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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编辑本段回目录
奖项: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
成就: 表彰他们在心理和实证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简介: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2年10月9日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具有美国及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心理和实证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卡尼曼拥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自1993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卡尼曼，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史密斯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史密斯拥有珀杜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头衔。自2001年起，史密斯担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史密斯由于其对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获得今年的另一半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皇家科学院说，史密斯为实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发明了一系列的实验方法，从而为对经济学进行可靠的试验确立了标准。
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编辑本段回目录
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被授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遵循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A.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和启发式的思想，提出3种常见的启发式：代表性、可得性以及锚定和调整。Kahneman发现人类的决策行为常常是非理性和有偏差的，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 （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不符，而且这种偏差是有规律的。Kahneman提出前景理论以解释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了经济科学中。”该文列举实例简单介绍了Daniel Kahneman对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贡献。
【关键词】 Daniel Kahneman 诺贝尔经济学奖 启发式 期望效用理论 前景理论
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教授Daniel Kahneman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授Vernon L. Smith。Daniel 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在他的研究中，“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经济科学中。”Vernon L. Smith 的贡献是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新领域。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不仅可以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可以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如对市场设计就可以事先用被试进行实验，从而确立了实验室研究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
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工作，任希伯来大学心理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在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英国剑桥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1978至1986年任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86～1994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1993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心理学教授、公共关系教授。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拥有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国籍。.
下面从对人类能力认识的历史开始介绍Daniel Kahneman的科学贡献。
1 理性人假设和有限理性
自Aristotle时期始，哲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是由理性驱使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疲劳、醉酒和愤怒时，人们的决策和思维才会是非理性的。这个理论认为正常的人具有合理的推理能力，掌握了规范化的理智和决策原则。这些理性的决策原则表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也贯穿着理性人的思想，承认“经济人”（homo conomicus）的假设，认为人类为个人利益所驱使，决策者基于所掌握的信息作出全面的权衡，作出最优的抉择。直到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1]。他认为，在当今的复杂社会里，一个人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来作出合理的决定。相反，人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因而，人不可能全面考虑问题作出合理的决策。在现实社会里，人们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靠以往的经验，即采取经验法（亦称启发式，heuristics）。自此，Simon开创了“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新领域。
收稿日期：2002-10-26
自20世纪70年代，Amos Tversky、Daniel Kahneman和一些认知心理学家继续Simon所开创的启发式的研究，并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常常是非理性的，证明传统的人类理性的假说是错误的（Tversky于1996年去世）。而且人们作出决策的偏差是有规律性的。这些重要发现开创了关于“启发式与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的大量研究。这类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遍及许多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理论、和医学。
2 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
遵循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2]，通过对判断的研究，Kahneman和Tversky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作判断依赖于有限的启发式。3种最重要的启发式包括：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锚定和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3~5]。
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代表性越高的样本其判断的概率越高。例如，人们一般认为从A盒子（70个红球30个白球）中取出4白2红的概率小于从B盒子（70个白球30个红球）中取的概率。这可以看作是代表性启发的作用：4白2红的样本与B盒子中白多红少的构成更类似。
可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客体或事件被判定为更常出现。例如，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字母k常出现在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位置还是第3个字母位置？”绝大多数人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单词的开头。但实际上，在英文里，第3个字母是k的单词数是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数的3倍。人们之所以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单词的开头，显然是由于人们更容易回忆出以某个特定字母开头的单词，而不容易回忆出有特定的第3个字母的单词。
锚定和调整启发式是指，在判断过程中，人们最初得到的信息会产生“锚定效应”，人们会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例如，对2组被试分别提出下列2个问题：（1）8×7×6×5×4×3×2×1＝？（2）1×2×3×4×5×6×7×8＝？要求被试在5秒内估计出其乘积。结果发现，被试对第一道题的估计的中数是2 250，对第二道题的估计的中数是512。两者的差别很大，并都远远小于正确答案40 320。可以设想，被试在对问题做了最初的几步运算以后，产生“锚定效应”，就以获得的初步结果为参照来调整对整个乘积的估计。由于2道题的乘数数字排列不同，第一道题的最初几步的运算结果大于第二道的，因而其整个乘积估计也较大。
3 前景理论
3.1 期望效用
关于不确定性决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von Neuman和Morgenstern于1944提出的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EU）理论[6]。EU理论认为，决策者一般选择期望效用值最大的那项备择方案。期望效用值可以用备择方案的结果发生的概率与该备择方案的效用值的函数来表示。假设在当前的状态下，采用的决策方案为Ai，产生的可能结果为Sj，每一结果的效用值是U(Sj)，概率是Pj，则该决策的期望效用值为E(Ai)=∑PjU(Sj)，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即为当前的最佳决策。
例如：如果采纳决策方案A1，有2种可能的结果，即，60％的可能获利2 000元，40％的可能损失500元。如果获利2 000元的效用值对于此人来说是40，损失500元的效用值为-5，那么，决策A1的期望效用就是：U(A1)=40×60%＋(-5)×40%＝22。而如果采纳决策方案A2，则100％可获利1 000元。如果获利1 000元的效用值对于此人来说是20，那么，决策A2的期望效用就是：U(A2)=20×100%＝20。由于A1的效用大于A2的效用，所以决策者会选择方案A1。
EU理论描述了“理性人”在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但实际上人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人，决策还会受到其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Kahneman和Tversky在心理学实验中观察到，人们的实际行为系统地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以及偏离基于该理论的一些公理，从而向占统治地位的期望效用理论提出挑战。他们于1979年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7]。
3.2 前景理论的主要假设及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3.2.1 回避损失（Loss Aversion）
损失的效用要比等量收益的效用得到更大的权重。例如，由于受市场变化的威胁，某CEO面对一个两难问题。他的财政顾问告诉他得采取行动，否则公司的3个制造厂就得倒闭，所有的6000雇员失业，并提交了2个计划：
计划A：执行该计划必定可以保存1个工厂，保留2 000雇员。
计划B：执行该计划有1/3的概率可以保留全部3个工厂和6000员工，但是另外2/3概率则全部工厂倒闭以及全部雇员失业。
上述2个计划可以从损失的角度改写为：
计划C：执行该计划必定损失2个工厂，损失4 000雇员。
计划D：执行该计划则有2/3的概率损失全部3个工厂和6 000员工，但是另外1/3概率则没有任何工厂倒闭任何雇员失业。
从客观的以及EU理论的观点来看，这4个计划可以导致相似的结果：
计划A：1.0的概率保留×1个工厂和2 000雇员＝损失2个工厂和4 000雇员；
计划C：1.0的概率损失×2个工厂和4 000雇员＝损失2个工厂和4 000雇员；
计划B：1/3的概率保留3个工厂和6 000雇员＝1/3×3＝保留1个工厂和2 000雇员＝损失2个工厂和4 000雇员；
计划D：2/3的概率损失3个工厂和6 000雇员＝2/3×3＝损失2个工厂和4 000雇员。
但实验结果表明，在计划A和B中，大多数人倾向选A，表现为为获益而回避风险（risk aversion with gains）；而对于计划C和D，大多数人倾向选D，表现为为回避损失而冒风险（risk seeking with losses）。可见，从收益和损失2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可以导致很不相同的结论。人们对损失更关注，以至于宁愿冒险去回避损失。
理解了回避损失这个概念，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例如，面对紧急事件，有些领导者会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去作决策或仅作无关紧要的决策。因为如果作出的决策导致了损失，这比起不作决策或作出的决策没有效果来说，将会引起公众更多的负性评价。这种效应在社会规范和法律中也有体现。对于经济谈判者来说，能够认识到人们总是更倾向于避免损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以在谈判中尽量回避提到对手可能有的损失，而多从减少他们的收益着手来赢得谈判的成功。而在双方的合作谈判中，可以更多地强调双赢。
3.2.2 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
人们对资产的变化比对净资产更敏感，因此人们根据参照点来定义价值，而不是根据净资产本身。例如：Kahneman和Tversky[7]让2组不同的被试分别回答下列2组问题。
第一组：假设你现在已经有1 000美元，除了你所拥有的之外，现在你可以在下面两项中选择一项。
A：必定获得500美元；
B：50%的可能获得1 000美元，50%一无所得。
第二组：假设你现在已经有2 000美元，除了你所拥有的之外，现在你可以在下面两项中选择一项。
A：必定获得500美元；
B：50%的可能获得1 000美元，50%一无所得。
在第一组中84%的被试选A。第二组中69%的被试选B。对于被试可以获得的净收益来说，2个问题都是一样的。然而由于2个组被试的参照点不同，被试的选择也会不同。第一组被试以已拥有的1000美元为参照，选择比较保守；而第二组被试以2 000美元为参照，倾向于选择冒险。可见，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参照点来改变其行为。政治竞选者可以通过降低公众对自己的期望及增高公众对其对手的期望来影响投票者的参照点，从而提高自己在投票者中的地位。
3.2.3 捐赠效应（Endowment Effect）
对于获得的自己财产之外的东西，人们倾向于给予更高的评价。例如：许多商家都提供产品的“试用期”。比如顾客可以先免费试用该产品90天，试用期满后如果顾客愿意可以选择退回该产品。然而，到那时该产品已经像是家中财产的一部分了，捐赠效应使得人们不愿意归还而更愿意购买该产品。
在Kahneman等的一个研究[8]中，给第一组被试每人一个杯子，第二组被试则什么都不给，第三组被试可以选择要杯子还是要等量的钱。结果发现，第一组拥有杯子的被试期望以不低于7.12美元的价格卖出杯子，而第二组被试则期望以不高于2.87美元的价格得到杯子，第三组被试对杯子的估价是3.12美元。Kahneman对此结果的解释是，拥有杯子的被试，因为对于获得的本来非自己财产的杯子的评价更高，不想放弃，所以对杯子的估价更高。
4 小结
Daniel Kahneman关于判断和决策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是，1974年与Tversky合著的文章“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9]，以及1982年与Slovic和Tversky合著的同名文选[10]。关于前景理论的文章“前景理论：对风险条件下决策的分析”，发表在1979年的Econometrica上，是该刊历史上被最广泛引用的文章。以上几个著作在过去的20年中平均每年被引用超过100次[11]。另外2篇Kahneman参与写作的知名著作见文献12和13。
基于以上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称他奠定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基础。Kahneman的主要发现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其中他论证了人类决策是怎样系统地偏离于标准经济理论所作的预测..。他的工作在经济学和金融领域中激发了新一代研究者的兴趣，致力于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探讨人类内在动机，从而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的有限理论的基础上，Kahneman和Tversky关于人的决策如何系统地偏离于理性的研究已成为有限理性研究的核心，并为判断和决策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其它学科如管理科学、金融、投资和消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最近开始对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和其它政治科学也发生影响。然而，关于个体选择的理论能否扩展到群体决策，以及实验室实验结果如何应用到真实世界情境中，将是未来研究的艰巨任务。
Daniel Kahneman与行为经济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关 键 词】行为经济学/直观推断法/展望理论/Kahneman
Behavioral Economics/Prospect Theory/Daniel Kahneman/Heuristics.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02年10月9日宣布，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著名学者。其中一位就是来自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注：另外一位则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在实验室条件下观察人类行为倾向的有效途径。）。Kahneman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而其对经济学的贡献正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并开拓了行为经济学这一崭新的研究方向。他的研究特别侧重于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本文将主要介绍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并着重介绍Kahneman在这一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早在半个世纪前，Edwards[2]就将决策的制定引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并勾画了未来研究的蓝图。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直到Kahneman和Tversky发表他们在判断和决策课题上的研究成果才取得巨大的突破。在介绍Kahneman的贡献之前，我们将首先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关于决策制定的理论假设方面的一些本质的区别。
1 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决策制定
传统的经济学通常假定市场行为是由物质动机驱动的，并且人们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是理性的并且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必然结果。这里的理性意味着决策者对所有可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面对众多选择作出最优的决策。决策同时也是前瞻性的，也就是说，决策是建立在对将来的所有可能的后果进行慎密的权衡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是由外在激励决定的。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却认为，决策者个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有意识地，理性地识别并解释一些可得的信息。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以被意识觉察的因素系统地影响人类的行为。总体而言，人类的行为是由内在的动机决定的。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决策者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在给定偏好的基础上，决策者通常首先会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分布做出估计，然后对其决策产生的后果做出预期，最后，决策者将遵循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对所有可得信息做出分析处理，并做出最终的抉择。具体而言，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植根于范?纽曼与摩根斯坦于1944年奠定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理(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11]，该原理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实值的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以决策者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为自变量。自变量共有1个可能的取值(x[,1],x[,2],……x[,I])。假设现有行为a和行为b供决策者选择。行为a将会使自变量x[,i]以p[,i]的概率实现，而行为b使x[,i]的发生概率为q[,i]。决策者选择a而放弃b当且仅当选择a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b所带来的期望值。正规的数学表达如下：
Σ[,i]p[,i]u(x[,i])＞Σ[,i]q[,i]u(x[,i]) (1)
因此，给定市场外部条件所规定的可选择行为的范围，决策的过程被简化为一个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的过程。决策者也就被假定有能力正确地估计相关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能合理地选择行为以将其效用函数的期望值最大化。与经济学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认知心理学认为决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可以显著地影响决策的制定。这些因素包括感知(perception)、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es)和态度(attitudes)。感知类似于信仰，对事物的解释遵循因人而异的规则。内在动机主要来自于决策者的内心情感，而态度则意味着与决策人周边环境相联系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另外，过去所作出的决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在决策者心目中形成的记忆也对当前决策的制定有极其关键的影响。人类的行为最终是这些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即是具有适应性的。
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理念上的分歧导致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各执一端。经济学的研究通常将外部条件抽象化，并专注于金钱的激励机制和重复性的试验，而心理学家则尝试去捕捉在具体环境中，决策个体的内在动机和精神活动。Kahneman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了许多关于个体行为的研究成果，严肃地质疑了经济学中对决策者理性的基本假设。许多研究表明，特别是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决策的制定显著地偏离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假设。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循概率法则，有时决策的制定也违反了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原理。下面具体介绍Kahneman的关于在风险下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
2 风险下的判断：直观推断法及其偏差
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可以系统性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全文请参考他们在1971[13],1972[14],1974[15]和1982[16]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在二人早期研究中，他们的基本主张即为：人们通常而言，不具备运用经济学和概率论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作出判断的能力。因此，人们的决策通常依赖于一些思维定式作出直观推断(heuristics)，而这些直观推断通常是存在系统性误差的。
一个基本的误差来自于决策者经常性地使用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意即将小样本均值的统计分布等同于大样本均值的分布，而这也就明显地违反了概率论的大数定律。例如，Kahneman与Tversky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发现，被试普遍认为在特定的某一天中，一所小医院60%的新生婴儿为男性的概率等同于大医院同一事件所能发生的概率。很显然，人们并不能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随着样本数的增加而减小。更具体而言，按照统计学的大数定律，一个随机变量样本均值的概率分布是以该变量的期望值为中心进行分布的。并且当样本数不断增加，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零。然而，按照心理学的小数定律，人们认为一个小样本的均值也是以期望值为中心分布的。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从少量独立观测中作出的“过度推断”(over-inference)。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们遵循小数定律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投资者观察一个基金经理的业绩表现，如果投资者发现该经理人连续两年的业绩表现超过平均水平，投资者就会推断该经理人具有超凡的能力，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所谓“赌徒的谬论”(gambler's fallacy)，许多人都认为一个随机变量连续两次取值的结果是负相关的，但我们知道两次取值在统计学意义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是零。如果我们连续几次抛硬币的结果都是正面，许多人都会认为下一次抛硬币的结果将很有可能是反面，但统计学的答案应该是正面、反面同样可能。
小数定律和代表性直观推断法(representativeness)是紧密相关的。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8]，1974[14]和1982[16]年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代表性直观推断法是人们决策过程中经常广泛使用的方法。同时，Kahneman等人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向人们展示了直观推断法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被试被要求对一目标人群划分类别，判断目标人群是销售人员还是国会议员。但被试仅知道关于目标人群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参与辩论，及喜欢在媒体中抛头露面”。大部分被试认为这一目标人群属于国会议员一类，尽管他们知道目标人群是从总人口中随机抽取，并且总人口中，销售人员相对于国会议员占了更大的比例。实验证明，人们更在意一些代表性的特征描述而不是背后的统计学的事实。直观推断法还使人们认为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要大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这显然是和统计学的基本概率法则相违背的（参见概率论的联合法则）。例如，被试在实验中普遍认为：著名网球选手伯格打入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后，输掉决赛第一局但却赢得冠军的联合概率要大于他输掉决赛第一局的概率，
Shleifer[12]于2000年在行为金融学的综述性文章中提出：小数定律和代表性直观推断法有助于解释许多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反常现象(anomalies)。例如，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可能是投资者对一系列利好消息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所造成的等等。
另一个判断上的偏差来自于信息的可得性。也就是说，人们对概率分布的判断取决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难易程度。人们在判断过程中，通常给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记忆的信息以很高的权重。例如，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年的实验中发现，如果被试私下里听人提起生活中的某个人曾经被犯罪分子侵犯，尽管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全面、更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仍会高估其所在城市的暴力犯罪率。认知心理学的发现告诉我们，相对于一些不太熟悉的信息，熟悉的信息更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会被认为是更真实，更相关。因此，信息的熟悉性或可得性往往就会成为准确性和相关性的替代品。例如，某些信息被媒体中多次重复地报道使得这些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们获得，不管事实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如何，人们往往会错误地以为，这些信息比其他信息更准确。
Kahneman的这些关于人们判断过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人们的逻辑推导和判断往往系统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法则。因此，Kahneman其后的研究开始严肃地质疑基本经济学原理在实证上的有效性。
3 风险下的决策分析：展望理论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证据表明，不仅风险下的判断过程，就连决策过程也系统地偏离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风险下的决策明显地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测结果。早在1953年，Maurice Allais[1]率先指出风险下的决策偏离预期效用理论这一事实，也就是所谓的“阿利斯难题”(Allais paradox)，并凭借此发现获得了198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而言，给定两个选择：a是无任何风险的3000元收益；b是参加一个抽奖：以80%的概率赢得4000元，但20%的概率一无所获。大部分的被试都会选择a而放弃b。但是，当被试面临另外两个选择：c是25%概率获得3000元（75%的概率得到零）；d是20%的概率得到4000元（80%的概率得到零），大部分人却会选择d而放弃c。被试所做的选择明显地违背了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替换原理（注：具体而言，替换原理是指当决策者面临两个选择A和B时，如果决策者选择A而放弃B，则对任何选择C，决策者会选择概率组合pA+(1-p)C而放弃pB+(1-p)C。），因为选择c和d相对于选择a和b仅对概率的取值进行了同比例的压缩（从100%到25%及从80%到20%)，但人们却做出了前后截然相反的抉择。Kahnema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决策过程往往与预期效用理论背道而驰（详见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9]，1991[18]和1992[19]年发表的系列论文）。Kahneman另外一个突出的发现是：相比于结果的绝对数值而言，人们通常对结果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的偏离程度更敏感。这种侧重于变化而非绝对水平的倾向与心理学的认知法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外界条件（例如：光和温度等等）的绝对水平而言，人们对外界条件的变化更敏感。另外，人们对损失的痛恨程度往往大于收益所能带来的喜悦程度。换言之，一笔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等值的收益带来的快乐。Tversky和Kahneman在1992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们通常需要两倍于损失的收益才能弥补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这种损失和收益对人心理的的不对称影响就是所谓的“损失规避”。人们通常不屑参与小数额的博彩，例如，以零成本和50%-50%的机率赢取12元或输掉10元。但大额的博彩却对很多人有强烈的吸引力，而这种对大数额赌博的风险追逐行为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因为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风险规避假设(risk aversion)基础上的（注：给定两种选择A和B，A是一个期望值为x，有风险的赌博（例如，50%的概率赢得2x，但50%的概率一无所获）；B是赢取无风险的收益x。如果决策者认为A和B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我们定义他为风险中性(risk neutral)。如果决策者选择B而非A，则为风险规避(risk averse)。如果决策者选择A而非B，我们定义他为风险追逐(risk-loving)。）。例如，Kahneman和Tversky在他们1979年的研究中发现[8]，10个被试中有7个人选择以25%的概率损失6000元，而非以50%的概率同等可能地损失4000元或2000元（意即各25%）。因为我们知道两种选择的期望值完全相同，而前者有更大的风险。如果人们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规避，则不应该观察到上述的结果。
Kahneman和Tversky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假设的批评，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在1979年的出版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9]一文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框架。区别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性推导，他们的展望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且是从实证检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1986年两人再度提出[17]：期望效用理论和展望理论都是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必需的理论指导。预期效用理论适合于描述理性行为，而展望理论更适合于描述实际的行为。尽管预期效用理论可以更精确地解释一些明显的简单的决策过程，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却往往十分复杂，需要一些在行为科学意义上更复杂的理论来解释。
那么这两种理论真正的区别又何在呢？假定收益和损失都可以用货币形式来衡量，则如公式(1)所示，预期效用理论的决策过程预先假设存在一个以财富值w为自变量的实值函数u。如果行为a导致不同财富值w[,i]最终实现的概率为p[,i]而行为b导致w[,i]实现的概率为q[,i]，决策者选择a而非b当且仅当：
Σ[,i]p[,i]u(w[,i])＞Σ[,i]q[,i]u(w[,i]) (2)
相比较而言，展望理论假设有两个实值函数，v和π使得决策者选择a而非b当且仅当：
Σ[,i]π(p[,i])v(△w[,i])＞Σ[,i]π(q[,i])v(△w[,i]) (3)
这里的△w=w[,i]-w[,0]，是财富值w[,i]相对于一个参考水平w[,0]的偏离值。
两个理论模型之间主要有三点区别。首先，在展望理论中，决策者并不特别在意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的绝对水平，而是在意决策所造成的财富值相对于参考水平的变化。参考水平可以是决策者的现有的起始财富值，这样损失和收益的定义也是相对于起始财富值的。但同时参考水平也可以是决策者在现有财富和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上的渴望达到的财富水平。Kahneman和Tversky认为决策过程基本上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编辑阶段(edit stage)和估值阶段(evaluation stage)。在编辑阶段中，人为地将做出的选择建立适当的参考水平，选择所造成的结果大于参考水平的部分被定义为收益，低于参考水平的部分被定义为损失。估值阶段中，人在编辑阶段的结果基础上，按照公式(3)做出相应的计算并做出最终的抉择。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展望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以财富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而且函数形式呈S形。也就是说它是收益的凹函数和损失的凸函数（参见图1）。同时，价值函数在损失和收益两个方向上呈现递减的敏感度(sensitivity)。函数v以零（即参考水平）为拐点，意即小数额的损失上的斜率大于小数额的收益上的斜率。然而，预期效用理论中的价值函数u在整个取值范围内是平滑的凹函数。第三，决策权重函数π是对概率p和q的一个变换。该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在0和1两点上没有取值。该函数对自变量的概率取值做系统性变换，使得小概率值得到相对较大的权重，而大概率值得到相对较小的权重。函数的形状如图2所示。
这三点区别使得展望理论可以解释前文提到的实验中所得到的一系列结果。因为人展望将来，估算风险使得其财富值相对于参考水平的变化，这种对编辑阶段的合理假设使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表述方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以零点（参考水平）为拐点使得函数在小数额损失上的斜率大于在小数额收益上的斜率，这就可以解释“损失规避”的现象。价值函数递减的边际灵敏度，使得决策者对可能得到的收益表现出风险规避（因为其对大数额的收益的相对低估），但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却表现出风险追逐（因为其对大数额的损失相对高估）。决策权重函数π在小概率上的相对较高取值和在大概率上的相对较低取值使阿利斯难题(Allais paradox)迎刃而解。另外，展望理论同样可以解释一些传统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人们愿意驱车去路途遥远的超市购买总额很小的打折商品，但具有同等规模折扣的贵重商品却使他们提不起驱车前往的兴趣；影响将来收入的负面消息并不能导致他们相应地减少当前的消费等等。
附图{图}
图1
附图{图}
图2
总之，Kahneman及其他学者所做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风险下决策的规律性现象，他们提出的展望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完善基本上可以解释这些规律性的现象。同时，Kahneman的研究成果拓宽了经济学者们的视野，提醒他们在模型构架中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人普遍可能犯的错误。在Kahneman和Tversky 1992年的论文之中[19]，展望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也就是所谓的累积展望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在累积展望理论中，一些以前版本中的缺陷得到了弥补，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决策可以产生大量可能的结果时，决策过程所遵循的规律。
4 结论
作为行为经济学所质疑和批判的对象，传统经济学的支持者也对行为经济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Fama[3]在1998年就提出了如下几个疑问：(1)解释的普适性，认为Kahneman等人的行为经济学只能解释市场个别异常现象，不能提出普遍解释的理论或模型。(2)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反应过分与反应不足的概率大致相同，正好说明价格变动是随机的，行为经济学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3)异常收益事实上仍是对额外风险的补偿，市场风险仅仅是基本风险的部分，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而行为经济学所解释的异常收益本身是不正确的定义。
尽管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之间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但我们必须承认Kahneman等人提出的展望理论及其拓展比预期效用理论更精确地描述了人们在风险下的决策行为，并为将来经济学的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Kahneman运用其来自于认知心理学的卓越洞察力，系统研究了人们关于回答问题，形成判断，及做出决策方面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使我们更加了解人们如何做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决策。虽然其他心理学家同样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但Kahneman和Tversky对风险下的决策过程的研究工作无疑是最突出，最具建设性的。Kahneman同时也领导了其他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例如，Kahneman,Knetsch和Thaler[4]于1986年首先提出了公平交易对规范市场行为的重要性，其后的学者相继论证了多种多样的市场行为都是从公平和互惠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可以说，Kahneman的研究成果激发了近年来人们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大量研究，同时也被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甚至医学所广泛引用。此次Kahne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属是实至名归。
丹尼尔·卡尼曼：记忆与经验的争斗之谜编辑本段回目录
很多人都在谈论快乐，甚至有很多的书和课程来教授大家如何更快乐。但是，什么是快乐？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指出，我们在对快乐的认知上，陷入了某些陷阱。第一个陷阱是不愿意去承认快乐的复杂性。事实证明快乐这个词已不再是常用词汇了，因为我们已经用它来诠释太多的事物了。由于很难限定快乐的含义，我们需要用更复杂的观点来看待快乐。第二个陷阱是经验和记忆间的混淆：基本上这是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对生活感到满意之间的差别。这两者的意义相距甚远，且在论及快乐时会混为一谈。第三个陷阱则是聚焦错觉，令人遗憾的是，任何情况下，当我们想到一些关于快乐生活的情景时，我们势必会觉得它特别重要。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认知陷阱。
卡尼曼举了一个音乐会的例子。20分钟的听觉盛会被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完全毁掉。瞬间的经验使人忘却了其他的记忆，仅仅留下了那一瞬间。槽糕的瞬间经验直接左右了关于音乐盛会的记忆。这告诉我们，我们有两个自我：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简单来说，经验自我主要感受当下，而记忆自我则负责记录和讲述故事。混淆两者会导致我们不能真正懂得快乐。
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最大的区别是对于时间的处理方式。比如一个两周的假期，第二周和第一周同样的快乐。那么两周下来快乐的分量是一周假期的两倍。然而记忆自我不是这样计算的。对记忆自我来说，两周假期并不比一周假期多多少，因为这期间没有任何新记忆的加入。 故事的剧情依然如旧。
记忆自我也是影响作决定的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通常，事件的高潮抹杀了其他记忆而留在脑海中成为最重要的记忆，而人们的感觉正取决于这些记忆。比如在下一次选择哪个医生来检查时，我们会根据更好的记忆，而不是经验。再比如，三周的旅程最多只用一个半小时来回忆。 这似乎不成比例啊，但这里也会有个实际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用来记忆比依赖经验还多？
两个自我会带来对快乐的不同见解，而我们必须在两者的冲突之间做出选择。经验自我会随着时间感受快乐，而记忆自我所指的快乐则是完全两码事，这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多快乐的问题，而是它对自己的人生有多满意和多喜欢的问题。
另一个无法理解快乐本质的原因，是我们怎么看生活和我们怎么过生活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为了享受加州的好天气而搬去加州，想要过上更快乐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经验自我不一定令他们变得更快乐。不过，当他们回想起俄亥俄州的坏天气，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感觉快乐多了。
在演讲中，卡尼曼海分享了他从盖洛普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人的感觉会随收入的多少而变化。对于占样本很大一部分的年收入低于六万美元的美国人而言，他们是不快乐的， 而且收入越低，他们则越不快乐。 而当收入超过六万时，则得到一条标准水平线。 显然金钱是无法买到经验自我的快乐，但没钱却的确能给你带来悲惨的境况。对于记忆自我而言，人们赚的越多，就越满意。 这跟情感没有任何关联。
最后，卡尼曼还提到，快乐认知研究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快乐也逐渐被纳入到考量政府政策的指标。这需要人们思考如何定义快乐指数，究竟是取决于记忆自我还是经验自我。由此，也会产生不同的方式，提高快乐指数。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journal.shouxi.net/qikan/article.php?id=298786
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502/165031153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