王长胜
整个发牌过程充满了不明确、暧昧、揣摩，甚至还有流言与暗算，这给本来各有算计的阿里董事会成员带来了不同的、随时在变化的风险与机会。
支付宝是一连串事件。
简单地说，一条线索是最近五年来一直盘旋在中国第三方支付企业头上的牌照悬念，一条线索是阿里巴巴四人董事会里的利益博弈。支付业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外资态度的变化、雅虎与阿里这几年的彼落此兴、阿里管理团队诉求的转移……这些因素皆在左右这两条线索的拧合及走向。
最终的结果：阿里巴巴管理团队以为了夺取中国央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名，单方面剪断支付宝与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的脐带。
先来看第一条线索。出于对自身外资身份敏感性(雅虎与软银在阿里集团各占43%与29.3%股份)的考虑，2009年7月24日，阿里巴巴董事会以纪要形式授权管理层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来合法获取支付牌照。此前的6月1日，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巴巴的全资子公司alipay已将70%股权转让给马云和谢世煌全资拥有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浙江阿里巴巴)，alipay与浙江阿里巴巴保持“协议控制”(即VIE)关系。
2010年6月21日，央行起草了5年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又称“二号令”)出台。其中规定：公司若有外资成分，须报国务院另批；2011年9月1日前，未拿到支付牌照的公司将不再允许办理支付业务。2010年8月6日，alipay将支付宝剩余的30%股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
对于这两次转让，孙正义和杨致远“都同意了”(马云说)。毕竟，行业通行的协议控制方式依然能够保证外资股东的权益。但是，2011年1月26日，央行发传真函件要求支付宝声明是否有协议控制，是事态的转折点。阿里巴巴方面始终没有向《中国企业家》出示该函件，不过根据本刊记者采访，几位支付企业负责人均证实他们也收到过该函件，确有其事。
阿里巴巴方面称，根据这份传真函件，以及后来的口头沟通，他们了解到：支付宝若要不走国务院审批而顺利地第一批拿到牌照，就需要切断协议控制，并盖章声明。
可以分析，摆在董事会面前有三条路：一、维持协议控制，报国务院另批；二、维持协议控制，但声明无协议控制；三、终止协议控制，商谈补偿办法。
据马云说，软银的孙正义要求走第二条。“你马云有办法的，我在中国投资了那么多公司都可以(协议控制)，凭什么你不可以？”
杨致远“两边倒”。马云拿起桌上的笔和烟对本刊记者比划，“反对(马云终止协议控制的提议)吧，他觉得公司如果(拿不到牌照)垮了那他得承担责任；同意吧，他回去(向雅虎)交代不了，所以他干脆不表态。”
马云则坚持走第三条路。决议无果后，马云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解除协议控制，并通知两位股东后续商量补偿事宜。
阿里巴巴董事会是一个四人董事会：杨致远、孙正义、马云、蔡崇信(阿里巴巴CFO)。用研究公司治理的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的话说，“从理论上讲，这个由四个人组成的董事会，本身设置就很怪异，因为容易形成投票僵局。”(详见后文《是契约条款，还是契约精神？》)
这个“僵局”始自2005年8月，雅虎以10亿美元及雅虎中国资产换购阿里集团40%股权。当时的约定是，雅虎只能有35%投票权，而马云等管理团队虽只占有31.7%股份，但投票权加5%，“还有一个约定就是不能随便解雇马云。”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说。于是，阿里团队有马云和蔡崇信两人进入董事会。但当时定好，2010年10月后，雅虎投票权将增至与持股权相当，可增加一个董事会席位。如果该约定成真，阿里董事会面临新的平衡。
在采访中，马云没有否认他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这两年来是有“难处”。这“难处”包括雅虎理论上在董事会话语权的增加，包括现实中雅虎CEO巴茨(2009年初上任)对中国事务不了解而态度生硬，还包括与孙正义在员工激励等问题上的沟通不畅(详见后文《马云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实录》)。
先说孙正义。孙是韩裔日本人，他在1980年创立的软银公司，看似是一家到处投资的VC，实际上，却是有着产业家般雄心的科技公司。他最近明确表态，软银希望用30年时间成为市值排名全球前十的科技企业。他说：“目前，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大约800家科技公司，希望在30年内将这一数字提高到5000家，大部分将位于亚洲。”
在日本，软银拥有最受欢迎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网站，同时还经营着日本增长最快的移动运营商和最大的宽带网络。但是，软银最广阔的探险却发生在中国，自2000年投资阿里巴巴开始，软银对中国的众多著名的互联网企业进行了战略投资，涵盖了电子商务、SNS、视频、移动互联网等多个颇具前途的领域。
“传统的投资者拿的是别人的钱，而软银却是孙正义自己的钱。这使得孙正义在投资时往往是出手阔绰，价格很有竞争力。但是，拿到他的钱，若想甩掉却没有那么容易，他看重的不是一次性回报，而是他的战略布局。”圈内某个不愿具名的创业者对《中国企业家》如是说。
这一点，从软银投资阿里巴巴一事中可见一斑。2000年10月，孙正义领衔投资给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阿里巴巴2000万美元，2004年2月又追加6000万美元，之后从未套现退出一分钱，至今保持了阿里巴巴29.3%的股份。
马云直陈他与孙正义在董事会层面对阿里事务有分歧。“我可以很负责任讲，如果阿里团队听了30%以上的孙正义在产业、运营方面的发言，这个公司早死了。很多建议是愚蠢。会投资的人不会做企业。”孙、马的一个核心矛盾是团队激励问题。马云指责孙正义是“铁公鸡天下第一”。
再来看雅虎。众所周知，对没落的雅虎而言，中国的阿里巴巴成了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一度支撑着雅虎的股价。在此情况下，马云曾多次提出回购股份都被拒绝，比如《福布斯》曾披露马云曾欲以35亿美元向雅虎回购15%股权遭拒。有局外人如奇虎360董事长周鸿(前雅虎中国区总裁)支招：与其回购股份，不如直接收购雅虎股份，变成它的大股东。据马云说，他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所有想收购雅虎的公司，哪个没有找过我呀？”但他显然顾忌良多，没出手。马云在访谈中把这归于“良心”，恐怕不是事实。其间有诸多微妙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便是：与马云在阿里事务上多有分歧的软银，是雅虎与阿里的双重大股东。
无论如何，今年3月份时，马云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如果有机会能改变(股份结构)，我不改变那是我愚蠢。对吧？”
客观上，支付宝要以纯内资身份拿“牌照”，是改变上述格局的一个契机。
马云自然对此不承认。他把支付宝比喻为淘宝的“肝脏”，他的意思是，现在迫于牌照政策把“肝脏”拿出来，让它变成独立的“人”，这是多大的风险！但该行为对马云团队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当手握阿里系最宝贵的资产，马云团队加大了下一步与雅虎和软银股权博弈的筹码。
牌照：支付宝的门槛？马云们的机会？由于整个发牌过程—支付企业与央行的沟通，充满了不明确、暧昧、揣摩，甚至还有流言与暗算，牌照这事儿给阿里董事会成员带来了不同的、随时在变化的风险与机会，扑朔迷离(详见后文《支付宝：与央行那些事儿》及《牌照下的惶恐》)。在牌照政策无法提前确切预知的情况下，夺牌游戏中的每个玩家随时都在相机行事。
最后，在政策规定与实际操作的种种罅隙间，马云做出了他自称“不完美但唯一正确的”决定。
马云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实录
李岷 王长胜
这可以看作阿里巴巴创始人在支付宝争议事件上，留给未来的一份“证词”
谈央行的政策空间
根据你刚才在记者会上披露的，你与软银、雅虎关于支付宝的协商起码从2009年(第一次转让股权)就开始了，事态的转折点是在今年第一季度发生的吗？
马云：其实呢，从第一天做支付宝我就预测到国家要管理。我也不想标榜我们的份额，不想标榜国家安全，但是(支付)这一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可能放过。这些事情我必须跟股东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如果是小屁公司没关系的，但大了，我们不可能绕过去。但人家(股东)不相信，或者人家说：那再说。他不同意，你就傻在那。
央行可能让市场份额占50%的这样一家公司拿不到第一批牌照吗？
马云：所以说这事很艰难。央行从提出牌照到发牌花了5年时间，去年说要发也没发。它在干嘛？央行经过慎重考虑也非常痛苦，我也理解今天央行不能站出来说什么。国家有国家的原则，我觉得央行也很智慧，也很聪明。但结果就是我被支在这，这头是央行，那头是两个“混蛋”，两边把我给挤出来了，变成我是坏人。
央行应该跟你做过一些私下、特别的沟通？
马云：我们经常沟通。
在外资问题上，应该为支付宝开一个特别通道？
马云：正因为50%，所以不可能。假如我们今天只有10%，通就通吧，没问题的。
“单飞”决定怎么产生的
你们第一季度终止协议控制，按程序是不是该阿里巴巴董事会来通过？
马云：我们成立这个董事会6年了，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通过或不通过，都是以会议纪要形式走的。
那是为什么？
马云：我们公司就这么运营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决策是董事会要批准的。很多事都是在董事会外面讨论，董事会上面达成协议。我们一直以来是这样，不存在协议通过、协议反对，那乱套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再给你十倍的时间也不会(通过)，为什么？这涉及两个人的屁股脑袋。孙正义他(要的)就是软银(利益)，雅虎就是(要的)雅虎(利益)，至于谁要为这个公司负责任，他不管。孙正义有无数的投资，死一个阿里巴巴，他会痛，但对他是一个，而对我们是所有。雅虎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只要涉及到自己短期利益大家都会反对，都不同意。或者他们反对但是从来没说过反对，也从来没说过不反对。一说到这事，他就说：我只有两分钟，我要走了。如果你说“不通过、我反对”也是一个说法，但他不表态。那这个时候你明天就要向央行交证明文件了，你不交进去就自动关掉了……
这是一个不作为的董事会？
马云：平时都作为，但在资产处置的决定上，屁股决定脑袋。杨致远没错，孙正义也没错，他们代表股东。如果我是大股东，我也会这样，我为难啊，我回去怎么跟我的投资者交代？所以他干脆不表态，所以这个事情卡在那。那么这是谁违背了契约精神？是孙正义和杨致远违背了契约精神！作为公司的董事，你就要为这个公司承担责任。所以我说，运营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天下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制度跟人是配套的。我面临的这种状况是制度没办法完善的。
这里涉及到公司的治理问题。
马云：这是治理问题。为什么我一直说公司需要领导者而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职业经理人按照规则走就行了，领导者就必须承担责任。
但是为什么大家要信奉规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马云”，如果换一个品行不端的“领导者”，以承担责任的名义转移公司资产，这公司岂不……？
马云：我不是说我品行好，但假如我们不是照透明、守法的原则走的话，你以为我们今天还会在这里讨论股东表态问题？早没支付宝这家公司了，早死了，或者5%的市场都不到。
我的意思这里有一个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的问题。
马云：是，应该程序正义，process很重要，但我们这个是一个“个性”案例，从法来讲是对的。法总会遇到个性案例，这就是一个个性案例。
你觉得在那个时刻你可以享受某种豁免？
马云：不是可以豁免，它就是一个个例。个例就是去考察你的领导力。我完全可以做到按照规则去走。而且，大家有一个巨大的误解，认为支付宝今天是挣钱的，认为我现在这么做是为了利益。其实支付宝，是作为淘宝的一种功能诞生的，今天终止协议控制支付宝，等于是把一个人的肝脏拿了出来，让它变成人了。谁愿意把它请出来，多惹麻烦。一开始转让70%股权是协议控制，到了后来切断控制关系时候，是没办法了。我们也是被逼的。
我今天最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做自己，而不是装给别人看我是谁。我承认这决定不是最完美的，但是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不说我就是对的，我只是觉得我做了我认为是对的事情。你批评我可以，但是别给我加色彩，什么违背契约精神。如果你大致了解真相，请问如你是我你怎么做？三条路，一，公司关了，二，作假，三，先依法律说的做，先把支付宝转出来，然后再开始进行谈判。第一条路是死的，肯定不能走；第二条路是大风险，央行可以今天不管你，明天把你管得死去活来；第三条路，你没有董事会协议，你要承担更多责任。请问你选择哪条路？
除了这三条，你不能说服他们让他们同意把公司转出来？
马云：说服不来。因为孙正义是真想走第二条。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走，凭什么你不能？
杨致远也想走第二条？
马云：杨致远两边倒，这个时候是孙正义跳在前面。能不能走第二条路，是我们最大的关键点差异。
可能包括孙正义在内，很多人觉得以你马云的活动能量，支付宝肯定能够把政策上的风险控制住。
马云：记住，我讲过，我不喜欢政治，不好政治，我既不左、也不右。要好(政治)这口我今天不做企业了，要做企业就得讲法律、讲原则。这是我的底线，我走到今天都快“奔五”了，我还去做一个违法的事？
关于停止协议控制，当时你们几个管理层商量？
马云：几乎我们阿里巴巴集团的高管都在了。
有不同意见吗？
马云：没有不同意见，因为大家都对中国很了解。
你们是否想过比“终止方案”稍微缓和一些的方案？
马云：只有两种选择，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你要么是有外资，要么没有外资。但股东就是不表态，说(央行的规定)“不可能”。
你把他们描述的也太不理性了吧？如果支付宝拿不到牌照，孙正义他也是最大受损者，他会坐等支付宝拿不到牌照？
马云：关键就是，他觉得“马云你是有办法的，你骗我、你蒙我，中央政府一定不是这样，我中国那么多公司都是可以，凭什么你不可以？”
雅虎发表声明说它不知道股权转让这事，在说假话吗？
马云：你说呢？每次董事会都有纪要。它发表那声明的意思是跟它的股东说，“这是马云的责任，别告我”，实际上是在给我增加谈判的压力与筹码。为什么雅虎5月才披露支付宝转让一事，我也不知道。到现在，我只能像政治家一样讲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杨致远还是我朋友，我不希望给朋友太尴尬，不要把这事变成很低档的吵架，我还得给人家尊严。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说对方，你们媒体最高兴了，说“看、看，这家人吵架了”。
你决定终止协议控制时，考虑了其后你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吗？
马云：当然。我考虑了三四个月，前面就知道这一天总归要来。这件事情真到的时候，作为CEO我一定要承担责任。你是让公司全面垮掉，还是先让它活下来，然后(与股东)讨论利益—同时在这过程中被人指责？
你知道可能被人指责。
马云：那当然，但是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指责到道德、契约精神上去，搞到这个方向是我没想到的。
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指责呢？
马云：我本来的判断：雅虎和软银会提出他们的利益不公平，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我估计是这个。我没有想到国内的媒体会上升到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想办法绕过法律。现在大家在教我应该绕开法律。我觉得，如果按照有些人所谓的狭义的契约精神(去做)，我那是违法。所以我的困境在于，董事会现状，加上央行规定，我没办法做出一个完美的决策。但我最悲哀的是在做出这么一个所谓唯一的正确决定的时候，被人贴上一个没诚信、不讲契约的标签。我完全可以不诚信，面对央行问“你有没有、你是不是外资”的时候，说我不是外资的。
谈协议控制与责任
但是协议控制这事儿，本来在中国也不是一个非法的东西。
马云：是这样的：央行一季度那两封信，很明确问这个问题：你今天是协议控制的、还是非协议控制，如果你是协议控制的那么你这次就不要报了，你如果非协议控制你得声明、保证。所以这不存在协议控制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你声不声明的问题，这个事你怎么弄？
但是你刚才说在这信下来之前的三四个月你就在考虑中止协议控制了？
马云：在两封信之前，我们也认为这事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按照协议控制来做。但当你跟央行打交道过程中，你作为领导者得判断万一政策往什么方向走，你要做什么策略，这是我作为CEO的职责啊，有些事你必须得考虑。
你一直在跟董事会预警？
马云：当然，他们百分之百知道。但到今天，每个人都推卸责任。现在我是被逼着把这些真相讲出来，否则跟我有什么关系？杨致远和孙正义这两人还是我朋友，还有情义在。
当你告诉他们你们单方面终止协议控制时，他们惊讶吗？
马云：当然惊讶。杨致远3月31日收到这个被核定报表的东西以后，他应该尽快汇报给雅虎股东，但他到5月份才报。所以现在雅虎美国股东是怪雅虎，不是怪我们。
你终止协议控制相当于将了雅虎与软银一军。
马云：以前这个火球在我手上，他们不说话，我倒来倒去不知怎么弄，现在给他们了。
如果协议控制都不行，那今天别的一些支付企业怎么办？
马云：你可以去问财付通。本来只是轮到我惨……
现在因为你这个事，动静越闹越大。
马云：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之前有一些举报我的，说支付宝是协议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央行一季度给我来了一封那样的信。所以我只好交代。然后本来我是不关心别人考试得了100分是否作弊，我只保证我不作弊(注：即保证支付宝非协议控制)，但我现在为什么不作弊得了85分，还被人骂？我只按照我的原则做。我认为这个事情现在捅大了反而大家看清楚，谁诚信谁不诚信。你们今天不能说：你遵守大法是错了，让我们来探讨下法对不对。法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要跟我讲这个。法对不对是你们来评论的，我毕竟不是制定法律的人。
整个过程中你有什么错误吗？
马云：我觉得错误肯定有，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今天在一个这样的局面下做决定，应该要引起全世界做企业的去思考，并且学习。
学习？
马云：应该学习。我相信十个企业里面有九个不敢做这个决定。一条路是你作假，一条路是你不拿牌照就死掉了，一条路是继续承担责任。我认为是很艰难、非常难的决定。如果国外有家企业这么做，一定会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学习案例，但在中国恰恰被倒过来看了，一些年轻人会被伪评论者影响。
但是事实上，你在最后单方面终止协议控制那一把上还是有冲破规则的嫌疑吧？
马云：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大企业一定流程重要，没有流程没有法规大企业运营不好。但个性案例到关键的时刻，你需要……
关键时刻流程就不重要了？
马云：一定是不重要，最关键的时候职业经理人愿意做的就是流程，他不用承担责任。流程是让你逃避责任，你按照流程做完不会错的，错也是流程错，跟我有什么关系。而我需要承担责任。
与孙正义历来的矛盾
你知道终止协议控制这个决定做出之后，跟软银就彻底决裂了。
马云：也不怎么决裂。我们白天闹闹吵吵晚上一样喝酒。
你最近跟孙正义沟通过？
马云：沟通啊，过几天还要去日本给他站台。(注：马云在6月25日日本举行的软银股东大会上高票连任软银集团董事会成员，孙正义表示：“我和马云是好朋友，而且是很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我们彼此非常信任。不用担心。”)
他现在那么沉默为什么？
马云：他永远不出牌，他谈判的战术就是不出牌，逼死你。他把你逼到墙角上，他不出牌。他现在也不出牌，他等雅虎出牌，因为雅虎比他(谈判)位置更差。孙正义的想法比雅虎多多了，狡猾多了。
现在软银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马云：这个家伙谈判的水平太高了。我有时候在他董事会上看他跟别人谈，觉得这家伙真正厉害。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在有的问题上，我不同意他，他认为员工是随时可以换的。我相信要给中国的年轻人机会，与他们共同分享未来。他认为日本不是这样，反正付工资你愿意干什么就干，随便找个人就成。第一，我不同意日本一定是对的，第二，这放在中国肯定是错的，我相信客户第一、员工第二，没有员工就没有这家公司。我们俩在这上面的原则完全不一样。
这矛盾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云：一直这样，这几年天天吵架。你看阿里巴巴从成立到今天为止，我的股份就越来越少，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稀释出去了。他到今天为止从第一天30%到今天，30%已经过了，一点都没有稀释，你看看他给不给员工东西。
这是你们最大的矛盾。
马云：这是原则。我说你不愿意让给员工，没关系，我们尊重你，我们让出来。我个人损失没关系，今天阿里巴巴一万七千名员工都有股票的，都是我们让出来的。但是你不能到极限，到了今天这个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是不愿意承担责任，那我就要翻脸了。
他从来没有让过？
马云：问他拿1%，就像活老虎拔牙一样，每一次吵架都不开心，好像你拿到股份等于把他皮活剥了。他有两招是天下第一，我佩服他。第一是谈判天下第一，第二是铁公鸡天下第一。他开始跟你谈判很厉害，比如说你只要两千万，他给你三千万。因为他钱比你多，筹码比你多，拿个5万块出来跟你拿50块一样，接下来一步，哈哈哈，你就被他摁住了。他有他的谈判技巧，但是在员工发展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不同意。
你们提出来过几次？
马云：他也知道我翻脸就来了，但是我拿他没办法的原因很简单，他是股东，他的选择不能说对和错，只是我们两个不同而已。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很正常，吵吵闹闹不影响做朋友间的事。
你跟雅虎、软银谈补偿依据一些什么样原则？
马云：第一，百分之百合法，百分之百透明；第二是不能影响阿里巴巴的发展，不能把利益转移到支付宝，让淘宝和阿里巴巴吃亏；第三，今天的补偿和未来的补偿都要有，因为这个事情是全世界都要知道的。
补偿金额可能到达什么级别呢？
马云：补偿会很大。但是换句话说我觉得最后肯定是客观的，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我们有我们的原则，谈判出来的。
时间上？几时落定？
马云：现在球在他们这呢！我压力不大了。(注：前一天马云在给本刊记者的短信里说“此事已接近尾声了”；6月22日，雅虎、阿里巴巴和软银发布联合声明，称关于支付宝股权的谈判已“取得实质性和令人鼓舞的进展”，有望达成协议。)
你是让他们开价？
马云：对，我的压力来自于这边的批评者和媒体。本来没多大事，可以好好谈，现在变成了这边给我压力。现在美国政府(给我们)的压力多了去了，我有些话不能在这个场合上讲而已。有些事情我要十年以后讲，十年以后也不是这些政府，也不是这个情况，我就好办。我今天说的嘴巴痛快了，明天还不活了？
两三年前就有传言说国内某些集团想入股支付宝？
马云：想入股的多了去了，今天这个事没清除之前，想都没用。受让支付宝股份的是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是我跟谢世煌。谢世煌跟我两个人是十几家公司的注册股东。阿里巴巴18个创始人里经常用谢的名字去工商注册。这家公司的作用就是告诉央行，支付宝是百分之百内资，然后这个公司还会进行股权转让。
支付宝股权改造你们有一些大体的思路没有？
马云：没有，现在这个事还弄不清，还什么思路。
将来国有股份肯定有一块？
马云：现在外资不能进来呀。
民间资本可以有？
马云：当然，我们欢迎民间资本，这是将来讨论的。反正这个事是这样的：今天补偿雅虎和软银贵了，将来国内进来的人就贵了。所以今天满足这个，未来明天那个没了。哎哟，复杂了。评论者只是一图口舌之快反正跟自己没关系，说你好、说你坏，其实背后有我们大量的心血和工作。
媒体视角跟企业视角当然有区别。
马云：做媒体我是理解，你可以评论，可以加定义，但也得等事情真相出来。你不能给人家先盖一个帽子，说我是小偷，然后我去解释我不是小偷，那我这不是死去活来？
与雅虎关系
你们现在在支付宝问题上，表现得这么决绝，是不是跟你们急于摆脱与雅虎的股权控制有关系？我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牌照政策帮了你们。
马云：人啊，就是猜测的因素多了一点，我们没那么……如果真的去想那些阴谋诡计的东西，我们做不起来。
这不一定是阴谋，这是一次机会。
马云：人生不缺机会，我们还有90年要走。机会可以一次次来，我觉得什么东西该做、不该做，这个原则一定要清楚。你怎么想到雅虎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明天孙正义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都有可能。但你要知道什么东西不该做，尤其在雅虎出现摇摇晃晃的时候，你真不应该下狠手，要下狠手我早就跟人联手把它弄得一塌糊涂。
去年没有人来找你们吗？
马云：多了去了，哪个人想收购雅虎没找过我？
你从来没动过心？
马云：人都有良心。
主要是因为雅虎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资产。
马云：我们自己要做该做必须做的事太多，干吗去看别人口袋的事？换句话说，人家雅虎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孙正义只不过出一些馊主意多一点，我们只是原则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和谐相处。你今天换另一些股东可能更糟糕。
现在雅虎在阿里集团的股权问题解决到什么进度了？
马云：我们不着急，换句话说，换一个股东可能更复杂。我们有机会就做(股权调整的事)，没机会的话，我觉得只要我的客户对这家公司满意，我跟股东的关系是我马云的难处，我没必要公布给整个社会。但是如果跟客户利益发生矛盾了，跟国家大法有矛盾了，我就要翻脸了，那个事情就是我的责任。股东之间吵吵太正常了，我说孙正义是“混蛋”，人家说你怎么这样讲话？我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办？我们在私下里关系很好。在董事会他跟我吵得死去活来，完了之后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我讲话比较直接，看起来很感性，实际上我得理性，这么大公司不是你个人的。
“本命年”
马总，你看你前些年都挺好的，但是今年一会儿卫哲事件，一会这个，全是关系到你的声誉的事，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马云：(阿里巴巴)12周年。
你信这个(本命年)？
马云：这是我安慰自己。为什么冒出这些事，也挺正常的，首先公司大了，什么东西扩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问题。第二，12年的公司，就像人到一定年龄，各种情况症状都会爆发出来，很正常。每家公司都有过，只是没有你那么招摇，没有那么多人关注。
阿里12岁，主要的矛盾与症状是什么？
马云：12岁的公司普遍的现象都会在组织、人才、文化上面临一定的挑战，因为你活了12年，你一定有独特的文化，那么后面的悬念是，你是不是能够内部和外部协同，还有在整个公司发展节奏上有没有问题。这是很正常的。
你作为最高领导人，当企业出现这些问题，你怎么样抓住这个要害呢？
马云：我觉得还是按照价值体系、使命感，按照公司治理慢慢发展，发现这些问题后正确面对它、正视它。换句话说，卫哲的事情，我可以用100种方法不让别人知道。但是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希望阿里巴巴做的事，不管世人评判对和错，都可以成为榜样，经得起考验。我们每次内部会议都有电视录像，留给后来人看。
什么层级的会？
马云：只要我参加的会我就要录像，因为将来是给人家评判的，对与错是世人的评判，不是我的。但是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决定、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我要录下来。
这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云：有八九年了，这个是为将来留的核心的资料，我们现在有一房子的录像带。
马云在梅雨季
李翔
他仍然掌控着局面，尽管有颇多出人意料之处，无论是对阿里巴巴还是对一场采访
他还算准时地出现，甚至略有提前。楼外，是杭州黄梅季节不停歇的雨。但24小时前才接到通知的记者们并没有为天气阻挡，而是争相前来。在他现身之前，摆了近60张椅子的淘宝会议室已经坐满了记者，还有些没有位置的人则站在两侧靠墙处。
会议室内的窃窃私语声随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出现而停止。记者们看着他带着他的两个同事穿过人群，走过去坐到摆在人群正前方的三张黑皮旋转椅上。他的蓝白相间竖条纹衬衫扎进了黑色的长裤中，衬衫袖子挽到肘部。他的同事、支付宝CEO彭蕾则是一袭黑色的长裙。
大家纷纷猜测马云要对公众讲些什么。在此之前，阿里的大股东(雅虎)、他的朋友(史玉柱、虞锋等)、批评他的人(胡舒立等)已通过各种形式对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发言，或挺之、或责之，而他除了与胡舒立的短信往来(该内容在他召集记者来开会的同一天被发表)，没有面对公众更多、更具体的表态。这不像阿里巴巴和他一贯的公关风格，他们本来是中国互联网界最擅长抢占舆论制高点的团队，非常善于对有争议的事件甚至丑闻进行符合阿里价值观的定性与解读，比如卫哲事件。
是什么让马云这次这样被动？
他要还击了。
他坐在正中的位置开始讲话，称“媒体的误读和误解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沟通不够”，今天要和在场的记者“彻底地沟通和交流”。像变魔术般，他面前的矮几上迅速摆满了各种型号的录音笔。
他显得很轻松，坐下来时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开口脸上就布满笑容。他甚至随身带着iPad2—后来他的助理陈伟在一条内容不太恰当的微博中说，在开这个沟通会前，马云问陈伟，自己该在微博上写点什么。
唯一能表现出他情绪的波动，或者思维的活跃的，是他戴在左手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在他的同事，风波的主角公司支付宝的CFO井贤栋通过演示PPT，向记者们介绍央行政策和支付宝股权变更过程时，他无意识地将佛珠取下，在自己的手上转动，或者双手在两腿之间拉着佛珠。当井贤栋发言完毕，轮到他开口时，他站起身来，将佛珠放到口袋，不过这也并没有维持多久，不久之后，佛珠又套在了他的大拇指上，然后他熟练地将它套回手腕。
尽管并不是站在平时活动中惯常的舞台上，而只是在淘宝网的一个小型会议室，但他迅速地就激动了起来，开始像平常演讲时那样，在人群前踱步，并且挥舞着自己的手，以加强说服力。
这十年来最耀眼的中国商业明星正卷入一场他始料未及的风暴。12年来，他依靠彼此之间并不矛盾的小心谨慎与异想天开、孤注一掷与按部就班建立起中国互联网世界的帝国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一贯以来对正面价值观的颂扬与坚守，他还是中国商业世界中少有的正面形象之一。但如今，他成为舆论千夫所指的背信者与自私者。人们指责他背离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将一家中国最具前景的互联网公司从股东手中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内。
面对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与质疑，他回答起来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是真正的脱口而出，似乎所有这些疑问他都在内心深处反复考虑过。
“他依然辩才无碍”，几天前，当马云在《华尔街日报》D9论坛上向英文世界解释支付宝事件时，有人在微博上这么评价他。
记者们纷纷地用手提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将他的这些回应一一发表在自己媒体的网站上，或者微博上。而那些没有能够来到现场的互联网评论人和媒体记者，则以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础，重新做出评论。转眼之间，最初的指责：转让价格和契约精神似乎不再重要，矛头又指向“协议控制”。典型的语调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可以，而支付宝不可以？马云是不是借央行规章的名义，趁机将雅虎和软银推出门外？或者马云为何不和央行沟通，来解释协议控制在第三方支付行业乃至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普遍性。这些评论又在影响着现场的提问。事态在逐渐超出马云所能回答与控制的范围。
一个多小时过去，临近沟通会尾声的马云看上去有点累了。他的注意力与耐心在下降。某个记者的提问有点长、绕，马云皱眉反问：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他侧身向阿里的主持人耳语，大概授意说可以结束这个沟通会，并且他本人需要做一总结发言，他指了指发言台上的话筒。
那些还没有轮到提问的记者们开始抱怨，他们仍然高高举起右手，来表达自己仍有疑问。这时马云显示出了他一贯的强大气场和控制现场的能力。他起身从座位上离开，站到左侧摆满了塑料鲜花的发言台后，用手指点着那些提问的记者，“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那边那位”……他让他们问完所有问题，但并没有逐个给出答案，而是开始他当天下午最后的演讲：“请大家给我们这一代还在努力的中国企业一个机会，请不要把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东西放到这些中国企业身上。”
显然，包括胡舒立在内的媒体评论让他感到不快，“我们不欢迎剧作家的评论。”
半个多小时后，他在淘宝网一间同事的办公室内接受我们的专访。他承认他累了，昨天一早才从美国飞回，时差没有倒过来。我们说“你不是练太极吗”，他苦笑下，然后振作了一下精神，说，“好吧我们聊下！但时间不多。”
这时他的状态要比在众人面前轻松许多。他少见地开始抽烟，声音也开始恢复到平和的状态—当他在众人面前演讲时，我甚至一度担心他的嗓子会嘶哑到不能出声。在说明自己无路可走时，他将自己的黑色诺基亚手机、打火机和香烟盒用手扶着竖立在桌面，然后又一一推倒：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也不行！
他自辩，但他也有自辩不清的地方。他认可甚至强调了“程序正义”相对于“结果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他又争辩说自己碰到的是一个“个例”，这个“个例”甚至可以拿给全世界研究领导力的商学院学生们研究。他反复强调他和杨致远以及孙正义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同时他又说在董事会里，杨致远摇摆不定，而孙正义是个强硬和狡猾的对手。他用形象的比喻和活灵活现的语言表达对孙正义的不满—“铁公鸡”，要他拿出一点股份简直是“给活老虎拔牙”，稍显激动。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两度起身用肢体语言表达他的情绪和观点，而你不觉得他的多动是种突兀。
这时，他仿佛已然从疲倦中恢复过来。
四天后，他通过iPad发布微博一则：“杭城连日阴雨，心随景迁，颇有烦躁。昨晚蒙头大睡，醒来雨过天霁。心情莫名其妙的好……”
他仍然掌控着局面，尽管有颇多出人意料之处，无论是对阿里巴巴还是对一场采访。这不，他快速地回答完一个问题，然后抬起手，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钟：“时间到！”
支付宝事件效应扩散路线
支付宝：与央行那些事儿
王长胜
以下是支付宝金融事业部助理总经理王丽娟接受本刊采访的口述
“二号令”出台前交流很少
支付宝2004年12月独立上线运营，我从那时就到这了。这么多年跟央行沟通，我参与比较多。从我角度理解，我们看着影响力很大，其实在政府官员也好、在四大行面前也好，真的啥也不是，一点话语权也没有。你能说支付宝是不可替代的吗？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只是人家要不要做。人家把你们这些民间企业算到体系当中(考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估计还是淘宝有莫大的功劳在里面，如果没有淘宝这么做起来占到50%的份额，还真不见得。
支付宝一开始就是个四不靠，不归任何部委监管，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企业，而且当时基本上是按照技术公司来做的。做了一年，2006年1月份我们主动去找工行做了第三方托管，因为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公信力。我们自己是家企业，谁会相信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央行未来怎样监管。
我2005年时就知道央行支付结算司下面有一个风险管理处，那时已在弄“二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但这个东西做得很机密，处长只跟司长汇报，跟其它科室不交流，就是一些商业银行，据我所知央行都没有与它们交流过，更别说跟我们了。
“二号令”某些条款执行有难度
2007年11月，央行要做二代支付系统，也就是外界称的“超级网银”，这个项目我们是参与了的，因为央行不太了解支付公司怎么运作。但是“二号令”(2010年6月)出来之前，我们只是在2005年和2007年“二号令”草案挂网公示的时候看到过两次，除此再也没有看到过，央行也没有为此过来问问我们，或访谈访谈，绝对没有。出来我们就傻眼了：一是“二号令”和“草案”差别很大，甚至是颠覆性的。央行自己也说，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了，所以前面的政策完全跟不上，二是如果完全按照它的一些条款去执行，支付公司都不存在。
比如，其中规定，“支付企业只能选一家银行托管”，下半句就没有了。这就等于说我只能跟一家银行合作，而支付宝存在的原因就是银行做不到的事我来做，因为银行之间的数据是不流通的，我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买家把工行的钱付到建行的卖家去，如果我只跟工行一家做，我能做什么？可是人家说，你这样一流动，我就看管不过来了，而且各家银行都在你这做，你本质上叫做清算，按照学院派的说法，清算历来只有央行可以做，你一个支付企业怎么可以做清算呢？
“二号令”出来后，央行通知各支付企业开过几次会，有一次，2010年9月份在北京的贵都酒店，开了一周，讨论几个具体业务的管理办法，是对“二号令”的落地。后来更大的一次是2011年4月份，在厦门，五六十人参加，给我们看了一稿，又让我们提意见。
外资规定的起伏
“二号令”出台的一年前，央行要求支付企业报备材料，如果不报备拿不到牌照，我们就跟当地浙江人民银行报备，就是提供一些资料，包括注册资金、法人和高管团队的学历什么的，没什么政策方面的要求。大概就是那时，根据我们对可能规定外资比例的理解，支付宝做了第一次70%的股权转让。
“二号令”一出来，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11人组成的“牌照小组”，由彭蕾(支付宝总裁)挂帅，集合了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怎么样才能拿到牌照。
马总很重视这个事，当时就给我们定了两大原则：一是必须第一批拿到牌照，他说，“别说支付宝没拿到牌照，就是没有第一批拿到，对我们声誉损失都很大。2011年9月大限前没拿到牌照就不能做业务了，到时候别说支付宝2000多员工不管了，就是淘宝也乱了。”二是如果按照“二号令”，支付宝有做不到的地方，一定要与央行沟通，要争取。
“牌照小组”连续开了好几次会，研究“二号令”里面有哪些写死、没写死的，发现有一条说，如果有外资要报国务院审批。当时支付宝还有30%是外资的。
支付行业是创新行业，不拿VC的钱怎么做？同行里好多都是靠国外钱“烧”起来的。行业里都在沟通：这咋整？总要先保证有资质吧！所以当时大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们也跟央行有过口头沟通，私下里，他们对我们讲：你来申请资质，我们审核你是否是纯内资、是否合法，至于你跟股东之间的那些商业行为，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平时连央行的门都走不进去，别说国务院(另批)了，找谁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啊？2010年8月，支付宝又做了第二次股权转让，把剩下的30%转成内资，并开始申请牌照。
至于后来被炒起来的协议控制的事，开始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词。“二号令”没提。但没想到的是，今年1月，我们突然收到央行发来的一份传真，要求声明是否有外资或协议控制。因为这块他没有办法查，很多公司都没有上市，所以让大家自己声明。大家都在打探这个传真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掌握到的多方信息表明，如果有外资或者协议控制，就必须去报国务院审批—又回到国务院那去了。我们觉得(另批)这条路不靠谱，所以，这才在3月31日，一季度财报截止之前终止了协议控制。外部在说到底央行有没有给我们发过这个函。其实你想下就很简单，我们能对媒体公开说这个谎话，且把央行牵涉进来？我们不会那么傻。
为什么牌照发得这么慢？
央行一开始想先把业务管理办法都做好了再发牌照，后来发现不行，整不出来，到现在客户资金管理办法这个最重要的一项还没有定。他们对我们了解太少了，我们又是日新月异，他们力不从心，整个科室就三个人。但是，2011年9月1日大限是他们自己定的。没办法，只能先发牌照了。据他们内部人说，发牌照这事，行长签字都小一个月了，一直没发，就是想不好发的形式，张扬一点好还是低调一点好，最后采取的是低调。5月26日下午一上班，央行打电话让我们直接去拿的，也没有什么仪式。
可能监管都是这样：宁可先把你管住了，我对你认识比较清楚了，我再慢慢放。
牌照下的惶恐
张子鹏 袁茵 李聪
清退外资、调整企业结构、所谓告状、所谓投靠……支付企业之所以在过去几年惶恐不安，与牌照政策有意留白、审批为安有直接关系
“水本来已经变清了，现在有人又把它搅浑了。”易宝支付CEO唐彬轻叩着沙发，谁是搅水者？唐彬一笑，不语。
2011年5月26日，27家第三方支付企业获得了由央行首批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提交申请的共有32家，看起来拿牌率甚高，不过，若回溯它们漫长等待的6年，所经历的痛苦调整、艰难游说，拿牌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没人大张旗鼓公开庆贺。低调，也是牌照颁发机构央行对此次拿牌企业的要求，据说一些提前宣布获牌的公司事后被要求“写检查”。牌照通过专递形式送到企业手中，上面写的颁发日期是2011年5月1日。之前，2010年至少传出过三次牌照即将发放的风声。
虽然发牌前暗流涌动，发牌后却风平浪静，直到支付宝事件愈演愈烈，就像触动了一个机关，种种隐秘之处都浮上水面，走向、影响及范围，早已在当事人控制之外。
外资撤退
牌照发放前，外资大撤退。
2010年6月，央行正式对外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简称“二号令”)，这也是央行首次公布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行为守则”。
二号令中关于外资股东的规定最受关注：“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另行规定”语意模糊，在首批申请牌照的32家公司中，约半数以上都有外资背景。
二号令下发前，央行是否曾就外资持股问题听取第三方支付企业意见并进行过足够沟通，是个罗生门的版本。
2011年5月23日，支付清算协会成立，它官方背景浓厚，由央行主管，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为第一任会长。“大概有七八家第三方支付企业从2010年初就参加了协会的筹办会，支付宝也在其中。”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央行与参加筹办会的大公司有一些沟通。”
另有与会者透露：“最开始讨论外资比例最多能不能达到25%或是49%，后来放得更开了，甚至连80%的控股比例都在会上讨论过。”
不过，参加此筹备会的另一家企业则指出，二号令发布前所谓沟通主要是向地方支行提供一些数据，包括每月监管、托管报表等，“央行要数据只是为了解业务。”据了解，报备信息比获取牌照所需提交的信息要少得多。
央行总行层面由支付清算司领衔第三方支付行业相关工作，条法司、反洗钱局(保卫局)和科技司也参与其中。央行早期最担心两方面：资金安全性和渠道安全性。前者强调托管资金不被侵吞或挪用，后者则是为防范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和诈骗的介质。
二号令发布后，央行与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式接触密集起来。快钱创始人关国光记得，央行在全国多地召开了至少几十次相关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包括银行和主流第三方支付公司，央行对所有获牌企业都提出了各种整改意见。
研讨内容涉及发放牌照的各方面细节，其中关于外资在公司中股权结构的问题占据了大量讨论时间。
讨论细节不得而知，可是申请牌照的企业渐渐明白，如果有外资成分将可能撞上“玻璃墙”。牌照发放前，所有涉及外资参股的企业都忙着更改股东结构。
北京银联商务原有的三家外资股东共计14.03%：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持股8.11%)、King Express技术有限公司(持股4%)及香港安宁控股(持股1.92%)。自2011年3月份开始，其原有中方股东中信产业基金和雅戈尔接收了外资股东全部转让的股份。北京银联商务为中国银联关联公司，有半官方色彩，外界将它彻底内资化视为风向标。
拉卡拉股东中也有晨兴创投等外资股东，申请牌照前它将外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联想控股。其创始人孙陶然认为自己情况比较特殊，拉卡拉本来就在朝联想投资核心资产的方向走，即使没有二号令，联想控股原本计划在2011年或2012年对拉卡拉进行增资扩股。“因为要申请牌照，等于把这个计划提前了一年到半年。”
唐彬则强调易宝支付的股东结构问题在申报之前已解决，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解决方案既要满足相关规定，又要保证股东利益”。
从2号令推出到牌照下发有11个月时间，可多家公司都是在2011年2月之后才紧急调整。一位业内投资人告诉本刊记者，不到“最后一刻”外资难免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能继续在这个高增长行业里分一杯羹。
“我们被迫退出。形势已很明显，要是不退出央行就会不发牌照。”一位遭到清退的海外投资者告诉《中国企业家》，“支付公司和我们都与央行沟通了多次，但央行就是说有外资不行，可它也不说明根据什么法律和文件，就是不批。”他有些气愤，央行政策表面并没有说外资不行，是怕公开违反中国对WTO的承诺。如今文件上说要“国务院另行批准”，他理解为“实际上就是不批”，“不明说，让你自己体会，这是政策上最可怕的地方。”据他透露，外资可以挑选受让方，但要同中方大股东商量，“因为时间紧迫，所以能够挑选的空间很小。”
央行一名金融研究员向本刊表达了另外观点，外资处理需要协调商务部来进行规范，“这至少是两个部门的工作，上交国务院进行协调并无不妥。”
对第三方支付外资管控，央行采用了比银行和信用卡等金融业务更为严格的标准，马云曾提出，支付宝数据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上文提到的遭到清退的海外投资者认为，“这实在是牵强。中国能够让外资占银行的49%股份，保险公司的25%，一个第三方支付怎么会涉及到国家安全？”
“上升到金融安全角度来谈是站不住脚的。”另一位投资人也认为，“外资是财务投资者，具体运营的是中方团队，所有数据都在中方服务器上，只要运营团队不愿意，外方怎能看到？”
本刊曾就此致函央行，央行某工作人员透露，“央行暂不适宜发言，等到合适时机会出面。”
央行是怎么关注上VIE的？
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来形容腾讯旗下的财付通最恰当不过。
6月14日，马云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支付宝事件来龙去脉，为了自证清白，将中国互联网界心照不宣的协议控制(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s)摆上桌面。次日晚间，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微博爆料：“据可靠消息，腾讯财付通的牌照已经收回给央行深圳分行，央行责令腾讯整改，六个月内解除协议控制。”
6月15日恰好是腾讯开发者大会，各事业群都借此抛出自己的开放计划，唯有财付通保持缄默。VIE问题铺天盖地而来，让其不堪其扰。“现在有人想拖财付通下水。”财付通公关市场负责人张抗说。
财付通坚称传闻完全失实，牌照被央行收回一事纯属谣言，同时也与协议控制划清界限，称自2006年开始就是纯内资公司，内部从未有过协议控制这一概念，“更不清楚这一概念由何而来”。
其实，没有互联网企业不知道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协议控制”模式源自新浪网纳斯达克上市时的创造，后普遍运用于互联网、出版等“外资禁入”行业的企业境外红筹上市。
对将“协议控制”作为靶子，投资界人士与互联网公司非常不满，较为一致说法是“没有VIE就没有中国互联网”。
唐彬认为，VIE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既合法又保证股东利益。“所有海外上市互联网公司，除了这个结构还能有什么结构呢？”他认为，这样既能保证股东利益，又满足法律要求，是全球商业默认的准则。
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觉得，VIE结构一直运转良好，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管因为什么将问题扩大，把焦点导向VIE结构，其实对整个互联网行业并无益处。”
力挺VIE的声音中其实隐藏着业界的一种隐忧，即监管机构突然对VIE“产生兴趣”。“主管部门不用真的出台条文，只有‘表示关注’就足够引起行业波动了。”一位投资者说，这件事搞不好会影响未上市公司的资本通路。
协议控制成为话题，源于马云透露，2011年1月26日央行发传真函件要求各申请牌照的支付企业声明有没有外资直接控制或者协议控制。
央行为何突如其来质询协议控制？据本刊调查，始作俑者在支付宝外另有其人。经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协议控制风波缘起“内部举报”。某家现已拿到牌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向央行反映，支付宝等多家企业采取了协议控制模式，由此引起央行重视。据说，该举报公司本来出发点是让央行意识到VIE模式普遍存在，并由此对自己也网开一面。
想不到弄巧成拙，央行并未轻易放过这个问题，窗户纸就此捅开。令许多业内人士郁闷的是，这次真是“无事生非”，等于企业界“倒逼”央行关注VIE。
6月中旬，支付宝事件后，据传央行给多家已获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发函，因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要求各家企业对是否存在外资直接或间接控股作出明确说明。
据本刊了解，央行确实向支付清算协会理事单位征询意见。这种对理事单位的意见征询，在支付清算协会内部经常进行。孙陶然对此感觉是，支付协会在了解：企业发展是否需要外资？如果需要是什么类型的外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允许有外资？
这次询问由央行各地分行操作，各地采取的形式不同，北京开了一次会。
实际上，第三方支付企业不善于从富于弹性的言辞中揣度主管部门的真实意思。例如对1月份央行发的函，有企业就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报备而已”，但也可理解为“暗示”或“提示”。
“VIE模式是长期存在的机制。”一位央行金融研究员表示，“政策设计者肯定要考虑此问题。有人担心会一刀切，或者不顾历史，要求企业要么斩断VIE，要么去死，这种想法太夸张了。”
“暗战”后牌照时代
“过去几个月，支付牌照一再拖延，可见背后游说何等惊心动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说。
每一张牌照背后都有巨大利益，角逐并不会因支付宝事件平息而结束。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欧阳卫民曾将第三方支付牌照比喻为情侣之间的结婚证，“重要的是爱情，而不是这张结婚证”。可更多企业界人士认为，这张“结婚证“，至少和“爱情”同样重要。
而已获得牌照的企业中，许多都根据二号令规定对相关业务进行了范围调整，这等于暂时划定了各自的业务界限。
二号令中，与牌照相关的业务范围有四类：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及央行确定的其它支付服务。
“拿牌大户”上海有十家获牌企业，无一家获得发行线下预付卡牌照，只有以移动电话支付见长的捷银公司，能从事仅限于实名支付账户充值的线上预付卡发行，而包括北京、海南、深圳等地五六家企业，则获得了发行线下预付卡权利。
北京第一批获牌公司中，没有一家将银行卡收单和预付卡业务放在一起。上海获得牌照公司里就有兼具两项以上业务的公司，支付宝同时获得了六项支付服务许可。
审核尺度在各地略有不同。“北京非常规范严格，当时压力特别大。”唐彬说，“牌照能‘运作’的可能性应该不多，申请牌照时如果央行有意见，能做的就是赶紧调整。”他认为，牌照会改变行业外部环境，即电子支付与传统支付之间的格局，第三方支付能够更容易进入原先难以攻下的传统领域。比如一直相对封闭却又被各家支付公司看好的基金行业。
此前基金管理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合作谨小慎微，几乎都与银联合作。而据唐彬估计，有了牌照的“认证”，基金行业估计很快就要开放，大家可以公平竞争。
孙陶然亦有同感，拉卡拉需要广泛同银行合作，此前没有认证，不同银行，甚至银行不同部门之间都会有不同意见，“人家不知道你是否靠谱。”
“高成长性决定了第三方支付是值得激发的行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牌照颁发会让更多的客户增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信任感。
孙陶然还希望看到，牌照能带来“更清晰的业务规则”。支付行业内最大恶性竞争就是压低手续费，其中又以银行卡收单为甚。拉卡拉自称曾深受其害，“要么失去客户，要么也去违规。”孙愤愤地说，他期待牌照发放后掠夺式增长会得到控制。
不过，也许还远远未到大局已定的时刻。对第三方支付公司来说，银联系和支付宝是两个巨大存在，谁也难以确定未来它们触角可以伸多长。
目前多家支付公司都聘请了银联系前高管，且与银联系有业务接口。“说心里话，如果银联来收购，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家刚创业不久的支付企业负责人说，其还未拿到牌照。他并不太欢迎支付宝，因为听说支付宝过于强势。
更大悬念在于下一批牌照何时，如何发放。
第一批申请牌照32家企业中，上海银联、上海畅购、上海富友金融、上海得仕和联动优势五家公司未获许可，它们在加紧争取。五家企业之中，联动优势股东是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业内人士指出，联动优势业务量不够大是未获批主要因素，另外，有银行业内人士透露，两个大股东双雄并立，分歧甚多。上述人士预期联动优势会出现在第二批牌照名单里。
还未获得牌照的企业也有自己生存空间。6月13日，国内首家活动收款平台友付上线，并宣布获得首轮风险投资。友付投资人、原点资本创始合伙人李童介绍，友付目前业务是对各种在线付款方式的整合，并对于活动这一细分市场推出增值服务。它所支持的企业都有支付牌照。而友付系统并没有新的支付渠道和接口，且没有资金停留，故不属于第三方支付须获得牌照的范畴。
“大的支付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大行业应用上有很大优势。例如银联系统对国内和国际有各种支付系统的接口，但围绕支付平台为某一类消费者细分市场提供增值服务，还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是小企业的机会。”
“对于如何向央行申请牌照，我认为三方面很重要。”李童分析，“想清楚你提供的到底做什么业务；公司结构是什么构架；这个业务是否属于央行认可和支持的范围。”
根据二号令，以2010年9月1日为起点，一年内未取得牌照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可其实9月1日未必就是未获牌公司的生死线。牌照仅针对需要进行支付清算的非金融机构，但是仅作为自己店铺的单用途卡，无牌的情况下依旧可以运转。
移动支付机会是公认的第三方支付产业下一个增长点，支付宝、易宝支付、快钱等都在制订自己的战略，计划申请到相关资质后，再开展业务。朱晓明指出，虽然国内三大运营商尚没有入围拿到支付牌照，可中国电信等正在积极布局移动支付。这个战场将更加热闹。
“只要有准入问题，牌照就是一道硬门槛。”易凯资本CEO王冉在博客文章《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中写道，“过往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在准入审批和牌照发放方面价值取向通常都是稳字当头，……实际这种有意留白、过度监管、审批为安、一切唯牌照论的价值取向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的要求。”
评论：是契约条款，还是契约精神？
宁向东
判断马云是否违背了所谓的“契约精神”，
第一要看马云在支付宝转让过程中是否违背了股东之间的“契约条款”，以及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法规；
第二，是要看马云在运作阿里巴巴集团的所有活动中，他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有没有违背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以及对于股东在利益上的“忠实义务”。而对“忠实义务”最有发言权的，只有孙正义和杨致远这两个股东
马云转让“支付宝”，被指违背了“契约精神”，舆论四起，大波轩然。支付宝的事情，尽管有很多细节永远也不会被外人所知，但凭借我的猜想，大概还看得懂。完美也好，不完美也罢，在我看来，就是一次企业内部的商业行动而已。我所看不懂的，是用 “契约精神”来说事。股权纠纷，自古不断，都是讲“契约条款”，看当事方有没有违背“条款”，而非虚无缥缈的“契约精神”。拿“契约精神”说事，不仅外行，而且误导公众。
遵守契约，是商业活动中最基本的原则。契约既包括企业开办时的投资协议，或者是股东之间的合资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也包括公司章程，还包括在公司运作过程中由利益相关方随时约定和签署的文件。契约是谈出来的，不仅仅包括初始谈判，还包括因为前面的约定不周，后续所进行的再谈判。如果说有什么“契约精神”的话，那就是在谈判的过程中要依照自由定约的原则，并且，达成契约后，要信守“契约条款”。不过，最后商业活动中所要遵循的，是“契约条款”，而不是所谓的“契约精神”。谈精神，抽象，比较容易形成误解，但谈条款，就会比较具体，比较好把握。所以，在商言商，锱铢必较，每个投资者都有义务把契约条款订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之所以说谈“契约精神”，会误导公众，是因为中国企业现在普遍存在的合作问题之一就是在事前大大咧咧、马马虎虎，并不重视约定的过程，尽是些“差不多”先生，所以，才会在事后总是说谁谁谁是小人、是流氓。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毛病，必须要通过一些重大的商业事件来促使他们学习。
1970和80年代，曾有几位大经济学家写了一组论文，阐述了由科斯所开创的“企业的契约性质”方面的理论。从那时开始，企业就普遍被认为是“一组契约的结点”，英文叫a nexus of contracts。也就是说，所有提供生产要素给企业的人，事实上都是企业的签约方，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契约中要尽可能地写明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作出约定。最开始，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契约是完全的。但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人类是不可能写出“完全”或“完美”契约的。一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二是因为人的自利性。
首先，人没有对未来完全的预见能力。其次，人也没有超强的计算能力，算得清自己在某种情况发生时，会得到多少、损失多少。就像这次支付宝转让一样，究竟该作价多少，谁也无法在现在判断出它将来会给阿里巴巴集团带来怎样的收益。也许今天少收点转让费，尽早并顺利地得到牌照，将来会给全体股东，甚至包括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带来更多的好处。于是，经济学家在90年代开始就“契约的不完全性”有了共识。
再说人的自利性，这是商业活动最根本的动力。商人可以讲社会责任，但在商业活动中寸土必争，追逐利益，决不手软，这是商人的本性。商业契约的约定过程，不是课堂上的案例讨论，每个人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相反，每个人都是要给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最大的事后活动空间。股东们虽有共同的利益，但他们彼此之间就利润分配也存在着矛盾。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天理，无可厚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每个股东的投资团队都希望有更多的高手、更专业的人士参与到事前的谈判过程中。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事前把所有能够想到的，都想全了，给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空间；对于那些在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约定出的细节，就要设计好“治理结构”，设计出可能的“救济条款”。这个过程就是“先小人，后君子”。小人做到家，是“契约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过程主要包含两件事：一是“剩余控制权”的分配；二是“再协商”机制的设计。
剩余控制权，是相对“契约权利”而言的。契约权利，是在事先谈判中说清楚了的权利，但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我们没法在事前把什么事该怎么办，每个人的决策权有多大完全说清楚，于是就留有了不少“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一般是股东权利。在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外合资公司里，剩余控制权应该归属于董事会，也就是归属于孙正义、杨致远、马云和蔡崇信四个人共同拥有。因为如果公司按照《中外合资企业法》来注册，不被要求设置股东大会，只设董事会，而董事会在协商中是按人头投票的。所以，从理论上讲，这个由四个人组成的董事会，本身设置就很怪异，因为容易形成投票僵局。但从这样一个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出马云在董事会中的实际力量，我相信，这也是孙正义和杨致远事先认账的，因为毕竟阿里巴巴是马云干出来的。钱固然很必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说的更直接些，马云是企业家，而另外的两位是资本家，在专业上也叫“风险管理者”。这里的风险管理，不仅包括商业风险，也包括对于公司控制上的风险。
据现在的媒体报道，在2009年7月24日的董事会上，为了获取牌照，有关“支付宝”转让事务的剩余控制权被交给了管理层，交给了马云去相机决断。我没有看到授权协议的文本，但根据道听途说的种种信息，我的理解是有关股权转让的事务和协议控制的事务，所有的“剩余控制权”，事实上是“自由裁量的剩余控制权”都被交给了以马云为核心的管理层，条件是按照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获得央行的牌照审批。这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这样做，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支付宝业务对于集团的重要性，一定要尽快将支付宝的牌照拿下来。
马云按照这份授权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让支付宝成为了纯内资的金融服务企业。然后，在达到申请牌照的资格后，马云在2010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申请。到这里，我不认为马云有什么错，而且，也没见软银和雅虎的股东有什么异议。现在有争议的是，马云自作主张地取消了“协议控制”，以求最大程度的合规。这是马云是否违背所谓“契约精神”的焦点问题所在。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马云，这时该怎么做。一是按照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在央行政策的空间下，尽快进入申请程序。二是召开董事会会议，重新讨论有关事宜。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知道7月24日董事会上的授权协议在细节上是怎样约定的。我以为，如果马云得到的是“自由裁量”性质的授权，其根本目标是在保证阿里巴巴整体收益的前提下，尽快获得由央行所发出的牌照，而且，如果以前的所有契约中都没有规定马云不可以这样做的“契约条款”，那他采取第一方案就是合法的。然后，大家再坐下来进行有关“补偿”的再谈判。如果是这样，马云是在使用他从法理上享有的“剩余控制权”或“自由裁量权”。
当然，马云也可以走第二条路，或是某种中间道路。那样，大家不会指责他违背所谓的“契约精神”。但这条路理论上更“完美”的存在，也不能证明他在现实中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违背了什么“契约精神”。
当然，有一点是马云不好解释的，就是支付宝作为整个阿里巴巴的血液系统，其买家是马云自己控制的公司，所以，支付宝在彻底切割后如何做价差补偿，这是难题。我们还需要静观之后的“再谈判”过程。当然，作为非上市公司，马云没有必要就这个过程向公众解释什么。只是此事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事件，马云似乎还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向大家作个说明，就权当是尽一点社会责任吧。我相信他们几个人坐下来，还是有智慧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再谈判”是解决契约不完全的重要方式，是重新讨论股东权利分配的有效手段，更是公司治理机制进化的重要内容。我以为，经历了支付宝风波，三方要坐下来冷静讨论的，不仅仅是公司解除协议控制的补偿价格问题，也会涉及到公司“剩余控制权”分配机制问题。
总之，判断马云是否违背了所谓的“契约精神”，第一要看马云在支付宝转让过程中是否违背了股东之间的“契约条款”，以及是否违反了国家的政策法规；第二，是要看马云在运作阿里巴巴的所有活动中，他作为董事会成员有没有违背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以及对于股东在利益上的“忠实义务”。而对“忠实义务”最有发言权的，只有孙正义和杨致远这两个股东。根据国内外的商业实践，如果股东认账，就是马云为取消“协议控制”而支付的补偿费用再低，马云在谈判桌上的条件再苛刻，只要是尊重商业伙伴的公平谈判，都无可厚非。而马云如果没有了什么“契约精神”，那么，真正会惩罚他的，将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信任度。他将来再进行增发或者是再与资本家合作时，别人就不会再给他那么高的资本溢价了。这是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
也就是说，只要软银和雅虎不到法院去起诉董事会或管理层，我们就不应随随便便地把什么违背“契约精神”的大帽子扣在人家头上。这个帽子太重了，对于打拼做事的企业家不公平。只有某一天马云或阿里巴巴的董事会被股东告到法院去，证据确凿，法院也认定马云违背了哪一个“契约条款”，那时，我们再说“马云错了”不迟。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司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