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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帕克斯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CAMRI,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斯巴克斯教授是多个研究所和期刊的创始人,目前主要致力于不同国家传媒制度的比较研究,并通过带中国博士生、访问中国以及与多所学校合作等方式与中国新闻传播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合作关系。

Colin Sparks教授

  Colin Sparks教授自1974年就职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现任该校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多年来致力于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近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体与民主化、媒介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等。已出版著作有《报业传说:媒体注视下的全球化争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媒介》、《21世纪的记者》、《媒介与大众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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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Sparks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Colin Sparks是英国著名媒体研究专家、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中心”(CAMRI)主任。2008年“传播与媒体研究中心”(CAMRI)在全英媒体研究中心正式排名中名列第一。Colin Sparks教授曾就读于萨塞克斯大学、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并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文化研究博士学位。Colin Sparks教授的兴趣广泛,并不仅限于文化研究。他的近作更是较多地关注政治经济传统研究而非文化研究。他所撰写的文章涉及大众传播众多领域,主要的兴趣在于媒体与不同社会权力之间的不同关系形式。他的撰写和编辑了许多著作,最新一本是于2007年由SAGE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专著“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Mass Media”。此书中文版《全球化和大众媒体》将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9年12月翻译出版。目前Colin Sparks教授正致力于对经历着广泛而迅速转型的社会中媒体的比较研究,预计该研究结果将于2010公布。除此之外,Colin Sparks教授更是经常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多所大学举办了演讲。

Colin Sparks,奇人奇文──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及其深沈吶喊编辑本段回目录

/slipper                   

作者在本文中以同样「左倾」的传播研究立场,简介她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结识的当代左派传播文化研究健将── Colin Sparks 教授的思想背景 与学术生涯发展,并藉以对当代台湾传播学界的研究现况提出一个属于左派观点的批判性评述。阅读本文,可明显观察到在不同研究典范下──或者更 好说成是,在不同政治意识型态与个人性情偏好的影响下,一种存在于各学 术研究社群间微妙的聚合、充满辩证性张力的互动关系。 

首先,根据作者的描述(p.4),在1980年代,Sparks 即站稳了批判立场 的观点,以大众报业为研究分析文本,纠举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逻辑对大众 文化的不合理渗透及操弄,指出此现象业已危及「公共领域」精神中重要的 「平等参与」面向之价值;其所据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论述资源,根 本上乃来自于与此「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师出同源的18世纪启蒙理性世界 观:「人类藉由其理性与行动,终将扫除种种不合理的力量,达到真正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p.2) 其次,进入1990年代,传播文化研究圈加入了来 自后现代主义的刺激与挑战,在这股推崇「不理性」、「不确定感」的诡异氛围中,左派旗帜鲜明的批判理性立场之正当性反而成为亟待自圆其说的基 础论题;而 Sparks 自是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展开扩大论域(传播学、社 会学、政治学、哲学)与深度后的多角度学术论战,竭力为其信奉的左派观点再续生命力。(p.5) 

跟随作者看完这段关于Sparks 学术重心发展的简要描述,令我不禁感 到讶然的是:「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同样为启蒙理性所标榜的主要价值 ,竟在极其偶然的政治—社会因素的作用下,衍生为两种在社会学论域中持 续引发论争的古典典范: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此,我感到好奇的是,当Sparks 选择靠拢以马克思为首的社群主义阵营时,不知他要如何面对在此 思想史脉络底下,一个属于理论基础层次的概念立足点问题:  

「社群主义何以保证阶级平等后的自由仍不会产生出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人为罪恶?」──比方说,一种反理性的个人/阶级自由霸权;或一 种非理性所能评价的、由类似「社会制度的理想性究竟占据一个『美好人生 』多大的比重?」这样的问题所揭示出的,人类在生存论上拥有的其实仅是 一种无法为自己的自由决定结果负责的、受某种先验的道德问题奴役的悲剧 性自由。 

为避免思绪过早地飘向不知所云的九霄云外,我赶紧以一件现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事物来借题发挥一下。若以红绿灯为比喻,「理性主义」就 像是那根撑起整个人类现代性文明的大灯柱,「自由」就好比自文艺复兴以 来即不断绽放着、那为解放人性空间而设的绿灯,「平等」则是当自由出现 非理性的危机时,象征自由合理界限的红灯。按照此理性主义勾勒的天真乌 托邦世界蓝图,一个充满自由与平等的国度似不应存在那模棱两可、甚至上 演上述两造人类伟大精神价值冲突的黄灯区;即或有,启蒙理性的当代传人 (例如哈伯玛斯)也相信,这迟早将因人类理性行动的实践,逐步扫平这些 非理性的障碍。  

然而,再具体也不过的事实是(甚至不需要这些思辨透视能力异于常人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当我们检视随处可见的大众传播媒体所呈现的媒介 文本时,我们并不总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与平等获得重视或提升;大量的 腥膻与浮浅信息,彷佛正透过这些我们自己所打造出的科技传播媒介,不断 羞辱着我们作为一自主阅听人的审美尊严,也同时打击我们对于现代文明及 其宣称所拥有的进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在执行公民责任与专业伦理时的道德 自信。  

Sparks 教授认真的学术与社会参与是我所钦佩的,然而我更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坦然面对自己在实现自由、平等等理性价值时所遭遇的道德障碍? 在他的私领域生活中,是否能呈现如其公共言论一般的理想性质量?如果这 些仍是问号,那么我们实在不讶异,为何学术界每天总有这么多处理不完的 论争;因为人被悬置在这样一个充满问题的生存状态中。  

─原文出处─ 林丽云(1999)Colin Sparks,奇人奇文──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及其深沈吶喊。 传播文化,第7期。

英国著名学者Colin Sparks教授来湖北大学讲学编辑本段回目录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英国传播文化研究学者、博士生导师、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Colin Sparks教授于四月六日晚七点半在湖北大学文学院14楼多媒体教室以China in UK press为题为大家做了精彩的演讲。

  Colin Sparks教授以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这一年中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为例,比如雪灾、地震、奥运会等,他总结只有那些规模大,影响大的国外新闻才会被英国报纸报道。他用PPT的形式将多个具有说服力的表格、数字图形展现在同学们面前,传达出他所研究的英国大众化的报纸和精英类报纸报道中国的客观情况。最终得出精英类报纸比大众化报纸所报道的中国新闻多的结果。对于英国各类报纸关于中国正面或负面的报道,Colin Sparks 教授也做了相应的合理的解答。演讲结束后,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言,直接用英语和Colin Sparks 教授交流。对于同学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蔼的Colin Sparks教授一一做了解答。讲座气氛热烈,结束后,都有同学主动找教授讨教。

  Colin Sparks 教授除在湖北大学讲学,他在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等校都做过演讲或授课。Colin Sparks 教授近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体与民主化、媒介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等。著有《报业传说:媒体注视下的全球化争论》、《亚欧民主与媒介》、《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媒介》、《21世纪的记者》、《媒介与大众文化》等。他对中国传媒有一定的研究,是一位比较客观的国外学者。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因为经济的腾飞,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外国研究者的关注。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发掘自己,外国研究者也在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虽然有些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歪曲不真实的看法,但正直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却是友好的,客观的。他们会诚恳的提出意见。例如,关于中国媒介,Clion Sparks 教授提出,中国若想在世界中争得话语权,就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拿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做对比,明确表示,庞大的中央电视台如果想在世界上拥有影响力,就不能一味的单纯的介绍中国,而是要让中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世界知道中国的观点。

  在各个领域,都有赋有见地的外国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拥有相当深度的研究,例如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颇负盛名的学者阿明?萨米尔,其理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参考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等等。

  国外友人对中国发展的见解是我们应该去倾听的,只有吸收众家之所长,才能更好的发展。

传播学内外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代序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认识Colin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2001年5月,我应邀到英国历史悠久的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当时的东亚系重点关注研究中国的媒介体制和政策。时间只有一个月,我要充分利用这一个月,既希望在杜伦大学的研究有所收获,更希望能拜见几位在英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和学校。最后一周,我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谢菲尔德大学、立兹大学,还到伦敦拜见 James Curran,不过阴差阳错,没有见到。最后一位访问的就是Westminster大学的Colin Sparks教授。

  我到学校位于伦敦西北部的Harrow校区的传播学院时已经中午,在介绍人一位台湾的博士生的带领下,有些诚惶诚恐地见到了Colin,他建议我们坐在庭院中,喝咖啡,聊聊天。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请教一些问题,表示以后有可能多多合作。他都认真作答并欣然接受。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好且自然。从此后,就开始了与这位媒介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的交往。

  随后,我邀请他来参加2001年的“中国传播论坛”,这个是由我校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年会。那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从此以后,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常常来中国,几乎每年,有时甚至一年几趟来中国开会、讲课、开设工作坊,后来,还在中国带了联合培养的博士生。

  他来中国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武汉、西安、南京和杭州等地,除了偶尔给当地的媒介机构做些讲座外,主要在各个高校的舞台上展示他的研究和思想。随着象他这样的来自欧洲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学者的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视线,中国的传播学也逐步加快了多元化和多样化。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新闻学教育领域逐步引入了传播学。那个时候,只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所学校在译介、讲授传播学这门学科。由于最早介绍的来源大多是美国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家施拉姆访华等因素,中国传播学界更多接触和接受的是美国的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大众传播学。与此同时,正好赶上中国媒介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美国大众传播学提供的思想、方法和范畴体系等在中国都有了大批的拥趸。它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相对微观的改良主义立场都恰逢其时地契合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因此,国内的学者和业者便孜孜不倦地大量研究诸如传播内容与技巧、传媒经济与产业、广告与公关、宣传和传播效果等等紧扣国内需要的课题。

  来中国讲学和研究的国外的学者,包括在国外的华人学者也大多是美国传播学流派的代表者,他们继续扩大着美国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学术传统和成果的影响。

  不过,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微观乃至中观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可是改革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社会治理结构等宏观问题日渐突出后,人们渐渐发觉原有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体系很难完全且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这个时候便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那时起,国内开始不断地扩大了传播学介绍和引进的范围与领域。美国除了大众传播学外的其他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渐为国人所知,与此同时,学者们和学子们也开始发现西方本身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整体概念,它的内部还有许多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化导致的学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才使得传播学如此的丰富多彩,且难以把握。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来自西欧的,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媒介研究中的各个流派和各种理论范式。这其实也流露出了另外一种遗憾,就是非英语世界的重要的思想,如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世界的传播和媒介研究成果也还没有充分为国人认知。

  我还记得,90年代末,我校校友、现在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传播学者的赵月枝教授第一次在国内讲课后的同学反应。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一个西方来的传播学者为什么还动不动就引用马克思和其他一些批判思想家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还提到了阶级、冲突、权力斗争等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日益被人们淡忘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说实话,这些年来的去意识形态化在国内是非常见效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消费主义成了主流话语,娱乐致死成了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境中长大的学生们不好被责怪,因为他们被另一种倾向给改变了,他们真的比西方青年更加缺少意识形态意识,他们比西方青年更加关注微观,更加实用,更加工具。当与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传统不同的媒介日益被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国内的学者和学生们还真是有些茫然若失而不知所措。

  Colin在国内讲课时同样面临到这样的反应。学生们下来问我,他所讲的东西的确给了他们以震撼和反思,但是到底有什么用。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我真的只有感触了!

  不过,好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的传播学界不断地学会了多个视角看世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等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大量进入中国的传播学界。

  Colin就是其中被引进最多的学者之一,不过不是著作,而是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和研究。他在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跟随著名的霍尔教授完成了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应该延续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开始和拓展他自己的事业发展之路,不过他还是转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至于他最终长期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工作,并多年来一直任所长,致力于推动该所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重镇。

  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由Nicholas Garnham和Graham Murdoch等一批学者创立的,他们都是英国学界的、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学者。他们在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土壤中,种植了传播学的种子,嫁接其他批判思想家的成果,开拓出了对传播和媒介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过程中权力关系与结构变化研究的新天地。这种研究突破了媒介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媒介在其中的国家体系,乃至世界分工体系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Colin Sparks的传播和媒介研究延续了他们这批学者的传统,但是另辟蹊径,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与民主化、媒介与全球化,他早年对新闻学与流行文化有过研究,如出版的编著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后来,又深入研究了东欧的转型社会,他去过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多次,形成了专著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ith Anna Reading),1997)近年来还关注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不过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分析框架是批判性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倾向在读者手中的这本新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范式提出了质疑,对大众传播带给国际社会的发展能力、方向、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这个是他多年来始终关注此类问题的结果。当然,中国也成了他这本书分析的重点国度之一,因为,中国日益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家,而且他又来过中国多次。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对中国传媒问题的探究,对中国文化现象的理解等都可以在这本书和他在中国的讲座中点滴流露出来。

  在象Garnham,Murdoch,Sparks等一批批学者的共同构筑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所的研究倾向日益明确,研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家James Curran 甚至专门撰文提出传播和媒介研究中的“威斯敏斯特学派”(Westminster School),并对这个学派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8年12月18日,英国官方机构公布了几年一度的科研考评报告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传播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平名列第一名。

  这种成就与Colin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的视野非常国际化,因此,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管理也非常国际化。读者从这本著作的国际关怀中就可以看出前者。不过,读者可能还有所不知,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还成立的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re),成为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后来,又成立了阿拉伯媒介研究中心等。

  2006年2月-8月,在Colin的盛邀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努力推动下,我非常有幸成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Leve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等我到了伦敦后才知道,这个由英国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交流来的访问教授地位非常高而重要,这个基金会每年资助英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英国需要但是又缺乏的研究领域,从全球物色不多的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到英国研究和讲学。Colin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他安排我在伦敦进行了三次公开讲座,并在讲座结束时认真而激动地建议我要将这些内容用英文出版成著作,还积极帮我联系英国的出版社。不过,由于自己的忙碌(其实是一种借口),我半途而废。

  他利用他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和学术网络,向欧洲的大学推荐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去讲学。事实上,也就是在国际穿梭的这半年,我到了欧洲和北美洲的10多所大学讲座,在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中真正体会并领悟到了作为当代学者,素质中的人类关怀、国际视野、公正意识之重要性。

  就我们个人的交往而言,尽管我与他相比,学术成就、年龄、人生轨迹等相差很大,但是,我们建立在共同学术领域、相同的学术追求基础上的友谊非常长远和稳固。每次我访问英国,每次Colin访问中国,我们都尽力安排见面聊聊近期的研究和工作,在正餐、便餐和咖啡之中,无所不谈。从中国的改革、媒介的变化、高等教育的问题、中英文化的差异,乃至我细致入微并耐心形象地给他解释中国社会独有的一些概念的文化和社会涵义,比如“关系”。

  从日常交往、授课课堂、学术会议等看到的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发现他具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最为重要的两种思维品质和能力,即 think big 和 critical thinking。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对事业、对学术、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世界都是高度负责的。他还是一个拥有深度思想和高度学术水平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从这本新著中也可以看出,他敢于挑战已被人熟知并普遍接受的全球化事实,以及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主导理论,如书中提到的参与式范式、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范式等,大胆提出了“全球统治结构”。尽管这些有待历史和学术界去验证和争论,但是这种学术追求是非常感人的。

  除了这些,他还是一个对生活、友人都非常热情但有非常有度的人。他很享受西班牙和中国美食,他很珍惜与家人的美好时光。他对朋友和学生鼎立相助,孜孜不倦,做事充分仔细,但是又张弛有度,很有英国绅士的克制力。

  Colin等一批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俱强的国际传播学者带给中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影响还是颇大的。至少我本人更加意识到知识脱胎于社会,我所追求的某种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的融合体是为了解释复杂的中国媒介现实。西方经典经济学派的研究在自由市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很管用,但如果用来解释中国媒介与传播,作用和意义就很有限。我很少提传播学的本土化,尽管研究对象是有本土差异的,但真正在研究对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全球适用的,也许这个适用是有限度的。非要创造出来自己的一套理论只适用于中国,那还不叫理论,概念化和抽象度不够。换句话说,我认为我国传播学发展亟待提升的是国际化,第一个方面是思维方式国际化——理性、逻辑、批判、独立,第二就是使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对象是中国的,话语体系是国际通行的。国际化都还没有做到,何来批判吸收、兼容并举的本土化研究?

  现在我们的研究需要把思路打开,先要多样化,哪怕它不科学、不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框架逐渐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体系,不要过早苛求,让它去尝试、去放开。当然,要特别记住胡适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Colin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和社会现实之间有如此真实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而研究现实也正是中国传播学的历史使命所在。

  胡正荣  2009年8月8日于北京

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编辑本段回目录

  《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英)科林?斯巴克斯

  伦敦赛奇(Sage)出版社 , 2007年月日 年月日

  ISBN:9780761961628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

  ----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邓正来

  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0期(香港中文大学)

  一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i][i][1],其间当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着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着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ii][ii][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一如前述,由于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勾连在一起,发展传播学的一个论题也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效。作为一个着名的左派理论家,Colin Sparks当然会探讨上述问题,但是我从自己的学术偏好出发,却更关注他基于其一贯的批判性立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中所蕴含的几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论争及其优长和缺陷所做的理论梳理。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分别以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着名观点(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于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着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iii][iii][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要求的机制。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于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Colin Sparks主张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各种实证素材与该素材的理论化进行明确的界分:那些全球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全球化范式」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解释。基于上述思路,Colin Sparks逐一验证了「全球化范式」的十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以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之地位的削弱为例,我们并不能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自行调节的机构;相反,全球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其有效运行,而可以提供这些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组织却依旧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并需要以国家体系为基本支撑。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并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与国家对媒体和传播的权力在本质上受到削弱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现象只能作为国家没有使用其全部拥有的资源的例证,但是国家的权力依旧存在。

  尽管卫星广播技术使信号得以从一个国家上传再下行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不接受法律的管辖。接收信号的国家也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假如它认为这些服务有悖于国家利益,并认为应向广播公司提出条件,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国家仍旧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利,一如长期以来它对地面波服务的管理。无论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国家行使这种权力都无可厚非。

  因此,Colin 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而是在质疑该范式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虽说承认「全球化范式」在当代发展传播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主张吸收「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这两个层面。

  现在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既能保持两种方法的优势,又能在深植于传播政策中心的种种政治行动层面上,形成两者之间的合力。「帝国主义范式」清楚地指出世界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结构上的问题,而这些结构却无法从个人心理上或社会阶级层面上得到解释,因为它根植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之中。「参与范式」认识到自我解放是人类自由的唯一道路,而这要求传播者为实现这个目标主动采取行动。

  Colin Sparks所谓的「政治行动层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发展传播学的根本目标,即解决世界上最穷苦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面宣称可以通过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和利伯维尔场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更愿意借鉴「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原因之所在。

  三

  在前文中,我粗略地梳理了Colin Sparks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的基本理路。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超越Colin Sparks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该书视为一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探究之作。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阅读,这部论着的最重要的可能贡献之一就是它不仅为我们认识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路,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和洞见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上述论断,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方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Colin Sparks对「主导范式」(以及「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是梳理或梳理的对象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范式。换言之,这种「新范式」实是源于他对当下主流的全球化「话语」或「范式」的不满,因为这种主流话语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结构性不平等和民众参与对促进后发国家之发展的意义,亦即忽视了此前「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所强调的、国际国内层面「结构性限制」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iv][iv][4]在这个意义上讲,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实际上为我们建构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传播学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等,但如果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那么Colin Sparks为我们建构的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实际上是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便可以将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的主题转换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对后发国家而言,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全球化观?或者,我们究竟应当基于何种视角来认识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

  Colin Sparks对此的回答,简单来讲,便是他所建构的那种综合借鉴「全球化范式」、「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新范式」。进而言之,他通过对国际层面「全球统治结构」和国内层面「统治阶层」(Colin Sparks语)的揭示并将其纳入主流的全球化话语而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理论,亦即基于「全球统治结构」而强调民众参与的全球化理论。

  显然,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是颇具诱惑力的,因为它把全球化时代影响后发国家之发展的内外在结构性要素都展现了出来,从而使我们洞见到了那种以诸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为依凭、以强调全球化进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呈现出来但实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判准的主流全球化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特质。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确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那么Colin Sparks所建构的这种全球化理论对中国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对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结构性不平等的讨论实是颇不充分的。

  一如前述,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全球统治结构」的概念。从理论上讲,这个核心概念不仅是其理论有可能超越其他范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对其他理论范式进行有效批判的理论根据。但颇为遗憾的是,从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对这个核心概念缺乏详尽阐释,使得他的理论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落空;而从理论根据来看,对这个核心概念之分析的缺失,也是使他对三种范式的检讨和批判略显零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以我所谓的「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为概念根据来分析全球化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条件。我的相关论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紧密相关的命题:

  第一,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却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亦即形成了一种我所谓的「世界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将中国所参与的「世界游戏」标识为「世界结构」,是因为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v][v][5]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2000:7)所言,「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议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在我看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强制性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于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关注的经济层面,亦即世界结构在允诺经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致优化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缘化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一些颇具影响的领域当中,那些经由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乃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正是透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价值,也在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毋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二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众所周知,因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确实发生了高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在伴随着科技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邓正来,2006:15)。

  第二,与此前的现代化时期不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进行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亦即形成了一种基于承诺、而非基于「共谋」的支配。在现代化时期,由世界结构生成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但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未来的想象。[vi][vi][6]但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参与其间的这种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邓正来,2006:14-15)。

  第三,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对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对后发国家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根据前述的支配关系,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主要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扞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从强调「主权的中国」到强调「主体性的中国」的转换,根本的要旨便在于突破主权的限度,走向世界结构层面的「主体间性」,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某些主权国家决定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而是主体间性与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在交往和商谈中一起生成演化。[vii][vii][7]

  第四,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在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争夺」问题(邓正来,2009:7-193)。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一旦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就可以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但是,有发言资格并不意味着有发言能力。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形成了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那么我们不仅有可能据此修改世界结构的规则,而且也可能具据此影响世界结构的进程和方向(邓正来,2006:20-21)。

  当然,我并不想用我的上述讨论来替代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统治结构」概念及其理论,而是旨在将这两种在全球化维度上颇为相关的观点勾连在一起,为读者揭示出全球化问题原本具有的、但却被各种视角所遮蔽的复杂性,并为读者从中国立场出发做进一步的追问开放出若干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作为客观性的全球性与作为主观性的全球主义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全球统治结构」对于每个具体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究竟以什么为依凭?关于全球化性质或方向的话语权争夺是否有可能演化为新一轮的宰制与反抗?等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真正站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立场上进一步确当地回答前文提到的、与发展传播学有关的问题——亦即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经后发国家「主体性」的彰显而转化为的下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究竟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真正以后发国家之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为根据的「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所应当正视的问题。

  注释

  [1][1]1]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亦曾发生过种种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动,然而与此前极不相同的是,此时在「发展」或「现代化」名义下发生的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乃是与「传统」同「现代」的二元对立勾连在一起的;换言之,西方乃是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一种模式或范型而存在的,因此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这实是一个「追比西方」的历史进程。对「现代化」的分析与批判,参见邓正来(2006:93-107)。

  [viii][viii][2]本文对该书的引证依据译者所提供的电子版,因此无法标识页码。该书中文版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ix][ix][3]亦即1960年代由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由于论旨所限,本文无意涉及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

  [x][x][4]表面上看来,Colin Sparks对「全球化范式」是有所保留的;但细究起来,这种「新范式」仍属于一种新的「全球化话语」。这是因为:不仅全球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参见Malcolm Waters, 1995: 1.);更重要的是,Colin Sparks本人在第九章建构「一种新范式」时也对全球化给予前提性的充分认肯。他指出:「全球化范式仍然是现今思考世界,尤其是媒体及传播世界的最为常用和最具影响力的方法。政治家们在演讲中赞美或批评全球化,并藉此宣扬他们希望采取的措施。学者们就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出版大量图书。研究生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相信的最新的揭示世界真理的论点。虽然仍有不同声音,毫无疑问,全球化还是地占据了正统范式的地位。」「不管其他人怎样批评全球化范式,目前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需要一种理论来给予解释。」「至少就当下的影响而言,反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正在不断发展。持有这个观点的作家常常认可全球化过程是存在的,且新颖而重大,但却极力反对全球化支持者们得出的乐观结论。」在他为建构「一种新范式」寻找理论依据时,他也只是指出:「现在说全球化范式遇到危机还为时尚早,但该范式今天确实遇到了比10年前更多、更响亮和更具有说服力的批评。」同时,他强调:「任何新的学术理论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即使它只起到的是负面作用,就此而言,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他所谓的「新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补充「全球化范式」的不足。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说,Colin Sparks其实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强调民众参与和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之结构性支配的全球化话语。

  [xi][xi][5]我对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有结构性的或强制性支配的理论建构,乃是以下述基本观点作为一般性依凭的,尽管它们并不构成我的观点的直接理据:一是着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关于社会互动中可能具有的优位之势(superordination)与劣位之势(subordination)、着名社会学家希尔斯(Shils)关于社会结构中「中心」与「边缘」之别的论述;二是着名社会理论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关于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和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的论述。参见E. Shils, 1975:3;Wallerstein,1974:pp. 37-38;G. Simmel, 1950:181-189.和霍普金斯、沃勒斯坦,1985: 335-376。对此的详尽分析,参见邓正来,2006:10-14。

  [xii][xii][6]我早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和<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论文中便对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之自主性的缺乏进行过详细讨论。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包括国内国际两个向度,即在国内向度自主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在国际向度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第二,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欠缺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内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以及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契合」关系,即「共谋」。第三,就国际向度的自主性而言,这种「共谋」关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尽管中国的发展是在西方「示范」的压力下进行的,但这种「示范」并不构成西方文化霸权在中国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因为一些与中国同样处于西方示范下的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和研究其国家的发展时并未采取与中国学者同样的取向(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乃是拉美国家知识分子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问题时提出的依附理论)。第四,这种「共谋」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国论者对「现代化框架」(我后来改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前反思接受,而这种「现代化范式」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份或前见性功效,进而使得中国论者意识不到他们为中国提供乃是一幅以西方现代性观念为依凭的「西方理想图景」。第五,这种以西方理想图景为依托的「现代化范式」,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学人对此一范式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学人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第六,中国论者与「现代化范式」的共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现代化范式」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而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第二,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范式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范式」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范式的烙印;第三,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参见邓正来,2007:1-39;邓正来,2006:82-114和邓正来,2002:100-109

  [xiii][xiii][7]参见邓正来,2006:21-22。这里主要借用了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力主「对话的普遍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哈贝马斯出于对康德、黑格尔以降基于主客观二分且「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主体性哲学」(意识哲学)的反思而建构了一种强调规则的「承受者」(addressee)平等参与商谈以制定或修改规则的「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并将该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依据这种理论,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能够在讨论、对话或商谈世界结构规则的意义和有效性时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可能享有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的权利。但必须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话的普遍主义」所做的这种规定,并不能够当然地意味着中国便真的具有了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的实质性的权利,因为中国是否具有这种实质性的权利,在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关于哈贝马斯的「对话的普遍主义」,参见童世骏(2004-03-13)。

  参考文献:

  邓正来(2009)。《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邓正来(2007)。《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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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Sparks:英国传媒产业与市场化对媒介的影响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讲人:Colin Spark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多年来致力于批判立场的传播学研究。近来主要研究媒体与民主化媒体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等。

现场翻译:张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文学学士,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电视新闻专业硕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现为我院新闻与传播系外聘教师,教授《西方新闻写作》。

时间:20071019    

地点:大阶梯教室 

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媒介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媒介,以及整个体制在市场化的潮流中带来的相互影响和冲击。在今天探讨市场化潮流这方面,我将着重于探讨印刷媒介,不过如果大家对于电视或其他媒介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举手提问。我很希望我能说得简明扼要。

首先,我讲一下发达国家印刷媒介的一些情况,以一些欧美国家为主,尤其是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情况。虽然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如大家了解,但我也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如果让我来探讨中国目前的情况,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东西。中国媒介在未来发展,特别是在校的各位未来几年毕业后,面临的也是一个市场化下的媒介。在欧美国家中,媒体的发展极度的市场化,新闻机构生产新闻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获利的,他们经营的模式就如同微软公司等IT 业一样,目的和意图是一样的,当然,也会有某些报纸享受某种程度的津贴,有一些报纸是一些党派和社团经营的。但是,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机构是极度市场化的,这些报纸生产是以获利为目的, 他们必须面对受众,与市场接轨。比如福特公司生产汽车,是为了达到获利的目的,它要满足市场的需求。报纸生产新闻的时候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的。

那可不可以说全部的都是以市场所决定呢?也不尽然。有些新闻报纸是由不同的市场制作的,它所面对的环境和背景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谈到,这些新闻机构所面对的是市场,而市场环境与背景是不一样的,它影响到了媒介机构的生存,同时也影响到了在其中工作的新闻人。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国家报纸的阅读情况。这里有七个国家,挪威,日本,英国,德国,美国,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读报率最高?美国?中国?都不是,是挪威。为什么大家不说是挪威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实际上只有400万人口,所以它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事实上它的读报率是非常高的。中国人口总数很多,读者数量也很多,但比例却是较低的。印度和中国差不多,人口等也比较接近,不过印度相对来说就更低了。所以,就国家的发展情况来说,阅读报纸的比例是与之是相吻合的,像欧美国家和日本的读者比例是很高的。经济学家说,从数据看,在先进的欧美国家,报纸的成长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巅峰,开始呈下降的趋势;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是逐年增长的。看印度和中国,这个数据是朝上走的。这个图表示美国阅读的一个比例,大家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年代是增长的一个巅峰,然后就开始往下降,更准确的说,下降更快了,在1989年、1990年就开始急速下降。有人说,这与广播新闻和网上新闻这些普及有很大的关系,这么说是错的。大家可以看这些数据,大概是从1996年开始,才开始有网络普及,到1998年、2000年的时候呢,网上报纸就更普及了。对照这些数据来看,大家就知道这是错的。就拿英国来说,过去的50年,从1957年到2000年,也是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报纸读者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的态势,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不过,最近几年的确下降加快了。在欧美国家,这些报纸现在面临重大的危机,他们开始失去他们的受众,特别是失去像你们这样的年轻读者。

其实,我们经营报纸是以一种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经营的。那么,我们怎样生存,然后获利呢?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订阅报纸的费用,二就是广告。在一些国家中,有一种补助的方式,有一些党派性的报纸,是给予直接的津贴和补助的。在市场化情况下,还有另一种经营方式,比如说在英国买台电脑,买件衣服,你要付17.5%的税款,但如果你买报纸或者书呢,就不用交税。我们看,刚才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订阅报纸的费用,另外一种是广告。哪种收入更重要呢?刚才同学们说了,是广告。在美国,这种广告收入占到了百分之八十四,所以,主要的收入来自广告。这种报纸很关心反映读者的需求,事实上更关心的是广告的情况。经济学家叫它是一种双重商品,所谓的双重性是指你卖这份报纸的时候把报纸卖给了受众,同时又把受众卖给了广告主。在这些欧美先进国家,对报纸来说,第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广告为最关键的收入来源。第二个特点是每个市场都有它独特的个性。它的第一个产品的寿命是非常短的,就像你买一条鱼一样,你今天可以卖昨天打的鱼,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你不可以再卖这条鱼了,这不像卖茶叶,六个月八个月甚至更久的都无所谓。你今天卖今天的报纸,明天就不能卖今天的报纸了。另外,生产第一份报纸的费用是很昂贵的,要付租金、秘书、记者、送报童的费用等等,成本是非常高的。第一份报纸印出来后,生产第二份同样的报纸,所需要付的只是一张纸的钱,还有墨及电费,是非常低廉的。经济学家会说,复制报纸的成本是非常微薄的。刚刚提到,生产第一份报纸的费用很高,到后来复制的费用就立刻急剧下降。所以,报社生产报纸目的是为了提高阅读率。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探讨。

我们刚才提到报纸的生命是非常短的,因此,距离很重要。报纸要在第二天早上送到大家的面前,或者说晚报是下午送到。能够送到的距离是有限的,要是太远的话,送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它的生命周期了,因此,这个市场是以地理来区分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以波士顿、芝加哥等为主,以地域性来划分这个市场。依照地理环境看,美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如果说,你在纽约编辑一份报纸,把它放在火车上,然后到加州去卖,到加州时已经是三天后了,谁还要三天以后的报纸呢。这个情况在八十年代以来就改变了。由于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用卫星来传达资讯,然后再印这个报纸,所以,八十年代就有了全国性的报纸,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这样的报纸出现。我们以美国这样大的国家与英国这样小的国家进行一个对照,英国是一个小的密度很高的国家,它在最近50年就有了全国性的报纸。英国有一百个日报,其中有10个是全国性发行的。如果报纸在伦敦出版,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报纸送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对报纸来说,地理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地域性是非常强的。假设华盛顿的道路上发生一场车祸的话,那对华盛顿来说是一条很重要的地方新闻,但对西雅图的人来说,这条新闻就不重要了,因为距离上太远了。对广告主来说,如果要在西雅图卖车,那么就不会在华盛顿登广告。可以这么说,在报纸编辑方面,成本不是很高的,报纸的成本主要来自纸张,印刷等生产的成本上。在规模经济效益下,如果印更多的报纸,获益就更大。鉴于这种情况,使得很多报团联盟起来,形成集团化的趋向,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向。对经济家来说,报纸的替代性是很低的。如果它涨价了,人们仍然会买报纸。对报纸的经营者来说,不像汽车在市场上有一个成本价格的竞争性,他可以提高报纸的价格,不会受到销量下跌的影响。在美国,对广告商来说,报纸是他们刊登广告的主要工具。刊登的广告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卖房子,一种是找工作,另外一种就是卖汽车。比如说,想卖一个二手的车子,我不会到中央电视台或者北京电视台作广告,我应该在报纸刊登广告。要卖汽车,出租房子,只能到报纸上登广告。不过,这个情况也有改变,随着网络的出现,让你更容易地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卖汽车,车卖的越多,你赚的越多,而报纸不是这样的,1996年到2000年的时候,报纸的销量在下滑,但广告的收入持续上升,订报的费用是上升的,因为提高了订报的价格 。从PPT看出,报纸这个行业还是很有获利的。

所谓的市场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小的市场,销量越大,收入越多,销量大的报纸在一个城市中广告占的比例也大,大家都会选它做广告。报纸出版有一个强者越强,集中垄断的趋势,因为销量好的报纸有钱,有资源,可以聘好的记者,吸引更多的人来做广告。美国有1500份日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垄断性的报纸,在地方很有影响力。不同地方的人的政治观不同,男性和女性的喜好不同,报纸要迎合不同口味的人需要。报纸最主要的收入是广告,而广告商是要吸引有钱的读者。如何平衡政治立场不同的多元化呢?在瑞典,政府是通过向某个地方的大报征税,来养活某个地方的小报,以此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特别指出的是,在瑞典那家独大的报纸通常是政府反对力量的主流,也只有像瑞典这样高度民主化的国家才可能发生制度外的一种多元主义。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就是让一家独大的报纸发表多种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美国。它不喜欢传教式的理论。在美国,对于一个事件,报纸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都会有,报纸的记者都会对事件作最公正,无私的描述。在这种公正客观的报道后面,是有经济的因素在里面的,发表不同的观点是为了不失去读者,因为有的读者是民主党,而有的是共和党,报道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

   另一种就是大市场,不可能都有一家独大的情况,所以,报纸要牢牢抓住自己的目标受众。受众由社会分层来决定,从教育,收入水平,性别来分层的,投放的广告也是针对特定的受众群(小市场是指美国分散的地方,大市场指英国这样有全国性报纸的国家)。《太阳报》是大众化的报纸,《泰晤士报》是专业的精英报,他们同属于默多克集团,经营者是相同的。这两份报纸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受众目标,广告商愿意花很多钱去打造自己的广告,比如LV,去迎合那些有钱的人,而穷人则对这些不感兴趣,广告商也不会对穷人感兴趣。有的则只针对大公司,对个人则不感兴趣。就广告商来说,他们只对有钱的人感兴趣。《金融时报》面对的是大公司的决策者,它的一个读者等同于《太阳报》的很多读者了。报纸受众群越大,并不意味着广告商收的钱越多。受众多的报纸收入一半来自广告,一半来自销量,而高端的报纸则大部分来自广告 。《泰晤士报》等只面对小部分的人群,不用关心销量。

我们比较《泰晤士报》和《太阳报》,报纸价值取向不同,就都有存在的价值。有时即使报纸销量上升,广告收入也不会增加。小众的精英报纸,记者会迎合有钱的人。一家独大的报纸,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市场会限制消息的来源和传播,比如,对中国的十七大,精英报纸就会有深入的报道,不同性质的报纸则针对自己的读者群对十七大的报道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像《太阳报》之类的报纸就不会报道十七大,因此收入高的人知道的就多,收入少的知道的就少,这已成为西方报业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录音整理/刘聪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qcfy.net/Show.aspx?ClassID=7&ItemID=718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415
http://life.fhl.net/Philosophy/bookclub/society/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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