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揭发运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黑幕揭发运动是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刚刚完成之际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其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即“黑幕揭发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以深度的解析和犀利的言论抨击了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与政界、商界和知识界的其他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激活公众舆论、促使民众觉醒和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黑幕揭发运动历时不久，然而它的影响的深广度是新闻和文学史界上罕见的，它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为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黑幕揭发报道也成为美国当今威力最为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样式——调查性报道的先声。借鉴黑幕揭发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构想和设计中国新闻/大众传播新体制，使之有效担当转型期的社会守望者和社会雷达的角色，在这场运动百年之后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黑幕揭发、社会转型、舆论监督、社会正义
Escort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Muckraking
Abstract: Muckraking was a massive social movement occurr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America had just realized industrialization. Between 1902 and about 1915, the Muckrakers, writers/journalists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social reform and social justice, using massified media—magazine，intensively and critically exposed various kinds of injustice and corruption resulting from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by way of cultivating public opinion, awaking common people and supporting legislation, they restrained social Darwinism, helped avoid possible social disorders and strengthen the results of productiv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together with the progressive forces in politics, busines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Though Muckraking lasted only a dozen of years or so, its extent of influence was rare in the history of both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it helped Americans reach agreement and conducted psychological harmon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 of a nation. Moder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s evolved from the Muckraking articles. It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draw lessons of Muckraking in the constructing of new system of news/mass communication fit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uckraking, social transition, watchdog role of media, social justice
引 言
黑幕揭发运动是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刚刚完成之际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其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利用当时已经大众化的传媒——期刊，伴随着深度解析的报道和言论抨击了社会转型而来的种种不公和腐败现象，与政界、商界和知识界的其他进步力量一起，通过民众觉醒——支持立法等方式，抑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进而巩固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和既有的社会体制。
由于期刊的特殊性质和这场运动参与者的多重身份，这段历史通常不进入中国新闻和文学研究的视野，国人发表的有关文献几近于无，而只限于翻译著作和论文中，因此人们对这场运动不甚了了，或者有时仅从一鳞半爪的材料中得出偏颇的甚至于错误的推断。而往往成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国内学界研究成果几无迹可寻。今年是这场社会运动肇始100周年，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中国，在诸多方面面临着与社会制度不同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100多年前相似的境遇和社会问题。这就为研究社会转型与大众传播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参照价值彼高的个案。本文便是对这一个案的一个初步描述与研究。
“1890年代的分水岭”与进步时代
美国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说：18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康马杰，1988：63）。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语出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沃纳一部小说之名)。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经济迅速形成，富有的东部工业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治。据调查：1890年，八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八分之七的财富（黄安年，1992：382）；1900年，十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财富，百万富翁从1860年的3个增加以约3,800个(Weinberg, 1961: xiii)。1860—1900年间，百万人口的城市由1个增至5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个增至5个，1—10万人口的小城市由84个激增至402个（黄安年，1992：373）。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则从1860年的81.23%降至1900年的60.23%（黄安年，1992：360）。一些小型分散的企业通过合伙经营（pool，又叫君子协定）、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组织方式，发展成支配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在1897年与1904年间发生过319次公司合并，资本总计63亿美元。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合并了20家分散的石油公司，到1904年控制了国内石油贸易的80%，石油出口的90%。J·P·摩根在1901年合并10家钢铁公司，以巨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为中心，组成美国钢铁公司，它拥有的现金可以应付美国政府1880年的全部开支（卡尔金斯，1984：244）。
占据着商界、工厂和工厂生活的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变得更为重要。运作有序的财富统治着政治，呼风唤雨，政治腐败成了大商业和大政治老板之间每日的风流韵事。一位参观过纽约城的游客将美国经济中心纽约城比作“一位衣着舞裙的贵妇，戴着钻石耳环、蹬着一双露趾的皮靴”(Weinberg, 1961: viii)。
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美国生机勃发。但是，“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康马杰，1988：73），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堆的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machine）和老板（boss，一译党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贫民窟、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意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
这些工业化的弊端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力图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改革，史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其杰出领导人除政界的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罗伯特·拉福莱特、乔治·诺里斯，知识界的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等之外，就要数新闻界和文学界中的黑幕揭发者了。
1890年代也是美国新旧新闻事业的分水岭，“民主化市场社会”（Schudson, 1993: 58—59）孕育出发达的新闻事业（史称“新式新闻事业”）(埃默里，2001)。1830年代开始的报刊大众化进程，到世纪之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对报刊的需求扩大，这使新闻业成为地位日益重要、利润较高的产业。造纸、排版、印刷、摄影、折报、运输新技术的应用，1879年的邮政法，都刺激了报刊的大规模生产。从180年到1900年，报纸数目增加3倍，销售量增加近6倍；日报由1880年代的909种增加到1900年的2190种（张允若，1996：147—148、152）。“从188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这15年里，人们普遍采用了我们认为同现代新闻事业有关的几乎每一种编辑手法或方针（康马杰，1988：105）”。办报者中的主要新领袖有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和爱德华·斯克里普斯（1854—1926）。
在杂志业中也出现了新的领袖人物。弗兰克·芒西（1854—1925）是其中一个，他在纽约的杂志界苦斗了10年，才在1889年创办《芒西》成功。爱尔兰裔的S·S·麦克卢尔（1857—1949）于1893年出版了《麦克卢尔》，两年后发行量达25万。第三份重要杂志是《世界主义者》，创办于1886年，1905年出售给赫斯特。到20世纪初，《芒西》的发行量已达65万份，居于各杂志之首。以上3份杂志均为月刊，都刊登流行小说、一般文章和图片。赛勒斯·柯蒂斯（1850—1933）1883年创办的《妇女家庭杂志》则成为女性杂志中的新领袖。在周刊中则有柯蒂斯1897年买下的《星期六晚邮报》、1888年由彼得·科利尔（1849—1909）创办的《柯里尔》和1857年问世的《哈泼斯周刊》等。杂志数量从1865年的700种增加到1885年的3300种（张觉明，1987：60）。
黑幕揭发者的不朽功绩
关于黑幕揭发运动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从1902年到1912年，有的认为终止于1914年。但是多数人认为它肇始于1903年1月《麦克卢杂志》同时发表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和雷·斯坦纳德·贝克的3篇文章之时。
这场运动迅速试卷社会各个角落。在政治领域中，它从城市、州波及国家立法机关。有关资料显示，1880年代，代表美国当时38个州的76名国会参议员中有20名百万富翁，其他人与铁路公司、冶金、石油等大商业多有瓜葛。于是，前纽约《世界报》记者、思想激进的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1906年3月号的《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这些激烈的字眼，一时间举国皆掠，以至于公认的改革派领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捺不住，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给这类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的记者和作家加上了“扒粪者”（Muckrakers，后通译为“黑幕揭发者”）的称呼。此名源于17世纪英国清教徒宣道者兼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那样，手拿粪耙目不转睛，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住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虽然林肯·斯蒂芬斯这些罗斯福的友人当时感到震怒，但是“扒粪者”一语不久便成了一种高贵的尊称和一枚光荣的勋章，而为揭丑者欣然接受。黑幕揭发运动因此反而“名正言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十多年。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文章(Miraldi, 1990: 28)。
诚如阿瑟·温伯格所言，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阶段，无一幸免。他们描述、分析，准确无误地指出弊病。黑幕揭发者是大胆的，他们指名道姓的指责详尽而直接，对政界、商界的腐败毫不转弯抹角。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万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黑幕揭发者是“改革的宣扬者”。他们是进步运动中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发杂志在唤醒慵懒公众正义感的愤怒上功不可没。他们使进步主义为世人所瞩目，给这个政治运动提供了动力，帮助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Weinberg, 1961: xix)。
黑幕揭发运动历时不久，然而它的影响的深广度是新闻和文学史界上罕见的。黑幕揭发者激活了公众舆论，“耻辱”一词使人想到，揭发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激发全国的罪恶意识”（埃利奥特，1991：350）。作为黑幕揭发作品载体的杂志，在凸显新闻界的监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过了报纸，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与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和鼓动家、教授和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 埃默里，2001：247），最终为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
由于美国是一个“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实际观念”（利德基，1991：353）的法理社会，因此衡量社会运动成效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立法进程的影响。在这方面，黑幕揭发运动可谓居功至伟。受它的影响，“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梅里亚姆，1988：268）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报纸公示法》（1912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李军，1992：246—247）（埃默里，2001：244）。
《人人》杂志在1908年1月号上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难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政治老板风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和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众资源得到了保护。”
黑幕揭发运动还成为1960年代兴起的调查性新闻事业（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先声，后者派生出美国当代主流新闻思潮之一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增设调查性报道奖，则赋予这种威力强大的舆论监督样式以合法地位。
杂志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
进步时代伊始，美国报界已经出现了一批“人民的斗士”。普利策坚持认为：“新闻必须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斯旺伯格，1989：65）；赫斯特也鼓吹过“消灭罪恶的托拉斯”（埃默里，2001：250）；斯克里普斯则宣称：“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难于更加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埃默里，2001：246）。尽管他们主持的报纸都揭露出一些贪污腐败行为，但是与黑幕揭发运动远远不能相提并论。最令笔者意外的是读到林肯·斯蒂芬斯的文章《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时所产生的困惑：那不是大力倡导社会改革的普利策奠定其报界伟业基础的城市吗？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区差距显著，报纸又多半是城市的产物，因此美国报纸的城市性、地方性和社区性一直是一个突出特点。既然腐败是全国性通病，偏于一隅的报纸自然难有真正的作为。而现代杂志的一大特点便是全国性。“一般而论，杂志所探讨者，乃多为全国性的问题，予读者国性的观念及眼光，所以杂志与电视相同，一向被视为全国性的媒介，而结全国读者有普遍的影响力量”（张觉明，1987：26）（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1982年才问世）。
杂志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精英的密切关系。19世纪的两位哲人说过：“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杂志则可以“只谈最主要的问题……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59：3）。国人张觉明也指出：杂志作为传播媒介，其“解释及忠告功能最急切的功效，常见于社会改革”，综合性杂志“多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张觉明，1987：26—27）。1900年，美国的全国性杂志已有50种以上，它们吸引了报界、政治、经济、文学、法律等各界精英人物担任撰稿人。这些精英又影响了更多的社会精英，即政策决定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界主管以及各阶层舆论领袖，因此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廉价杂志的大量涌现又将这种影响扩及大众，进而促进了在反腐败和改革问题上全国性共识的形成。大众的兴趣又促进了杂志业的繁荣，从事黑幕揭发的杂志每月总发行量曾高达300万份(Miraldi, 1990: 5)。
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领域”理论中非常重视杂志的作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公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张锦华，1994：203）。他指出：“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哈贝马斯，1999b：35）。他认为，18世纪初叶由英国作家兼记者笛福、阿迪生、斯蒂尔等人办的熔新闻和文学于一炉的杂志和咖啡馆开公共领域之先河。他并推崇随后出现的一批力主改革、批评政府的刊物，称有了这样的杂志，“报刊才成为真正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的批评机构”（哈贝马斯，1999b：35）。哈贝马斯可能没有研究过黑幕揭发运动，如果关注到了它，那么他会不会认为它是他所谓的公共领域自19世纪在欧美逐渐瓦解以后的一次回光返照呢？笔者似乎不这么看。
社会转型与大众传播
黑幕揭发运动发端近百年来，人类在20年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大致从1960年代起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王岳川，1996：5—8），然而对于占全球人口更大比例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面临着并且通常渴求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型。“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性”（艾森斯塔德，1988：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对现代化的追求已经不下于整整一个世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建国以后的大规模工业化行动和“赶英赶美”、“大跃进”、“放卫星”、“四个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出国人和权力精英们的急切心情。然而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国门的开启，中国内在的变革力量才与发达国家在有了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交往。在这种交往持续了20多年后，我们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是因为，社会转型决不是像我们的权力精英当初设想的那样，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伦理和大众传播在内）诸体制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20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时期遇到了普遍问题，如黑幕揭发作品揭露的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腐败，以及当代世界普遍的社会偏离（卖淫、赌博、吸毒、不当行为、犯罪、放荡、流浪、自甘潦倒、性倒错等）（沙莲香，1994：190），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极左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为后发国家又一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事业面临着全面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多重任务。见下表：
各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体制比较
| 发生与 完成年代 | 启动与 实现方式 | 政治 体制 | 经济 体制 | 国教 | 传媒与政 权的关系 | 当下主流 媒介理论* | 当下主流 社会理论** | |
| 英国 | 19世纪中 叶完成 | 和平-渐进 | 多 党 | 市 场 | 新教 | 独 立 | 自由主义/社会责任 | 民主新自由主义 |
| 法国 | 20世纪初 完成 | 战败-速进 | 多 党 | 市 场 | 天主教 | 独 立 | 自由主义/社会责任 | 民主管制 |
| 美国 | 19世纪末 完成 | 和平-速进 | 多 党 | 市场 | 新教 | 独立 | 自由主义/社会责任 | 民主新自由主义 |
| 德国 | 一次大战 后完成 | 战胜/革命 -改制 | 君主- 多党 | 市场 | 新教 | 半隶属 | 自由主义/社会责任 | 民主管制 |
| 日本 | 20世纪 上半叶完成 | 战胜-渐进 /改制 | 君主- 多党 | 市场 | 神道教 | 半隶属 | 自由主义/社会责任 | 民主新自由主义 |
| 俄罗斯 *** | 20世纪初 开始 | 战争-反复 | 一党- 多党 | 计划- 市场 | 东正教 | 隶属- 独立 | 苏联式-自由主义 | 转型与混合 |
| 印度 | 1947年开始 | 独立-渐进 | 多 党 | 市场 | 印度教 | 独立 | 自由主义/发展 | 民主管制 |
| 中国 | 1949年开始 | 战争-反复 | 多党 合作 | 计划- 市场 | 隶属 | 苏联式/ 发展 | 转型与混合 |
*根据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1983年的分类，各国的主导性媒介理论有以下6种：（1）威权主义理论；（2）自由报业理论；（3）社会责任理论；（4）苏联式理论；（5）发展理论；（6）民主参与理论（Watson,1998：90—93）。
**根据詹姆斯·科伦和朴明贞的新理论，各国的主导性大众传播社会理论有以下5种：（1）转型与混合社会；（2）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3）威权管制社会；（4）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5）民主管制社会（Curran and Park,2000）。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已有一个世纪以上，迄今尚未完成，其间发生了多次国家制度的改造。
在当下已确立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战略和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前提下，借鉴各国的体制、理论和运作机制，构想和设计新闻/大众传播新体制，为建立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和公民社会担当社会守望者和社会雷达的角色，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表明，“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森，2001），那么新闻界对权力精英和政府的监督的存废与强弱也同样至关重要。西方国家转型时期滋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并不都是像英美等国那样受到普遍抑制和消解的，而在刚刚完成了工业化的德国和即将完成工业化的意大利和日本，1920—1930年代先后兴起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其中新闻界/大众传播界非但未能制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现代文明的怪物执掌文明国家的权柄，反而为虎谋皮，教训甚为惨痛。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经济成就。但是与之俱来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四处蔓延开来，以致于几乎成为今日的“政治之癌”。如今人们公认其中一大原因是缺少监督的权力。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腐败危害社会的稳定，分化国家的整合，损耗政府的效能，扰乱政府的管理；并且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政府资金的流失，致使公众法律信念淡漠和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腐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财富的严重不合理分配。据调查，到1990年代中，中国大陆财富集中的程度超过了美国。1994年，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24%（何清涟，1998：154）。 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何清涟，1998：234）； 换言之，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为政治不稳定埋下了种子。据德国哥丁根大学1995年的一项评估报告，中国的廉洁度居41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40位（第41位是印尼）（何清涟，1998：1126）。
中国普通民众目睹腐败劣迹，自然是不满和痛恨。然而他们不难发现，他们反映和表达心声的渠道通常是匮乏的。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1989年以后，党为媒体制订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一些地方上的腐败官员利用这一方针，冠冕堂皇地堵塞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渠道，尤其是在他们治下，媒体总是报喜不报忧，并成为颂扬个人“政绩”的工具。在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传媒已经将其价值取向转到了经济效益上（陈力丹，2001）。而在新崛起的公共关系业和广告业的侵蚀下，传媒可能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1999：170—171）。
中外学者普遍同意，大众传播在当今各国的政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媒体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在，国人在腐败成风的严酷现实面前形成了共识：必须以权力来制约权力，而代行民众知情权、批评权的媒体有望成为反腐败的利器。政治发展需要大众传媒的支持。独立运作、体现公意的媒体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同其他社会监督方式相比，媒体所开展的舆论监督具有以下独特优势：（1）不受地域、行业、领域限制，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扫描；（2）干预迅速；（3）社会成本低廉。在这方面，由媒体独立进行的率先而独立的监督数量和层次都远远大不到与我们的社会发展相称的要求，我们甚至落在了印度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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