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摆的经济学指标编辑本段回目录
20世纪20年代，叛逆女性大胆穿上短裙，露出了小腿甚至膝盖。裙摆下露出的小腿令保守男性大吃一惊，他们公开表示新时尚导致了道德水准滑坡，并把摩登女郎的举止视为与妓女无异。一位著名男律师抱怨说：“光滑和裸露的腿带来的挑战是毁灭性的和无法抗拒的。”但女人有了自己的主张，无论情人是否喜欢，她就是要买一条露出腿的短裙。
短裙再一次成为社会焦点是到了60年代，由于经济空前繁荣，加上避孕药的发明，女性找到了新自由，迷你裙在女孩子中间蔚然成风，一条条裸露的大腿在传送着这样的社会信息：新女性在行动。
短裙给人以自由的感觉，穿短裙的女性可以大步行走，奔跑跳跃，跨出家门，走向世界；而那些穿拖地长裙的传统女性，则被裙摆牢牢束缚，裹足难行。
但事实上，短裙、长裙都具有勾起潜在的、与裸露大腿有关的性幻想的作用。短裙暴露出的双腿自然会对男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可事情的另一面是男人可能熟而生厌，久而久之，男人可能反应冷漠。长裙的优势在于，不论撩起它还是脱掉，都会产生强大的视觉冲击。而且长裙的面料多柔软悬垂，穿着者在走动或在微风吹拂下别有韵味。
20世纪60年代末与超短裙一起出现的还有中裙——一种下摆位于小腿肚的裙式。服装专家认为，当时的妇女正在“实验裙子的长度”，所以当时经常能看见穿着三种不同长度裙子的妇女走在同一条街上：短裙、长裙、中裙。但这种中庸的长度在当时并不流行，直到70年代末才以西装套裙的形式流行开来，成了白领女士的办公室标准着装。进入80年代，超短裙闯入办公室，中裙被视为十分保守的款式，到了90年代才得以再度流行。
进入新世纪，一种将裙摆撑开的裙子——蓬蓬裙，开始进入时髦人士的衣橱。与赫思嘉时期的蓬蓬裙相比，没有束腰钢圈，所以也就没有了歌剧般的隆重感，也没有晚礼服那么霸道，是可以穿着走路的衣服。蓬蓬裙是有着丝质的衬里的双层裙，里层用白纱打着层层皱裥，倒映着都市女性的天真烂漫之气，拉近了都市女性与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的距离。穿着蓬蓬裙的女性整个人是流动的，让她们想起少女时代内心充满的甜蜜、轻盈、幻想。
包裹在蓬蓬裙里的女人可以尽情想像自己被宠爱，感知自己的身体像花萼一样轻轻向外张开。这些靠自力更生活着的女性，在裙摆的斗争中有些疲惫的女性，当她想表现出一点儿女人本色的时候，那就放心地落了下来，蓬蓬裙就是她的降落伞。
神奇的指数经济学：用女人的裙摆判断经济编辑本段回目录
最成功的投资家莫过于能准确地预测经济周期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因此名利双收。比如和巴菲特的一顿午餐价格可以从2005年的35万美元涨到2008年的211万美元—这远远超过了巴菲特实际身价的增长幅度，如果有“巴菲特午餐筹备公司”的股份公开交易，那倒是比巴菲特本身更有投资价值。在中国市场能预测一个特殊时间点的准确资本市场点位的大师出场价格也达到了4万元左右。
大家都在预测经济周期，但是谁愿意看无聊繁琐的财务报表呢？为了迎合大众投资者这种“惰性”，专家们发明了很多能把复杂的财经数据具体化或者娱乐化的经济指数—财经娱乐化，娱乐色情化，色情合法化，这大概是一个发展趋势。这些指数中有的有一定道理，比如《经济学家》杂志每年都要发布“巨无霸汉堡”货币指数；也有离谱的，比如最近一个快餐店也发布了其城市经济活力指数。大意就是，哪个城市的人喜欢他们的匹萨饼，哪个城市就越具有经济活力，事实上，匹萨除了和肥胖有点关系之外，很难令人想到还存在其它什么经济学意义。
《第一财经周刊》理财版对这些所谓的“指数”作了一个总结。目的是让公司人投资者透过身边简单有趣的现象，大概了解经济周期中各种表象之间相互的联系；而对于那些不靠谱的指数，大家也可以置之一笑。
行走速度指数—经济发展指数
市民步行速度可以作为一个经济指标，这可能是认同度最高的一个非学院派经济指标了。在没有机械和畜力的原始时代，人的行走速度指标几乎和现在社会的国民经济景气指数一样重要。而现在市民步行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美国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列文在他的《不同国家与地区生活节奏的比较》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对世界各地的市民行走速度进行了考察。报告对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调查，人们步行速度最快的前10个国家依次为：爱尔兰、荷兰、瑞士、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肯尼亚、意大利。步行速度的测试指标是：行人在闹市区单位时间内步行60英尺的速度。在这份调查报告里，中国两岸三地的人们步行速度的排序是：香港排在第14位，台湾排在第18位，中国内地排在第24位。
列文教授的报告认为，经济发达程度和市民步行速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步行速度前十位国家中，有9个是发达国家。至于其中的肯尼亚，你看一下他们在奥运会中长跑项目上拿到了多少枚金牌，就能明白这个国家能进入前十名的原因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平原地区城市的市民步行速度要快于高原地区城市市民的步行速度，而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祖先总是把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建立在平坦的三角洲地区。同时一个城市市民的步行速度也代表了政府城市管理的水平，最起码可以看出道路是否平整。如果一个城市的失业率很高，无所事事的失业者在街上漫无目的行走的速度肯定要比匆忙的商务人士目的性很强的行走速度慢得多，所以市民行走速度似乎也关联着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景气程度。
此外，步行速度还是工作效率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在某一时期，一些东亚国家的公司甚至把步行速度提到了形而上的地步。日本著名人力资源顾问福田永曾在某本书里讲过一个故事：某公司欲从两位市场营销人员中选拔出一位主管。这两位候选人旗鼓相当、难分高下。最后老板采用的方法是用电话把两位候选人叫到办公室，用其所花费的时间来评判谁更合适这个职位。结果：一位用了80秒，另一位则用了110秒。于是，老板决定让用了80秒的那一位担任主管—在追求成功的路上，输家比赢家有时只差30秒。
其实步行速度调查的作者列文教授并不完全迷信速度，在他的《时间地图》中他就对中国人的慢条斯理给予了很高评价，“中国人是最善于等待适当时机的大师。他们认为，等待本身就为时机的到来创造了机会。等待多久呢？需要多久就多久。如果人为缩短这段酝酿的时间，那就像随便处理一座大厦的基础一样愚蠢。”—可以肯定的是，列文教授在写这段话前并未目睹过中国人在早高峰期间挤地铁时抢座位的速度。
新创意指数—泡沫形成指数
假如你去火星过了一些日子，回到地球时发现某个你曾经熟悉的领域里的所用名词和创意完全匪夷所思，那你就应该赶紧卖出你股票帐户上关于该领域的股票，因为新创意指数显示这个领域的泡沫正在迅速形成。
这些能代表泡沫的新创意普遍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只管卖方不管买方。标志性话语出自这些家伙对其市场的描述，比如“中国是个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3亿，每人买我们一个产品”在各个大泡沫出现的时候，都有诸类创意和新名词的身影—如果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一个“谁最蠢”大赛倒是个不错的创意。
1720年的欧洲南海泡沫：一个基金的创意是购买一批西班牙公驴，把驴尿变成淡水，来供应英国的城市用水。还有一个叫帕克的机械公司打算用同一个加农炮发射方的和圆的炸弹，从而把战争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巅峰。
1960年代的“协同”时代：当时证券业的算术是1+1=3或者2+2=5，这就是所谓的协同了。而其真正的意义不过是用高市盈率行业的企业来收购低市盈率行业的企业，然后把低市盈率行业企业的资产以高市盈率向资本市场兜售。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菲吉集团，在1963－1968年，利用这种“协同”把自己的业绩增长了14倍，股价也从8美元上涨到73美元。
1980年代日本地产的新算法：由于当年日本的高储蓄率和低利率造成日本证券业空前繁荣，1989年日本股票市场总市值达到4万亿，市盈率平均达到60多倍，日本野村证券的总市值约等于当时美国所有投行市值总和。而当时的日本证券人士认为，日本的股价还是被低估了，因为日本公司“记提较高”，而且日本公司的盈利未记入“拥有部分股权的联营公司的应收投资收益”。
1990年代网络时代创意：ezboard.com网站的创意是，他们生产一种“网络手纸”，其用途是为网民在网络社区生活中“擦大便”；boo.com，这家互联网“零售商”计划在网上销售“那种太酷了，以至于现在还没酷起来的服装”—要命的是，这两家网站还都融到了资。
猪肉指数—通货膨胀指数
在中国用大汉堡指数来衡量货币购买力之类的问题，不如用猪肉指数，它类似于大汉堡，涉及多种经济层面，而且在这个猪肉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猪肉价格的涨跌比粮食价格更敏感、准确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四斤粮食出一斤猪肉。
1988年由于价格放开，一时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人力资源价格受到严重扭曲；同时猪肉价格也由于扭曲被迫凭票供应。2006年到2007年的通货膨胀最先表现在全国猪肉价格上，而在2008年猪肉价格也随同CPI指数回落而一同回落。在通货紧缩情况下，很多时候会出现养猪户因担心养猪赔钱而大量宰杀存栏猪以避免损失的情况。所以说，央行把货币政策收得最紧、同时也最担心的是3类生物：地产商、资本投机者和猪。
出租车司机指数—城市管理水平指数
对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和出租车司机聊一聊，那你就应该能知道这个城市的50%。在这里说起出租车司机指数，是指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它大概能反映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以这个指数为横坐标，城市管理水平为纵坐标的函数曲线应该是一条钟形曲线，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认为生活还可以的情况下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应该较好。在一个新兴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前期，出租车司机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应该好于其它地区。因为是新兴城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外地来本埠商务人士较多，出租车从业人员较少，所以出租车生意也会不错。而在一个经济发展较缓慢的老城市，出租车司机的日子一般不是很好过，原因可能是外来人员较少，出租车市场饱和，而且受到地下出租车的竞争。如果出租车司机已经出现罢运的情况，当地政府也应该检讨一下可能不仅仅是交通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裙摆指数—资本市场牛熊指数
这个指数更通俗的名字叫做“牛市与裸露的大腿”，发明人是美国人埃拉?考伯雷。根据这个指数，如果投资者仔细留意本年度女性裙子的长度，那就基本能准确判断本年度资本市场的牛熊走向—具体说就是如果女士裙摆拖地，股市就低迷无力；而女士的大腿露得越多，资本市场指数则越出现昂扬的大牛市，这个理论把股市描述得有点像个窥阴癖，不过说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对应关系还真存在。
在1900年代股市显得相当低迷，那时候美国女士的裙子也非常长，显得死板而无趣；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女性裙摆迅速上移；而1930年代的大萧条却伴随着长裙的流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股市似乎比裙摆走得早了些，只有玛丽莲?梦露的地铁出风口以手掩裙的照片能和1945年的股市对应上，而1947年的长裙风格要比1946年的股市暴跌晚，长裙再次流行的1969年比股市暴跌晚了将近两年。
最神奇的事发生在1987年，本来当年的流行款式是超短裙，但是当10月来到的时候，短裙忽然不流行了，很多时尚界人士评论“短裙令他们厌恶，而且滑稽可笑。”而当年秋天美国股市迎来了第2次巨幅下跌。
1987年是裙摆理论最后一次显圣，在以后的时期中用大腿来挽救股市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同时，时装界也失去了过去的专一流行趋势—如果裙摆理论有修正主义者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把这种理论的失灵，说成是金融衍生物泛滥导致时装流行趋势消失。
而现在，要在具有个性化特征的中国通过观察女性裙摆长度来判断股市更是难上加难，那些前卫的女孩你根本不知道她们穿的是什么，进一步说，对于好多前卫女生，你连她是男是女也分不清。
错误逆跟随指数—股市短期套利指数
假设你跟随一个聪明人投资可以赚到钱这个理论成立，比如你可以跟着巴菲特混。但是你怎么找到这个“奥马哈圣人”呢？也许对一般投资者来说，找到个傻瓜更容易。那么来吧，我们从傻瓜身上赚钱—错误逆跟随指数就是这么想的。
在股票市场上，最小交易单位为100股，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一手，而很多从未进行过股票交易的初学者，他们并不了解这种规则，有时候他们会出现像在菜市场买鸡爪子一样“先来5块钱的尝尝”的心理，以低于100股的股数胡乱购买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这些不能成交的交易就被称作“零交易”。
“错误逆跟随指数”认为，如果证券公司统计出这些“零”交易者的投资趋向，就是找到了真正的“股市”傻瓜，如果对“傻瓜”们的操作进行反向操作肯定是可以赚到钱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如果对股价或者业绩位于最后5%的股票指数进行统计，那么投资者对这个指数做反向操作会赚到钱么？
答案是令人失望的，“错误逆跟随指数”找到的傻瓜并不会如你需要的那么傻，而孜孜以求的傻瓜指数往往是和市场指数同步的，所以“错误逆跟随指数”是一种最有效的赔钱方法。
体育明星指数
这个指数属于神怪指数系列。在2008年初，什么时候指数会上涨？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姚明的火箭队结束连胜，股市就上涨了，这个判断在火箭队结束22连胜之后果然实现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的超级碗。美国的超级腕指数分析师认为，如果超级碗被一支国家橄榄球联盟（NFC）的球队获得，那么便出现牛市；如果超级碗被美国橄榄球联盟（AFC）的球队获得，那么股市就出现熊市。2002年新英格兰爱国者（AFC球队）打败了圣路易斯公羊队（NFC）球队，股市果然应声下挫。体育明星们可以预测股市只能说明：毫不相干的事实有时候却偶然出现相应的对应关系，但如果投资者真的照这种指数来投资，那就等着完蛋吧。
裙摆经济学（THE HEMLINE ECONOMY）编辑本段回目录
将这一理论应用在上周末结束的2008年纽约秋/冬服装秀上，就会预测到我们正向经济衰退飞驰而去。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约翰森·桑德斯(Jonathan Saunders)，以及菲利林(Phillip Lim)这些名设计师品牌的裙摆都义无反顾地低于膝盖--这清楚地表明了两个字：紧缩，时尚人士和非时尚人士都在紧缩腰带。
回首这几十年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有这么个关系：小腿一瞥会给人一种独立感和信心；扫帚裙子则是谦逊和朴素的迹象。
在 二十年代， 裙摆随着股票价格上涨而升高。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的时装馆馆长索内特·斯坦费(Sonnet Stanfil)说：“这十年显示出经济自由。女士摆脱了爱德华时期式的重重紧身衣束缚，裙摆首次惹人注目地缩短了。“
1929年的华尔 街股市崩盘使繁荣的光景突然结束，裙摆几乎一夜之间下降。在大萧条时期，大规模的失业意味着这不是尝试新潮设计的时候，所以裙子心安理得地保持长下摆显现 出精细的女性品味。在1939年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面料的短缺使得大众需要一个实用的裙子长度--裙摆到膝盖处的长度，因此裙摆逆势走高。
60年代中期，玛丽·奎恩特设计的傲慢的迷你裙，因模特涂维基(Twiggy)而著名，标志着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一个新发现的自由，而七十年代开始的女权主义以及低迷的市场意味着裙子的裙摆再次下降到地板处。
到八十年代中期经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的炫耀，随着股价达到新的高度，裙子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较短时，直到90年代初利率上升以及房价下跌的经济衰退时，诞生了难看乏味的裙子，而凯特.莫斯(Kate Moss)开始模特生涯。
21世纪来临之际，计算机系统应对千禧年，股市保持上涨，因此裙摆也相应升高。但是，21世纪的头十年基本为不确定以及波动所定义， 裙子的式样从因克里斯多弗·凯恩(Christopher Kane)的设计而重返时尚的迷你裙，变化到目前展示在T型时装台上更简朴的中长裙。
这种裙摆的变化是经济衰退的迹象吗？还是不断变化的时尚正是时装业迫使我们花费更多钱的花招？
花花公子如何颠覆经济学的裙摆理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据说，由于金融海啸，使华尔街不少白领女性失业，有鉴于此，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即将推出“华尔街玩伴女郎”专辑，为这些失业女性找寻新的出路。(10月4日中新网)西方媒体果然虚伪。明明是趁火打劫，却舌绽莲花，仿佛菩萨心肠。网易上该新闻的一则网友留言，有力地映照出《花花公子》的伪善：“看完这帖子，我突然开始希望……让金融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话虽如此，可也犯不着对《花花公子》的道德水准做徒劳的批判。目睹华尔街“白骨精”中的“白骨精”褪下女强人的行头，沦落《花花公子》的风尘，那是与围观世界政要拖着肚腩泡澡堂子一样的效果，满足的是普罗大众灰色又顽固的窥视欲望。难怪该杂志图片编辑表示，最希望找到的是有金融分析经验的女性，“如果能找到一个金融分析家将更有趣。”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拟推出样刊的封面图片，身着灰套装、戴宽边眼镜的模特，果然有几分“白骨精”的神韵。当然，最大的特点，是胸衣之低——低到了没有。虽然《花花公子》早在二十年前就曾推出过类似的“华尔街玩伴女郎”专辑，但它传达出的信息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简单地说，就是：经济愈萧条，胸衣愈低落。
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所熟知的“裙摆理论”。“裙摆理论”的要点是“经济越繁荣，裙摆越升高”。究竟谁在糊弄我们的眼睛？
1990s - Plummeting house prices and Kate Moss starts modelling 我想可以这样解释：两者都是局部真理。“裙摆理论”表达的是，经济繁荣会带来宽容的社会心态，私人生活会有更宽裕的空间，是为“随意”；《花花公子》所证明的是，经济低迷至少对某些女性而言，意味着某种“行情”的下行，意味着让她们的胸衣下褪更容易，是为“随便”。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承认一个事实：对于不同的群体，社会经济状况可以产生迥异的影响与感受。比如对《花花公子》或是男权主义者而言，经济繁荣意味着会有更多模特自愿登门，经济低迷时则“市场”门槛显著降低。向上推和向下褪，都是脱衣服，其实没分别。
今年，我们的经济形势也很紧迫。咱们这没有《花花公子》，也没有权威部门会去调查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行情”是否有什么改变。但并不妨碍我们对经济与裙摆的关系加以印证。如果根据“裙摆理论”，可以把“艳照门”的爆发当作世界经济大牛市的顶点标志，那不久前的大学毕业生“宁为三奶，不嫁穷人”，未尝不可以视作“就业难”语境下《花花公子》专辑的盗版。至于求职简历附人体写真以及种种潜规则的曝光，早就已经不新鲜。
显然，在何种情况下应用何种理论，完全存乎一心。最终你会发现，不管经济潮起潮落，市场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强者总存在更有利的选择，而总另有一些人，只能在不同的时候，选择向上推，或者向下褪。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express.co.uk/posts/view/34787/The-Hemline-Economy
http://money.163.com/08/1204/07/4SA7E94J00252IT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