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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从事环保工作,总部位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绿色和平于1971年在加拿大成立,现在全球4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它开始时以使用非暴力方式阻止大气和地下核试以及公海捕鲸著称,后来转为关注其它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底拖网捕鱼、全球变暖和基因工程。现在的绿色和平也有反捕鲸和反捕杀海豹的活动.

绿色和平组织宣称其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不论在科研或科技发明,都提倡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解决办法。对于有违以上原则的行为,绿色和平都会尽力阻止。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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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编辑本段回目录

早期历史
委员会的创建者和早期成员包括:

Paul Cote
Jim 和 Marie Bohlen
Irving 和 Dorothy Stowe
Patrick Moore
Bill Darnell
Ben 和 Dorothy Metcalfe
Robert Hunter
Paul Watson
绿色和平起源于“不以举手表决委员会”,197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由一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流浪和平主义者创立。名字取自1969年抗议美国核试游行的一句口号。当时委员会聚首一堂,目的是阻止美国军方代号为Cannikin在阿拉斯加州安奇卡岛下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

Bill Darnell结合“绿色”与“和平”的建议得到大家支持,组织名字从此确立。

1972年5月4日,Dorothy Stowe辞去“不以举手表决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羽翼未丰的环保团体正式宣布把组织的名字改为“绿色和平基金会”。

绿色和平
1970年底,受Robert Hunter“思想炸弹”全球蔓延的驱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超过20个群体已经采用了“绿色和平”的名字。在“思想炸弹”中,公海冲突的景象从扩散和复杂的事件变成相对沟通友善的“大卫与歌利亚式对话” 。

然而,在1979年,绿色和平温哥华总部出现了经费问题,组织内部产生了基金筹款和组织方向的分歧,阻碍了全球的运动。David McTaggart 游说加拿大绿色和平基金会接受一套新的结构,它能让分散的绿色和平办事处由全球一个统一的主办者协调。1979年10月,国际绿色和平成立了。在新的结构下,各地办事处会贡献它们的一部分收入给国际绿色和平,而国际绿色和平就负责运动的全局方向。

McTaggart把绿色和平重构成一个分等级统一协调的组织这一举动,与20世纪70年代其它环保组织中盛行的反独裁风气背道而驰。在这种注重实效的结构保证了绿色和平的持续发展和集中力量于政府和行业抗衡同时,它陷入周期性的批评。批评指绿色和平与它的主要敌人——跨国企业,采用同样的管理方式。

对于一些小型的行动和持续的地区发展活动,绿色和平有不少积极支持者的网络,网络会通过国家办事处协调各地区活动。绿色和平在全球约有280万支持者。

基金编辑本段回目录

虽然成立于北美,绿色和平在欧洲取得更大的成功,在欧洲得到更多的成员和资金。组织绝大多数的捐赠来源于普通成员,不过也有一些来自于名人(如泰德·特纳)。在美国,除了与其它行动主义工业成员资助以外,它还利用了公共利益研究基金。绿色和平每年大约花费3.6亿美元。

为了保持它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捐赠,捐赠品会被拍摄以保证遵循这一条原则。

该组织宣称:他们与其他环保组织的一个最大不同处,在于他们坚持“中立性”──拒绝任何企业及政府的捐助,以使可以对各国及大型企业的破坏环境行为加以指摘。

彩虹勇士号编辑本段回目录

1978年,绿色和平的“彩虹勇士号”下水。它原来是一艘40米长的捕鱼拖捞船。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克里族的一个传说,就是因为这个传说吸引了早期的活跃分子Robert Hunter去安奇卡岛。绿色和平以4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彩虹勇士号”(1955年下水时叫“威廉哈代爵士号”),之后志愿者对其进行了四个月的修理和改装。

自第一次航行到冰岛扰乱捕鲸船队后,“彩虹勇士号”就成为了绿色和平斗争的重要工具。1978年到1985年间,船员同时参与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反对海洋有毒和放射性物质的倾泻,还反对奥克尼群岛的灰海豹猎杀活动以及太平洋的核试。

1985年,彩虹勇士号闯入Moruroa珊瑚岛水域——当时法国核试的地点,被法国政府下令炸沉(根据世界杂志20周年纪念版,这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亲自下达的命令)。在这个事件中,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拉(Fernando Pereira)遇害,法国政府于1987年同意给新西兰1千3百万新西兰元的赔偿,并为这次炸船事件道歉。1989年,绿色和平任命了另一艘船继续使命,同样命名为“彩虹勇士号”,作为绿色和平船队的旗舰。

活动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3年3月,绿色和平激进分子爬到墙上抗议埃索/埃索美孚集团组织当前关注许多环境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阻止全球变暖以及保持世界海洋和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除了常规的环境组织方法(例如政治游说和参加国际会议),绿色和平有其自己的方法进行非暴力的直接行动。

绿色和平使用直接行动吸引公众对特定环境问题的注意,成员有时候把自己置于鲸鱼和鱼叉之间,有时候打扮成放射性废料桶闯入核设施中。

绿色和平最显著的成就包括:核武器的大气测试;(据称)永久禁止国际商业捕鲸; 通过条约声明南极洲是一个世界公园,禁止由个别国家占有和在该大陆上进行商业活动。为支持最后一点,世界公园基地在南极洲建立,从1987年到1992年共运作了5年。

反核试编辑本段回目录

1971年9月,不以举手表决委员会租用渔船“Phyllis Cormack”,由John Cormack担任船长,以“绿色和平”的名义开往安奇卡岛,目的是阻止预定的第二次核试。美国海岸防卫军“信心号”截住了“Phyllis Cormack”,迫使它回航。但是在这之前,“信心号”的船员已经在他们的船长背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们所做的是造福全人类的事。”

“Phyllis Cormack”船员回到阿拉斯加后得知,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已经聚集了示威者,美国也把第二次地下核试推迟到11月份。

Moruroa珊瑚岛和“Vega”编辑本段回目录

1972年5月,成立不久的绿色和平请求富有同情心的船长们帮助他们抗议法国政府在太平洋Moruroa珊瑚岛进行的大气核试验,一位被逐出加拿大在新西兰当过企业家的David McTaggart响应了请求。McTaggar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在一次气体爆炸令一位在他滑雪旅馆工作的员工严重受伤后,卖掉自己的商业股份后移居南太平洋。因为被各国政府逐出他心爱的太平洋,McTaggart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借出游艇“Vega”,召集了一组船员。

1973年,McTaggart驾驶“Vega”进入Moruroa附近的禁区,没想到被法国海军撞击。当他第二年再次抗议的时候,法国海员登上“Vega”,粗暴地殴打McTaggart。后来,法国海军在媒体上登出McTaggart与海军高级军官共进晚餐的照片,以表示与反对党的友好。另一幅由船员Anne-Marie Horne拍摄的McTaggart被殴打和带离游艇的照片同时在媒体上曝光。

法国政府宣布停止大气核试验,反对法国核试的斗争获得一次胜利,没想到法国又开始了地下核试。绿色和平继续抗议太平洋的核试,直到1995年停止了试验计划。

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炸沉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5年,绿色和平在新西兰奥克兰不断抗议Moruroa珊瑚岛的核试,并闯入核试禁区,招致法国政府下令炸沉“彩虹勇士号”。

“勇士号”从北太平洋驶出,沿途帮助马歇尔群岛Rongelap珊瑚岛的居民撤离。这些居民的健康一直受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试所造成的辐射的影响。绿色和平打算由“彩虹勇士号”带领一支小船队抗议当时将要在Moruroa进行的核试。

1985年7月10日晚,两枚炸弹设在船身被引爆,使船沉没,回船取物品的摄影师费尔南多•佩雷拉(Fernando Pereira)也因此遇害。

新西兰展开调查,查出事件与乔装成一对度蜜月的瑞士夫妇的法国海陆空三军少校阿兰•马法尔(Alain Mafart)和上校多明尼克•普里厄(Dominique Prieur)有关。警方逮捕了马法尔和普里厄,但新西兰当局无力阻止先后来自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引渡要求。

法国政府开始时否认与爆炸有关,但迫于媒体压力下,不得不在9月22日承认法国安全部下令了该爆炸。爆炸事件的调查同时揭露出法国特工克里斯汀•卡邦(Christine Cabon)受派遣渗透到绿色和平新西兰奥克兰办公室,特务以志愿者的身份混入该办公室以搜集Moruroa斗争和“彩虹勇士号”行动的资料。

1987年,法国政府同意赔偿1千3百万新西兰币、并为爆炸事件道歉。原来的“彩虹勇士号”已经无法修复,于是清理后沉入Matauri海湾,成为一个人造礁。

拯救鲸鱼编辑本段回目录

新西兰神经学家Paul Spong在受聘于Vancouver Aquarium研究鲸鱼被囚禁时的行为过程中,认识了Robert Hunter,他们发起了“拯救鲸鱼”运动。由于Irving Stowe反对把绿色和平的活动领域扩展到反对使用核武器以外,运动初期只根据亚哈计划禁令进行的。

随着1974年Stowe的去世,这个僵局才得到消除。1975年春,得到重新授权的Phyllis Cormack从温哥华启航,去会见苏联在加州海岸旁的捕鲸舰队。由于有一个原始的无线电方向探测器和音乐家Mel Gregory根据月亮的方向而不是指南针,Cormack在6月26日很幸运地遇到了捕鲸船队。

船员使用快速的fast Zodiac inflatable把他们置于捕鱼船“Vlastny”之间的鱼叉和一只逃跑的鲸鱼之间。电视在全世界播放“Vlastny”的电影脚本,片段展示了一个鱼叉从绿色和平成员的头上飞过。这件事吸引了世界公众媒体的关注,促成了1976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捕鲸委员会会议。

现在的国际绿色和平和日本绿色和平年年都会到南极海作反捕鲸示威.

2007年,日本绿色和平设立了[whalelove.jp], 这是一个反捕鲸的网上电视频道,利用youtube.com发放反捕鲸资讯,一星期一集.

非议与攻击编辑本段回目录

绿色和平一直受到政府,工业界,甚至其它环境组织的非议。它被法国特别部队轰炸过,因非法侵入这一类小罪被逮捕过。组织的管理机制和它使用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某些被认为是非法的社会扰乱行为:例如示威者用锁链将自己和雀巢公司的货车锁住,阻塞其工厂)是受争议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也有人觉得绿色和平太过主流化。海洋守护者领袖Paul Watson曾经称之为“环保运动的雅芳小姐”,一位它们逐家逐户的筹款是依赖于媒体故意曝光的配合,媒体总是把绿色和平的名字放在首页以增加其曝光度。

有时,绿色和平更为达到目的而渲染夸大。一九七五年秋天,绿色和平带着记者团去拍摄爱斯基摩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绿色行动组织的时任总裁罗勃特.亨特曾指“如果不禁猎,格陵兰海豹将在五年内绝种。”在新闻媒体炒作、欧美电影明星和政治人物支持下,一九八三年欧洲议会在压力下宣布禁止幼豹皮在欧洲出售,令整个海豹的皮毛市场崩溃。但加拿大野生动物基金会会长说:“我们并不担心格陵兰海豹会绝种。”受委托调查的人道机构,也发现猎杀海豹的方法并非不人道。加拿大北极圈的猎人因为断了生计,十一年内有一百五十二人自杀。 [2]

两位绿色和平的批评家分别是:冰岛电影摄制者马格努斯·格维兹蒙兹松(Magnus Gudmundsson)和帕特里克·摩尔。格维兹蒙兹松是支持捕鲸的纪录片“在北方极地生存”的导演,他把焦点集中于反捕鲸和捕海豹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摩尔是前国际绿色和平主席,主要针对保护英国哥伦比亚森林的斗争。 绿色和平的支持者说,格维兹蒙兹松和摩尔像许多批评家一样,都是接受了相关工业界的可观报酬。

有时候,某一运动的科学或事实基础备受非议,特别是Brent Spar石油平台事件。在该事件中,绿色和平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斗争,他们占领了Brent Spar并实现了联合抵制,迫使平台的所有者英荷皇家壳牌拆除了平台而不是在上面钻空。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从环保的角度来看,Shell也有权在那里钻空。绿色和平片面地把事件放在油量和在结构上可能遗留的未经证实的污染上。

2003年9月,Public Interest Watch(PIW)向国内税收部控诉,称绿色和平的捐税收入是不准确和违反法律的。[3] PIW称,绿色和平以非营利捐赠名义代替慈善和教育用途。PIW希望IRS对这宗控诉展开调查。绿色和平否认这一控诉并要求PIW透露它的基金会成员,PIW执行理事Mike Hardiman拒绝了这一要求。[4] 绿色和平的慈善组织身份从1989年开始在加拿大被废除。

2006年3月,方舟子因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为北京科技报撰文,质疑该组织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是在借环境保护之名,行阻碍科学之实。真假不分的“3·15”

美国控诉“sailormongering”失败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2年,绿色和平组织了一次抗议美国在巴西政府下了桃花心木出口暂禁令以后,进口超过1千万美元的巴西桃花心木。2002年4月12日,两个绿色和平分子登陆载有桃花心木的船只,APL Jade挂起一块写着“布什总统,停止非法运输木材” 。两名绿色和平分子连同其他四名协助者被逮捕,以过失行为罪被起诉,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周末。[5]

2003年7月18日,美国政府司法部利用这一事件透过1872年定下的一条含糊的法律控诉整个绿色和平组织违反“sailormongering”(上一次使用这一条法律是1890年)[6] 使用这一条法律控诉和平抗议者受到世界范围的抗议。司法部后来在2003年11月14日把绿色和平提交到迈阿密联邦法院受审。控诉绿色和平不正确地宣称他们所登陆的船藏有禁运的桃花心木。

2004年5月16日,法官Adalberto Jordan下了有利于绿色和平的判决:“以言论自由相关行为的罪名指控一个宣传组织是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空前的。”

关连项目
海洋守护者协会

绿色和平:一个NGO组织的使命编辑本段回目录

无论是哪个国家、什么样形式的活动,共同声音只有一个,迈向哥本哈根,拯救人类气候需要全球合作。


创办至今38年,作为国际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坚信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工作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调查、揭露、建言、倡导。而今,他们和全世界所有环保NGO组织一样,将目光和希望集中在12月的哥本哈根。

促使政治家们去施行正确的事情

2009年8月28日,在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绿色和平用取自长江、黄河和恒河三条大江源头的冰川融水制作成冰雕,在北京和印度新德里同时展出。IPCC的报告曾指出,按照现在的消融速度,不到30年,80%的喜玛拉雅冰川将消失,这对亚洲地区数亿人的饮水将直接造成影响。绿色和平期望借冰雕的迅速融化,来凸显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冰川的加速消融,呼吁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大会上达成拯救人类气候的全球协议。

“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来制止全球变暖,消融的将不只是冰雕,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在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说。

这样的行动源于他们在过去两年中三次对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考察。2007年4月20日,他们曾组织喜马拉雅考察队从北京出发,见证和纪录世界最高峰冰川消退的情况。当时,他们在行进中发现仅仅15年,在1991年绘制地图上标示出的两条冰川就消融得不见了踪影。

“ 没有遇到地图上的冰川对安全而言是幸运的,但同时也是沮丧的。每一个同行的藏民都拿着我们的横幅‘保护我们的水源,停止全球变暖’,要求摄影师给他们拍照,他们更懂得水源的重要性。”考察队员在之后的日记中写道。

正是这次考察,考察队历经艰难找到了与30年前所拍摄的喜马拉雅山照片一样的取景位置,拍下了30年对比,最为直观的向世人展现着世界第三极的消融速度。

这组照片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触动极深,他对绿色和平代表说,“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我们甚至有了紧迫感。现在缺乏的是政治上的意愿。我们需要你们——绿色和平,需要你们来汇聚民意,促使政治家们能够去施行这件正确的事情。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冰雕活动策划、筹备和进行的同时,绿色和平的极地曙光号上来自北京的几名队员也正在开往北极冰川,去亲自见证正在加速的北极冰川消融,并同时支持一批独立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作为绿色和平北极探险之旅四段旅程中的第一段,前往彼得曼冰川的航程将会搜集正在断裂中的世界上最大冰川的最新资料证据,调查海洋潮流变化会如何加速格陵兰的消融,前往北极熊目前最远距离的立足点,航行至冰川边缘见证正逐步消失的海冰。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绿色和平一直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每一次具体谈判中。爱伦告诉记者,“联合国开大会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而绿色和平来自各国的工作人员代表团有时候可以抵得上一个中等国家代表团的规模。”各国政府对于NGO的积极工作,基本上是非常认可的。因为只有这支代表团没有政治利益,只有道德力量,能够在谈判走向因政治原因形成的困境时,站在环境、下一代人的立场上修正全场的关注点,将谈判带回到设定的议事轨道上。

9月22日,北京绿色和平成员赶赴纽约“旁观”了作为哥本哈根会议前奏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9月26日,正当世界各地的气候谈判代表从各自的国度飞到曼谷参加即将开始的气候谈判时,台风“凯莎娜”到达马尼拉。在短短的6个小时内,倾倒了平时整整一个月的降雨,导致28万人流离失所。两天后,在气候会议正式开幕前,绿色和平东南亚(菲律宾)办公室媒体和宣传官员Lea与5名泰国小孩各自手捧一只小象形状的扑满来到了曼谷的联合国大厦前,将五只扑满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这些硬币是在过去的15天里,绿色和平和5头大象从泰国南部的考艾国家公园向北步行到泰国首都曼谷沿途筹集而来的。这个地区是泰国境内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区域,捐赠硬币的沿途居民反而正是在极端天气面前最脆弱,也是最为贫困的人群。

博埃尔接过这些统共不足一万泰国铢(折合人民币2000元)的扑满,回到大会的开幕式上,将其中一个摆放到了主席台的正中央。“这些钱就是目前仅有的摆在桌面的用来拯救人类气候的资金,而其中每一分钱都来自遭受气候灾难的贫穷人口。发达国家的口袋还没有松开一丝一毫。”参加会议的绿色和平气候顾问表示。

爱伦告诉记者,“无论是哪个国家、什么样形式的活动,我们想表达的共同声音只有一个,迈向哥本哈根,拯救人类气候需要全球合作。这不只是绿色和平等NGO的希望,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在中国,环保NGO与政府的方向非常一致”

2008年6月,绿色和平联合了多家关注环保的机构发布了《煤炭的真实成本》报告,首次计算出煤炭使用造成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外部损失。随后,国家发改委表示,煤炭价格改革是必然的方向。

2008年世界粮食日前夕,绿色和平与中国农科院联合发布由中国权威专家撰写的《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科学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导致20年后中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

北京奥运前,绿色和平成功推动可口可乐公司承诺,为2008北京奥运会提供的所有冷藏设备全部不使用引起全球暖化的制冷剂,而改用环境友好的自然制冷剂,并于2010年前在全球市场投入10万台自然制冷冰柜。

这些都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组的工作。

NGO的工作从来没有办法脱离现实情况,首先我们要清楚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其次是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态度;第三是企业和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对政策是否落实。”杨爱伦告诉《中国改革》记者。

在他们看来,在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梳理出来。目前气候变化对中国最为直接的三个影响是水资源的短缺、粮食安全问题以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但经一个更为明显的后果是,气候变化对于贫困问题的影响。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贫困地区致贫甚至返贫的重要原因,95%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他们将要承担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大恶果。

“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浙江和广东有很多非常贫困的地方。它们可能距离富裕的江浙、广东地区只有一两百公里,却穷到你难以想象。并不是因为人懒,那里可能是每年台风最容易登陆的地方,越来越密集的台风使得他们的脱贫希望变成空想。如果不马上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气候变化将削弱中国的扶贫努力,并可能对中国实现长期减贫发展目标造成严重阻碍。我们正是希望将这个声音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们。”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同时希望传递的,还有信息和信心。2007和2008两年,绿色和平与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了《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07》、以及《全球风能展望2008》报告。预测到2020年风能将能满足全球16%的能源需求,共能减排二氧化碳100亿吨,对实现IPCC的全球减排目标意义重大。同时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风能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有望在2009年成为世界风能设备的最大生产国,这对目前中国关于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开发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和信心。《中国改革》记者 韩雪

他领导“绿色和平”编辑本段回目录

 G e r d L e i p o l d登上了北京大学的演讲台

       “绿色和平到底是什么?”11月21日,G e r d L e i p o l d登上了北京大学的演讲台。这位51岁的海洋物理学博士说,“我们在全球4个大陆上有40多家办公室,全世界有280万志愿者支持我们。我们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环保组织……”自2001年起,Ge r d Lei pol d开始担任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他首访北京的目的是为了破冰,”Ge r d的一位助手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和绿色和平之间曾存在一些误解。”“独立、非暴力、现场见证和直接行动、国际性”——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总干事希望把“绿色和平”的理念植根于中国;古老东方的文化也在浸润着他的思想——他为北京的蓝天而快乐,为堵车而烦恼;他学着用筷子夹起水煮鱼片,而当他看到气势磅礴的北京故宫时,眼中充满了向往。

  轻车简从来北京

  记者:看到很多外国“大腕”到北京的场景,前呼后拥,从者如云。而你却这样简单,住在一个普通宾馆的标准间里,很随意地安排自己的行程。你的助手对我说,你是坐着普通舱来的。

  G erd:首先声明,我不是“大腕”。我只是一家环保组织的工作者。

  我不喜欢隆重的接待,那样固然很有排场,但我不自由。我希望能随意接触到中国的各阶层人士,可以到酒吧去找年轻人聊天。昨天傍晚坐在景山前的马路边上,一个老太太给我理了发,感觉很好,花了5元钱。或许,这样可以让我看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北京。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绿色和平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全球近300万人的捐助。这些钱是用来推动环保工作的,而不是让我们挥霍的。我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一家四星级宾馆;而我的同事们,他们到北京时,只住每晚100多元的旅馆。

  惟一需要“投诉”的是,北京好吃的太多了,我忍不住吃了很多。

  这或许有些奢侈(笑)。

  年薪一百万,家中无汽车

  记者:环保主义者似乎都是很简朴的人。你能告诉我,你的年薪是几位数吗?

  G erd:几位数?不用那么隐讳。我的薪水是透明的,因为绿色和平的一切资金来源于捐助,所以要接受监督。我的年薪是11.5万欧元,大约合100万元人民币。这是税前的。如果扣除税及退休金,大约是60万元人民币。

  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笔“巨款”,但与大部分国际公司或者民间团体领导人相比,我的薪水还是要低一些。

  记者:听说你家里没有汽车?

  G erd:是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我每天骑自行车15分钟上班。这主要是为了环保。而且,骑自行车上班不一定比开劳斯莱斯慢。

  环保的概念似乎与生俱来。在我15岁时,就给了自己一个承诺:今生不买汽车。那时候,我想如果我有了钱,要买一架钢琴。

  我在美国读书时,由于交通不便,也曾买过汽车。开了几个月之后,突然一棵大树倒下来,把我的车给砸扁了。当然,我没有在车里(笑)。这或许就是上帝对我不遵守誓言的惩罚吧!从此后,我再也没买汽车。

  记者:但在目前,北京的汽车超过220万辆。我也有私车。你怎么看待有车一族呢?

  G erd:我们倡导环保的生活方式,但我们无权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汽车的增加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潮流,当水向一个方向流时,你很难逆流而动。

  希望你能多做些环保的报道,以弥补你的汽车尾气给空气带来的危害。

  记者:我们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对做爱——你们倡导年轻男女在云雨时注意节电、节水,并使用通过环保认证的地板。在您的生活中,除了不买车之外,还有什么环保的生活习惯吗?

  G erd:比如说筷子。在我访问日本绿色和平组织时,他们曾送我一双木筷。那是由一种获得国际认证的“可持续发展木材生产许可证”的木头加工制作而成的。我一直随身带着它,用它吃饭。

  没有考虑“强势”和“弱势”

  记者:作为著名环保组织的总干事,很想听听你的从业历程。

  G erd:成为一名科学家是我年少时的理想,这就是我学习物理学和海洋物理学的原因。我也曾设想自己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然而,对政治和未来的兴趣,让我希望自己能在科学之外对社会有所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了“绿色和平”这个名词,当时,我还在德国汉堡继续学业。

  那位朋友在美国,她说她喜欢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拯救鲸鱼。她建议我,“作为一名海洋学家,为什么不参与到这个活动里?”我的心动了。

  1980年夏,我听到了绿色和平在汉堡的一次演讲。就如同我这次在北大演讲一样,他们在传播着环保与和平的理念。作为一个志愿者,我在1980年加入这个组织,并从1983年起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

  记者:1987年,你曾经领导30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进行反对制造海洋武器、核潜艇和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运动。当时的过程是怎样的?

  G erd:反对核试验实际是绿色和平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此前,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组织人来反对海洋核试验是一项比较新的工作,当时,我在工作中担任领导者兼专家的工作。我们列举了美、英、法及前苏联的核武器及核潜艇,并分析了这些潜艇可能发生的泄漏事故。最终,研究结果发表在一家著名报纸上。我们也策划并组织了100多起反对核潜艇的活动。

  活动最终有了结果,1991年,美国潜艇上的战术核武器被拿掉了。

  记者:你现在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

  G erd:自2001年2月起,我开始担任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总干事。

  这个角色让我负担起一种责任——组织的日常管理。从外部讲,我领导和代表绿色和平这个大家庭。

  绿色和平组织分两个部分,国际绿色和平——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我们在4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比如日本,称为日本绿色和平。国际绿色和平与分支机构并非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的工作方式,更像联合国秘书长。一方面,他需要协调大国分支机构与小国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保持它们的平等地位;另外,他需要保证全球的捐款能平等地用于各分支机构,尤其是保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非洲国家——的平衡。

  国际绿色和平总部共有17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7名领导者。其他6人为项目总监、财务总监、传媒总监等,他们对我负责,而我对董事会负责。

  记者:众所周知,相对于政府,N GO——非政府组织处于弱势。

  你在选择加入一个N GO时,考虑过前途的艰难吗?

  G erd:我选择这个职业时很年轻,没有想到有困难。我只想:最重要的是有人要提出当权者、或者说主流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们坚持正确的理念,这就如同弗洛伊德说的,“良知的声音纵使微弱,但它不会停下来。直到它的声音被听到为止。”记者:但问题是,不管你的信心如何,你毕竟要面对困难。如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你们怎么办?

  G erd:有时候,需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比如1987年,为了阻止法国的核试验,我们把自己的船只开到核试验区,然后通知法国政府。“人体盾牌”迫使他们取消试验。

  但绿色和平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阻止今年的美伊战争。我们曾发动2100万人在世界各地游行,可枪炮声最终响起来了。

  记者:那么,你在工作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Gerd:是美国政府,一个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强大无比的政府。布什总统又是一个不注重环保与和平的人。他上任不久后,就把以前的环境法律废掉了。现在,美国绿色和平组织正在面临联邦法院的控诉。我们之所以受到美国的控诉,是因为我们在一艘从巴西开往美国的船上,挂出了大意为“美国政府不注重环保”的横幅。他们利用法律对绿色和平进行打压。

  记者:你和布什总统交流过吗?

  G erd:没有。我想,布什更希望会见那些石油大亨。

  记者:在很多时候,绿色和平组织成员采取极端方式——诸如闯入英国核电站,在“地球峰会”举办地的耶稣基督雕塑上悬挂标语,以达到目的。这样招致了很多政府的反感。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G erd:我们确实偶尔不讨官方和大公司的喜欢,但老百姓的欢迎似乎更重要。改变民众对环境的认识是我们的责任,而这种使命让我置身于一个位置——必须面对不同的观点。改变别人对我们的误解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需要耐心的工作与等待。

  破冰之行

  记者:你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访问北京?

  G erd:在七八年前,中国政府曾与绿色和平发生不睦。这次来京的目的之一是恢复关系。

  另外,在我任总干事之后,把工作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前的重点在欧美的发达国家。而今天,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纳入了我们的视线,在中国的工作状况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的工作思路。

  来到中国之后,我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合作司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流,按照中国话说,这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对口单位”。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工作?

  G erd:我认为,贵国政府在环保方面有着非常进步的立场。尤其在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很多都是超前的。但好的法律需要人来执行。

  中央有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实施。

  记者:现在似乎有个问题,一个注重发展经济的官员与一个注重环保的官员相比,前者似乎比后者的升迁机会更多些。

  G erd: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环境的破坏只能为小部分人带来利益,而且是短期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环境被破坏,如果没有给未来的发展留下余地,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致富的资本。

  所以我们更应该普及百姓的环保意识及发展NGO,使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并重视它。

  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的N GO?

  Gerd: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总体还比较弱。我对他们寄予的希望是,NGO和商场是有区别的。商场可以撤换顾客不喜欢的商品,但NGO一定要有坚持到底的信心。

  记者:你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原则:独立、非暴力、现场见证和直接行动、国际性。这种原则在你的性格中有什么体现?

  G erd:非暴力——我从来不和别人打架(笑)。独立——我在努力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公民。西方有句谚语,“你永远不会咬给你面包的人”。如果你总依附于别人,那么永远不会闪现自己的灵感。

  另外,我认为自己是敢于坚持己见的人。举个例子,去年以来,我一直在国际绿色和平机构内部推动改革方案,其中一项就是裁员15%。

  这是个很有争议的做法,但我最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而效果是不错的。

  记者:那么,你最终的理想是什么?

  G erd:生活在一个和平和绿色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相互学习,相互尊重。

  关于绿色和平绿色和平是全球主要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成立于1971年,全球现有约300万支持者。绿色和平组织遍布全球逾40个国家,关注地球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最严峻威胁。

  绿色和平的原则和理念是独立性。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府、政党或财团的捐助,而只依靠个人和独立基金会的财政支持。

  非暴力。绿色和平倡导以和平的行动推动全球环境保护。

  现场见证和直接行动。绿色和平的每一个声音,都来自环境第一现场,我们亲眼目睹、告诉公众,我们采取行动、停止污染,我们研究发展、探索出路。

  国际性。污染无国界,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因此绿色和平在不忘本土关怀的同时,锐意探索环境问题跨国界的对话和解决方案。(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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