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评2010影响力人物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信念，有温暖
没有人能真正为365天作结。即便是年底例行的盘点新闻事件、关键词、大人物。在这个个人价值和权利彰显的时代，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圈点和思考自己的2010。
也没有人在这个岁首，可以代表你表达愿望，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未来一年的光荣与梦想，有赖于无数个你的憧憬、感悟、信心、计划、行动的集合。
我们敬重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荣耀。在每一个熠熠生辉的词汇后面，可能都有你的参与和努力。英雄——叱咤风云的商业英雄，和地震后参与救助而殉难的志愿者；年轻人——将超级计算机做到世界第一的年轻科学家，和自发组织翻译国外课程，完成知识传播的译者；创造力——追逐互联网潮流反复倒下反复再战的年轻企业家，以及在微博上激扬文字点评公共事务的网民；公民——抱病重之身却依然为宪政鼓与呼的坚忍学者，或者在大火后献上一束花朵来完成追思的市民。
回首2010年，那些给人以希望、温暖和信心的面孔。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通过何种努力，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还是用人来作总结吧，因为人是时代的创造者、承载者、记录者。《中国新闻周刊》在去年推出“十年影响力人物”，今年我们延续这个做法，选出一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他们的足迹呈现2010年的线索。这些来自经济、科学、文化、公益等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都在为这个社会注入温暖，推动着这个社会的民主、理性和进步的主流。
我们还特别选择了这一年影响中国的外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外来者既可能是开启智慧的大学教授，是传播公益理念的企业家，甚至可以是直接在中国这片土地耕作的建设者。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他们是誉满天下的名流，是讷于言语的邻家男孩，还是在微博上发表言论的思考者，有一点为他们所共有，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面向着积极进步与希望。
前进的路途永远困难重重。而越是艰难，便越需要有所坚持；路途越是坎坷，有所信仰的人，方能最终达成目标。
有信念，才有温暖；有信念，方有影响力。
2010影响力人物评选专家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何力 《财经》杂志主编，资深传媒人 ★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江平 法学家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教授，知名学者 ★ 刘北宪 中国新闻社社长 ★ 沈昌文 《读书》前主编，著名出版人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知名学者 ★ 吴思 《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知名学者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知名学者 ★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知名学者
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 钟南山 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企业家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分寸，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自大就是说出去了马上就干，这是不对的，国际化不能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为了实现企业持续增长；不能妄自菲薄更重要，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杨元庆，联想集团CEO。1964年11月出生，浙江人。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9年于中国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同年加盟联想。
杨元庆带领的联想集团于2008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且位列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榜首。
当5年前联想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时，人们对于它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充满疑虑。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这个全球化企业——联想已经是全球领先的PC制造公司之一，并在今年宣布向新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进军。他领导下的联想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
全球化的杨元庆
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
本刊记者/杨正莲
20多年前就想出国的杨元庆，现在不仅把联想的业务做到160个国家和地区，他本人还在美国安了家。
“我喜欢用乐Phone斗地主，经常出差，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多，我就喜欢拿出乐Phone玩上几圈。”理科生杨元庆一反此前的慎言平和，大方地公开“炫耀”牌技进展神速：“最近输得少，赢得多，很快已经从包身工晋级到财主了，这让我在开心之余，也小有成就感。”
让杨元庆开心的不止是用乐Phone斗地主这么简单。2005年5月1日，联想正式完成了对数倍于己的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这个“蛇吞象”的大胆试验一时成为中国企业登上国际并购舞台的风向标。5年过去了，杨元庆不仅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从而保证新联想平稳过渡，他还试图把联想打造成有国际化形象、国际化公司治理、拥有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文化、具有国际化管理内核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杨元庆力主用中国的管理基因和业务模式去驱动一家在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的全球化运营企业，这是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尝试。
杨元庆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行业里的领导企业，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敬的企业，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为了这个梦想，在联想传统PC业务取得高速稳定均衡增长的2010年，杨元庆高调宣布进军移动互联网领域。他认为，中国正处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机。
“移动互联网是我们下一波增长的机会所在，今年的工作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10年在中国吹响了进军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让杨元庆觉得工作起来很有激情，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未来，联想将举全公司之力，以最充沛的资源来保障移动互联网战略的成功。”
力主国际化
1989年投奔联想时，中国科大毕业的研究生杨元庆正在等待出国时机。那时，出国是优秀青年最有力的证明。
杨元庆本来是想做研发的，但被分配去做销售。1993年，杨元庆终于有了一个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国深造的机会，但他取得的销售业绩让他在最紧要的关头被提拔为PC部的总经理。1993年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当时国内计算机业界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年头，并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了杨元庆。此前，这些业务要分别由四个副总裁来掌管。
在以后的几年里，杨元庆利用手中大权和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联想的体制。他不仅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还建立了高效率的分销体系，并将产品的方向指向家庭用户。2003年时，联想在中国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戴尔电脑，戴尔还带来了他们在全球所向披靡的直销模式。所谓直销，即产品从生产线下来之后直接送达消费者；而分销则要经过一系列环节——经过代理、批发与零售，最终抵达消费者。联想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面对此种困境，杨元庆和他的同事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模式”的销售模型，即关系型与交易型。前者主要面向政府、大机构等大客户，按他们的要求定制电脑，即直销模式；后者则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及消费市场，采用分销模式。凭借这套商业规则，联想日益巩固其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而发现这套规则的开放心态，以及这套规则本身，都对联想后来的国际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5年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先后启用了两位国外的CEO，杨元庆担任董事长并举家迁往美国。曾经在2004年专门请外教学习英语的杨元庆，如今不但善于发表即席演说，而且英语进步神速。他计划把交易型业务模式复制到全球，并以此销售联想自己的Idea系列消费产品。
“中国业务模式与国际化经验的有机结合，是联想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因素。”联想通过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走向国际化5周年之际，杨元庆给中国企业的建议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是可以复制到国外去的。”
对于杨元庆来说，2010年是非常好的一年，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年。“我们在个人电脑的领域里面，可以说是高增长，连续四个季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的PC厂商中保持最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第一次达到了10%的市场份额，并且还在不断攀升。”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我在上任的时候，跟董事会承诺，我要用四年达到这样的目标，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做到了，我们的盈利能力大幅度改善了。”
希望带领企业迈上新的高度，这是支撑杨元庆的动力。杨元庆说他喜欢迎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从一个本土企业的领导人成长为一个全球化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带领联想从全球第四位的电脑厂商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电脑厂商；业务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个领域、从传统的PC跨入到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中，如何去进化自己，培养出新的基因。
布局移动互联网
跟杨元庆玩过扑克牌的老同事都知道，他习惯在出牌前思考良久，即使拿到的牌不好，也要想方设法去赢。
现在，杨元庆把牌局延伸到移动互联网领域。“移动互联网战略是联想非做不可的，如果不做，将来这个领域会侵蚀传统电脑。”11月12日，杨元庆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吹响了移动互联网的号角，“这是非常好的起步，非常好的开始，而且我们对成功充满信心。”
早在4年前杨元庆就开始过问相关开发，今年4月乐Phone推出以后，他亲自担当了乐Phone的总负责人。“我们希望这不仅能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也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关注到这个领域里来，开始造自己的车、备自己的货。”
在4月19日的发布会上，杨元庆简单回顾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之后认为，市场正在呼唤移动互联的新时代，而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正在建立遍布全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联想将开发更先进、更完整的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整合适用于本地用户的最流行的网络应用和服务，给用户提供最佳的端到端的客户体验。”
在杨元庆看来，移动互联终端应该具备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小巧时尚，能够放进口袋或皮包里；第二是实时在线，不用像传统电脑那样，要费劲地找网络，再连接；第三是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应用，然后把这些应用直接推送到客户的终端上，让大家享受到顺畅的、无缝连接的愉悦体验。“这三个特点反映了我们移动互联战略的关键所在，就是要把丰富多彩的互联网应用和硬件、软件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帮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最佳的互联网体验。”杨元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PC市场国际化路径不同，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必胜的信念，部分建立在中国市场的本土优势上。杨元庆希望联想首先用一款适合中国人的产品，按照中国主流人群都能接受的价格，去占领中国这个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市场。为此，联想先后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同时，联想还试图构建根据中国用户需求裁剪的“中国超市”，并推出1亿元人民币的“乐基金” 帮助中国开发者成长。
“我们还会为培育、孵化更多的应用提供更加直接的支持，对联想应用商店“乐园”精耕细作，并以乐基金为依托，充分利用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在技术、管理、人才、投资孵化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帮助中国开发者创业成长。”杨元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一个数亿用户规模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正在形成，对于包括联想在内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和开发者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移动互联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完善，就能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唱主角。” ★
作为最后一家进入股改和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国有大行，农行在历时三年多的股改上市进程中，外部经历了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部也面临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需要消化。2010年7月中旬，农行A+H股两地上市，农行破茧成蝶，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张云，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2009年1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200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我觉得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我们今天敲锣(上市)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
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而农行将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张云：让巨无霸破茧蝶变
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行——农行上市，是2010年中国的一件大事，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是此间的主要执行者
本刊记者/庞清辉
“当”一声锤响，2010年7月15日上午9点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的开市金锣，悠扬绵长。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历史包袱曾经最为沉重的巨无霸——中国农业银行，终于在海内外筹集221亿美元后，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彼时的北京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农行总行办公大楼南门、西门和北门都悬挂起靓丽醒目的大红灯笼。上市锣声敲响之后，张云一直盯着电子显示屏幕。
“今天敲锣以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每天增加的费用要3亿以上，我下班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的股东、投资者提供应有的回报。”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说他“感觉很有压力”。
农行既为城市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又立足于县域经济。“中国的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成长价值的增长点，农行因此也是世界上最有成长性的银行之一”，张云自信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以后，农行既要服务三农，在推进县域经济成长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又要为股东带来好的回报，如何平衡尤其考验这位行长的智慧。
一路随行
张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农行一路走来。
198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云在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多。1985年，张云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从深圳、广东、广西再到北京，张云都在中国农业银行。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中组部宣布了领导成员名单，任命项俊波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为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
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农行就在为股改做足准备。2004年，农行向国务院递交了股改方案。历经三年，到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行股改定调，确定农行改革方向为“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那就是说，农行“两个都要”，既要商业，也要“三农”。进入2008年，农行随即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行通过位于县域地区的2048个县级支行和22个二级分行营业部，向县域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但是，决策层在给农行定下“整体改制”基调的同时，也给农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把握好“三农”业务和商业化经营的平衡点。而这种探索，在世界范围内都鲜有成功案例。
从2004年农行第一次上报股改方案，到2007年面向“三农”16字改革方针；再从2008年《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到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从2010年4月农行筹备IPO，开始遴选承销商，到7月15日、16日，农行正式登陆A股、H股市场。好事多磨，这句话用在农行身上再恰当不过。
“农行改革与同业相比历时最长、难度最大。”张云说，这其中包括农行网点最多、人员队伍最庞大、业务领域最复杂、历史包袱较重的特点，也包括农行从启动IPO到上市的3个月里，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
“我觉得农行上市的过程比过山车还刺激。坐上过山车，眼睛一闭，几分钟就过来了。但是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的进程，历经三年，它是眼睁睁地，或者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急流险滩。所以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刺激，比过山车还要强劲得多。”张云的“过山车感受”一言难尽，没有身在其中，没办法感受其间的酸甜苦辣。
农行上市启动之后，就如离弦之箭，一路向前。“一个成功掌舵人的身旁一定站着一位有力的执行者。”这是农行上市后业内最多的一个评价，掌舵者是项俊波，张云就是那个执行者。
备战县域经济
在张云眼中，农行自身具备独特的优势。张云称，未来30年县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农行将显著受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上市之前，投资者直言，“没有十年时间难以在三农业务的政策定位与盈利之间找到边界”。农行在各地路演，三农问题都是投资者提问的核心话题。
农行服务三农，是股改当中的一大亮点，但这个亮点也被人视为鸡肋。在许多投资者心里，“银行和农业放到一块，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
针对于此，张云说：“从某些领域、某种角度来看，的确是水和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商业化运作的方式，找到防范风险的有效的途径。”在张云看来，这个过程中，说到底，银行必须按照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去做，而不能不计成本，不讲风险。
据资料显示，中国县域地区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2%，县域生产总值占全国GDP 的比重达到49.6%。浙江的余姚、慈溪、鄞州等县级市的年财政收入都已经达到50亿元以上。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已开始显现。
农行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成长空间。在农行2.3万多个分支机构中，有7200个在县城，5300个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高于工行、建行和中行县域机构网点数量之和。这些庞大的县域网点保证了农行业务的覆盖范围。从中长期视角考量，县域业务是农行独特的战略砝码。
“虽然目前三农业务的盈利总体水平还不及城市业务，但随着三农业务发展模式的逐步优化和成熟，相信未来仍可以给农行创造满意的价值。”张云说。
据张云介绍，农业银行在董事会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在一、二级分行分别设立三农金融分部，作为三农金融业务基本经营单元的管理机构。从县域业务授信的管理体制，到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提高，张云侃侃而谈，信心十足。
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所有银行中最大程度受惠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战略部署，又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
吉利并购沃尔沃，不仅是惊动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并购案例，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胜利。李书福以其特有的草根智慧，游刃于国际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最终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关键一跳。吉利，也许并不是中国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商，但它撑起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高度。
李书福，1963年出生于浙江台州，现任吉利集团董事长。他的职业生涯从制造电冰箱开始，后来从事过房地产，1993年进入摩托车制造行业，进而在1997年成立“四川吉利”。吉利集团是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2010年吉利汽车以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典汽车企业沃尔沃100%的股权。
合资就像是勾引我们抽鸦片。品牌掌握在谁手里，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主动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
李书福：公主娶回以后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010年12月4日，当出席某商业论坛的李书福念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台下开始交头接耳：他们熟悉的那个浙江老板不见了。
更多人对于李书福的印象，仍然还停留在2002年。当时他40岁，刚拿到汽车生产许可证，意气风发，凭着造摩托车的经验对媒体说：“汽车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日后，李书福曾多次澄清此事。但“汽车疯子”“汽车狂人”的传言早已经四处传播开来。
今年8月初，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最终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沃)的收购后，作为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各式公开场合，开始言行谨慎起来，谈得最多的还是“我的价值主张”。
“创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会感恩。”在11月9日的一次论坛上，李书福说，“我要感谢当年帮助我、支持我的乡长、村长、县长、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他还与众人分享创业经验：“如果要创业，首先要研究中央精神、国务院文件。如果精神不吃透、文件不搞明白，就不知道怎么创业。”
“农村青年爱上欧洲公主”
今年3月28日，对李书福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在瑞典的哥德堡市，吉利集团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
李书福形容两家企业的并购时说，“吉利是一个农村青年，爱上了欧洲的公主。”早在2009年，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得知李书福打算收购沃尔沃后，大为诧异。王均豪说，“他总能干出些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一个以生产低端品牌轿车起家的中国民企，收购了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今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2009年，吉利集团销售汽车32.5万辆，位列中国第十大汽车厂商。不过，与一汽、东风、上汽、长安等四大国有汽车集团比，吉利仍然是个主打低端市场的小厂商；甚至与同为自主品牌的奇瑞集团相比，吉利的民营背景仍显实力单薄。
通过海外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准，一直是中国本土汽车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汽车产业走上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道路。30年后，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合资品牌汽车占领了国内70%汽车市场。
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出了“中国汽车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预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却没得到技术，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对于吉利、奇瑞和比亚迪等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自主品牌厂商来说，起步更为艰难，“模仿——消化”几乎成为当时的唯一出路。自主开发几乎是被逼出来的。当丰田汽车要对吉利豪情车系配置的丰田发动机大幅提价时，吉利被迫自主研发发动机。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李书福说，“创业的人，都是孙子，这一点必须要明白。”
对于先进的国外汽车公司技术，吉利们从未放弃引进。2002 年宝马宣布出售罗孚品牌时，李书福就已跃跃欲试，“但当时确实因为某种原因被人抢走了”。
下一个机遇要到七年后才降临。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冲击，奉行“一个福特”战略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出售沃尔沃轿车。沃尔沃历来以安全性著称。但自1999年福特收购沃尔沃以来，沃尔沃每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2008年和2009年亏损额分别达到16亿和9.34亿美元。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看来，“在中国车企中，与上汽、东风、一汽三大集团相比，吉利更需要兼并沃尔沃，因为吉利的品牌知名度和技术来源不如其他，所以吉利是最需要兼并沃尔沃的企业。”
吉利所熟悉的中国市场和销售经验，沃尔沃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及品牌，双方的互补性最终促成了这笔交易。并购完成后，李书福终于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参观沃尔沃在瑞典的试验场，此前在与福特的谈判接触中，他都始终未能获得参观许可。
位于瑞典的沃尔沃实验场，给李书福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万亩地，非常庞大，几百公里长的道路，好几百人一天到晚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所以他们要实现零伤亡、零排放完全能做得到。因为他们实实在在随时随刻地在研究，所以这些都令我欣喜。”
并购沃尔沃，吉利付出了18亿美元的成本，包括2亿美元票据和16亿美元股本。李书福此前曾对外透露，大庆和上海市政府为并购分别提供了4.44亿美元和1.4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吉利集团计划将在大庆、上海、成都三地建厂。
“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
与并购相比，对李书福来说，更大的挑战则是并购之后的经营。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鲜有成功整合先例。2004年，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磨合的过程不无苦痛；同一年，TCL并购欧洲最大的传统电视汤姆森彩电业务，但随着液晶电视的流行，这一并购价值随之缩水；与吉利同为汽车行业的上汽集团自2004年收购韩国双龙后，一直深陷“窃取双龙技术”争论，劳资双方冲突不断。
在并购沃尔沃不到一百天时，李书福就与沃尔沃的管理层爆发一场争论：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沃尔沃轿车型应该更小还是更大？
在李书福看来，“中国人喜欢大的车你就造大的，像有些车拉得很长，加长加长再加长。”此前，李书福曾对外表示，在未来三到四年，吉利控股将为沃尔沃增添2到3款更大更豪华的车型。
但是作为低碳、环保和安全的先锋代表，沃尔沃方面则坚持走安全、低调、高品位的道路，未来的车型应该是小型化、环保和节能。
“我们会充分交换想法，在两种方向中寻求平衡。”李书福说，如何提升沃尔沃这个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用户的消费心理。后来，李书福又建议，“沃尔沃在产品研发上作调整，尽最大可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开发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沃尔沃产品”。
产品的精准定位，是李书福接管沃尔沃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沃尔沃2009年在中国一共销售2.4万辆，尚不足同期宝马在华销量的四分之一。在李书福看来，沃尔沃销量不佳，与其定位人群过于狭小有关。在并购前，沃尔沃定位的销售人群主要是教授、律师、会计师、银行家、白领、环保人士、艺术家。李书福称，在中国，“这样的消费群体确实是凤毛麟角。”
更多场合，李书福还是尽量展现吉利和沃尔沃之间的平等关系。“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李书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牌定位，沃尔沃是一个豪华品牌，吉利是个大众化的企业品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投资主体，分别由两个关系层来管理的汽车公司。
但谁又能保证双方永远没有冲突呢？上汽在重组韩国双龙汽车一年后，双龙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事件，在位于韩国平泽市的双龙汽车涂装2号车间内，至今仍然保存着当时事件的痕迹。直到12月6日，印度最大SUV和拖拉机制造商马亨德拉公司宣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70%的股份，上汽才从双龙的泥潭中解脱。
吉利和沃尔沃的未来会怎样？在12月4日的某商业论坛上，李书福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2010年是中国联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基于领先的3G网络，常小兵领导的中国联通3G业务，定位高端用户，推广明星手机，为3G手机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G手机将颠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
常小兵，1957年3月生，河北涉县人。南京邮电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1982年，他从安徽省六安地区邮电局技术员干起，直至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2000年4月，出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11月起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
无线的带宽是有限的，有线的带宽是无限的。
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
常小兵的3G生活
未来通讯的发展之路将充满神奇，其中大部分在今天都难以想象
本刊记者／庞清辉
手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均拥有率最高的电子终端。尤其是手机的功能以惊人的想象能力发展着，任何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娱乐、工作的功能，适合装在手机上的和不适合装在手机上的，统统都将被应用在手机上。
得承认，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进入手机主导的时代，但它已经来了。
2010年11月10日，上海市长韩正和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共同为“沃商店”上市揭幕。“沃商店”，是联通的“手机应用商城”，是手机应用软件的聚合、交易和服务平台，与苹果的“APP STORE”类似，包括了游戏、工具、娱乐、主题、生活以及阅读等多种应用。未来手机用户将可以不再通过网址来获得服务，而是通过应用软件来获得服务。
“手机应用商城”对联通而言意义重大。“未来中国联通希望在‘信息消费’和‘信息生活服务’这两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常小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中国联通确定了“信息生活创新服务领导者”的发展远景。
1957年出生的常小兵，拥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头衔，这位外表斯文谦恭的电信管理者，将带领人们进入一个怎样的未来手机世界？
掌舵新联通
2004年，在一场电信高管大调整中，常小兵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这次赴任对于常小兵来说，有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意味。
在常小兵接任之前，2004年年末的中国联通，交出了一张令人皱眉的成绩单：全年营业额793.3亿，利润43.9亿；其中CDMA业务全年亏损5.88亿。这个成绩，在四大运营商中排名垫底。央企进不了前三名可能将被重组，再加上G、C两网的发展乏力，中国联通走到了被拆分的风口浪尖。此时此刻，常小兵由中国电信的副总经理转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这一改变，使得常小兵一步跨过了固网与移动网络间的楚河汉界。拥有超过20年的电信行业管理和从业经验的常小兵，非常熟悉电信业务。刚上任不久，常小兵就频繁穿梭在黑龙江、北京、山东、湖北、重庆等地，实地调研和考察地方联通的一手资料。常小兵想把电信的地方优势挪移到中国联通中。
联通的CDMA业务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一块心病。不论是在此前的杨贤足、王建宙时代还是常小兵时代，CDMA一直是中国联通的代名词。但是可惜的是，投入重金的CDMA业务迟迟不能盈利。从CDMA建设之初，联通就提出走高端路线，但几年来残酷的市场实际结果是，这一最初路线并不成功，连联通内部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很多用户入网CDMA，最大的动力来自“因为CDMA打电话便宜”的心理。但中高端的手机价位较高，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
在这件事上，常小兵展示了他的雷厉风行和决策果断。“CDMA发展一定要走老百姓路线”。2005年上半年开始，中国联通很明显地改变了CDMA业务的发展策略，缩减CDMA终端的补贴；同时加大了CDMA手机集中采购的比例，降低了CDMA手机价格，此举立即获得了CDMA产业链“叫好”。
2008年，中国电信行业再次重组。根据三部委深化电信改革的要求，原中国联通将C网出售给中国电信，与C网业务相关的人员也一并调整到中国电信，其余人员与原中国网通组成新的联通。电信重组方案刚出台时，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的重组是难度最高的重组，常小兵也是三大运营商中最累的老总。常小兵则幽默地回答：“不就是干两份活拿一份钱嘛。”
不能忽视的是，新联通在合并后拥有一个杀手锏。在未来3G业务的发展上，3G技术标准中技术最成熟、产业链最完整的WCDMA收归新联通经营。常小兵明白，中国联通要想在今后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机会只能在3G。
“非语音业务占运营商的收入比重将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非语音业务将占中收入50%以上。”常小对3G业务寄予了厚望。
无论如何，让常小兵聊以慰藉的是，他期许中的3G业务表现渐趋佳境。中国联通3G正式商用一年后，便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WCDMA网络，3G用户突破千万。常小兵说，中国联通在3G时代的目标，不是中国通信市场的跟随者，而是“做3G市场领导者”。
3G改变生活
3G发展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网络的宽带化和移动化，二是终端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为了让联通手机“终端智能化和信息化”方面再胜一筹，常小兵从一开始就布局3G明星产品iPhone。
2007年1月，苹果首次面向市场投入iPhone，乔布斯关于iPhone “艺术品”的定位和强大的配套软件服务，一下子击溃了全球众多消费者。业内称，iPhone将改变全球智能手机格局。
2008年9月，中国移动与苹果第一次谈判破裂时，常小兵就公开表示，希望与苹果合作引进iPhone。
3G牌照的发放，无疑成为iPhone入华的分水岭。2009年3月初，常小兵带队中国联通谈判小组赴美。由于苹果3G版iPhone的开发基于WCDMA制式，2009年8月28日，中国联通和苹果宣布，双方已经达成为期3年的合约，在中国大陆销售两款3G iPhone手机。
从“老对手”王建宙那里成功抢下iPhone代理权，与苹果联姻无疑是常小兵的得意之作。常小兵曾高调表示，他预计苹果的iPhone将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智能手机。而以iPhone增强联通WCDMA“沃”的影响力，带动3G高端用户的增长，一举摆脱长期以来在用户心目中的“低端”形象，也是常小兵为联通手机赢下的关键一局。
这个效果，可以从全国多地联通iPhone授权专柜消费者彻夜排队、手机一度脱销中清晰可见。“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我递话，说常小兵，你不要辜负我们WCDMA这些粉丝的期望，我知道这既是给我信任，也是给我压力。我在公司内部也把这个话传达给我们各部门，我们主观愿望上不希望大家失望”，常小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Nielsen发布的《200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与3G用户调查报告》显示，3G手机用户的年龄分布集中在20~29岁之间，与2.5G手机用户的年龄结构相比，3G手机用户年龄结构更偏于年轻化，这也使得3G应用具有了无限广阔的扩展空间。
“3G除了本身的网络优势外，对用户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应用。”常小兵说得很简单，但布局却不简单。
2010年8月11日，中国联通与重庆市签订合作协议，在重庆建立NFC(近距离无线通信)产业联盟。重庆市民可以用手机付车费、打考勤，在重庆谈生意，也用不着纸质名片，只要将双方的手机轻轻一碰，电子名片就能传到对方的手机上。中国联通近期还创新性地推出了移动办公、手机采编、手机期货、智能公交、手机网银、手机航空等19个3G行业应用产品。
而6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2010年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上，中国联通分别演示了电子现金、在线汽车、手机沃导航、触动传媒、安全监控等技术的成熟应用，另外农业大棚、电子海报、订奶签到、防伪溯源和远程医疗等一系列通信体验，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2月16日，联通牵手人人网、2011最期待网游《醉逍遥》共同开启“玩《醉逍遥》做爱疯时尚达人”系列活动。在这次系列活动中，联通作为独家的iPhone4供货渠道，将为《醉逍遥》提供超过100台iPhone4手机作为活动的奖品。
“今天的移动通信，我们主要是满足了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未来的移动通信不仅要满足语音通信市场的需要，人们也想撬动非语音市场发展的需要。这一块，整个的行业，无论是中国的电信业还是全球的电信行业，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常小兵说。
2010·新经济
获奖理由★汉王科技的成长和成功，代表着一种由技术驱动和产品创新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而刘迎建的眼光和策略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握社会发展的潮流，立足于20年之后的市场。电纸书的成功，不仅仅是一种新产品的成功，更是出版社、媒体、网站等文字平台的成功融合，谁看得准，谁把握得好，谁就拥有未来。
人物简介：刘迎建，57岁，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1985年主持研制全球第一台“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在线装置”，通过手写输入汉字，1998年成立汉王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9月推出世界第一款5寸电纸书，并使国内电纸书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被《福布斯》评选为销售量排名第二的世界级电子阅读器厂商。
言论：技术创新太重要了，有技术创新，又对准了用户的需求，这样好的产品才能卖好价钱，有了钱才能翻回来做品牌。
再有十年左右整个书报刊都会数字化无纸化，未来，在2020年，大部分书报刊通过网络下载到终端。
刘迎建：让电纸书“燃烧”起来
不用纸张、不必印刷、无须仓储，刘迎建希望他极力倡导的电纸书，最终改变整个传统出版业的运转流程
本刊记者／杨正莲
尽管这两年颇为高调，刘迎建还是不太适应聚光灯下的生活，尤其是他一手创建并自任董事长的汉王科技上市之后。“做技术出身的人，在说话方面不太注意，我说话漏了好几次嘴。”2010年12月初的一个周日午后，刘迎建在中关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承今年甚至被深交所要求写检查：“还没有拿捏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小心了。”
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刘迎建的好心情，汉王电纸书即将迎来颇有标杆意义的第100万名用户。刘迎建十分忙碌。好不容易协调好的采访，最后排在了一个周日的午后，但采访后面还排着会议，再接下来就是出差：“自从做了电纸书之后就一直很忙”，刘迎建说，今年尤其累，国际国内市场都动起来了，“以前我们是孤家寡人，现在则是群星灿烂。”
电纸书在2010年的中国大陆市场取得高速发展。尽管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但是，汉王电纸书仍以70%左右的市场份额一家独大，刘迎建很自豪：“谁是老二？都不知道吧？还是汉王一家独大！”
今年57岁的刘迎建，此前深耕智能交互技术30多年，他所带领的技术驱动型公司汉王科技终于在电纸书领域赢得了爆炸性的增长。汉王科技的成长和成功，还代表着一种可能性，由技术驱动和产品创新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成功带给刘迎建个人最直接的回报是，汉王上市后，他成了亿万富翁。
引领阅读革命
刘迎建骨子里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和使命感。他梦想汉王电纸书不仅要在中国做第一，在世界上也要有所作为。“我们比美国晚了一年，但比日本早一年半，这个机会对于汉王来说很难得。”刘迎建坚信，“十年左右整个书报刊都会数字化无纸化，到2020年，大部分书报刊将通过网络下载到终端，这个空间非常大。”
瞄准电纸书这个机会前，刘迎建一直在为公司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他希望汉王科技能够进入世界500强。汉王科技扎根中关村十余年，一直专注于智能识别这个领域，刘迎建本人也完成了由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型，他希望企业能够伴随着国家强大而一块强大起来：“企业的规模与其所在领域的规模息息相关，大的领域方能造就大的企业”。刘迎建想要找到一个像天空一样辽阔的领域，那里不会有“天花板”。
刘迎建的立足点，仍然是他擅长的手写汉字识别技术。他最初锁定的目标是“记事本”——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记事本”是必需品，把记事本数字化，实现汉字的识别、记录之后，再跟通讯相结合，直接进行传输，甚至还可以做一些语音识别。在刘迎建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他也为此辗转于世界各地的技术展，马不停蹄地寻找梦想“落地”的机会。
2005年3月，刘迎建在美国消费电子展(CES)上找到了E-Ink公司的电子墨水技术，一块可以留下轨迹的屏，省电，不伤眼。这正是刘迎建想要的东西，他和跟E-ink的副总裁聊了一下午。回国后，汉王科技的电纸本事业部迅速成立。
名称、广告词，甚至包装盒都已印好了，一个专属于汉王的手写识别技术终端电纸本即将上市。刘迎建突然发现，2007年11月上市的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已成燎原之势，而索尼早在2006年1月就曾经展出过采用电子墨水技术的电子阅读器Reader。“到底是卖‘书’，还是卖‘本’？”刘迎建开始重新思考产品定位，“中国的报纸产值是2000亿，书籍产值600亿，加起来也有两三千亿。”
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陡然显现，刘迎建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2008年4月间，汉王逐步把战略调整为以书为主，原来的电子本事业部正式变更为电纸书事业部。为了抢占市场，汉王第一代电纸书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手写识别技术，以免因开发周期太长而拖累电纸书的面世。
“读书人狂喜，印书人跳楼”，伴随着这句极富挑战性的广告词，汉王电纸书在2008年8月横空出世。随后，汉王砸下重金为电纸书造势。2009年底时，汉王已经为电纸书花了1.5亿元的广告费，2010年持续投入约1.8亿元。
“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市场。”刘迎建也频频亮相并高调预言电纸书的前景，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投入，要把水煮开。”
打通商业模式
不用纸张、不必印刷、无须仓储，刘迎建希望他极力倡导的电纸书最终改变整个传统出版业的运转流程。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汉王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5.8亿元，电纸书的贡献高达六成。此前，汉王的年销售额一直在2亿元左右徘徊。
“从用户的反应来说，电纸书是绝对的方向，但用户还有很多期待。”刘迎建说，面对百万级的用户规模，如何更好地提供内容服务，推动电子书产业的发展，是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根据美国亚马逊的经验，上百万套以后就是起爆点，上书城的会比较多”。
为此，刘迎建为汉王书城确立了四个目标：第一，争取做到每出一本新书，汉王书城马上就有对应的电子版；第二，即使没有纸书在卖了，汉王书城上也应该有对应的电子版；第三，降低出版门槛，先有电子版再印刷纸质版本；第四，引进海外优秀的科技文化书刊。
这是一个相当远大的目标。眼下，汉王书城里的上架产品包括13万本书，200多份报纸，300多本杂志。“现在已经是一个不错的B2C数字版权平台。我们也建了汉王书城香港馆、台湾馆，我们还会在纽约、欧洲建立华人书城，也不排除在美国、欧洲创建其他文种的书城。”刘迎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全球做数字化的先锋。”
不过，刘迎建现在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把上游做内容的企业连接到汉王书城的平台上，并让其通过汉王的平台赚到钱，从而形成商业模式。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市场环境建设好，把盗版遏制住。”刘迎建认为，电纸书在优越性和便捷性方面没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产业链相关各方赚到钱，“在美国搞数字出版可以赚到钱，因为它没有盗版，亚马逊卖到上百万台的时候就把阅读器的价格降了下来，商业模式也改变为以平台养终端。”
尽管汉王电纸书也将卖到百万台，但刘迎建认为，中国还处在终端养平台的阶段。“因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中国的书卖得便宜，当知识产权卖不出钱的时候，只能靠终端来补贴，终端卖贵一点。”
汉王的做法是，从终端里面拿一部分钱出来，向出版社买版权。汉王每年为此投入上千万元人民币，网上书城的收入汉王占二成出版社占八成。“一书一价，价格由他们定。”刘迎建说，“我们还帮助书商做数字化，把书的内容装到终端，然后加密，一书一密就安全多了。”
“这一段时间在中国还会相当漫长，最重要的是要看政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刘迎建看来，盗版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一直是终端补贴内容，“然后就是等待。”
提起进军世界500强的豪言壮语，刘迎建哈哈大笑：“这个牛吹大了，我说这话是有条件的，我想在我退休前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刘迎建还在坚持这个梦想，看起来，电纸书极有可能帮助他收获光荣，实现梦想。 ★
提名理由★王兴最早耕耘于中国的社交网络，却成就于团购的新风尚。当中国的网民们热情地投入到这种新的消费方式中时，王兴看到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引领潮流者的成功所在。
人物简介王兴，团购网站美团网创始人。1979年2月出生于福建龙岩，1997年从龙岩一中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01年拿到全额奖学金去美国特拉华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03年底王兴回到国内，在2005年秋发布了校内网，2007年5月推出微博客饭否，半年后又推出海内网。2010年3月4日，王兴推出美团网，这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成功的团购网站。
言论：团购未来将会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很多人每天上网会收收邮件，看看新闻八卦，将来也有可能会每天看看团购的信息，成为固定的可期待的东西，而且会形成习惯。
这个市场大到不需要我们评估。
王兴：让团购成为习惯
31岁的王兴如此总结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以及2010年的自己：“我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促进信息流动”
本刊记者／杨正莲
“今天，你团购了吗？”2010年的中国白领们突然发现，分享“聪明花钱”的乐趣，竟然也能够像Facebook、Twitter和“偷菜”一样时髦。
网络团购在中国突然爆发，部分得归功于王兴。过去5年里，王兴紧跟Facebook和Twitter的步伐，在国内先后创办了“校内网”“海内网”和“饭否”这三个红极一时的社交网站。这一次，他借鉴的美国Groupon模式，又在中国引领了网络团购的热潮。
美国的Groupon是中国团购网站的榜样。靠低买高卖赚取差价，2008年11月诞生于美国芝加哥的“Groupon.com”团购网站以其简单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上线7个月就盈利的奇迹，并用一年半时间使估值达到创纪录的13.5亿美元。在商业模式向来不清晰的互联网行业，这样的生存模式和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
王兴的美团网也在今年3月4日上线，并被公认为是国内第一家取得成功的Groupon模式网站。网络潮人王兴可以被称道的品质有很多，比如，他能从自身需求出发寻找市场；他喜欢看书上网并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他知道世界变化太快并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他做事一定要符合有益、有趣、有利三个标准。然而，能够奠定其成就的，恰恰在于王兴生逢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社交网络日益勃兴、且服务业兴旺的时期，而且王兴本人也亲自参与其中。
到底是网络团购成就了2010年的王兴，还是王兴促成了2010年的团购热潮？答案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我们要利用已有的网络去传播一类信息，那就是消费信息。”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办公室里，31岁的王兴如此总结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以及2010年的自己：“我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促进信息流动。”
深耕社会化媒体
“美团是电子商务更是社会化商务，是电子商务跟社会化媒体的结合。”在王兴看来，美团这种形式的网络团购，就是用社会化的方式去影响电子商务。
王兴喜欢将基于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称为社会化媒体，包括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的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以及发展到现在的微博等。从小就玩电脑、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王兴，早在几年前就非常看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前景。“当时我不认为它是社会化媒体，后来才发现有一些媒体的属性在里面。”
2003年，尚在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兴，看到SNS在美国兴起并在几个月内风靡北美地区，他意识到这可能改变世界。“互联网是电脑和电脑之间的联接，而SNS则是人跟人联成的网络。”王兴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回忆自己当时的理解，“人跟人联成的网络，附着在电脑联成的互联网上，会进一步改变信息的流动。”
SNS那时在国内还是空白，王兴认准了这是个好机会，他决定放弃博士学位。2003年年底，王兴回国创业，拉了两个同学入伙。彼时的创业，主要以搭建社交网络为主，“我回国就是为了做SNS。”2010年隆冬，已经是国内网络创业名人的王兴，在仅有两张桌子三把椅子的会客室里，如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年创业的困境：“做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推广，就那么放着跑着。”
前前后后做了好几个SNS网站后，王兴终于在2005年12月份发布了校内网。尽管比Facebook晚了几个月，但这个专注于大学生群体的校内网，很快就成为最大的中文社交网络。苦于缺乏盈利模式，用户越多消耗越大，融不到钱的王兴只得把校内网卖了。
王兴再次引领社交网络潮流，是在2007年给中国带来微博客饭否。王兴推出饭否时，已经是5月份了，而Twitter半年前已在美国面世。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的饭否，2009年7月7日突然被暂停使用。紧接着，跟饭否使用同一服务器的“海内网”一同被暂停。
王兴的创业以惨淡收场，但他涉足的领域却在后来蔚然成风。2008年，被陈一舟收购的校内网获得了软银4.3亿美元的融资，垄断了七成大学生用户。微博客成了现在最有势力的新兴传媒。跟海内网一样瞄准白领的开心网，也凭借“社交+游戏”的产品理念一飞冲天。
饭否一直不能恢复，等了半年后，王兴又要重新创业了。“我们之前做了社会化媒体，就在想，社会化这一波还能做什么事情。”在他看来，互联网应有四大类，获取信息、通讯、娱乐、商务，而社会化媒体的变革也会影响到这四个方面的方方面面。“很明显，twitter用社会化影响了获取信息的方式，facebook用社会化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偷菜是用社会化影响了娱乐，那么社会化怎么影响了电子商务呢？”
引领网络团购
5年前，王兴一度尝试过电子商务。那时，王兴刚刚回国创业，SNS尚无起色，他结合自己在国外的切身体验做了一个“游子图”网站。
这个项目的业务模式就是，海外游子在国外用数码相机照了照片，通过网络传输，王兴在国内接收、冲印并按照约定地址寄给客户在国内的亲朋好友。“那时数码相机已经兴起了，但是国内的父母还不习惯用电脑，如果国外冲印再寄回国内就很贵。”王兴说，尽管之前做了市场调查，但是网站上线后发现根本没办法宣传，只有很少量的顾客，而且需求不集中也不频繁，“第一个顾客是我姐姐，后来推动不下去，就没下文了。”如今，他还保留着那些没有用出去的印有游子图LOGO的信封，大概还有一两千个。
时隔5年，王兴再次杀进电子商务时，境遇已然不同。
这次几乎不用做市场调查，美团网的业务就能一炮走红。3月4日上线当天，美团网推出了一个五折的红酒体验套餐，卖出去79份。“那是一个蛮小众的需求。”如今的团购项目随随便便就能卖出几百上千份，美团网的月销售额也在2000万元以上，再次提起第一单生意时，王兴已经没有很明显的喜悦感了。
“一个变化是社会化媒体发展了很多，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团队受关注很多。”与5年前苦于不知道如何推广相比，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科技频道3月4日集中报道了王兴的新事业，还有很多人主动在博客等各种社交网络里面发布消息，“社会化媒体里面每个人都是节点，单个人传播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美团网火了，网络团购就这样浮出水面并广为人知。美团在每个城市推行团购，连接消费者和商家两端。“对于消费者来说，美团网可以推荐这个城市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同时还有深度折扣；对商家来说，新的顾客也很有吸引力。”王兴给美团网的定位是“精品消费指南”，“坚持每天推出一个团购项目，这东西看起来简单，但是真正做到的，我们是第一个。”
“这个市场大到不需要我们评估。”王兴对现在的团购事业很有信心，美团的业务已经发展到10个城市，预计在春节前扩展到20个城市，“明年我们还会继续开拓更多的城市，肯定会在明年或者后年做到100个城市。”当年曾经拒绝给王兴校内网投资的红杉资本，早在今年3月份就开始跟王兴谈合作，他们同样看好王兴选中的这个新兴的电子商务形态，“1200万美元在9月4日到位，距离美团网上线恰好半年时间。”
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的王兴，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美团网上。“团购未来将会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王兴说，就像很多人每天上网收邮件看新闻看八卦一样，将来也会有人每天看团购信息，并形成习惯，“目前，我们觉得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
提名理由★在中国的光伏发电领域，施正荣是少有的科学家兼企业家式的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了中国最大的光伏企业，还以其科学家式的执拗，在行业处于最高潮时，发出“产能过剩”的警告。施正荣的清醒不仅在他的领域中是宝贵的，而且在我们整个社会中都弥足珍贵。
人物简介施正荣，尚德电力公司董事长。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扬中市，1988年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1991年以多晶硅薄膜太阳电池技术方面的优秀成绩获博士学位，2001年回国创办了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兼CEO。因对光伏产业的贡献，2007年，施正荣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
言论：“光伏产业还未成形，今天的世界第几，明天可能什么都不是。”
施正荣：光伏发电的盛世危言
施正荣的企业经历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起起伏伏。创业之初，施正荣曾遭遇过人员流失、连清洁公司都威胁他要搬走设备抵债的困境。在那次困境中，施正荣最后靠海外订单解困。而现在的市场风险，也让施正荣较早意识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光伏产业中所处的脆弱地位
本刊记者/周政华
身为光伏发电的领军人物，施正荣有时候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危机预言者。“光伏电池行业目前仍然是一个受到政府补贴的行业，政府提供包括电价上的补贴，以期让我们这个行业能够盈利。”
今年9月13日，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作为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下简称尚德电力)，施正荣道出了光伏发电行业的尴尬地位。在更多人看来，这个行业的盈利似乎取决于政府的仁慈。
2001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个年头，施正荣回到了家乡江苏无锡，创办尚德电力，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光伏电池，为光伏发电(俗称太阳能发电)中最核心的部件，占整个光伏发电成本的6成左右。
施正荣当时与多个地方政府接触，很多人都没听过“光伏发电”这个新名词。如今，十年过去了，施正荣所创办的尚德电力，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供应商之一。此间，中国也成为了全球的光伏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2009年，中国供应了全世界40%的光伏电池。
“不能再打价格战”
正如所有中国制造占据优势的产业一样，光伏发电也正在遭遇一场价格战。
今年9月13日，发改委在延迟半月之后，对外公布了国家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中标结果，该项目共涉及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和新疆等西北六省区的13个光伏电站项目，装机容量共计280兆瓦，相当于中国过去累计的各类太阳能光伏数量的总和。
尚德电力也参与了竞标。与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尚德电力只参投了新疆和田20兆瓦并网发电特许权项目。根据6%~8%的收益率提出报价。后来，施正荣对外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如果达不到一定利润率，很难下定决定去投。”
此前，业内按照8%的内部收益率计算，对企业而言，合理的上网电价应在1.4元至1.5元/千瓦时之间。在2009年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招标中，中标的阿特斯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的竞标价格是1.43元/千瓦时。
然而，在国家第二批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中，发改委公布的中标电价全部低于1元／千瓦时，其中隶属神华集团的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地方国企包头鲁能白云鄂博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各占一席，中标电价分别是0.8687元／千瓦时和0.7978元／千瓦时，英利与国投电力投出最低竞标价格——0.69元/千瓦时。
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光伏电池成本没有显著下降。“要维护行业价格”，在得知中标结果后，施正荣向业内发出了呼吁。他甚至以“囚徒困境”举例，称“大家为了一己利益争着降价，最后往往得到双输的局面”。
在2009年国家第一批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中，发改委最终放弃了最低价中标的办法，最后指定该项目由报出次低价的中广核、比利时Enfinity公司、江苏百世德联合体以1.09元/千瓦时竞得。
今年，游戏规则回到了“报价最低者即为中标人”原则。负责招标的发改委相关人士称，之所以要对光伏项目采取特许权招标的方式，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发现光伏发电的合理价格。
在光伏发电市场，“A公司报一个价，B公司报一个价，C公司还有另外一个价，差别都非常大，政府搞不明白哪个才是合理的价格，只能选择低价的。”施正荣说，要想政府出台可行的光伏上网政策，国内光伏行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
施正荣所说的统一的声音，就是光伏业内所期待的固定上网电价制度。
2009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固定的风电上网电价制度，取代了此前6年实行的招标电价制度。这促使中国的风电行业飞速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第二大的市场。
如今，国有企业也兴致勃勃地进入这个新兴市场。据发改委披露的信息，在发改委收到的135份标书中，将近8成来自五大发电集团以及中广核、中节能等国企及其旗下子公司。时光回到2001年，施正荣创办尚德电力时，国有资本在光伏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金融危机之前，光伏产业一直是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热点。2005年到2006年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民营光伏企业多达11家。在民营经济强省浙江，就聚集了中国四分之一的光伏企业。但眼下，随着国企大举进军，民营经济在光伏发电领域的前景平添变数。
产能过剩了吗？
价格战硝烟未灭，另一场危机又在酝酿之中。
今年11月18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光伏大会上，施正荣再一次敲响了行业警钟。“欧洲需求下降，明年全球光伏市场将肯定出现过剩。”施正荣说，中国今年的产能可达到12兆瓦左右，全球的产能已经达到20兆瓦左右，较大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大批新增产能的投入，极大扩充了光伏市场的供应量。早在2009年，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之一FSLR计划到2012年将产能提高一倍，达270万千瓦。今年9月，欧洲光电产业协会曾发布报告预测，由于一些亚洲公司跟进，全球太阳能市场2011年可能会呈现供求平衡或略微供过于求的状况。
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也纷纷减少对光伏发电的补贴以及大幅降低上网电价。今年7月1日起，德国对屋顶光伏系统和移除耕地农场设施的补贴额将减少13%；8月，西班牙计划削减太阳能上网电价幅度达45%；9月，捷克出台政策，规定明年3月，建在农业用地上的太阳能发电厂将不再获得政府补贴。同月，意大利决定开始削减对太阳能光伏项目的补贴。
这对于“两头在外”的中国光伏产业来说，打击尤为沉重。目前，在多晶硅光伏电池的产业链条中，中国企业所抢占的主要是硅锭硅片生产、电池片生产、组件封装线等低附加值环节，而在产业链最上游的多晶硅料生产和最下游的光伏应用等高附加值环节则较少涉及。最近几年，随着国内多晶硅(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项目大批上马，“两头在外”的情况，演变为“一头在外”，即市场在海外的局面。
为启动国内市场，2009年7月21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启动了“金太阳示范工程”，计划在2到3年内，采取财政补助方式支持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据估算，政府将为此投入约100亿元财政资金。
施正荣的企业经历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起起伏伏。2001年创业之初，施正荣曾遭遇过人员流失、连清洁公司都威胁他要搬走设备抵债的困境。在那次困境中，施正荣最后靠海外订单解困。而在2006年，施正荣的公司与全球老牌硅料供应商、美国纽交所主板上市的MEMC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10年的多晶硅供货合同，由此规避了2007年末多晶硅最紧缺、价格暴涨的难关。
市场风险让施正荣较早意识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光伏产业中所处的脆弱地位。第十一届中国光伏大会上，施正荣，这位业内知名的危机预言者说，“光伏产业还未成形，今天的世界第几，明天可能什么都不是。” ★
提名理由★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农家子弟到身家几百亿元的公司总裁、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汽车奇人王传福能够赢得尊敬的重要原因，是他不但始终坚持制造业，而且一直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当人类面临能源枯竭的前景之际，王传福所打造的电动车核心制造技术，在人类能源消耗方式的革新竞争中，“领先日本20年”，创造了新能源经济的神话。
人物简介王传福，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安徽省巢湖市无为人，1966年2月15日出生，198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95年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现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比亚迪电子 (国际)有限公司主席。2009年9月28日发布的2009胡润中国百富榜上，王传福以350亿身家成为中国首富。
言论：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
比亚迪2008年将把电动汽车商业化，2009年推出纯电动车。我们比日本整整提前了20年，到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市场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中国人！
王传福：电池大王的汽车梦
仅仅用独到的眼光和廉价的制造成本，显然无法解释王传福的全部。王传福故事的上半部分，充满了对行业领先者的模仿和改进，而下半部分，则是对领先者的颠覆和超越。而电动汽车的未来，就是这种颠覆的最好注脚
本刊记者/庞清辉
“我一直为梦想奋斗着，就是新能源、太阳能、储能电站。”王传福看上去内向而朴拙，戴着眼镜，斯文儒雅，不善言谈，除非你和他聊技术问题，他才会打开话匣子。
除了被外界熟知的电池梦，汽车梦，或许王传福的心里还有一个新能源梦。“我们的英文缩写是BYD，Bulid Your Dreams代表的就是一种实现梦想的勇气。”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电池生产的成本优势
王传福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研究的都是电池，下海后，他仍然专注于这个领域。
王传福的创业故事，在1995年2月开了头：王传福向做证券的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了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领着20多个人，租用了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就开工了。
与当时深圳多如牛毛的手机电池组装企业不同，因为王传福的专业背景，比亚迪一开始就涉足了核心的电芯技术。1997年，比亚迪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年销售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飞利浦、松下、索尼甚至通用也先后向比亚迪发出了令人激动的大额采购订单。
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至1998年，比亚迪生产的锂电池已经超过三洋、索尼和松下，牢牢占据全球市场份额60%。业界也曾流传一种说法：世界上每三部手机中，就有一块电池是王传福造出来的。
依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国外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比亚迪变成了中国式的半自动化生产线———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就用中国的裁纸刀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夹具，保证裁剪尺寸；等条件好一点就用剪板机，再好一点就用自动分切机；做不起无尘车间，靠人将手伸进无尘箱里进行操作。
上世纪90年代末，比亚迪的车间出现的是这样的场景：在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而在日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工人们必须穿好净化服，经过淋浴吹风之后走入宽敞明亮的真空车间。
在比亚迪的工厂里，除了人，还是人。
“比亚迪‘人+夹具=机器手’的半自动生产模式，摆脱了高昂设备使用费的限制，不仅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带来了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竞争优势——更灵活的生产线。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时，原有的生产线只需作关键环节的调整，对员工作相应的技术培训就可以。”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比亚迪用“以竞争对手一半的价格提供相同品质产品”的简单逻辑，在多个行业内迅速崛起。
“你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你凭什么打赢？”王传福说，所以，必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王传福看来，不仅是工人，中国工程师的创造力也是最棒的，因为他们总是工作第一，享受在后，“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很幸运，上帝照顾了我们，把这么优惠的东西放到我们这边来。”
王传福本人有很浓重的工程师气质。他喜欢和工程师们穿一样的夹克，把自己掩藏在比亚迪上万名工程师中。他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高尔夫，吃饭就像是完成任务。若是初次见面，即使有再敏锐的嗅觉，你也根本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外表朴实、不苟言笑、说话略带安徽口音的小个子中年男人就是后来拥有350亿元身价的中国首富。
2002年7月，比亚迪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10.95元，为当时H股股票最高发行价，融资16.37亿港元。2003年，王传福以资产3.28亿美元登上《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百富榜”，位列第13位。
“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
当人们还在为王传福在电池行业咄咄逼人的态势而震惊时，王传福却做出了令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2003年，收购陕西秦川汽车厂，削尖脑袋挤进了竞争白热化的汽车业。
“当我发现比亚迪也有做汽车的市场机会时，我冲上去都嫌慢，我要扑过去。”王传福说。
投资比亚迪的香港机构投资者得知比亚迪决定造汽车后，异常惊讶。质问的电话几乎把王传福的手机打爆：“王总，我们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 随后短短几天之内，比亚迪的市值果然蒸发掉了30多亿元。
尽管反对声、质疑声一片，王传福仍然坚持：“我干这件事是坚定不移的，我已经决定下半生和汽车捆在一起。”为了做汽车，王传福盛情邀请汽车设计专家廉玉波加盟比亚迪，廉玉波问：“你懂汽车吗？”王传福老实回答说：“我喜欢车，我看了几百本书。”之前出差到北京，王传福买尽了书店所有的汽车技术书籍。
此外，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取设计灵感，王传福每年都要花费几千万元购买全球最新车型用来做研究样车，其中不乏宝马、奔驰、保时捷这样的名车。这些新车买来后，王传福会让年轻的工程师们将其一一拆解，拆完之后要写总结、写报告，车子则报废。
在王传福看来，汽车天生就是一项中国人的业务，虽然涉及领域颇多，但是基于中国目前的工业体系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壁垒，其中大量涉及的磨具，都需要人工来完成，中国企业成本优势明显。
2004年，比亚迪第一次参加北京车展，其散发的印刷品上，印着王传福的语录：“一辆上百万元的车，在我看来也就是一堆钢铁。”
比亚迪就这样在王传福的领导下，“山寨式”地开始生产汽车。几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做电池的家伙居然能靠着这种“简单粗暴”方式，在群雄争霸的汽车制造业打出一片天下。
可是，王传福成功了。2009年，比亚迪达到全国自主品牌轿车销量第一，并自主研发了大型动力电池，解决了电动汽车最核心的电池技术，比亚迪成功地把自己和绿色、新能源、电动汽车联系在了一起。“王传福是个读了书却没有把胆子读小的人。”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兵这样说。
2008年初，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向巴菲特极力推荐王传福，芒格认为王传福“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他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于是，巴菲特委托中美能源总裁大卫·索科尔专程飞往中国实地考察比亚迪。索科尔带回来的依旧是对王传福的称赞，他告诉巴菲特：“这家伙(王传福)很有魅力，你一定要见见他。”2008年9月26日，当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时，巴菲特宣布投资2.3亿美元持有比亚迪10%的股权。
但巴菲特此后也承认，押注比亚迪更大的理由，是其创建者兼董事长王传福，而非该公司的产品。“我活着就会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看看这家公司取得的成绩，历史上没有人取得过。”
事实证明了巴菲特的眼光。在中美能源入股比亚迪仅一年后，比亚迪股价疯涨了近10倍，巴菲特投资的2.3亿美元迅速变成了23亿美元。
电动汽车勾勒的新能源梦
对于有“大梦想”的王传福来说，电动车只是其宏伟事业蓝图的起步，他的终极目的不是“电池大王”“电动汽车大王”，而是做颠覆世界的“新能源大王”。
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思路是，通过电池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电动汽车第一品牌。“比亚迪在电池上的成功，完全可以嫁接到汽车上。我们早在进军汽车行业之前，便已经开始了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研发。”
王传福曾豪情万丈地宣称，比亚迪将来至少要利用塔克拉玛干1/2的地方发电，并通过提高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深度整合太阳能电池产业链。
而在王传福脑中勾勒的新能源版图中，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和新能源汽车是三个核心板块，他准备大规模应用全球储量最大的金属“铁”和全球储量最大的非金属“硅”，实现人类能源战略的彻底改变。
电动汽车的未来，或许只是这种颠覆的一个注脚。“一项新技术的普及，从来都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是新兴汽车大国，消费者大都首次购车，第一辆车就购买打破传统燃油动力的电动车，在消费理念、环保理念等方面都需要时间进行转变。”王传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这种消费理念、环保理念的转变必将会在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
2010·科技
在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今年发布的榜单上，中国的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打破了美国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的纪录，成为超级计算机新的世界之冠。“天河一号”研发团队赢得的并非只是一场“看谁更快”的竞赛，而是一场为荣誉为国家的理想主义之战。
由国防科技大学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组成“天河一号”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出于对“银河”(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热爱而聚到一起，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冲到了该领域的世界之巅。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参与者都有莫大的自豪感，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天河一号：中国速度
通过攻克种种难题，不断创新，中国人自行研制的“天河一号”在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上打破美国的多年垄断，摘得金牌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长沙)
皮肤白净、身材高挑的卢宇彤，在以男性居多的“天河一号”研发团队里，可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当记者问她身为一名女性，当初为何要来军校这么枯燥单调的地方时，她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从小就从书上知道，这里是银河—Ⅰ诞生的地方，我向往这里啊！”
随着“天河一号”再次载入史册，卢宇彤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银河梦”。
2010年11月17日，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发布了最新一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荣膺第一。
从国防科大的北门进去，一眼就能望见按照“天河一号”的样子新建起来的计算机学院科研楼。由于整台机器现已安装在天津的超算中心，一楼近千平方米的机房如今已是“机去楼空”。倒是在旧楼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一台正运行着的小型超级计算机，深银灰色的机组群上闪烁着蓝色的指示灯，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身为团队主任设计师的卢宇彤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天河一号”开始的地方。
成功“翻墙”的混搭结构
2007年夏，天河研发团队总设计师、国防科大副校长杨学军教授在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年会上发表了论文《64位流处理器体系结构研究》，引起轰动。其原因，不仅仅由于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内地学者首次独立在这一顶尖水平会议上发表成果。
普通个人电脑的结构，就是主机+显示屏，而主机的心脏是CPU。据“天河一号”工程办公室主任李楠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超级计算机的主流技术路线是大规模并行，简单地说，就是把几十、几百、上千个CPU联结在一起。但到了2000年，当超级计算机的速度达到了万亿次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时，人们发现，CPU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并不能带来运算速度的提高，却遇到了一系列的瓶颈无法解决。
科研人员将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之为“墙”。比如，有“内存墙”，CPU多了但内存带宽有限，这会影响CPU读取数据的速度，就像一条4车道的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跑不快。有“功耗墙”，超级计算机规模越来越大，用电量也随之增大。一台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的用电量就将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用电量。曾有专家说：“如果不解决功耗问题，今后超级计算机只能与核电站建在一起。”还有“造价墙”，国外建造一台超级计算机往往要斥资上十亿美元，投入巨大。
为翻过这些“墙”，国际上有人提出“异构”的概念，将CPU与某种加速器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但至于用什么类型的加速器，二者如何融合，大家都在研究。
杨学军的论文，正是从理论上确定了CPU+GPU这种异构结构的可行性，意义非凡。于是，国防科大决定根据这个思路来研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科研人员从国外买回性能最好的GPU，将其与CPU连在一起，却发现运算效率只有2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心里都凉了半截，但经过分析发现，从技术原理上来说，这个结构是应该能达到更高效率的。”李楠说，
“原因很简单，就好像我俩跑步速度不一样，我要等你赶上来了才能一起执行下一个任务，效率肯定低了。”天河研发团队副总设计师胡庆丰解释说。实际上，GPU适合处理结构比较规整的批量数据，而CPU擅长复杂的逻辑运算，如果能合理分配任务，让二者分别干自己适合的事情，这样就能大幅提高效率。
“但这就不只是硬件的问题了，而是要从底层软件的层面让二者更好地融合。”胡庆丰说。
为了突破这个难关，他们拉着核心团队去长沙郊区一个叫母山基地的地方去“闭关”。那个地方手机信号差，不通公交车，人呆在那儿更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问题。
长达半年的“闭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实验室条件下，CPU+GPU的性能最高达到了70%，之前的那些“墙”都被一一成功翻越。
目前整个“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共使用了16384个CPU，7168个GPU。GPU结构简单，功耗低，价格也比CPU便宜很多。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比尔·戴利教授就曾表示：“中国的天河计算机采取的CPU+GPU的结构，代表了未来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势。随着计算机规模的不断拓展，这种结构虽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杨学军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88年曾经历的一幕：中国气象局有一间专门的屋子，里面放着从国外租来的超级计算机。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把这种计算机卖给中国，中国气象局只能租用。计算机拉到中国后，放置它的屋子有24小时监控，中国人不能进，连操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
“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心里都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他说。
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规律是每十年性能提高1000倍。200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是万亿次，那么到2010年左右将会达到千万亿次。因此在2005年，当国产超级计算机才刚刚突破十万亿次之时，杨学军感到，如果要占领制高点，就要尽快攻克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
“我们在‘天河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极大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团队副总设计师、计算机学院院长廖湘科教授说。
整个天河研发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总设计师杨学军也才46岁。“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大家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就像吵架一样，没有老师学生的区别，没有上下级的区别。这样轻松开放的氛围，才利于我们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出新。”卢宇彤告诉记者。
团队里，有很多人都像卢宇彤一样，出于对“银河”的向往而来到这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银河精神’，才能有今天的成绩。”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民表示。
据说，曾有外国公司以年薪30万美元的高薪来挖团队里的骨干，却空手而归。
“天河一号”除了在结构上有突破，还拥有多项创新，如自主设计的高阶路由芯片和高速网络接口芯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河一号”的CPU芯片中，有一部分为国防科大自主研发的飞腾—1000。
“目前之所以没有全部使用国产CPU，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户使用的很多第三方软件都在基于国外芯片环境开发的，在飞腾上无法运行。”李楠解释说。
TOP500自1993年发布以来，就成了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而美国长期在此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并在榜单中拥有最多席位，只在2002年，被日本研发的“地球模拟器”首次超越。两年半后，美国重返榜首。此次“天河一号”的后来居上，再次打破了美国已连续保持6年第一的纪录，在国外同行中引起震动。
然而，超级计算机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各国争相研发超级计算机只是一场单纯的“看谁更快”的竞赛？
对此，李楠表示，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众多领域的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自然世界、发现科学规律，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医学、气候预测、地球物理勘测和材料科学等。尤其在国防领域，目前美国已基本停止了核武器试验，而改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试验。因此，超级计算机对于国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卢宇彤告诉记者，“天河一号”在天津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后，已经有几十家用户排队预约。中石油有项运算任务，在以前的超级计算机上，需要3个月才能算完，在“天河一号”上只跑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不过，即使是目前“天河一号”的运算速度，也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的科研需要，胡庆丰说，“估计当计算速度达到百亿亿次时，才能满足需求。但到了那时，也许科学上又会出现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对超级计算速度提出更高要求。不过我们也树立了新的目标，要向亿亿次发起冲击。” ★
“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施一公，43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资格也有能力站在国际水准的高度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批评。他和饶毅今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辞呼吁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施一公：经得起推敲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在《科学》上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施一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本刊记者/钱炜
一面在《科学》杂志上公开指出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一面在这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当镁光灯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不像一些“学术明星”那样光说不练，他在为公共事务鼓与呼的同时，从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成为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
今年将施一公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科学》上那篇只有676个英文单词的短文。这篇题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饶毅联名发表。
此举并非出于书生意气或沽名钓誉。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9月3日，他还与饶毅、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学网的组织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专家学者开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这个会议还特意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将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有人质疑文章里为什么只谈缺点，避而不谈中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对此，施一公解释说，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许写这么长，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席职位回到清华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名字常见于各大媒体，名气也更响亮。
这一趋势在此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他和饶毅的联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在科技界也掀起波澜。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施一公和饶毅还是承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要夺权”。对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当大家都在担心施一公会不会因此而“倒霉”时，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多次邀请，请他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咨询或论证，“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此文“与事实不符”，并指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饶毅不会再对此事做公开回应。”施一公强调说，他们的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我很高兴成为国内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以我个人受些委屈，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说。
“科研本身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尽管回国后施一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科学界的公共事务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施一公也保证用60%的时间来“泡实验室”。按照他的说法，“每天早晨六点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赶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再回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时。”
超负荷的运转，给施一公带来了学术上的丰收。200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首个对转运蛋白晶体结构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Christopher Miller的实验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个类似蛋白的晶体结构，其结果与施一公小组的有所不同。于是，网上有人就此对施一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内科技界的一些著名专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组再次在《自然》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该转运蛋白的底物识别和转运机理，并纠正了之前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研究小组的偏差。
说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们的分辨率偏低，数据质量有限，所以在允许出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偏差。而美国那个研究小组尽管用了比我们更高的分辨率，也还是照样出错。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这与学术造假有本质不同。越是前沿的创新研究，越容易出现偏差。这种学术争论恰恰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来炒作，这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怪现象。”
由于施一公领导的研究组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连续取得重大进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届科协年会上，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
今年“两会”开幕前，在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作了17分钟的发言。“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自主权下放”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这两句话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人才培养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国时就说过，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他的这个院长也当得与别人不大一样——只负责人才引进与人事制度改革，别的统统不管。
“过去三年，我参与面试了80多位申请者，最后有40多位海归全职回来建立他们的独立实验室。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增强了清华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对此，施一公解释说，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等这些人员回国满6年之后，将他们的工作成绩交由国外的同行专家评议，以避免国内的潜规则，如果通过，即获得终身教职。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带的实验室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将成为今后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中流砥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学生们怎样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而是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培养。”
回国三年来，尽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艰辛，言谈间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记者不禁问：“您在回国前，难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么？”
“当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到大学建设，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
“我不希望控烟成为形式主义的工作，说得更刻薄一些，别作秀。”
杨功焕，63岁，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举十几年之力，杨功焕牵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疾病监测网，所搜集的关键数据以及开展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烟草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她始终站在控烟战斗的第一线，不仅与庞大的利益部门讨价还价，还要与人类的自制力较劲。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她的身影尽管孤独，却无畏而光荣。
杨功焕：清醒的唐·吉诃德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而如何以巧劲儿用好这把刀，她依然在苦苦思索
本刊记者/王家敏
在中国，“控烟”看似一张不痛不痒的宣传海报。
这令杨功焕感到尴尬。她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控烟奖得主，也担任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的职位。
中国在2003年签订《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到她。然而，到了今年，承诺期已到，而中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履约，于是，这位控烟斗士被称为“唐 。吉诃德”——无畏、执著，却又孤独、悲情。
在记者面前，这位63岁的女士举止从容缓慢，笑起来还有酒窝。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个疯狂而孤独的骑士。她说自己清醒着，还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她语气柔和，却又斩钉截铁：“吸烟一定会带来健康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杨功焕这并非只是随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在参与控烟之前，她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了10年，负责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组织与运作。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
“四面楚歌”
用杨功焕的话说，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御用学者，烟草公司也把她列进了黑名单。总之，就是“四面楚歌”。
她一直战斗在控烟运动的第一线。1999年，杨功焕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行动倡导组织(TFI)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
但随着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介入，她发现自己并非“主流”。
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会议上，烟草局就表现出“反对倾向”。他们在公约文本上，试图减轻烟草危害的措辞。比如将吸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改为“有害影响”。
“控烟并不会在短期内对烟草工业造成影响，”杨功焕认为，但烟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会更快到来。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
在2008年11月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的主导部门，曾是卫生部、发改委经贸司等。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中国履行控烟公约，却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
冲破利益的盘根错节，杨功焕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改变执行部门，控烟就是一纸空文。”
有些时候，她甚至感到，除了这个庞大国家的烟草利益部门之外，自己身边的战友也是“敌人”。
基层卫生人员跟她说，控烟谁不会，“无烟医院”我们搞了好多年。在杨功焕看来，医院准备了 “禁止吸烟”的铜牌，贴在墙上，年复一年，迎接检查。
“从疾控的角度，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无效的。”杨功焕说，过去创建的“无烟医院”，有领导小组，有控烟标识，有数据库，就是没有“没人吸烟、没烟头、没烟味”。
“死亡地图”
数据，是杨功焕最为忠实的战友。她也用科学的依据，打出了感情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就这样开篇，“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100万是个宣传数字？”记者问。
“不，这来自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我们把不确定性放到最小，这个数值，甚至低估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缺少的是客观准确的数据，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传染病、慢性病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
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对未来几十年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就是杨功焕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十数年的主要工作。
监测网络把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分别设点。前四年里，杨功焕跑遍了各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两个监测点。这些监测点按照科学抽样方法，搜集了中国3000多个县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监测数据。
至2000年，监测网络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60万例死因报告。杨功焕带领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
这就是中国“死亡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的地区分布。
中国烟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烟草流行20～30年后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高峰。
杨功焕决定尽早搜集数据。1994年，她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队列，进行吸烟与健康的研究。该队列已经维持了16年。前期5年的观察结果证明了在20世纪末烟草使用导致了12%的超额死亡。由此推论出中国到2000年，每年有100万人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2025年，这个数字将扩大为200万人；到2050年，会上升为300万人，并且有1/2的死亡发生在35～64岁之间。
这些数据和研究成为中国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
未竞之业
带着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杨功焕自然理直气壮。但她也承认，从公众的角度，这些努力还是一场“秀”，报告止步于报告，一些严苛的行政控烟手段也让众多烟民多感不适。
于是，杨功焕还要和人类的自制力讨价还价。
说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个人也应该尊重并保护他人拥有健康的权利。不过，人们很难为20年后才发生的危害而限制目前的行为。
杨功焕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们不可能都是流行病学专家，明白其中的利害。吸烟的危害不像是甲流，明天就有症状。吸烟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这就像饮酒驾车，危险系数增高，但不一定会出事故。
“我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专家体系和政府的认同，最终由政府发布给公众。”她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立政府控烟的公信力。政府需要向市场和社会设计健康生活的观念，发布有关烟草客观、科学、公正的知识，定期发布烟草的行业和消费报告。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烟草、或者摒弃烟草，控烟效果才能更为稳固。
在美国，这场“控烟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1964年，美国卫生部发布“外科总结报告”，美国政府也认同这个结果。1967年，“吸烟与健康大会”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戒烟浪潮。
在戒烟浪潮中，公众不清楚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而带有“警示图形”加文字警告的烟草包装是一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杨功焕认为，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千亿盒卷烟，如果在烟盒上都印上健康警示标识，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控烟健康宣传。但在目前，中国烟盒的精美包装仍在延续，而参与控烟工作的政府专家，也改由烟草部门的人员担任。
杨功焕转而“押宝”在知识界，希望顺应整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发展绿色工业为目标进行控烟。她组织了数十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准备在2011年1月发布2010年度控烟报告。
“中国社会还不太具备对科学信息辨别和信服的习惯。我们以专家组名义发布报告，具有独立学术的价值，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她说。
2010·公共利益守望者
获奖理由★2010年，于建嵘到处演讲，大声疾呼，致力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社会裂痕的方法。他与万载县委书记在拆迁问题上的交锋，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显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人物简介：于建嵘，48岁，湖南衡阳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近年来在网络上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影响广泛。
言论：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于建嵘：“最焦虑”的2010
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本刊记者/赵杰
2010年年末，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看到到处这么拆，心里很着急。”12月3日傍晚，在连续三次在饭桌上“拍案而起”之后，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眉头锁紧，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这一年“火气很大”，因为遭遇了人生当中“最焦虑”“最辛苦”的事情却“常感无奈”。
“最痛心”之事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他在餐桌上指责受邀前来讲座的于建嵘，原因是当天(11月1日)后者在县委七百余人课堂上号召不要强拆老百姓房子。殊不知早已为强拆事件心急如焚的于建嵘“不识抬举”，愤然离席，并用手指急扣，通过手机发出了一条引发轩然大波的微博。
该微博仅140字：“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事隔一月，于建嵘坚持认为自己当时做得对，“放在今天发生此类事情，我依然会和他这样交锋”。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于建嵘说，让他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明明知道做了错事还要理直气壮地强拆老百姓住房。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
“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年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七年里，由于没有户口、因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为了一位老农不再拉起平板车背井离乡地流浪，这件2010年“印象最深刻、最痛心的事件”让于建嵘踏上了为反对强拆鼓与呼的道路。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他不住向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除了那位到家里长跪不起的老农，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多起恶性拆迁事件。“今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七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其实，强拆问题存在已久，围绕该问题在去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也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践踏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一定要去呼吁”。
不但一个人讲，于建嵘还呼吁知识分子一起讲，“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认为，首先需要呼吁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但是，利益立场不同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言论而达成理解，这种现实也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号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
10号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
11号—14号清华、人大、北大、清华；
15号山西编办；
19号厦门大学；
20号广西编办；
22号杭州市委党校；
23号山东大讲堂；
25号浦东干部学院
……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今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时“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为此，他三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不停讲的结果，收获很多正面反馈，有些人在现场就哭了，也有些人在课后找到于建嵘进一步探讨。
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建嵘也很清楚，自己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执政者都心知肚明，这也成为他最辛苦之余备感无奈之处。有些人夸赞讲得好，但私下里找到他说：于老师，我们没有办法。
类似经历也让于建嵘“感觉很没有办法”，但是，他用“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讲下去”的话语来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悲观。
对于自称“最辛苦”的于建嵘，围观者也不是个个买他的账，一些人用“作秀”“为出名”之类的词语评论他。
“有人追问我的动机，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要出名，做梦都为了出名。”于建嵘反问，“我出名有错吗？”
于建嵘认为，目前就是要把问题放在道德的最低点来讲。“我脾气不好，没有崇高的道德，我承认。但是大家应面对自己的问题或错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时，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于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
提名理由★当气候讨论越来越与百姓生活相关，当气候谈判越来越政治化，潘家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频频出招，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争取碳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言论和姿态，不仅代表着学者的智慧与良心，更代表着中国的妥协与坚持。
人物简介：潘家华，1957年出生，湖北枝江人，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高级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言论：“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碳”性人生
在今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本刊记者/刘子倩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坐在薄熙来旁的他侃侃而谈，对面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时低头记录。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今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作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53岁的潘家华长期从事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做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四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五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低碳之路应“高歌”却不“猛进”
“他在国际交流和政府关系方面能力强。思想活跃，还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正在坎昆参加会议的人大教授邹骥如此评论老友。
但工作已改变了他的生活。潘家华的爱好从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为散步。如今连散步的空闲也没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浓茶提神。潘家华说，现在很少有时间锻炼，全靠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鲜有人知潘家华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体素质过硬的武警战士，多项军事训练名列第一。年过半百之时，潘家华在布鲁塞尔参加中美欧三边论坛时，他的存有敏感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抢，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从歹徒手中夺了回来。
潘家华由武警战士变成气候谈判专家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30年的高碳发展。之后，“低碳经济”一夜间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词汇。但低碳经济学家潘家华却没有高兴起来。他正在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者和批判者转变，试图改变人们对低碳的误解，批判“伪低碳”行为。
比如，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河北安平县规定，从9月3日起，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及普通百姓，每隔两天停电22小时。潘家华连用三个“荒谬”批评此政策。他分析说，断电降低了社会福利；一些不能断电的医院、企业只能购买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发电效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发电效率，造成了资源浪费；最重要是，简单限电对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他还认为，利用财政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的政策也属“荒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补贴消费者？”在潘家华看来，电动车是一个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新经济产品，国家其实更应该将补贴直接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简单地用补贴政策将产品推向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高歌’，但绝不能‘猛进’”。潘家华解释说，低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设下气候问题陷阱，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达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难理解诸如气候谈判及碳排放权的意义。潘家华的解释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他面对面地说服了马尔代夫总统接受“碳预算”方案。
但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仍担忧未来。按照现在的消费速度，我国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11年，煤炭也只够使用41年。在他看来，碳的总量降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产力。“当一吨碳创造的价值从10000元变成12000元时，就说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也是低碳。”潘家华说。 ★
提名理由★当垃圾焚烧成为城市中的敏感话题，引发反对派民众与政府发生冲突之际，“垃圾专家”兼人大代表王维平拿出了自己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从而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以理性建立沟通的人。
人物简介：王维平，61岁。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环境工程，作为评估专家对上海、重庆、北京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方案进行过评审。
言论：“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王维平：沟通化解垃圾困局
当民众反对派与政府的冲突发生后，面对谩骂，王维平坚持以理性来说服大家，最终搭建起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
本刊记者/王婧
有人骂他“王自焚”，有人给他寄子弹、带血的菜刀。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烧运动中，已过花甲的“垃圾专家”王维平陆续收到这样的恐吓。
他曾经想过要沉默以对，但最终，他走进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现场，他看到有人拉着血书写的横幅——“反对焚烧”，甚至还有脏话。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烧。”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搭建沟通桥梁
在一片吵骂声中出场的王维平，发现自己被请上了PK台，对面坐的是“反烧派”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台下坐的是打着横幅的“反烧派”群众。
2009年9月，为了反对在社区附近3公里处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100多名奥北社区的居民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这一次，王维平和对他“恨之入骨”的“反烧派”在节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维平镇定自若，先给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请举手。”演播室一片嘘声，没有人举手。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演播室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谁去过焚烧场？”依然没有人举手。
在“反烧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维平，却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场里调研的垃圾专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捡垃圾，吃苍蝇饭……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场。他最终成为了“丐帮”的精神领袖，并由此成为中国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王维平说。正是这句话，让奥北社区的“反烧派”意见领袖“驴屎蛋儿”决定和这位专家加强沟通。
王维平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历经百年，已经是相当成熟稳定的工业化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就是焚烧。而垃圾焚烧场的核心技术正是烟气净化，它的净化标准比燃煤炉的烟气净化技术都成熟，排烟标准比其他燃炉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王维平说，“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节目录制后，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沟通，随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一场连主持人都担心失控的节目在沟通中和平结束了。
事后，王维平的办公室就成了“驴屎蛋儿”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只要有人打听王维平的办公室，门卫不用查便脱口而出：“东楼211”。
办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却放了一张约2米长的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图。
“垃圾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对抗，不是指责，不是示威游行。”
他说，“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之外，还有了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冲突就这样走向了对话。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维平和“驴屎蛋儿”，以及垃圾场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维平曾经拉二胡卖艺，“驴屎蛋儿”还特意送了王维平一把二胡。
聊到兴致处，王维平从书柜里拿出这把精致的二胡，颇为专业地拉了一段G小调。他捋捋花白的头发，说，“有点儿伤感吧？这音乐是表达——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因家境贫穷，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后来，刻苦攻读8年，他成了一名传染病专科大夫，并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岁那年，他突然转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转行的原因是他发现怪病越来越多，参看国外资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来自环境污染。
王维平心里有笔账：当医生，一天看25个病人，一辈子不过看5万个病人，可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不从根本上诊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头痛医头”。于是，他决定研究垃圾处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尚未有专门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垃圾研究所。王维平于是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毕业后，他放弃在日本俸禄优厚的职业，回到北京，在市环卫局继续从事垃圾研究。
随着环保日益被重视，2000年，北京市环卫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为北京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在垃圾场摸爬滚打10余年后，王维平提出了“循环经济”，当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
王维平一直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对此领衔提交建议。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各委办局、各区县都签了责任书，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净菜进城，谁来监管过度包装，都有了明确分工。
从2010年4月中旬开始，北京把每周四定为“垃圾减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发布，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已经将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计划中。
“垃圾对策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末端处理垃圾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这是我们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结果。”王维平自豪地说。
努力似乎仍在继续生效。最近，又产生了一个让王维平很高兴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在2010年11月，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天1.74万吨。“一天减少0.1万吨，这是北京史无前例的垃圾负增长！”
2010·教育
获奖理由★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
2010·海外
获奖理由★
魏可欣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
人物简介：魏可欣(Casey Welson)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爱好跑步，珍惜身材，是有机食品忠实支持者。最喜欢的书是《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它讲述了华人Lee与美国家庭共处的故事。
2007年，她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地的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
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魏可欣用一天13小时的工作和无私赤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支持。
言论：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魏可欣：授人以渔的美国女孩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魏可欣认为，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本刊特约撰稿/何婧
2010年，比2009年变化很多。首先，“我开”小额信贷机构北京办公室的占地面积扩大了约6平方米。
在东四胡同的院子里，“我开”多了一间小长方形的会议室。2009年“我开”CEO魏可欣接受采访的时候，这里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库房，窗户上挂着破蛛网和枯叶碎片。现在这里装了暖气，自己用淡黄色油漆刷了墙壁，配备了些不同款的二手桌椅板凳，跟大办公室风格统一。大办公桌上的鱼缸里生活了一年的金鱼已下了小崽，原来院子里爬墙头的野猫，现在是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的家猫。
去年的这个时候，魏可欣说她希望2010年能够推出“我开”的中文网站、提高网站流量；而她现在在规划每年募款100万美元、帮助数十万人脱贫的目标。
一年的时间，“我开”的办公室多了两位网络技术工程师，可欣也有了自己的“幕僚长”和“新闻秘书”。
在办公室里侧的简易厨房，魏可欣会用小电器做饭，虽然其他人都不在办公室吃饭。
“她吃的非常简单。”“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指着厨房台子上的几个塑料饭盒说，“就蒸米饭，白米，加上这种橘红色的有机大米，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核桃，搁点盐，也没有菜。”
“这样比较健康，也不容易发胖。”可欣靠着厨房门，为自己辩护。
看不见的中国
魏可欣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4年过去中文已经非常老练，不仅能接受陈鲁豫的中文采访，还能跟操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农民工交朋友。魏可欣最初到中国，是在清华参与一个发展研究项目，但她没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是蜗居的农民工。
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23岁的时候，魏可欣和在麦肯锡工作的美国女孩孟康妮两人，创建了针对边远农村贫困人口的“我开”小额贷款机构。
中国姑娘春苗并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春苗遇到可欣的时候也是22岁。魏可欣当时刚到北京，每天都去租房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春苗是给可欣端菜的服务员，可欣会说中文，日子久了春苗跟她熟悉起来。
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春苗就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干服务员，她只能去工厂或者工地做体力活，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春苗的工钱都不超过每月900元人民币。
“所以我决定要教会她英语，这样她就有可能去星级酒店或者星巴克这种地方工作，在职业选择上提高一个档次。”魏可欣回忆说，那时每天晚上都教春苗2小时英语。春苗非常好学，而且让可欣吃惊的是她很聪明，学得很快。可转折点毫无预兆地来了。
一天晚上，春苗在可欣对面坐下，对她说“我很喜欢跟你学英语，但家人催我赶快回老家结婚，这就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你就像我在北京的大姐一样，但是你也只能为我做这么多了”。
坐在春苗对面的沙发里，可欣很受冲击，但她知道春苗说的是事实。可欣和春苗这两个同岁女孩的区别，在于她们降生的时候，一个生在中国四川农村，一个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可欣的父亲年轻时得到帮助从学徒奋斗成为企业家，而春苗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太多太多春苗这样迁移到城市却依然无法谋生的人，只能静悄悄地回到她们穷困的起点。
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像春苗这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魏可欣想如果能让这些人都有份小产业，有奋斗的起点，事情就会不同。
得道者，多助
如何能最好的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不同人和不同群体对此有各自的认识和模式，比如慈善已在而今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但魏可欣认为慈善不是长久之计，还会助长懒惰消极。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微型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扭转这个趋势。”魏可欣说，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在与地方NGO组织大量交谈和研究数据之后，魏可欣非常确信，“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我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且小额信贷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只有一个人都可以做下去。魏可欣就从两个人开始，建立了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地区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机构，帮助了数百人开办了养殖种植的家庭小产业，借钱的农民还款率都在99.5%以上。
2009年下半年，“美国24岁姑娘发贷款扶贫”的故事吸引了几十家中美新闻媒体。2010年曝光率少了很多，但“我开”继续在做事。
除了发展更多的地方合作伙伴帮助发放回收贷款之外，魏可欣去很多地方演讲和宣传，不久前拿到了台湾一家基金会10万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使得魏可欣能聘请拿工资的全职人员打理网站、管理志愿者和策划宣传。
“我开”现在的技术总监，本·班森(Ben Benson)11岁开始编程，14岁就接美国政府委托的业务，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刚起步的小公司还是大银行、世界500强，他都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服务。魏可欣认为自己撞了大运，随机在网上贴的招聘广告，让本加入了团队，“他真是百万里挑一的天才”。
现在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你可以看见自己一笔20美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我开”还有自己的博客、网络社区，经常上传工作视频。
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我开”。主管人事常务工作的“幕僚长”迷晓兰(Julia Meek)原来在英国的NGO工作。她经常被邮件惊到，“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最近一次，一个北京律师发来邮件，表示愿意志愿服务，帮助“我开”处理在中国的法律事宜。
“我开”有名义上的董事会，由魏可欣的家族靠人脉请到。可欣每次回美国，都与董事们见面。董事会测算“我开”的商业模型后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每年300万美元的筹款能力，“我开”就能实现资金循环、永续运作。
魏可欣非常骄傲地表示：“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前进了五分之一。”
可欣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每年回家四五次，回去有很多的会见和演讲日程。她很恋家也很爱父母，在家很喜欢做饭和陪母亲四处走，她还是家庭聚餐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开很久的车去一个能够俯瞰旧金山湾的餐馆吃饭，或者是去有机超市买蔬菜。
二十年后说
魏可欣反复说，她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贷款人付亚军，总让魏可欣想到现已失去联系的春苗。
付亚军是个年轻妈妈，她过去跟春苗一样没有休息日地工作。她跟丈夫两人每天这样工作，才能让两个孩子有饭吃，他们不购物、不生病，因为承受不起。
几年前，夫妇两人在一个蘑菇种植场里打工，学会做蘑菇生意。夫妻俩攒了两年钱之后，自己搞了个小种植场。但是种植场很快遇到了规模瓶颈，扩大规模能显著提高收益，倘若发展得好，两个儿子将来有可能上得起大学。但关键是，他们手上没闲钱。付亚军幸运地听说了“我开”，贷了600美元(不足4000人民币)购买原材料。而这样实用的小数额贷款，银行懒得做，政府也做不来。
第一次贷款之后，付亚军的蘑菇养殖走上正轨。现在付亚军借了第二笔数额更大的贷款，来自全球的20位捐赠人一起提供了这笔贷款，魏可欣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付亚军的计划中，用不了三五年她家的生活就能“完全变样”，孩子们未来能接受高等教育变成城市人。
魏可欣会说一句中国古语，“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2010年《时代》杂志影响力百人评选中，克林顿提名瓦伦丁·艾伯，这个桶状身材的美国中年男人在海地地震后，孤身跑去海地教当地人养鱼，还负责收购和分销，帮海地人获得收入。
魏可欣以为自己和同事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给想发展的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
魏可欣的蓝图不是一日之功，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但变化说快也快，魏可欣相信时间，也相信中国变化的速度：“每次回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回来，东四街上就会有两家餐馆要么新开张、要么关门或改了招牌。”
目前“我开”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海外机构还不能接受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捐款。新年将至，在回答“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会想要什么”的时候，魏可欣说：
“第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机构，让‘我开’能够吸收人民币捐款；第二，希望‘我开’覆盖全中国每一个省份，每年有超过100万捐款人(最好多数是大城市年轻人)参与，能帮助到数以十万计的人；至于第三……”她大笑说，“希望我头发永远不变灰，脸上永远不长皱纹！” ★
获奖理由★因“公开课”而誉满全球的哈佛教授桑德尔，今年在中国学子中赢得千千万万的粉丝。他的“正义”课，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探讨道德和哲学问题产生了同样的渴望。
人物简介：迈克尔·桑德尔，美国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
1975年，桑德尔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以为，他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去当政治记者，但是政治哲学把他迷住了。桑德尔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念完了博士学位。言论“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桑德尔：哲学教授的“全球教室”梦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本刊记者/ 安然(发自美国)
只用5分钟，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便从略显局促的办公室，走到壮观的纪念大堂。这座堪称哈佛“地标”的哥特式建筑矗立于校园之中，既有宗教式的神圣感，又有生活化的亲近感。桑德尔教授的“教室”，就设在位于其中的桑德斯剧场。这里，正是他讲授道德和政治哲学入门课——“正义”的绝佳场所。
桑德斯剧场跻身“美国最具历史性的剧场”之列。作为哈佛校园里最大的室内会场，它通常用于举办演讲、典礼、音乐会、节日庆祝等重要活动。全木质结构的剧场共有二层座席，阶梯状排列的座位环绕讲台，剧场内部宏伟庄重而不失温馨。
“这样的环境给教学平添了历史感和戏剧性。”桑德尔说，“环状排列的座位让课堂里的人彼此容易看得到，有一种个人之间的亲近感，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作演讲。”
1980年桑德尔首开这门课的时候，学校只给他安排了一个能够容纳15人的小教室，但当年就吸引了100多名学生参加。其后，随着选课人数的迅速增多，“正义”课不断转移到更大的教室里，最后“不得不” 入驻“桑德斯剧场”。其时，这位年轻的教授也因为批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同是哈佛教授的约翰·罗尔斯而蜚声学界。
桑德尔的课每两年开讲一次，多年来课堂规模一直保持在1000人左右，在哈佛大学的所有课程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班”。至今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因而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
宽敞的讲台上，他语调柔缓地讲话，若有所思地踱步，就像是在自家的书房里。没有高亢的声音，没有花哨的手势。此时，桑德斯剧场变成了安静的教室，只有近千名学生集体敲击键盘的声音，如远方隐约传来的涛声，是对台上讲课者的款款回应。
这是2010年11月29日，感恩节假期后的第一堂课，也是桑德尔教授30年教学中一堂普通的“正义”课。
像苏格拉底一样讲哲学
“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桑德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如果有轨电车刹车失灵，你会为了避免撞死轨道尽头五个正在施工的工人而变道，宁愿选择去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吗？”
“如果有五个病人分别需要一种器官来做移植以挽救生命，医生为此去杀害一个健康的人，取出他的器官来，救活了那五个人，他的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中国的医院门口有‘号贩子’，他们雇人连夜排队挂专家号，然后倒卖给愿意出高价的病人。他们的这种买卖行为是公平的吗？”
桑德尔的教学方法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式的”。不论是“脑筋急转弯”式的伦理困惑，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例，都成了他课堂上的“作料”。在鼓励学生阅读经典的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穆勒、罗尔斯的同时，在他的课堂上可以开放地讨论一切与现实生活贴近的问题：华尔街的分红、贫富不均、税收政策、反就业歧视、同性恋婚姻、堕胎……从这些人们不得不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桑德尔带领学生引出哲学领域里的各种经典命题，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对每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学生，桑德尔都会先问清他的名字，然后叫出学生的名字来讨论问题，他觉得这样的对话更显亲近，虽然这并不妨碍他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刁难”学生。
桑德尔说，“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哲学明星到亚洲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今年3月，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邀请桑德尔作为主讲人前来参加。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进入一个能够容纳二三百人的报告厅时，那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甚至在讲台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也把他围成一个圈儿，让他远没有了在桑德斯剧场的讲台上踱步的自如。
后来他听说，为了听这个晚上六点半开始的讲座，有人下午一点多就前来“抢座”，很多人提前两个多小时就进场等待。
事后，主办方给他演示了一家中文网站的“正义”课视频，那里显示的点击数达50万次之多。
今年8月，当桑德尔应邀在日本东京开讲“正义”时，主办方通过“摇号”方式发放的500张免费入场券，竟然被黄牛炒到500美元一张。那一次，他索性“将计就计”，一开场就抛出“黄牛倒票是否道德”的问题，当场引发了热烈讨论。
在哈佛，“最受欢迎的”桑德尔教授也许仅仅是在课堂上，而他最近觉得，自己在很多地方比在哈佛校园里还受人追捧。
“我从青年人身上，直接看到了他们强大的动力和好奇心。”桑德尔说，他讲到的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已经被很多中国学生所熟悉。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活动中，学生们积极、活跃地参与讨论和辩论。
让桑德尔感到兴奋的是，自己的课程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这一现象也让他对教育的未来模式产生了新的思考。
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
把大学课程搬上网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自麻省理工学院10年前创办“开放课程项目”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加入到教育资源共享的行列中。
“哈佛现在还不是开放课程联盟的成员。但是，学校以我的‘正义’课作为尝试，力争创造出新的模式。”桑德尔透露，哈佛的目标是，通过精良的制作，为观众和学习者提供“全教室体验”。
为此，桑德斯剧场布置了特别的灯光和音响设备，并安排了三台高分辨率的摄像机专门用来捕捉学生参与互动的画面——这是桑德尔的课堂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为一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哈佛的第一个开放课程项目通过专业的制作，体现出高水平、高质量来。”据桑德尔介绍，“正义”课电视专题节目及其学习资料除可以在其专用网站(www.justiceharvard.org)上看到以外，目前已在非商业性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将于2011年2月开始播出。
“把‘正义’课搬上网络和电视只是一个开始。”桑德尔说，“它是我的‘全球教室’计划的基础。”
以桑德尔“正义课”的教学内容为蓝本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在即，他希望这本书成为他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按照构想，桑德尔希望以“正义”课目前的视频、书和网络资源为基础，寻求和中国知名大学的合作，邀请中国的教授和他一起分别开设“正义”课。“中国的教室”可以使用他在哈佛的视频、书籍等资料，以类似于他在哈佛的方式进行教学，同时加上中国教授的授课，并引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实例来进行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探讨。
桑德尔也期待着亲自走进“中国的教室”，探讨中国的问题，并把它们带回到“哈佛的教室”里去进行讨论。
“互联网为真正的全球对话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它是人类共同的‘装备’。”桑德尔说，他期待着和中国同行合作，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在中美之间以一种“视频实时连线”的模式，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对人类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普遍问题，进行双向对话和讨论。
在用“全球教室”来描述这一盛举的时候，这位儒雅的哈佛教授露出兴奋的表情。他说，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
人物简介：卢安克，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97年到2010年11月，他先后在中国各地的偏远山区支教十多年，过着简朴的生活。
2010年11月，因为媒体和社会的过度持续关注，卢安克备感压力，决定离开中国。
言论：
“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提名理由★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农村，为了乡村教育，一干就是7年。
他做事的目的很简单，惟其简单而让以功利为出发的人不能理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单纯简单，从而产生出感人的巨大力量。
卢安克：他真的成了传说
卢安克觉得在中国支教是幸福的人生，回到故土却是无可奈何，因为和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
本刊记者/刘炎迅
12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给卢安克写信，很快就收到一封自动回复，落款是卢安克，时间却是11月7日。
他说，“不知道该如何接受那么大的热情”，“做不了被大家关注的一个”。
后来，他又亲自回了一封信，告诉记者，他已经不在中国。
从1997年开始，他就在广西的大山里和孩子们在一起，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努力帮助那些乡村留守儿童，让他们能接受好一些的教育。
这个消瘦的德国青年，此时显得局促不安，他说不想再被采访，此前密集的报道，让他感到有些糟糕。
如今在老家，他终于有大把时间去看今年收到的无数个电子邮件，每天要回50至100个。
“偶像”的惶恐
卢安克1968年出生在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
1990年的夏天，他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来中国旅游，3个月里，他做出一个决定，留在中国，留在那些乡村里。
有媒体说，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唯一的国际志愿者，但在今年的博客里，卢安克这样说：“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
去年12月，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柴静的采访后，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
很多人骂他，很多人赞他，还有很多年轻人，抱着各种念头，跑到板烈找他。板烈村是个小村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境内，村子默默无闻了很多年后，因为卢安克，因为电视镜头，瞬间成了各地“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朝圣之地。
卢安克原本安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为避免引发争议和误解，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只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说明。“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他说。
在过去的7年里，他喜欢在博客里记录自己在乡村和孩子们相处的点滴。
“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卢安克坦率地说，但如果他放弃，他的学生又很难过。这让他颇为纠结。
今年的暑假，显得喧嚣。卢安克当时在广州参与纪录片拍摄，他并不知道，板烈已经人声鼎沸。
来了三拨人。一拨给学生补课；另一拨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做调研，并擅作主张说，他们是被卢安克委派的。
还有一拨，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拨占领了，所以不得不到乡里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还来了几个说要长期呆下去的志愿者，但卢安克都没有跟他们接触。
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大多显得踌躇满志，他们要“带给板烈新的明天”，他们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
但卢从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跑过来对他说：“我觉得你很特别，从你那里能得到一种力量。”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一些理想主义者编出来传说。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
村庄很小，志愿者青年无处不在。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卢安克发现，有陌生女人在他的房间里等着他。而在他午睡醒来之时，随时都会看见一张或几张陌生的脸，等他起床，想和他聊聊。
这些陌生客人的友好和好奇，如同一口大锅，盖在一只小瓷碗上。
卢安克感到压力巨大，一连病了几次。“由于媒体闹我个人的事，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国家；由于我吸引了那么多而给学校带来不安，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学校。”
有人在网上呼吁，别来烦卢，他们用三毛的话说：“有心的人啊，我们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努力。”
卢安克说：“你们跟着我也学不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不如你们跟着我的老师学习。我的老师——以前是我翻译的书，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不想躲开的命运。”
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入秋后，卢安克已经打算离开。他不想孩子们中途换老师，所以秋季学期，他没有继续给学生上课。
他留在板烈，帮广州的朋友做纪录片的剪辑。
这时候，他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一些孩子来邀请他，去学生宿舍神聊，聊着聊着，大家就靠在一起睡着了，像兄弟一般。
10月，卢安克带着五六年级的学生，拍摄完成了一部“歌曲录像”，名叫《还有谁在乎我》。
这首3分42秒的视频，记叙了卢安克和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歌声是一群孩子在合唱，参差不齐，却显得很真诚。画面很质朴，剪辑由卢安克一人完成。
一开场，卢安克穿着集市上买来的金黄色的仿制湖人队篮球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运动服，衣服敞开着，没拉上拉链。
这是一场“搏斗”，卢安克被包围在中间，尽管他高出大半身，但很快就被几个男孩绊倒在地，大家都在笑。四周是山坡野草，枯黄一片，远处的天很蓝。
画面很简单，村庄，泥路，庄稼地，水潭，到处是卢安克和孩子们玩耍的乐土。
看看歌词，似乎能明了卢安克的某种心境：“我孤独躲在黑暗，在世上有何用？伤心的我无奈站在冰冷的窗外。你却告诉我英雄会孤独，好汉不需要有面子。”这个词是他和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写的。
在村子里，卢安克带着孩子们拍了好几部视频，在其中一部长达40分钟的《和平剑》中，这些孩子们很认真地演出，笑着，闹着，讲述着一个关于正义和控制的传说故事。
带孩子们拍视频，做“电视剧“，卢安克的想法是：“这里大山区的孩子，都是现代文化被动的消费者，比如香港录像片，我想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他们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很多人不理解卢安克，甚至认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农村，和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是另有图谋，比如有人会反复去求证：“卢安克有没有恋童癖”？
像柴静说，当下的人们不习惯没有目的的行为。
“我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卢安克说。
有的学生问：“什么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比如，我想当研究家。”
多年前，卢安克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初中义务当英语老师。不过，因为他的课程不是按照标准来开展的，家长有意见，过了一个学期他就被解雇了。
“我那种不重视成绩的教育害了学生的升学率。如果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我只能自己离开。”他回忆道。
身边的人总是会问，你干吗不接受工资？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卢回答：“我的教学工作是义务的，但我还有第二份工作：周末和放假时，我经常帮人做翻译、维护网站、制作纪录片。”
卢安克每天上午备课，下午上课，晚上写东西或学习，“很自由”，周末和放假时，他都去学生家。
当地的村民慢慢接受他，和他说笑。而在五六年前，这个金头发的老外，还被人说成是个特务。
早在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就已经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今年6月，卢安克说：“这几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半合法半非法的。没有支持我工作的法律，但有支持我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导。每次办签证的时候，他们为了我的事情就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11月，他走了，当他去北京上飞机时，觉得自己“已经跟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整天在做些不必要的事情，让自己无可奈何”。 ★
提名理由★他们两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越南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他们没有将财富留给子女，而是选择把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乡村，在南美洲的热带丛林，都可以看到盖茨基金会飘扬的旗帜。他们用行动，告诉了中国新兴的富裕阶层，如何去更有意义地生活。人物简介：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在1995年到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奥马哈市，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他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风靡世界。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捐出总价达3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产投向慈善事业。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
言论：
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
——沃伦·巴菲特
慈善是人们作出的一种选择。我们要向大家显示，它能带来许多乐趣，会产生很大影响。不管在什么国家，我们都要鼓励更多的慈善行为。
——比尔·盖茨
“巴比”：富人应更有意义地生活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决策的事。”2010年9月，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一场事先过度张扬的慈善旅行中，对着50多个中国企业家说，“我们不想给你们施加压力。”
二人已对有关来华劝捐的说法多次澄清。早在出发的两周前，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回复新华社的公开信中就写道：“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解答那些对我们慈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的问题。”
回到美国两个多月后，盖茨和巴菲特开始推动一个名为“捐赠誓言”的项目，游说富裕的美国家庭把绝大多数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12月14日，当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受邀做客白宫时，他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聊起了“捐赠誓言”，这一次似乎连总统也成为他们的劝捐对象。
年轻时也曾不想分心做慈善
要是放在24年前，在那时的盖茨看来，“劝捐”可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1986年3月，微软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31岁的盖茨融到6500万美元。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盖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母亲对他说，“你应该捐出一些做慈善”。当时，这个被创业激情包裹着的年轻人，这样回应了他的母亲：“我只是想经营我的公司。”
这不过是母子二人无数次的争吵中极为平常的一幕。11岁时，盖茨就经常和他们的父母争论。母亲对儿子的一切期待──保持房间干净、按时吃饭、不要咬铅笔──都有可能成为双方摩擦的起源。
后来，当心理医生告诉盖茨父母，他们的儿子最终将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最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涉。从那以后，父母决定放手，默许了盖茨一系列决定：包括转学到更自由的湖滨中学就读，考上哈佛后又中途退学，搬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帕克基开创微软。
“家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盖茨日后回忆，当时他并不反对慈善事业，只是不想从微软的工作中分心。后来，盖茨还是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了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董事会。
而此时的巴菲特已经是名满美国的股神。到1994年，巴菲特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而巴菲特在1986年写给《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就表明了自己对财富的态度：“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巨大的财富不仅会使他们好逸恶劳，成为纨绔子弟，而且并不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992年，盖茨才与年长他25岁的巴菲特，在一次华尔街CEO聚会上见面了。巴菲特和盖茨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吃汉堡、看橄榄球比赛，也喜欢在网上打桥牌或解数学题。这些为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奠定了基础。
这时的盖茨几近工作狂，盖茨的创业伙伴、微软CEO鲍尔默说：“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尤其是一到晚上就活跃起来。当时的情况是，经常在我早上醒来时，他才准备睡觉。”
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
盖茨曾计划60岁以后，专心做慈善事业，但母亲的病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3年，盖茨母亲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乳腺癌。1994年，就在盖茨与梅琳达结婚的头几个月，盖茨母亲在写给梅琳达的一封信里说：“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2007年盖茨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不久，母亲离世了，盖茨决定加快他的慈善计划。母亲去世的第六个月，盖茨从他的私人账户里拨出了1亿美元，给他父亲成立了一家基金会，这也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从这里，盖茨的父亲开出了第一张支票，给当地一项癌症计划捐款8万美元。
这时的盖茨已经不再是当年落寞无名的互联网小兵了。在1995年的《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盖茨以129亿个人净资产，排名世界第一。从那以后，一直到2007年，盖茨一直保持着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
巴菲特也正是从那个时候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老二。2004年，巴菲特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之一。这年7月，他的妻子苏珊中风去世。巴菲特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
“苏珊比我小两岁，一般来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她和我一直都认为，她会继承我的财产，并看到我们的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们都觉得，财富应该回到社会上。”巴菲特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基金会去做慈善。
2000年，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按照盖茨基金会的规定，盖茨夫妇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也就是超过10亿美元。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盖茨说。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非洲儿童，最终促使盖茨夫妇全身心投入到全球卫生保健和教育事业上。
2008年6月27日，盖茨从微软退休，专职慈善。从那以后，盖茨开始变得行踪莫测。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媒体经理张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时候在非洲的村庄里，有时又去拉美。盖茨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疫苗和教育上。
去年夏天，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里，消失多年的小儿麻痹症疫情突然爆发。在看到那些因患病而无法站立的儿童后，盖茨决定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截至今年4月，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的成立，为巴菲特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捐款渠道。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他将从2006年7月起，陆续捐出85%的个人财富，大约是300多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把这些钱几乎全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巴菲特成为了盖茨基金会的活广告。“如果你的目的是把钱回赠给社会，但却困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基金会，那最合适的选择莫过于由一对既年轻又聪明的夫妇运作的机构了。他们(盖茨夫妇)已经展示了他们的能力。”
“关键的一代人”
巴菲特显然对中国的富人们抱以厚望。在北京的慈善晚宴上，巴菲特说，现在这一代人是“关键的一代人”，当今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将有机会引领并激励后来人为慈善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据跟踪中国富人动态的组织胡润百富的数据，2009年，中国捐赠最多的前50人，其捐赠额度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82.1亿元人民币。
来华之前，“巴比”二人曾计划游说中国富人捐出一半以上财产。但今年9月的中国之行后，他们取消了这个计划。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在慈善晚宴上，盖茨和巴菲特都强调，中国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慈善模式。
“我们做慈善有各自的方式，有些人可能非常愿意公开地去谈，他是怎么去做慈善的。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大家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和努力，我们也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和帮助。”比尔·盖茨说。
2010·文化
获奖理由★
他是华语戏剧舞台上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关注当下关照现实、关护人类真实内心的编剧及导演。2010年他把《宝岛一村》带到大陆的舞台，让许许多多大陆观众首次与台湾民众共同体会了60年来另一群人的痛与情。
人物简介：
赖声川，生于1954年，籍贯江西会昌的客家人，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自1984开始剧场创作，不断在台湾创造各种纪录及实验，陆续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市场，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言论：
在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
《宝岛一村》，在嬉笑中表达痛感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本刊记者/丁尘馨
毫无疑问，《宝岛一村》是2010年华语戏剧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出。
这出话剧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大陆首轮短暂的巡演，即引起不小波澜，口碑相传，至2010年10～11月间二轮演出时，已是在戏剧圈掀起了骇浪——北京上海等地均出现难见的黄牛票一票难求景况。
简单说来，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是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两百万官民中的三户普通家庭近60年的生活变迁。故事里，三家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眷村里，窗户邻着窗户，吵吵闹闹又相互依靠，他们将60年飘零命运中的悲喜生活一一展示给观众。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
在《宝岛一村》，赖声川又一次把他特有的幽默风格嵌入自己对这群飘零生命的尊重里。痛与笑，常常是在同一幕场景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众人返乡探亲，是《宝岛一村》的高潮。台上呈现却极为简单，简单到只有椅子和人。三户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河南的人家，如眷村排屋的样子并列在台上，以追光灯区隔各自的时空。他们的故事情感各不同，却递次地呈现出相同的痛。
赵家儿子台生替亡父回到陌生的北京，他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却感觉如此熟悉”，当奶奶看着从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双膝跪下时，她的第一个“见面礼”是不由分说地抡巴掌！冲着被打懵的孙子，她哽咽地喊，“这个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