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译作公众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但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冷战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国一度受到冷落。 “9・11”之后，美国学界和政界反思美国的对外政策，公共外交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 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 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 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 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在当时，公共外交主要指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非传统性外交活动，如包括国际广播在内的信息活动及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1987 年, 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 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 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 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1997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时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学界对公共外交也有各种不同的界定，其中以汉斯・N・塔克（Hans・N・Tuch）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公共外交是“为了更好的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减少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误解和猜疑，由政府开展的塑造海外交流环境的努力。”
基本特征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国外的公共外交实践看，公共外交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行为对象是另一国的公众。公共外交的对象应当针对外国的公众舆论，通过影响外国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是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如果仅仅是民间的交流和社团之间的交往，不能看作是公共外交的内容。比如企业之间的贸易联系，大学之间的友好往来，社会公众的旅游活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联谊活动等等，都只能是民间交流，不能算作是公共外交。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国政府出面组织或者幕后支持，按照政府的意志，向外国公众舆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消息，组织交流，间接影响外国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活动，才能算是公共外交。
三是行为方式是间接的。开展公共外交，不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直接交往，而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间接进行。当然，信息的提供者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民间组织，具体如何公布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但是作用的着力点一定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舆论，通过他们影响他国政府的政策，进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公共外交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另一国政治生态的做法，通过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态，促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产出。
四是行为目的最终是维护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所有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作为外交形式中的一种，当然也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只不过它是通过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
根据公共外交活动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主要是由一国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对国外民众展开的旨在创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活动。
概念比较编辑本段回目录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外交的定义，有必要把它与几个相关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比较：
一是“公共外交”不同于“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公共事务” 主要着眼于国内事务。外交工作中的“公共事务”主要强调向公众、媒体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关于政府目标、政策和活动的信息，其最大任务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政策和目的。公共外交则强调向外国公众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影响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对外事务范畴。
二是 “公共外交”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公开外交”（open diplomacy）。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的，公开外交是相对于秘密外交而言的。公开外交仅仅涉及政府在开展外交的时候要公开有关的外交政策，让公众了解外交内幕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在于公开政府外交行为，接受公共的监督。公共外交则不然，其主要意图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解释和说服的工作，通过社会的力量推动对象国政府采取有利于公共外交开展国的政策。从外交对象上来讲，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公开外交的对象是外国政府和本国民众。当然，两者并非截然不同，而是彼此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公开外交为公共外交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公共外交为公开外交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动力。
三是“公共外交”有别于“政府外交 ”(official diplomacy)。政府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的外交互动，直接表现为通过国家使馆开展外交活动。而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一国政府外，更主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外交所关注的问题与国外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有关，而公共外交关注的是国外公众的态度和行为。
四是“公共外交”不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 civil diplomacy) 。 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
国际关系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已经与日俱增，除传统外交活动外，政府日益感觉到有使国外舆论充分了解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在外交行为中越来越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新西兰、文莱、法国、英国等开始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有关资料向外国公众介绍本国的外交政策。
公共外交：中国准备好了么？编辑本段回目录
如果在几十年前谈到“外交”，人们想到的恐怕不是首脑会议就是秘密协定。在传统意义上，外交属于典型远离平民的政治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换，如今外交场合已经不仅是政治家的舞台。峰会场外民众的抗议几乎和场内的讨论一样受到关注。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商业机构等民间力量也在对政府间的交往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3·14”事件、“毒奶粉”风波，近年来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多次遭遇危机。一系列外交摩擦中，非政府领域冲突往往先于政府间分歧爆发。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舆论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巨大压力，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
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公共外交” 在这一背景下被中国的领导人寄予厚望。相对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公共外交强调以公众为对象，实施主体虽然也包括政府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一般包括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
在公共外交方面，中国不惜巨资。2009年初，中国政府确定一项旨在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战略公关计划，预算资金高达450亿元。对于中国的官方和半官方涉外机构而言，“公共外交”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2009年“两会”上，30名政协委员即联署建议设立“公共外交委员会”，呼吁加大投入，建立一个统筹各方力量、推进公共外交的平台。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强调，政协由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代表人士组成，具有“亦官亦民”的特点，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政协、对外友好协会这样长期比较边缘化的机构来说，如果能将公共外交唱成一出统领全国的大戏，并且由自己领衔，无疑是提升自身地位的大好机遇。“公共外交”是它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拓展自身空间的良好契机。
而在外交不断多元化的今天，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外交部的主管领域也在不断被蚕食。虽然外交部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隶属于新闻司的专门的“公共外交处”，但每年的经费只有100万元左右，且主要面向国内公众，更多面向国外公众的公共外交的主体行为被其它各类不同的机构主导，根本无法被纳入其工作范围。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公共外交真的成为国家级战略，外交部自然也希望借“外交”二字夺回更多的空间和主导权。前不久的外交部新年招待会上，部长杨洁篪在谈及今年的中国外交时特别突出了上海世博会。他表示，2010年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外交部要“努力做好上海世博会等国际盛会的相关涉外工作，使之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突出亮点”。
如此暴露各部门有关公共外交这一“形象工程”的权力角逐，似乎不利于公共外交自身的形象。但实际上，每当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倾向形成，各部门争取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大的管辖范围是正常的现象，值得担忧的是，除了预算到位、机构设立，中国是否真正清楚，下一步，关于公共外交，究竟要做什么？怎样做？
在各部门关于公共外交的政策建议当中，除了强调经费支持和队伍整合，更加切实的实施方案却十分少见，突破性的思路更是难以寻觅。纵观中国真正付诸实践的公共外交措施，恐怕还存在着两大脱节。
第一是目的与传播手段的脱节。2009年初被热炒的450亿最终流向何方我们难以得到清晰的报告，但据当时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将获得巨资。不到一年，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央视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开播，新华网更是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然而，一位在新华网西班牙语频道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每天的点击量都少得可怜，而排在榜首的全是美女图片一类的东西。有钱打造一个外语网站容易，而要打造全世界受众对它的信任却十分艰难。
各国的公共外交的确都要靠政府主导，而政府投了钱就希望赶快告诉人家那些自己最希望别人相信的东西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中国的公共外交仍然走不出传统“外宣”那样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恐怕那些已经被世界贴上了“官方”标签的报道在还没有被阅读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力量。而在对曾经的华夷秩序印象深刻的周边地区，过多政府主导色彩过强的推广中国文化恐怕更容易使“中国威胁论”获得市场。
而在标尺的另一端，若论民间和个体的交流，中国现在每年出境人数已经达到4600万人次，而到中国的外国人有2400万，不可谓不多。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中国人，和他们所带去的语言、食物等等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符号，都占据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从爱吃中国菜、会用筷子、喜欢李小龙张艺谋的电影到真正可以包容中国式的核心价值观，却仍有着巨大的鸿沟。美国公共外交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好莱坞麦当劳星巴克席卷全球，更重要的是，“梦工厂”的大片中巧妙地包含了两个等式：“自由+民主=美国精神”；“美国精神=普世价值”。
当然，中国本不该期待公共外交使得中国模式成为“普世价值”，但至少可以是全世界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要向着这个目标真正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水平，政府不是要制造更多“喉舌”，而是要在对交流的引导中更多地扮演“看不见的手”，用受众能接受的方式，说受众能听懂的话。此番奥巴马访华，先是开通中文博客、注册“开心网”，后是与中国博主见面，表现出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入接触的强烈愿望。
相比之下，奥巴马与中国青年对话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否该有所反思？提问的复旦青年和中国政府的官员，恐怕并非不理解怎样说话对方才能听得懂听得进去，但中国政府却总是害怕如果不对舆论加以控制就会丧失立场。公共外交的前提就是相信自身的核心价值至少可以被包容，如果自己首先不能摆脱对外界带有敌意的冷战思维，相互的敌意也就会最终被建构。
在中国，这样的“零和式思维”不仅仅存在于某些官员的头脑中，更在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中蔓延，这便构成了公共外交的第二大脱节，即政府和民众的脱节。打开中国百姓真正说实话的私人博客，对公共外交的评论大多蕴含着这样的思路：以前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是因为中国穷；现在中国要强大了，总有一天他们不敢再小看我们，何必花这么多钱在乎他们现在怎么说？中国文化一向以崇尚多元和谐自居，但在核心价值观尚处于缺失状态的中国当今社会，如果中国人自身对这样的价值都没有认同，还怎么可能向世界输出这样的元素？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前提即对公众力量的重视。之所以公众要成为被重视的对象，就是因为政府已经无法控制两国交往的一切，而这背后更根本的逻辑是，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成熟而有力量的公民社会对政府的强大制约。相比之下，当中国试图说服这样的公民社会接受自己时，却常常发现在中国社会中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脱离政府主导、代表民间力量的社会元素。类似对外友协这样有“人民团体”之名的组织，实际上具有极强的官方背景，现任会长陈昊苏即中国第二任外长陈毅之子，其普通工作人员都是通过选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职员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的。
对一般中国百姓而言，分不清这样的人民团体与政府机构有何差异恐怕十分正常。于是，官方或“准官方”的“外宣”不能被国际社会真正接受便不难理解。奥巴马前不久访华期间，选择《南方周末》进行独家专访，而不是央视、新华社等官方色彩较浓的媒体，但专访最终见报的内容却令人失望。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大国的总统和中国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就这样的问题进行友好的交流，不正是扩展公共外交、增进理解的好机会么？而如果中国政府总是对真正的民间力量抱着如此不信任的态度，普通的、作为一个个单独个体而存在的中国公民无法承担起对外交往的社会责任也就是必然。中国政府在很多意义上是强大的，但公共外交这件事情，却无法在忽视民众认同的基础上完成。（王之缈）
公共外交2.0：网络公众外交平台上的国际话语竞争编辑本段回目录
网络公民外交，也可称网络公共外交、网络渗透外交、网络群众外宣运动。这是一国政府把过去通过传统媒体开展的政府外交、政府外宣变为通过新媒体的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公共外交。
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后，全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战略，主张美国的全球外交推动不只靠外交人员，还要靠“全民网络外交”，要鼓励美国公民与外国人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实现美国的部分外交战略。近年来，美国政府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学界、智库、基金会、培训机构等都在利用各种网络工具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鼓励美国外交官、美国记者、教授、交换学者和学生、旅游者及其他美国公民通过互联网推销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价值体系。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009年6月表示，Twitter等在伊朗德黑兰抗议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网络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这种通讯技术在全球普通民众间触手可及，盖茨说，“由于信息无法再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这种技术进步是世界各地自由的巨大胜利。”①作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和战略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网络公共外交是针对目标国家设置新闻议程、制造新闻框架、偷换新闻语境，制造猜测新闻、敏感话题，变美国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观、变美国的新闻标准为唯一正确标准，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不仅制造国际舆论压力，更大目的是在别国为当地政府制造国内舆论压力和国内动乱。在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网络技术出现前，人类靠口头传播。今天的新闻传播则更多是通过网络口传新闻，其中的传播平台和渠道有：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彩信、微型博客（Twitter）、博客、视频和图片分享网站。
由于网络口传新闻的接力性、迅速性、廉价性和匿名性，通过网络口传的任何新闻和宣传所激发的同情和愤怒，给别国政府带来的舆论和政治压力巨大而有效。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外开展的公关，或是民族分裂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开展的活动，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网络的口头传播形式，在特定群体中、圈子内或他们的同情者之间散播。他们通过网络，如电子邮件、Twitter、社交网等，跨过国界到他国开展非法政治活动、绕过当地国家法律惩罚组织抗议和暴力活动。伊朗大选后，美国发现它不喜欢的内贾德当选，在美国政府支持和操纵下，Twitter、YouTube、Facebook 和Flickr都成了伊朗反对派与国内外信息传播和抗议活动的联络渠道与组织平台。传统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要是通过国际广播，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政府资助的国际传播手段策动别国的国内动乱。伊朗大选动乱显示，西方国家政府今天已经不再需要直接资助某个政府电台或新闻机构作为中介，对敌对国家开展宣传攻势。美国的网络公众外交在伊朗大选动乱中达到了空前规模。
经过新媒体的渗透、议程设置和新闻策划与传播，伊朗反对派至少争取到了美英的空前支持。谷歌和 Facebook迅速加入了波斯语的阅读和写作功能，促使更多伊朗民众加入抗议队伍。
在美国国务院邀请下，为了不影响国外与伊朗国内抗议者的信息交流，Twitter公司还推迟了例行的设备维修。在西方主流媒体煽动下，西方民众，特别是美国那些敌视伊朗的民众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士特意把Twitter的时区调到德黑兰时区，制造绿色面具，加入声援伊朗反对派穆萨维的Facebook，以展示国际社会与反对派坚定站在一起。
尽管西方公众与伊朗反对派在网络上交换的大量新闻的真实性难以查证，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西方支持伊朗反对派的网络活动显示网络渗透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最有力量的工具。伊朗大选动乱显示，新媒体时代的社交网络不仅改变了国际传播的生产接受方式，更为国际传播重新划了边界。伊朗政治动乱展示了美英等国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群众性外宣攻势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穆萨维领导的反对派通过微型博客Twitter和社交媒体网，与国内外支持者广泛联络，在美英支持者教唆下，伊朗反对派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的脸谱网页facebook 在5月份只有5000名支持者，而到6月大选结束后， 增加到 11万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不断在穆萨维的脸谱网上更新新闻，其中包括抗议集会消息、反对派受害者名单和相关文章链接。抗议示威的视频和图片，特别是那些反映警察暴力的图像被上载到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 和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上。这些图片和录像往往直接从手机发到网上。
美英政府和媒体与这些网站形成很好的舆论互动。伊朗动乱期间，反对派的主要宣传工具是美国之音（波斯语）和BBC的卫星电视频道和网站。美国之音把微型博客、用户自创视频和博文整合到其新闻报道里。很多伊朗人是从美国之音和BBC波斯语广播中获取新闻。动乱期间，除拥有1500万观众外，美国之音网站访问量增加了800%。
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务院是否应该远距离指挥伊朗抗议活动的问题时，美国负责网络匿名链接（Tor）项目负责人Andrew Lewman说，“新媒体的力量仍然有一定局限。假设你在伊朗，这时一个美国人发给你一条短信说：‘抗议去。’你会问他：‘你是谁？’而不是马上跑上街去抗议。”关系和信任非常重要。在这方面，美国之音能够在伊朗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受观众信任和依赖。BBC、CNN和美国之音不加核实地实时播发这些网络传来的信息。美国之音每天从伊朗收到300个抗议视频，通过美国之音播出。美国之音的记者自己也怀疑这些视频真实性有多大。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记者Derakhshesh 在2009年7月美国民主基金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不禁问自己：“这些视频的内容是真的吗？”②
中国如何面对网络公众外交?
从当前国内外政治话语与新闻话语看，在网络渗透和网络公众外交方面，美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不仅成为判断是非的合法标准，而且是一种攻击型的话语体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软实力上的脆弱、话语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在政治正确性标准上往往受制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和新闻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处于边缘，总是处在防御状态，不停地遭到合法性的质疑。在很多重大事件中，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很多时候就显得“支支吾吾”。
冷静考察今天的互联网会发现，使用互联网发动群体事件、制造暴乱和暴力事件的有恐怖分子、政治极端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邪教组织和其他各类活动分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网络活动成了各国政府、警方和情报部门的头痛问题。在网上，各种活动组织、极端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都称自己是在为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战。如果禁止这些言论和网站、论坛，会被西方社会攻击为压制自由民主。但是，谁是民主和人权斗士？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如果热比娅在与美国作战，她就会被美国媒体描绘成一个西方的恐怖敌人。而热比娅与中国对立，结果她成了西方政界和媒体上的人权英雄。在国际舆论战争中，民主、人权和自由，不过是各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给别人粘贴的一种新闻标签和政治标签。
新疆暴乱后，某些西方记者从新疆现场发出来的新闻报道和图像表明，某些西方媒体在新疆报道的“真相”更多地是为其肢解中国议程，报道“他们的新疆真相”服务。西方记者在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组织的采访中，不仅报道不深入，缺乏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正确的语境，而且，只报道自己看到的现象，根据主题先行原则，在街头巷尾抓拍和采访那些与预制的新闻议题一致的新闻画面和新闻故事。更令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新疆暴乱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提供了新疆暴乱现场真实的音像图片资料。但是这些音像和图片资料在西方媒体和Twitter、YouTube上，通过现代媒体的技术手段，对画面重新切割，对声画配置重新组合后，形成了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的记忆。来源:中国记者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23
http://www.echinagov.com/gov/zxzx/2009/8/26/81717.s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iplo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