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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诺贝尔文学奖是带有世界性声誉而规模宏大、奖金丰厚的诺贝尔奖的一种。如果把获奖者比做嵌耀在天际一颗耀眼的星星的话，那么，本书描绘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文坛上的发人深思的群星组成的灿烂蓝图。

　　诺贝尔文奖共分物理、化学、医学（包括生理学）、文学、和平五种，从1969年起又增设了经济学奖。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是瑞典著名的发明家和化学家，1833年10月21日生于斯德哥尔摩，1896年12月10日因心脏病在意大利圣雷莫逝世。生前主要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其中有硝化甘油、雷管、固体炸药等，共获得八十五项发明的专利权。从年轻时候起，他对和平事业非常关心，希望用自己的发明消灭战争，造福人类。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三千一百二十二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

　　把利息作为奖金，来奖励世界上在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这就是诺贝尔奖金的由来。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瑞典文学院还特地从它的院士中组织了一个诺贝尔委员会，专门负责评比竞选事宜。每年12月10日于诺贝尔逝世纪念日举行发奖仪式。获奖者被授一份获奖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一定数量的奖金。奖金数目取决于当年利息收入，每年数字不等。从1901年起，几乎每年颁发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其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颁了七年，这七年是1914年、1918年、　1935年 1940—1943年。

　　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文学奖的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瑞典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获奖者不受国籍的的限制。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它受到评比标准和地理位置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所谓“最佳作品”，当然是以他们的政治、艺术标准为前提；同时，在二十世纪初，象瑞典这样的国度，它不可能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因此，也不可能做出完全合理的评选。它从开始就在欧洲几个国家内实行一年一度的“配给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它还涉及到推荐书、初审报告的强弱，以至于瑞典文学院的个人交往等诸因素。象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大国，竟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象托尔斯泰这样的世界文坛巨匠竟被拒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门槛”之外，显然有它的不合理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实践证明：尽管确实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作家获奖，但统观全貌，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不伟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强烈的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活动中的权威性也不应忽视。获奖的作家、作品，在世界和本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促进世界文学繁荣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为加强对诺贝尔文学奖全面情况的了解，拓宽人们视野，提高其文学艺术的素养和鉴赏力，我们特意编写了《文坛群星》一书，介绍历届文学奖的评比背景，人物简历，重要作品，甚至内部争斗等。本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同时，从作家们经历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诸如，作家的成功之道是什么？独创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世界观怎样指导着作家的创作等。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书籍，特此鸣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周之处，谨请识家、读者批评指正。

　　诱人的“桂冠”之首

　　——1901年获奖者：〔法国〕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

　　（Rene Sully—Prudhomme）

　　当影响深远、规模宏大、奖金丰厚而被视为整个世界最重要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敲响的时候，多少文豪墨客，学者骚人纷纷登场，竞赛一开始就呈现出激烈角逐的局面，面对使获奖者“一夜成名”魔力的第一顶诺贝文学奖“桂冠”，他们无不发出渴求而羡慕的惊叹：多么诱人的“桂冠”之首。

　　在首次诺贝尔文学奖庞大的角逐阵营中，波兰推出了著名作家显克维支；德国则推出了三位作家——一位诗人，一位文史家、一位歌谣作家，而法国的一名著名科学家伯希洛以他的院士身份保荐左拉参加竞选……陆续寄到瑞典皇家学院的那些建议书及推荐函，为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坛勾勒了一个壮阔的轮廓。

　　颇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诱人的“桂冠”之首的争夺中，还发生了一件“拉关系”的插曲。一位名叫瓦耶西·哈多特的作家（他曾为岳父写过一本传记—— 《巴斯特传》），在法国文艺界交游甚广，他利用这种关系，促使一名作家、院士把他推荐给瑞典文学院。但后来这种“拉关系”并未获得成功。1901年11月14日，瑞典文学院经过一整天的冗长会议，终于作出了授予法国作家阿尔芒·苏利——普吕多姆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理由是为“特别表彰他的诗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之实证”。

　　普吕多姆于1839年3月16日出生在巴黎，早年当过工程师，从事过法律工作，后致力于诗歌创作。　186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居留诗集》，当时知名作家、评论家塞因特·贝乌凡称赞这部作品是“当代诗歌中的杰作”。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崇尚形式至上，强调客观主义。曾参加过宣扬这一诗歌主张的帕尔纳斯诗歌运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以后的创作，如发表于1872年的《命运》、1875年的《徒然的柔情》、1878年的《正义》和1888年的《幸福》等，已明显地摆脱了强调客观主义的“无个性诗歌”的倾向，探讨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冲突。除写诗之外，他还是一个散文名家和理论家、翻译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美术》（1883）、《诗句艺术断想》（1883）和《巴斯卡尔主张的真正宗教》（1905）等。188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普吕多姆得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激动万分。他在给瑞典文学院的信中说：“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并欣然认为，此项奖为作家们所力争的最高荣誉，但她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我的作品所以能赢得此项荣誉，却是得之于她的。”

　　1901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4周年纪念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首次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普吕多姆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授奖仪式，其奖状和奖金是法国驻瑞典公使代领的。

　　普吕多姆晚年多病，自身体瘫痪后作品就写得更少了，1907年9月7日终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巴黎。

　　历史学家闯进文学圈

　　——1902年获奖者：〔德国〕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

　　1902年，德国有“纂史巨匠”之称的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以因为他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特别是他写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罗马史》”的评语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这位文学圈外的历史学家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球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得主。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按照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出的获奖条件，认为这一奖金的获得者并不一定限于纯文学，即使以哲学家、历史学家身份出现于社会上的学者，只要他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可属于获奖者范围之内。蒙森的获奖，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圈外人获奖的重大创举。

　　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蒙森的煌煌巨著《罗马史》不仅具有极准确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蒙森的文笔洗炼，擅长刻划人物，很多人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当时德国专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蒙森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磨破了”。同上届普吕多姆获奖所经受过的曲折、竞争一样，蒙森的夺魁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首次颁奖冷落了两位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和左拉，于是抗议的声波在第二届竞选中只喧嚣起来，大量指责让托尔斯泰落选的信件涌进瑞典文学院，对于这些抗议活动，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说：“托翁没有获奖是因为不符合诺贝尔竞选章程的规定，应由具备资格的学者或有关团体推荐。”当托尔斯泰具备上述条件后，学院认为托翁作品的内容和倾向不符合诺贝尔 “理想主义”要求，最后，托尔斯泰愤然退出了诺贝尔文学竞争的行列。这一年，左拉、卡尔杜齐、显克维奇、霍卜特曼、叶芝等人也参加了竞争。第一届没有参加竞争的英国也推出了史宾赛参加角逐。诺贝尔委员会从众多候选人中经过一番筛选，确定了这位“圈外”获奖者。

　　蒙森得知获奖的消息，立即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信作为酬答，信中说； “当这个犀利而慈爱的判断突然地重造了我生命中那些极度纷纶的局面时，我恍如到达了生命的顶点。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一句更好的话来表达我的欣喜了。”由此可见他获奖时的兴奋心情。

　　蒙森于1817年11月30日出生在德国最北部加尔丁。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838年考入位于州首届基尔城的基尔大学法学系，184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43年发表了题为《古罗马社团的起源》，这是年方二十六岁的蒙森在德国文坛上第一次显露头角。蒙森的代表作《罗马史》自1854年出版第一卷起，前后辛苦耕耘，呕心呖血、历经三十余载，待到这部煌煌巨著五卷本完成时（其中第四卷未完成），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该书的完成，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除此之外，蒙森还写作了《罗马国家法》和《罗马刑法》，他主持编纂的《拉丁铭文大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森于1903年11月1日逝世。

　　“绣球”甩向北欧的纳维亚半岛

　　——1903年获奖者：［挪威］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

　　（Bj■rnstjerne Bj■rnson）

　　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居住着古老的挪威民族，许多世纪以来，他们在幅员广阔而靠山临海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建立了历史悠久的挪威王国。如今那里的人民还在高唱赞美祖国的颂歌：“是呵，我们永远热爱这块土地……”这首歌在十九世纪末被定为挪威的国歌。1903年，诺贝尔委员会将文学奖的“绣球”甩向这个小岛，甩给了这首国歌歌词的作者、十九世纪后期挪威杰出作家比昂斯腾·马丁纽斯·比昂松。

　　1903年，比昂松被授予诺贝文学奖，以表彰“他的高贵、宏伟和才华横溢的作品，它们往往以新颖的灵感和少有的纯洁精神而著称”。

　　象第一、二届一样，许多文坛上声名赫赫的大师重新出现在竞争的行列，如卡尔度齐、艾契加里、布兰特、帕里斯……但法朗士对于布兰特的提名，使瑞典学者意识到：挪威的文学成就不可忽视。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十九世纪末的挪威文学时所说：“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媲美。”既然诺贝尔委员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末，他们在挪威两位齐名的大师比昂松和易卜生之间的抉择也是无疑的了。当时七十一岁的易卜生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而七十五的比昂逊虽也年迈，但还是生气勃勃，创作力旺盛。这样，瑞典学院选择比昂松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正如1901年曾推荐比昂松的一名瑞典教授说：“我提出比昂松的名字并非没有顾忌。不过每一个人必须摈弃个人的成见来向他致敬——尤其是瑞典官方向他致敬之后。”这样，瑞典学院终于选择了比昂松，并且以全票通过。

　　比昂松于1832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里，年轻的比昂松在家乡绚丽多彩的山水风光熏陶下，培养起一种热爱祖国的大地，怀念民族历史的浓厚感情，他与那些勤劳忠厚的农民的长期生活在一起，也受到美好品格的感染，这一切对一位未来的伟大作家来说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他的长篇小说充满说教，读来沉闷，中短篇小说写得比较生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乡村故事》的一组中篇小说，以“真实和自然”相标榜，主题都是有才能的男女主人公历尽艰险，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比昂松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戏剧创作。他从学写历史剧开始，在《战斗之间》（1856）、《基格尔特恶王》（1862）等历史剧中吸取挪威民间传说，创造了古代挪威民族英雄的形象。七十年代后，他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破产》和《挑战的手套》，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

　　比昂松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去给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威尔生的信中说：“我深为感动地读了阁下来函，它给我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讯息。在此，我要感谢你们在通知我这个消息时的褒奖。” 12月10日，这位七十一岁的年迈老人迈着惊喜的步子，走向斯特德哥尔摩的授奖大厅时，他成了第一个出庆典的获奖者。1909年4月26日，七十八岁的比昂松在巴黎病逝。

　　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1904年获奖者：〔法国〕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

　　（Frederic Mistral）

　　〔西班牙〕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

　　（Jose de Echegaray　Y Eizaguirre

　　）

　　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非同寻常，在晚霞衬托下的不夜城——斯德哥尔摩，一支训练有素的游行队伍从东方广场开拔、纵队前进，横贯东西，一直走到首都的另一端美术宫。号声响彻云霄，鼓声震耳欲聋，威武的陆军、海军特遣队走在队伍最前列，后面紧跟着的是文学、科学的社团以及福利机构的各代表队。三万多人参加的盛大游行结束后，在上议院的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遗憾的是，该年度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西班牙作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均因年迈未能出席庆典，人们称19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给两个诗人是巧妙的“所罗门式分配法”。

　　米斯特拉尔1830年生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区的马亚纳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复兴中世纪普罗旺斯的文化传统，坚持用该地区的古老方言奥克语写作。1851年，他开始写一部包括十二支歌的关于普罗旺斯的史诗，于1859年发表，深受大诗人拉马丁的喜爱。1854年，以他为首组成一个主张用奥克语写作的文学流派——菲立布里日派。他还编纂了广收现代奥克语各种方言的大辞典《菲立布里日的宝库》（1878），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历史剧《雅娜王后》（1890）《金岛》（1876）史诗《卡朗达尔》（1866）等，他对发展普罗旺斯地方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作品有天主教神秘主义色彩。

　　由于米斯特拉尔在诗歌、语言学方面的成就，早在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他很自谦地说，人们的推举为“枝头对小鸟来说是稍微高了一点”，自称是“荷马的卑微学生”。1904年，正当米斯特拉尔夺魁已成定局之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原委是米氏的一本诗集经一位诺贝尔奖金评委委员翻译，于9月份在瑞典出版。这个译本文笔拙劣，难以卒读。这个责任虽不在米氏本人，但瑞典文学院为稳重起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将1904年的奖金分成两半的权宜之计。

　　米斯特拉尔获奖是因为“他诗作的新颖的独创性和真正的灵感，忠实地反映了自然景色及其人民和乡土感情。此外，还有他作为普罗旺斯语言学的重大成就”。

　　获得同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作家是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1832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正规的贵族资产阶级教育，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数学工程系，先后担任过马德里工程学院教授，西班牙商业、教育和财政大臣。埃氏一向热爱戏剧，创作热情之高，据统计，他在三十多年里，总共创作了一百多部风格不同的剧本，其中半数是诗剧。他的第一部戏剧《单据本》于1864年2月18日在马德里阿波罗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戏剧家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声名鹊起。他的戏剧风格多样，大体可分为新浪漫主义戏剧、哲理剧、象征主义戏剧、讽刺戏剧等。著名的有描写爱情纠纷的《报复者的妻子》，有描写爱情悲剧的《在剑柄里》，有因流言招致家庭不幸的《伟大的牵线人》等。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是由具有权威的马德里西班牙皇家学院推荐的。1901年瑞典学院承办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仅仅请求该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推荐入选。当时西班牙皇家学院曾推荐出诗人努涅兹。努涅兹后于1902年去世，这样，在西班牙能和努涅兹相媲美的只有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了。

　　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授奖乃是为了“表彰他大量出色的剧作，它以其独特的新颖的风格，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

　　米斯特拉尔和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同年获奖后，各自均表现出亲善友好的态度，用“文字对谈”，竞相发信遥祝获奖。他们之间互表友善的作法，在当时传为佳话。

　　米斯特拉尔1914年3月25日在家乡病逝。1916年9月16日，埃切加赖·伊·埃伊萨吉雷病逝于马德里。

　　“桂冠”献给“语言大师”

　　——1905年获奖者：〔波兰〕亨利克·显克微奇

　　（Henryk Sienkie Wicez）

　　对于波兰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他们一直受到来自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的侵略，而对外族的侵侮和凌辱，一批批有思想有作为的波兰文学家奋起反抗，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表达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亨利克·显克微奇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他以充满旺盛生命力和鲜艳民族色彩的小说而获波兰“语言大师”的称号，特别是他获得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波兰民族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降临波兰……

　　显克微奇于1846年5月5日生于波德拉斯卡地区的一个“军人世家”。祖父、父亲和大哥都参加过军队。他从小听过不少关于军人生活的故事；而出身文学世家的母亲对他的良好教育和熏陶，使他从小热爱文学。二十六岁那年，显克微奇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徒劳无益》，内容反映了波兰大学生的苦恼生活。接着又出版了包括《谁也不是预言家》和《两条道路》两个中篇在内的《伏尔希沃皮包里的幽默故事》，在显克微奇的作品中，应该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骑士》，《十字军骑士》取材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波兰、立陶宛人民联合抗击入侵的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的英勇业绩，揭露了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十字军骑士》出版时，正逢显克微奇从事创作三十周年，这部小说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出版界还特地购买了一座庄园作为“人民礼物”赠送给他。显克微奇1896年发表的《你往何处去》，刻划了古罗马帝国为暴君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暴行，抨击统治者的暴戾与骄横，并指出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专制统治一定要灭亡。作品先后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多次被搬上银幕。

　　参加 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十五位文坛强手，其中包括托尔斯泰、卡尔度齐、吉卜林、拉格洛夫、史文明等。显克微奇“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当显克微奇得知获奖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于 11月　29日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你们送来的消息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而更快乐的是这项崇高的荣誉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我将代表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文学接受他。”授奖的这一天，这位纤弱而白晰的小老头果然出现在庄严的领奖台上，瑞典国王亲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献给了这位 “语言大师”。

　　桑榆暮景添殊荣

　　——1906年获奖者：〔意大利〕乔苏埃·卡尔杜齐

　　（Giosue Carducci）

　　1906年，瑞典文学院以“不仅鉴于他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颂扬他诗歌杰作中所具的特色、创作的气势、清新的风格和抒情的魅力”的评语而授予意大利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濒临“落日”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却象划过天庭的流星一样，忽地闪过一道前所未有的光亮——他获得该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冠冕，真可谓桑榆暮景添殊荣。

　　卡尔杜齐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初，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了，但五年来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五年的光阴对于一位不久人世的老病人卡尔杜齐来说，是极其漫长的。正因为年龄上的刻不容缓，使得那些拥戴者们的呼吁变得更加急迫。意大利皇家文学院院士波尔桑尼在推荐书上这样写道：“如果各位有意让此项无上的殊荣成名他毕生文学成就的冠冕，那么，不要延宕太久。因为，这位杰出作家的年岁，以及（更重要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久等了。”在瑞典，对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支持者也与年俱增。卡尔杜齐的获奖已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

　　卡尔杜齐于1835年7月24日生于意大利中部的维尔西利亚。自幼刻苦攻读古罗和意大利古典文学，青年时代就成为民族复兴运动领袖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信徒，在五十年代写作的诗歌中，鲜明地表达了共和思想，歌颂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诗集《青春诗钞》（1871）、《轻松的与严肃的》（1861—1871）受到古希腊和意大利古典诗歌风格的影响，氤氲着民族复兴运动的时代气氛。在代表作《撒旦颂》（1863）这首长诗里，诗人赞美撒旦是“复仇的理智”的象征，对他的大无畏的叛逆精神表示敬意，严厉抨击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历史和文明的进步的罪恶；对人的理智压倒宗教教义的胜利，对人世生活的欢乐，给予热烈的礼赞。1872年，卡尔杜齐加入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他对巴黎公社寄予同情，和一些公社参加者有着往来。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卡尔杜齐退出了第一国际，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接近，政治上转向保守，站在群主立宪派的立场上，此后发表的作品《野蛮颂歌》、《诗歌和韵律》等，大多是抒情诗，避开现实生活，抒写大自然的风光。从此，卡尔杜齐成为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官方诗人，　　　　　　　1980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会参议员。

　　躺在病床上的卡尔杜齐接到获奖通知时，喜不自胜。11月5日，他在秘书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辞藻华美的回函，表示他衷心的谢忱。信中说：“你们以权威的瑞典文学院的名义寄给我的信，它那崇高的语言，它对我的褒赞以及对我那卑微的作品的奖掖，使我内心充满了最深切、最真挚的敬意和激动……教堂的先生们，我目前赢弱的身体已迫使我无法胜任任何工作，我现在只剩下我的头脑和我的心了。我以这两者，向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院（即瑞典文学院——笔者注）表达我对你的美意和诚挚的感谢。”1907年2月16 日，也就是卡尔杜尔齐发出感谢信后的三个月，这位著名的诗人便带着桑榆暮景的殊荣，欣慰地、自豪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令人窒息的“庆典”

　　——1907年获奖者：〔英国〕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jPling）

　　1907年，英国小说家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终于以他“观察的能力，想象的新颖，思维的雄浑和叙事的杰出才能”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文学奖。吉卜林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令人遗憾的是，往常的盛典在这一年却笼罩上了一片沉闷、郁虑的气氛。仪式举办得极其简单，到会者寥寥数人，整个授奖过程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原因是授奖的前几天，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去世了。吉卜林走进皇宫谒见新王。国王满脸倦容，双目垂视，对他只问候了一两句话。皇宫内外充满着死一般的沉寂。后来吉卜林在他的自传体札记《谈谈我自己》中称这次典礼为令人窒息的“庆典”。

　　但和这冷落的授奖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小学校代表队的儿童们，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个儿童代表队、来到吉卜林投宿的饭店，向这位曾为儿童贡献出许多迷人童话的获奖者，表示他（她）们的敬意。其中一位小女孩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非常流利的“颂辞”。并为他表演了合唱歌曲。这一切使吉卜林感到十分愉快和欣慰。

　　吉卜林于1865年12月31日诞生在印度的孟买，父亲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学教授，亲戚中有不少是画家，家庭环境对他绘画爱好和艺术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六岁时，父亲把他送到英国接受教育。1877年，吉卜林进入“联合服务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他在这里除学军事知识外，还喜欢读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881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1882年，吉卜林回到印度，先后在拉哈尔的《民政与军事报》编辑部工作。1888年，他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89年，他作为《民政与军事报》的特派记者去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在英国期间，他写了诗集《大海》（1896）、《林莽之书》（1894）和《林莽之书续篇》（1895），特别是后两部，成了吉卜林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林莽之书》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野兽的故事，其中叙述一只勇敢的母狼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从此，小莫格列在莽林与野兽一起生活，长大后杀死了凶暴的老虎。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九十年代后期，吉卜林的创作题材有了扩大，从描写印度殖民地风土人情转向世界其他地区。《基坶》是吉卜林长篇小说中的杰作，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他后期的诗歌、小说均不如早期的作品那样流行。

　　1936年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坦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一位十分自信的获奖者

　　——1908年获奖者：〔德国〕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

　　（Budoif Chuistoph Eucken）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获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蒙森之后又一位文学圈外获奖者，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奥肯在接受报界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获奖显得十分自信。他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所有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他认为自己的获奖符合一切必备的条件。他的作品将在全世界越来越“热门”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奖给奥肯的颁奖词中强调指出：“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奥肯作为哲家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他在哲学上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成就外，还得助于瑞典皇家科学家及其同事们。他的提名是由瑞典的同行、他在古腾堡大学的鼓吹者所推荐的。对于瑞典同行的协助，奥肯心中既清楚又感激。他在《生平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国内外的瑞典朋友们倡议的……如果我就此事要感谢一些人的话，那首先是我难以忘怀的诺尔斯特雷蒙（瑞典哲学家），其次是瑞典第一位历史学家叶尔纳和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乌齐斯……”。

　　奥肯于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位于北海之滨的东弗里西亚群岛的首府奥里希城，父亲是当地的邮局局长，在奥肯五岁时即去世，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以领取国家的怃恤金维持生计。奥肯从小喜欢读书，更爱思考，在幼小的心灵中常对人间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位哲学家从幼年时代就已经具有一种超人的哲学头脑。青年时代的奥肯发愤读书，中学时曾不止一次地跳级，受到教师的好评，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班主任、神学家兼哲学家罗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响的导师。1862年，奥肯考入歌廷根大学哲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奥肯曾先后在中学里短期任教，1871年，即在他二十五岁时受聘至瑞士西北部巴塞尔城的巴塞尔大学任哲学教授。早期代表作有《亚历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现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1878）等，中期代表作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1886）、《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奥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类现实的精神经历方面。

　　1926年9月14日，这位被人们尊为“德国哲学界的涅斯托尔”，在经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后，便与世长辞了。他留给了人类社会一份可供借鉴的精神财富。

　　第一位女作家夺魁

　　——1909年获奖者：〔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

　　（Seima Ottiliana Lovise Lagerl■f）

　　鉴于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在创作上的杰出贡献，瑞典文学院授她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作品中“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能力和心灵上的敏感”，荣幸成为第一位女作家夺魁而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

　　从1904年起，拉格洛夫每年都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推荐者不仅有本国的科学院院士，而且还有挪威、芬兰等国的一些学者，由此可见拉格洛夫的影响早就越出了国界。

　　其实，拉格洛夫的夺魁所遇到的麻烦并不比任何一个获奖者少。虽然她1907年出版的《尼尔斯的奇遇》一书震动了整个瑞典，那年她过五十岁诞辰时接到了无数令她深为感动的贺函。可是她那年的竞争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尼尔斯的奇遇》一书是拉格洛夫在全瑞典小学教师的敦请下写成的，他们的职业团体相当先进，会长本来是一位教师会的会员，后来出任了瑞典头一个自由政府的大众教育部长。他的名字被印在《尼尔斯的奇遇》的书名页上面（在出版商名称底下），这样做的用意或许是想藉此抬高瑞典教育革新的威信。可是这件事情却激怒了保守派的人士，他们的反对异常猛烈，一位曾经在1904年支持过拉格洛夫的历史教授，也因此撤回了他的推荐书。更另人感到惊异的是，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威尔生教授也卷入了这一反对本国人拉格洛夫获选的声浪。他一会儿拉出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一会儿又涂改一份不利于拉格洛夫的材料，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瑞典文学院七名院士联合签署了一份强有力的材料，支持拉格洛夫获奖。经过两种意见的反复较量，终于在11月11日的会议中，瑞典文学院就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拉格洛夫当选。

　　拉格洛夫于1858年11月20日诞生在瑞典西部伐姆兰省玛巴卡村的贵族地主家庭。从小就接触到安徒生的童话，二十岁以后，她到斯德哥尔摩读书，毕业后在伦茨克罗纳任教师。三十二岁那年，拉格洛夫发表第一部小说《古斯泰·贝林》的传说（1891）便一举成名。1895年，拉格洛夫到意大利和巴勒斯坦旅行，写了一些以古代北欧传说和意大利现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假基督的奇迹》（1899）里，她企图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揉合在一起。1900年发表的《尼尔斯历险记》使她在北欧获得与《安徒生童话》的作者齐名的声誉。这篇童话写一淘气的小男孩变成一个姆指大的小精灵，骑在鹅背上游遍瑞典的故事。作者把尼尔斯的历险与对她家乡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为一本知识丰富的教科书，深得儿童们的喜爱，至今仍是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拉格洛夫一生独居，没有儿女。“尼尔斯”成了她宝贝的独子，她把一幅尼尔斯骑鹅旅行的画像，背衬着瑞典国家地图，精心地挂在她书房的墙上，以便她天天能看到。她那可爱的尼尔斯陪伴她度过孤寂的笔耕生涯，尼尔斯还为她赢得了无数小朋友，他（她）们纷纷从丹麦、挪威、德国等地来到拉格洛夫的庄园，看望和感谢这位曾给小朋友们生产重要精神食粮的伟大作家。

　　1940年3月16日，年逾八十的拉格洛夫在她所最热爱的玛卡巴庄园病逝。

　　“歌德的总督”加冕

　　——1910年获奖者：〔德国〕保尔·海泽

　　（Paui J·L·Heyse）

　　德意志是歌德的祖国。一个世纪以前，这位大诗人曾在魏玛公国，在故乡法兰克福和异国意大利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时代的保尔·海泽就从这位前辈的作品和思想中受到了巨大的艺术感受。由于海泽熟读歌德的著作，并有精辟的理解能力，因而被后人称为“歌德的总督”。19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就飘然降临于继歌德之后的又一伟大文学家——保尔·海泽的头顶。

　　参加 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竞选的共有 25位著名作家。其中有法朗士、布兰、梅特林克等。瑞典文学院的授奖是为了“表彰他作为抒情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在长期创作生涯中所显示的渗透着理想的非凡的艺术才能”。

　　同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的获奖者消息并没有保密到发奖的12月10日这一天，新闻在前一个月就发布了。海泽对前往慕尼黑来访的记者说：“这个消息令我感到震惊，正如它震惊了全世界一样。我不知道什么人推荐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他还有那些人参加竞选。我只听说被提名的人当中有一位法国人——一个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依我看来他不能代表法国文学。当然，一个人是很高兴看到自己毕生的宰勤劳作被认识、被加冕……”

　　海泽于1830年3月15日出生在德国首都柏林。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1847年考入柏林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和哲学，1852年获博士学位。发表于1853年的短篇小说《倔强的女性》是海泽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它是作者对生活和社会观察之后才写成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穷人的女儿，名叫劳列拉，她生性倔强，年少时曾经看到父亲对母亲的虐待和折磨，但母亲对父亲却毫无怨言，直到父亲死后，母亲还在怀念他。劳列拉对母亲十分同情，尚未成年就去做工，用挣来的钱赡养有病的母亲，但他对母亲的忍让哲学表示异议。她为了不遭受母亲那种痛苦的命运，一直不愿意与男青年交朋友，但曲折的生活经历，终于使她爱上了渔夫东尼奥。海泽的作品大多数以爱情为题材，除代表作《倔强的女性》之外，还有《愤怒》（1855）、《脱雷比的姑娘》（1858）、《安德里亚·德尔芬》（1862）、《特雷维索的绣花女》（1868）等。海泽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从1855年至1895年四十年间，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二十多部，戏剧二十多部，还有评论、诗歌、译著等。他的高产令后人十分佩服，一位文学史家说：“文艺这个手工劳动对他来说，可真是太轻松了。”

　　海泽的获奖使他成为德国第一位文学圈内人加冕。当时传出一条消息，说海泽是一个百万富翁，从丰厚的奖金意义上说，这笔巨款不必给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威尔生出面解释：海泽生活得不错，但不是一位百万富翁。结果倒是海泽宣布：他将从全部奖金中拨出四万马克捐献给社会上的慈善、福利事业。海泽由于年迈，他不能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14年4月2日，海泽以八十四岁的年龄病逝于慕尼黑，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他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在那里完成的。

　　独占鳌头的《青鸟》

　　——1911年获奖者：〔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一颗挂在高山之巅的灿灿闪亮的珠宝，比利时著名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创作的《青鸟》则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独占熬头的 “青鸟”，一嘴啄取了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颗珠宝，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这一年，每位“有希望”的竞争者都纷纷披褂上阵。当然，许多“没有希望的”角逐者也跟着登场。和往年一样，最热心的还是法国。这次，法国的一些“圈外”人士及团体推出了一个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昆虫世界的荷马”——范白尔。范白尔虽然是一位昆虫学家，但他的著作却具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法国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经济困境，并向世人呼吁：以诺贝尔奖来帮助他乃是一项“无可推托的责任”。但因提名者没有送出正式的推荐书而未被正式列入竞选者档案；而法兰西学院的19名院士联合签名，郑重推荐另一名作家罗狄，并详细地开出罗狄的著作书目及发行数量、评论文字等，足有六十页之多；英国改变以往集中力量支持一位作家的作法，同时推出哈代、詹姆士、萧（伯纳）等人；意大利则推出了小说家弗加沙洛，然而他在推荐书刚刚送去不久便去世了；和法、英国的威势。阵营赫赫的推荐形在鲜明对比的是，梅特林克的推荐书（毕尔特写）简单得仅有极短的五行文字。这“无心插柳”与“有意栽花”的对照，足见评奖内幕之奥妙。

　　梅特林克1862年8月29日出生在比利时根城的一个公证人家庭里，少年时代在圣巴尔贝的耶苏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按照父母的旨意进入法律专科学校学习，二十七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暖房》，六幕十二场的童话剧《青鸟》的创作成功，使梅特林克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剧作家。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中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青鸟》通过樵夫的两个孩子蒂蒂尔和弥蒂尔在圣诞节前梦见他俩受仙女白丽伦之托，为她病重的女儿去寻找青鸟——幸福的象征，表达了“只有甘愿把幸福给别人，自己才会获得幸福”的思想，《青鸟》发表后的第三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由一位瑞典官员——瑞典驻罗马的公使毕尔特推荐的。

　　梅特林克得知获奖的消息时，他正在意大利。梅特林克给瑞典文学院寄去了一封表示感激的信。信中说：“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荣耀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清楚这点，同时，也必须告诉各位，我是多么感激。此刻，文字是实在无法表达我的心意的”。起先他宣布他将于12月10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其健康因素迫使他改变了计划，由比利时驻瑞典公使渥特斯代为领奖和发表答谢辞。

　　1932年，比利时国王封梅特林克为伯爵。二次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1949年在法国尼斯病逝。

　　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

　　——1912年获奖者：〔德国〕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假如说，梅特林克那部精湛的象征主义童话剧《青鸟》颇能引起观众神奇联想的话，那么，豪普特曼以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斗争的历史事迹为题材的五幕时事正剧《织工》则应是成为无产阶级早期革命的伟大写照。许多文学家特别推崇他的一点是“他敢于发表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策大相径庭的革命性见解。伦敦《帕尔摩尔官报》有段评论颇足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豪普特曼先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但德国皇帝恐怕不会由衷地感到欣喜。

　　这届文学奖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诺贝尔委员会的会议和辩论是在一种迟迟不能获得决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瑞典文学院本身的内部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动。1912年6月15日，常任秘书威尔生博士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近半年时间，这一具有极大影响力和繁重事务的职务一直空缺，直到年底才有人正式接任。其次，参加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32名成员中，有许多年逾古稀、成就卓越的文坛老将。法国正式推出名声赫赫的“昆虫专家”范白尔、作家罗狄和柏格森等人；瑞士推出了“奥林比亚之春”一诗的作者施皮德勒；美国推出了强有力的国内大学界——特别是哈佛和哥伦比亚倾力支持的亨利·詹姆士；大不列巅的皇家学会则提名两位出色的英国人，哈代再度上场。以《金枝》一书风靡全球的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及神话学权威佛拉则也被提名；而萧伯纳却由一批挪威人所推荐。各路强手云集，无疑对豪普特曼是一种威胁。但瑞典文学院毕竟太熟悉豪普特曼了。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创始的第二年，柏林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就推荐了他。这位教授在当年的推荐书上写道：“在真正热爱文学的德国团体里面，豪普特曼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四年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三十五位教授、院士、作家又联名推荐豪普特曼，并在推荐书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瑞典学院颁奖给豪普特曼的理由主要是“欲以表扬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中之丰硕、多样而又出色之成就”。

　　豪普特曼1862年11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西里西亚的奥贝尔萨尔茨布隆，从小热爱艺术，又好写诗。1880年，一位偶而相识的画家十分赏识他的才气，介绍他进了布列斯劳艺术学校学习雕塑，接着他又到耶拿大学艺术系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二十六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狂欢节》；他的第一部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舞台”演出获得成功，他从此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以后的创作，豪特曼摆脱了自然主义，趋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一生著作颇丰：四十多个剧本，二十多本长、短篇小说，十多部诗歌、传说和童话，三部自传体作品。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他的《织工》。这个剧本的出现，不仅对作家本人，而且在整个德国戏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豪普特曼于1946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

　　第一位东方获奖者

　　——1913年获奖者：〔印度〕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争夺赛经过一番剧烈的角逐，这顶耀眼的“桂冠”远涉重洋，戴到了一个东方人的头上。他就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泰戈尔以他的1910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吉檀迦梨》而成为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这部诗集中，他以优美动人的抒情格调，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切感情，反映了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热望，《吉檀迦梨》被誉为印度诗歌的瑰宝。泰戈尔获奖是英国文艺协会的一位权威作家摩尔推荐的。当初，《吉檀迦梨》付印之前，著名画家罗森坦曾将这本书的手稿拿给诗人叶芝看过。这位赫赫有名的英国诗人看了十分欣赏，后来叶芝又将它传给诗画俱佳的摩尔。摩尔看了之后也同样拍案叫绝。于是，他决定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泰戈尔。

　　其实，英国最主要的侯选人并非泰戈尔，而是哈代。签名支持哈代的英国人多达九十七位。那年总共有二十八位重要作家参加角逐。西班牙方面，有一大群人支持的加尔多斯，他的推荐书上整整有七百个签名；意大利的主要侯选人是德雷达；瑞士再度推出施皮德勒；丹麦、芬兰、瑞典和比利时也都纷纷推出侯选人，竞争相当激烈。看了这份候选人名单，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诗人泰戈尔捏一把冷汗，他会不会被这么多强有力的西方竞争者所淹没呢，事实并非如此，这要归功于瑞典学院的公正。

　　1913年11月13日，诺贝尔委员会再度开会，十三位代表中，投票支持泰戈尔的竞达十二人，以绝对多数支持而当选。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明明是充满着东方的、民族色彩的文学、也要记在西方文学的账上，这实在有点不公平。然而，说他的诗“敏锐、清新、优美”，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1941年8月4日在该地去世。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短篇小说，二十几个剧本，他的创作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十九世纪末二十年）的作品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思想（如《两亩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长篇小说《沉船》以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而闻名。后期在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先后写了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等，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劳动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而呐喊的进步倾向。

　　颁奖典礼于1913年12月10日举行，可泰戈尔并未出席。主办当局只好怅然接受他的致歉电报：由于“半个地球的遥远距离”，他无法登上领奖台。后在1921年春，泰戈尔终于达成了一游瑞典的心愿，在那他受到了无比热烈的欢迎。在瑞典人的心目中，他简直成了一个“东方圣人”。后来，泰戈尔将他所得的八千镑奖金捐献给学校作修缮费用。

　　被战争飓风卷走的“桂冠”

　　——1914年获奖者：空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在欧洲大陆上的混战，必然波及瑞典这个小国，迫使瑞典也处于战时状态。起初，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还是按以往的程序，接受和处理来自各国的推荐书。迄1914年1月30日止，各国推荐给斯德哥尔摩的候选人共有二十四位。经初步协商研究，拟定瑞士诗人施皮德勒为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被人们誉为“自歌德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诗人。瑞典文学院后以“对其史诗般作品《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授予他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在这个即将“拍板”的时刻，施皮德勒眼看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一位厄普沙拉大学的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那位史学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战事纷纷的时刻，颁发奖金对于瑞典的‘中立’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弄不好会招来误解和麻烦。”当然，反对这位史学教授意见的也有不少人。他们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挺身而出，捍卫和平，反对战争。但瑞典文学院趋于大部分国民的意愿，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这样被取消了，其奖金由基金会决定拨给了诺贝尔图书馆。施皮德勒眼看要到手的耀眼的“桂冠”被战争的飓风卷走了。

　　没有庆典的颁奖

　　——1915年获奖者：〔法国〕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以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怡然超脱的反战立场，不仅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伟大作家，而且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得世界性声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年的颁奖推迟了一年，例行的颁奖庆典也被取消，使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没有庆典的颁奖。

　　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由厄普沙拉大学的文学史教授修克于1915年推荐的。修克学识渊博，在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加上罗曼·罗兰的著作在瑞典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反战立场也深得“中立”国瑞典人的欣赏，故此，瑞典学院对罗曼·罗兰作品的研究也格外认真仔细。他和该年西班牙的正式候选人加尔多斯等人比较起来，显然要优越些。鉴于罗曼·罗兰文学上的显著成就，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便十分明显了。瑞典文学院在通知罗曼·罗兰获奖的信上说：“学院迫切希望阁下接受此项敬意。学院笃信，此项决定必然会为知识界每一位具有独立性思想的人们所称道。”当时，罗曼·罗兰正在日内瓦。最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部。起先，罗曼·罗兰拒绝领奖，因为他担心会妨碍他的自由或招来新的迫害。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份丰厚的奖金。不过，他将这份奖金捐献给了红十字会和法国的福利机构。当人们纷纷祝贺他获奖时，他说：“这项殊荣并非颁给我个人，而是颁给我们的祖国，而我正是由于此而接受它的”。

　　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他化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来表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年酝酿，十年写作。他以一年一卷的速度，在十年之内写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小说从克利斯朵夫呱呱堕地开始写起，直至他在心中高唱着“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时休息吧”的歌声离开人世为止，分“少年”，“反抗”，“悲歌”，“复旦”四个阶段，通过对主人公反抗的、战斗的、追求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赞美，来抨击邪恶的、残酷的、没落的势力。该书的全译本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

　　罗曼·罗兰于1866年1月29日在法国中部的高原小镇克拉姆西出生，父亲是一位银行小职员，母亲笃信天主教。15岁时，罗曼·罗兰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博士学位后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才华主要突出表现在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文学方面除如前所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著名的三大人物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和小说《母与子》；音乐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七大卷《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他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剧本，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群狼》、《理性的胜利》、《爱与死的搏斗》等。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他正直的灵魂，始终不逾地对光明和人类解放的向往，成为一切热爱社会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为纪念他的光辉事迹，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建了《罗曼·罗兰纪念馆》，里面陈列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上面记述着瑞典学院当年所以颁奖给他，是因为“欲褒扬其作品中高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各色人物之际，所表现的同情与忠实”。

　　一个幸运的民族主义者

　　——1916年获奖者：［瑞典］佛纳·冯·海登斯塔姆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意外地授给了瑞典的一位幸运的民族主义者，使世界为之惊叹，他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便闻名全球？

　　这位获奖者就是瑞典国的佛纳·冯·海登斯塔姆。由于连年发生战事的原因。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颁发。但获奖者的名字海登斯塔姆与罗曼·罗兰相比，却要大为逊色。如果把罗曼·罗兰在获奖前的名气比作是“国际”性的话，那么，海登斯塔姆在获奖前的名声则仅仅是“民族”性的。获奖前，基本只有瑞典本国人知道他的名字。11月12号，巴黎一家叫《时代》的报纸鉴于大家对海登斯坦这位作家过于陌生，于是便刊载了一篇专论：“虽然海登斯塔姆在瑞典国内有不少热烈的崇拜者，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瑞典以外的任何国家，不管普通人或文艺界人士，对他都是很陌生的。瑞典学院就象变魔术似的，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瑞典学院这份赠礼对一个作家而言，要比巨额的现金珍贵多了。”因此，人们把1916年11月9日瑞典文学院决定海登斯塔姆的获奖的会议比作是一次“家庭事务会议”。

　　当然，瑞典学院选择本国作家获奖。是否考虑到战争的因素，不便选举交战国双方的作家，以免引起误会，那就很难究根了。德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欧肯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他很同情瑞典学院此时的处境，如果它把奖金颁发给交战国，不管那一方得到，必然会引起误解。这番直言不讳的话，也许揭示了其中某些奥秘。

　　海登斯塔姆确实是一个瑞典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作品中，干戈耀目、威武雄壮的分列式，十八世纪的古礮在纸上怒吼。他的第一部诗集《朝圣和漫游年代》，把南欧和地中海东岸国家描绘成“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世界。这部作品是瑞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代表作，海登斯塔姆也成了唯美主义文学的首领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很广，诗歌、散文、政论、小说都有。著名诗集有《风景和人》等，散文、短篇小说集有《复兴》、《查理和人》，长篇小说有《安多米昂》。海登斯塔姆热爱瑞典，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评语是：“以褒扬他在瑞典文学新纪元中所占之重要代表人之地位”。

　　海登斯塔姆于1859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奈尔盖省的乌尔斯哈马尔庄园，从小爱读诗歌、小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188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2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几乎没写出过什么重要的作品，他的晚年思想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影响愈来愈小。1940年5月28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海登斯塔姆在奥斯特哥特兰特病逝。

　　“福星”双降

　　——1917年获奖者：［丹麦］卡尔·吉勒鲁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

　　（Henrik Pout—oppidan）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做“福星”的话，那么，1917的评奖则打破以往只评一人的常规，同时降下两颗“福星”，更凑巧的是，这两个获奖者出自同一个国家，同年出生（1857年），同在六十岁那年双双获得这项世界瞩目的文学奖殊荣。这两位丹麦作家的名字，一个叫卡尔·吉勒鲁普；另一个叫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经过凡尔登那场惨烈的厮杀之后，敌对的双方对于大规模的屠杀均已感到木然，战事呈现出更加残酷的局面，战线也就拉得更长，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不再局限于佛斯及杜奥蒙四周的据点了。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人间的“戏剧”愈演愈烈。也正是由于这“大剧”激烈，相形之下，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小剧”就显得不被人注意了，几乎淡漠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年，欧洲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侯选人名单，而德国也仅仅推荐了一名“文坛次等星”作家参加竞争。由于大战的缘故，欧洲三个“中立”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在政治上和民族睦邻关系上，无形中更加趋向一致。早在大战之初的头一年，三国首脑曾有过一次聚会。时隔三年，这三个国家的首脑又一次聚会，进一步达成了大战期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默契。也许是国家之间的这一默契，促成了1917年的评奖在三国之间选择。由于这个原因，瑞典文学院终于将1917年的文学奖颁给了这两位丹麦作家。

　　卡尔·吉勒鲁普于1857年6月2日出生于西兰岛，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丹麦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勃兰戴斯影响，作品有自传性质的《一个理想主义者》（1878）、《青年丹麦》（1879），其中渗透着反基督教的思想。后来在屠格涅夫影响下写了《罗木鲁》（1883），在席勒影响下写了《勃林希尔德》戏剧，在叔本华影响下写了长篇小说《磨坊》，这部作品被后世认为是他的杰作。1890年，卡尔·吉勒鲁普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在德国，他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直至1919年去世，所以人们称他是“半个德国作家”。卡尔·吉勒鲁普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因为它们蕴含高超的思想。”

　　亨利克·彭托皮丹和卡尔·吉勒鲁普同年出生，父亲也是牧师。从小对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立志想当一名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锵羽》，表现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富裕农民的物质主义的讽刺。他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死人的王国》、《幸福的彼尔》、《天国》。彭托皮丹从九十年代起基本上在乡村中过着隐居的生活。1929年他被授予伦德大学荣誉哲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侵占了丹麦，使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年迈作家极端愤怒，他用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为丹麦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争，人民幸福地生活的壮丽画卷，他的文学风格充溢着新的气息。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在评论他的文笔时写道：“一股来自尤特兰的清新之风把哥本哈根文坛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他以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丹麦人民，为丹麦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彭托皮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更为简单明了：“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

　　姗姗来迟的喜讯

　　——1919年获奖者：［瑞士］卡尔·施皮德勒

　　（Carl Spitteler）

　　1919年，瑞士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卡尔·施皮德勒由于“对其史诗的作品《奥林匹亚的春天》的特殊赞赏”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姗姗来迟的喜讯使施皮特勒异常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的来到，然而，命运好象故意和他作对。1914年，按照瑞典文学院的研究结果，本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属施皮德勒的，但结果被一位史学教授的一纸报告顶掉了。从此，施皮德勒苦苦地等了五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然而，令他焦急的是，这一年的颁奖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而是拖到了次年的6月1日。史比德勒的获奖，使瑞士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分享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

　　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瑞典学院便已接到推荐施皮德勒的信，诺贝尔委员会对施皮德勒也一直颇为重视。他有两部杰作。一部为小说《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一部为诗歌《奥林匹亚的春天》。两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瑞典文学院在1912年请专家提出施皮德勒的研究书，这位专家就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史教授华尔堡。华尔堡的研究结果是：“施皮德勒的叙事诗继承了荷马、但丁的史诗传统，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经过郑重的考虑，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但战争使他的美梦未能实现。1920年是施皮德勒七十五岁的寿辰，文学界的朋友都前来祝贺，同时也庆贺他获得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次大奖角逐中，施皮德勒碰到了不少对手，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及史学家布兰德，英国的高尔斯华绥，波兰的雷蒙特也参加了竞选。侯选人名单上还有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诗人及戏剧家霍甫曼斯达。在角逐中，许多人认为，施皮德勒不仅是一位原则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智者，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符合得奖的条件。

　　施皮德勒1 845年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州的一个高级官吏家庭。1865年考入巴塞尔大学，1881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普罗米修士与爱比米修士》，1900年至1905年，施皮特勒集中精力创作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奥林匹亚的春天》，这首气魄宏大、情绪激昂的叙事史诗使他赢得了整个欧洲优秀诗人的声誉。这是一部长达二万行的大型史诗，它描写了希腊神话世界的盛衰变化——主要取希腊神话中奥林匹亚王位从克罗诺斯白宙斯转移的这一段故事。故事情节和人物名字均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只有一位人物——女神赫拉与传说不同，作者把她写成了克罗诺斯的女儿。这部作品因其通俗可读，韵味无穷，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施皮特勒于1924年去世，综观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一生，他毕竟还是一位被自己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束缚了的资产阶级诗人。

　　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1920年获奖者：［挪威］汉姆生

　　（Knut Hamsun）

　　1945年初，正当挪威人民热烈欢庆祖国从纳碎德国侵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遭到拘捕的囚犯队伍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姆生。如今却因他在大战期间拥护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在祖国受到沦陷的不幸时刻竟与占领军进行合作，将以叛国的罪名受到审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它使挪威人民愉快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人们称他是荣辱交加的文学大师。

　　汉姆生主要因他的小说《土地的生长》这部誉为挪威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以及依仗新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他的好友——卡尔菲尔特的推荐，而荣获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参加这次大奖角逐的作家共有十五位，他们都是世界文坛的强手，其中三位是挪威人：汉姆生、嘉堡和金克。金克和嘉堡以前曾被推荐过好几次，瑞典文学院也曾请专家撰写关于他的研究报告。而哈姆生以前只被提名过一次。那是1918年的事——该年的文学奖并未颁发。1920年提名快截止时。他的老友卡尔菲尔特出面推荐他，瑞典文学院的另两位院士英格斯陶穆、奥斯特林对汉姆生这个“飘泊的挪威天才”也极为欣赏，因而使他在竞选中顺利通过。为感谢推荐人和两位院士，当他从授奖庆典会上捧回大笔款项（支票）回到旅馆时，坚持要把这笔钱与卡尔菲特和英格斯陶穆平分，但遭到他的朋友的婉言谢绝，继而他又扬言要把支票和奖状送给旅馆的服务员。可是，他却又把支票和奖状弄丢了。直到第二天人们才从电梯里找到，这真是一曲颇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汉姆生原名彼得逊，1895年8月4日出生于挪威中部偏南的古德布兰斯达尔谷地上的洛姆地区，祖上世代务农，十五岁起独立谋生，当过鞋店徒工、小贩、修路工。他的成名之作——自传体小说《饥饿》发表在1890年，小说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饥寒交迫的穷文人的各种幻想和变态心理，颇具吸引力，赢得了挪威广大读者，使他一举成名，成为新浪漫派的代表。他完成于1917年的小说三部曲中的《土地的生长》，是一部宣传倒退，鄙弃工业化的小说。作品通过塑造自给自足的农民伊克沙返朴自然，回到原始自然生活中去，宣扬了一种现代文明使人丧失真诚、纯朴的思想，暴露出作者消极、倒退的没落人生观。他的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爱情小说《维多利亚》被列入世界爱情名著之列，使汉姆生获得世界性文学声誉。

　　汉姆生早年崇尚尼采思想，并推崇族长政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就崇拜德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开赞扬纳粹主义，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看作是族长政治的楷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1845年，汉姆生以叛国罪受到人民的审判，后因病释放。

　　汉姆生1952年在格林斯迪特病逝，走完了他从鼎盛到没落的荣辱交加的一生。

　　双喜临门的耆宿老人

　　——1921年获奖者：〔法国〕安那托尔·法朗士

　　1921年对于法国“文坛宗师”安托尔·法朗士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七十七岁高龄的髦宿老人光荣地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瑞典学院以“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它的特色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的高卢人的气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可谓“双喜临门”。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之冠的激烈竞争，法朗士也是一位“老手”。他是最早被提名的一位，以后又多次被提名。1904年，他首次被提名后，1910年、1911年，他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台上，可是，十七年来，他一直没能如愿问鼎。尽管法朗士在世界文坛上有极高的声誉，对 1921年的夺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参加这一年竞争的有十八位文坛老将，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萧伯纳、叶芝、伯格森等人，在这种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法朗士并不显得很突出。候选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瑞典人推荐的，而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学院的院士。其次，在正式表决会上他又遭到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院士的反对，使评选出现了波峰浪谷的局面。但法朗士最后在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其他三位最著名的拉丁语系文学教授的鼎力支持和呼吁下，终于使竞选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法朗士虽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病人，但他还是坚持出席了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他不理会医生的警告，带病从法国启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外孙和他的出版商卡尔曼·列维。这是一次颇有意义的远征。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一动态，《插图杂志》特地派出一名摄影记者加入这个行列。法朗士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达官要人，其中最醒目的是瑞典首相布兰汀。布兰汀是一位热心欧洲事务的领袖，同时又是国际联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亲自出来迎接，这对法朗士来说，确是一项莫大的荣耀。

　　法朗士从国王手中接过奖状、奖金之后，做了一件令在场观众深为感动的事。他回到座位后，走到化学奖得主德国的诺恩斯忒面前，两人恳挚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博得了全场的一片掌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是两个敌对的交战国，而这代表两个国家知识界的巨人的握手，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它是人们祈愿和平与安定，厌恶战争的心理吧！

　　法朗士于1844年生于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书商家庭，这个到处堆满了书籍的家，对他从小爱上书籍，积累知识，成为一名文学家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他的成名之作是188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波纳尔的罪行》，作品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四部曲《当代史话》和诗歌《金色诗集》，法朗士的作品，就风格和结构来说，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小说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只有日常所见的平凡生活片断，人物对话多于故事的叙述，哲学的辩论超过事物的描写；他对丑恶现实的嘲笑，用的是“圣人的温和语气”（高尔基语），妙趣横生而鞭辟入里，幽默雅致而为人高贵矜持的风度。这种艺术特色也体现在《克兰比尔》之中。这篇小说历来被认为是法朗士的短篇代表作。它描写善良、勤劳的卖菜小贬克兰比尔，仅仅因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便莫名其妙地进了监狱，出狱后又遭社会的掘弃，感到无法生存。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比牢狱更可怕的残酷现实。

　　法朗士于1929年逝世。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以怀念这位伟大的文坛宗师。

　　明智的抉择

　　——1922年获奖者：〔西班牙〕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

　　（Jacinto　Benavente）

　　每年举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瑞典文学院总要发布一段简短的赞词，以说明颁奖的理由。根据学院的赞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所以于1922年获奖，乃是“由于他以适切之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之灿烂传统。”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创作了近百部戏剧，这些作品在国外颇为叫座。当他的名字在获奖消息中公布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向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新星投以热烈的目光，相反，却发出一片惊讶的嘘嘘声。这位受冷漠的中彩者也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届诺贝尔奖中，“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获奖，而爱因斯坦亲临瑞典领奖。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担心自己本已受到冷落的境况再因“科学巨人”的出现而显得更加格外的冷淡。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作家不出席庆典倒是一个明智的抉择。

　　1922年，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虽然击败了赫赫有名的、年逾八旬的英国文坛老将哈代等世界各国的强手，但他并没有获得显耀一时的光环和声誉，原因何在？在世界各国都对这届文学奖表示冷漠的气氛中，唯有德国一家名叫《汉堡日报》的报纸用了极其肉麻的语言和头衔称颂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说他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杰出的戏剧家，是“西班牙的萧伯纳”，而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国的舆论及报界何以如此吹捧？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有不少中立国对德国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西班牙却蔓延着一股亲德的势力。据说，在这股亲德的运动中，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充当了领袖人物。因此，人们甚至怀疑贝纳勉特·伊·马丁内斯的某些戏本质上是在极其隐蔽地颂扬“德国主宰世界的使命”。

　　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于1866年8月12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小爱好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戏剧，1893年出版了《诗集》。他的戏剧处女作《别人的窝》（1894）问世并在马德里公演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最受人推崇的剧本是《利害关系》（1907）这部社会讽刺喜剧。该剧通过两个骗子列昂德和克利斯平在西班牙某小城行骗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之间在善与恶、精神与金钱方面的利害关系。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一生创作过各类剧本一百多个，有悲喜剧、儿童剧、伦理剧等，他的晚年没有什么惊人之作。1954年，作家在马德里逝世。

　　幸运的中彩者

　　——1923年获奖者：〔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R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不列巅才出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当时德国已有四位，法国已有三位。在1923年获奖角逐中，英国哈代的声名真可谓如日中天，同时，他在瑞典的新闻界里拥有一群为数可观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位条件无比优越的文坛巨匠的获奖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的名字曾数度为一些具有资格的英国权威人士所提名。但竞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得奖人却是爱尔兰的威廉·巴特勒·叶芝。

　　当时，瑞典一家报纸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其中有着“令人不快”的政治涵义。当时，在爱尔兰要求民族自治的呼吁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的关系颇为紧张。可以说，瑞典文学院以颁奖的形式来表明他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支持，这是当时报界评论家的分析。其实，瑞典文学院对叶芝的研究早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创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1902年，叶芝就由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作者列基所推荐。瑞典文学院也在这一年中建立了有关叶芝的研究档案。列基是都柏林大学的教授，他在1902年送往瑞典文学院的推荐书上这样写道：

　　“他确实是年轻而神秘，可是却才气纵横。我不敢妄称他是我的现存的诗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称他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可是，我从来未见过任何诗人象他那样，能够把真正的诗人天赋和诸位所欣赏的理想主义倾向融成一体——或者能对当代英国文学中之此一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冲击。”

　　1923年，由于叶芝的声誉在瑞典文学院越来越高，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主动为他提名，叶芝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十拿九稳。人们称他是幸运的中彩者。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画家的家庭，自幼接受文艺方面的熏陶，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早期的诗歌承袭了十九世纪后期唯美主义的风格。1891年，叶芝和诗友们建立了“诗人俱乐部”、“爱尔兰文学会”。1894年他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使叶芝一举成名。叶芝后期的诗歌愈来愈趋向于成熟。诗中融贯着象征意义、哲理性、现实主义三种因素，诗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代表作有《钟》、《盘旋的楼梯》、《驶向拜占庭》等。1923年，叶芝终于以他的诗歌博得欧洲各国广泛的读者，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那种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评语，授予他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1924年写过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礼》的文章。刊登在《伦敦信使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从贵国国王手中接受贵国学院赐予我们这份殊荣时，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年轻人的幽魂站在我的一边，另一边则应该站着一个活生生的、精力旺盛的老妇人。”叶芝的这一意念、充满了抽象的象征主义遗风。叶芝1939年1月28日死于心脏病，遗体安葬在法国的罗盖勃罗纳的坟场。1948年，依叶芝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回故乡。幕碑上镌刻着他生前写就的壮丽诗句：“冷眼看待生与死。”

　　不幸者的大幸

　　——1924年获奖者：〔波兰〕拉迪斯拉斯·S·莱蒙特

　　（Ladislas Stanislas Reymont）

　　1924年，瑞典文学院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小说家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这对全身瘫痪、刚走过生命的第五十六个年头，将要奄奄一息的不幸者——莱蒙特来说，确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幸。

　　有人说，莱蒙特的获奖与1920年挪威作家汉姆生获奖有点近似：均以一部作品叫响夺魁，这一点只要看瑞典学院所发布的赞词便可明了。根据学院的赞词、莱蒙特之所以获奖乃是“由于他那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农民》。”

　　参加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八十六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莱蒙特的同胞——泽龙斯基。泽龙斯基的成就与竞选的条件虽不见得比莱蒙特优越，也并不比莱蒙特逊色。而泽龙斯基是在波兰舆论界的倾力支持下出马竞选的，莱蒙特的声势不及泽龙斯基浩大。就纯粹艺术以及文学价值的观点来说，瑞典文学院的抉择可以说是相当公正的。莱蒙特的农村四部曲纵使称不上是一部“民族的史诗”，也是一部傲世之作，泽龙斯基的作品虽然充满了高贵的爱国情操，却不能与雷蒙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几乎所有的斯拉夫文学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人提议将这一届的奖金仿效1917年的做法，在两位波兰作家之间平分，诺贝尔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参加这次大赛竞选的还有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黛莱达、托玛斯·曼等。

　　莱蒙特于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兰中部罗兹省罗兹城效区的大科别拉村，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教堂的风琴师。由于家境清贫，少年时代便外出流浪，学过裁缝，当过肩挑小贩、铁路职员，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对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资本主义有着广泛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他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正义》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获奖作品《农民》由《秋》、《冬》、《春》、《夏》四部组成。小说通过对富农波利那一家在错综复杂的农村斗争中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 1905年革命前后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农村的社会状况，雷莱特以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沙皇占领者的凶狂狡诈和地主村长勾结外敌，压迫贫苦农民，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歌颂了波兰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农民》的发表，使莱蒙特享有世界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荣称。

　　莱蒙特晚年还写了《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幻想家》（1909）、《吸血鬼》（1911）和长篇小说《一七九四年》三部曲（1914—1920），由于他晚期思想趋向保守，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与《农民》相比拟。莱蒙特1952年12月5日在华沙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勇敢的战士”

　　——1925年获奖者：〔英国〕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在1925年颁发的，它被延了一年，于1926年和该年的奖金同时颁发。当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降临到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身上时，他非常幽默地说：“干嘛要在一个老头子的脖子上系上一只金铃？”当时有一家新闻社报道了萧（伯纳）对于记者的谈话。肃说：“这件事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我想我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我今年没有写出半个字。”没写半个字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位大师的幽默感中，可以窥见萧（伯纳）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据说，他不仅对诺贝尔文学奖是这样，对其他荣誉和头衔也是这样。他认为，人活着不应该追求虚荣和名誉。

　　在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萧（伯纳）是一群“老兵”当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出，他的作品也曾被考虑，被扬弃，然后再度被考虑。十四年前，也即是在1911年，萧（伯纳）已在世界文坛上赫赫有名，首次被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诗人墨累伊所推荐，成为1911年度的候选人。当时诺贝然的常任秘书威尔生对萧伯纳没有好感，便以所谓的“太会诡辩、无情、不文雅”为理由而未被竞选上。1921年，他又被一批瑞典学者提名，被列入竞争侯选人之一，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将他列在名单的第三位，结果又一次落选。1923年，萧（伯纳）以他的唯一著名的大型悲剧《圣女贞德》轰动整个欧洲文坛。并且《圣女贞德》在英、法、德、瑞典等国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造就了一批戏剧女明星，萧（伯纳）的名声也随之大震。这一年，他再度被提名。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的支持态度较之1921年更加积极，三年前的“慢三步”一跃而变成为“上头牌”。在授奖大会上，霍尔斯陶穆对萧（伯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萧（伯纳）接到瑞典学院以“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励性的讽刺常蕴含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的评语而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他表示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朋友的再三劝导下，他才领了那张奖状，并把它挂在别墅墙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将所得的六千五百英镑的奖金用来建立了一个英瑞文化基金会，以褒奖和扶持后起的作家们。他的这一措举得到了文坛有识之士的齐声喝采。革命导师恩格斯曾以“萧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气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的评价，高度概括了他对待荣誉金钱的态度。

　　萧（伯纳）于1857年7月2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个小公务员，母亲是个有才能的音乐家。萧（伯纳）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父亲经商失败不能养家，他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大学，十五岁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缮写员，后为出纳。1879年，他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未成熟》，但遭到出版商的拒绝，未能出版。1884年，他参加了英国改良主义的“费边社”，并成为该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伯纳）当上了伦敦市参议员。萧（伯纳）是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几乎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创作活动达七十一年之久，共写了五十一个剧本，五部小说和几百篇论文。《华伦夫人的职业》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剧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体面”生活，都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和肮脏的交易上的本质问题。1926年，他没有去瑞典亲自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却于五年后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度过了他的七十五岁寿辰，高尔基写信向他祝寿，并称他是“勇敢的战士”。

　　萧（伯纳）于 1950年 11月 2日在圣劳伦斯的乡间别墅里逝世。

　　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1926年获奖者：〔意大利〕葛莱西雅·黛莱达

　　（Grazia Deledda）

　　19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等到翌年才颁给萨丁尼亚的小说家葛莱西雅·黛莱达。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史册上，是第二位女作家获奖。

　　黛莱达远在1913年便已经被提名，当时她才四十一岁。那一年，她是由意大利本国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推荐的。瑞典驻意大利的大使也支持黛莱达。虽然瑞典和意大利双方热心人士鼎力支持这位女性作家，但后来还是没有成功。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第一位东方人家、印度的诗圣泰戈尔。直到1927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会长、年高德重的修克教授也出面支持黛莱达，这时，时机才终于成熟。

　　在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场上，黛莱达的对手们也非常有利，除了本国有几位影响颇大的诗人、史学家外，还有两位在二年后和三年后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小说家温塞特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值得庆幸的是，这两位颇有希望获奖的作家由于没有按照瑞典文学院的规定的期限送来符合规定的推荐书而被取消了资格，这对黛莱达来说，无疑减少了两位竞争对手。

　　黛莱达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受奖仪式上，她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答谢演讲。

　　这位女作家1875年9月27日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中部奥罗城一个很有声望的家庭里，父亲是当时的努奥罗市的市长，从小聆听大人们在夜室里讲述有关撒丁岛的古老传说，她还经常到乡村里、海滩边去游览，与村民和渔夫们产主了一种感情上的共鸣。在这种环境促使下，她十五岁便开始文艺创作，她以短篇小说为发端，逐渐走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她的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也涉取了西西里的民间语汇，具有朴实、自然、生动的写实文风。早期作品《正直的灵魂》（1895）、《恶之路》（1896）均以犯罪、忏悔为主题，描写了撒丁岛人在古老的宗法制度下所涉及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二十世纪初期，她着力创作了《埃里亚斯·波尔托卢》、《灰烬》《风中节苇》等小说。《山上的老人》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897年，黛莱达嫁给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随丈夫迁居罗马。在那里，她又创作了《孤独人的秘密》、《阿纳莱娜·比尔希尼》等作品，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逝世于罗马寓所。

　　1926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且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

　　“彩球”抛向哲学圈

　　——1927年获奖者：［法国］亨利·柏格森

　　（Herri Bergson）

　　1927年的诺贝文学奖授予以哲学著作为主的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将文学奖的“彩球”抛向哲学圈，这在整个诺贝尔文学颁奖史上并不多见。哲学家获奖虽不系诺贝尔文学奖的“正统”，但它符合人文学科的范略。

　　在这一届的竞选中，虽然被提名的侯选人有三十六位，乍一看，选择一位合适的得奖人并不困难，但拿着报告书一个一个细选，条件特别优越的只有三四人。瑞典学院认为，颁奖给他们可以提高此项大奖的身价。因此，1927年的文学奖几乎没经过讨论就颁给了由一大群法国学者及作家推荐出来的伟大哲学家柏格森。

　　其实，早在1912年，柏格森就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位会员推荐。接着，瑞典文学院在审理和研究有关柏林森的推荐书时，还同时委托了两位著名的北欧哲学家撰写一份材料翔实的研究报告，1913年至1914年，他们写了两份有关柏格森的研究书。此时的柏格森在瑞典文学院的会议桌上，正成为一个火烧火燎的“爆星体”的人物，人们预料，他完全有可能在近年度获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年的文学奖因战争而停颁。直到 1927年获得该年度的文学奖，柏格森从首次提名起足足等了十五个年头。由此可见，这看似平易却艰辛的夺魁，饱含着哲学巨匠柏格森多少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努力。

　　柏格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年已经六十八岁了。瑞典文学院给他授奖的理由是：“由于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及表达的卓越技巧”。由于柏格森身患重病，全身瘫痪，已经很多年无法走动了，因此，他只得通知瑞典文学院，由于健康的原因，他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后来，法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致谢辞。

　　柏格林于1859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其父母均属犹太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1889年他以文学博士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后任中学、大学哲学教授。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柏格森自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期间开始，写下了大量哲学著作。主要有发表于1900年的《笑的研究》，发表于1911年的《变化的知觉》，发表于1919年的《精神力量》及《绵延性和同时性》（1922）、《思想和运动》（1934），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笑的研究》中研究了喜剧的源泉。艺术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相当优先的地位。

　　1941年1月4日，柏格森因病逝世于巴黎，时年八十三岁。

　　受国王恩宠的荣耀

　　——1928的获奖者：〔挪威〕希格丽·温塞特

　　（Sigrid Undset）

　　192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争夺赛，经过几番剧烈的角逐，挪威女作家希格丽·温塞特一举夺魁。她是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强人，也是挪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人。挪威国王破例地将“圣奥拉卡大十字勋章”赠给了这位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女作家。

　　那一年，温塞特除了与国内的几位作家和其他国家的强手拼夺“桂冠”外，还面临着另外两位女作家的挑战。一位德国诗人兼小说家胡哈，另一位是西班牙小说家艾斯庇纳。艾斯屁纳极为她的同胞们所敬爱，当她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她的故乡桑坦德镇为她立了铜像，她这番出马，有一大群德里士林的西班牙文人在背后大力支持。她的一生以小说创作为主，作品大多反映被奴役的妇女的痛苦。她 1920年发表的《死亡者的金属》是她致力完成的一部代表作，这部小说1927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另一名竞争势力较强的对手胡哈，青年时代曾学习过历史、哲学和语言学，获得过博士学位。她描写豪门大族衰落的长篇小说《从胜利巷出来》以及反映德国三十年战争的史诗式作品《德国的伟大战争》等，有人认为她是近代德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学中，贡献和成就仅次于托马斯·曼的一位重要作家。

　　在众多的选手中，温塞特以她著名的三部曲《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而力挫群雄。这部长篇小说以十四世纪上半叶的古勃朗斯特伦和特伦特拉格为背景，再现了中世纪的历史，同时生地描述了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在热烈追求爱情，力求摆脱社会习惯势力的束缚过程中的复杂心理。这部作品在1920至1922年间陆续发表。1922年，温塞特因这部作品而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那年提供瑞典文学院讨论的有关研究报告对温茜特的这部作品赞赏备至。那位教授这样写道：“在当代文学中，只有廖廖几部作品能跟温茜特的《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相比，这部作品已成为挪威文学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这部巨著的热烈崇赏的程度。1928年，瑞典文学院以“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而授予温塞特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温塞特于1882年5月20日出生在丹麦开伦特堡，十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这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好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温塞特进入一家法律事务所做律师助手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心中酝酿创作小说的计划。处女作长篇小说《玛特·欧莉太太》（1907）描写当时社会风尚，有现实主义倾向。《珍妮》（1911）这部小说使她闻名于世。《克里斯汀·拉佛兰斯达忒》（1920—1922）、包括《花冠》、《女人》、《十字架》，通过对妇女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挪威的幸福生活》（1942），具有反法西斯的色彩。

　　温塞特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有幸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但她将这笔奖金全部捐赠给社会福利机关，并筹备设立了一个基金会。1949年6月10日，温塞特在挪威中南部的城镇利勒哈默尔病逝。

　　爱发牢骚的文坛宗师

　　——1929年获奖者：〔德国〕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虽然托马斯·曼于1924年底推出《魔山》，可是他仍可单靠《布登布鲁克斯》一书取得获奖的资格。虽然他的另几部小说，特别是《特里斯坦》、《托尼欧·克洛格》以及《死于威尼斯》——均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分析与高度的艺术造诣，可是这些远不足以确定他的获奖资格”。这是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会长霍尔斯陶穆写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评语。

　　然而，托马斯·曼对于这一评语并不满意。其原因是扬此抑彼，贬低了《魔山》。依他看来，《魔山》是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传世佳作，他应以《魔山》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获奖。然而，他没有成功。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尽管对《魔山》的题材也很感兴趣，但他以为从艺术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却是一部失败之作。尽管这届文学奖的“桂冠”已戴到托马斯·曼的头顶，但他还是牢骚满腹。获奖不久，他在给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信中强烈地表达了他与瑞典文学院的评语相悖的不满情绪。他说：“关于这部作品（指《魔山》），我所听到的尽是很不谅解的评语，指责的人大多想证明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理性和某种批评精神的产物。奇怪的是，一位诺贝尔委员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批评家——博克教授，曾在公众场合说这部作品是蹩脚的艺术品。因此，瑞典文学院授奖于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的早期作品《布登布鲁克斯》，这是院士的共同的心声。从各方面来看，瑞典文学院是完全走偏了。单靠《布登布鲁克斯》，我绝对无法足以获得瑞典文学院的褒奖。总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确实是由这部倒霉的小说造成的。我深信，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不但能胜过了它所包含的分析与哲理性的议论，而且使它的内容和艺术价值显得更加突出。”这一点足以证明托马斯·曼的牢骚情绪。

　　1929年的侯选人名单上，共有二十四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当中，只有一位在成就上足以与托马斯·曼抗衡，那个人便是伟大的德国诗人史蒂芬·乔治。乔治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那时他刚刚获得歌德奖。最后，瑞典文学院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确定将大奖授予托马斯·曼。1929年12月10日，托马斯·曼率领全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城。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倒下》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他的代表作《布登布鲁克斯》（1901）以商人布登布鲁克斯一家由盛到衰的四十历史为主要线索，艺术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社会的生活面貌。他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认清德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抱着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迁居美国，1952年又因这种幻想的破灭而回到瑞士定居。托马斯·曼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雅阔布的故事》（1933）、《年青的约瑟夫》（1934）《约瑟夫在埃及》（1936）、《赡养者约瑟夫》（1943）〕，中篇小说《马利奥和魔术师》（1930），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等。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苏黎世病逝。

　　“桂冠”飞越大西洋

　　——1930年获奖者：〔美国〕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1930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里华灯高照，金壁辉煌。当瑞典国王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章、奖金交给一个面容消瘦的美国中年男子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获奖者热泪盈眶，异常激动。因为他今天不仅是以一名作家的身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祖国和新兴的美利坚文学赢得了世界公认的崇高地位。从 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时三十年的历史，然而，三十年来，唯有1913年那次，“桂冠”横跨过了欧洲大陆（授予印度“诗哲”泰戈尔）其余全部获奖者均是欧洲人。如今，这顶“桂冠”飞越大西洋，使美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册上。他，就是辛克莱·刘易斯。

　　193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中，苏联作家高尔基，无疑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坛宗师。然而，瑞典文学院并没有把大奖颁给他。法国诗人瓦莱里也是一位呼声极高的竞选人，但由于三年前法国的小说家柏格森刚得过奖，瑞典文学院认为，此年度“桂冠”不宜再给法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评选活动后，颁奖国难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尚未问津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而那时候，刘易斯的名声正在欧洲日益鹊起，他的作品《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在瑞典非常畅销，1929年出版的《多兹沃思》受到瑞典文艺界的好评。在1930年11月5日瑞典文学院的表决会上，著名的修克教授极力赞扬刘易斯的新著《多兹沃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刘易斯就这样较顺利地获得了瑞典文学院多数院土的支持，以在创作上“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的评语而一举夺得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刘易斯于1885年1月7日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苏克萨特镇的一个医生家庭。1902年，即在刘易斯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乡，到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读大学预科，翌年进康狄涅克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文学院学习。1910年以后，先后在爱荷华州、旧金山、华盛顿的几家报刊杂志社工作过。他的处女作《我们的雷恩先生》发表于1914年。192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街》问世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同时也标志着刘易斯创作的成熟期已经开始。他发表于1925年的《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的普利策奖。《大街》以乡村和小市镇为背景，通过一对夫妇的曲折经历，揭示了小市镇的闭塞和保守，嘲讽了市民的偏狭、愚昧，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浅薄和软弱。《阿罗史密斯》通过一位名叫阿罗史密斯的医生的经历，揭露了医学的商业化，对于腐朽的社会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真实地反映了二十年代美国医学界的状况。刘易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还发表过论文、特写、诗歌和剧本等。他虽然在创作中从某些侧面揭示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但他批判中产阶级的同时，又同情他们，喜爱他们，这无疑对小说的批判力带来一些局限。刘易斯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罗马逝世。

　　特殊的获奖者

　　——1931年获奖者：〔瑞典〕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年10月8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平时是每年的十二月十日）用一种沉痛的纪念性调子这种特别方式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追认给一位特殊的获奖者，他就是已故的瑞典著名抒情诗人、瑞典文学院的曾任秘书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

　　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规定，获奖者必须是还活在世上的作家。这一年的授奖特别例外，这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卡尔费尔特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瑞典的舆论界一片哗然，人们立即群起围攻瑞典文学院，他们利用报纸、开会等场合公开批评瑞典文学院违背诺贝尔本人的意愿，公然将文学奖金会奖给一位去世的人，为以后的颁奖开了一个坏的先例。这些诛伐的文字在瑞典最为激烈。瑞典学院对这些批评家的答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规章明确规定允许颁奖给已故的人，只要这个人的推荐书是在他去世之前提出来的，卡尔费尔特的情况确实是如此。

　　早在1918年，瑞典文学院几次想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但都被他本人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自己是瑞典文学院的官员，授奖给自己有诸多不便。就这样，即将到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被他推了下来。

　　1931年，年迈而多病的卡尔费尔特提出辞职报告，瑞典文学院考虑他的年龄与身体等因素，同意了他的请求，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职务委任霍尔斯陶穆。这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又提出将该年度的大奖授予退职的卡尔菲尔特，他已不掌权，应该无所顾虑，可能不会反对，然而遗憾的是，没等瑞典文学院正式决定，他已匆匆离开人世六个月了。

　　这年的诀择并非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竞选才能这样做的，参加角逐的大约三十位，包括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获奖的高尔斯华绥和伊凡·布宁。法国就有三名势力较强的选手，第一位是保罗·梵乐希，他于一年前首度被一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提名，接着由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梭拉特二度提名。第二位是已经角逐好几次的艾斯陶涅。第三位是詹美士，一位歌咏巴斯克乡间美景的诗人，由奥斯特林所推荐。给已故作家授奖是因为：“表彰爱理克，艾克赛·卡尔费尔特的诗作。”

　　卡尔费尔特1864年7月20日出生在瑞典东部福尔卡纳的一个律师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生活在农村，瑞典优美的乡村风光和陶冶个性的大自然景色，为他提供了绚丽多彩的诗歌题材。1885年他考入瑞典文化古城乌普萨拉市的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1892年获文学士学位，1898年又获得瑞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科的硕士学位。1904年被推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处女作《荒原和爱情之歌》发表于1895年。《费里道林之歌》（1895）、《费里道林的乐园与达拉纳绘画韵文》（1898）两部诗作的发表，使他一跃而成为瑞典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的基调，曾翻译成英、法、德文。

　　在193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奥斯特林代表该院发表了介绍获奖者卡尔费尔特的演说，如果这位特殊获奖者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他获奖消息的话，他也一定会很感激的。

　　“文学国际主义”的倡导者

　　——1932年获奖者：〔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圈里的角逐十分激烈，早在年初（元月一日），瑞典文学院收到一份篇幅相当长的推荐书，支持美国作家厄普吞·辛克莱。有二十位知名之士，如科学家爱因斯坦、心理学家麦克独孤、政治学家拉斯基、哲学家杜威等人，为了要推荐他，特地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在纽约设立秘书处，其活动相当积极，它竞发动了五十五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七百七十个作家、诗人和知识界人士，签名支持辛克莱，摆出了美国“势在必得”的局势。然而，这一全球性的活动实在不可能奏效。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刚得过奖（1930年刘易斯）。第二，这位侯选人的论调太过激进，不易为瑞典文学院所接受。这位“全球瞩目”的侯选人就这样落选了。

　　法兰西学院的正式侯选人梵乐希，一生著作繁多，曾于1931年前往斯德哥尔摩一游，现在时机似乎成熟了；法国著名作家布尔傑、贺斯龙也是多次被提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场上的“老手”了；苏俄侯选人高尔基在那时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理应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然而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并没有认真考虑他的入选问题。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祖上原是德文郡的农场主，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已成为一个豪富的家族。父亲是律师，中学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1895年开始创作，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四面八方》出版于1897年，1906年出版了为他获得杰出小说家声誉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这部作品和后来出版的《骑虎》（1920）、《出租》（1921）组成了著名的《福赛忒家史》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现代喜剧》三部曲，剧本《银盒》、《斗争》、《正义》等，作者以深邃的洞察能力，高度的艺术概括，典型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广阔生活场景，其作品感情深笃，朴实无华，动人心弦，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一直以高度的热忱，致力于文学的国际主义，他的这种文学主张符合诺贝尔先生的理想主义思想，颇受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赞赏，瑞典文学院的修克教授亲自当他的推荐人，高尔斯华绥一举获得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乃是“由于他出色的小说艺术——该艺术在《福赛忒家史》中有高超的表现”。也是由于他一生倡导文学国际主义”的结果。

　　流亡者的福音

　　——1933年获奖者：〔苏俄〕伊凡·布宁（Lvan Bunin）

　　1920年6月26日，正当苏联红军向黑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赛挺进之际，一个五十来岁小个儿的俄国人挤上了从这里开往法国的最后一艘轮船，他在惊恐混乱的人群中向自己的祖国留下了难忘的一瞥。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但顽固的旧贵族的立场又促使他对红军的即将来到怀有莫名的恐惧情绪，他在惆怅的心情中踏上了流亡（法国）的道路。十三年后的一天（1933·12·10），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授予他1933诺贝尔文学奖，给这位浪亡者带来了福音。

　　在长达三十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活动中，从沙皇统治下的旧俄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尚无一位作家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这块土地上没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吗，答案是肯定的。托尔斯泰、高尔基曾都相继提名过，但都未获奖。瑞典文学院也在考虑让这一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出一名获奖作家。1923年，布宁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高尔基。从1923年开始，布宁和高尔基几乎每年被提名。诺贝尔委员会曾于1918年和1928年，委托有关专家撰写过高尔基作品的研究报告，而报告者却以所谓高尔基“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为由，不予推荐，提醒瑞典文学院把目光转向了流亡国外的作家布宁，命运为这位流亡作家带来了好的转机。

　　说来也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前在俄国的巴库拥有油田。他的侄子伊凡·诺贝尔在他叔叔死后一直负责经营那份产业。而布宁一直是伊凡·诺贝尔崇敬的作家之一，并有着密切的联系。伊凡·诺贝尔也是这一年颁奖庆典的座上宾，他虽然不直接参予评奖，但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使俄国、法国许多作家都为布宁作宣传，造舆论，终使他从该年度三十位侯选人中脱颖而出。

　　布宁于1870年俄历10月20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便独立谋生，当过图书小职员，摆过书摊，十七岁开始发表诗作，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此后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梦》（1908）、《弟兄们》（1914）、《从旧金山来的先生》（1915）及中篇小说《乡村》，布宁的创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繁荣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宁从旧贵族阶级的立场出发，反对和诅咒革命，流亡法国后，曾游历欧洲、非洲和亚洲，写了《米佳的爱情》、《幽暗的村间小径》等两百个中短篇小说。《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是布宁的代表作。

　　1933年的文学奖授奖大会在瑞典皇家音乐宫举行。按规定必须在会场悬挂得奖国的国旗，然而，这一次例外，因为布宁不能代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他是从旧俄帝国文坛出来，革命后又逃亡国外的作家，沙皇的“三色旗”早已被社会遗弃，于是，授奖大厅借诺贝尔生辰一百周年，挂起清一色的旗帜——瑞典国旗。布宁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1953年11月8日，布宁在巴黎逝世。

　　大器晚成者首战中彩

　　——1934年获奖者：［意大利］路伊吉·皮蓝德娄

　　（Luigi Pirandello）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很少有一位作家第一次被推荐便夺魁中彩的。然而，1934年的获奖者、六十七岁的意大利小说家和戏剧家却是一个首战告捷的幸运儿，且他的成名之作都是他晚期创作的，令许多参赛的侯选人和文学爱好者敬仰和羡慕。

　　皮蓝德娄第一次被意大利皇家学院文艺部所推荐，推荐人是意大利一位在19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他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戏剧曾在巴黎几家剧院演出后大获好评。《诚实之喜乐》、《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香榭大道剧院》等不同凡响的戏，被批评家誉为真正的杰作，后来在柏林和伦敦两地上演时，更获得了莱茵哈特和萧伯纳的推崇。这样一来，他的戏剧遂立即风靡全球，他的另一部作品《皇帝》，乃是《哈姆莱特》这一主题的变奏，成绩亦斐然可观，从而奠定了皮蓝德娄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

　　和皮蓝德娄争夺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共有二十八位作家。其中美国戏剧家奥尼尔和法国作家马丁·杜·加尔，相继于1936年与193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报告书，是由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诺贝尔委员会的会长霍尔斯陶穆起草的。在这份报告中，霍尔斯陶穆对皮蓝德娄作了很高的评价。报告中说：“从许多方面看来，皮蓝德娄确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并使他们热爱和关心一种充满哲理性的戏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的观众中得到证明。这也说明了皮蓝德娄戏剧的力量。皮蓝德娄竟然有办法吸引住这些固执而富有知识的观众，这真切地证明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瑞典文学院授予皮蓝德娄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果敢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皮蓝德娄于1867年6月28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凯琴铁成。他是一个当地富有的硫磺商人的儿子，被父亲指定为商务上的继承者，然而，皮蓝德娄对做生意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帕勒莫大学和罗马大学，尔后又留学德国，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文学和语言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892年回国后在罗马高等师范学校当教师。并结识了真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卡普安纳。皮蓝德娄早期作品《被抛弃的女人》明显地受到维尔加、卡普安纳为代表的真实主义的影响，作品注意人物的内心感受，笔触细腻真切。从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老人与青年》、《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等起，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逐渐脱离真实主义。除小说创作以外，他的主要成就还显示在他的戏剧创作上。《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亨利四世》等，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当我需要你》被好莱坞改编搬上了银幕。

　　皮蓝德娄亲往瑞典领奖。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演出他的成名作《诚实的喜乐》。瑞典王室几乎全部出席观赏。那晚的演出极为成功，观众向他报以无比热烈的鼓掌、赞扬及拥抱祝贺。

　　在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1936年获奖者：〔美国〕欧金·奥尼尔

　　（Eugene O′ Neill）

　　1935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做虽然不同寻常，却是符合规定的。因为按照诺贝尔奖颁奖章程：“瑞典学院可以每五年停颁一次奖”。不过，话说回来，自1901年起，诺贝尔文学奖除战争的原因外，尚未因其它原因停颁过。类似象1935年这样形不成决议而停颁文学奖还是首次。当时，在一般人眼中，奥尼尔乃是美国戏剧家里头最伟大的一位，同时也是唯一在欧洲拥有观众的一位。因为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兼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对奥尼尔并不很欣赏。193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停颁，其焦点就在对奥尼尔这一人物的争论上。

　　“就其影响而言，奥尼尔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然而，由于他偏爱描绘错综复杂的感情，偏爱处理复杂的情节，再加上他的技巧虽奇而不能制胜，因此，观众很快就感到兴味索然了。他的作品涵盖面相当窄，而且，几乎毫无格调可言——这两点使他无法在他国内大行其道。虽然我们应当承认，奥尼尔凭藉着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大批人物，但他拙于心理剖析，只会弹奏着一根简直要绷断了的“单弦琴”……　此外，他曾推出如此多拙劣的作品，我们应当考虑，是否有必要原谅他的错误？”这是霍尔斯陶穆在奥尼尔报告中对奥尼尔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就这样，在瑞典文学院里， “奥尼尔支持派”和“奥尼尔反对派”形成了对峙。

　　事实上，远在奥尼尔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当欧洲所有的戏剧院都还没有演过奥尼尔的作品时，他的若干重要作品便已成功地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演出了。知道这点之后，再去读霍尔斯陶穆那份无比严峻的研究报告，任何人都会大感惊讶的。正在这时，“奥尼尔支持派”大张旗鼓地对奥进行宣传，再加上奥尼尔的戏剧，如《安娜·克里斯蒂》、《奇妙的插曲》、《榆树下的欲望》、《哀悼》等，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的成功演出，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宣传。批评家的著文说奥尼尔的作品是美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还有的人称奥尼尔的戏剧是古希腊剧的再版，他的戏剧天赋是可以和瑞典本国的戏剧家斯特林堡相抗衡。到了1936年，霍尔斯陶穆就有些“悔悟”而一改对奥尼尔的态度，奥尼尔的支持者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使他从这场竞选风波中脱颖而出。

　　奥尼尔以“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的评语而获奖。在颁奖典礼上，霍尔斯陶穆极力推崇这位曾遭他批评过的得奖人。可惜，奥尼尔在美国病倒，美国驻瑞典领事代为他领奖。

　　奥尼尔于1888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演员家庭，在康涅狄格州读书，上过一年普林斯顿大学，1912年回康涅狄格州当记者，同时开始文艺创作，1920年发表的两部多幕剧《天边外》、《琼斯皇帝》开始确立了他在戏剧方面的重要地位。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的代表作有《榆树下的欲望》、《奇妙的插曲》、《哀悼》、《伟大之神布朗》等，颇受美国评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位有国际声誉的戏剧家曾于1920年、1922年、1928年、1957年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奥尼尔于1953年病逝。

　　“隐士”的春天

　　——1937年获奖者：［法国］马丁·杜·加尔

　　（Roger Martindu Gard）

　　素有“隐士”之称的法国小说家马丁·杜·加尔，平时性情孤僻，喜好沉默思索，极力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当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刻，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隐士”一跃而成为“电影明星”般的人物。他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市政厅的传统性的宴会上，他当着五千多名来宾的面，平生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讲，把获奖喻为自己生命的“春天”，感谢瑞典文学院对自己的褒扬。

　　瑞典文学院将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马丁·杜·加尔，是“由于他那一系列名为《提波家史》之小说表现的强有力艺术性与真实性”。他是第六位获奖的法国人。

　　出马角逐这届文学奖的侯选人共有三十六位，其中包括梵乐希、狄哈梅、季欧诺。季欧诺是由好几千名崇拜他的法国人及美国人推荐的。伟大的法国诗人克劳代尔首度参加角逐。北欧舆论界虽然并不怀疑马丁·杜·加尔的成就，可却不屈不挠地支持芬兰小说家兰帕，竞争相当激烈。

　　马丁·杜·加尔从1934年首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起，一直是竞争场上较活跃的“老手”。这一“活跃”主要是指他本人出色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被瑞典文学院所注目。他的《提波家史》发表后，在法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评论家将把它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提并论，是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潮流中较有代表的一部力作。

　　马丁·杜·加尔于1881年3月25日生于巴黎西郊讷伊镇一个职业性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1899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成功》是加尔的处女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海上运输队服役，他创作的《勒路神父的遗嘱》（1914）、《如此大胆》（1928）两部笑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提波家史》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加工而成的，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小说主人公提波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后冲突，同时又通过小说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封达南一家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那次大战中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加尔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莫特上校的日记》，动笔于1941年，但他晚年多病仍坚持写。1958年8月22日，马丁·杜·加尔病逝于贝尔，他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1938年获奖者：〔美国〕赛珍珠

　　（Pearls·S·Buck）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令世人大为震惊，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把她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了如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等“一等星”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文学奖则授给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保罗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里，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长大。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的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可见妓女“赛金花”在她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十七岁时，赛珍珠回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里学，毕业后在美国过了一段短期的教书生活后又来中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英语和英国文学。1917年赛珍珠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1928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赛珍珠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仇视和害怕革命战争，没等北伐军进入南京，就匆匆逃离中国。1931年，她的畅销书《大地》在美国约翰·戴公司出版。这本书的发行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大地》是描写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仅仅是杜撰了某些个别现象而已。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书中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象这样一个显然脱离中国当时社会本质的小说，瑞典文学院还给了“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这样的评语，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不管怎么说，就文学奖而言，瑞典学院完全可以从三十名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获奖者，在这些侯选人中，有第二年就获文学奖的西伦佩，有1 944年获奖的延森，有1946年获奖的海塞及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等强手。赛珍珠的意外获奖，连她自己本人也没想过，在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通知电报未到达赛珍珠之手的时候，记者将这一消息转告她时，赛珍珠起先也吃了一惊。她说：“在瑞典文学院的电报到达之前，我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是一个低级的笑话。”然而，当她得到正式通知时，马上决定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赛珍珠1973年去世。

　　硝烟笼罩下的抗衡

　　——1939年获奖者：〔芬兰〕佛朗斯·伊弥儿·西伦佩

　　（Frans Eemil Sillanpaa）

　　1939年秋冬之交，世界形势急剧恶化，欧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奥国和捷克，同时还于不久前以武力解决了波兰。当时和纳粹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俄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三个独立的小国，而且，正准备以相同的手段对付芬兰。芬兰在1809年以前，曾有六个世纪的时间是瑞典王国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她正在抵抗东边的侵略国，瑞典全国上下一致同情芬兰，目前的战局对于芬兰这个偏远的小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显得极为不利。

　　芬兰作家西伦佩自1930年起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在以后的八、九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39年和西兰帕同时参加角逐的还有其他五位芬兰作家和诗人。其中塔尔维欧、萨尔蜜能也常参加文学奖的角逐，这两人和西伦佩一样，都是以芬兰文写作的小说家。格里潘堡、汉摩则用瑞典文写作。最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既是以芬兰文写作，又较之其他两位用芬兰文写作得更有成就的西伦佩荣获该年度文学奖之冠。西伦佩作品的报告书是由当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霍尔斯陶穆起草的。他对西兰帕以描写芬兰农村生活为主的作品十分欣赏，称他继承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左拉遗风，以有利的写实主义风格叙述了人类的不幸，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最后，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在描写两样相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而授予他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战争连绵不断的发生，诺贝尔文学奖这场硝烟笼罩下的抗衡似乎给人一种草率、萧条之感。一年一度的隆重的颁奖典礼被取消了。瑞典文学院在该市的证券交易所——一座古老的王宫里设宴招待了唯一的一个客人，他就是千里迢迢从芬兰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西伦佩，宴会后，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和奖金支票交给了他。

　　西伦佩1888年9月16日出生在芬兰南部海曼居莱地区的乡村里，中学毕业后考入赫尔辛基大学。1913年开始写作，处女作《人生和太阳》发表于1916年，作品强调人的本能驾驭一切。长篇小说《神圣的贫困》（1919）写一佃农在战争中的生活，作品标志着作者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心情和在艺术上的成熟。他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女西丽亚》，小说通过一名有钱人的少女西丽亚，由于父母双亡，变得穷困潦倒，后来不得不出外给别人当帮工，受尽凌斯折磨，最后也是贫困交加，悲惨地离开人世。小说以愤慨的笔触，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夏夜里的人们》（1934）和短篇小说《靠近土地》（1924）、《小丘上的窝棚》（1925）、《忏悔》（1928）等。

　　西伦佩领奖回国后，许多记者在隆隆的炮中采访了他。他和许多获奖者一样，都忘不了那句模式般的话：“这项奖不仅是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颁给我的祖国。”西伦佩于1964年去世。

　　多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

　　——1944年获奖者：〔丹麦〕约翰尼斯·V·延森

　　（Johannes V· Jensen）

　　194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战场，混战达到了巅峰。然而，人们已经可以隐隐看出，噩恶即将结束了。在1940年到1943年，瑞典国王诏令诺贝尔奖一律停发。尽管如此，司掌各项诺贝尔奖的机构仍在继续进行它们的例行工作，它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的推荐函登记下来，列入档案。在战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声中，第一位夺魁者就是丹麦作家约翰尼斯·V·延森，诺贝委员会的院士们对延森的名字已非常熟悉了，据院计，延森是在第十八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时获奖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规定：诺贝尔奖不得连续五年不颁发。如果超过五年不颁发的话，捐款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控告基金会破坏诺贝尔遗嘱中的规定，这样会直接威胁到基金会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战争是诺贝尔本人也预料不及的事。那几年，由于战争而停颁诺贝尔奖。因此，1944年的侯选人，实际上积有几年的侯选人名单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几年来常被推荐，那便是狄哈梅。同时被推荐的还有梵乐希，以及第三度出马的克劳代尔，他于1941年为一些挪威人所推荐。此外，几位英国作家也出现在侯选人名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兰登、莫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也参加了这一届的角逐，斯坦贝克后在1962年获奖。中国的林语堂也是那一年的侯选人之列，他是由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推荐的。

　　1944年授予延森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诗意之有力而丰饶的想象，他把一种胸襟开阔的求知心和一种大胆、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了起来。”

　　延森1873年1月20日诞生在丹麦中部佛斯奥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1895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但他未能去履行他的医生职务便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丹麦人》写成于1896年。1901年发表的文集《哥特的复兴》，力图说明一切技术进步都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日耳曼种族。大型系列历史小说《漫长的旅行》（六卷， 1908—1921）写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间的进化。继续阐明其种族主义观点。他的短篇小说较少种族偏见和说教意味，技术也更精湛，主要有《希默兰的故事》（三卷；1898—1910）等，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06年问世，在丹麦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延森能驾驭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体裁繁多，他创作过诗歌、小说、散文、历史神话故事、随笔，同时还著有艺术史方面的专著。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被誉为丹麦文坛三绝，在丹麦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丹麦语言的“革新大师”。

　　延森获奖那年，他已是七十一岁的高龄老人了，那时他正躺在哥本哈根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幸亏那年的颁奖仪式没有举行。直到1945年战后第一次恢复传统的颁奖典礼时，他亲赴瑞典领奖。1950年12月25日，这位十八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走完了他七十七年的人生之路。

　　女诗人喜交“红运”

　　——1945年获奖者：〔智利〕解贝拉·米斯特拉尔

　　（Ga briela Mistrsl）

　　1945年，法国诗人梵乐希的名字很可能，同时也很应该被收进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册里。他从1930年开始，至少被推荐了十次。1933年，他声势凌人地出马角逐，背后鼎力支持他的是十八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936年，一大群比利时及荷兰的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同地们遥相呼应，再次向瑞典学院力荐梵乐希。1940年，年迈的霍尔斯陶穆将常任秘书的职位让给了一位正当盛年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奥斯特林，奥斯特林还同时出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1945年，经过奥斯特林的一番努力，他为梵乐希打通了所有的“关节”，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唾手可得，只等开会表决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梵乐希于表决前便与世长辞了。于是，有人提出效仿1931年瑞典诗人卡尔菲费特的办法，追授梵乐希诺贝尔文学奖。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猛烈的反对。瑞典文学院只得放弃“追授”一法，经过一番平衡，瑞典学院将这顶“桂冠”授给了智利一位女诗人——她就是喜交红运的米斯特拉尔。

　　米斯特拉尔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7日出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弗考尼亚乡镇上，祖上曾是从西班牙迁居来的移民，从小失去父爱，十四岁开始练习写诗，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十七岁时，她与一位铁路职工恋爱，后来男方由于郁郁不得志而自杀。这给米斯特拉尔年轻的心灵投下了一团阴影。她的《死的十四行诗》（1914）以浮沉、抑郁的情调表达了这种情感，并获得了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第一名。为此，她一跃而成为智利的著名诗人之一。1922年，米斯特拉尔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孤寂》，诗集融女之少恋的羞怯、追求、疑虑，妒忌于一炉，诗句朴质清新，抒发的均是诗人自己的爱情感受，不失为一部优美的抒情诗集。1930年，她发表了《艺术十条原则》，提出“美是指灵魂的美”的观点。鉴于米斯特拉尔对拉丁美洲诗歌的卓越贡献，她从1940年开始，就被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大学教授所推荐。来自智利本国的推荐评论这样写道：“她那崇高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使他成为当今南美洲最重要的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而且，不容怀疑，她是自古至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也就是说，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

　　米斯特拉尔一生获得荣誉很多，既有她为国家外交事务和社会方面的功绩，也有她诗歌创作上的贡献。1945年，诗人“因为她那善于强烈地表达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奖。从另一角度来说，梵乐希之死，为她提供了获奖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红运”。米斯特拉尔于1957年在美国纽约逝世。

　　十五载拼搏露峥嵘

　　——1946年获奖者：［瑞士］海曼·海塞

　　（Hermann Hesse）

　　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技场上，出现了“老将”与“新手”并驾齐驱，交肩角逐的场面。尽管这些“新手”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其中有五位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有两位来自法国：纪德和莫瑞亚阿，两位来自英国：艾略特和邱吉尔，一位来自苏俄：巴斯特纳克。结果，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了一位十五载拼搏露峥嵘的“老将”手中，他就是瑞士诗人、小说家海曼·海塞。

　　海塞早在1931年就被他的一位同胞、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豪普特曼所提名。起初，他在国际文坛上只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作家，当时，掌管诺贝尔文学奖大权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并不十分推崇他。并断言：海塞不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只关怀他个人的问题。霍尔斯陶穆在他执笔起草的那份研究报告中，虽然也颂扬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但同时又说他的小说所创造的人物与诺贝尔本人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违背。就这样，海塞第一次参加角逐便出师不利。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和不平。极力推荐海塞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是一位“鸣不平”者，在海塞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曼专门在《新苏黎士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祝贺海塞生日的同时，公开呼吁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塞，以改变海塞“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状况。在逆境中，海塞屡战屡败，然而，他从未就此罢休，在攀登文学高峰的征途上顽强拼搏。

　　十五载时光的苦苦追求，海塞的诗作已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唯一十全十美的东西。诗人终于得到了1940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的好评。同时，奥斯特林极力主张将1941年的大奖颁给海塞，经过院士的反复考虑和挑选，海塞终于以“由于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的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与深刻的洞察，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海塞于1877年7月2日生于德国南部卡尔天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从幼年时代起，海塞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家庭中，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少年时代的海塞就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但在十五岁时却不得不遵照父母的旨意进入神学院。僵化的经神教育，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他在十五年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轮下》中满怀愤怒地回顾了这段经历。不到一年，他逃离了神学院。他进过工厂，当过书店伙计，一边工作一边创作，1889年出版了两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午夜后一小时》。他的成名之作是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这部小说描写了青年音乐家彼得·卡门青从农村来到城市，由于他和城市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终于带着绝望心情回到了农村，最后，他在纯朴的人民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塞积极投入和平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不要这股腔调》，战后，他写了《席特哈尔他》（ 1922），并把小说第一部献给罗曼·罗兰，以纪念他们战时的友谊。海塞1927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草原狼》，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1946年，瑞典学院举行该年的颁奖仪式，海塞因病住进了疗养院。因此无法前往领奖。海塞1923年加入瑞士籍，因此，瑞士驻瑞典大使代为他领奖并致答谢辞。1962年8月9日，海塞在瑞士提契诺州的蒙塔尼奥拉病逝。

　　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

　　——1947年获奖者：〔法国〕安得烈·纪德

　　（Andre ）Gide

　　1947年12月10日，有着“转世歌德”美誉的法国作家安得烈·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传到法国时，大批记者涌进纪德的住宅进行采访。这位害怕荣耀的“转世歌德”却“躲”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象我这样一位又衰老又疲惫的人，荣耀会把我毁了。”

　　法国著名作家保罗·梵乐希去世后，法国文坛领袖的地位非纪德莫属。当时纪德已近八旬，作品甚丰，他在法国乃至国际上的威望都是很高的，甚至连不是十分崇拜他的人都视他为“转世的歌德”。纪德于1946年被提名为诺贝文学奖的侯选人，不过，直到1947年，瑞典学院才委托专家撰写一份关于他作品的报告书。那位专家便是阿列尼乌斯，阿列尼乌斯在结论中对纪德评价很好，称他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人——他最主要的长处绝非他的文学创造力，而是他那种分析与辩论的天才，他那种连绵细密的逻辑，他那种挖掘问题以及摇撼世人思想的非凡才能。”他认为纪德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欧洲作家之一，更是最接近 ‘歌德式理想’之现代法国作家。” 1947年参加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共有三十五位来自各国的文坛宿将，其中包括后来获奖的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美国小说家海明威和英国诗人艾略特。这一年，纪德刚过完他的七十八岁诞辰，他的健康情况十分恶劣。现在，不只瑞典的文艺界人士，全世界的文人都非常盼望瑞典文学院将此项大奖授予可敬的“转世歌德”。

　　纪德于1969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派信徒，十四岁的时候，早熟的纪德爱上了比他大三岁的表姐玛德莱娜，但他俩的婚事并不遂心愿，纪德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的记事本》就是为了向玛德莱娜表达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而写的。纪德是一个具有写作小说、戏剧、散文、评论等多种体裁的“全才”，1897年，他出版的重要作品、散文集《人间食粮》，作品由一连串富有诗意的断想组成，这些珍珠般的断想大多是从东方传说和圣经的故事中获取灵感的。《蔑视道德的人》（1902）的发表，确立了纪德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他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窄门》、《田园交响乐》、《梵蒂冈的地窖》。1945年，他获得“歌德奖章”，1947年，牛津大学颁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瑞典文学院将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纪德，乃是由于“他那些内容赅博，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在它们里头，作者以一种对真理的无限的爱，以及一种对心理的敏税的洞察力，探索人的问题与处境”。

　　颁奖那天，纪德因健康因素，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给斯德哥尔摩发去了一封长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表示深深的歉意。

　　纪德因肺炎于1951年2月18日病逝于法国巴黎。

　　“朦胧诗人”喜登大雅之堂

　　——1948年获奖者：〔英国〕T·S·艾略特

　　（ThomasStearns Eliot）

　　1948年12月10日这个文学史上不异常的日子，英国现代派作家T·S·艾略特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诗象 “雾”一样的“朦胧诗人”，那天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改装的民航机，在飞越北海到达斯德哥尔摩上空时，因遇迷雾无法降落，只得转返在西海岸的哥腾堡降落。当他换上从伦敦带来的燕尾礼服，胸戴叮当作响的各种勋章，在英国驻哥腾堡总领事的协助下，乘快车赶到斯德哥尔斯音乐宫去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人们早已在哪里翘首以待了。

　　“他来了，他来了”。这位跳着现代舞步的“朦胧诗人”和大名鼎鼎的文艺批评家穿过欧洲的《荒原》，“制造”了《大教堂凶杀案》，用一种不同凡响的现代派音调，弹奏着《四个四重奏》……这位独辟蹊径的诗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全场人员的齐声喝彩。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在现代诗之先锋性卓越贡献”的高度评价，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证书、奖金，并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艾略特发表了里程碑式的现代诗歌作品《荒原》，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声也与日俱增。在瑞典文学院里，艾略特有狂热的崇拜者与十分称职的翻译者。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所参与的第一份报告书却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那份报告书的执笔人便是学院的长老、前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他已经年届八旬，因而无法充分领略现代诗的“谜一般的魅力”。他嫌恶这种“超越时代与文明、宗教与神”的怪诞文学。不过，有几位院士——也包括新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热烈支持他，他们没有遭到多大阻力就说服了他们的院士们，连霍尔斯陶穆也没横加阻挠。唯一具有危险性的对手是一位已经得过奖（1929）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瑞典学院里少数几位有影响的院士提出将1948的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授予他，但是，由于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限制而未能这样做。

　　艾略特于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母亲是诗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的反浪漫主义观念影响很深，早期诗歌的重要作品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位夫人的写照》、《小老头》等，创作于1922年的著名长诗《荒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荒原》借寻找圣林的传说，大量引用或改编五十六部前人的著作，用六种语言，渲染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欧洲不过是一片荒原。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创作于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长诗《四个四重奏》，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牙科克”、美国马萨诸塞洲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十七世纪英国的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由于他在诗和文艺批评方面有创见性的贡献，英王乔治六世封他为“有功勋位”的爵士；法国总统赠予他一条荣誉团的缦带（荣誉团系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以授予对法国有特殊贡献的人）。艾略特于1965年去世。

　　幸运的“南方文学”派创始人

　　——1949年获奖者：〔美国〕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949年，瑞典学院在表决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无法获得决议。这意味：瑞典学院必须宣布它无法达成多数表决，因而必须将颁奖之事往后延一年。那年并非没有强有力的候选人，和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一起参加 1949年文学奖“桂冠”之争的有：美国的海明威和斯坦贝克，苏俄的巴斯特纳克和肖洛可夫，瑞典的拉格维斯特和英国的邱吉尔，法国的莫瑞亚珂和卡缪，这些名家以后均相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 1949年的表决中，有些院士投票支持拉格维斯特；而有的拥护邱吉尔。在这“两军对峙”的局面中，瑞典各地的报纸上激起了一场风暴，甚至连瑞典政府里头都鼓噪不已，人们指责学院无能……

　　福克纳是美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家、“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一，也是整个西方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在角逐1949年文学奖的前后，瑞典的文学评论掀起一股褒扬福克纳作品的“热潮，自1944年第一部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在斯德哥尔摩上市以后，福克纳的作品译本陆续在瑞典出版。这本书一出现，文学评论界几乎每书必评，评之则褒。在瑞典文学批评家的心目中，福克纳对“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处境，作了深邃而全新的透视。这些评论对二次大战后醉心于卡夫卡作品的瑞典青年一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形成了一个以南方家乡为背景，以几个家族的兴亡历史为主线的小说体系。这就是美国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考莱1946年编选出版《袖珍本福克纳文集》时提出的“福克纳帕塌法世系”，文学评论界的褒扬对瑞典文学院的最终定“夺”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佛克纳这个“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幸运地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的研究报告是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亲自起草的。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对现代美国小说之强有力与高度艺术性的贡献”的评语而获奖。

　　福克纳出生于1897年，二十年代初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大理石的农牧神》（1924），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士兵的报酬》（1926），自从192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沙多里斯》之后，福克纳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美国南方风格和气息的小说《喧嚣与愤怒》（1929）、《当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他在作品中揭露了美国南方深刻的社会矛盾，谴责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境遇，其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意识流”，“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 “象征隐喻”等手法常使作品产生独特的效果。福克纳的创作，使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南方文学”派。

　　福克纳于1962年7月6日病逝于家乡牛津镇。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下）

　　出人意料的“圈外中的”

　　——1950年获奖者：［英国］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由于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保留了一年，所以1950年的瑞典学院必须同时颁发两届文学奖。人们预料，邱吉尔必可获得两届奖中的一届，这位大不列颠的前首相刚完成他那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之第三卷，而且，他在瑞典学院也有几位热烈的支持者：另一位可能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他为所有斯堪地那维亚的文学团体所推荐。出乎人的意料的是，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竟是“圈外中的”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迄今为止，“非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罗素数第四人了。前三位是：1902年获奖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1908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奥肯；1927年获奖的柏格森。罗素并没有象其他文学作家那样，经常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1950年，他第一次提名，也是“一次中的”。罗素的提名和获奖，得力于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名顾问。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哲学教授，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非常熟悉，并对罗素的著作作了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在提交给瑞典文学院的报告中提出：“罗素完全能够与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 ‘非文学’作家平起平坐，他的成绩决不在前三位之下。如果瑞典文学院希望以相同的方式象表彰德国思想界那样，表彰英国知识界的话，那么，最有资格代表英国知识界的要算罗素了。”这位哲学教授终于以雄辩的材料和无可辩驳的结论，征服了瑞典文学院。

　　罗素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英国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不要贵族称号。年轻时是费边社成员。三十六岁为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抱和平主义态度。战后曾访问苏联、中国。后期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积极活动。他是英国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哲学上的主要建树在数学逻辑方面。他是“逻辑斯提”的创始人之一，一生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1903）、《精神分析》（1921）、《物质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原子世纪中有重要价值的东西》（1949）、《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51）等。

　　根据瑞典学院所发布的简短赞辞，学院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罗素，乃是“欲以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罗素在颁奖典礼上并未发表正式的答谢演讲，可是他却在次日公开发表演讲，畅谈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趋向，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二十年后（1907）在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中逝世，在世整整九十八年。

　　“现代古典主义巨人”走上领奖台

　　——1951年获奖者：［瑞典］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

　　（Par Lagerkvist）

　　帕尔·拉格尔克维斯特是继卡尔费尔特之后的第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瑞典作家，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瑞典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被称为“现代古典主义的巨人”。颁奖仪式举行的那天，这位文学巨人稳步走上领奖台，没有毕恭毕敬的答谢，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在典礼上朗读了一篇未发表的小说《人与神话》。这种与众不同的新颖的举止，获得了他的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拉格尔克维斯特从1946年起开始成为诺贝文学奖的候选人，那年他首度为几位他在瑞典文学院里的同行们所推荐。那时他刚刚完成长篇小说《巴拉巴》，这部小说一上市，立刻被译成好几国文字。本来在瑞典国内就颇具名声的拉格尔克维斯特，此时，他的声誉越来越大，这对于拉格尔克维斯特在次年获奖是极其有利的。事实也是如此，在支持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的声援力量中，不仅有北欧四国的文学团体，还有几位颇有世界声望的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家。比如：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法国的莫瑞亚诃、英国的邱吉尔、冰岛的拉克斯内斯等，拉格尔克维斯特获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是他的一名具有威协性的强劲对手，不幸于1951年去世，这位对手的名字叫西开里雅诺斯。这位著名的希腊诗人被希腊人民誉为“新希腊的品达”。品达即品达罗斯，是古希腊合唱琴歌的职业诗人，是“竞技胜利者颂”这种诗体的创造者，希腊人民把西开里雅诺斯比作是“新希腊品达”。足见他在人民心目与诗坛上的地位。他无疑是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激烈竞争者之一。遗憾的是，他于评奖前与世长辞了。

　　拉格尔克维斯特早在1940便已调入瑞典文学院。学院不须选聘专家撰写一份特别的研究报告，因为他的资历和成就他的同事们实在太清楚了。人们猜想，他的获奖一定很顺利地过关。瑞典学院以“由于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的评价，将1951年文学奖的“桂冠”戴到了这位“现代古典主义巨人”的头上。

　　拉格尔克维斯特于1891年5月23日出生在瑞典斯莫兰省维克舍镇一个劳动者的家庭里，高中毕业后曾在乌普莎拉大学读书，但因家境贫寒，未能毕业就走上了写作道路。他早年的诗集和剧本，如《苦闷》（1916）和《天堂里的秘密》（1919），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与悲观情绪。二十年代后，他的悲观主义逐渐被积极的世界观所代替，1927年出版的散文集《征服生活》，表现出他对人类充满了信心。拉格尔克维斯特一生致力于写人类的善与恶这个主题。在　1933年写的剧本《绞刑吏》一书中，他借批判中世纪宣扬的善来自恶、暴力、残忍和血腥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的荒廖思想，对法西斯分子发动战争作了无情揭露。在《侏儒》（1944）一书中，他批判集恶行于一身的朱儒，歌颂美好的事物。这些作品问世，极大地提高了拉格尔克维斯特在国际文坛上的声望。

　　拉格尔克维斯特1974年7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1952年获奖者：［法国］佛兰索瓦·莫瑞亚克

　　（Francois Mauriac）

　　1970年9月1日，法国著名作家佛兰索瓦·莫瑞亚克因病不幸逝世，这对法国文艺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具大的损失。在他的追悼会上，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破格出席追悼会，盛赞195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赢得荣誉，“一直忠于法国，选择了法国”的莫瑞亚克是“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瑞亚克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长期支持拥护戴高乐，维护本国的民族独立，很得戴高乐总统的赏识。1952年莫瑞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划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他的祖国争了光。

　　莫瑞亚克在获奖前，他曾连续被提名过好几次。那年参加角逐的作家不下四十位。莫瑞亚克的推荐人为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佛六世的弟弟——威廉亲王。威廉亲王为当时该会的会长，几年前，威廉亲王曾支持佛克纳参加竞选，而且获得成功。在阵营显赫的竞争队伍中，有一位特别显目的“政界要人”，曾于1940年到1945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这位政界人物在历史方面，由于他的历史著作《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四卷，1923——1931）等，而挤入了囊括人文学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行列。邱吉尔自从首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开始，就一直为北欧及英美的舆论界所注目。而莫瑞亚克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已出版了十余本小说和几本散文集。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在他为莫瑞亚克所撰写的作品研究报告中写道：“无论如何，莫瑞亚克确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坦率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人类灵魂的剖析——一种绝非浮面浅显的分析，对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影响之深，促使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他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瑞亚克1885年10月11日生于波尔多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岁丧父，由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1906年进入巴黎文献典籍专科学校学习，次年辍学、此后一直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三年后，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合手敬礼》，1910年发表《向少年时代告别》诗集，他一生写有一百多卷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较有名的代表作有《和麻风病人亲吻》、《黛累丝、台斯盖鲁》和《蝮蛇结》三部。《和麻风病人亲吻》发表于1922年，小说通过一个健壮的姑娘和一位智力、生理上均有严重缺陷的男子结婚之后，在精神和肉体上倍遭折磨。描写了一个不幸少女的悲剧，这部小说的发表，引起文坛的注意，莫瑞亚克也从此出了名。莫瑞亚克在晚年发表了不少“日记”形式的作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反映他自己生活的《内心的回忆》（1959）和《新内心的回忆》（1965）。

　　1952年，莫瑞亚克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第一位国家元首获奖

　　——1953年获奖者：［美国］温士敦·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在选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瑞典文学院偶尔会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前几次将诺贝尔奖的绣球抛向哲学圈，这一年却将文学奖“桂冠”戴到了英国元首丘吉尔的头上。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是少有的。

　　大家都知道，瑞典文学院一向严守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于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里头担任职务，或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的作家。1953年的颁奖，瑞典学院不考虑这些顾忌；按常规，瑞典学院对待获奖人的消息在未公布之前，是绝对保密的。这一次却因获奖者身份不同而采取了例外的措施。在消息未公开之前，先通过外交途径，由瑞典驻英国大使驱车前往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去征求丘吉尔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对获奖之事十分高兴，表示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因丘吉尔参加一个由艾森豪威尔主持的国际性会议，委托其夫人和女儿出席颁奖典礼。他夫人在会上代表丘吉尔朗读了丘吉尔起草的答谢辞，参加典礼的有王室官员及文艺界代表人士约一千人。

　　丘吉尔最早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始于1946年。丘吉尔参加角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以后那几年，他一再被提名，推荐者几乎全是瑞典作家和历史家，他们几乎从那时起就一心一意支持他。可那两位受诺贝尔委员会之托撰写研究报告书的学院院士还是用“细密的批评之筛”把他给筛掉了。

　　第一篇研究报告是由德高望重的学院前任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执笔的，他对丘吉尔那部描写他们的祖先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传记较为欣赏，但他以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根据这一部作品是不够的。时隔两年，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一位教授写了第二份研究丘吉尔的报告，这份报告还特别推荐丘吉尔在政治演说方面的才能，可1948年的获奖者们不是丘吉尔。

　　1953年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约有二十五位来自各国的作家诗人。其中有翌年获奖的海明威，1955年获奖的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内斯，1956年获奖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一年，威廉亲王又推荐了英国的作家福斯特，这次却没有成功。

　　丘吉尔于1874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国牛津附近的布伦海姆营，1965年1月24日逝世于伦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曾支持过十月革命的苏联的国内外敌人。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946——1945； 1951——195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过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主张联合美、苏，共同抵抗希特勒的侵略。他著有多部历史著作，主要有《马拉坎德远征史》（1898、《河上战争》（1899）、《世界危机》（1923—1931）、《战争与回忆录》（六卷，1948—1954）、《英语民族史》（1956—1958）。瑞典文学院授予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不迷惘

　　——1954年获奖者：〔美国〕厄奈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　　　　　　　　　 Way

　　美国作家厄奈斯特·海明威早期创作的作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在崎岖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这位文学巨人从不迷惘。1954年，他以“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精通、运用——这一点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中表现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坛之影响”的评语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从1947年起，几乎每年都被提名。他首度参加竞争时，瑞典文学院即委托一位老院士霍尔斯陶穆撰写关于他作品的研究报告。霍尔斯陶穆由于对海明威的情况不太熟悉，因此，那份报告也就不很热烈了。1953年，当海明威再次参加诺贝尔文学角逐时，霍尔斯陶穆又起草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并在其中推荐了海明威新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他认为，《老人与海》在大海的舞台上，创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但他对海明威的获奖资格问题没作出肯定的回答。瑞典文学院在肯定这位年逾九旬的老院士赞赏《老人与海》的基础上，决定将1954年的文学奖授予海明威。

　　参加 1954年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大约有三十名，其中包括三位未来的获奖人——冰岛的拉克斯内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以及首度被提名的卡缪。此外还有一位卷土重来的老候选人艾斯庇纳，这次，她的推荐者是1922年的老得奖人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奔赴前线。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伤愈后侨居法国巴黎，并开始了创作生涯。早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以及短篇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等。《太阳照样升起》以参加一次大战之后流落在巴黎街头的美国青年们的无聊苦闷生活为题材，写出了当时对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抱着悲哀和失望的青年一代的形象，海明威以侨居巴黎的美国女诗人特鲁德·斯坦的“你们全是迷惆的一代”的话用作该书的题词，于是，“迷惘的一代”便成了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总称，演变为一个文学流派，而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返回祖国。1937年发表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1940年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老人与海》（1952），通过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后来如容易捕到一条鱼，却又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歌颂了老渔夫非凡的毅力和坚韧的决心，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话是作者力图表达的主题，这种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54年瑞典文学院颁奖消息公布后，海明威正在古巴的一个疗养院疗养，他由于不久前在乌干达遇上了不幸的堕机事故，手和腿均受重伤，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但他还是寄去了一份热情洋溢的答谢词，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他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那些丰厚的奖金。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由于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冰岛人的喜悦

　　——1955年获奖者：［冰岛］哈尔多·拉克斯内斯

　　（Halldor Kiljan Laxness）

　　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这个远在北欧的不显眼的小小的国家来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整整“冰封”了五十多年。当1955来到之际，瑞典文学院感到有必要弥补一下这个“缺漏”，逐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冰岛作家哈尔多·拉克斯内斯。颁奖那天，冰岛人载歌载舞，欢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具有世界性声誉的喜讯的降临。

　　当瑞典文学院于1955年10月27日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冰岛作家时，它必须在两位几乎同样著名、同样杰出的小说家里面挑选一位。第一位是时年五十，以冰岛文写作的拉克斯内斯，第二位是古纳森，他比拉氏年长约十二岁，以丹麦文写作。拉克斯内斯在古纳森之前被提名。有几位院士希望学院同时颁给这两位候选人，自从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同时获奖后，瑞典文学院就没有采取过这种“折衷措施”了。还由于拉克斯内斯运用冰岛本国的语言写作，继承了冰岛悠久的文化传统，他才有可能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器重，符合它们选择的本意。就这点而言，拉克斯内斯的条件要比古纳森优越一些。当然，拉克斯内斯的获奖也并不是轻而举的。相反，这一年的角逐也很剧烈。参加竞争者达五十人，其中不乏名扬世界文坛的强手，如多年参加竞争的老手，法国一位年逾八十七岁的诗人克劳代尔，那年由瑞典笔会提名，他确实极有可能获奖，可是却不幸于瑞典文学院表决之前突然去世。其他还有一些强手，如以后获奖的法国小说家卡缪（1957年获奖）、希腊诗人塞菲里斯（1963年获奖）等。

　　拉克斯内斯的获奖来之不易，还表现在该年经历了两次研究报告。第一篇研究拉克斯内斯作品的报告是由霍尔斯陶穆执笔的，那份报告对拉氏不十分有利，但冰岛文艺界和北欧其他国家的一些文艺团体坚持力争。鉴于此，瑞典文学院又委托了两位对冰岛的古今文化有研究的专家，重新起草了拉克斯内斯作品的研究书。这两位专家的最后结论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拉克斯内斯，“等于对冰岛的伟大史诗传统的致敬”。瑞典文学院接着进行了投票，拉克斯内斯终于以多数票赞成而荣获了195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理由是“由于他创作出了恢复冰岛古代史诗的伟大艺术的华丽辉煌的作品”。

　　拉克斯内斯于1902年4月23日出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雅附近的乡村里，自幼酷爱文学，十七岁开始写作，十九岁发表处女作《大自然的儿子》，二十二岁时发表了长篇小说《在圣山下》。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主要作品有反映渔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沙尔卡·瓦尔卡》，描写贫农为土地而斗争的著名长篇《独立的人民》，一个反抗暴力的诗人的曲折一生的四部曲：《世界之光》、《索美尔兰特的城堡》、《诗人之家》、《天空美景》。二次大战后，拉克斯内斯根据冰岛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被丹麦王国侵占的史实，写出了《冰岛的警钟》（1943）、《浅发女郎》（1944）、《哥本哈根大火记》（1945）、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拉氏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至今已出版三十多卷文集。他的作品，批判地继承了冰岛古代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成为冰岛人民引为骄傲的杰出作家。

　　福祸飘然双降

　　——1956年获奖者：［西班牙］璜·拉蒙·希梅内斯

　　（Juan Ramon Jimenez）

　　1956年冬，当斯德哥尔摩传来西班牙诗人璜·拉蒙·希梅内斯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的喜讯时，希梅内斯正在波多黎各一家医院的病床前守护着身患癌症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比，默默地流着眼泪。当医生把获奖祝贺电报交给希梅内斯时，他接过电报轻轻地念给他的妻子听，然后把电报默默地放在她的手中，坎普鲁比露出一丝欣熨的微笑。然而，三天后，这位微笑的使者竟拂袖永远地离他而去。

　　人常说，“福不双至，福不单行”。然而对希梅内斯来说，却是福祸飘然双至。当各国的记者都纷纷前来祝贺他，采访他获奖的消息时，希梅内斯强忍住悲痛，只接见了几位来自美国、瑞典、西班牙的记者。他说：“我垦求各位转达那些帮助我获奖的人们的最深切的谢意。我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我的妻子。对于获得这项殊荣，我本应感到高兴和自豪。然而，由于他的沉疴不起，我无法体会到这种心情。对此，我深深地感到遗憾。”那年，诗人自然没有心情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的奖状和奖金是由波罗黎各圣胡安大学的校长贝尼泰斯代为领取的。

　　早在1952年，希梅内斯就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文学史教授推荐，首次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在以后的几年里，在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古尔堡和马丁生的支持下、希梅内斯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在该年度的四十四名候选人中，著名的作家有翌年获奖的法国作家卡缪、1971年获奖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以及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宠德、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在这些候选人中，还有一位希梅内斯的同胞、近七十岁的作家皮达尔。在竞争场上，他们似乎成了棋逢敌手的死对头，皮达尔一再为西班牙官方机构所提名，主要推荐者为西班牙学院以及几乎西班牙全国的大学校长。但瑞典文学院没有将“桂冠”献给这位官方的宠儿，这次的文学奖得主的决断异常迅速，仅经过了二十分钟的讨论，就决定将这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这种讨论的神速程度，在诺贝尔文学史上，也许是创纪录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希梅内斯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抒情诗——它们为西班牙文学树立了崇高心灵与纯净艺术的典范。”

　　希梅内斯于1881年12月24日出生在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地区和莫格尔小镇，1896年，十六岁的希梅内斯考进塞维利亚大学法律系。十九岁时，首次出版了诗集《白睡莲》和《紫罗兰色的灵魂》，这些诗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的倾向。三十五岁时，他与翻译家诺维亚·坎普鲁比结婚，两人婚后感情笃深，共同合作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几本诗集。他的《新婚诗人的日记》诗集象征着诗人开始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希梅内斯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受现代主义影响时期和摆脱现代主义影响时期。这两个时期又以希梅内斯结婚的1916年为界，他的前期作品主要有《悲哀的咏叹调》（1903）、《遥远的花园》（1904）、《牧歌》（1911）等，后期作品主要有《石头与天空》（1918）、《一致》（1925）、《美》（1923）。在诗歌理论方面，他提出了“纯诗论”的主张，提倡不加修饰和雕琢的“纯粹的诗”。希梅内斯的诗歌和他主张的诗歌理论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希梅内斯在妻子死后的两年里一直郁郁苦闷，1958年他终于在九泉之下找到了他炽爱的妻子。

　　得奖不忘恩师

　　——1957年获奖者：［法国］亚尔培·加缪

　　（Albert Camus）

　　1957年10月1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颁给法国作家亚尔培·加缪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重要的文学作品——它透过明敏与挚忱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

　　诺贝尔委员会的抉择激起了若干人的惊讶，就象二十年前，底·加尔获奖时一样。那年加尔击败了他的前辈及老师——纪德。如今，年仅四十四岁的加缪，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场上，也一举战胜了他的恩师马霍。这位成功者得奖之后第一项表示便是赞扬马霍，称他为整个文学世代的先驱及导师，并多次登门拜访这位前辈和老师。

　　该年有一大群来自各国的候选人参加竞争。总数约有五十人。在这庞大的竞争队伍中，仅法国就占有九位，颇有一派势在必得的阵势。对加缪的获奖造成威胁的几位强手，他们是1958年获奖的苏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1969年获奖的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贝克特。还有一位加缪的强劲对手是另一位法国作家马霍，他是加缪的前辈与老师。马霍由许多瑞典和法国的文学团体所推荐。他的名字脍炙人口，曾任法国政府情报部长和文化部长，尤其是他最近的一次瑞典之行，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他的三部取材于亚洲的小说《征服者》、《人类的人命运》、《王家大道》，在当时影响较大，其中《人类的命运》曾获过龚古尔奖金。马霍几次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均未成功，这次还是败在他的学生手下。

　　加缪首次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是在1947年，那年他发表的著名小说《鼠疫》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意，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轮番提名他，1949、1954年，直至获奖那年，由此可见加缪在瑞典文学院的重视程度。

　　加缪于1913年生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农业工人家庭。他不到一周岁，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伤死去。幼小的加缪便在母亲抚养下，依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一直上完大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他就参加了巴比塞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成名作品《局外人》发表于1942年，这部作品标明加缪的早期创作属于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他曾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的生存与外界毫无关系。他发表于1947年的哲理小说《鼠疫》具有象征性意义，表明尽管法西斯势力象“鼠疫”一般流行，但人们最终会将这种鼠疫根除。加缪的其他作品还有小说《堕落》，剧作《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者》等。

　　授奖仪式举行那天，加缪携妻出席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宫举行的盛大庆祝会和有瑞典国王和皇亲国戚参加的宴会，并发表了一篇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的演讲。

　　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年轻的获奖者在领到奖状和奖金不到三年，因一次意外的车祸事故而亡命。

　　褒贬不一的获奖人

　　——1958年获奖者：［苏俄］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

　　（Boris　　　　　　 Pasternak）

　　瑞典文学院将 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件事立即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风波。帕斯捷尔纳克起先决定去斯德歌尔摩领奖，后来却在该国政府的压迫下宣布“自愿”拒绝受奖。巴斯捷尔纳克何许人也，这场风波的由来如何，话还得从头说起。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位有声望的犹太画家、哲学家，母亲是钢琴家，他的家庭是莫斯科当时一个有名的艺术中心，帕斯捷尔纳克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十月革命前，他已经出版了两本抒情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和《在街垒上》（1917），他早年参加过未来派文学团体。获奖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原因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齐瓦哥医生》。这部小说由于表现出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的怀疑和反感，遭到国内舆论的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拒绝发表。不久，帕斯捷尔纳克将它弄到国外，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不久、英、法、德、瑞典等许多国家翻印了这部作品，当这部小说流入苏联时，苏联文学界对其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批判。

　　与之相反，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林对此书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他拿《齐瓦哥医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说它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精神贯穿于全书，毫无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痕迹”。他还说：“凭着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引证，强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造力在苏俄尚未绝迹。我真难以相信，苏俄竟会禁止在它的诞生地出版。”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差距竞然有天壤之别！

　　这部引起争论的《齐瓦哥医生》，虽然是获奖人的杰作，可瑞典文学院所发布的赞辞中并未提及它，其评语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内克，由于他在当代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两方面之卓越的成就”。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被英国人所推荐。次年，一位研究斯拉夫文学的专家送上第一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位被提名的苏俄作家，在最具慧眼的西方批评家眼中，是苏俄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当代苏俄作家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最没有本国气质、最 ‘西方化’的作家——因此，他屡遭官方机构的斥责。”人们对这位获奖人褒贬不一。

　　帕氏在颁奖仪式举行之前，用法文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瑞典文学院：“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此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奖颁赠于我，而我也不配荣获此项奖。请你们不必误会，并接受我本人自愿的拒绝。”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他的名字仍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之中。那年的文学奖奖金按规定存入诺贝尔的基金中。

　　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

　　“隐逸派”领袖受青睐

　　——1959年获奖者：［意大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年，意大利“隐逸派”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终于以“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意大利自1934年皮蓝德娄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被冷落了二十五年之久。夸齐莫多的获奖，被意大利人民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波拉爵士执笔的文章，他称夸齐莫多为二次大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他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

　　夸齐莫多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夸齐莫多有一个酷爱诗歌的姑母，幼年时就领他读但丁的《神曲》，15岁时开始写作诗歌。1929年，夸齐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特《索拉里亚》的撰稿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齐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促使夸齐莫多的诗歌从“隐逸诗歌”向“社会诗歌”转化的是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洗礼下，夸西莫多认识到：战争“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诗人的使命不再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要写出代表人民呼声的“社会诗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诗集《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乐土》等。夸齐莫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的兴趣还涉及到电影、绘画、戏剧等方面，有这方面的文章多卷。

　　当夸齐莫多得知自己荣获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立刻向报界作了如下谈话：“我知道，由于我在欧洲诗歌领域内地位异常特殊，因此，我担忧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的对手，也就是说，其他参加竞争的候选人，手中握着所有的王牌，我必须孤军作战。”话虽这么说，但他对于能有幸获得此项巨奖，还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用意大利语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讲演。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作了题为《诗与政治》的学术报告。

　　夸齐莫多1968年去世。

　　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

　　——1960年获奖者：［法国］圣琼·佩斯

　　（Ｓt·—John Perse）

　　1960年12月10日，一位有“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之称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在缀满鲜花的颁奖台上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六世手中领奖时，与会人员莫不略感惊讶，这位卸任的外交官十分壮严，然而却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大家都知道，佩斯拥有荣誉勋位，且曾经获得为数极为可观的各式外国勋章。可他一个也没佩戴，后来他向人们解释“因为那些勋章是我以外交家身份得来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以诗人身份得来的。

　　佩斯于1887年5月31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父亲是个律师。1913年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 1914年5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6—1921年期间，佩斯在法国驻中国大使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写作了《进军》，并于1924年发表。从1925—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职务。由于繁忙的外交事务，他停止写诗达十六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佩斯出于爱国之心，愤然离法赴美。在美国期间，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激情的长诗《流放》、《雨》、《风》、《雪》，1957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不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他该年创作的长诗《岸标》是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岸标》发表三年后，他终于以“由于他诗歌中的振翼凌空、令人感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荣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佩斯早在1955年就参加过诺贝尔文学的竞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起草了一份佩斯的诗歌作品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分析流畅清晰，解释言简意赅，被称为研究报告中“模范之作”。这份报告较详细地分析了佩斯的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法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评价佩斯的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克洛代尔。有意思的是，佩斯和克洛代尔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佩斯在答复法新社的记者，请他谈谈获得此项殊荣时的感受，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不愿意成为职业的奴隶。不过，有一点我很高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颁发给诗人。”借此，他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作了一番褒奖。他说：“瑞典文学院这项决定完全符合此项奖创办人的心愿：他不是极渴望保护某种理想主义吗？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力图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在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危害”。从这番简短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奖者的喜悦心情。

　　这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于1975年去世。

　　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1961年获奖者：[南斯拉夫]伊佛·安德里奇

　　（Lvo Andric）

　　时至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至今仍没有问津过该项大奖，它，就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这一年，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伊佛·安德里奇从拥有约五十名竞争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这一沉默，使南斯拉夫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殊荣。

　　安德里奇于1958年首度与他的同胞、诗人克雷雅一并为南斯拉夫职业作家协会所提名。两年后，安德里奇由一名在瑞典学院中举足轻重的院士所推荐。可那一年的大奖给一位有争端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夺去了。二年后，安德里奇再次被推荐。有一份权威的研究安德里奇作品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的瑞典作家雍逊起草的。雍逊在这份报告中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盛赞安德里奇的作品。他以为，安德里奇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其格调、手法均受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影响，而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则对欧洲文学作出了一大贡献。他特别推崇安德里奇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恶的庭院》，说它是一部富有东方幻想色彩的作品。并指出：“从艺术的观点而言，这是我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一部。”推荐人雍逊给予安德里奇以较高的评价。他“以史诗般的气魄从其国家历史中摄取题材和描绘人的命运”而获196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于1892年10月10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担维纳克附近的农村里，父亲是手工业者，在安德里奇两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做工维持生活。他在萨拉热窝念完中学，又在萨格拉布、克拉柯夫、维也纳等地的大学修完哲学和历史课程，才过二十岁就取得法律资格。当时，南斯拉夫正遭奥地利军队的野蛮侵占，安德里奇加入了“青年波斯尼亚”地下革命组织，1914年6月，这个组织和年轻革命家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尔维亚境内刺杀奥国皇太了裴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二岁的安德里奇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整个战争时期，他都被拘留在监狱之中。大战结束后，他出版过两册哲理性散文集。1923年在格拉兹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是一颇具“外交”与“文学”的双重人才。

　　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　1945年的三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这三部作品被南斯拉夫文坛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又名《维舍格列纪事》，作品通过德里纳河畔小城维舍格列从十六世纪开始建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桥被炸毁，这漫长的四百多年间发生在桥上的各种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占领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这部作品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评论家说它兼有“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调”。

　　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前者以拿破仑时期的特拉夫尼克作背景，描写法国和奥地利领事间的冲突，他们在勾心斗角环境中的道德堕落；后者刻画了一个“尖刻得失去理智”的女人，艺术上以人物描写的细腻，跟历史结合紧密而见长。此外，还著有《魔鬼的庭院》、《丞相的象》等。

　　安德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作为波斯尼亚地区人民代表出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获得一级人民勋章，并长期担任国家作协主席。安德里奇1975年去世，波斯尼亚人民以沉痛的心情为他送葬。

　　漫长的“观察”和“考验”

　　——1962年获奖者：[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走廊上，有一位经过瑞典文学院二十二年的“观察”和“考验”，坐了二十二年“冷板凳”，通过重重曲折和阻力，最终夺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坚韧不拔者，他就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

　　1940年，斯坦贝克首次被提名参加此项巨奖的角逐，和他齐驾齐驱的美国作家有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是，幸运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却赶到斯坦贝克的前面去了。

　　斯坦贝克的候选资格遇到顽强的阻力，虽然如此，他的名字还是年复一年地为许多支持者所提出。霍尔斯陶穆对斯坦贝克的提名，曾起草过两份研究报告。第一次是1943年，第二次是1949年。这两份报告对斯坦贝克作品有褒有贬，最终的意见是，斯坦贝克的获奖尚欠“火候”，瑞典文学院还须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谁知这“观察”和“考验”时间竟达二十二年之久。

　　194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以挪威人民反抗纳粹法西斯的英勇业绩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月落》，颇有影响。一年之后，霍尔斯陶穆就受命起草了一份斯坦贝克作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却十分推荐斯坦贝克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赞扬这部作品具有“创作性的情节和精确的描绘”，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作品，显示了“一个年轻民族的力量和勇气”。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在心理描写上的弱点和不足。霍尔斯陶穆在推崇《愤怒的葡萄》的同时，对斯坦贝克的其他两部作品《煎饼坪》和《鼠与人》却不十分欣赏。另外，他抱怨斯坦贝克在《月落》一书中对发生在挪威的战争描写得“太浪漫”，显然有“政治宣传色彩”。因此，霍尔斯陶穆断定斯坦贝克还需进一步“观察”。

　　说来不巧，霍尔斯陶穆的第二份报告对斯坦贝克的评论反而倒退了。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斯坦贝克在四十年代没有出现三十年代那样有影响的作品，对他表示“失望”。因此，他建议瑞典文学院对其继续“考察”，待有新作再“考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斯坦贝克相继发表了两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伊甸园以东》（1952）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新任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尔林特别推崇他的《我们的不满的冬天》一书，他在一次广播谈话中对听众说：“斯坦贝克的小说《我们不满的冬天》一书，迫使学院放弃了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就这样，斯坦贝克最终以“由于他那些写实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它们因具有一种同情的幽默与一种敏锐的社会洞察而显得特别突出”而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从小爱好文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1925年才大学毕业。他的第一篇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俄克拉河马州贫穷的农业工人的凄苦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乔德就是千万个穷苦农业工人中的一人。乔德的一家在大企业的压迫下有的死去，有的精神分裂，有的中途离散。小说发表后获普利策奖。另一代表作《我们的不满的冬天》通过一家小杂店的一位新英格兰世家的后裔幻想自己抢劫银行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亲临前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1958年汇编成《从前打过一场战争》，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1963年获奖者：[希腊]吉欧果斯·塞菲里斯

　　（Ciorgos Seferis）

　　希腊是荷马的故乡，一切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学可与之相比，却苦苦等了六十余年，吉欧果斯·塞菲里斯的名字才镌入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榜中，人们似乎有些怠慢之感。然而，他毕竟是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塞菲里斯1963年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卓越的抒情诗，它们是对古希腊文化深刻感受的产物”。这次颁奖似乎没有遭到什么阻力，每个人都非常迅速地赞许学院的抉择。

　　1963年那份提供诺贝尔委员会讨论的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是一位研究希腊文的专家起草的。这位专家是瑞典的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与塞菲里斯彼此感情较深，故此对塞菲里斯的作品非常熟悉。那份有关塞菲里斯作品的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他：“塞菲里斯确实是当今最能代表他的祖国的民族诗人，因为，复兴希腊文化的两大功臣——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都已经去世。塞菲里斯是一个深深地植民于自己祖国土地的诗人，他热爱荷马等古希腊文化，同样，他对瓦莱里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也相当熟悉”。瓦莱里和艾略特是法、英两位当代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研究报告这样评价塞菲里斯，说明他融贯古今文化，能吸收一切古今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了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诗作。

　　当塞菲里斯在林内尔及瑞典大使的陪同下抵达瑞典领奖时，他第一项非正式的任务便是访问联合国原秘书长哈玛绍，颁奖典礼上，等奥斯特林说完那篇对得奖人赞誉的介绍辞之后，塞菲里斯站了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演讲。

　　塞菲里斯于1900年2月29日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城，父亲是国际法专家，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至1924年在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三十一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转折》，翌年发表了诗集《水池》。另一部成熟的作品《神话和历史》于1935年出版，从此他开始用自由体作诗。二次大战期间，他随希腊流亡政府到过埃及、南非等地。1940年出版了诗集《航海日志》和《习作》。希腊解放后，他发表了以一条被德军击沉的船的名字为书名的诗集《画眉鸟号》，长诗后半部充满了诗人对光明的歌颂，被认为当代欧洲诗歌中的杰作。他也是一个有一定声誉的评论家和翻译家，把许多英美文学翻译成希腊文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还对西方一些主要作家写过有见地的评论。塞菲里斯于1971年去世。

　　“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1964年获奖者：[法国]尚·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人求之不得的殊荣，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964年12月10日，当瑞典学院宣布法国作家尚·保罗·萨特获得该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位具有奇异思想的作家，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奇异的行动，他立即向瑞典学院和世人声明，拒绝接受此项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事实上，萨特对于这项奖是有意见的。他在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人，瑞典文学院先颁奖给后者，而且获奖的也是一部在外国印行，并在国内被禁止的书，此事实令人不能理解。欲想恢复平衡，可以从反方向做相同的举动。萨特拒绝领奖，实际上也算是 ‘从反方向’所作出的一个举动”。

　　萨特有句名言：“行动吧，在行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动的结果，此外什么都不是”。这位著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家的世界观的显著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产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日常行动中才形成的。萨特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哲学家。他善于运用诗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和作品，在当代的法国知识界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欧美以及东方的一些国家也不乏他的思想影响的存在。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海军军官，在萨特两岁时就去世。后来他就跟随母亲到当大学教师的外祖父家中生活。萨特20岁时考入巴黎师范学院的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去柏林，投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门下深造。回国后在执教的同时从事写作。萨特的成名作是193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日记体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哲学观念——存在主义。萨特在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这部著作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奠基作品，之所以能在四十年代风靡一时，是因为他迎合了饱受战争之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强烈渴求自由的思潮。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也是突出的。如《群蝇》（1943）、《密室》（1944）、《肮脏的手》（1948）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

　　1964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

　　高贵的“猎物”

　　——1965年获奖者：[苏联]米开尔·肖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

　　1965年12月10日，苏联作家米开尔·肖洛霍夫抵达斯德哥尔摩之后，大批记者前来访问他，他幽默地说：“当我得知获得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正在打猎，我开了两枪，天上除了落下两只大雁之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金约值45.000美元）这个高贵的“猎物”是千万只大雁无法比拟的。

　　这一年的授奖是在萨特发表拒绝领奖，并指责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而不给肖洛霍夫的声明一年之后公布的。因此有人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肖洛霍夫此举，是一个弥补以前“过错”的举动。肖洛霍夫的获奖，使苏联文学界感到十分高兴。当时任苏联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主席的作家索波列夫亲自向肖洛霍夫道喜，并在《消息报》、《俄罗斯文学》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来说，肖洛霍夫的获奖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参加 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候选人总共有八十九人，是颁奖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竞争势力较强的有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基连，阿根廷小说家波里斯，以及两年后获奖的瓜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等。

　　“肖洛霍夫那种‘壁画式’的小说是以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它代表着一种纯粹的俄罗斯通俗传统——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它具有一种磅礴的气势，但这种气势常常受到政治宣传的伤害。”这是瑞典学院委托一位杰出的拉斯夫文学专家起草的肖洛霍夫作品研究报告中的评述，报告承认，“肖洛霍夫确实是一位具有高度抒情才华的‘印象派画家’，他特别擅长描绘任何时代，任何季节的大自然景色。在这方面，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但报告也指出他自《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世以来，再也没有产生过有轰动效益的作品。

　　肖洛霍夫于 1905年5月 24日出生在顿聂茨地区维兴斯卡雅镇边的克鲁齐林村。1920年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购队，1923年担任《农村青年》杂志社的通讯员，192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马》，他早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共八卷，分四大部，先后出版于1928.1929.1933.1940年），它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通过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时一度加入革命行列，不久又深陷反革命营垒而不能自拔和最后彻底毁灭这一复杂漫长的经历，以庞大、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反映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势力遭到失败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作品于1960年获得列宁奖金。五十年代，他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和《他们为祖国而战》（1969）。

　　1965年，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共享殊荣的犹太人和萨克斯人

　　——1966年获奖者：[以色列]撒姆尔·Y·阿格农

　　（Shmuel· Y· Agnon）

　　[瑞典]奈莉·萨克斯

　　（Nelly Sachs）

　　隔了将近五十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才再度出现两位作家共享殊荣。1917年，两位丹麦作家双双获得这项巨奖，1904年，一位“普洛汶斯的荷马”米斯特哈尔和一位西班牙作家艾契加里共同获奖。从没有人怀疑过学院这两次 “权宜措施”的公正性，1966年，瑞典学院的正式报告经由电台广播公诸于世：

　　授予以色列作家撒姆尔·Y·阿格农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极为独到之小说艺术，其主题乃取诸犹太族的生活”。

　　授予瑞典作家奈莉·萨克斯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那些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杰出作品——它们以感人的力量阐释以色列的命运”。

　　报告还指出，学院将1966年度的文学奖金同时颁发两个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旨在“褒扬两种文学创作，虽然他们所运用的文字不同，但它们结合在同一种心灵的血缘中。同时，他们在颂扬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阿格农早在1948年就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但他一直等了十八年才获成功。阿格农作品的研究报告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由瑞典文学院前任秘书霍尔斯陶穆撰写的；第二次是由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伦德克维斯特撰写的。霍尔斯陶穆虽然对阿格农几部反映犹太人生活题材的作品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但他认为这些作品缺乏足以获得此项巨奖的伟大艺术的感召力而取消了阿格农的获奖资格。1959年，几篇阿格农的小说被翻译成法文，伦德克维斯特在读了这批小说后大受感动，他在第二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阿格农的小说是“汉姆生与卡夫卡的奇妙结合，是一种复古的现代主义，它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更新并复苏了过去”。

　　1966年10月18日，当电台发布阿格农获奖的消息后，犹太人犹如听到大卫王驾临那样虔诚和兴奋，大批记者涌向阿格农所居住的乡下陋室，就连文化部长也亲赴阿格农陋舍祝贺，前任和现任总统均打电报祝贺他，称阿格农是“以色列最伟大的诗人”。

　　“她以她诗作中的自由韵律继承了德国诗歌的传统”，“凭着这些，她使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变成她个人的悲剧，并且使人感到犹太民族痛苦的流浪境况”瑞典文学院在萨克斯作品研究报告中对她推崇备至，报告中特别指出：“没有任何一位现存的作家比萨克斯更具备获奖的资格，这位犹太女作家在她的第二故乡坚持以德文写作，继承了她的先辈所运用的那种文字的光荣地位。”

　　瑞典文学院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决定让阿格农和萨克斯共同分享 196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两位年龄均在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到斯德哥尔摩，同时出席了颁奖仪式，所不同的是，阿格农用希伯莱语致答辞，萨克斯用的是一口流利的德语。

　　阿格农原名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1888年生于奥地利，1909年迁往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逃到欧洲，1924年定居耶路撒冷。他发表过一篇题为《被遗弃的女人》的短篇小说，他的笔名就是由《Agounot》（被遗弃的人）这篇小说的读音而来，后来变成了真名。他的早期小说主要写犹太人的流亡生活，代表作品《夜间来客》（1930）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犹太人的精神惶恐和贫乏。《火与树木》描写被纳粹灭绝的犹太受难者，后期小说则与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复国活动相联系，主要有叙述特拉维夫城历史的《往事》，以及《耶路撒冷故事集》、《这事发生在昨天》等。

　　萨克斯于1891年12月10日出生在柏林，（原籍德国）死于1970年，她和阿格农同年获奖，同年谢世。1940年，她在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帮助下，逃出德国，在瑞典定居，并加入了瑞典籍。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惨遭纳粹法西斯的屠杀。萨克斯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喜爱诗歌，早期诗集《传说与故事》（1921）比较脱离现实，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瑞典定居后，她主要从事瑞典现代诗歌的德文翻译工作，由于家人的惨遭杀害，她亲眼目睹了法西斯的残暴，促使他以后的创作偏重揭露性。她曾说：“阿格农所表现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我所表现的是犹太民族的命运。”她的代表作品有诗集《在死亡居住的地方》、《逃亡与变迁》、《炽热的谜语》、《寻找生存者》，在这些诗集中，死亡、痛苦、集中营、逃亡……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调多带忧伤、哀惋，笼罩着犹太人痛苦与不幸的阴影。她的作品，既有犹太人传统的影响，又有日耳曼神秘主义的影响。

　　喜降危地马拉

　　——1967年获奖者：［危地马拉］

　　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

　　（Miguel Angel Asturias）

　　当南美洲的一个名叫危地马拉的小国的作家米额·安基·阿斯图里亚斯荣获1967年诺贝尔文学的喜讯第一次降临到这个国家时，危地马拉人民欢歌载舞，如同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大小报刊均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他的照片和事迹，邮电部门出版、印行了他的纪念邮票。

　　196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继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之后的第二个南美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64年，阿斯图里亚斯曾应瑞典几所大学之邀，在瑞典驻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此番游览，对阿斯图里亚斯的获奖必然有所帮助。他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修订了他那部伟大的《香蕉三部曲》的瑞典文译本。那一年，瑞典学院曾选聘一位专精西班牙文的年轻批评家约汉森，撰写一篇翔实的报告书，探讨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他的结论是：“阿斯图里亚斯为当前南美文坛最多产、最生动的作家之一”。“在溶合南美神话与现实的艺术上，无一能与他匹敌”。

　　阿斯图里亚斯于1899年10月10日出生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一位在当地有声望的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员。阿斯图里亚斯出生的时候，正是独裁者卡夫雷拉上台执政的年月，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使他很小就在自己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寡头统治的种子，1923年，他于圣·卡洛斯大学社会法律系毕业。不久，赴欧洲深造，在法国攻读东方语言，研究古印第安人的玛雅——基切文化。1936年，他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总统先生》，但由于独裁统治的文化禁锢而不让出版。十年后，《总统先生》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小说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总统的爪牙连特上校被一名精神失常的乞丐掐死，于是总统派人暗杀了乞丐。独裁总统趁机编造口供诬陷政敌，他的独裁统治激怒了民众，人民起来反抗独裁统治。故事明显是以卡夫雷拉总统为原型的。斯图里亚斯氏有影响的作品有《珠光宝气的人》、《这样的混血女人》、《丽达·萨尔的镜子》、《马拉德龙》、《多洛雷斯的星期五》等，作为诗人，他还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集》《云雀的鬓角》《博利瓦尔》等。

　　当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获奖消息传来时，记者们纷纷前去采访他，可是他不在家，此时的阿斯图里亚斯正坐一间酒吧间里喝酒——庆祝他六十八岁的生日。阿斯图里亚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

　　阿斯图里亚斯于1974年死于马德里。

　　赤脚攀登“金字塔”

　　——1968年获奖者［日本］川端康成

　　（1899—1972）

　　196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文学，以非凡的锐敏表示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也许是命运偏爱在事业上的顽强拼搏者。川端康成这个还在襁褓之中就失去父母，唯一的姐姐和抚养他的祖父也不久死去，（他称自己为“参加追悼会的名人”），孩提时就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孤儿，经过几十年奋斗而一举摘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的第二个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他就是一位赤脚攀登“金字塔”的顽强拼搏者。

　　川端康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始于六十年代初，而当时日本的另一位作家谷崎润一郎是1958年由美国作家赛珍珠推荐的。但他于1965年去世，失去了与川端康成抗衡的机会。一位日本学者说：“自从谷崎润一郎死后，川端成是唯一资格在斯德哥尔摩代表日本文学的作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那年，是由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为候选人的。参加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人数总共只有十三人，提供给瑞典文学院讨论的几份研究报告，对川端康成的作品极为推崇，称他 “在刻划女性最细腻的气质方面有独到的才华。同时在描绘日本四季景色方面也具有非凡的才能”。

　　川端康成获奖后，日本国内欣喜若狂。不仅新闻界大量报道这件事，而且裕仁天皇通过宫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以及佐腾首相亲自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川端康成 1899年生于日本大阪一个医生家庭，死于1972年4月16日。他从中学时代起就酷爱文学，熟读《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作品，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日本文学，与一群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并在大作家菊池宽的支持下，打击了唯美主义的旗号，逐渐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以“艺术至上”、“艺术唯美”为口号模仿欧美“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强调捕捉瞬息间的纤细感觉，追求感官上的静止的“美”，他一生共创作了一百余篇小说作品。他的代表作《雪国》描写了一个中年舞蹈艺术家追求一位艺妓，但当艺妓深深地爱上他时，他却根本不打算同她结婚，这位舞蹈艺术家为了追求刹那间的颓废感觉，竟会奔波于雪地之中达数年之久。《伊豆的歌女》是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从小说细腻铺叙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刻划中，不难体会到作品主人公和十四岁的江湖艺人熏子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他还创作了《山之音》（1949—1954）、《千只鹤》、（1951）、《古都》（1962）等作品。

　　川端康成曾任国际笔会副主席、日本笔会会长。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外，在国内外还获得过多种奖：如“艺术院奖”，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见日本和外国记者时说：“我很幸运，我之所以能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其次归功于我的作品的翻译者”。当然，也与他本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分不开的。

　　怕出名的“隐士”

　　——1969年获奖者：[爱尔兰]撒姆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文人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当爱尔兰荒诞派戏剧作家撒姆尔·贝克特风闻自己获得 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竟做了一个“荒诞”的举止，马上躲到乡村的一个小山庄里去了，那个小山庄正好遇上山洪暴发，他几乎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

　　但那些机灵的新闻记者们还是在那个小山庄里找到了他，并不断地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关心的是这位怕出名、怕为盛名所累的“隐士”，会不会接受使他大大出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几天的思考，这位“身不由已”的获奖人在政界人物的劝导下答复瑞典学院：他同意接受此项奖，由于健康的缘故，他无法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文艺界人士颇为热烈地祝贺这位“满心不情愿”的得奖人，只有他的祖国爱尔兰愠怒异常，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她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祖国的盖尔语而去使用两种外国文字——英文和法文。贝克特本人没有参加授奖典礼，也反对爱尔兰大使代他领取，他委托了自己的出版商代表他本人出席庆典活动，并代他领取了奖状和面值额达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贝克特首度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是在1957年，是一位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教授推荐的。瑞典文学院接到推荐书后，便开始着手贝克特作品的研究工作，那时候，贝克特已经写出了他的重要剧作《等待果陀》，两篇研究报告尽管对贝克特的这个名剧作称赞备至，将它誉为第一流的作品，“结构上严谨得无懈可击”，但他们认为仅凭这一部作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免显得薄弱了一点。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在一百零三名候选人中，有几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英国诗人奥登、法国诗人马尔罗等。在法国的文学界，人们都几乎一致断言，马尔罗肯定会获奖，因为他这一年已不再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在法国文学界声望较高，但瑞典文学院没看中他，他们更喜爱另一位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认为贝克特完全具备了获奖的资格。

　　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学生时代游历巴黎，与侨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1927年，贝克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英文讲师。1932年以后，贝克特漫游欧洲，并为先锋派杂志撰稿，后来因对爱尔兰的“神权政体”不满，于1938年去法国巴黎定居。贝克特是一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人生的凄凉。荒诞的世界上是多么短暂而没有意义。他本人性格孤癖，平时和妻子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不见任何人，来往的也是寥寥无几的出版商。1953年，他的剧本《等待弋多》的演出，使他成为著名作家，但他仍过着隐居生活。之后，他还写不少“荒诞派”剧作；如《最后一局》（1957）、哑剧》（1957）、《最后盘录音带》（1958）、《啊，美好的日子》（1961）、《卡斯康多》（1963）和《喜剧》（1964）等。这些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荒诞派”代表之作的烙印。

　　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

　　受歧视和冷漠的中彩者

　　——1970年获奖者：[苏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最近几个礼拜里，我国舆论界对我获奖的敌对态度及表现（看过我著作的人们从各机构被开除），使我深信如果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我的后路将被切断，也就是说，我将无法回到我的祖国。”

　　这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通过外交途径写给瑞典文学院信中的一段话。由此足以可见这位冷漠的中彩者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处境十分狼狈，他原在打给瑞典学院的电话中说过，他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奖金，并打算亲临斯德哥尔摩。但事实上，他没能出席那次授奖仪式。他在1974年2月13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他的那份奖金也是在他驱逐苏联后补发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按照惯例，每年度的获奖者都要有熟悉该作家的专家提出其作品和人的有关研究报告，以供瑞典文学院讨论。可是，1970年度的索尔仁尼琴的研究报告却意外地取消了。这也许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应征入伍。1942年毕业于炮兵学校，后来但任炮兵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获过两次勋章。苏德战争期间，他给朋友写信攻击斯大林，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1942年5月，他所在部队进驻东普鲁士时，被苏联专政机关逮捕，被监禁了8年，刑满后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1957年索氏被“恢复名誉”，在一所中学教书，继续从事文艺创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作者八年劳改生活的体验。赫鲁晓夫读后，亲自下令将这部小说发表在全苏作协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是一位集体农庄的庄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上了前线，在战场上被德寇捕获，后又逃回部队。但部队对他并不象以往那么信任，要他供认叛节行为。他为了活命，承认是系敌方派遣，成了德国间谍，由此被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将主人公在劳改营中所受的凌辱、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集中在一天描写。文艺界吹捧这部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在表现民族性格方面的艺术力量”。次年，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作协会员。索氏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1963）、《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垮台，索氏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作的作品已不符合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政治要求。他的那些遣责苏联劳改营的小说不能发表了。如描写劳改营“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只好在西欧发表。《癌病房》在国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第一卷》的手稿则被克格勃抄走。1969年11月，索氏被苏联作协开除。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全书长达1800多页，这部特写性兼带自传体的小说，除了叙述作者个人经历外还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大量资料。小说分三卷，1974年2月12日，小说出版到第二卷，索尔仁尼琴就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只顾攀登莫问高

　　——1971年获奖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

　　对于享有世界盛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早在他的老师——智利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奖时就向往已久了。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凭着“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终于为智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性殊荣，使师生名字相继写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史中而在智利传为佳话。

　　瑞典文学院授予聂鲁达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早在1956年就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时阿根廷的著名诗人、小说家悖尔赫斯也被推荐。悖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全国作协主席等职，他一宜是一位与聂鲁达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对手。1971年10月21日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对聂鲁达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诗作给了充分的肯定。聂鲁达获奖的消息传到智利、秘鲁等国，引起了南美洲人民的热烈欢呼。智利总理阿连德打去了祝贺的电话。智利首都的一些报纸这样报道说：“聂鲁达确实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聂鲁达出席了该年的颁奖仪式。在他的受奖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不是神，也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具有任何优越或神秘的命运。我曾说过，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带给我们面包的人，是从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卖面包的人，他的义务就是做动人而谦虚的工作——把面和好，放在锅炉里，然后把烤好的面包交给人们”。

　　聂鲁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十九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霞光》。二十岁时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在特姆克国立高级中学的教师米斯特拉尔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聂鲁达曾就读于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大学毕业后先后被派往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国任外交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当得知他的老师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聂鲁达的创作欲望倍增，决心象老师一样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1950年创作的《诗歌总集》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这部诗中，作者以满腔热情歌颂祖国智利，赞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水手、渔民、矿士，同时鞭笞统治在劳动者头上的剥削者。他在 1954年发表的《要素之歌》、《葡萄和风》，1957年发表的《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颇有哲理，充满了诗人对生活和爱情的憧憬。世界上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一致认为聂鲁达对于拉丁美洲的诗歌发展有三大贡献。一是同他的老师米斯特拉尔等一起开创了拉丁美洲诗歌繁荣的新阶级；二是吸收了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作的优点，从而奠定了拉丁美洲二十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三是他有“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开创了拉丁美洲政治诗歌的新风。

　　聂鲁达1973年在圣地亚哥去世，死后发表的作品有回忆录：《我承认，我生活过》、《我命该出世》等。

　　从皇太子手中接过奖品

　　——1972年获奖者：［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Ｂoll）

　　1972年12月10日，九十高龄的瑞典老国王因病未能出席并主持诺贝尔奖金授奖活动，而由皇太子代替。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从皇太子手中接过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状和奖金，全场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伯尔还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庆典宴会，面对一千多名来宾发表演说：“对我来说，到达目前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从战场上还乡，除了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如果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有一股拼命的写作热情。”

　　“凭借他对时代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典型化的技巧，描写德国人的生活，对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是伯尔获得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

　　同以往一样，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参加角逐的候选人有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和诗人蒙塔莱（此人三年后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荷兰的作家、刚刚去世不久的费斯特代克；澳大利亚小说家兼戏剧家怀特（此人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兼政治家马尔罗，此人二十多年来，几乎年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人们一般都认为他的获奖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可是，他又一次落选。这一年，伯尔刚刚取代法兰西学院院士埃马努埃尔的职位，新任国际笔会会长，而瑞典文学院对于国际笔会有较好的印象。由于这两点，伯尔较之他的竞争候选人更具夺魁的优越条件。

　　伯尔于1917年12月21日出生在德国科隆。父亲是专门制做宗教用品的雕刻匠。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1939年在科隆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同年被法西斯军队拉去当兵，曾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几个月，六年的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和感受，是伯尔早期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1947年，伯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三十四岁时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小说开始被世界文坛注目是在五十年代，那时候，他发表了较有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火车正点》，长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他较有成就的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作品以五十年代联邦德国刚刚复苏的“经济奇迹”为背景，反映在表面繁荣的西德经济的掩盖下，普通下层劳动者的痛苦与不幸。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了伯尔创作的高峰，有评论家称这部作品是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小说以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次婚姻为线索，描写了西德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揭露了西德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此外，伯尔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一个小丑的看法》（1963）、《一次出差的结局》（1966），伯尔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和和平主义政治家的形象本色。

　　伯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除了小说，还创作了大量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和政论，翻译过英国、爱尔兰和荷兰文学作品。

　　第一位大洋洲获奖者

　　——1973的获奖者：［澳大利亚］帕特利克·怀特

　　（Patrick Victor Martindale.）　　　　　　　　　　　　　 White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澳大利亚小说家兼剧作家帕特利克·怀特为197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在南太平洋这块世界上最小的大陆上引起了欢呼和激动，因为怀特是第一个获得这一世界性荣誉的澳大利亚作家，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奖的大洋洲作家。

　　早在 1969年，怀特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可是那年的奖金却被爱尔兰的贝克特捧去。1970年，怀特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可怕的谣言传到澳洲时，如果有几分真实的话，我必须立刻设法隐退。然而，由于事实不是如此，我象挨了沉重的一击，颇感愤慨。”三年后，怀特再次参加角逐，又再次失利。此时怀特有点心灰意冷，怏怏不乐了。他甚至不相信自己会获奖，以至1973年红运确确实实降临于他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家报纸记者在怀特获奖后采访了他，然而借他的话发表评介说：“当他知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深感惶恐。”

　　怀特的这番话，自有他的辛酸。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十分坎坷和不顺利的。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作品却不被出版商承认，他们不愿意出版怀特的书。1939年，怀特创作完长篇小说《幸福谷》，遭到伦敦几乎所有的出版商的拒绝，后来经好友的再三介绍、推荐，方被一出版接纳；二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也未受到评论界的好评，出版后的销路也很差。

　　怀特的祖父母是英国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移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怀特的父母曾到英国旅居过一个时期，于 1912年在伦敦生下了他。怀特的童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附近度过，13岁时去英国求学。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到牧羊站当工人并开始写作，两年后进英国剑桥皇家学院主攻现代语言，1935年毕业，离校后继续从事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出版机会。尽管怀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遇到许多阻力，但他创作之心未泯。　1955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类之树》使他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坛知名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服务五年。大战结束后，他于1948年回澳大利亚定居，他下决心要歌颂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可爱的人民。《人类之树》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明丽色调、浓郁生活气息的小说。《人类之树》的发表不仅赢得了读者，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怀特其他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描写十九世纪企图横跨澳大利亚大陆的德国探险家事迹的《沃斯》，描写一对英国移民孪生兄弟的《可靠的曼荣罗》等，怀特还发表过几个剧本：《有火腿的丧宴》、《沙萨帕里拉的季节》、《快乐的灵魂》、《秃山之夜》等。怀特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敢于和其他澳大利亚作家分庭抗礼，不为习俗所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将一个新大陆介绍到文学领域中来，并在叙事及心理刻划方面展示他的创作艺术。”

　　怀特因患气喘病未敢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委托他的一位画家朋友代为前往领取。他将所得奖金建立了怀特文学奖，以资助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后来者。

　　怀特于 1990年9月30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第四次平分秋色

　　——1974年获奖者：［瑞典］埃温德·雍逊

　　（Eyvibnd johnson）

　　［瑞典］哈里·埃德蒙·马丁逊

　　（Harry Edmund Martimson）

　　诺贝尔文学奖曾于1904年、1917、年1966年出现过三次双双获奖的局面。1974年，瑞典作家埃温德·雍逊和哈里·埃德蒙·马丁逊又同时获得该年度的大奖，使诺贝尔文学奖颂奖史上出现了第四次平分秋色的况境。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的名字曾多次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名册里出现。瑞典学院每年都要收到来自各国的数百名的推荐名单，真是劲敌如林，强手云集。参加该年度竞争的除两名获奖者外，有多次参加角逐的英国作家格林、幽默作家沃德豪斯、土耳其的小说家亚沙尔·凯马尔，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以及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当然，为这些作家助威呐喊的舆论同样是十分卖力的，有人提议颁奖给专门从事幽默创作的小说作家沃德豪斯，也有人提议给雍逊、马丁逊。最后，瑞典文学院十八名院士投票选举，雍逊和马丁逊各得九票，因而两人同时获奖。

　　雍逊于1900年7月29日出生在瑞典北端的悖登，父亲是一个铁路建筑工人，家境贫寒，从小不得不寄养在亲戚家里，在饥饿和冷眼中度过童年。十四岁那年，雍逊小学毕业后，父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就开始了采石、烧砖、放木排等劳动。经过五年做苦工，雍逊来到斯德哥尔摩，他一边自学，一边工作，热心文学创作，十九岁时担任过报社的记者，二十岁时还与朋友一起合办《我们的时代》杂志。雍逊和代表作品有小说《黑暗的城市》、《回忆》、《告别了哈姆雷特》、《奥洛夫四部曲》、《克利隆》、《幸福的尤利斯》等。前期作品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具有反纳粹主义的情感。雍逊的创作精力极为旺盛，大战以后，他虽已闻名欧洲并成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但终年执笔不停，直到1970年8月25日逝世，他的后期作品受纪德、佛洛伊德、乔依斯等人的影响，偏重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反映自己对社会和道德的看法。瑞典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高瞻远瞩和为自由服务的叙事艺术。”

　　马丁逊于1904年5月6日出生在瑞典的贾姆肖勃莱肯，六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弃他而去，马丁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后靠亲戚收留抚养。1920年，十六岁的马丁逊离开家乡到一艘商船当了一名小听差，后改司炉工，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干过各种苦力，以流浪汉的身份在欧洲各国和印度、南美等地飘泊游历。他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1931年他出版的诗集《流浪者》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接着他又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合写了一部瑞典文学史《五个年轻人》，开始在文坛上出名，马丁逊的小说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比较大，也从吉卜森的新浪漫主义中汲取了活跃、明快的风格、如发表于1938年的《溪谷》和《梦与盲蜘蛛》（1937）是这一具有多种艺术风格成分的产物。1974年出版的诗集《草丛》是马丁逊的最后一部作品（马丁逊1978年2月11日逝世），其作品是知识与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使人们感到的是一种美的、直觉的艺术享受。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通过一滴露珠反映整个世界”。

　　雍逊和马丁逊两人同时获奖，世界舆论对此反映应不一。有的赞扬这两位作家的成就，也有人反对推选本国文学院院士获奖。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之丰是前所未有的，每人各得五十五万克朗。这一评选结果的发表也较以往提前了两个星期，早在10月3日就公布了竞选结果。

　　在颁奖仪式上，四年前获奖的索尔仁尼琴因故未能在该年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一年他出现在新改建的音乐厅接受了奖金。当他从国王手中接过奖品时，获得了与会者的喝采和狂热的掌声，这气势自然压过了当年度的两位获奖者，这不能不说是颁奖中的一个小插曲。

　　“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1975年获奖者：［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Eugenio Montale）

　　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喜获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采访和取经者络绎不绝。一位女记者问他如何安排他的写作时间？每天几点钟写诗？几点钟翻译作品？工作多少小时？休息多少小时？蒙塔莱幽默地回答：“诗人不能象商人那样敏感地对待时间”。

　　诗，必须有感而作，这是诗人遵循的一条创作原则。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蒙塔莱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欢迎词对蒙氏诗歌的艺术造诣给予了极高的赞扬，词中说：“蒙塔莱诗的最大特色是把个人和客观的艺术表现熔于一炉。这种艺术表现就好象是五彩玻璃嵌版上的玻璃立方体一样，将每个字精确地嵌在每一个位置上。语言的简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繁杂的音韵都给清除殆尽。”由此可见，蒙塔莱的诗不仅是有感而发，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获奖，主要是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幻想的生活洞察力；诠释人的价值”。

　　蒙塔莱因年老体病未能出席授奖仪式，他的奖金由意大利驻瑞典公使代领，并由公使代为他宣读了蒙塔莱起草的演讲词。

　　1896年10月12日，蒙塔莱诞生在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热那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从小酷爱艺术，曾向往成为一名男中音歌唱家，但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他美好的理想，不久应征入伍，在这场人类空前野蛮的浩劫中度过了两年炮火生涯。战后，他脱离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并专心致志地进行诗歌创作。蒙塔莱从事过的工作很多，当过文化古城佛罗伦萨的图书馆馆长，当过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记者等。作为诗人的蒙塔莱，他对意大利现代文学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隐逸派”诗歌流派。他的第一部诗传《乌贼骨》就明显地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特色，蒙塔莱的这本处女作一问世，即一举成名，成为意大利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但《乌贼骨》初版印数只有一千册，而且还有一半毁于火灾，就是这本仅五百册的《乌贼骨》，在文学界发生强烈的反响，使诗人获得了“生活之恶的歌手”称号。这部诗集通过对故乡利古里亚海滨自然景物的描绘与咏叹，抒发了诗人哀惋、凄凉、孤独的情感。诗人着意选取“涸溪”，“断枝”等形象，隐喻“生活的邪恶”和人生“不可捉摸的痛苦”，咏叹“邪恶蛀蚀着世界”，无情吞噬着生命的血肉，最终遗留一副象“乌贼骨”一样的骸骨。他创作的《境遇》（1939）、《暴风雨和其他》（1956），都明显地镌刻着表现死亡、凄凉和孤独的烙印。

　　除自己创作之外，蒙塔莱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他文学上的卓越功勋，1967年6月被意大利总统授予“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蒙塔莱于1981年9月11日逝世于米兰，享年八十五岁，9月14日，意大利政府在米兰大教堂为诗人举行了隆重葬礼。

　　美国人的第七顶“桂冠”

　　——1976年获奖者：［美国］索尔·贝洛

　　（Saul Bellow）

　　1976年，瑞典文学院以美国作家索尔·贝洛“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颁给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为继刘易斯、奥尼尔、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信克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贝洛为美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夺得了第七项“桂冠”。

　　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该年度美国囊括了全部五项诺贝尔奖。

　　在1980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美国二十世纪文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索尔·贝洛便确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至少在他畅销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以后，贝洛就被宣布为美国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在美国最具有人道主义表现力，最能深奥微妙地打动人心的现代喜剧作家之中：甚至于威廉·福克纳曾经戴过的天才桂冠也已落到了他的头上”。由此可见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严格说来，贝洛不是正统的美国人。他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父亲亚伯拉罕·贝洛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位商人。1913年，亚伯拉罕·贝洛和他妻子丽莎移居加拿大，1915年生下了小贝洛。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小贝洛以后一直在那里读书、工作。贝洛说：“我在那里长大，我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1939年，贝洛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伊莉诺斯州的西北大学，并获该校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当了海军。退伍后一直在大学里执教。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摇来摇去的人》（1944），它以日记体体裁记载一个犹太青年在战争中应征入伍后所发生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很有一点贝洛自己的影子。贝洛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这是当代文学中表现“自我意识”的典型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一位流浪汉式的青年奥吉，幻想摆脱社会以及他人的控制，他不断地避开亲人、雇主和异性，去寻找追求无限的自由，以达到支配自己的理想的本质。但奥吉的理想与追求也是充满矛盾的。结果，奥吉坎坷奋搏，仍然没有能找到自己的“本质”。相反，最后却成为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向社会作了妥协。此书出版后获全国图书奖。贝洛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赫尔索格》也是一部轰动当时美国的畅销书。贝洛其它有影响的作品有《雨王汉德逊》、《赛姆勒先生行星》、《供堡的礼物》等。

　　在“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

　　——1977年获奖者：［西班牙］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Vicente Alexandre）

　　众所周知，西班牙文学被称为“黄金世纪”的是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叶。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才辈出，创作繁荣，涌现出一批如塞万提斯、维加艾优秀作家。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荣获 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使西班牙人欣喜万分，文学界、舆论界称他是西班牙文学进入“第二次黄金世纪”中崛起的第一位诗人。

　　197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具有创造性的诗作，这些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流派，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二十七岁时得了严重的肾结核病，疾病迫使他离开服务的铁路公司，而去从事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喜爱的诗歌创作。结果，幸运的诗之神果然降福于这位多灾多难的幸运儿，使他为西班牙赢得了第四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于1898年4月26日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十二岁那年随全家迁居到首都马德里，1918年进马德里大学法律系读书。1926年，他的长一首诗作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两年后，他的第一部诗集《轮廓》出版，为年轻的诗人在诗坛上初步赢得了声誉。《轮廓》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个人品格和气质特色的抒情诗集，阿莱克桑德雷·梅洛早期诗歌曾受到当时流行的西班牙现代主义诗派代表人物L·达里奥的影响，但从《轮廓》开始他又马上从现代主义转向了新古典主义，这种倾向在他的代表作品《毁灭与爱情》（1932）中表现尤为突出，诗集以生命、爱情、人生、死亡为主题，颇有感情色彩。这部诗集获得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颁发的国家文学奖。同年，他又与智利著名诗聂鲁达合作，在马德里创办《诗歌的绿马》杂志，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莱克桑德雷·梅洛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在西班牙文坛上的著名的“二七年一代”的主要成员，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的其他主要诗作有《在一个辽阔的领域里》（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终极的诗》（1968）、《我最好的诗》（1978）。此外还写过《西班牙现代诗人》等评论著作。瑞典文学院在欢迎词里称他是“二七年一代”诗人群中闪烁得“最亮最持久的一颗星星”。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授奖仪式。他委托一位朋友托·帕登代为领奖，并代他宣读受奖演说词。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在演说词中回顾了自己生平的创作道路，阐述了自己对诗歌以及作为一个诗人的看法。他晚年仍勤奋创作，致力于写诗。

　　美籍波兰裔犹太作家的福音

　　——1978年获奖者：［美国］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35年秋天，一艘挤满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犹太人的邮轮从波兰驶往美国，他们几乎都是在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所煽动起来的反犹排犹浪潮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去国外谋生的。在这些人里，有一位三十挂零的单身中年人，他，高大的身材，端庄的五官，明亮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一种盲然无知的追求的神色，看起来好象是在仓促中离开自己祖国的，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一流的犹太小说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四十三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福音就降临于这位幸运者身上。

　　1978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保留了东欧犹太人即将消失的传统，并以热情奔放的叙事艺术，生动地描绘出人类的处境。”

　　辛格于1964年7月14日出生在波兰拉德兹明，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里被称为“拉比”的法学博士。辛格四岁时，全家迁往华沙，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拉比”，后来把他送到华沙神学院深造，可辛格的兴趣并不在当一名“拉比”，他在当作家兼新闻记者的哥哥伊斯雷尔·约琴夫·辛格的影响下走上了创作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戈莱的撒旦》出版于1935年。不久，辛格随哥哥逃亡美国，最初在一家叫《犹太前进日报》的意第绪文报社担任新闻记者，1943年取得美国国籍。从四十年代开始，辛格就致力于以犹太社会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莫斯卡特一家》（1950）、《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这些作品全都是用犹太民族意第绪文写成的。

　　辛格的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生动、幽默、风趣，同时又带有一点荒诞的神秘色彩。他自称自己的成名作是《傻瓜吉姆佩尔》，小说反映了社会的丑恶：善良人受到世俗社会的欺凌，命运受到无情的摆布。《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以简练、形象的白描手法、通过老鳏夫菲谢尔森博士如何从与老处女的结合中尝到人生乐趣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真实、生动、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形象。文学评论家把辛格的长篇小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主要以描写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波兰犹太社会的解体过程；另一类描写爱情和宗教信仰问题。短篇小说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辛格多次获得美国文学艺术方面的奖励，其中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

　　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

　　——1979年获奖者：［希腊］奥季修斯·埃利蒂斯

　　（Odysscus Eiytis）

　　1979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希腊诗人奥季修斯·埃利蒂斯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诗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了现代人争取自由和创作活动的斗争”。

　　埃利蒂斯于1911年11月2日出生在希腊南部位于地中海东侧的克里特岛上的伊克利翁镇，不久合家搬往雅典，幼年时开始学习法律，青少年时常到爱琴海的岛屿上去度假，这些经历对他日后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还说： “作为一个诗人我的想象力是从爱琴海的礁石和小帆船、以及岛上的白灰屋和风车的世界里培育起来的。整个爱琴海在我的意识中已烙下了不可忘怀的印象。”由于埃利蒂斯的诗常出现爱琴海的自然景物，被称为“爱琴海诗人”。

　　埃利蒂斯青年时代开始写诗。二十四岁时在《新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成为三十年代该刊出现的优秀青年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方向》（1939）和《初升的太阳》（1943），以希腊的美丽国土为歌颂对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战争与灾难的忧虑心情，写得深沉、哀婉、动人，从此奠定了他在希腊文坛上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应征入伍，他曾到阿尔巴尼亚等地参加战斗，并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战争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现实的题材，1943年他写成了爱国主义长诗《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殉难的陆军少尉的英雄挽歌》。这部长诗以明丽的调子，歌颂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阵亡的将士，激发了希腊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激情。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理所当然》发表于1959年，全诗分《创世颂》、《受难颂》、《光荣颂》三个部分。诗组可以说是从人类起源到现代的一个缩影。诗人把个人感情与希腊苦难的民族历史结合在一起，歌颂未来的光明，这组长诗所称誉为二十世纪的杰作之一。此后，他的重要诗作还有《克莱普亚德拉斯和无名氏》（1938）、《六个人和一个向老天忏悔的人》（1961）、《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国人》（1971）、《同胞》（1979）。埃利蒂斯纯熟地运用超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语言，诗人也恰恰因此而受被誉为“希腊新诗派之父”。

　　埃利蒂斯这个誉有“希腊新诗派之父”称号的“爱琴海诗人”获奖后，希腊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位原先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希腊首都雅典斯库福大街23号勤奋写作的诗人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兴奋之余，他不免不为没完没了的接待访问、出席会议、发表演讲等琐事而发愁，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写出有分量的诗作留传后世。

　　埃利蒂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在受奖演讲中说：“我独个儿住在一幢小小的公寓里，写诗、也写一讨论当代文学艺术的文章……我妄图建立第二生命，用作品，把我带进意识的光辉里……”并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认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授予我诺贝尔奖金，是想表彰整个希腊诗界，以及引起世界对一个传说——一个从荷马到当代始终贯穿于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的注意”。

　　埃利蒂斯说的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就都离不开哺育他的祖母、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伟大历史传统。诗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全部精力都致力于诗的创作事业。

　　受宠若惊的流亡诗人

　　——1980年获奖者：［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当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消息公布之时，美国和波兰文艺界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互相发问：“他叫什么名字？米沃什？米尔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连这项巨奖的得主，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也感到受宠若惊。

　　米沃什在获奖前应该说是一位不太知名的作家。　1980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曾举行一次国际性书展，世界各国出版商把近十万本世界名著带来展览，而偏偏找不到一本米沃什的作品。米沃什在几十年的流亡中，过的“是一种与城市大众隔离的生活”，他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过着隐居的生活。”还说：“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我简直堕入了深渊。”

　　米沃什获奖以后，各国记者纷纷采访他。他在接受美国《旧金山记事报》记者采访的说：“获奖给我带来了读者和困扰。我担心自己的作品会遭到曲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读者”。瑞典文学院在1980年度授奖仪式上的欢迎词中这样评价米沃什：“米沃什是一位难懂的作家，用最恰切的字眼来形容——其文学作品庞杂而渊博，激烈而又幽深，而且在不同的气氛与层次中善于变幻：由悲哀到愤怒，从抽象到具体。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驳杂。”

　　当诺贝尔文学奖创办十一年后（1911年 6月 30日），米沃什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出生于当时属波兰版图的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附近的谢泰伊涅。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曾在俄国工作。米沃什幼年跟随父亲住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故乡。他曾在维尔纽斯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法律。二十二岁时发表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一年后，米沃什大学毕业后去巴黎留学，回国家在波兰电台文艺部工作。三十年代，他根据波兰历史上几经列强侵略并吞的情况，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下斗争力量，向波兰统治者和新出现的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法西斯侵占，他从反纳粹战争开始就积极参加波兰的抵抗运动。1944年7月22日，波兰人民在苏联人民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政府任命米沃什为驻华盛顿文化参赞，从 1951年起旅居巴黎，随后他发表了《被禁锢的思想》一书，详尽地陈述他脱离波兰的原因。

　　米沃什战后主要作品有《白昼之光》（1953）、《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5）、《无名的城市》（1969）、《月出和日落之处》（1974）、《冬日钟声》（1978）、《诗选》（1981）等。他这个时期的诗，大多是在流亡中写成的，不仅吸收了古典主义和现代各流派的长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具有悲剧力度的质朴，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1980年，米沃什由于“他以不妥协的、锐利的笔调，把人们在一个充满严重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而获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半年后，返回故土波兰两周，受到了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从未想象到会受到这么盛大的接待和欢迎。”

　　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1981年获奖者：［英国］埃利亚斯·卡内蒂

　　（Elias Canetti）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一位七十六岁的英国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中了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头彩”的这一消息时，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一是人们期待获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二是卡内蒂“对当代世界并没有太多太大的影响力”，除了西德等国知道他的名字外，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三是他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几十年只写了九种作品：一部小说，一部包含三个剧本的戏剧集，一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一部游记，一本研究卡夫卡书信的文集，两本薄薄的笔记，以及两册自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位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卡内蒂于1905年7月15日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的鲁斯丘克（今鲁塞），他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从十九岁起到二十四岁，卡内蒂在维也纳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五岁起在柏林从事翻译工作。1938年迁居伦敦，并获得英国国籍。卡内蒂1929年开始创作，1930年完成了小说《迷惘》，他没有急于拿出去发表，直到1935年才在维也纳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主要写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何受到愚笨但又贪婪的女仆的控制和嘲弄。这位学者最后在女佣人的摆布下，精神失常，被迫自焚。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揭露了动荡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现象。卡内蒂在三十年代开始写剧本。1932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婚礼》。《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两个剧本中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表现了某种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况，带有明显的荒诞性。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的力量”。

　　卡内蒂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本来并不打算在授奖会上发表演说，但是，面对大厅里辉煌壁灯照耀下的众多宾客，他还是即兴发表了热情谦逊的讲话。其内容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居住、学习过的三大城市：维也纳、伦敦、苏黎世美好的印象，而且对他的创作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四位宗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说：“今天站在诸位面前，我愿提出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我深深感激的人物。第一个是克劳斯，他是德语界最杰出的讽刺家，他曾教会我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去谛听维也纳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引导我反对战争，因为在当时，这种诱导和灌输对许多人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他又说：“第二个人是卡夫卡，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卑微以摆脱权威——这个一辈子不可缺的训示，是我从卡夫卡那里学来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穆齐尔、布罗赫的名字。正如他说：“如今我不感激这四个人物是不可能的，他的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位今天尚若健在，那末，今天站在这里的将会是他们而不是我”。

　　卡内蒂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在获奖时并没有忘记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影响的文坛宗师。值得感到荣幸的是，卡内蒂是第一位获得整整一百万克的奖金的作家。

　　“百年孤独的世家”从此不孤独

　　——1982年获奖者：［哥伦比亚］

　　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宣布该年度的文学奖获奖者为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长短篇小说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1967年，马尔克斯经过十八年之久的酝酿、写作，发表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五年后，他又发表了一部颇有影响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位自称为“百年孤独的世家”因这两部代表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声誉，从此，他不再感到孤独。

　　马尔克斯的获奖，除了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外，当然，毋须讳言，也得力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佐助，其中，瑞典文学院院士伦德克维斯特的帮助是非同小可的。这一点，连获奖者本人也承认，他在一篇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西班牙语，并且精通这一语言的委员，就是诗人伦德克维特。是他最了解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提我们为侯选人，并为此力争。”伦德克维斯特在《百年孤独》发表以后，不仅读了西班牙原版，并且开始向瑞典文学院推荐马尔克斯的名字，到了　1980年，经过三年的努力，马尔克斯的名字从预选出的一百五十名候选人，跳到二十名候选人，直到进入七名候选人范围之内。并且伦德克维斯特还在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并暗示他说，瑞典文学院就在等待他的新作发表。就在这时，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1982年6月出版了，这部新著是使他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

　　马尔克斯于1928年3月6日出生在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的阿拉卡塔卡镇。从小对文学有着特殊的爱好，七岁开始阅读《天方夜谭》，十八岁进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叶及其他的故事》出版于1955年。1959年起，马尔克斯任古巴拉丁通讯社记者。《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他以通俗、粗浅的文学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马孔多镇上的牧师企图以死后灵魂升上天堂为诱饵来吸引人们到教堂里去做礼拜，约瑟·阿克多·布伦特拉为了帮助牧师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特地向教民们描述了上帝的模样。雷姆朵斯·布伦特纳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升了天，他死了之后有没有见着上帝谁也就不清，但那个麦尔奎德斯·布伦特纳却死了两次。第一次，他死了后感到死的味道不好受，又见不着上帝，于是又活了过来。直到第二次才无可奈何地死去。结果引起了教民们对教会的愤怒，他们群起而攻之地扑向祭坛，认为这是由于上帝把他们遗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笔调描绘了三十年代哥伦比亚的工人运动和1948年恐怖的权力斗争。小说出版后，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纷纷称它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此外，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1）、《家长的没落》（1975）。

　　马尔克斯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在1982年12月8日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宣布，他将把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用来办他曾从事过的新闻事业。

　　四G“戏珠”

　　——1983年获奖者：［英国］威廉·戈尔丁

　　（William Goiding）

　　诺贝尔文学奖自本世纪的头一年正式开奖以来，已经有整整一代人的历史了。世人纷纷猜测断定，第八十三个年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形成四G“戏珠”的局面，因为这四个最有希望获奖的候选人的名字出人意外地都出现以 “G”字打头，这四人是；南非的纳丁廉·戈迪默、联邦德国的京特·格拉斯、英国的威廉·戈尔丁和格雷厄姆·格林。

　　这四位候选人都是势力较强的诺贝尔文学奖角逐场上的竞争老手，经过反复衡量比较，瑞典文学院以“因为他的小说具有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技巧和虚构故事的多面性和普遍性，显示出来当今世界人类的情境”的评语而将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予大器晚成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

　　戈尔丁的获奖，使得在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出现了分歧公开化的倾向。1982年曾支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西班牙语文学专家伦德克维斯特，称这次选举结果为“突然袭击”，他说：“戈尔丁并不错，但他还不足以进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行列。并认为戈尔丁“不过是英国一个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杰出作家”。伦德克维斯特还说：要不是有名望的文学院秘书长出来制止这场争论，那么奖金就会授给别的人了。由此可见，竞争之激烈复杂。

　　戈尔丁于1911年9月19日出生在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一个名叫哥伦白一马爱纳的村子里，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是一位妇女参政活动的积极鼓吹者，在良好的家境影响下，他自幼好学，他说，“我特别喜欢词汇，把它们象邮票或鸟卵那样收集着。”早年曾在马堡语法学校受教育，后于1931年考入牛津大学、布拉森斯学院深造，1935年获文学士学位。之后在索尔兹伯里市附近一所基督学校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皇家海军，退役后又回到原学校任教，后来专事创作。他的成名作《蝇王》描写一架疏散英国儿童的飞机遭到袭击后，堕落在太平洋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这些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的儿童，由于脱离了人类文明社会的约束，隐伏在人性中的某些固有本能得到了发展、滋生，最后变得放荡不羁，分裂成派，互相残杀。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人性恶的恐惧与憎恨。《蝇王》发表后，戈尔丁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文坛红人。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继承人》（1955）、《品彻·马丁》（1956）、《塔实》（1964）、《金字塔》（1967）、《旅程祭典》（1980）等。

　　戈尔丁对于荣获十九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欣喜若狂，当记者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当记者向他告辞出来后，戈尔丁那幢白色的小屋里传出了悠雅欢快的钢琴演奏出来的乐曲声，由此可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兴奋和陶醉心理。

　　第一位捷克斯洛伐克获奖人

　　——1984获奖者：［捷克斯洛伐克］雅罗斯拉夫·赛弗特

　　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八十四年的轮转后，终于第一次轮上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小国。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开展的诺贝尔文学奖竟如此艰难地轮上它，实在有些怠慢之感。因为在以往的八十四年里，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已经轮到十多次了，可能是由于上述的缘故吧，因此，当1984年提出捷克斯洛伐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名字时，瑞典文学院参与投票的院士们几乎个个投了赞成票，以至使得雅罗斯拉夫·赛弗特得以顺利地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文学史上赢得了第一份荣誉。

　　赛弗特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坛上一位大名鼎鼎的老诗人，他1901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未毕业即放弃学习，参加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工作，并从事创作。他是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早期诗歌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如第一本诗集《泪水中的城市》（1921），但后来转向纯艺术观点的“诗歌主义”，诗风有所改变，以写田园诗式的抒情诗为主。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对法西斯侵略，歌颂祖国和作为祖国象征的布拉格，以及捷克民族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唤醒民族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热情。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仅诗集便有三十余部。此外，他也写了一些散文，最近出版的《世界如此多娇》（1982）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回忆录。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的诗歌意境清新，韵律优美，语言自然、流畅，音乐性强。他的诗深受捷克人民的喜爱。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于五十年代曾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和哥特瓦尔德国家奖金。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

　　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 198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捷克斯洛伐克《创造》周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都先后报道了雅罗斯拉夫·赛弗特获奖的消息和事迹。

　　第十二位法国获奖者

　　——1985年获奖者：［法国］克洛德·西蒙

　　1985年，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的获奖，使他成为继苏利普占多姆、米斯特拉尔、罗曼·罗兰、法朗士、柏格森、马丁·杜加、纪德、莫里亚克、加缪、圣琼·佩斯、萨特之后的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为法国文坛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史上，夺得了第十二顶“桂冠”。

　　克洛德·西蒙1913年生于马达加斯加，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昂度过童年时代。1924年进入巴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读书。他先后曾到牛津剑桥大学求学，并随从名师学习美术和艺术。1936—1939年，他周游了西班牙、德国、苏联、意大利、希腊等国。异国的风土人情为他进行文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应征加入骑兵团，并参加了默兹战役，被俘入狱。1940年越狱成功，战后返回家乡边从事葡萄种植业，边从事写作。

　　1945年西蒙发表第一部以传统手法写成的长篇小说《作弊者》，随后又发表了《居里韦尔》等。从他早期作品来看，作者受福克纳和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加缪的影响，探索新的小说写作技巧。他以后的作品《风》（1957）、《草》（1958）则是以新小说的表现手法出现。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骑兵团经历所著的《佛兰德公路》（1960），是西蒙的成名作，并使其成为法国新小说派重要的作家之一。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发表了《豪华旅馆》（1962）、《历史》（1967）、《法尔萨卢斯之战》（1969）、《事物的教训》（1975），其作品多以战争题材为主。

　　1981年西蒙的近作《田园诗》，描写的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西蒙的作品不注重情节的连续性，试图从互不关联的写法入手。时间、背景随意跳动交叉，小说的语句尽管冗长，但经反复推敲、润色，仍嫌晦涩费解。他的作品在中国尚没有译介。

　　第一位非洲人登台

　　——1986年获奖者：［尼日利亚］渥里·索因卡

　　（wole Skyinka）

　　198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尼日利亚剧作家渥里·索因卡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是一位“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的多方面才能的作家。索因卡的获奖，不仅填补了尼日利亚国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的空白，而且是整个非洲地区第一位荣耀的登台人。

　　索因卡于1934年7月13日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一个教会学校督学的家庭。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开始写诗，以后转到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皇家宫廷剧院是五十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当时初露头角的剧作家约·奥斯本、阿·威斯克、塞·贝克等人的早期戏剧都是在这里首演的。索因卡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演出和导演。1960年，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等结合起来，开创了用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所以，有的评论家说，即使他自己一个剧本也不写，索因卡的名字也会永远铭刻在尼日利亚的戏剧史上。

　　索因卡的创作生涯在头十年是一帆风顺的。二十四岁时他的剧本《沼泽地居民》、《雄狮和宝石》就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短短几年，他一跃而为非洲最著名的剧作家。1960—1967年，他接连创作并上演了剧本《森林之舞》（1960）、《裘罗教士的考验》（1960）、《强种》（1964）、《孔其的收获》（1965）、《路》（1965）等，还在尼日利亚首演了其他著名非洲剧作家的名剧，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7—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索因卡被军政府逮捕入狱，一度杳无音信，甚至传说他已经不在人世。内战后出狱。此后的作品有《狱中诗抄》（1969）、《人死了——狱中笔记》（1972）、《死神和皇帝的骑兵》（剧本，1971）、《暗无天日的年月》（长篇小说，1973）、《阿凯》（童年回忆录，1981）等。

　　索因卡大部分作品的特色是幽默和讽刺。一次，有人问他：“你好象有三顶帽子：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回答说：“不错，不过还不止三顶。你遗漏了我第一顶最最前面的帽子。我首先戴的是人的帽子。”在另一个场合，索因卡还说过：“我的始终不渝的宗教信仰是人的自由……我的写作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了个性的自由而斗争。”这些话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创作。索因卡的早期创作偏重喜剧，他在伦敦创作的三个剧本《雄狮和宝石》，通过主人公美丽的村姑之口讽刺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青年人。《新发明》讽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裘罗教士的考验》写了一个机灵的江湖传教士巧妙地利用社会上各种人不同的心理进行诈骗。索因卡1960年回到祖国后，作品风格上有一些变化，单纯的、轻松明朗的喜剧让位给寓意较为复杂的、手法有时是隐晦的讽刺剧。《孔其的收获》不指名地讽刺一个非洲国家的小独裁者的专制暴虐，主题思想是明白易懂的。可是在《路》和《疯子和专家》里，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致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类比。在《路》里，尼日利亚的道路凶险叵测，多少本领高超的司机在“路”上丧生，主人公怪老人白天在汽车站摆摊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了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疯子和专家》写父子俩经过战争洗礼回到家乡。儿子战前是外科医生，现在当了情报处长，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钉梢的 “专家”，一回家就派了四个残废人去监管他的父亲。而父亲在收到儿子从前线寄回的一封信后，曾特地赶到前线去宣传他的各种主张，如吃人肉合法，不吃人肉是浪费等等。这些荒诞的作品是当时尼日利亚和非洲社会和政治的曲折反映。

　　索因卡的诗歌也很出名，烩炙人口的有讽刺诗《电话里的一次谈话》。童年回忆录《阿凯》被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评为1982年十二部最佳书之一。

　　索因卡的创作很早就引起世界各国评论家们的注意，他善用英语写作和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大部分作品已译成各种文学。

　　年轻而幸运的流亡作家

　　——1987年获奖者：［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

　　瑞典文学院曾分别于1933年、1958年、197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苏联三位“流亡作家”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1987年，瑞典文学院又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位“流亡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于1940年生于苏联列宁格勒。父母是犹太人。父亲曾在苏联海军中任职，后被革职，一家人主要靠母亲的收入为生。布罗茨基受到的全部正规教育是在十五岁之前。此后他便涉足社会，干过司炉工、船员、摄相师、地质勘探工等多种职业，还曾给验尸官做过助手。十六岁时，他为了读译米沃什的作品，开始在工余学习波兰语，两年之后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并于同年开始写诗。　　　　　1963年年底，布罗茨基因为没有固定职业，“用色情、堕落的诗毒害青年一代”而被捕，1964年被指控犯有“社会寄生虫”等罪被判五年劳改，并两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劳改营，布罗茨基白天做苦工，晚上自学英语，读艾略特、叶芝、奥登、迪兰、托马斯、沃莱斯·斯蒂文斯等人的原作。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很快活，因为我以前一直住在人来人往的寓所里……人在孤寂中生活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由于一些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艺术家联名上书请愿，布罗茨基在服刑一年多之后于1965年提前获释。此后，他一直在写诗、搞翻译，却很少在苏联发表作品，因而在国内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他的诗一直在诗人朋友间广泛流传。被布罗茨基尊为导师的阿赫马托娃曾说，布罗茨基在他同代诗人中最有趣、最有发展前途。布罗茨基被判刑一事在苏联文艺界是广为人知的，他也由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几乎被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他的头两部俄语诗集《长诗与短诗》（1965）、《荒野中的停留》（1970）就是在西方出版的，并且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翻译家专译他的诗作。这无疑使他在国外的声誉远远地超过了他在国内的名气。1971年，布罗茨基收到两封邀请信，要他移居以色列，而他当时并无离开祖国的意愿。1972年，布罗茨基乘飞机到维也纳。在此停留期间，他有幸见到诗人奥登。奥登对他的诗歌非常赏识，帮助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排了住校诗人的职务。此后布罗茨基一直生活在美国，1977年入美国籍。

　　布罗茨基的独特经历很容易使人把他的诗歌同政治联在一起。尤其是他常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流亡意识，并自认为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早在离开苏联之前这一点就已见之于他的诗作之中。然而他又是讨厌别人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诗歌和政治的相通之处只有字母 ‘P’和字母‘O’。”可他又是西德出版的“文学、社会、政治和宗教”杂志——《大陆》的编委，该刊的政治倾向是不难看出的。从他的作品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一些文学上的所谓带有普遍性的主题：爱情、宗教、艺术、死亡等等。当然，他的调子往往带有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对世界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布罗茨基在西方得到广泛承认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他那两本俄语诗集，尤其是他那首译成英文的早期诗《献给约翰·堂恩的挽歌》。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表现出布罗茨基把握英国诗歌传统的深度和广度，这合乎英语读者的口味，出自布罗茨基之手更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1973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的两部英译诗集《诗选》（奥登为之作序）和《部分讲话》引起巨大反响，对布罗茨基的称赞几乎是众口一词。

　　布罗茨基仅汲取了英国诗歌传统的精华是绝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他所推崇的苏联诗人之一曼德尔施塔姆曾称阿克梅主义为“一种对世界文化的渴望……”布罗茨基是一位倾向于阿克梅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这种渴望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渴望的根基主要还是俄语诗歌传统。由于布罗茨基主要用俄语创作，现代俄语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严谨的诗歌形式中谋求创新——也必然会影响他的诗风。他在赞美诗、挽诗、描述诗、叙事诗、抒情短诗等多种诗歌形式上表现出可以随意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艺，令人折服，读起来往往带有一股须半吟半唱的迷人味道。他用来构建诗歌的材料也非常新颖，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有大量的、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的意象和隐喻。它们像符咒般的呓语，烘托出一种飘忽不定的情绪，并使之在诗的每一段中逐步升级、扩张，赋予普通事物以全新的含义。正如奥登所说：“像里尔克和艾略特一样，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语言有如世界一样，具有同种程度的 ‘现实’，语言与现实往往交织一处。”

　　布罗茨基的名字在中国由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在世界文坛上，他似乎也是这样一举成名。

　　1980年，波兰裔美籍诗人米沃什曾在一篇书评中写道：“不到十年，约瑟夫·布罗茨基便在世界诗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米沃什在讲这番话时恐怕只想到了布罗茨基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然而七年之后，又是不到十年，布罗茨基取得了和米沃什一样的荣誉，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86年以来获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布罗茨基的世界性声誉现在可算是名符其实了。

　　阿拉伯语作家的福音

　　——1988年获奖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Naguib Mahfouz）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结束了阿拉伯语作家不曾得奖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在欧美地区之外的作家在创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

　　马哈福兹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父亲原来经商，后来当了公务员。马哈福兹自幼爱好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练笔，1930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青年时曾写过诗和侦探小说。他的创作初期是历史小说阶段，写有《命运的嘲弄》等三部以法老时期历史为素材，曲折反映埃及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其后以《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三部曲为标志的现实主义阶段，著有十多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从五十年代末以来，他的创作风格有了较大的转变，运用了象征主义、荒诞、表现主义、理念小说等多种手法，不断发展和变换艺术风格。迄今，他约创作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和十七部短篇小说集。

　　马哈福兹称政治、信念和人是他作品的三轴，而政治是其中最主要的。他始终不脱离政治，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干预意识。他以三部曲等著作开创了阿拉伯现代文学中同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潮流。数十年来笔耕不已，探索不止。

　　《米拉玛尔公寓》发表于1967年。这是他改变早期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之后的代表作之一。它反映了埃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1952——1962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待革命的态度。全书共分五章，以七个主要人物中的四位的名字作为标题，其中阿米尔·沃吉迪占据了首尾两章。第二、二、四章依次为胡斯尼·阿拉姆、曼苏尔·巴希和赛尔罕·布海里。他们以第一人称介绍了自己的过去，又共同叙述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一个小公寓——实际上是埃及社会的缩影——的生活。过去的事因人而异，而现实是由不同的人站在各自的角度叙述，整个社会的特点越来越清楚，人物形象也渐趋丰满。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象征的意义，其中的主要人物、公寓的女佣泽赫拉实际上是代表埃及。有人指责作者攻击1952年埃及革命。作者反驳说，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确有投机分子混入，他的任务是告诫人们要警惕投机革命者攫取胜利果实。他指出，在任何社会变革时期，都存在着投机分子。

　　纳吉布·马哈福兹以自己的实践开创了阿拉伯小说的一代新风。他所写的一切都同埃及大地上的现实、人及其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和阿拉伯联系现实的文学潮流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目光敏锐，善于抓住要害，每逢重要的社会转折时期，他均以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干预现实生活的勇气与魄力，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个人的见解。评论家们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学”。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艺术特色十分突出。他擅长构思，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汲取世界文学中的新的表现手法，但从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和作品内容的需要，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他采用过欧美等许多文学大师的艺术手法，同时也不鄙薄本国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形式，晚近时期更惨淡经营，努力探索小说民族形式。

　　马哈福兹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向读者奉献出近五十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有许多精采之作，他创作的数量之多。不但为阿拉伯文坛所仅见，在当代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少有的。我国现已出版他的三部曲：《始与末》、《米达格胡同》、《小偷与狗》和《平民史诗》等多部作品。

　　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埃及国内欣喜若狂。新闻界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他的获奖这件事。七十七岁的马哈福兹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给予他以高度评价。马哈福兹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

　　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

　　——1989年获奖者：［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Camilo Jose Cele）

　　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其在西班牙战后文艺复兴中的卓越贡献。消息传出，塞拉本人向记者表示，“这是授予全体西班牙作家的荣誉，”并说至少有四五位同胞作家有资格像他一样获奖。这绝非谦词，而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世界文坛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塞拉是西班牙战后“文学之车”的启动者，在其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与之比肩而立的优秀作家，是他们共同创造了今日为世界瞩目的西班牙战后文学的繁荣。

　　所谓西班牙战后文学，主要指的是1936年——1939年的内战结束以后，到六十年代初“实验主义”兴起之前，约二十年间在西班牙居主流地位的小说。它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中白手起家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高压统治，乃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它不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由于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大批遭枪杀监禁或流亡国外，加之佛朗哥政权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内文坛呈现一派萧条，最先于一片为“胜利者”哥功颂德声中唱出不和谐之音的就是塞拉（1942年发表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继而则有拉福雷特、德利韦斯、马图特、阿尔德科阿等众多文学新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或三十年代，噩梦般的战乱经历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战后的社会现实更令他们感到窒息和极度失望，于是他们纷纷以种种方式挣脱检查制度的箝制，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认识诉诸笔端，形成影响几乎两代小说家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流。

　　塞拉于1916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西部加利西亚省小镇帕德隆。母亲兼有意大利和英国血统。塞拉幼年曾在英国生活，后回国定居马德里。大学时代，他攻读法律、哲学和医学，同时，开始文学创作。踏入社会后，曾从事多种职业，当过士兵、斗牛士、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等，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1942年，塞拉第一部长篇小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面世，引起西班牙国内外强烈反响。小说以自述形式描写农村青年巴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在恶浊的社会环境压迫下沦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经过。塞拉运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在小说中展示了大量使人感到可怕的残忍行为，因而被冠以“可怕主义”创始人的称号；但小说毕竟暴露了西班牙农村的愚昧和落后，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幻灭和绝望情绪，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风格的作品。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出版，又引起轰动。小说描写的是内战结束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期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围绕着活动在一家小咖啡馆四周的芸芸众生展开，暗示这家咖啡馆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它也就是整个马德里社会的缩影。

　　塞拉最拿手的是长篇小说，但短篇小说也写得颇具特色，《不受赏识的艺术家》（1952）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风磨》（1955），作者巧妙地将“流浪汉”体小说的传统风格与现代的叙事笔法相融合，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故事中的那些小人物在贫困中迫于生计干起各种营生，有的甚至企图投机取巧、钻营名利双收的艺术行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小说全篇充满辛辣的讽刺，不肯放过哪怕一个揶揄的机会，这便是塞拉的，也是“流浪汉”体小说的典型风格之一。

　　塞拉的创作领域广泛，涉足多种体裁。其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得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69），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以及诗歌、散文、剧本、游记等多种。

　　由于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塞拉曾多次获得西班牙各项重要文学奖金。

　　拉丁美洲第五位获奖人

　　——1990年获奖者：［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uio Paz）

　　瑞典文学院1990年10月11日宣布，墨西哥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因其文学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体现了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精神”，“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米斯特拉尔（智利，1945）、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聂鲁达（智利，1971）、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之后的第五位拉丁美洲获奖人。

　　帕斯于1914年3月31日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律师，曾出任墨西哥革命时期著名将领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母亲是西班牙人，后家道中落，青少年时期在经济拮据的生活环境中度过。

　　帕斯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墨西哥大学。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和一些文学青年创办《诗歌车间》等诗刊，并在上面发表诗作。稍后，赴当时西班牙语文学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美国，潜心研究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开始对西班牙语美洲诗哥的继承与创新进行认真的思考，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认识到诗歌不仅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更应表达全人类的命运和理想。这一年，在法西斯飞机狂轰滥炸的恶劣环境下，出版诗集《在你明净的阴影下》。1945年，出任驻法外交使节，结识聂鲁达、萨特、加缪等著名作家。此后，又历任驻德参赞、驻印度大使等职。在此期间，不断变化创作思想，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中国的阴阳说、印度的佛教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从而形成帕斯诗歌的独特风格。

　　1957年，其代表作长诗《太阳石》问世，震动国际诗坛，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诗歌巨作。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野生的月亮》（1933）、《人类的根源》（1937）、《石与花之间》（1941）、《在世界边缘》（1942）、《有限的自由》（1949）、《狂暴的季节》（1958）、《白》（1967）、《东山坡》（1969），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七弦竖琴》（1957）、《门户朝向阳野》（1966），文学评论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或信念的陷阱》（1982）等。帕斯还是一位勤奋的文学翻译家，曾将美、英、日、瑞典、印度、中国的著名诗人，其中包括李白、杜甫、王维、元稹的作品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帕斯曾于1963年获比利时国际诗歌大奖，1980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特利文学奖，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南非女作家的荣耀

　　——1991年获奖者：［南非］纳丁·戈迪默

　　（Nadine Cordimer）

　　从1901年算起，诺贝尔文学奖已历经九十一年的历史，待到1991年来到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意外地飞越到南非，降落到六十八岁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头上，这不仅是南非和作家本人的荣耀，而且使爱好文学与和平、主张种族平等的人的感到快慰。

　　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于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的一个矿山小镇斯普林斯。他的父母都是来南非定居的犹太人。戈迪默自幼喜欢读书，九岁便开始写一些诗歌和小故事，这些“作品”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她十五岁时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此后不断发表新作。她的小说涉及南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她说： “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我的背景，我过去写的一切都与我所知道的事物有关。” 1946年她去约翰内斯堡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1948年她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时开始了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并生了一个女儿。1950年她的作品在几家美国刊物上发表后，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这标志着欧美文学界对她的重视。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1954年她与商人莱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生下了儿子雨果。戈迪默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自从她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四十多年来平均每隔一年便出一本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6）、《利文斯通的伴侣》（1971）、《小说选》（1976，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及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1958）、《尊贵的客人》、（1971，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获布克奖）、《博格的女儿》（1979）和《天性使然》（1987）等。其作品曾迭获欧美文学大奖，她本人也曾被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戈迪默始终对现实生活倾注了莫大的注意力。她的作品主要展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恶果。在她看来，这个制度不仅否定了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毒化了全部人际关系，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中的大多数正直成员也无法正常地生活。她早期的作品贯穿了一种社会人道主义，这一时期写成的《陌生人的世界》（1958）就歌颂一种人与人友爱的理想。由于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危险，此书曾被南非当局查禁达十年之久。五十年代末，戈迪默曾在非洲全境广泛旅行，到过埃及和即将独立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这次旅行使她认识到，在非洲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大多数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她善于把南非现实中的种种极度痛苦和矛盾溶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画像。比如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她刻画了一个反对革命的心烦意乱的地主。在《博格的女儿》中则描写了一位死于狱中的白人进步人士的女儿的遭遇。她说：我并不是在写种族隔离制，而是“写碰巧生活在那个制度下的人”。擅长心理活动的描写，对生活细节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细腻观察，是戈迪默作品的一大特色。在种族主义猖獗的南非，她的作品不仅受到黑人的赞赏，而且得到许多白人的喜爱。戈迪默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然变异》共分十九章，每章均有标题，下面又分成若干节。从故事发展上看，前六章主要描写女主人公海丽拉少年时代的生活；七至十二章主要描写海丽拉孤身进入社会后为谋生所作的努力以及因情人雷伊的牵连不得不离开南非而流亡，从而结识了大批南非浪亡的革命者，爱上了黑人革命领袖之一惠拉，结了婚，以惠拉被南非当局暗杀结束。最后七章描写成熟了的海丽拉在欧美及非洲为南非黑人解放事业奔走奋斗的经历。最后以她望着南非新国旗缓缓升起的场面结束，小说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是戈迪默较有影响的代表作。

　　戈迪默创作活动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她不再满足于直接逼真地描写现实，而是采取了一种被称为“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比如在1981年出版的《朱利的子民》中，她就讲述了在未来爆发的南非的全面种族战争中，一对开明的白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依赖于一个从前的黑人仆人及其乡亲的故事。而她1987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天性使然》，以一个白人女郎投身于黑人解放事业的故事为线索，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南部非洲社会与历史的全景画。她不仅写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写了在南非建立起一个黑人掌权的新的共和国的场面。评论界认为这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这本书被《时代周刊》评为1987年在美国境内出版的五本最优秀的严肃小说之一。

　　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1992年获奖者：［加勒比海］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

　　1992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庆典，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指出，授予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他获得这一世界性的殊荣，也可以说是多元文化作用的结晶。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这个1979年才获得独立的岛国，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人口十二万。沃尔科特本人有英国、非洲与荷兰血统，使用英语，多种文化在这里交叉，然而他的国家缺乏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于是，沃尔科特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分裂”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是祸也是福。祸是没有祖先传给他固定的遗产；福是因此他可以不受羁绊地靠自己去定位。“沃尔科特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为他的文化环境定了位，并通过它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是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语。

　　在欧洲传统方面，沃尔科特崇尚希腊古典文化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传统，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家传衣钵。他笔下的“爱琴海”实际上是热带的加勒比海，他笔下的荷马与希腊英雄则是印第安巫师和加勒比海渔夫。同时，在他诗中也表现了他与非洲的血缘关系和反殖民主义的激情。

　　我曾诅咒大英政权的喝醉的军官，

　　在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

　　我该如何取舍？

　　是背叛二者，不是把二者给我的都交还？

　　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沃尔科特终于成了一个“亚当”式的诗人，以为万物命名的气度和魄力去开创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的文化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声音，也为世界诗歌作出了贡献。

　　沃尔科特在诗风上不随俗，当诗趋于“反诗”而显得艺术性“式微”之际，作为“边缘诗人”的沃尔科特自行其是，独树一帜地表现出丰富华美的诗风，这是由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的奇妙交织形成的。在语言上，他吸收了伊丽莎白时代古典诗的富丽与巧妙，而西印度群岛的多语言背景更加使其丰富多来；在音乐性上，他在格律诗已经过时的二十世纪使用因变体而现代化的格律写诗，大量采用半韵、偏韵和谐声，以丰富的音乐形成如歌如诉的律动感；而沃尔科特又是一位画家，尤以水彩画见长，他的诗与画一样，充满鲜明热带色彩与形象，使读者感到仿佛漫步于法国印象派的画廊。

　　沃尔科特是一富于爱心的诗人，尽管异化主题、海难主题隐隐贯串在他的诗中，但他诗中同时又有一种生活的厚实感和韧性的活力，使人得以海难余生。

　　沃尔科特出版的诗集有：《诗25首》（1948）、《给青年人的墓志铭：诗章 12》（1949）、《诗集》（1951）、《在绿夜里》（1962）、《诗选》（1964）、《海难余生》（1965）、《海湾》（1969），自传性叙事长诗《另一种生命》（1973）、《海葡萄》（1976）、《星苹果王国》（1979）、《幸运的旅客》（1984）、《仲夏》（1986）、《1948——1984年诗选》（1986）、《阿肯色的约言》（1987）。叙事长诗《奥梅罗斯》（1990）。最后这部诗长达七卷六十四章，是作者自己最满意的一部。此外，沃尔科特还有不少剧作。

　　沃尔科特目前执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每年夏季则住在西印度群岛。

　　闯进文学殿堂的“黑马”

　　——1993年获奖者：［美］托尼·莫里森

　　Tony· Morrison（1931—）

　　1933年 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以表彰她为繁荣美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莫里森是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八十二点五万美元）的美国黑人，也是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获奖的第八位女作家。

　　这位六十二岁的女作家出生于俄亥俄州钢铁城市洛雷恩，是一个佃农家庭四个孩子中的老二。

　　她在197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晴》而初露头角，不久便以作品中“史诗般的感染力，精练准确的对话和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深刻描写”蜚声美国文坛。她接着又发表《舒拉》、《所罗门之歌》、《黑婴》、《宠儿》和《爵士乐》等好几部长篇小说。

　　莫里森在其1992年文集《在黑暗中表演：亲眼目睹和文学想象》中说： “我的工作要求我仔佃考虑，在我所处的一个充满性别歧视、色情和种族歧视的世界中，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作家，我在写作时能有多大自由。我是以愉快的心情而不是失望的情绪来确定我的创作主题的。”瑞典文学院称赞莫里森是一位“钻研语言本身的”作家，“她要把语言从种族桎梏中解放出来”，“她用诗歌一样璀璨的语言写作。”

　　莫里森在1988年获普利策小说奖，那是在她发表小说《宠儿》的一年以后，她在这部小说中展宽了现实生活和传奇中黑人世界的主题，这是她在1978年发表的《所罗门之歌》中首次描写过的主题。

　　瑞典文学院说：“人们喜欢她无与伦比的叙事技巧。她在每本书里都使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瑞典文学院还说：“不管怎么说，给人留下持久印象的那种总是以充满幽默的态度表达出来的同情心、人道主义。”

　　新闻媒介在预先猜测时没想到莫里森今年可能获奖。今天，她仍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课，自1989年以来她一直担任该校人文学教授。

　　瑞典文学院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与莫里森，以表彰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

　　托尼·莫里森获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一位朋友在黎明前打电话把她叫醒，告诉她已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

　　她在接受本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一直忙于一部新小说，没有注意其它事情。在过去几年中，我已被提名为获奖候选人，但是被提名的候选人有一大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获诺贝尔奖。我到二十九岁、三十岁时才开始写作。我年轻时并无具体的志向。我只是考虑要找一份工作。”她说，她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诺贝尔奖——世界上最高的文学奖——终于被授予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莫里林的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所在的兰登书屋总经理艾伯托·瓦伊塔尔对本社记者说：“她确实受之无愧。”他还说，莫里森是一个富有洞察力、深沉和幽默的人，她的书在美国销路很好，现在销路肯定会更好。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克诺夫的摊位上展出的唯一的莫里森作品是一盒录有她最新作品《爵士乐》的录音带。《爵士乐》是今年在德国出版的。

　　莫里森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和剧作家，现为美国普森斯顿大学人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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