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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学简史（上）
　　内容简介

　　这本《德语文学简史》（分上、下两册）系统、简明地介绍了德语国家自中世纪以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德语国家，除德国外还包括奥地利和瑞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每个德语国家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共同的语言，大体上是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它们的文学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本书以时代为序，分别对它们的文学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地阐述，对一些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做了详细介绍。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第一章中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概述

　　德国中世纪文学基本上是德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

　　德国中世纪的起点，历史学家公认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但德国中世纪文学的开始，大多数文学史家认为应从八世纪算起，因为古代高地德语在八世纪才渐渐形成；德国中世纪文学的结束，一般认为到十五世纪末。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奴隶制的崩溃，作为日尔曼族一支的法兰克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法兰克国家。封建制度在不平衡的情况下开始发展起来，到九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

　　法兰克王国的鼎盛时期是查理大帝（742—814）在位时期，他在800年加冕成为皇帝。到九世纪末，在查理大帝的帝国版图上出现了三个王朝，即在他死后由他的三个孙子所分别统治的东法兰克王朝、西法兰克王朝和中法兰克。马克思曾写道： ‘查理帝国是近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①导”。东法兰克王朝后来就发展为德意志国家。

　　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在中世纪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直到八世纪之前，在说高地德语的地区，还几乎没有人读和写。那时教会拥有很大的势力，僧侣们使用拉丁语言文字。约在750年才开始有人把《圣经》从拉丁语口译成古代高地德语，用于布道。后来逐渐出现了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的诗歌，它们的创作者多是僧侣教士。在这种情况下，古代高地德语文学受到了排挤和摧残，但是在德国人民中间产生的许多故事、传说、咒语等还是以诗歌的形式借助口头得以流传下来。十世纪福尔达的一个僧侣用文字记下了出之八世纪的两首咒语。到十九世纪人们在麦尔堡发现了大约是十世纪中叶记载下来的一些咒语，文学史称之为“麦尔堡咒语”。在这些咒语中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和要求。诗歌多半是用于劳动或跳舞时伴唱的，有的是歌咏爱情的情歌，有的是颂扬在世的统治者或昔日的英雄的赞歌。还是富尔达的僧侣，他们约在810至820年之间用古高地德语记录下了一首歌，也是唯一的一首，这就是《希尔德布兰特之歌》。除此，一个无名诗人在830年用古萨克逊语写了一首《救世主》，这是用头韵的形式写成的；还有一首诗歌是由奥特夫利特·封·魏森堡（约800—880）用莱茵法兰克口语根据福音书改写的《基督》。在这两首诗歌里，作者想表明，不光是用拉丁语，就是用民间语言也能颂扬基督教。在他们的笔下，彼岸的基督身上有着此岸的统治者的影子。《救世主》还沿用头韵，而《基督》则已开始用尾韵的形式了。魏森堡改头韵为尾韵，这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开拓的意义，从此以后，古老的头韵形式便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借鉴拉丁语的颂诗而发展起来的尾韵。

　　到公元962年，奥托一世建立起了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并不是统一的。到了十二世纪霍亨史陶芬皇朝，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国内诸侯割据更为严重。尽管如此，封建制度日益巩固，城市越来越多，商业、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由于多次的十字军东征，开扩了眼界，接触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第五章，载《历史研究》1978 年第一期。了东方文化，这一切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基础。古代高地德语到这时发展为中古高地德语，这为反映生活、表达感情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

　　中世纪中期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史诗和宫廷抒情诗所取得的成就。

　　史诗是封建社会宫廷文学中占主要地位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全盛时期是在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在题材上它大都取之历史，形式上也多是以法兰西的史诗为榜样。早期的宫廷史诗多是出之教会诗人之手，如《皇帝纪年》（1150）、《亚历山大之歌》（约1150），都是属于宣传教会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禁欲主义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进一步要求，一些教会诗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在这类史诗中更多地表现了世俗生活的美好和幸福。约1170年一个名叫康拉德的教士写了《罗兰之歌》，它可以看作是由宗教题材的史诗向世俗题材的史诗的一个过渡。这是作者受国王狮子查理的委托，以法兰西的武功诗为样本而创作的。

　　中世纪最著名的也最有代表性的史诗是由佚名诗人写的《尼布龙根之歌》和《谷德仑》，以及由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写的《可怜的亨利希》、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写的《巴其伐尔》、哥特夫利德·封·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除此，还有一些诗人，如亨利希·封·维尔德克、卢道夫·封·埃姆斯等人，他们也都创作了一些史诗作品，但多是受法国史诗的影响，缺少更多的民族特色。

　　从十二世纪中叶起，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有特殊内容的宫廷抒情诗，到十三世纪达到了全盛期。

　　这种宫廷抒情诗源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它的产生与当时妇女在宫廷中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一些贵夫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举足轻重的权力，在她们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大群依赖她们的骑士，她们成为歌颂、求宠、求爱的对象。德国的宫廷抒情诗虽然受法国宫廷抒情诗人的影响，但它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也含有宗教和民歌的成分。

　　德国的宫廷抒情诗多是同样的内容：对一个已婚的贵夫人的赞美，把对她们的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宠爱，向她们献殷勤，表露爱的欲望，随之是由于得不到回报而产生的怨艾、思念、苦闷。还有一种属于这种宫廷抒情诗范畴的“破晓歌”，它的内容都是写夜晚与女人的幽会，破晓时离别时的情景。

　　这种宫廷抒情诗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是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它反映了女性从附属地位中摆脱了出来，对性爱和世俗生活的追求表现了对教会禁欲主义的反抗。但是由于它所描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题材，形式僵化，语言也多是陈词滥调，更主要由于它缺少真实的情感，因而文学上的价值并不大，到十三世纪中期就逐渐没落了。

　　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不少诗人，但杰出的、在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是那些能或多或少地摆脱掉这种宫廷抒情诗束缚的诗人，如亨利希·封·莫龙根、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等人，其中最有影响最出色的是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依德。

　　1254年，德国霍亨斯陶芬皇朝告终，此后二十年是空位时代。后来诸侯推选出哈布斯堡王朝和卢森堡王朝先后为德国皇帝，但他们无力过问帝国的事务，德国的分裂情况愈加严重，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机构。

　　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经济和贸易的利益，一些城市组织了地方性的城市同盟。商业和手工业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开始了市民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和骑士由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压力，逐渐失去了他们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宰地位。文学的内容所反映的不再完全是宫廷的生活，市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开始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题材。传统的宫廷抒情诗逐渐地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多种文学形式，如手工业歌手诗歌、民间故事、笑话等所取而代之。

　　随着宫廷抒情诗的衰落，在城市兴起了市民和手工业歌手诗歌，涌现出了一批歌手。行会经常组织诗歌比赛，给优秀者以奖赏和歌手的称号。这种比赛开始时都是在教堂举行，因此，内容大都是宗教方面的题材。后来，比赛也在酒馆，更多地是在市议会举行，世俗的内容就越来越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类诗歌在艺术上并没有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宫廷抒情诗的衰亡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十六世纪，到汉斯·萨克斯时这种诗歌才得到了较高的发展。

　　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也因社会的市民化影响，宫廷史诗已让位于迎合市民阶层需求的题材和内容了。一些作家虽然仍然致力于史诗和诗体小说的创作，有的在续写上一代诗人的未竟之作，如乌利希·冯·图尔海姆续写了哥特夫利德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有的则袭用德国或法国的旧的宫廷史诗题材进行改写。但这已不是主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娱乐性强的讽刺性诗歌、诗体小说、笑话。它们的内容写的多半是不忠的妻子、轻狂的少女、娼妓、游学的学生、好色的僧侣等。这方面值得一提的作家有亨利希·德尔·塔希纳（1310—1372或1378）、亨利希·魏顿瓦勒（约生活于十五世纪前半叶）等人。

　　戏剧大体从十四世纪有了发展，这主要是与教会有关。在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活动时，都根据《圣经》编写一些故事进行演出。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戏剧中有了世俗生活的内容。市民经常在斋戒节期间举行的狂欢节，在祭春的节日、收获的节日或驱魔的仪式上演出戏剧。它们除了宗教的题材外，大都是喜剧或闹剧，具有强烈的娱乐色彩。

　　德国中世纪文学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适应的，经历了发展、繁荣和衰亡的阶段，它是德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产生了象《尼布龙根之歌》这样的著名史诗，出现了象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依德这样的杰出诗人，其影响不仅在德国，就是在欧洲，不仅对当时，就是对后世，都是深远的。

　　第二节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

　　这是用古高地德语记载下来的唯一一首英雄赞歌，但只是一个片断，共有68行。它叙述了从远方返家的父亲与儿子相遇而发生的一场战斗的故事。年青时代的希尔德布兰特是东哥特国王狄特利希的一名勇士。由于日尔曼的一个首领奥多亚克的进逼，希尔德布兰特随同国王逃到匈奴人那里。三十年后，他返归故乡，遇到了一个战士，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儿子啥都布兰特。但他的儿子却把他看作是一个狡黠的匈奴人，拒绝他的礼物并骂他为懦夫。于是在父子之间便发生了一场战斗。记录下来的诗到此中断。根据另外的材料（《希尔德布兰特之死》、《海瓦拉—萨迦》），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的：在交战中父亲打败了儿子，他宽恕了儿子；但儿子却耍弄诡计，最后死于父亲之手。

　　这首诗歌虽然只有短短的68行，但却是古代高地德语中最早的，也是最有认识价值和鉴赏价值的一篇作品。它反映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动荡和战乱与氏族制度时期日尔曼人的生活，表现了战士的荣誉感更重于血统关系这一习俗。

　　第三节史诗《尼布龙根之歌》

　　这部英雄史诗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它约产生于1198年至1204年之间，作者不详。全书39歌，分上下两部，共9516行。上部题为《齐格弗里德之死》，下部题为《克里姆希尔特的复仇》。

　　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早年杀死巨龙，用龙血沐浴，皮肤成为鳞甲质，变得刀枪不入，但沐浴时适逢一片树叶落到肩头，此处便成他的致命处。他还占有尼布龙根族的宝物。当他听到勃艮第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美丽出众，便来到勃艮第王国所在地沃尔姆斯求婚，但他并没有从巩特尔那儿得到允诺。

　　冰岛女王布伦希尔特不仅容貌出色而且勇敢非凡。她声称谁能在三次比赛中胜过她，便可娶她为妻，否则就要丧命。巩特尔要齐格弗里德帮他战胜女王，那样就可把妹妹嫁给他。齐格弗里德借助隐身帽使巩特尔赢得了女王的爱情，而他也得以娶克里姆希尔特为妻。

　　婚后，齐格弗里德夫妇返回尼德兰。十年之后，夫妻二人同回勃艮第省亲。一次姑嫂之间发生了龃龉，在争吵中克里姆希尔德说出了齐格弗里德帮助巩特尔战胜她的真相。布仑希尔特怀恨在心，唆使巩特尔的侍从哈根设法杀死齐格弗里德。

　　哈根伪称萨克逊人进犯，齐格弗里德应邀协助。在军队出发前，克里姆希尔特告诉哈根，她丈夫肩部有一个致命处，要他好心照顾。哈根找到一个机会杀死了齐格弗里德。克里姆希尔特闻讯十分悲愤。她四年半之内不与巩特尔交谈，不与哈根见面。之后，她把尼布龙根宝物运到沃尔姆斯，广为散发。哈根恐克里姆希尔特势力增长，于是就把宝物沉入莱茵河。

　　以上是上部的梗概。

　　十三年后，死去了妻子的匈奴王埃采尔向寡居的克里姆希尔德求婚。她暗中得到了为她复仇的许诺，于是就与匈奴王成婚。

　　又过了十三年。克里姆希尔特设计复仇，要国王邀请他的哥哥巩特尔等来访，并一定要哈根同来。巩特尔和哈根做了准备，率领大批士兵前来。克里姆希尔德要求巩特尔交出哈根，遭到了拒绝。于是双方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杀戮。最后克里姆希尔德在邀来助阵的狄特里希和希尔德布兰特的帮助下，抓住了哈根。她要他说出尼布龙根宝物的下落。哈根拒绝回答，于是她手刃哈根。希尔德布兰特见她如此残忍，也把她杀死。

　　以上是下部的梗概。

　　这部史诗源出于民族大迁徙后期匈奴人和勃艮第人的斗争史实，其中有许多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它反映了十二世纪全盛时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俗。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已让位于封建制度的夫妇之爱。部落中对首领的忠诚已转变为采邑制度的忠君思想。围绕着对宝物的争夺，正是封建领主间权势财产之争的体现。史诗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齐格弗里德，他忠诚勇敢，心地纯洁，恩格斯把他称作是“德国青年的代表”。

　　这部史诗由于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反映社会和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所取得的成就，使它远高于其它史诗之上，成为中世纪德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歌德称它是经典性的，象荷马史诗一样。

　　《谷德仑》

　　这也是一部佚名作者写的史诗，约产生在1210至1220年之间。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它明显地受了《尼布龙根之歌》的影响。

　　史诗的第一部分是爱尔兰国王儿子哈根的冒险故事，他与一个名叫希尔德的公主相爱结婚。第二部分是围绕着哈根和希尔德的女儿，名字也叫希尔德的婚事而展开的，最后她被丹麦国王黑特尔用计诱走成婚。第三部分也是史诗的主要部分，叙述了黑特尔和希尔德的女儿谷德仑与西兰国王黑尔威希的爱情故事，他俩相爱订婚，但谷德仑被诺曼国王的儿子哈尔姆特抢走，她历经磨难，终于被黑尔威希解救。

　　这部史诗不是以民族大迁徙而是以九世纪诺尔曼人骚扰法国沿海一带的历史为背景，史诗中所写的残酷战争，凶暴的烧杀抢掠正是对这个时代的忠实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结局不是悲惨的，不象《尼布龙根之歌》那样，而是一个团圆结局，这也许就是当时人民愿望的一种表达。

　　《可怜的亨利希》

　　这部史诗的作者是中世纪的著名诗人哈尔特曼·封·奥埃（约1160—1210）。在法国史诗诗人克里斯廷·德·特洛阿的影响下，他写了多部史诗，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可怜的亨利希》（1195）。

　　亨利希是一个富有的领主，他纵情声色，放荡无度。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得了一麻疯病。于是他放弃了财产，逃遁到他的一个庄园里。他的农户的一个十一岁女儿笃信上帝，纯贞无邪。她听到只有少女心中的鲜血才能医救她的主人，便主动要牺牲自己。她坚信，放弃尘世便能永远获得上界的快乐。他经过内心的斗争，便接受了少女的执意劝说。他们同到医生那里。她躺在手术台上，就在医生把手术刀指向她胸膛的时刻，他放弃了牺牲少女挽救自己的念头，决意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上帝安排。他通过了上帝的考验，恢复了健康，并和少女结婚。

　　追求尘世欢乐的亨利希和追求上界幸福的少女，他们形象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人生观。作者试图用这部史诗找到一条使两者和解的道路。他把亨利希这个“善良的罪人”和纯洁的少女都理想化了，使作品带有宗教味道和空想色彩。《巴其伐尔》

　　这部以骑士为题材的史诗的作者是中世纪另一个知名诗人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约完成于 1200至 1210年之间。他虽取材法国克里斯廷·德·特洛阿的同名史诗，但在内容的深度和艺术形式上都远超过原作。

　　这部史诗写了一个名叫巴其伐尔的儿童成长为圣杯骑士的发展过程。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弯路，有过痛苦，犯有过失，一度对神有过怀疑，感到绝望，但最终达到了“至善”，道德上得以自我完成，在他的身上尘世与天国的矛盾得到了解决，他担负起了保卫圣杯的崇高任务。作品表达了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至善”虽然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但通过追求，在行动和进取中达到了最终目的，这便有了深刻的哲理的意义。它使我们想到了后来歌德创作的伟大悲剧《浮士德》。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部史诗的作者哥特夫利德·封·斯特拉斯堡是中世纪中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约生活于十二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之间，是一个博学的学者，曾赢得大师的称号。他出身市民，在他的身上表现了城市平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权利的要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原流传于凯尔特人之间，约1170年由法国诗人托马斯·德·布伦塔涅写成史诗。哥特夫利德创作这部史诗时就是以托马斯的作品为根据的，但没有完成，只写了19552行，大体是在1200至1210之间写就的。作品叙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由于误饮了爱情魔汤而产生了无法遏制的爱情，这爱的激情冲破了任何世俗的道德和宗教的束缚，它给他们带来了欢娱、苦难和死亡，但他们至死不悔，忠贞不渝。可以明显看出，这部史诗与《巴其伐尔》不同，后者追求一种所谓的永恒价值，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表达了对尘世欢乐的执著追求。

　　第四节抒情诗

　　亨利希·封·莫龙根和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

　　亨利希·封·莫龙根（约1155—1200）出身贵族，供职宫廷。他留下的三十三首诗歌是德国宫廷抒情诗中的佳品。在内容上和语言上他都对宫廷抒情诗有所突破。他的作品不再是空泛的爱的词句的堆砌，而是真实情感和体验的表达。他大胆地描写了女性肉体的美，表现了爱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使爱在梦境般的非现实中得到了幸福的满足。

　　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约1170—1220）也是贵族出身，但以行吟为生，直到1203或1204年才进入宫廷。他除了创作上面提到的《巴其伐尔》等史诗外，还留下有八首诗歌。在几首“破晓歌”中他怀着强烈的激情，形象地表现了恋人们分手时的依依不舍的情景。恩格斯对此曾写道：“我喜欢这些歌，甚于他的三篇长的英雄史诗。”①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依德

　　这是德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不仅为诗歌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而且也是德国的第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抒情诗是德国中世纪诗歌的最后完成，同时也是它的突破；他的政治诗是他投身政治活动的记录，同时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一面镜子。

　　瓦尔特（1170—1230）是奥地利人，出身骑士家庭，早年在维也纳宫廷供职。1198年，奥地利大公弗里德利希死后，他离开了维也纳。此后二十年，在各地漫游，以行吟为生。此后，他相继在一些宫廷服务，到1215年，腓特烈二世在威茨堡给他一块封地，他在那里直至逝世。

　　瓦尔特的创作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198年他离开维也纳为止。在这一时期他写的是宫廷抒情诗，主要是师法他的教师莱依迈·封·哈根瑙（约1170—1205），但他不久就冲破了宫廷抒情诗的传统形式。这表现在他不再象一般宫廷抒情诗那样，把爱情只看作是对女性的单方面的追求，而视爱情是双方的、对等的。在一首诗里他写道：“爱情是两颗心的幸福。只有当他们两人都幸福时，这才谈得上是爱情。”再则，贵夫人在他的诗中不再是唯一的赞美对象了，他在作品中表现了普通青年男女的爱情。在《菩提树下》这首诗里，他描写了一个少女在菩提树下与爱人幽会时内心的欢乐。

　　第二阶级是从1198年到他逝世。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格言体的政治诗。在漫游期间，在他参与宫廷的政治活动时期，民间的疾苦，特别是由于国家政治上的分裂而造成的混乱，使他极为悲愤。他在一首诗里写道：“痛苦啊，德意志人民，/看看你周围是什么样的秩序！/就是蚊蚋也有一个国王，/可你的统治者却落得这样可怜的下场！”教皇在当时的德国的分裂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为了控制德国，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各领主间极尽挑拨离间之事。瓦尔特对教皇深恶痛绝，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一首题为《罗马人的钱柜》的诗中有这样的诗行：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6 页。①

　　我找到了两个德意志人给他们加冕，

　　让他们继续不停地颠覆他们的国家。

　　在这种混水里我们可以大捞一把。

　　他们全受我操纵，我掌握他们的货财，

　　德意志的白银都滚到罗马人的钱柜里来。

　　瓦尔特热烈希望德国得到统一，在那首著名的《我坐在石头上》诗中，他把统一的理想寄托在国王的身上：有一个统一的国王，才能使和平和正义伸张，有了和平和正义，荣誉、财富和神的恩宠这三者才可以同时兼有。

　　瓦尔特·封·德尔·弗格尔瓦依德的诗歌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中世纪德语文学的高峰，他的诗歌表现的对祖国的爱、对德国统一的渴望，使他成为德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① 指腓特烈二世和奥托四世，他俩都曾由教皇加冕。

　　第二章十六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概述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在德国大体上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政治上的分裂和封建诸侯的割据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也造成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法国、意大利、英国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较晚，从经济结构上看，十六世纪初的德国，依然是一个封建国家。在农村，农民遇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十三、十四世纪已成了自由人的农民，这时封建主义力图把他们变成依附农、农奴。领主可以任意蹂躏农民及其妻女；在城市，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保持着主宰地位。尽管如此，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一些地区，在某些领域里有了迅速的发展，象沿海城市的贸易，工业中的采矿、冶炼、纺织、印刷，白银的产量已居欧洲之首。

　　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并也必然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作为这个世纪德国文化领域和精神生活上的重要标志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三者对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规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德国的文艺复兴比意大利要晚，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和活版印刷的发明（古腾伯格在1446年），它才在一个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了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称为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在文化和思想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德国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没有取得象意大利的那样巨大的成就和影响，但是它的成绩是不容低估的。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和随之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才结束中世纪封建文化的宗教性质，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人文主义（即人本主义）从狭义上看，它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因为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世俗的性质，世界的中心、人的精神内容不再是神，而是人本身。它要把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反对禁欲主义和僧侣的伪善，充分肯定现世的生活和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实质上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新兴的、尚处萌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人文主义产生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德国较晚，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德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学者多半是自然科学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小，特别是对文学的影响也有限。到十五世纪末，第二代人文主义学者出现了，其中最孚众望的有洛依希林、埃拉斯慕斯、胡腾等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著作，如魏姆费林、洛依希林、洛赫尔的戏剧，胡腾和鲁比安努斯等人的《蒙昧者书简》、埃拉斯慕斯的《愚蠢颂》、胡腾的富有煽动性和战斗性的短诗和对话，都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先导，起了推动的作用。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的活动还仅限于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范围里，他们为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思想上做了准备，而形成德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却是由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在人文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于1517年10月31日在维腾堡教堂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成了声讨罗马天主教和教皇的战斗檄文，恩格斯写道：“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①大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市民阶层、农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和一切在天主教压迫下的人都把路德的这一勇敢行动看做是反对天主教奴役的信号。

　　德国的宗教改革的性质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表达了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用宗教语言提出的要求。路德是这一运动的发难者。他在1520年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关于基督教徒的自由》和《教会的巴比伦幽囚》）中宣布了自己的宗教纲领和政治纲领，宣称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否认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无上权威，认为人只有依据《圣经》的信仰才能解救自己，号召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

　　路德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者和文体家。他翻译的《圣经》既忠实又生动形象，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他在翻译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和语法结构，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①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从此，不仅新教的唱诗和说教，就是一般的诗歌和戏剧也都使用路德的语言。

　　除了语言上的成就之外，路德还根据《圣经》翻译、改写和自己创作了一些圣歌和赞美诗。他在进行这类创作活动时遵循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应该避免时尚的和宫廷的表达方式，选择简单易懂，可吟唱和有民风的表达方式，内容必须表达清楚明了，忠实地再现赞美诗的原意，但诗人不需奴隶般地拘泥原字原句。路德在1524年、1529年、1542年出版的歌集中，分别有他翻译、改写和创作的歌曲共四十一首。它们都体现了他的上述主张。在路德自己创作的诗歌中，其中最有名的是《我们的主是坚固的堡垒》，海涅把它称做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除了宗教歌曲之外，路德还翻译了伊索的一些寓言，并在每则寓言的结尾处，自己撰写了“教训”，来宣扬自己的宗教主张和道德原则。

　　路德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所发难的宗教改革运动却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战争的先导，这场农民战争是宗教改革更广泛更深入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路德的宗教纲领和政治纲领成了农民反对天主教和贵族的武器，然而，当农民发起了这场反对教会反对贵族的战争时，路德便转而反对农民，恶毒地对农民加以咒骂。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坚定的领袖，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热心拥护者，曾在莱比锡与路德会面。但他不满足路德的宗教主张，他不仅对宗教而且对国家也进行猛烈的抨击，要求实现一个摆脱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力的新世界，人不应在来世而应当在现世中去寻求天国。在地球上建立起的这样一个天国应该不再有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他热情地进行鼓动宣传，并在1525年上半年创办了一种共产主义公社。他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农民战争，失败后被捕牺牲。① 《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版，第38 页。① 《自然辩证法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6 页。

　　闵采尔是一个革命的神学家，是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领袖。为了鼓动宣传，他先后写了不少充满战斗激情的说教词、号召书，如《致阿尔史塔特人号召书》、《致曼斯费尔特伯爵书》等。这些小册子不单是一般的号召书和布道词，而是德国历史上最早的革命宣传文学。

　　这场伟大的农民战争不幸失败了。在当时文学中，除了少数民歌之外，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反映。然而它在此后的德国文学中，成了许多著名作家所采用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德国政治上陷入更深的分裂，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宗教改革的潮流，在德国内部，在路德教派的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人文主义者也为这次农民战争的失败付出了代价，他们的活动局限在古代文化遗产的维护和保存，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大学和拉丁语学校。

　　文学也处干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直到十六世纪末，德国没有出现特别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作家。在这个时期，除了一些寓言、笑话、动物故事之外，值得提出的就是汉斯·萨克斯的诗歌和戏剧，约翰·费沙尔特的讽刺小说以及在德国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的“民间故事书”。

　　十六世纪的德国没有产生如同一时期邻国那样一些著名的作家，如莎士比亚、拉伯雷、阿里奥斯托等，但是这是一个战斗和革命的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农民战争不仅在德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人文主义作家

　　约翰·洛依希林

　　洛依希林（1455—1522）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者，通晓希腊文和拉丁文，对希伯莱文尤有艰深的研究。在十六世纪初，在洛依希林与心胸狭隘的经院派神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1509年，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普法费尔克伦呼吁焚烧犹太典籍。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洛依希林和一些学者的抗议。普法费尔克伦在1511年写了一篇文章《手鉴》为自己辩护并对洛依希林进行攻击。洛依希林为此写了一篇题为《眼鉴》作为回答。由此他招致了科隆大学的神学教授和教会的围攻，他们企图将他送上宗教法庭。对洛依希林的威胁意味着人文主义面临的巨大的危险，如果他被判为异教徒，那此后的任何新思想都会以不同的借口被判为异端。于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表了支持洛依希林的书信。1514年洛依希林把这些书信、声明汇集成册，冠以《著名人士书简》加以出版，在1519年又出版了续篇《知名人士书简》。洛依希林的支持者在1515和1517年又分别编纂出版了上下两部《蒙昧者书简》。上部的主要作者是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下部的主要作者是乌尔利希·封·胡腾。两部书的作者以不学无术的蒙昧者的口吻，装做是经院神学家和教士的身份，用拙劣而夸张的文风给洛依希林的攻击者、科隆神学家奥·格拉齐乌斯写信。表面上是控告人文主义者对神的种种不敬和亵渎，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神学和宗教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抨击。例如，一个人想当教士，他爱上了一个女人，害了不治的相思病。于是他写信向格拉齐乌斯求教，因为格拉齐乌斯说过，他写有一本可以博取任何女人欢心的小册子。

　　洛依希林不仅是一个有很高造谐的语言学者，他在1496和1497年还分别用拉丁文写了喜剧《塞尔求斯或者笨蛋》和《排戏或者汉诺》。在前一部作品里他鞭挞了僧侣的愚昧，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后者是一部类似法兰西闹剧的作品，它讽刺了法官的昏庸，这部戏给作者带来了声誉，成为人文主义戏剧的典范。埃拉斯慕斯·封·鹿特丹

　　埃拉斯慕斯·封·鹿特丹（1466—1536）是欧洲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出生于鹿特丹，是一个牧师和医生女儿的非婚生子。他是一个荷兰人，但他的活动和著作对德国的影响甚大。他于1509年用拉丁文写就的《愚蠢颂》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这部作品里有一个名为“愚蠢”的女人，她在台上发表演说，竭力夸耀自己的愚蠢，声称，如果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要求，不归结于愚蠢，不是以自私自利、自欺欺人、傲慢虚荣、沽名钓誉的面目出现，那这个世界就根本不会存在。作者在作品里对教皇、牧师的愚昧无知、堕落腐化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对封建领主的恶狠好斗加以猛烈的抨击。《愚蠢颂》这部作品由于对真理的热爱、对生活观察的深刻、富有形象感以及犀利的讽刺和会心的幽默而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埃拉斯慕斯除了这部《愚蠢颂》以外，还写有《亲切的谈话》（1519）。

　　埃拉斯慕斯的作品对德国的宗教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革命者，他的性格和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他私心重，追名逐利。在《蒙昧者书简》中，他的同时代人就说过：“埃拉斯慕斯是一个为己的人。”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采取拒绝的态度；当胡腾参加骑士起义失败后前往瑞士投奔他时，他拒绝接纳。他的这些行为受到同时代人的批评。

　　乌尔利希·封·胡腾

　　胡腾（1488—1523）是德国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中最热情最富有革命精神的战斗者。他生于富尔达的一个没落的骑士之家，曾在科隆、爱尔福特、莱比锡等地的大学学习。1515—1527年他先后去意大利，在罗马、波罗尼亚攻读法学。返国后进行反对教皇的活动。他认为教皇是德国一切灾难的根源。1521年他参加了骑士济金根领导的骑士起义，失败后逃到瑞士，受到瑞士人文主义学者茨温格利的保护，不久即客死苏黎士湖上的一个小岛。

　　胡腾是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活动和斗争都是为了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和解放。他用这样的话来表明他的志向：“我为之战斗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为了统治，我奋斗的目的是为了把被强力剥夺掉的自由还给祖国。……我想到的总是自由，我衷心渴望是及时地为祖国服务。”胡腾的文学活动是他进行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的组成部分。《蒙昧者书简》下部大都是由他撰写的。

　　胡腾还写过多篇讲话、对话体的文章以及一些诗歌。在这些作品里，胡腾以一个革命政论家的姿态，抨击了宗教、领主、贵族们的残忍、野蛮。在①题为《法拉利斯主义》的对话里，胡腾让希腊神话中的使者麦尔库尔把镇压

　　“穷苦康拉德”起义的刽子手威腾堡公爵领入地狱。在那里他遇到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如梯伯留斯、卡利古拉、尼禄等人会面，并向他们求教。

　　胡腾的语言准确有力，通俗易懂，力求形象具体，他把“诚实，不务浮华”作为自己写作的信条。他用拉丁文和德文写的著作在民间流传很广。塞巴斯蒂安·勃朗特

　　1494年在巴塞尔出版了一部题为《愚人船》的讽刺作品，这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它的作者是人文主义作家勃朗特。

　　勃朗特（1457—1521）出身市民阶层，在巴塞尔大学攻读法律，后来成为该校的法律教授。1500年他返回故乡斯特拉斯堡，成为高级官员。他深受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赏识，被授予皇家顾问的职务和法尔茨伯爵的头衔。

　　勃朗特的政治态度和宗教观点是保守的，他墨守经院学派的陈规陋习，对科学和进步持怀疑态度，对同时代接近人民的文学保持距离。然而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却与他的这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他的主要作品《愚人船》是一部对时代的批评和讽刺的总集。在一艘船上乘有一百一十个愚人，他们分别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各式各样的蠢行的化身。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恶德和丑行，诸如卖官鬻爵，谄媚求宠，荒淫好色，贪婪欺诈，嫉妒，粗鲁等进行了嘲笑和鞭挞。

　　这部作品由于其尖锐的讽刺和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而受到广大读者和人① 法拉利斯，公元前六世纪西西里的暴君，以施酷刑为乐。①

　　文主义作家的欢迎。有人称赞它是“神的讽刺”，胡腾认为《愚人船》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① 此处把《愚人船》与但丁的《神的喜剧》（即《神曲》）相比。

　　第三节市民阶级的文学代表

　　汉斯·萨克斯

　　汉斯·萨克斯（1494—1576）是德国十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作家，他出身平民，生于纽伦堡，父亲是一个裁缝。十五岁时他就成了一个制鞋徒工。他没有进过大学，他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得自于大学的教育——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他是一个没有受到教育的人，既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希腊文，而是得自多年的漫游。他的足迹遍及德国，也到过意大利和法国。在漫游中，这位未来的诗人获得丰富的知识，认识了世界和人生，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他的第一首诗歌是他1514年漫游途中于慕尼黑写就的，时年十八岁。到他八十二岁逝世时，他一生完成的作品的数量是惊人的。诗人在1567年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做了一个总结：共有4275首工匠诗歌，1700部对韵体作品（其中包括二百个剧本），73首民歌形式的宗教和世俗诗歌，七篇散文对话。他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流传下来，有的剧作直到今天仍不时出现在舞台上。

　　汉斯·萨克斯出生在宗教改革的年代，受到路德的影响。青年时期的萨克斯充满了战斗的热情，当他漫游归来时，于1523年写了一首颂扬路德的长诗《维腾堡的夜莺》。维腾堡是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地方，萨克斯把路德喻为夜莺，它的歌声将把群羊（喻为基督教徒）从黑暗中领到牧人（喻为天主）那里。除了这首传诵一时的诗作之外，他还写了几首对话体的散文，宣扬宗教改革。1527年诗人应一个路德派牧师之请为一些在纽伦堡的议会图书馆和一些修道院找到的古老图画配诗。这些诗歌对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为此受到了市议会的警告。他屈服于市议会的规定，成了一个“守法”的路德派教徒。他的妥协不仅是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也与他的阶级地位有关。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还处于居主宰地位的行会的领导之下，他是这个阶层的诗人，这是他的长处，但也表明了他的局限性。他拥护路德的宗教改革，反对农民起义；他批评社会的种种丑行，但他的批评却是以行会性质的市民阶级的道德为标准。他把现实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归之于社会所有阶级所共有的恶德：自私自利。他渴望变革，但满足于眼前的平静生活，他有着投身时代事件中的要求，但一遇到压力便把目光转向过去和身边的琐细生活。

　　萨克斯身上的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德国行会性质的市民阶层的弱点。萨克斯的作品主要是工匠诗歌和戏剧。工匠诗歌起源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时，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兴起和经常进行歌唱比赛，这种体裁的诗歌有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城市还为比赛而建立了“歌曲学校”。萨克斯漫游归来就在纽伦堡建立了这样一座学校。他创作的工匠歌曲标志着工匠诗歌所达到的高峰，在他之后这种诗歌就走上了坡路。萨克斯的戏剧有谢肉祭剧以及悲剧喜剧等。谢肉祭剧是一种非宗教性质的戏剧，它的题材都是世俗内容，与民间故事、笑话和愚人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傲慢的贵族，狂妄的教士，寡廉鲜耻的托钵僧，狡狯的商人，没落的骑士，贪心的农民，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流弊和痼疾，都成了他作品中讽刺和嘲弄的对象。他的戏剧则与谢肉祭剧不同，大半取材于历史、《圣经》、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民间故事等。有的批评家称，萨克斯的这类创作本质上是再创作。

　　萨克斯的作品是他所处时代的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它们的内容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谐谑的，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个阶级的心声和对时代的要求。

　　萨克斯的创作标志着这个时代文学上所达到的高度，他对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工匠歌手都自称是他的学生。到十七世纪时，由于工匠诗歌和谢肉祭剧的没落，他遭到了冷落。到十八世纪时，他的名字再度放出光彩，他的价值被人们所承认和肯定。歌德在《汉斯·萨克斯的诗歌使命》一诗中称他是“真正杰出的诗人”，理查·瓦格纳用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约翰·费沙尔特

　　费沙尔特（1546或47—1590）是这个时代战斗性最强的讽刺作家。他出生于斯特拉斯堡一个香料商人之家。在巴塞尔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成为律师，后担任公职，成为行政长官。

　　费沙尔特先是路德派教徒，他反对这时出现的一股反宗教改革的潮流，但他也不满日益变得保守的路德教派，于是转向信奉加尔文教。他的这种宗教观点就确定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主要内容：一方面把他的矛头指向天主教和其僧侣，另一方面用加尔文教义的精神来进行说教，批评人世间的种种恶德，赞美劳动、勤奋，他宣称劳动是通向德行之路。

　　费沙尔特的主要作品有《苏黎世的幸福船》（1576）和《耶稣教士的四角小帽》（1580）。前者是一首长诗，内容是写斯特拉斯堡人邀请苏黎世人参加他们举行的射击节。五十四个苏黎世人划一艘船在一天之内就到达了斯特拉斯堡。作者充满了市民阶级的骄傲，用质朴的语言，通过这一真实感人的事件，表达了对有民主思想的苏黎世人的同情，赞颂两个自由城市的团结。后者是一部讽刺作品，把他犀利的笔锋指向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耶稣教团。从前魔鬼为了掩盖头上的角，给同伴戴上有角的帽子。如今，魔鬼把一只角的帽子给僧侣，二只角的给主教，三只角的给教皇，四只角的给耶稣教士。这部作品虽然在艺术上没有达到什么高度，但是它在当时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费沙尔特是那个时代具有自己特色的作家，这还表现在他把拉伯雷的《巨人传》从法文自由地译成德文。他针对德国社会的现实，添加进许多他自己的东西。

　　第四节民间故事书

　　在十六世纪德国文学中虽然没有产生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但这却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繁荣时代，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故事书。这是与市民阶级对文化和娱乐的要求密切相关的。希腊传说、法国的叙事诗、意大利的故事以及德国中世纪的叙事诗和笑话集为德国的民间故事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有益的作用。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它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些故事书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读物，他们不仅从中得到了娱乐消遣，同时也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恩格斯在谈及民间故事书时，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培养他们的道德感情，使他们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们的勇气，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①

　　在十五世纪已相继有一些民间故事书出现了，但十六世纪却是民间故事的繁荣时代。从这个世纪初起相继出版了一些深受民众喜爱并产生影响的民间故事书，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梯尔·欧仑斯皮格尔》、《席尔德市民》、《浮士德》等。《欧仑斯皮格尔》的最早版本出现在1515年，全书共有九十五个故事。它把流传在民间的许多故事都附会在一个历中上实有其人的年青农夫欧仑斯皮格尔身上。他到处流浪，到处恶作剧，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加以捉弄调侃，教皇、国王、牧师、学者、商人、市民、农民无不在他的面前出乖露丑。他是人民的智慧化身，以戏谑的方式表达了人民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的愤懑，曲折地反映出了人民对变革的要求。另一部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席尔德市民》（1598）的第一版原题为《腊莱故事书》（1597）是一部内容生动、语言幽默的作品。它与《欧仑斯皮格尔》不同，描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故事中的席尔德市民自作聪明地干了许多蠢事，诸如建造没有窗户的房屋捕捉阳光、播种食盐等。这些令人解颐的故事一方面满足了市民阶级的娱乐要求，同时也是市民阶级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的心理写照。

　　恩格斯对这部《席尔德市民》有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这种机智、这种构思以及写出的自然天成，这种善意的幽默到处伴有尖刻的讽刺使它不过于凶狠，这种异想天开的滑稽情况，这真能使我们文学里的一大部分感到惭愧。”①

　　如果说《欧仑斯皮格尔》、《席尔德市民》的内容偏重于戏谑，那么关于浮士德的民间故事书则有了一个严肃的、某种程度上反映时代精神的主题。

　　浮士德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从流传下来的材料可以知道，他以魔术师、预言家、炼金术士、星相学家的身份在各地漫游，1540或1541年，据说死于一次炼金术实验。后来围绕这个人物产生了许多故事和传说，也把诸如与魔鬼订约的传闻附会到他的身上。到 1570年有人开始记载他的故事，1575年出版了用拉丁文写的浮士德故事。到158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最完整的版本《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全书共69章。

　　故事中的浮士德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学神学，学识渊博。他走火入魔，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① 转引自《德国文学简史》上卷第48 页，冯至等编著。与魔鬼订约，魔鬼为他服务二十四年，他则必须放弃基督教信仰，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于是他借魔鬼之力，周游世界，通悉万有，享受到人们享受不到的一切，甚至从远古希腊招来美女海伦，与她一起生活。期满后他暴尸户外，灵魂为魔鬼所有。

　　浮士德的故事本来在民间流传，但是这个故事书的加工和修订者看来是一个路德派教徒。在书的告基督教读者的前言中，作者写道：“毫无疑问……魔术和黑色艺术对上帝和世界说来是最大最严重的罪愆。”作者把浮士德看成是一个异教徒，并以他的悲惨结局向一切怀有异端思想的人提出警告。然而浮士德故事本身表现出的反宗教的叛逆思想却远非这本故事书的编订者所能掩盖得了的。浮士德对宇宙和人生的富有冒险精神追求，对现世生活的肯定，使他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这部民间故事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被译成英法荷等多种文字。随之，英国的剧作家马洛在 1589年写出了《浮士德博士悲剧的故事》，德国的一些作家也相继以这个题材写出了自己的作品，而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歌德所写的诗剧《浮士德》。

　　第三章十七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概述

　　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是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过渡时期的文学，在过去，①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十八世纪时，人们用巴罗克这个词来称呼这一时期的文学，是有着某种轻蔑的意思。到了十九世纪，发生了一个决定性转变，对巴罗克有了新的阐释，随之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有了新的评价。事实上，这个世纪确实在文学上出现了象马丁·奥皮茨、安德列阿斯·格吕菲乌斯、汉斯·雅可布·克·封·格里美豪森这样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

　　对这个世纪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三十年战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于1618年爆发，直至1648年结束。这场战争的一方为新教联盟，另一方是天主教联盟，而在他们后面的分别是瑞典、丹麦、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这不仅是一场教派之间的武装对抗，它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一场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战争的实质是德意志皇帝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扩展领土的斗争，是参战的各国为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历史的正常进程。战争使德国政治上更加分裂，德意志分为二百九十六个小国和六十六个自由市。在经济上，由于人口大量死亡，造成土地荒芜，贸易停滞，矿业停顿，大批已成为自由农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农奴，生产力急剧下降。

　　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依然得到了发展，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给作家和诗人提出了严肃的主题，为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广阔的背景；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问题都由于战争而变得格外迫切，人与现实和宗教的关系、人生的意义都必须放在战争的场景内加以描述。这一世纪的文学从发展上看可分为两个阶段，以三十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为分界。

　　第一个阶段是战争时期。战争必然成为每个有时代感、有良知的诗人和作家面对的主题，它直接地影响和限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并促使他们为表现这一内容去寻找相应的形式。

　　三十年战争对第一阶段文学发展上的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促进了民族意识和祖国意识的发展。受战火蹂躏的祖国，政治上的分裂、外国军队在德国土地上的暴行、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一切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他们无力在政治领域里有所作为，于是便力求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上做出贡献。马丁·路德虽然清除了德国语言的积秽，促进了语言的统一，但是宫廷和上层社会依然崇尚法语和意大利语，作家中还多半用拉丁文写作；在民间，战争期间外国士兵也为德语带来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把德语看作是德国文化统一的一个纽带。他们在各地建立了语言协会的组织。其中1617年于魏玛建立的“丰收学会”是最有影响的一个，许多作家都以成为它的一员为荣。这些协会鼓励人们说德语，用德语进行写作。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德语的发展和纯洁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战后的安定为诗人和作家① 巴罗克：原只是指艺术和建筑上的一种风格。这个词有混乱、不规则、奇形怪状等之意。到二十世纪人们给这个词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认为巴罗克是力图寄情感于具有感性引力的形式。这些形式注重的不是和谐而是力度。它的特点是气势雄浑，有动态感，善于表现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提供了反思的机会，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后果的反应，以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进程，就必然成为他们作品的题材。在这个阶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在文学上发生了分野，一些人依附宫廷，追随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他们为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辩护，而另一些进步作家，代表着资产阶级一人道主义的倾向，他们与人们有着密切联系，对社会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们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反宫廷的情绪。在这一阶段中，一些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第一个阶段中，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表现在诗歌、戏剧和诗歌理论上，代表人物是马丁·奥皮茨（1597—1639）、安·格吕菲乌斯（1616—1664）；此外，象魏克林（1584—1653）、莫色拉希（1601—1669）、罗高（1604—1665）、弗莱明（1609—1640）以及雅可布·比德曼（1578—1639）等人的作品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第二阶段中，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借鉴外国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在德国的宫廷史诗、民间故事书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还在第一阶段后期，菲利普·柴琛（1619—1689）就出版了《阿得里亚的罗泽蒙德》（1645）、莫色拉希写出了《菲拉德斯·封·西腾瓦德的奇异而真实的幻境》（1642），而格里美豪森（1621/22—1676）则成了这个世纪的最有名的作家，他在1669年最后完成的《痴儿西木传》不仅标志着这个世纪文学上突出的成就，也是一部对后世产生影响，越出德国疆界的著名作品。此外，另一个在当时负有盛名的作家是克里斯蒂安·洛依特（1665—1712），他在世纪末完成的《舍姆夫斯基》（1696）是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形式完整的幽默小说，他以夸张、滑稽、怪诞的方式，通过舍姆夫斯基的奇遇和旅行见闻，对市民阶级的上层分子的贫婪、虚伪、精神上的狭隘、举止上的粗俗进行了讽刺。作者把矛头指向市民阶级而不是封建阶级，这与他依附宫廷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性格描绘，对现实中某些弊端的讽刺，它的具有的历史价值，使它的影响远超越出这个世纪，成为这一类型小说的前驱。十八世纪作家毕尔格尔创作的《闵希豪森的旅行和冒险》即是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

　　第二节马丁·奥皮茨在德国十七世纪文学中享有盛名的是诗人、文艺理论家马丁·奥皮茨，他在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尤大，1624年他出版的《德国诗论》一书，影响了不仅仅是一个时代。

　　1597年他生于西里西亚，出身于市民阶级，父亲是市议会的成员。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热衷文学，还在十八岁时就出版了一部用拉丁文写的诗集《新年赠诗》。中学结束后，他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但一年后随即中辍，他陪同一个丹麦人，前往尼德兰旅行，并在莱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621年他返回故乡，在一所新建立的大学里教授哲学和诗歌。1624年他在宫廷任皇室代理私人秘书，随后的年代他先后在一些宫廷里任职。晚年他生活在但泽，成为波兰国王的宫廷编年史官和秘书，1639年死于瘟疫。

　　奥皮茨一生多在宫廷服务，且先后在属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公国里任职，这并不表明他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倾向的多变，而是为了使他的物质生活得到可靠保障。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是用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著述。

　　1624年，奥皮茨出版了他的《德国诗论》，这是用德语写的第一部诗学，它对德国十七世纪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还在这本著作发表之前，他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阿里斯达斯或称论对德语的轻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反对对德语的轻视，批评滥用方言和外来语，认为德语具有象法语、意大利语同样的能力，能创造出新的文学。在《德国诗论》一书中，他对诗歌理论做了系统的论述。全书共分七章，前四章是历史和理论部分，后三章是实践部分。他认为诗歌最高尚的目的是说服、教育并使人们从中得到欢愉，因此，诗歌是一项非常严肃、负责的事业。他把创作看作是一种同语言材料打交道的工作，而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规则、方法。为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对诗歌创作的韵律、语言、形式、方法等都做了规定。他用六音步抑扬格韵的亚历山大体来代替古希腊罗马的六音步体。这种富节奏感的诗体直到莱辛时代一直居于主宰地位；他主张诗歌的语言应当高于普通的日常用语，诗人不应当使诗歌散文化，要有形象感。他反对方言，提倡语言的高雅、纯洁，他规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的不同风格。按照他的观点，喜剧和牧歌的语言，应当是朴素的、简单的；但是在悲剧和史诗中，在赞歌和教育诗中，涉及到帝王君侯时，语言必须是庄重的，用字不应是粗俗的、平凡的，而应是华丽的。他由此进一步规定了悲剧和喜剧之间的区别：悲剧适于表现英雄人物和国王皇帝的意志，而喜剧处理的都是“恶人恶事”。不难看出，奥皮茨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着重大意议的，对独立的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奥皮茨的主要成就是他的文艺理论，但他的诗歌创作也是不应忽视的。他力图用自己的实践去印证他的理论。他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的一些诗歌真实地描写了战争的景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抨击了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暴行。在《战争灾难中的慰诗》中，他写道：

　　……你们这些专制的君主到底要做什么？

　　刑讯和放逐，宝剑、烈火、绞架和车刑，

　　对你们有何益？对你们有何用？

　　……

　　暴力不会使人变得虔诚，

　　不会造就出基督教徒。

　　在另一些诗歌里，如《战神颂歌》，他嘲弄了战争，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除此，他还写了一系列抒情诗、颂诗、十四行等，这都收在1625年出版的《德语诗歌八卷》中。

　　奥皮茨也试图为戏剧树立一种典范，他用意大利的题材写了歌剧《达芙娜》和取材《圣经》写了悲剧《尤狄特》（1635）。

　　第三节安德里亚斯·格吕菲乌斯

　　安·格吕菲乌斯是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中杰出的作家，他在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1616年生于西里西亚的格劳高，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早年丧父，母亲改嫁，七年之后母亲逝世。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三十年战争中间度过的，过着一种苦难、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不同的地方求学，1635年他去荷兰的莱顿，直到1644年。他先是学习，后来也在莱顿大学执教，讲授哲学、诗学、地理、解剖学等功课。在此期间，他广同尼德兰的学者、艺术家交往，特别是同尼德兰戏剧的接触，这对他后来的戏剧创作有很大的影响。1644年他陪同一个巨商经海牙去巴黎，在巴黎逗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法国戏剧，高乃依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去意大利，直到 1647年返回故乡，回到他一度居住过的弗劳乌斯塔特。他谢绝了海德堡和其它大学的聘召，担任了格劳高公国的法律顾问一职。1664年，他在一次中风中死去。格吕菲乌斯广学博识，对法律、自然科学等都有相当的造诣，但他突出的成就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他的诗歌和戏剧成为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的顶峰。格吕菲乌斯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度过的。战争的灾难，使他悲愤忧戚，对遭受蹂躏的祖国的爱，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同情，对战争的抨击，对和平的渴求，这些成了诗人作品中的基调。他写了不少十四行诗，在一首题为《祖国之泪》的诗中，他不仅描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还进一步控诉了战争对人的精神的摧残，他写道：

　　可是我没有谈到，比死亡更厉害的事情，

　　比瘟疫、大火、饥饿更可怕的事情：

　　有许多人的灵魂的宝物也已经被夺去。在一些诗歌中，他也把消弭战祸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在《主知道我》、

　　《醒来，醒来，基督》中表露了这种愿望。他信赖上帝，但却执著人世间的生活和欢乐，这是他与有禁欲主义倾向的诗人所不同的。格吕菲乌斯写的十四行诗都收集在《星期日星期五十四行诗集》（1639）、《格吕菲乌斯十四行诗，第一卷》（1643）以及在1657年出版的《格吕菲乌斯的悲剧、颂诗、十四行诗》中。作为一个诗人，格吕菲乌斯是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的诗歌内容、韵律、诗体大都遵循奥皮茨提出的要求；而作为一个戏剧家，荷兰、法国的戏剧对他有更大的影响。他创作的悲剧，严格地遵守奥皮茨对悲剧提出的要求，恪守三一律，每部悲剧都分为五幕，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使用合唱队，这一切都为了使他的悲剧有一种“崇高的风格”。他的第一部悲剧《莱欧·阿尔明乌斯》完成于1646年，它取材于拜占廷的历史，描写政治权力之争，作者遣责了出于私利的谋叛行为。他的第二部悲剧《被谋杀的陛下，可称卡罗洛斯·斯图亚特》（1649），处理的也同样是谋叛题材。在这部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的作品里，作者对被绞死的国王怀有强烈的同情，而对克伦威尔则加以抨击，把他看成是一个篡位者。除了这两部悲剧之外，格吕菲乌斯还写了其它三部悲剧《卡塔莉娜·封·格奥吉恩》（1647）、《帕皮尼阿乌斯》（1659完成）和《卡德利奥和塞林德》（1649）。《卡塔莉娜·封·格奥吉恩》和《帕皮尼阿乌斯》也都是宫廷题材，表现信仰、道义的力量，在《卡德利奥和塞林德》中，作者开始摆脱了宫廷戏的束缚，这部悲剧的场景不再是宫廷，戏的主人公不再是帝王朝臣，而是普通的青年男女，戏的内容不再是谋叛、争权，而是爱情。青年卡德利奥爱上了少女奥林帕亚，但少女迫于父命与利桑德结婚。塞林德是一个热情的姑娘，她爱上了绝望中的卡德利奥，卡德利奥杀死了塞林德的情人，可随即离她而去，他准备杀死利桑德报仇。塞林德为了重新赢得卡德利奥的爱情，求助于一个老巫婆，巫婆告诉她，她取出她那被杀的情人的心，就能获得卡德利奥的爱。就在卡德利奥准备去干谋杀勾当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幻像：他所爱的奥林帕亚成了一副骷髅，惊骇之余，他悔悟了，并在墓地中遇到了正准备去掘尸的塞林德，他阻止了她。卡德利奥放弃了复仇的欲望，塞林德也斩断尘缘。这部戏写了爱欲的力量，它把人引入歧路，但是人身上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了邪念。从内容上看，这部作者自称是悲剧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部正剧，他为作者此后转向喜剧创作做了准备。

　　格吕菲乌斯共写了三部喜剧《彼得·斯昆茨》（1658）、《霍里比利克里布里法克斯》（1663）和《可爱的玫瑰》（1660）。与他的悲剧相反，他的这些喜剧都是用散文写成的。《彼得·斯昆茨》写了一个手工业剧团为出游的皇帝演戏而闹出的许多笑话，作者在这里嘲笑的不仅是那些已过了时的手工业行会的艺术，也是对那些一心想方设法巴结宫廷的市民的讽刺。《霍里比利克里布里法克斯》写的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两个步兵成为流浪汉，到处以吹牛撒谎谋生的故事。格吕菲乌斯的喜剧都有着消遣的性质，但也有着某种道德意义，富幽默感，寓教育于讽刺之中。《可爱的玫瑰》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是一部重要的喜剧，它取材于荷兰剧作家冯代尔的剧作，是作者用下西里西亚方言写成的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一个村庄里的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父辈相互之间的仇恨为这对恋人制造了许多障碍，但有情人克服种种困难终成眷属。作者在这部喜剧里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善良以及他们爱情的真挚。

　　格吕菲乌斯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成为十七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直到十八世纪，他一直还是受尊敬的戏剧家，就是在今天，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鉴赏价值仍然为人们所重视。

　　第四节汉斯·雅·克·封·格里美豪森

　　在德国十七世纪文学中，最著名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无疑是小说家格里美豪森，他的长篇小说《痴儿西木传》是德国文学发展到十七世纪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格里美豪森1621（或1622）生于希尔德堡豪森附近的一个名叫格里美豪森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个面包师，开了一家饭馆。1635年，还在他念书的时候就被黑森的士兵掠走，当了马童。从这时起他就跟随军队，足迹遍及全德。他也当兵，可能也参加过一些战役，但没有确实记载，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639年做了一个小国直辖市奥芬堡的指挥官的文书。在此后的几年，他虽服务于不同的军队指挥官，但一直都担任着书写的职务。1649年他返回奥芬堡，结婚成家，脱离军队；从1650年起，他在棱沁的一个名叫卡斯巴赫的村庄做庄园的管家。1662年，他在乌伦堡做管家时，接触了当地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图书馆。1665年他放弃了管家的职务，自己开了一家客店。从 1666年起，他又先后担任了一些公职，做过棱沁的市董，掌管过警察、税务等工作。格里美豪森的创作生涯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他的第一部作品即是使他赢得声望的《痴儿西木传》。1669年他又完成了此书的续篇。1670年他出版了《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大胆姑娘》（布莱希特著名的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即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而成），此外尚有《冒失兄弟》等作品。《痴儿西木传》原名为《冒险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全书共分五卷，它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人一生的遭遇：一个孤儿被一户农家收养，十岁时为避战火，逃进一座森林，他遇到一个隐土，隐士给他起了名字：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即纯朴无知之意。在隐士的教育下，西木学会了读书写字，获得了知识和信仰。隐士去世后，他离开了森林，开始经历种种的冒险生涯。时值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做过一名瑞典军官的侍童，当做供人娱乐的小丑；当了骑兵，他机智勇敢，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并与一个军官的女儿结婚。后来，他被骗来到巴黎，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的容貌和艺术才干使他受到整个巴黎上层社会和贵夫人的宠爱，他成了几个贵夫人共同豢养的秘密情夫。他厌恶也害怕这种不光彩的营生，于是逃出巴黎，途中得了天花，变得丑陋不堪，开始了流浪生活，几经波折，他返回德国。这时他的妻子已不在人世，他又与一个农村姑娘结婚，但不久妻子去世，他遇到了自己的养父母，得知自己就是林中隐士的儿子，出身贵族之家。他不满足无所事事的安静生活，欲探究宇宙的秘密。后来他遇到一名瑞典军官，重新在军队中服役。他到了莫斯科，为沙皇制造火药，后为鞑靼人俘虏，被转卖到朝鲜，最终历尽艰辛，返回祖国。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他回顾一生，感到世事变幻无常。对生活对人生的厌倦、对社会对现实的绝望，促使他做出决定：告别世界，远离尘嚣，去做隐士，终其一生。在续篇中，西木到了一座孤岛，在那里住了多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然而却是勤奋的生活。这是在德国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鲁滨逊式的人物，比笛福的鲁滨逊还要早半个世纪。从这部小说的内容上看，它是一部近似流浪汉小说，写了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在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遭遇，它也与德国十六世纪的《奥伦斯皮格尔》和民间故事书的《浮士德》有着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它与它们又不相同，它突破了这类小说的范围。《奥伦斯皮格尔》和《浮士德》都把许多故事集中到一个基本上是定型化了的人物身上，主人公的性格缺少发展，而《痴儿西木传》则不然，它描写了一个人由儿时直到老年的发展过程，它围绕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如何求得与社会的和谐，求得性格和道德的完美发展，也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从作品的结构上看，它与史诗《巴其伐尔》相象，但更完整、更严谨，可以说是德国“发展小说”或称“教育小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

　　作者通过对痴儿西木一生的描绘，忠实地再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社会；它不仅从整体上、从精神上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而且书中对几次战役的直接和间接的叙述，对士兵的烧杀抢掠，对人民的苦难的描写，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小说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都实有其人。作者丰富、庞杂的经历，战争期间的形形色色遭际，为他在塑造西木这一形象提供了厚实的生活素材，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切。另一方面，他又用夸张的手法，写了许多虚幻的、怪诞的离奇故事，诸如魔鬼舞会，虱子的的故事，遨游地球中心，深入海洋底处等，这又使作品有着浪漫主义的色彩。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反映了战争的灾难，同时也表达了战乱中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对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他抨击了成人的罪恶，士兵的暴行，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他颂扬了儿童的天真无邪、宁静的隐居生活和普通人的纯朴感情。在小说的第三卷中，作者通过一个名叫尤比特的人的口，表达了希望不用干戈而用人格来感化世界，建立和平。在第一卷中，作者通过对再洗礼教派生活的叙述，为人类描绘出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这是作者理想中的未来社会，也是从反面对现实社会的抨击。在当时作者自然是找不到一条道路，使人适应这个应当改变的社会，于是最后只有让主人公西木向这个世界告别，既然无力“兼济天下”，就只能以“独善其身”作为解脱。小说的最后一章是一篇对社会的控诉书，主人公痛快淋漓地指陈时弊，称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是不可救药的，是没有指望的。他虽则流露出悲观厌世之情，但充满了愤世嫉俗之感。《痴儿西木传》，无论是从它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上看，还是从艺术结构、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上看，都不愧是德国文学中的珍品；不仅在当时，也在后世，不仅在德国，也在德国疆界之外，它都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德国的十七世纪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虽然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使经济停滞不前，政治上分崩离析，但文学还是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产生了一个语言统一的民族文学。统一的文学语言，成熟的文学形式，以及文学对民族意识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这些为十八世纪德国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世纪末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和启蒙主义的思想在与宫廷文学和其形式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得到了逐步的发展，这为德国文学的启蒙运动和古典文学时代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德国民族文学是在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一方面借鉴、批判地吸收了古代和邻国的文学，一方面又突破了教会统治对文学种种束缚。在马丁·奥皮茨用新的理论开辟了道路之后，文学在格吕菲乌斯和格里美豪森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峰。

　　第四章十八世纪德国文学

　　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学包括三个阶段：从世纪初到 1785年是启蒙运动时期；从1770年到1785年的狂飙突进运动；从歌德的意大利之行的1785年到席勒之死的1805年是德国古典文学时期。

　　第一节启蒙运动

　　概述

　　从中世纪以来，德国文学一直在缓慢地发展，虽然不乏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的落后，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失败、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使它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与几个邻国，如英、法、意相比，总是落在后面。进入十八世纪以来，德国文学经过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特别是歌德和席勒所开创的古典文学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恩格斯在《法德历史资料》一文中写道：“在1700年还是野蛮状态，1750年出现了莱辛和康德，随后又出现了歌德、席勒、维兰特·赫尔德尔……”①

　　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文学方面无疑是伟大的，然而它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却是可耻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名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分成三百多个面积大小不同、社会结构不一、经济发展程度不等，然而却都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它们分别称王国、选帝侯国、侯国、公国、大公国、帝国自由市等。这种封建割据状态，必然阻碍了经济的顺利发展。进入十八世纪，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转机，但政治上的分裂妨碍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工商业的发展。

　　德国的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必然为德国这一时期文学印上它的烙印。

　　进入十八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规模广泛、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启蒙运动。康德谈过，启蒙运动就是人结束了一种不成年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是由于人本身的错误，是由于缺乏果断和勇气，因此他说：“要鼓起勇气，用你自己的理性去为自己服务！”从整体来看，欧洲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和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上，现在已经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要求摆脱对传统、宗教、封建势力的依赖，要用自己的理性解放自己，来批判现存的一切。正如康德在《纯理性批判》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我们的世纪是批判的世纪，一切都必须屈服于它。”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是批判，而批判的标准就是理性，用它去检验他们面前的一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他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面前来，或者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所有以前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的观念，都将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被抛进到拉圾箱里去了。”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219 页。启蒙运动要批判现存的一切，特别是不符合理性的教会和封建统治，就不可能把这个运动停留在思想上，它为转向一场政治运动提供了可能性，使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英国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为英国的产业革命廓清了道路，而法国资产阶级的强大，使这场启蒙运动导致了1789年完成的一场政治上的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无法使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启蒙运动便转向了精神领域去发展去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就是康德、黑格尔在哲上伟大的成就，并且对德国十八世纪的文学繁荣起了推动作用。这场思想运动必然在当时的文学中反映出来，并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启蒙运动的作家与思想家一样，他们用文学这一形式，以理性为武器，去对现存制度进行批判，去对人民大众进行理性启蒙教育。莱辛、克洛卜斯托克就是这样的启蒙作家。德国启蒙文学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十八世纪初到1725年前后是它的初期；1725年到1750年是中期，也称为高特舍特时期；1750年到1786年是它的顶峰，也称为莱辛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它的作家群和它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启蒙文学运动初期，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主要是克·托马修斯、克·沃尔夫，在宣传理性、鼓吹人性上做了许多努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提出了

　　“自然的权利”、“健康的理性”、“理性的思想”等口号，他们的斗争为启蒙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也对启蒙文学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几乎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中，都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进程：市民阶级开始以新的姿态进入了文学领域。他们的感情得到了肯定，他们的道德得到了赞扬，他们的形象变得高大。在启蒙作家笔下，他们逐渐成了作品的中心，被当做人和社会的理想人物，与中世纪市民阶级在文学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当然，这个进程是在受到法、英作家的影响下，是在与宫廷文学的斗争中进行的。还在上一世纪末，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就已有了启蒙文学的胚芽。进入新的世纪，相继出现了一批作家，致力于用理性的精神去启迪和教育人们，他们借鉴英国，创办了一些道德刊物，他们的创作，无论是诗歌、戏剧、小说，还是寓言，都成为一种启蒙的手段。在这些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克·君特尔和约翰·哥·史纳伯尔。君特尔（1695—1723）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真正的职业。在莱比锡期间，他接触了沃尔夫的启蒙哲学。他在作品中，歌颂理性，肯定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他真挚地表现了感情的痛苦和欢乐，也批评了社会生活中的保守习俗，抨击了社会的不义。他的《玫瑰短诗》流传甚广；他为击败土尔其的奥地利亲王所写的《欧根亲王颂歌》中，充满着民族的内容。

　　史纳伯尔（1692—1752年前后）是一个小说家，他在1731年匿名发表的小说《费尔珍堡岛》的第一部，立即引起了轰动。这部小说明显地受到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的影响。

　　小说采用了迎合市民阶级趣味的冒险小说的形式，然而他表达了他们建立一个乌托邦的愿望。主人公阿尔伯特·尤利乌斯同其他乘船落难的人在一座荒岛上建立了一个没有宗教纷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贫富之分、人人平等、相互友爱的理想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启蒙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是对现存不合理性的社会的责难。他的长篇小说《陶醉在爱情迷宫里的骑士》（1738）写了一个纵情声色的骑士悔悟的故事，这虽然是一个迎合时尚的题材，但也是用启蒙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人的一部警世之作。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进入启蒙运动的中期，这是启蒙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一个巩固和稳定的过程。它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高特舍特。自四十年代起，高特舍特的影响日衰，而一批崛起的青年诗人、作家摒弃了高特舍特为文学所制定的陈规旧习，走上了一条新路，其中最著名的有诗人克洛卜斯托克。此外，象格勒特、约翰·埃利亚斯·史雷格尔都是名重一时的作家。

　　格勒特（1715—1769）的作品以启蒙教育为目的，但他并不以高特舍特那种否定情感否定想象的观点为然。他“要借助一幅图画来表达真理”。他写有寓言、戏剧、小说。他的寓言生动明快，易于理解，在一些优秀之作中也充满着批判精神，如《拉车之马》、《家庭教师》等。他的喜剧较好的有

　　《祈祷的少女》（1745）、《彩票中的命运》（1746）、《温柔多情的姐妹》（1747）等。他的小说《瑞典伯爵夫人G的生平》（1746）在当时享有盛誉，很快被译成英、法文。它通过一个女人的遭遇，教育人们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在极为艰难的境遇里，要洁身自好，保持道德上的无瑕。

　　格勒特的作品，无论是那一种文学体裁，都充满了道德上的规劝，他想通过他的作品来证实理性的力量。正因如此，他的作品里说教的成分重，而艺术力量弱。他是德国启蒙文学向更高阶段过渡时的一个代表人物。

　　约翰·埃利亚斯·史雷格尔（1719—1749）是莱辛之前德国重要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之一。在他的作品和文章里，虽不无高特舍特的影响，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在探索着一条与高特舍特不同的道路。在《比较莎士比亚和安德列阿斯·格吕菲乌斯》一文中，他赞扬被高特舍特讥为“不合规范”的莎士比亚。他晚年写了一些悲剧和喜剧，但在舞台上大都没有取得成功。其中较有意义的有悲剧《赫尔曼》（1743）和《卡奴特》（1746），前者以日尔曼民族英雄赫尔曼为题材，后者则是为颂扬丹麦国王弗利德里希五世而写的。他的喜剧优于他的悲剧，象《沉默的美人》（1747）和《善良女人的胜利》（1748）都受到莱辛的赞扬。

　　启蒙文学的一个最重要时期是从1750年到1785年，这是它的高峰，代表人物是莱辛。这个时期即以他的名字为标志。

　　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开始在社会的和精神的解放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民阶级的道德不仅摆脱了封建道德的束缚，而且逐渐地成为社会道德的标准。对市民阶级道德的提倡和对社会不道德的批判，已从伦理领域的批判进入社会领域的批判。高特舍特文学理论的衰落和被摒弃，莱辛在戏剧理论方面的成就，使这一时期的美学、文艺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莱辛的戏剧，克洛卜斯托克的诗歌，维兰特的小说，里希特伯格的格言诗都有着强烈的时代感，虽然思想上道德上的启蒙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作品中有着尖锐的社会批判意义。

　　维兰特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小说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重要的作品有

　　《阿伽同》（1766—67）、《金镜》（1772）、《阿伯德里特人》（1774—80）以及长诗《奥伯龙》（1780）等。《阿伽同》是维兰特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小说。阿伽同童年是神庙的仆人，后来成了一位政治家，遭到放逐，在海上被掠去当了奴隶。他被卖给哲学家赫庇亚，经过熏陶，成了苏拉古宫廷的改革家。他触怒了统治者，被投入牢狱。美好的理想和人道主义的愿望在丑恶的现实中破灭了。所幸由于塔伦特共和国的首脑阿尔希塔的营救，他到了塔伦特共和国。在这里，人人平等，自由，相互信任，勤奋劳动。道德比法律有更大的威力，人们通过德行和智慧能得到一切。这部以古希腊为背景的小说和他的另一部以东方国家为背景的小说《金镜》一样，都对德国的宫廷和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但作者却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主张开明的专制统治和从上到下的改革。《阿迦同》由于题材的选择和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由于作者在塑造形象所使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为一些目光犀利的批评家所看重。莱辛在《汉堡剧评》中称它“对于有古典主义鉴赏力的喜欢思考的头脑来说，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它对德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阿伯特里特人》里，作者采用中世纪愚人文学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中的小市民种种陋习和恶德进行了讽刺。《奥伯龙》是一部韵文体故事集。爱情、忠诚、信念的坚定、命运的考验是这些故事的主题，其中优秀的有《冬天的童话》、《夏天的童话》等。歌德对对这些故事大加赞赏：“只要诗歌还一直成为诗歌，黄金还成为黄金，水晶还成为水晶，那《奥伯龙》就会作为诗歌艺术中的一部杰作而受到喜爱和赞扬。”

　　约·高特舍特

　　约翰·克里斯朵夫·高特舍特（1700—1766）在大学期间结识了沃尔夫，这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先后创办了几家道德杂志，宣扬启蒙主义思想，认为世界和人都是通过理性的规劝而变得完美。他在自己的一些神学和哲学著作里，如在《世界的智慧》中，阐释了沃尔夫的哲学。他不仅要以理性和美德去启蒙民众，而且还要去规劝贵族。在二十年代后期，他还与当时的名演员诺依伯尔合作，进行戏剧改革，要使舞台赢得比杂志和书籍更多的观众。他对文学有一整套系统的理论，1730年他出版的《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一书集其大成。这部著作的全称是《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在此中先谈诗的一般规则，然后谈诗的所有特殊体裁并予以例证，但随处都表明，诗的内在本质在于对自然的模仿》。从这个长长的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要制定一部启蒙主义的诗学。他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诗的起源和发展，谈到了诗人的任务，鉴赏力的学说、模仿自然的理论、情节的意义、风格、韵律、各种文学体裁的定义等。他的文学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混合物，还有着布瓦洛的影响。他象亚里土多德一样，十分看重情节的作用，但是他是从启蒙主义的角度去强调情节的。情节是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出发点，是诗艺的灵魂。文学创作过程是通过一个“诗意的、道德的情节”开始的：“首先人们选择一个有教益的道德的原理，这个原理应该是整部作品的基础，根据人们想达到的愿望的性质，想出一个非常平凡的事件，情节得以展开，使这个选择出的原理给人在思想上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把这个核心原理看做是一种形成和改变的力量。诗人是人的道德教师，即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当对人和社会起到教化作用的情节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出自抽象。为了使道德这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可感受和……几乎是可以摸到的”，高特舍特提出诗人要利用模仿自然的艺术手段。他把诗的本质归结为对自然的模仿，而且是只能对“美好的自然”进行模仿。高特舍特规定了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王公贵族，而农夫和平民则是喜剧中的人物。在悲剧里，语言是高雅的，在喜剧中则应是通俗的。他要求严格遵循三一律，每部戏剧都应当分为五幕，不能使用独白和旁白。他把法国的戏剧，主要是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主义剧戏奉为典范，而对英国，主要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弥尔顿的诗歌持批评态度。

　　高特舍特的这部著作树立了他在当时德国文学界中的权威地位，一些作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的贡献一方面在于他的著作和他的活动对启蒙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的文学理论对廓清当时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对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学，对戏剧的改革，特别是对德意志戏剧艺术的形成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根据他的观点，也必然导致对德国文学中一些积极的东西的贬低，在戏剧上他藐视格吕菲乌斯的作品，在诗歌上，他忽视民歌的作用和影响，在小说上，他不把小说纳入他的体系中去，对它不去了解，或者只是从道德的角度上去进行评论。高特舍特为文学制定的一些死板的规则，大大地限制了诗人的自由，排斥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把法国古典主义奉为圭臬，对英国作家横加指责，这都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对。进入四十年代时，瑞士的波特迈尔和布莱丁格尔对他提出了批评，随之爆发了一场论争。这两个瑞士人在许多方面与高特舍特是一致的，认为诗应当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要有一个有益的目的；诗的本质也是对自然的模仿。但是与高特舍特的分歧之处在于他们重视了情感的作用，认为作品中的感情生活才能使人感动，要求人物的塑造要有心理的深度，如莎士比亚作品中表现的那样；他们主张用文学的手段去表现现实，这种观点使模仿的理论得到了发展，把想象看做是真正的诗所不可缺少的特征。与高特舍特相反，他们主张以英国作家为典范，特别推崇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他们在弥尔顿的这部长诗中看到“奇迹”变成了现实，这正是高特舍特所激烈反对的。高特舍特认为作家只能表现可能，而不应去表现“奇迹”，为此，他不仅批评弥尔顿，连荷马以及阿里奥斯特、塔索都受到了他的非难。这场争论无疑地对德国文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高特舍特还写了三部历史题材的悲剧《濒死的卡托》（1732）、《巴黎的流血婚礼》（1745）和《阿基斯，斯巴达的国王》（1751）。弗·高·克洛卜斯托克

　　1748年在反高特舍特的刊物《布莱门》杂志上刊出了题为《救世主》的长诗的头三篇。这部作品立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部长诗的作者就是弗里德利希·高特里布·克洛卜斯托克（1724—1803），时年二十四岁。《救世主》的发表使他声名大噪，1750年他应波特迈尔之邀前去苏黎世。翌年应丹麦大臣伯恩斯多夫的邀请前去哥本哈根，国王亨利五世给了他一笔终身年金。1770年他从丹麦返国，大部分时间住在汉堡，直至逝世。

　　克洛卜斯托克的代表作是长诗《救世主》，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每部十篇。上部写耶稣受难，下部写耶稣胜利。上部头三篇发表于1748年，但直到二十五年之后，他才最终完成这部作品。这部长诗主要取材于《圣经》中的《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作者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楷模，用史诗的形式来表现耶稣的一生。他摒除了正统的耶稣形象，采用了一系列异端的画面来表现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十分自由地处理了《圣经》的题材。这位热情的诗人很少在作品中去描述事件的本身，却随时以宗教的权威身份唱出激昂的诗行。它充满了宗教的感情，这一点比《失乐园》过之，可却缺少弥尔顿的那种革命精神。《救世主》的头三篇表现出了一种原始的诗人力量，在全冷的开头中，耶稣向圣父道：我昂首冲着天庭举手伸向云端，凭我自己向你发誓，我和你一样，也是上帝，我决心把人类拯救。

　　这样的激情和气势确实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力量和精神。这在当时令人生厌的阿那克里翁文风中，令人耳目一新。它在整个德国受到了重视。然而在二十五年之后，即在1773年，当这部作品全部完成之后，它却没有什么读者了。崛起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成了文坛上升起的新星。这个事实也正说明了，时代的变化所引起的人们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的改变。

　　克洛卜斯托克除了这部长诗之外，还写了多首诗歌，显示了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才华。在这些诗歌中，早期的多是吟咏爱情、友谊和自然，著名的有

　　《赠劳妮》、《给我的朋友》、《春天的庆典》、《苏黎世湖》、《早年的坟墓》等。政治诗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他的大部分含有革命内容的诗都产生于晚年，如《预言》（1773）、《战士》（1778）等。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写了一首题为《现在的战争》的颂歌，称这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日子的朝霞”。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激起了诗人的热情，写出了一些诗歌、向这场革命表示礼赞。在《认识你们自己》一诗中，诗人唱出：“法兰西自由了，而我们呢？”作者称革命是“世纪的最高尚的行动”。法国革命议会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褒奖他对革命的忠诚，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为对革命的憎恨了”（恩格斯语）。他在1793年写了诗歌《掠夺战争》和《我的错误》，表示他的悔恨，并称赞刺杀马拉的凶手夏洛特·科尔黛。

　　克洛卜斯托克还写了戏剧多种，除《亚当之死》（1757）、《所罗门》（1764）、《大卫》（1772）之外，尚有三部以日尔曼传说中的民族英雄赫尔曼为题材的戏剧《赫尔曼战役》（1769）、《赫尔曼和王公们》（1784）和《赫尔曼之死》（1787）。赫尔曼三部曲虽然有着热烈的民族内容，但是日尔曼人的斗争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远了，作品缺乏时代感，并且用的是“巴①尔特”形式，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克洛卜斯托克的创作在启蒙运动中标志着对传统的突破。他一方面摒弃了内容贫乏的形式纤巧的阿那克里翁诗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开始摆脱了高特舍特的束缚。他的作品在当时发生了极大的作用。包括歌德在内的许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德国文学史》第六卷写道：

　　“所有的人都曾是克洛卜斯托克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为德国诗歌语言的复兴所做出的成绩，那他之后的成为经典性的诗歌创作是不可想象的。”②① 巴尔特，日尔曼人在战斗开始时唱的歌。② 见《德国文学史》第6 卷，第406 页，柏林，人民和知识出版社。高·埃·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生于卡门茨一个贫苦的牧师之家。1746年他进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他对文学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747年，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并完成了戏剧《达蒙》、《年轻的学者》，这后一部作品在1748年由诺依贝尔剧团上演，得到了好评。1748年他不顾双亲的劝告，前往柏林，从事文学活动。他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评论，后来担任了《沃斯报》的“学者评论版”编辑。在此期间他写了《犹太人》、

　　《自由精神》等戏剧。1751—1752间，他在威腾堡完成了学业，取得了硕士学位。1775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中收有他的诗歌、书信、剧本，还有他在1775年完成的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1758到1760年他发表了《当代文学通讯》。在这些文章里，他阐述了建立一座德意志民族剧院的必要性，在著名的第十七封信中，他猛烈地抨击了高特舍特，指出戏剧必须与民族的性格相适应，德国的戏剧艺术的复兴必须与民族的传统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复兴应当以英国的莎士比亚为榜样。这部通讯显露了莱辛的战斗风格和他的尚未成为系统的戏剧理论的胚芽。作为启蒙运动的一员骁将，他还写了寓言和有关寓言理论的文章。他指出：“把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上的真理归之于一种特殊的情况，把它诉诸于现实，从而构思出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使人能马上明白这个普通的真理，这种现象就叫寓言。”莱辛在他的寓言里抨击了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对教会、对社会上的恶德和文坛上的种种不良倾向都予以尖锐的揭露和讽刺。梅林在谈到这些寓言时，称它们喷射着连续不断的火舌。

　　1760年，莱辛为生活所迫，前往布累斯劳，做了一位普鲁士将军的秘书，直到1765年。他为自己不得不过这种缺乏独立的生活感到愤慨。在这五年之中，他没有什么新的著作问世，他在工作余暇埋头在布累斯劳图书馆中研究哲学和美学，构思剧作。1766年，在柏林时他完成了美学著作《拉奥孔》，翌年又完成了喜剧《明娜·封·巴恩海姆》。1767年他应邀去汉堡担任新成立的汉堡剧院的顾问和评论家，这家剧院虽仅支持了一年，但对莱辛却是大有收获的一年，他写出了《汉堡剧评》。1772年，他完成了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这部剧作先后在不伦瑞克、柏林、维也纳等地演出，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1770年莱辛接受了去沃尔芬比特尔担任不伦瑞克公爵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直到1776年他才结婚，时年莱辛已经四十七岁。不幸的是，在下一年，妻子难产，儿子仅活了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之后妻子亦死去。这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此后的岁月，作为资产阶级前哨战士，他勇敢地在神学领域里进行战斗，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在同汉堡正统派首席牧师格茨的论战中发表的《反格茨》。他的最后一部著名戏剧《智者纳旦》完成于1779年，这是他同格茨论战中在文学上的一个成果。

　　莱辛晚年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特别是眼疾几乎使他丧失了视力。1782年2月15日，他在去不伦瑞克的旅途中溘然逝世，时年仅五十二岁。作为启蒙运动的最杰出的代表，莱辛自然把戏剧作为自己的战斗场地，因为戏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影响最广泛的媒介。莱辛一生创作了十四部戏剧，包括没有完成的《浮士德》。其中重要的是《萨拉·萨姆逊小姐》、《密娜·封·巴恩海姆》、《爱米丽雅·迦洛蒂》和《智者纳旦》。《萨拉·萨姆逊小姐》是莱辛借鉴英国作家乔治·里罗的戏剧《伦敦商人》而写成的一部伤感的悲剧。放荡的青年密莱福诱走了少女萨拉。他决定和她结婚，萨拉的父亲也同意了，但密莱福旧日的情人心怀嫉妒，把萨拉毒死，密莱福也自杀殉情。

　　这部悲剧的重要意义在于莱辛成功地把市民阶级推上了悲剧的舞台，使他们成为激起观众同情的人物，而不是被嘲笑的对象。随着莱辛这部悲剧的出现，在此后的德国舞台上出现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市民阶级的悲剧形象。如莱辛本人的爱米丽雅·迦洛蒂、歌德的克雷尔馨（《埃哥蒙特》中的女主人公）、席勒的路易丝·米勒等。《密娜·封·巴恩海姆》反映了封建专制国家与市民阶级之间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冲突。七年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下级军官台尔海姆被政府无理解职。他穷愁潦倒，住在柏林的一家旅馆里。他的未婚妻密娜·封·巴尔海姆前来柏林。台尔海姆由于身处窘境，名誉受到损害，因此避而不见。密娜诡称被舅父赶出，剥夺继承权。这激起了台尔海姆的侠义心肠，决定与她结婚，使她得到保护。密娜故作姿态，表示拒绝，把一枚订婚戒指退给他，而这正是台尔海姆的。他因旅馆老板逼债而被迫交给老板出卖的，正巧由密娜买了下来。最后，台尔海姆的名誉得到恢复，有情人成了眷属。这部喜剧揭露了普鲁士的残暴不仁，对于历史上备受颂扬的腓特烈大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七年战争中为国王效忠的市民阶级出身的军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那些道德败坏的出身贵族的无耻之徒，如剧中的里哥中尉，却得到提拔；在战争时期，普鲁士大量敛聚钱财，烧杀抢掠；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普鲁士政府花钱雇佣密探，如剧中的旅馆老板，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这部作品中受到颂扬的是市民阶级出身的台尔海姆，是有着贵族称号但却是市民阶级化了的密娜·封·巴恩海姆。他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荣誉感和民族感，忠于友谊，忠于爱情，即使身处逆境，也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不去乞求、依附。在这一对男女主人公身上所表现出的这些优秀的品质，多少有些理想化了，但是这些新的、市民阶级的道德，正是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一位伟大的作家怀着理想和热情所塑造出来的。

　　莱辛在1772年完成的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是他艺术上最成功、政治性也最强的作品。他直接取材于罗马历史学家索维乌斯的著作：平民出身的少女维吉妮亚落入暴君之手。少女的父亲为了保持女儿的洁白，只好亲手把她杀死。暴君的凶残激起了人民的公愤，以这件事为导火线，民众奋起，推翻了暴君的统治。莱辛对这个题材进行了加工，使人一眼便可看出它反映的是德国现实，虽然他不得不把故事的背景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少女爱米丽雅与阿庇阿尼伯爵相爱，两人准备结婚。封建小邦瓜斯塔拉的公爵也爱上爱米丽雅，于是雇用一批强盗在爱米丽雅和阿庇阿尼结婚的路上杀死了阿庇阿尼，公爵假装从强盗手中救出了爱米丽雅，把她带到附近的公爵别墅里。但少女识透了公爵的阴谋，这时她父亲也从被爵公遗弃的情妇奥尔西娜那里知道了公爵的险恶用心。他赶到别墅，看到了女儿，说出他想杀死公爵的计划；但女儿阻止了他，声称自己准备去死。最终父亲为了保持女儿的纯洁，而杀死了她。这部作品他把矛头指向暴君，揭露了宫廷社会的腐败堕落，维护了市民阶级的道德。莱辛没有让爱米丽雅的父亲把匕首刺向公爵，爱米丽雅的死也没有成为人民起义的信号，这正是德国现实的反映，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现实构不成这样一种逻辑上必然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莱辛这样处理也正是使这部作品的悲剧力量不致减弱。一个少女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操而让父亲亲手杀死的这一事实，必然唤起恐惧和怜悯，引起人们灵魂上的震动；必然成为，如歌德在这部作品所看到的：“道义上激烈反对暴虐专横统治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莱辛的最后一部剧作是他称之为“戏剧诗”的《智者纳旦》。这部戏剧的背景是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代的耶路撒冷。一个年轻的基督教徒被苏丹萨拉丁俘虏，判以死刑。临刑时，苏丹看到这个基督教徒长的与他的失踪了的哥哥阿萨德相似，就赦免了他。犹太人纳旦是城中一个富商，一日外出，家中失火。年轻的基督教徒救出了纳旦的养女莱霞，并在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但两人的信仰不同。这时苏丹败政拮据，求助于纳旦。在著名的第三幕第七场中，当苏丹问纳旦什么信仰是真正的信仰时，约旦讲了戒指的故事。聪明的纳旦用这个寓言向苏丹说明，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教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在最后一幕中，苏丹得知那个年轻的基督教徒和莱霞都是他哥哥的孩子。苏丹、莱霞和年轻的基督教徒，虽然信仰不同，却是一家人。

　　莱辛的这部作品与他晚年的一系列神学论文的思想是一致的。真正的宗教不在于信仰的是什么，而在于博爱。他憎恶任何宗教的偏执狂，宣扬宗教间的宽容。莱辛曾说过，“任何启示宗教都同样是真的，也同样是假的。”莱辛的这种宗教观远超出浅薄的理性启蒙主义，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具体实践。他在1767年所写的《汉堡剧评》里，虽以松散的形式，但通过批判的方式阐明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针对被高特舍特等人奉为经典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理论：只有王公贵族才配充当悲剧中的主人公，莱辛提出了王公和英雄人物的名字可以为戏剧带来华丽和威严，但不能令人感动。我们周围的人的不幸才会使我们感到同情。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倘若我们对国王们产生同情，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人，并非当作国王之故。”莱辛以此为市民阶级的悲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他反对在悲剧中使用绮丽浮夸的语言，认为这种语言既不能表现感情也不能产生感情；感情是同最通俗最浅显的词汇和语言风格相一致的，因此他主张用单纯的自然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在三一律的问题上，莱辛批判了法国古典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歪曲，指出情节的整一是根本的，地点和时间的整一是取决于情节整一的。德国戏剧究竟应以法国的古典主义还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为榜样的问题上，莱辛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的作品做了比较，指出前者是一幅广阔的壁画，而后者只是一幅镶嵌在戒指上的小品画。德国应当借鉴的是伟大的莎士比亚。

　　莱辛这部著作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对许多问题都做了虽不是系统地但却是精辟的阐明，如净化、恐惧和怜悯，诗的真实，戏剧的历史，真实和虚幻，模仿和自然，性格与环境的关系等。

　　莱辛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他在美学上的建树。1766年他完成的《拉奥孔》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美学观点。这部著作有个副标题《论绘画和诗的界限》，这是莱辛在这部论著里所要探索的主要课题。

　　拉奥孔是特洛亚城的一个祭司，在特洛亚战争期间，他识破了希腊人的木马计，因而触怒了偏爱希腊人的海神。海神派了两条蛇把他和他的两个孩子缠死。1506年在罗马发掘出了一座雕像，它描绘拉奥孔被蛇缠住时的痛苦表情。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也在他的《伊利亚特》中也描述了这个故事。莱辛通过对这座雕像和诗的比较，论述了诗与画之间的界限。

　　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的“诗如画”这句话在十七世纪非常流行，它成为当时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信奉的一个准则。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古希腊的诗人西蒙尼特也说过，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歌是有声的画。诗歌和绘画两者之间是有其相通之处的，但是把两者完全混淆起来，没有界限可分，忽视各自的特点，却为当时的艺术，特别是诗歌创作带来了恶果：诗成为僵化静止的描写，缺少动态感。这可以理解为封建秩序的保守、停滞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它不符合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追求向上、追求行动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诗与绘画的混淆，完全与莱辛的文学观点相悖。行动在他的理论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动作看成是诗的对象，这种动作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表现了“激情的每一种内心的斗争，是种种不同思想的每一种后果”。这样就使行动着的人成为诗的中心内容。而如果把诗变成静止的画，就使行动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这是莱辛所不能忍受的。他认为诗与画的区分在于：

　　绘画：利用空间，使用颜色，物体上并列，选择一个最能产生效果的瞬间；

　　诗：利用时间，使用语言，行动上承续，把描写转化为行动。

　　莱辛的这种区分，尽管不免有些绝对化的毛病，可它冲破了艺术界的停滞现象，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束缚，摆脱宫廷文学的影响。对于这部著作所起的廓清作用，歌德在《诗与真》第八卷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忠肯：“我们要设想自己是青年，才能想象莱辛《拉奥孔》一书给予我们的影响是怎样，因为这本著作把我们从贫乏的直观的世界摄引到思想的开阔的原野了。给人误解那么久的 ‘诗与画’的原则一旦摒弃，造成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区别了然自明，纵然它们彼此的基础是那样互相交错，但是两者的顶点这时却显出是截然分开了。……莱辛的这种卓越的思想的一切结果，象电光那样照亮了我们，从前所有的指导的和判断的批评，都可以弃如敝屣了，我们认为已从一切弊病解放出来……”①① 《歌德自传》上册，第323 页，刘思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第二节狂飙突进运动

　　概述

　　进入七十年代，在德国发生了一场文学运动，这就是狂飙突进运动。这场运动正如它的名字本身一样，急迫、迅猛，要冲破旧的樊篱，摆脱旧的习尚。这是一场仅限于文学领域里的革命，是一场一批青年人对衰老的陈腐的一切的反叛。可也正因为它是一场狂飙，时间也短暂，只有短短的十五年。

　　诞生于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批青年人，无一不受到启蒙文学的教育和影响。然而随着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缓慢而持续的发展，在他们身上产生了远比启蒙运动作家身上更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他们对现存秩序加于他们身上的压迫格外敏感和痛切。他们渴望摆脱掉任何束缚他们精神和肉体和一切。但是德国的现状——整体上支离破碎，个体上却异常牢固——使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在政治领域里进行一场政治革命。这样，资产阶级中的激进的年轻一代被逼出政治舞台，只能在精神领域里去进行一场革命。

　　为这个运动在理论上做了准备的有哈曼（1730—1788）、摩泽尔（1720—1794）等人，它的理论纲领的制订者是杰出的赫尔德尔。这一运动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其中著名的有伦茨（1751—1792）、克林格尔（1752—1831），这个运动即得名于他的戏剧《狂飙突进》）、亨利希·瓦格纳（1747—1779）、威廉·海因泽（1749—1803）、舒巴特（1739—1791）等人，但它的卓越的代表是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可以这样说，这是聚集在赫尔德尔和歌德周围的一群年轻人所兴起的一次文学上的革命运动。它以赫尔德尔和歌德在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的结识为起点，1785年歌德从魏玛的出走则标志着它的终结。

　　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个继续，一次新的深入，从总的倾向来看，它也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叛。

　　狂飙突进运动确实在许多问题上强化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它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更明确更激烈地提出了人的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要求，它的作家的民族和民主思想更强烈，他们对现存秩序和封建贵族的批判和抨击更尖锐。

　　但是从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来观察，这个运动与启蒙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启蒙运动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狂飙突进运动却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它的作家崇尚感情，要求摆脱一切束缚感情的桎梏；他们一方面反对贵族、教会对人的感情的摧残和窒息，另一方面也反对启蒙主义用理性对感情的压抑。启蒙主义的作品重在道德规劝和理性启蒙，而狂飙突进的作家既反对把艺术作为宫廷的装饰品，消闲的娱乐，也反对把它当做是一种说教的工具，一个宣泄宗教激情的场所。他们的创作出于一种内在的、表现自我表现感情和表现经验的需要。对于他们说来，诗是人的一种母语。

　　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不承认艺术的规则，这是他们与启蒙运动作家的又一个重大的分歧。无论是高特舍特以法国古典主义为榜样，制定的一些规则，还是莱辛对诗艺的传统规则，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规则所做的新的阐释，他们都予以拒绝。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尊崇莎士比亚，那正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莎士比亚不仅表现了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莎士比亚不遵守任何传统的金科玉律。他们崇尚自然，反对对人性的压迫和割裂，要求人有精神和肉体的自由。对他们说来，自然就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人与外界的和谐。这正是他们针对德国现实中的“不自然”而提出的一种非难。他们把自然神化了，这与启蒙运动的作家相反，后者用理性解除了对自然的神化。卢梭的“返归自然”的口号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他们摧崇天才。天才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的哲学中一直有着一个固定的内容，那就是人所具有的一种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并使之服务于人的理性。狂飙突进运动对天才的概念，在理解上有一个特殊的重点，它不仅表现为个人的或主体的，它成了市民阶级反对封建桎梏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形式，他们蔑视门第观念，摒弃等级偏见，一个天才的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是独立的、勇敢的、大胆的、先天的（启蒙主义是把天才理解为后天的）。这样，在他们看来，天才的艺术家是世界的第二创造者，真正的诗人是人世间的神。狂飙突进的作家一反启蒙运动对民歌的轻视，他们把民歌提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称它是每个民族诗歌艺术的肇始，为后世的一切艺术奠定了基础。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们身上的弱点和局限性，使这次运动只限于文学领域，他们的态度都是激烈的，易于冲动，有着偏颇和极端的倾向。随着他们青年时代热情的消失，反思和内省的能力的增强，许多人都脱离了运动，运动本身也就结束了。

　　约·高·赫尔德尔赫尔德尔（1744—1803）生于东普鲁士的莫隆根，出身平民。1761年，他的聪明和苦学受到一位俄罗斯军医的赏识。翌年他被那位军医带到昆尼希堡，进入大学学习医学。但他不喜欢医学，不久改学神学。时值昆尼希堡大学任教的康德的讲座，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讲座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狂飙突进运动理论上的先导哈曼当时也在昆尼希堡，他的文章和气质给这位青年的大学生留下的印象比康德尤为深刻。1764年赫尔德尔前往里加，在那里工作了五年，这是他创作力迅速成长的年代，著作甚丰。他完成了他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论现代德国文学的断片》（1767）和《批评之林》（1769）。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上的地位，为狂飙突进运动在理论上做好了准备。1770年他为了医治眼疾前往斯特拉斯堡，在这里他同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的歌德结识，这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1年他在毕克堡任宫廷牧师，度过五年时光，这正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论语言的起源》（1770）、《论莎士比亚》（1771）《论莪相和古代民族诗歌的通讯选》（1773）、《人类历史的最古老文献》（1774）、

　　《谈人的灵魂的认识和感觉》（1774）以及《也是一种对人类进行教育的历史哲学》（1774）等。他在这些文章所表达的对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的新见解，使他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1776年，由于歌德的荐举，他任魏玛的教会总监、首席牧师。此后，他一直定居魏玛，直到逝世。在魏玛的年代是他的成熟时期。1778年他出版了自己所收集的民歌（1807年再版时，题为《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此后他还发表了《诗歌艺术对古代和现代民族中的习俗的作用》（1781）、《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和《促进人性的通信》（1793—1797）等。

　　赫尔德尔虽然在不同时期写过诗歌、剧本、游记等，但成就不大，他的建树主要是在哲学、神学、历史、语言、文艺理论的领域里，他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和提高方面的贡献尤为值得人们称道。

　　在哲学思想上，赫尔德尔认为所有的存在都有着向一个最高目的发展的倾向，在历史和自然界中，一切都按着固有的规律，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发展。历史的发展规律基于自然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隐藏在对抗性的自然力的作用之中，自然研究者已经从有机物不断地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中认识了这个规律，历史研究者就要在人类的精神奋斗中去展示这个规律。历史就是向着人性的不断发展。为了追本溯源，他提出一切都发自神，神是一切事物的永恒的无尽的根本，世界的规律性和秩序是神的力量和理智的表现。

　　人道主义在赫尔德尔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他说，哲学要想有益于人，那它就应当把人作为它的中心点。在他看来，人道主义体现了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人相互友爱，而不是相互畏惧，人的才能能自由地得到发展。从人性的发展是不可抗拒这一前提出发，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暴君和传统都不能阻止人性的发展，而如果它受到了阻止，那对暴君采取暴力是必要的，革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赫尔德尔的哲学思想在后世受到高度评价。有的学者称黑格尔的哲学只不过是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把赫尔德尔的学说翻译过来而已，费尔巴哈在《论死与不朽》一书中，把赫尔德尔称为他的老师，是“人的传道士和预言家”。

　　赫尔德尔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一些论述文学的著作中，表达了狂飙突进运动的要求，提出了他的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总体概念。把世界理解为历史，而人是历史的存在；从现实那里直接获得的经验是一个真正的有人的尊严的存在、活动和进行艺术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这里接触了天才的问题，他认为天才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特殊标志，是有创造力的人的代表，是“第二个普罗米修斯”，是“人世间真正的神”。他们不屈从于任何传统的桎梏和各种陈规的束缚。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艺术没有规律的结论。赫尔德尔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是基于它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切艺术的规则都只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了。希腊悲剧所遵循的三一律不是希腊的艺术规律，而是它的自然规律，莎士比亚的完全异样的形式只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的表现而已。

　　赫尔德尔高度推崇自然在艺术中的地位，把自然看做是诗的灵魂。理性的艺术观点忽视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把艺术只看做是理性意图的表现。他认为诗人的最高任务是表述自然而不是表述理性。在《论诗的艺术对古代和现代民族习俗的作用》一文中，他这样谈到艺术家和自然的关系：“真正的诗人只是口译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把自然送进他的同胞的灵魂和内心的传递者。”

　　赫尔德尔认为民歌是人民生活的文献，是各民族知识和宗教、神源学和天体起源学的宝藏，是先辈事业和历史事件的纪录，是人的精神的绝对必要的母语。正因为如此，在《关于现代德国文学断片》一书中，他强调说，搜集民歌，这不仅有着一种历史的价值，而且也有一种美学上的价值。民歌中的粗犷、原始、力度和形象感使他入迷。在《论莪相和古代民族诗歌的通讯选》中，他写道：“一个民族越是粗野，越是有生气，越是无拘无束，……那它的歌也必然是粗野的，生动的，自由的，直感的，抒情的”。赫尔德尔把民歌提高到如此地位，使民歌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全新的价值，是他的一大贡献。赫尔德尔的著作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是他所处时代的反映，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要求。他对当时德国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一直有着影响。歌德、席勒、德国浪漫主义、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等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和激励。青年歌德这里所叙述是狂飙突进运动时代的歌德。

　　1749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生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的祖父是一个裁缝，后来与一个寡妇结婚；开了一家饭馆。他的父亲虽然受到了很高的教育，得到了博士学位，但始终没有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双亲用钱给他买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但仕途的大门却对他关闭了。他的妻子是市长的女儿，一个性情开朗的女人。

　　沃尔夫冈·歌德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聪明和智慧。1757年元旦，他写了一首诗献给他的外祖父母，时年八岁；1760年他十一岁的时候，根据神话编写了一个剧本；1776年，法兰克福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他在1775年写的一首诗，长达一百六十行，题为《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这是最早发表的歌德的诗作。

　　1765年歌德前往莱比锡攻读法律。当时高特舍特和格勒特都在莱比锡大学执教。歌德虽然热衷文学，但这两位文坛上的名宿却使他感到失望。他转而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贪婪地阅读了哈勒尔、林纳、布封等科学家的著作，这为他后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768年歌德因咯血返回法兰克福。在莱比锡的三年里，歌德写了一些诗歌，这都是他用华丽的洛可可体写的情诗，表达他与一个名叫凯特馨·史温柯卜芙恋爱时的欢乐和痛苦。他还写了喜剧《恋人的脾气》和《同谋犯》，这是他用流行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所谓“牧童戏”的形式写就的。他在身体康复之后，于 1770年前去斯特拉斯堡继续他的学业，在这里他遇到了赫尔德尔。这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大事，他在自传中写道：“最有意义的事件，对于我有最大成果的事就是与赫尔德尔的结识。”赫尔德尔使歌德理解了莎士比亚，使他了解了哈曼的情感哲学，使他摆脱了洛可可文体的束缚，使他认识了民歌的意义，给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此期间，他经历了一场使他终生疚恨的恋爱。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塞森海姆，他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女儿。这位名叫弗里德利克·布里昂的少女像是的“一颗最可爱的星星”。两人一见钟情，誓言相爱不渝。陶醉在爱情的欢乐里，歌德写了一些诗歌，著名的《欢会和离别》、《五月之歌》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现在歌德面临两种抉择：在爱情的小巢里愉快地沉沦，或挣脱爱的羁绊，在痛苦中新生，以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强不息。还时一种狂飙突进的精神在他的心中激荡，他渴求发展，渴求行动，于是毅然结束了这段爱情，离开了布里昂。他的背弃使少女痛苦终生，也使他“极度的痛苦”。为此，他在他的一些作品里塑造的几个女性身上，如《葛兹》、《格拉维果》中两个名叫玛丽的少女，《浮士德》中的甘泪卿，都表现了他的自责和赎罪。

　　1771年歌德结束了学业，得到博士学位，返回法兰克福，做了一名律师。这年十月，他在家里举行了一次纪念莎士比亚的集会，他发表了热情激越的讲话《莎士比亚命名日》，表达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要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然。这篇文章成了一篇战斗的檄文。

　　他在完成了戏剧《葛兹》之后，于1772年前往魏茨拉帝国法院实习，就在这座小城他热烈地爱上了夏绿蒂·布甫。这场炽烈而不幸的爱情使他在1774年写出了那部轰动文坛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失望的爱情使他离开魏茨拉返回故乡。1776年，他为摆脱订婚和随之解除婚约的烦恼，应魏玛公爵之邀前去魏玛。在此之前，他着手创作《普罗米修斯》和《埃格蒙特》，但由于心绪不佳，均没有完成。

　　歌德在魏玛公国成了公爵所倚重的人，他先后被任命为枢密参事、内阁大臣，被授予贵族称号。历史的机缘为歌德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的机会，他把魏玛看成是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场地。他渴求工作，热衷事业。他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之后，实际上主持了魏玛公国的政务。他主持外交，恢复矿山开采，开发森林，整顿财政，精简军队，修建公路，开办剧院，襄助大学，甚至拟定防火条例。他的这些活动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由于它的软弱和封建势力的强大，也由于歌德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有着一种道德上的因素，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活动的悲剧结局。他的许多努力都由于遭到反对和掣肘而成就甚微，甚至一无所成。繁重的政务逐渐成为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混浊的宫廷空气使他感到窒息。他曾一度埋头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甚至获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如腭间骨的发现，但终归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断然的办法：从魏玛潜逃，到他久以向往的意大利。

　　在直到1786年这段时期，歌德创作了一批诗歌，完成了《葛兹》、《格拉维果》、《史推拉》等戏剧，发表了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作品表达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上的地位。

　　歌德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有抒情诗、谣曲和颂诗。概括起来说，它们有如下几个特点：

　　情感的真实：歌德摆脱了洛可可文风的弊病：雕琢、纤巧、艳丽、陈词滥调和无病呻吟，无论是他在塞森海姆时的情诗，还是在魏玛宫廷公务之余创作的诗歌，都追求感情的真实和自然。作品富表现力，形象感强，在诗人的笔下，主体和客体交融，达到了统一。客体不再是静止的、陪衬的，而是被赋予主体的特性。《欢会和离别》、《五月之歌》是他抒情诗中的代表作。在前者，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和恋人相会时的喜悦和离别时的惆怅；在后者，诗人抒发了沉浸在爱情幸福时对大自然的感受，表现了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恋人眼里的五月，跳跃的节奏，短促的句子，多色彩的词儿，形成一幅绚丽的动的画面。他在1780年即兴完成的《流浪者的夜歌》，更是他诗作中的绝唱。在这只有八行的短诗中，诗人抒发了一个流浪者在夜色朦胧时面对静寂的大千世界的感受，表现了永恒运动着的大自然中的瞬间静止。

　　民歌风：歌德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谣曲和有民歌风的诗歌，如《野玫瑰》、

　　《紫罗兰》、《渔夫》、《屠勒国王》、《魔王》等。在这些作品里，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民歌对他的影响，有的诗歌就是民歌的改编，如《野玫瑰》。这些作品的内容不再是诗人情感的自我抒发，自我表现，而是具有民歌的歌谣所常有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叛逆精神：最能表现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作品，是歌德在此期时创作的

　　《普罗米修斯》。他原定用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中的题材写一部诗剧，没有完成，在1774年写的那段著名的普罗米修斯独白，可以看做是这部未完成作品的中心思想。普罗米修斯激烈地向宙斯喊出：我尊敬你？为什么？难道你减轻了每个受难者的痛苦？难道你止住了每个受害者的泪水？难道不是全能的时间和永恒的命运——我的主宰和你的主宰，把我铸成男子汉？”

　　每一个读者都能从这一节诗中感受到作者的革命激情、反叛精神和对神权的猛烈抨击。它表明在宇宙中有比神更有力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时间和命运。神不再是命运的主宰者，而是受命运的主宰了。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天上的皇权，而且对地上的统治者提出了控诉。

　　戏剧是狂飙突进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实践的场地。包括歌德在内，伦茨、克林格尔、瓦格纳、席勒等人都写了不少剧作。它们在内容上都表现了一种反叛的激情。然而影响最大，不仅在内容上，就是在形式上最能体现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是歌德的《葛兹·封·伯里兴根》。

　　歌德写这个剧本，如他所说的，是为了“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是“要挽回对一个诚实人的纪念”，而不是单纯地再现历史。葛兹是个历史人物，他参加了农民起义，反抗皇帝和封建领主，幻想用骑士制度去代替封建制度，最后他背叛了农民，遭到了失败。

　　歌德在葛兹身上，首先瞩目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诸侯所仇恨、被压迫者所求助的人” （第一幕），一个在混乱时代为争取自然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自助者”。作者通过他对丑恶的现实社会和暴虐的封建统治提出了抗议，大声地喊出了自由、解放的要求。歌德的葛兹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歌德笔下的葛兹在道义上的胜利：他的骄傲的独立感，对人的尊严和自然权利的维护，不依附任何敌对势力，对待友谊、爱情的忠诚；另一点，歌德在他的作品中改变了历史人物葛兹的结局，使他在斗争中死去，这就使这一人物上升到悲剧的高度。临死的葛兹喊出了“自由！自由！”，他的妻子哭诉“这个世界是个地狱”，他的妹妹悲愤地说：“诅咒这个排斥你的世纪！”要求自由，诅咒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纪，这便是歌德通过十六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喊出了十八世纪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声音，为资产阶级①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

　　歌德对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在1774年完成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用书信体写成的小说。这种体裁不宜于写情节小说，但它却适于表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精神活动和抒发苦闷的心理与迷惘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4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情感。英国作家沙莫埃尔·理查逊（1689—1761）、法国作家卢梭都采用这种体裁写过令人感伤的作品，歌德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决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在葛兹和普罗米修斯身上所充溢的反叛精神。他要求摆脱现存秩序加于他身心上的束缚，渴望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顽强要求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力，力图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但是德国的丑恶现实，腐败的社会关系，昏愦的统治阶级令他憎恶。社会摒弃了他，他也摒弃了这个社会。这就使他内向化了。他在大自然的领略中，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在与普通人的接触中得到了慰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爱上了绿蒂。在他的眼中，绿蒂就是自然、质朴和美的化身。他一见钟情，这是由他的精神状态所决定的。绿蒂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对她的爱成了他逃避丑恶现实的避难所。绿蒂爱他，但不能以身相许，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他返回他所憎恶也被其憎恶的社会，他想在事业奋斗中求得精神上的平衡。但是这个社会不容于他，他又被逼回到绿蒂身边。越来越炽热的爱情，终于酿成了一场悲剧。他自杀了，他用自杀宣告了他同这个社会的决裂，控诉了这个丑恶的现实社会对他的压抑、窒息。这种反抗自然是消极的，但是从这里不是可以听到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不满、要求变革的心声吗？恩格斯在读到①这部作品时说，歌德以此“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维特的自杀也正是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上的脆弱和行动上的无力，他们缺少面对现实进行抗争的勇气，有的只是一种悲歌式的反抗和弃绝。

　　这部作品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受到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轻读者表现得更是狂热。在这个腐败的德国社会里，才能被扼杀，感情被压抑，爱情上失意的年轻人纷纷仿效维特，兴起了一股“维特热”。《维特》一方面受到了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反动势力和迂腐之辈的攻击，被骂为大毒草，莱比锡市政当局加以查禁，在意大利，教会把这部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悉数销毁；一个曾在启蒙运动中起过作用的作家尼可莱在翌年写了一部《少年维特之喜悦》与之抗衡。

　　青年席勒

　　在歌德诞生之后十年，1759年弗里德利希·席勒来到了世上。他生于符腾堡公国一个名叫玛尔巴哈的小镇，父亲是一个理发匠兼外科医生，母亲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时值七年战争期间，父亲在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部队里任募兵军官。1763年战争结束。1766年他被调到路德维希堡。全家随之前往。席勒进了拉丁语学校。1773年，公爵命令席勒的父亲把儿子送进他开办的军事学校。年仅十四的席勒便不得不离开父母进入这所被称为“奴隶养成所”的学校。他先是学习法律，可他厌恶这门功课，随后改读医学。尽管这个“奴隶养成所”实行了极为严厉的制度，但它无法阻挡新的思想的传入。席勒接触了卢梭、莎士比亚，阅读了歌德的《葛兹》和《维特》以及其他一些狂飙突进作家的作品。在新的精神的冲击下，席勒开始构思自己的作品，他的第一个剧本《强盗》就是在“奴隶养成所”里偷偷写出的。席勒在这座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3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军事院校里一共度过了八个年头，直到1780年底他的论文获得通过，去斯图加特做了一名医生。

　　1782年《强盗》在曼海姆演出，受到狂热的欢迎；席勒因为没有请假私自前往观看演出而受到监禁处分。在放出他时，公爵当面命令他不许再写什么滑稽戏。对自由向往和摆脱暴君的渴望，使他在1782年9月中的一个深夜里，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逃出了符腾堡公国，开始了他一段时期的流浪生活。他自由了，勤奋地写作，就在1783年他先后完成了《费哀斯柯》和《阴谋与爱情》。《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给席勒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他赢得了不少朋友。1784年，他借同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见面的机会朗读了他的

　　《堂·卡洛斯》的第一幕。公爵授予他魏玛公国顾问的头衔。1785年，他前往莱比锡，投靠他的一个崇拜者和朋友克·高·克尔纳。由于克尔纳的关怀和帮助，他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著名的《欢乐颂》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1787年他完成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本《堂·卡洛斯》。随后就前往魏玛，他生活的新的一页开始了。《强盗》是席勒的处女作，题材取自诗人舒巴特的《人心的故事》。在经济不发展的社会里，当残暴的统治者肆意横行为所欲为时，在那些敌视现存秩序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的眼中，强盗是英雄，强盗的行为被看做是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对于着手写《强盗》的年仅十八岁的席勒说来，卡尔·莫尔这样的强盗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反抗形式也成为席勒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形式。莫尔伯爵受次子弗朗茨的挑唆而与长子卡尔断绝了关系，取消了他的继承权。卡尔到森林中成了盗首。弗朗茨为了占有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诡称卡尔已死，并把父亲囚在林中的塔楼。卡尔和同伙在林中救出了被囚禁在塔楼的父亲，他的同伙攻入堡内，弗朗茨自杀。阿玛丽亚劝卡尔不要再当强盗，应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为了忠于自己对同伙做出的永不离开他们的诺言，卡尔杀死了阿玛丽亚，最后自杀。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有些地方也不近情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席勒借强盗之口喊出了对腐败的现实社会的抗议，是向这个被阉割了的时代的宣战，表现了叛逆的精神。席勒在剧本第一版封面上印一幅画：一只伸出巨爪的狮子，并引用了古希腊大医学家波克拉特斯的话：“药不能治者，铁治之；铁不能治者，火治之”。这明显地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反抗暴君，用铁和火来医治这个被恶德所玷污了的社会。

　　卡尔是一个侠盗，是一个现存秩序的反抗者，他公开与腐败的社会为敌，疾恶如仇。他在第二幕第三场中那段独白，不啻是一份对封建统治的控诉书。尽管卡尔有着摧毁社会的力量，但是由于他的反抗是德国式的，表现出怀旧的情绪，看不到前景，最后还是以妥协告终。历史地对《强盗》进行分析，虽然它在主题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妇女形象有某些不足，但它在那个时代的出现确实是一篇宣扬反抗和叛逆的宣言，正如恩格斯所说，“歌颂了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它初次演出时，观众紧握拳头，不断顿脚，发出喊声，“剧院象是座疯人院”，这证明了它的影响。《费哀斯柯》和《堂·卡洛斯》是席勒青年时代所写的两部历史剧，前者以十六世纪发生在热那亚共和国的一场谋叛为题材，通过梵里那这一人物歌颂了共和主义思想，抨击了费哀斯柯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则以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为背景，颂场了维护思想自由和共和主义道德的波沙侯爵，揭露了菲利普二世的严酷统治和教会的残忍。正如梵里纳是《费哀斯柯》的中心一样，在《堂·卡洛斯》里，主人公是波沙而不是堂·卡洛斯。在梵里那，特别是在波沙身上，席勒表达了他的理想，他们是席勒的理想化的人物。马克思在给拉萨的信中有着“‘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传声筒”的字句，从这两个形象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费哀斯柯》的演出是失败的，《堂·卡洛斯》也没有得到成功。作为他青年时代最成熟、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他的《阴谋与爱情》。《阴谋与爱情》这个题目准确地表达了这部作品的思想。一方是纯真的爱情，另一方是卑劣的政治阴谋。而在暴政之下，爱情自然就成了阴谋的牺牲品。剧情是这样的：宰相瓦尔特谋害前任，得到了现职。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求得公爵的宠信，要他的儿子斐迪南和公爵的情妇米尔福特结婚，因为公爵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不得不放弃她。但是斐迪南对此断然拒绝，他爱上了音乐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露易丝也爱着他。宰相为此对音乐师和他的女儿横加辱骂，斐迪南恫吓他的父亲，要揭露他的罪行。宰相的秘书伍尔牧曾向露易丝求婚遭到拒绝，他趁机向宰相献计，叫人把露易丝的父亲抓起来，以此为要挟，要露易丝向宫廷侍卫长写一诗情书，并要她发誓，决不向他人泄露此事真相。露易丝为了保全父亲只得屈从。这封假情书被故意落到斐迪南手里。他怒火中烧，质问露易丝。但露易丝只能遵守誓言，对真相秘而不宣。出于绝望，斐迪南把露易斯毒死，自己也服毒身亡。在临死之前，露易丝才把真情说了出来。

　　这部剧作写了出身不同阶级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抨击了门第偏见毁灭人固有自然权利。露易丝是一个具有新兴阶级的要求的妇女形象，他渴望“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的社会，然而他具有德国市民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她意识到一把短剑悬在她和斐迪南的头顶上，她预感到人有要拆散他俩，但她没有勇气去进行抗争，因袭的负担使她无法挺起身来。斐迪南是一个有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年轻人，他不顾世俗的偏见，顽强地维护人的固有权利，他蔑视门第的差别，他不相信贵族徽章比爱情更有价值，他要冲破阶级的限制，这样他就同维护这种限制的整个阶级为敌。他不惧暴力，但他却不熟谙对手的伎俩，中了圈套，成了牺牲品。

　　席勒通过这部剧批判了整个专制统治。斐迪南和露易丝爱情的悲剧性不完全在于阶级的偏见，他们是宫廷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的目光不单是集中在阶级的偏见，而是把他的视野扩及整个社会现实。宫廷的腐化堕落、勾心斗角、挥霍无度、情妇政治、买卖士兵等，都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反映。著名的第二幕第二扬中米尔福特与侍从的对话，把这部爱情悲剧提高到一个革命的角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对这部作品所做的精辟论断：“德国第一部政治倾向的戏剧”。

　　第三节古典文学

　　概述

　　1786年至1805年，在德国文学史上称为古典文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文学，是因为这个词有着古代的涵义，同时也有着经典性的、不可超越的意义。这一时期歌德和席勒的创作，确实体现出了古典这个词的精神，他们的创作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准则，形成了德国文学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达到了一个顶峰。他们把古希腊罗马作为楷模，那是因为在现实中他们还找不到可资摹仿的榜样。但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的服装，以及穿着这种古代神圣服①装，说着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德国的古典文学有着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把它的艺术纲领转化到创作实践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转化，它基于对古代榜样的利用，基于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学形式的意识和一种新的②风格的形成。我们把歌德和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前一时期的相比较，便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转化。在歌德那里是以《伊菲格涅亚在陶立斯》为标志的，而在席勒那里，他的《堂·卡洛斯》就有着这种转化的成分了。

　　德国古典文学要求一种新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人有能力使自身得到完美的发展，在道德上自我完成，从而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秩序井然的王国，个人的反叛要屈服于自然的伟大法则，反叛的个人应寻求秩序和准绳，为此，必须借助美。如席勒所说的，“通过美，感情的人被引向形式和思维，通过美，精神的人被带回到物质，被归还给感性世界。”（《美育书简》第18封信）而美的本质是感官的冲动和理性法则的和谐。这样，通过对“纯粹的人”进行美的阐明，使读者受到教育，得到培养，最终就能出现一个由高贵的人组成的社会。这便是德国古典文学追求的理想。歌德和席勒这一时期的创作，即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

　　德国古典文学不是一场文学运动，如启蒙文学运动或狂飙突进运动那样。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在文学史上只是歌德和席勒十年合作时期的标志。

　　古典文学时代的歌德

　　歌德于1786年9月到达意大利，1788年6月返回魏玛。这不足两年的时间，使他恢复了自我，“欢乐和希望又都在我身上复苏了”。他象一个学生似的，在久已渴慕的南国里，吸收他所需要的一切，他为古代艺术中那种宁静、肃穆、伟大、庄严所陶醉。他重新阅读荷马的作品，“荷马的东西就象摘掉了我眼睛上的障眼罩一样。描写、比喻等等，使我们感到富有诗意，而且是那样说不出的自然……”这一切引起了他的反思，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去估价包括自己在内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在写给赫尔德尔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们（指古代人）表现存在，我们却通常去表现效果，他们描写恐怖，而我们是恐怖地去描写，他们描写舒适，我们是舒适地去描写，如此等等。这样一来，一切夸张的、一切俗套的、所有虚假的优雅、所有的矫饰都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 页。② 参见《德国文学简史》第293 页，柏林，人民和知识出版社。出现了。”这封信表明排斥客观、崇尚自我的狂飙突进已让位于纯朴的古典主义了。在意大利，歌德完成了从狂飙突进向古典文学的转化。具体的标志就是《伊菲格涅亚的陶立斯》。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剧作《埃格蒙特》和《伊菲格涅亚在陶立斯》。《埃格蒙特》是一部以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作品，描写了尼德兰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和埃格蒙特亲王被处决的这段时期的历史事件。歌德笔下的埃格蒙特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不象葛兹那样充满了反叛的精神，但却令人感到可亲。他的死激起人们对暴政的憎恶，对民族压迫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救，他呼唤着反抗、斗争。在这部戏剧中，歌德塑造了克蕾尔馨这一市民阶级的女性形象，她光彩照人，可亲可敬。在她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部作品虽然完成于意大利，但早在1775年在法兰克福时，歌德就已完成了初稿，因而，在作品里还有着狂飙突进时代的余韵。《伊菲格涅亚在陶立斯》的题材取自古希腊传说。伊菲格涅亚是希腊攻打特洛亚的统帅阿伽门农之女。阿伽门农一家的故事是历代作家所爱用的一个题材。早在古希腊时就被搬上舞台。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立斯》与欧里庇得斯《伊菲格涅亚》大部分相同，但在结尾部分歌德做了重要改动，赋予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内容。在欧里庇得斯那里，伊菲格涅亚耍弄了一个计谋，欺骗了陶立斯国王，和弟弟逃出这个野蛮的岛国。在歌德笔下，伊菲格涅亚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她到了岛国之后，使国王废除了恶俗。当国王因向她求婚遭到拒绝而意欲杀死她的弟弟时，她不祈求神的恩宠，不诉诸弟弟的武力，不使用计谋，而是用自己高贵的人性和纯真的感情来启发国王身上的善的力量。最终国王在她的感召下和解了。把歌德的这部戏剧与他前期的作品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体现在葛兹、普罗米修斯、维特身上的那种蔑视神权、反抗暴政的反叛精神已让位于善与宽容了。通过纯洁的人性，不义和邪恶就可以得到转化，暴力和专横受到感化就会变为爱与和谐，纯洁的人性净化了人的瑕疵。

　　歌德返回魏玛之后，除了有关文化的事务之外，他辞掉了内阁中的其他职务，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意大利之行使他意识到自己天生是一个诗人。他写了一些诗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罗马哀歌》，在这组诗中他恣肆地抒发了性爱带来的欢乐，这也是他当时与一个制花女工乌尔庇尤斯——未来的妻子——同居时幸福的一种反映。《塔索》是他这时期的一部重要剧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骨头中的一根骨头，肉中的一块肉。这部作品通过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塔索在宫廷中的遭际，反映了社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冲突。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艺术家的可怜处境和屈辱的地位，但是反叛的精神没有了，有的只是宽容与和解。凌辱和伤害塔索的宫廷大臣安东尼奥最后成了塔索的救助者和保护人。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说曾说过：“我有塔索的生平，有我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这部作品对于我们理解意大利之行后的歌德的思想发展和精神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塔索》是歌德本人内心的映照。

　　1789年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它“象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 （恩格斯语）。包括歌德在内的所有德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都为这场革命欢欣鼓舞。歌德在1790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法国大革命对于我也是一场革命。”然而，正如恩格所指出的，“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①表示的。”一旦他们从莱茵河彼岸的法国吹来的革命之风中嗅到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血腥味时，一旦他们透过飘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薄雾看到绞架、断头台时，除了少数人外，包括歌德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畏惧了，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为对革命的憎恨了。歌德亲身参加了普奥联军对法国的进攻，也参加了对曼因兹城——在这里诞生了德国土地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围困，虽说他既非出于自愿，也不热衷。在1791年至1794年之间，他还相继写出几部艺术质量低劣，歪曲法国革命，诋毁革命群众的剧本《大科普塔》、《市民将军》、《爱鼓动的人》等。尽管如此，歌德以他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目光看到了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普奥干涉联军溃败时他说了那句名言：“从此地此时起，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794年，歌德和席勒两人经过六年相互间的冷漠，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反感，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歌德更多地是倾向于物质，而席勒更多地是趋于精神，使他俩最终联合起来的是他们确信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上，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他们开始了合作的年代，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俩共同把德国文学推向一个顶峰。歌德在此期间，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诗歌，谣曲，戏剧《私生女》，长诗《列那狐》，还有《文学上的无套裤党》、论温克尔曼等文章。但重要的著作是他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悲剧《浮士德》第一部和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浮士德》第一部，待介绍老年歌德时与《浮士德》第二部一起叙述，这里只谈《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和《赫尔曼和窦绿苔》。《威廉·麦斯特》是歌德在青年时代就开始酝酿的一部作品，1796年他完成了这部小说的上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而它的下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完成于1829年。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小说”，它描写了一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发展，展现了主人公人性自我完善、道德自我完成的过程，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威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鄙视贪婪成性、缺乏教养的商人家庭，渴求得到发展，于是热衷于戏剧艺术。经过一场不幸的爱情，他离开故乡，加入了一个流浪剧团。在一所伯爵庄园演出时，他认识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接触了上流社会。威廉曾一度把戏剧艺术看做是自己的生活目的，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生活目标：他要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教养的人，要在社会上赢得地位和名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罗塔利奥的人，他虽然出身贵族却思想开明。威廉离开了剧院，加入罗塔利奥组织和领导的一个以服务人类为宗旨的激进的秘密团体。威廉在罗塔利奥身上找到他青年时代的生活理想，结束了他的学习年代。

　　威廉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有一种无法遏止的渴求发展的愿望，努力使自己的性格获得协调的成长，他不断地追求，尽管有过迷误和步入歧途，但不断地前进，把行动作为一种准则，力图使自己成为有才能的人，力图使自己的才能有益于社会，使生活具有意义。在这部小说里歌德还塑了两人感人至深的形象：少女迷娘和竖琴老人，他俩凄惨的遭遇和不幸的身世，令人叹息伤怀。他俩所唱出的多首迷娘之歌和竖琴老人之歌，哀婉悱恻，成为歌德抒情歌中的珍品。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5 页。《赫尔曼和窦绿苔》是歌德在1797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叙事诗，他取材于一部在1732年出版的一部题为《从萨尔茨堡被逐的路德派教徒全史》。但是歌德有意把背景换成法国大革命。他用严格的古典形式和格律，在这部作品里叙述了一个出身富庶家庭的农村青年与一个因法国革命动乱逃难而来的普通少女相爱的故事。借此，如歌德所说的，“我试图在叙事诗的坩锅里去把一个德国小城中的纯人性的存在从渣滓那里分离出来，并同时力图从这样一面小镜子里去反映世界舞台的伟大运动和变化。”然而，在我们看来，歌德并没有正确地反映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国大革命。他虽没有象在《市民将军》等几部戏剧里那样对革命进行露骨的攻击，却用一种封建宗法式的田园生活的恬静、安适来反对革命所带来的一时动乱。他要使他的同胞从时代的斗争中摆脱出来，使他的国家成为一个秩序安定的场所。

　　尽管这部作品颂扬了小市民的安分守已、循规蹈距的保守思想，但它也触及了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这样的问题；在艺术上更有独特的成就。梅林曾写道：“歌德在《赫尔曼和窦绿苔》一诗中，善于在古典的形式里注入现代生活的内容，其技巧更比《伊菲格涅亚》和《塔索》大不相同。这部篇幅不长的叙事诗均匀严整，卓尔不群，犹如荷马史诗质朴简洁……”古典文学时代的席勒

　　席勒在1787年移居魏玛。他虽已是一个闻名全德的作家，然而在魏玛宫廷时，这个出身平民阶级的诗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中断了戏剧创作，转而潜心致志研究历史。在1788年他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就在同年底他被聘为耶纳大学教授。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开始时同样受到席勒的欢迎，法国国民议会授予这位

　　《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作者以荣誉公民称号。但自1792年国王路易十六被捕，特别是1793年初国王被处决之后，他转而对革命抱有敌意了，在一首格言诗中写道：“世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可这个伟大的时代找到的却是一个渺小的种族。”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影响和他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对席勒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活动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鄙陋的德国现实令他厌恶，残酷的法国大革命使他反感，于是他遁入美学的王国里。在耶纳执教的这几年，他发表了一系列美学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美育书简》（1795）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在前一部著作里，他主张通过美育使人达到和谐，他说，“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之外，别无他途。”他把美育提到超越一切的高度，认为通过美才能使人性的分裂得到克服，使人性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在后一部著作里，他对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追求自然，前者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成为感伤的诗人。”素朴的诗人在于反映现实，而感伤的诗人在于表现理想。

　　席勒美学的出发点是康德的哲学，但他对康德并不亦步亦趋，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中，“他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他推进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①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90 页。

　　同歌德结交的十年，是席勒剧作上最丰富最成熟的时期。他在歌德的影响下，“缺少客体、形体，思想上抽象的推论”的毛病有所克服，康德哲学的影响有所减弱。这正如他在1797年6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所承认的：“您愈来愈使我摆脱从一般走向个别的倾向（这在一切实践中，特别是在创作中是一个恶习），引导我走向相反之路，从个别事物走向伟大的法则。”为一般而寻求特殊，还是在特殊中看出一般，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前者从一种概念出发，这是席勒的创作倾向，而后者从特殊的具体事物出发，这是歌德所遵循的原则。席勒在歌德这个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帮助下，从美学的王国回到了现实生活，这必然对他的创作发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艺术家的席勒，当他克服了理论家的席勒时，就给他的创作带来硕果，只要他一停止哲学上的冥思苦索和无益的抽象思维时，他的创作才能就会发出耀眼的光华。他写出了数量众多的《馈赠诗》、一些有名的谣曲，如

　　《潜水者》、《手套》、《伊壁库斯之鹤》、《斗龙》等，以及一些著名的诗，如《大钟之歌》。当然，代表他创作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戏剧《华伦斯坦》（1799，三部曲）、《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奥尔良少女》（1802）、《迈西纳的新娘》（1803）和《威廉·退尔》（1804）。《华伦斯坦》是一部以德国三十年战争为背景，场面宏伟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在1625年成为德意志皇帝的一位将领，统帅一支能征善战的雇佣兵队伍。由于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个人的野心作祟，他背地与皇帝的敌人瑞典人和法国人进行秘密交易。1634年他被废黜，随之遭人杀害。席勒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作品，剧作分为三部《华伦斯坦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在第一部中，作者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一幅三十年战争中的群众场面。在第二部中，以华伦斯坦和瑞典人为一方与以奥克塔弗·皮柯乐米尼和皇帝为一方，为争取军队的拥护和将领的忠诚进行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斗争。在这一部里，麦克斯·皮柯乐米尼的形象是感人的，这也是席勒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他年轻、勇敢、心地善良，他敬重华伦斯坦，他爱华伦斯坦的女儿。当他无力劝阻华伦斯坦与瑞典人勾结时，他发现“信赖、信仰、希望都破灭了，我所高度敬重的一切都欺骗了我”，于是在与瑞典人的战斗中结束了自己。在第三部中，当事态迫使华伦斯坦必须采取行动时，为时已晚，奥克塔弗·皮可乐米尼已把大多数将领争取到自己一面。华伦斯坦众叛亲离，最后被他所信任的联队队长杀死。

　　华伦斯坦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悲剧形象，是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的产物。他有政治远见，也有政治野心；他相信武力，更笃信星象；他有魄力，但也游移不定；他拥戴皇帝，也想取而代之；他想使民族得到统一，但却缺坚定的祖国观念。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席勒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民族利益的至高性和民族统一要求的急迫性。《玛丽亚·斯图亚特》反映的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以谋杀罪处死逃亡英国求她庇护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席勒以极大的同情塑造了玛丽亚·斯图亚特这一吸引人的女性形象。然而，为了悲剧性的需要，席勒忽视了体现在这两位女王身上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宗教势力斗争的性质。伊丽莎白是一个开明君主，是坚持宗教改革的新教代表，而玛丽亚·斯图亚特是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奥尔良少女》系取材英法百年战争中贞德（即剧中的约翰娜》的故事。席勒称这个剧是一部“浪漫的悲剧”，他把贞德的故事做了改动。约翰娜受神的启示，献身法国人民的解放，为此必须放弃人世的幸福。然而她的悲剧在于她的使命和她作为女人之间的冲突。她为上帝的事业而战，她必须是纯洁的、崇高的，必须摆脱她个人的一切。不幸是作为一个女人，她爱上了她的敌人，这时，神圣的一切都破灭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便消失了。

　　在《奥尔良少女》之后，席勒还依照索福克勒斯的命运悲剧的样式，写了一部独具特色的悲剧，把古希腊戏剧采用的合唱队搬上了舞台，这就是《迈西纳的新娘》。两兄弟不和，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却互不知情。弟弟杀死了自己的情敌，事后才知道被杀的是自己的哥哥，而争夺的少女却是他俩的亲妹妹——她在生下来时，神预言她会带来两个哥哥的死亡，父亲要杀死她，母亲把她送进一座修道院——，于是悔恨交加，自杀而死。

　　这是一部命运悲剧，两兄弟的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夺了上辈人的妻子。人成了神秘力量支配的工具，只有死才能解除命运的锁练。席勒在这部悲剧中运用了合唱队的形式，这是一种探索，他“要把现代的卑鄙污浊的世界变成古老的富有诗意的世界”。这是一部仿古作品，也是一部脱离现实的作品。在他的下一部，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中，他又把目光转向重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这就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内容的《威廉·退尔》。《威廉·退尔》取材瑞士历史，它展现了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压迫所进行的解放斗争。退尔是传说中的神箭手，这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物，他见义勇为，但亦主张少惹是非；他不满奥地利总督的残暴不仁，但亦竭力屈辱忍让，甚至被迫去射放置在自己的孩子头上的苹果；他虽然不拒绝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但却独往独来，自行其事，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妻儿子女；他渴望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却不愿直接参加到起义者的行列。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被逼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杀死了总督。他的行动成了信号，瑞士起义者赶走了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自由。席勒通过这部剧作反映了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席勒晚年积劳成疾，但他仍带病写作。1805年5月9日，他辞世而去，书桌上还放着《德米特尤斯》一剧的片断残稿，时年仅四十六岁。

　　席勒的死标志了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结束。这个时期，特别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年代里，他们创作了他们一生中，也是德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一些作品，为德意志民族、为德国文学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弗朗茨·梅林在谈及此时写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十年合作形成我们古典文学的顶峰。无数使大地肥沃的江河都起源于这座顶峰，然后注入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谁若是对德国社会状况的历史关系有所了解，那么，他想起歌德和席勒共同创作的伟大的日子，就会永远怀着充满敬意的感激之情。”

　　第五章十九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概述

　　十九世纪的德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时期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在这个世纪初，德国经历了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意识进一步高涨，拿破仑的统治也使德国封建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必然地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其它各社会阶层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方兴未艾，现在更为迫切和激烈；复辟时期的反动统治激起了除了贵族和教会之外所有阶级的反抗。这样，在欧洲，也在德国爆发了1948—19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和软弱而失败了。但是这场革命已使民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它逐渐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如果没有1848—1849年革命在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作用，发生的影响，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是不可想象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这个世纪中德意志民族历史中的一个巨大的事件，它实现了德国人民多年来的梦想。经过初期的“经济起飞”阶段，这个帝国成为一个能与欧洲其它强国相互争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国。

　　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进程必然对文学发生直接和间接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各种文学运动的发生，文学流派的出现无不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这一世纪的最初阶段的文学，它被两大倾向所左右：一是晚年歌德，二是浪漫主义；随着歌德在1832年的逝世，标志着德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被海涅称之为“艺术时代”，差不多与此同时，浪漫主义也走完了它的全程（1835年）。缅怀中古，厌恶现实的倾向被一种新的富有朝气的和面向现实的政治化文学所取代，这就是青年德意志运动和稍后的1848—1849年革命前出现的一批政治抒情诗人。在这期间，白尔涅，特别是海涅、毕希纳，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的代表性作家。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同样是德国文学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结束了文学政治化的进程。失败带来了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的幻灭感，同时也逼使人们去反思，去更冷静地观察现实而不是去介入现实，这为一种对文学的新的理解创造了前提，这样从五十年代起就进入现实主义时期，德国的这一现实主义有别于西欧其它国家，被称为诗意现实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加剧，文坛上涌现出一个文学反对派，这便是自然主义的崛起，它是德国统一后出现的一次全国性的文学反对派运动，直到这个世纪末，它才为更激进更现代的文学流派所取代，这就是印象主义、象征主义。

　　对十九世纪德国文学有一个粗略的完整的轮廓，这便于我们下面分别去做较详细的叙述。

　　第二节老年歌德

　　1805年席勒的逝世对歌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他自己所说，“失去了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他本人也病了一场，一度陷入沮丧和孤独状态，但他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创作力之旺盛令人惊奇。1806年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翌年开始写《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1808年创作了诗剧《潘朵拉》，180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亲合力》。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他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创作了《西东合集》。在二十年代他先后完成了一些自传性作品：《意大利游记》、《随军征法记》等以及《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结束了《浮士德》第二部和自传《诗与真》，到1832年3月22日，诗人才阖上他那深邃的目光，辞世而去。歌德晚年的最重要作品是《亲合力》，《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和

　　《浮士德》第二部。《亲合力》原是做为一个故事准备放进《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中的，在写作过程中由于铺展而成为一个长篇。“亲合力”是一个化学术语，歌德藉助这个自然科学上的用语来表达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象征地、冷静地去表现社会现实及其冲突。”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对青年时代相爱的人，在各自配偶死去之后，终于结合了。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宁静的庄园里。但一当男主人公爱德华的朋友，一个上尉和女主人公夏洛蒂的侄女奥狄莉来到庄园之后，生活便起了波澜，爱德华狂热地爱上了奥狄莉，上尉和夏洛蒂也相互有了爱慕之情，而奥狄莉对爱德华的爱更深沉更执著。化学术语“亲合力”便是这一新的爱情组合的譬喻。夏洛蒂和上尉能够成为自己激情的主宰者，能够断念，借助理性的力量克制了本性的进逼，重新获得了自由，而爱德华和奥狄莉则成为爱的激情的牺牲品，只有死才能使他们得到解脱。歌德用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一方面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提出了异议和怀疑，另一方面也试图为激情和秩序间的冲突寻找一条出路。与同时代浪漫派以宣泄激情的方式对传统的婚姻制度进行批判不同，歌德在这部作品里提出了断念（Resig－nation）的思想。在老年歌德看来，断念意味着对社会限制和自我限制的必要性的认识，人只有通过断念才能赢得自由，主宰情感和道德上自我完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与《学习年代》不同，它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结构上也颇为松散，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聚合物”作品。作品缺乏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塑造，但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深邃的哲理。这如其说是一部小说，毋宁说是歌德通过麦斯特的所闻所见所感，对自己的社会思想的阐释，对自己所憧憬的人类社会的描绘。小说的梗概是威廉·麦斯特在儿子的陪同下漫游，在旅途中，他把儿子送到“教育省”，让他去那里学习一种适合自己天性，有益社会的职业。在教育省里，风俗淳朴，人性善良，每一个人勤奋劳动、精通技艺、为集体造福，人与人相互尊敬、友爱，每个人都遵守共同的信条：“三敬畏”，即敬畏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在我们之下的一切。威廉·麦斯特在漫游中领悟到人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一员，他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重新同儿子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会合，结束了自己的漫游年代。歌德说过，他的这部作品是出之一种思想。法国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技术革命，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经济的迅速突进，另一方面也为个体小生产者带来了厄运和破产。在《漫游年代》中歌德对此有过描述。他本人对科学的发明创造怀有喜悦的心情，对铁路的修建、运河的开凿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性和对人性的摧残抱有反感，至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更令他憎恶。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持的矛盾态度，促使他在

　　《漫游年代》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教育省”。歌德的这个思想从社会发展的立场上看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对，可同时也表明他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种种弊端的一种批判。《浮士德》分为上下两部。

　　第一部从“天上序幕”开始，上帝和魔鬼靡菲斯特争论人的善恶，魔鬼认为人是情欲的奴隶，只能困惑终生，永远痛苦；但上帝坚信，人无论陷入怎样的迷误，犯有怎样的过失，最终能走上正路。于是双方以下界正处于彷徨和绝望中的浮士德进行打赌。魔鬼要把他引入邪路，上帝相信“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中不会迷途。”

　　浮士德年近半百，是个饱学之士，受人尊敬，但此刻却感到知识的无用，书斋生活的可厌。他要摆脱这一切，去品尝世上的苦乐。于是他求助于魔法。用符咒召来地祗。但地祗无能为力，他愤而想以自杀求得解脱。时复活节的钟声唤起了他对生的依恋。这时魔鬼乘机而入，与浮士德订立契约：为浮士德服务，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浮士德一旦感到满足，生命便结束，灵魂为魔鬼所有。就这样，浮士德走出了与世隔绝的书斋，结束了他探索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知识的悲剧。

　　浮士德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心中充满对情欲的渴求。他遇到了少女甘泪卿，两人相爱。由于魔鬼的播弄，甘泪卿误毒死自己的母亲，浮士德又误杀她的哥哥。甘泪卿陷入一种精神错乱状态，她溺死婴儿，被关进死牢。魔鬼为诱使浮士德堕落，把他领入布罗肯山，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普几司夜魔鬼们的狂欢。浮士德在这荒唐淫荡的场面里并没有迷失本性。他坚持要把甘泪卿从监狱救出来。甘泪卿忏悔罪行，拒绝与浮士德一道逃走。她最后得到了上天的赦免，而浮士德虽然在这爱的悲剧中享受了官能的快乐，爱情的幸福，可最终是给甘泪卿带来了悲惨遭遇和自己良心上的痛苦和悔恨。

　　在第二部一开始，魔鬼把浮士德引进皇帝的宫廷，皇帝正为财政窘迫所苦，浮士德为他发行纸币，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应皇帝之请在靡菲斯特的帮助下，从远古召来了希腊美女海伦。浮士德惊叹海伦的绝世姿容，舞台上出现的美男子帕里斯令他■火中烧。他把手中的魔钥匙朝他击去，一声轰响，一切都化为烟雾。浮士德昏倒在地，他又经历了用自己的能力为统治者服务的悲剧。

　　靡菲斯特把浮士德背回书斋。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正在试验室里制造“人造人”。魔鬼帮他造了小人何蒙古鲁士。浮士德一醒过来便追问海伦的下落，坚持要靡菲斯特为他找到她。于是何蒙古鲁士领着靡菲斯特和浮士德溯时间而上去远古寻找海伦。经历了古典的瓦普几司之夜，浮士德找到了象征古典美的海伦，两人结合并生了一个儿子欧福良——古典美和浪漫精神结合的产物。欧福良由于无止境的追求，从高空坠地而死，海伦也返回阴间，她的衣服和白纱化为白云，把浮士德裹入高空，带回现实。浮士德经历的古典的美只是一场虚空。

　　浮士德随着一朵浮云降落在高山上。他面对咆哮的大海，内心燃起对事业的渴望，这就是制服大海。时国内发生内战，浮士德借助靡菲斯特，帮助皇帝平定了叛乱，从皇帝那里得到了这片海滨封地。浮士德成了统治者，他率领人民同大海搏斗，向大海索取陆地，去实现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伟大理想。这时一个“忧愁”的女人向浮士德施了法术，浮士德变盲。靡菲斯特看浮士德的末日已到，派小鬼为浮士德挖掘坟墓。双目失明的浮士德听到铁锨的撞击声，以为这是他的人民在向海洋进行斗争，他陶醉在这壮丽的景像之中，得出了人生的最高真帝：为千百万人开拓疆土，使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安居，每天为自由的生活开拓，然后才能自由地享受生活。在这最美好的时刻，他喊出了：“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浮士德得到了最高的满足，但是他的生命结束了。依照契约浮士德的灵魂应为魔鬼所有，但这时天门大开，天使从靡菲斯特手中把浮士德的灵魂救出，甘泪卿把他迎入天国。《浮士德》是歌德根据流传于民间的浮士德的故事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传说中的浮士德1480年生于威腾堡的一个小城。他流浪江湖，以占卜、炼金术为生。1540或1541年死于一次炼金术试验的爆炸中。他生前和死后流传有关他的许多传说。到后来，人们把种种传闻和轶事都附会到他的身上。到1587年有第一本民间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故事》出版。这本书中的浮士德已非历史上的浮士德了，他要享尽人间富贵荣华，为此把自己出卖给魔鬼，魔鬼要满足他提出的任何愿望，为期二十四年，期满后灵魂便为魔鬼所有。过了十七年，他害怕了，但为时已晚，最后惨死于魔鬼之手。可以看出，在这个传说人物的身上反映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冲突：宗教与科学，神性与人性，理智与情感，因循与追求，有着强烈的悲剧因素。因此，有关他的传说就成了许多作家笔下的题材。然而只有歌德，他以深邃的思想，丰富的人生智慧，饱满的感情和雄浑的笔力，使浮士德这个人物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光采照人的文学形象。他赋予浮士德一种哲学的意义，在这个人物身上形象地展现了人类从中世纪以来三百年间的精神生活发展史。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巨大形象，他厌恶宗教和传统加于他身上的束缚，渴求生活，为实现人的价值，为探索存在的真谛而不停地追求，进取。他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浮士德要把全人类的苦乐集于一身，要在个人内心中领略全人类的的全部感情。于是他冲破了知识的牢笼，摆脱了官能的享受和爱情的羁縻，走出了“小世界”，进入“大世界”。在这个大世界中，他曾为统治者效力，曾与古典美结合，但终归都是一片空虚和一场幻景。最后他在为人类的造福，在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感到了最大的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后答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

　　我愿见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在浮士德身上有着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这就是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锲而不舍的探求，在不断克服错误和过失中追求真理，最后走上正途。正因为如此，浮士德的生活道路所体现的不是某一个单一的人，而是具有一种族类的意义。

　　浮士德得出的最后答案无疑是积极的，但有着空想的性质。离开改造社会单纯地改造自然，最终只能是一个幻想。失明的浮士德把魔鬼为他挖掘坟墓的场面想象为他的人民与大海博斗的壮丽景象，为这种幻想提供了一个例证，这也正是浮士德悲剧意义的所在。

　　魔鬼靡菲斯特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文学形象。他是浮士德的对立物，是浮士德灵魂中的另一个自我，是他发展道路上的阻力。在这个“一切障碍之父”的身上体现了恶，体现了否定的力量。正因为有了恶和否定，才从反面促进了浮士德的追求和向上。浮士德对恶和否定的每一次征服都是一种前进，一种上升，一种净化，一种完成。

　　但靡菲斯特并不是恶的精神的一个象征，一种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完整的形象。他机智聪明，目光犀利，洞悉世故，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歌德通过他对统治者、僧侣朝臣、腐儒、市侩，对没落的封建势力，对贪婪的资产阶级及整个德国的鄙陋现实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抨击。《浮士德》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歌德以丰富的想象力，跨越时空的限制，从人间到天上，从现实到远古，有机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表现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展示了如席勒所期待的“一种特殊的美感。”《浮士德》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它充分肯定了人生的积极意义，赞扬了人的进取和追求精神，对人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量作了高度的评价。它的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以及独特的艺术特色，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熠熠生光的宝石。

　　第三节扬·保尔和弗·荷尔德林

　　在世纪转折的年代，介于古典文学末期和浪漫派崛起之间，有两个独立于两大文学思潮之外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著作反映了时代，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追求，为德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就是扬·保尔和弗·荷尔德林。他们也与歌德和席勒有过交往，但不是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文学主张的信奉者；他们也不属于浪漫主义运动，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是德国的现实，而不是中古，他们笔下的人物来此生活，而不是出之幻想，他们是忠实地表现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去美化，但却加以理想化。

　　扬·保尔（1763—1825）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希特，生于一个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攻读神学，自1784年做家庭教师和以写作为生。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有的同时代人把他与歌德相提并论，甚至高出歌德。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自社会下层，饱受生活之苦，因而也对底层的大众充满了同情，他无法使他们摆脱苦难，但他用自己的作品“搽干他们的泪水”，使他们的心灵在痛苦的生活中得到慰藉。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幽默感，一种温柔的感伤情绪，一种含泪的微笑。

　　在他的众多的作品中，代表性的有长篇小说《玛丽亚·乌茨》（1793）、

　　《里斯伯路斯》（1795）、《昆图斯·费克斯莱因一生》（1796）、《齐本科斯》（1796—1797），《少不更事的岁月》（1804—1805）等。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是他在1800—1803年完成的长篇教育小说《狄坦》。这部小说与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一样，也是同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一种争论，但却是从相反的观点。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巴诺是一个小公国的亲王，他的双亲把他送到一个偏远地方受教育，让他远离尘嚣，远离尔虞我诈的宫廷和人欲横流的现实生活。当这个对世事懵懵无知，心中充满理想的年青人进入大世界时，他与现实社会发生了种种冲突，经过一系列的经历变得成熟了，最终成为一个富有责任心和有所作为的小公国的统治者。可以明显看出，扬·保尔的这部作品既是对古典主义的歌德，也是对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的一种批驳。歌德的威廉·麦斯特追求的是人的完美，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追求的是一个万事皆备于自己的艺术家，而扬·保尔在阿尔巴诺身上则寄托着自己对一个善良贤明君主的希望，也表达了他对和谐的一种追求。

　　扬·保尔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度时期的德国文学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同人民的联系，他对人民怀有的同情，他的民主主义精神，以及他在长篇小说艺术中所取得的成就，使他远高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

　　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个遭际最不幸的诗人，他活了七十多年，可却有近四十年（从1806年）的时间患精神病。他生于一个牧师之家，1788年至1793年在图平根教会学校攻读神学，与黑格尔、谢林是同学、好友。他不喜欢从事神职工作，中途退学，做家庭教师。在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特家当教师时，对银行家夫人苏赛特产生了执拗而绝望的爱情。他被解聘，生活颠沛。在精神生活不幸和物质生活匮乏的状况下，1806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在此后直到逝世的漫长岁月里，他备受疾病的折磨，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还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便被桎梏在病床上，悲惨地度过了他的一生。

　　荷尔德林的创作生涯不足二十年（自1789年—1806），虽然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诗歌，特别是颂歌体的诗歌和他的长篇小说《徐培里昂》，在德国文学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在当时，他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初，他才越来越受到敬重，有的批评家称他是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荷尔德林的诗歌主要运用的是颂歌体。自由、人性、爱国主义、对大自然的爱是他早期颂歌体诗歌的主要基调。德国现实社会的鄙陋状态令他愤慨和无可奈何，这样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远古的希腊，诗化了的希腊成了他讴歌的对象和遁逃的场所。这表现在他的诗歌的创作上，而在他的长篇小说

　　《徐培里昂》中表现得尤为瞩目。《徐培里昂或在希腊的隐士》（1797—1799）是采用书信体写成的一部抒情小说。主人公徐培里昂是一个希腊青年，他参加了反抗土尔其侵略的解放战争。然而他所在的这支军队却是一群乌合之众，烧杀抢掠，胡作匪为。这样一个现实使他想去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愿望陷入破灭，他改变了信念，想和自己的情人狄奥蒂玛（在这一女性形象身上，荷尔德林表达了他对苏赛特的真挚爱情）遁入偏远山区过平静的生活。可地却病故，徐培里昂前去德国旅行，可这个四分五裂的德国令他失望，他返回希腊，做了不问世事的栖身于大自然中的隐士。

　　荷尔德林通过《徐培里昂》倾吐了他对大自然的赞美，对古希腊的向往和对德国现实的失望，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因这种追求的破灭而感到的悲愤和哀伤。

　　除了诗歌和《徐培里昂》，荷尔德林还写了悲剧《埃庇道克勒斯之死》（片断），他还翻译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作品。

　　第四节浪漫主义

　　概述

　　浪漫主义运动是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遍及全欧洲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由于各个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不同，文化背景相异，这也必然对浪漫主义的发展有所影响，使之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比起英法的浪漫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更富于神秘，耽于主观，迷恋宗教，向往往昔，更直接受到谢林、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影响，更缺乏其它国家浪漫主义所具有的叛逆的革命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消把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人物史莱格尔兄弟与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贝朗热，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相对照，就看得十分清楚了。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在谈到德国浪漫主义时这样写道：“德国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文艺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①这段话虽然没有完全概括出德国浪漫派的本质，但确也道出了它的几个基本特征。

　　德国浪漫派以1789年史莱格尔兄弟在耶纳创办《雅典女神神殿》杂志为起点，集聚在他俩周围的有诺瓦利斯、梯克、瓦肯洛德等人，史称为早期浪漫派，也称耶纳派。到十九世纪初，新的青年一代挤到了前台，取代了史莱格尔兄弟。他们在海德堡出版了《隐士》杂志（1805），主要成员有布仑塔诺，阿尔尼姆，格林兄弟，E·Th·A霍夫曼，葛雷斯，恰米索等人。文学史上称这是后期浪漫派，也叫海德堡派。与晚期浪漫派同时，在德国南部施瓦本地区还有一些诗人，他们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支派，被称为施瓦本派，它的代表诗人是乌兰特（1787—1862），小说家威廉·豪夫（1802—1827）。

　　晚期浪漫主义与早期浪漫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它虽然在主要倾向上与早期浪漫主义是共同的，但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其一，晚期浪漫派作家不象早期浪漫派作家那样去注重哲学上的玄想和理论上的阐发，而是对生活予以直接的诗意般的或神秘的描绘，其二，由于拿破仑的入侵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这一派的作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就使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对现存的宗教和秩序的肯定和维护，文学上更致力于去发掘民族的文学遗产。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观是什么呢？虽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多义的，这一运动的发展阶段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也互有差异，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它主张创立一种综合的文学，抹煞一切文学种类之间的差别。浪漫派的理论家弗·史莱格尔称：“浪漫主义的创作艺术是一种进步的综合的创作艺术。它的使命不仅仅是把所有分离开来的创作艺术的种类重新联在一起，和把创作艺术与哲学、修辞学相接触。它要把也应该把诗歌和散文，独创力和批评，艺术的和自然的诗时而混合时而溶合一起，使创作艺术生动活泼和富于交际的，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意的……只有它才是无限的，正如只有它① 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5 页。才是自由的一样，它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诗人的任意性不受任何法则结束。”　　　　　　①这种无所不包的“综合艺术”追求的是无限，它把信仰和知识，知识和艺术，艺术和宗教都混在一起，强调是各种艺术种类之界的交叉，致力的是一种整体艺术。

　　2.浪漫主义有意背离传统，它把艺术引入一种没有限制的主观的创作自由的领域，把文学看作是不依赖于现实的人的意识的创作。这样，诗人便万备于自己，成了如诺瓦利斯所说的：“真正的诗人是全知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袖珍的现实世界。”①

　　3.浪漫主义认为现实是粗俗的，是散文化的，是一种敌视艺术的世界，为此他们背离开它，遁逃进一个他们想像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不是未来，而是充满宗教狂热的封建的中古时代。他们把中世纪的一切都加以美化，都赋予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情。早期浪漫主义

　　1.史莱格尔兄弟

　　弗里德利希·史莱格尔（1772—1829）是早斯浪漫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家，他虽然也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剧本、抒情诗等，但成就都不大，他的重要建树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创立和阐发。他生于汉诺威一个教师兼作家之家，大学时代先是学习法律，然后攻读语言和哲学，自1795年成为自由作家。1798年弗·史莱格尔与其兄奥古斯特·史莱格尔在耶纳创办了《雅典女神神殿》杂志，这是早期浪漫派的一份重要的刊物。1805年他皈依天主教，稍后成了奥地利王国的官吏，晚年在维也纳，德累斯顿主持讲座和出版自己的文集。

　　弗·史莱格尔早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1796年曾写了一篇题为《试论共和主义的概念》抨击封建专利主义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攻击和干涉，称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对战争的最好保证。在文学观点上，他追随莱辛，敬仰莱辛，称莱辛是德国文学的真正作家。他也一度成为歌德的崇拜者，但随着他的浪漫主义观点的成熟和系统化，他脱离了莱辛、歌德所沿续下来的传统的文学路线，建立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进步的综合的文学主张，他把幻想、梦境做为文学的领地，他各种文学形式混为一体，把多种知识学科都熔为一炉。

　　在史莱格尔浪漫主义理论中，“反讽”（Ironie）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谓浪漫主义的反讽就是诗人去嘲弄去粉碎自己用幻想创造出的一切。这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永久性的怀疑，是对没有终结的混沌状态的一种表述，它表明对一种所谓的散文化的世界的憎恶。

　　1799年弗·史莱格尔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小说《路新德》，这是他按照自己的浪漫义主义理论写出的一部作品，小说虽然也有一个故事情节：画家尤利乌斯与路新德的爱情，但从艺术形式上看却是一个混合物，他把对话、书信、编年纪事，短篇故事、长篇抒情诗等各种文学体裁拼揍在一起，人物缺少鲜明的性格，形象苍白无力。如果说弗·史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在当时和① 转引自K·罗特曼：《简明德国文学史》，第136 页，莱克拉姆出版社。① 转引自《欧洲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95 页。在后世都起了不小的影响，那么他的这本用来宣扬的文学观点的作品却是一部失败之作。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曾就此写道：这是一个未受精的鸡蛋，无法孵化成一只小鸡的。

　　奥·史莱格尔（1767—1845）是弗·史莱格尔的哥哥，他是一位学者，翻译家，也是一位浪漫主义理论家。他与其弟共同创办了《雅典女神神殿》，写了些宣扬浪漫主义理论的文章，是这一运动的创建者之一，但他在思想上缺少其弟的深刻、缜密和为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所需要的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他曾在耶纳大学当教授，一度时期与歌德、席勒接近，是他们的追随者。后在柏林认识斯达尔夫人，陪她欧洲各地旅行。1809年从政，成为瑞典使馆的参赞，瑞典皇太子的秘书。1819年被聘为波恩大学教授，担任古代博物馆馆长。早年他写诗歌，创作了一部戏剧，但他的主要成就是他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直到现代，他的这些翻译仍受到推崇。

　　2.诺瓦利斯和路·梯克

　　诺瓦利斯（1772—1801）是早期浪漫主义一位最重要的创作实践者。他本名是弗·冯·哈顿伯格，出身一个贵族之家，曾在耶纳大学攻读哲学，在莱比锡攻读法律，后在盐务部门任职。他仅活了三十岁，作品数量不多，但他的诗歌和小说的却充分地表达出了浪漫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作品。

　　诺瓦利斯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他耽于幻想，有着宗教狂热和浓重的神秘主义，追求一个由艺术和诗歌所主宰的和谐的基督教国家，他称，“世界必须浪漫主义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在他看来应该是一个既有着昔日社会中他臆想的那美好的一切，又有着发展中资本主义的那种自由。这样，他的社会思想既是对德国现存秩序一种厌恶，同时也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抗拒。1789年他在一篇题为《基督教或者欧洲》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

　　他的文学观点主要见于他在1798年写的断片《花粉集》、《信仰和爱情》。比起弗·史莱格尔，诺瓦利斯在理论上缺少系统性和严谨性，然而却更富有一种狂热性和随意性。这种断片形式的文章毋需有过多的思考和条理化，它只是瞬间闪念的记录，是灵感所至时思想的涌现。在这些断片里，他把诗称作是心灵的描述，诗是绝对的真实，万物越富有诗意就越是真实。小说的产生是由于历史的缺陷，因为历史永远停留在未完成上，所以只有通过创作历史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他非常看重童话这一形式，认为真正的诗是童话的诗，真正的童话诗人是未来的予见者。

　　诺瓦利斯立意要写一部反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作品。1802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亨利·封·奥夫特丁根》（未完成），这是他用艺术形式来阐发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是对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一个回答，他通过自己作品中的神秘性和浪漫性来对抗歌德那部作品中的世俗性和物质性。威廉·麦斯特经历了学习年代和浪漫年代，最终找到了一条有益人生，有益社会的道路。而亨利·封·奥夫特丁根经过漫游，最终成了一个万事皆备于我的诗人。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题为《期待》，下部题为《完成》，而《完成》并没有完成，只留下片断。故事发生在十三世纪，主人公亨利想成为一个诗人，一天他在梦中见到了一种罕见的兰色，这朵兰色花成为他毕生追求的象征。他随同母亲前往奥格斯堡探望外祖父，这次远行使他眼界大开。经历了丰富多采的场面，旅伴给他讲述了古代诗人的故事，骑士谈起了十字军东征，矿工、隐士扩大了他的视野。在奥格斯堡他结认了歌手柯林索尔和他的女儿玛特希尔德，两人相爱结婚。他在玛特希尔德身上看到他梦中的兰花。他找到了兰花，找到了爱情，找到了可信仰，实现了他的追求：成为一个诗人。诺瓦利斯在这本书把现实加以浪漫化，这样，现实就成了理想，而理想却成为了象征。

　　从诺瓦利斯的政治观点，美学观点以及文学实践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人的自身解放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这自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敌视艺术的一种拒绝，但他不是朝前看，而是朝后。

　　路德维希·梯克（1773—1853）是早期浪漫主义创作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出身一个制绳工匠之家，在大学里先后学习神学，语言学和文学，自1794年成为职业作家。晚年做普鲁士国王的戏剧顾问。他的一生著作甚丰，写有小说、戏剧、童话、诗歌，共二十卷。

　　最能表达他的浪漫主义观点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洛维尔》（1795—1796）、

　　《弗兰茨·斯泰恩巴特的漫游》（1798），童话《金发的艾克伯尔特》、童话剧《穿靴子的猫》等。《洛维尔》在形式上采用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书信体，小说的主人公洛维尔像维特一样，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人，两者也同样以悲剧收场，但洛维尔却以自甘堕落，他诱奸少女，成了一个杀人的强盗。《斯泰恩巴尔特的漫游》采用了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的游记体，记叙了中世纪著名画家丢勒的学生斯泰恩巴尔特前往荷兰和意大利的漫游：他的见闻，他与各类人的交往。小说虽有一条主线，但却缺少情节和人物的塑造，有的只是对浪漫主义艺术观的阐发和对大自然的描绘。

　　诺瓦利斯对童话这一体裁的推崇在梯克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他写了多篇童话。他藉助童话一这形式创造了一个幻想中的中世纪，它富有神秘色彩、宗教气息和浪漫主义的诗情，同样也抨击了观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金发的艾克伯尔特》通过一个女人的贪婪而造成的悲剧，表现了猜忌、嫉妒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和谐。童话剧《穿靴子的猫》是一部讽刺性喜剧，一个穷苦的农民由于一只猫的狡黠和机智从国王那里得到一片土地、恩宠，还有国王的女儿，而猫也成了朝臣。通过这个故事，梯克一方面描绘第三等级的智慧，另一面尖刻地嘲笑了统治者的愚蠢和昏庸。这部戏剧是他最有独创性的最有进步意义的一部作品。

　　晚期浪漫主义

　　1.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

　　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88—1825）在文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他与阿尔尼姆共同加工、改写和编辑出版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1805—1808）。这部民歌集在当时引起轰动，对以后德国抒情诗的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扬起了一种清新自然的音调，一扫矫饰造作之风。两个编者把民歌集第一卷题献给歌德，歌德为此写了一篇短文，称德国每个家庭都应必备此书。海涅赞誉《儿童的奇异号角》时写道：“这本书包含有德意志精神的极为妩媚娇丽的花朵，谁要想从善意这一面来认识德意志人民，他就读这本书好了。”①① 《论浪漫派》，《海涅全集》第六卷，第123 页，柏林，建设出版社。

　　布伦塔诺出身法兰克福一个商人之家，学商不成，进入哈雷和耶纳大学学习财政管理、医学、就是在耶纳他结识了史莱格尔兄弟等早期浪漫派作家。1804年他移居海德堡，成为晚期浪漫派中的中坚人物。晚年他皈依天主教，陷入一种宗教狂热。

　　布伦塔写有抒情诗、小说、戏剧和童话。他出版有诗集，还有许多诗歌都穿插在他的小说、童话作品中间。这些诗歌韵律优秀，音调自然，富民歌风，他的一些诗歌就被当做是民歌。海涅那首流传世界的著名诗歌《罗累莱》就是根据布伦塔诺的叙事诗《罗累莱》进行再创作的。《戈德威或母亲的石像》（1801—1802）是他唯一一部长篇。它也是受歌德《威廉·麦斯特》影响而创作的教育小说，内里穿插有书信、回忆录、诗歌、日记。小说写了一个出身富商的年青人戈德威，他拒绝任何经济活动，为了成长为人而听从诗人的劝告，四处流浪，去经历不同种类的性爱。他遇到了的第一个女人莫莉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告诉他只有在自由的爱情中才有真正的诗情”，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约杜诺是与莫莉截然相反的天真少女，与他结识的第三个女人奥蒂莉集莫莉和约杜诺的特点于一体。他似乎实现了自己的追求，然而在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了G夫人和她的女儿薇奥莱塔。G夫人是一个性解放的主张者，她告诉戈德威，“一个情欲旺盛的人如果变得道德起来会可怜的。”在这个女人的诱惑下他爱上了她的女儿，并导致这个少女的堕落和疯狂死去。经历了这一切他返回故乡，为薇奥莱塔树立一座墓碑。这部作品批判了市民阶层和传统道德中的伪善和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然而它却走得过远了，宣扬性自由，鼓吹纵欲，把性爱绝对化和神秘化了。

　　布伦塔诺的一些中篇也都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如《勇敢的卡斯佩尔和美丽的安内尔的故事》（1817）等，特别是他的一些童话，他不看重童话的象征的说教意义，而是把欢快和严肃，游戏和庄重，神秘和怪诞交织在一起，这远比纯理性的要深刻得多，真实得多。

　　阿希姆·封·阿尔尼姆（1871—1831）出身贵族之家，大学时攻读自然科学和法律。1811年他与布伦塔诺的妹妹贝娣娜结婚。解放战争期间他写了一些爱国主义诗歌，主办了一份政治上保守的报纸，战后隐居在自己的庄园里，直到逝世。

　　阿尔尼姆写了几部长篇如《女伯爵多洛莱斯》（1810）、《皇冠卫士》（1817）。这些作品美化了宗法制度，有着明鲜的反启蒙主义的倾向，在艺术上也是拼拼凑凑，如他写的一些剧本一样，在今天都已失去了价值。只有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仍还有些意义，如《埃及的伊莎贝拉》（1818），《拉脱瑙碉堡里发疯的伤兵》（1818）、《君侯全神和歌者半神》（1818）等。在这些作品里不乏丰富的幻想、怪诞的情节和出色的塑形能力以及一种神秘的浪漫主义氛围。

　　2.格林兄弟

　　晚期浪漫主义在发掘民间文学遗产的工作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出版了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格林兄弟则完成了民间童话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这就是《儿童和家庭故事》（1812—1822）和《德意志传说》（1816—1818）。这两本集子已成为德国文学中和世界文学中一笔可贵的财富。到今天几乎全世纪的儿童都知道格林兄弟的名子，都读过他们整理的童话。

　　雅可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是亲兄弟，他们出身一位律师之家，大学时都攻读法律，两人都在图书馆供职，稍后都成为教授，1832年都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晚年都在柏林大学任教。格林兄弟不是作家而是学者，除了童话、传说、神话的收集和出版之外，他俩在德语语言学上的成就尤为重大。他们在德语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的规律性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后编写了《德语语法》（1919—1837）、

　　《德语语言史》（1848）和从1852年开始直到1961才最终由后人完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德语字典》。格林兄弟出版的民间童话、民间传说、德意志神话对民族遗产的发掘，对德意导民族意识的鼓吹和爱国主义的弘扬起了有益的作用。3.埃·台·阿·霍夫曼和克莱斯特

　　E·Th·A·霍夫曼（1776—1822）是一个多才多艺、有着广泛才能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乐队指挥、舞台设计、画家、评论家，还是一位法学家。他出身昆尼希堡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时攻读法律，毕业后任公职。1808年后相继在班贝格，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的剧院中工作，1816年又返回政界，在柏林王家高等法院任顾问，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的复辟年代，他主持正义，维护自由，为受迫害的人进行辩护，并也因自己作品中的思想可疑而受到迫害。

　　虽然霍夫曼在音乐上卓有成就：他创作了十一部歌剧，一部交响曲以及一些其它作品，但从贡献上论，还是他文学创作为大。在德国众多的浪漫派作家中，他是唯一的一个享有国际声誉，在世界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作家，像爱伦·坡，果弋理，陀斯退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人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到养份。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即以他的一部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命名。霍夫曼著有二部长篇小说：《魔鬼的万灵药》（1816）、《雄猫穆尔的人生观，附有音乐指挥家J·克莱斯勒的片断》（1819—1821）和多卷集中短小说和童话，其代表性作品有《金罐记》（1814）、《斯库戴里小姐》（1819）、

　　《跳蚤师傅》（1822）等。他的一些作品也被音乐家搬上舞台，如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欣德米特的《卡地亚克》等。《魔鬼的万灵药》是以一个修士的自传形式忤悔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修士的先辈犯有种种罪恶，他在修道院里经不住诱惑偷喝了魔鬼的长生药汤，逃出了修道院，做出了种种恶行。故事荒诞不经，气氛阴森恐怖，情节跌宕离奇。小说表现了人的两重性和人格的分裂，以及人在恶的面前是如何地无法主宰自己，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色彩。《雄猫穆尔的人生观》以怪诞的手法表现了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作品通过穆尔和音乐家克莱斯勒的所见和所闻，经历和体验，展示出了世俗的现实是何等的丑恶与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敌视，以及艺术家的内心苦闷和矛盾。霍夫曼的几乎所有作品，不论是长篇还是中篇，短篇还是童话，都是一个幻想的神秘而阴森的世界。故事离奇甚至无法现解，人物多是病态恶魔似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但透过扭曲的形象，人们可以感到这个异常的世界与正常的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海涅公正地指出：“不过，说实话，霍夫曼作为作家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因为后者，连同他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漂荡在兰色的天空之中，而霍夫曼同他的那些离奇古怪的怪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尘世的现实。”

　　亨利·冯·克莱斯特（1777—1811）是浪漫派运动中的最杰出的戏剧家，虽然史莱格尔兄弟，梯克，布伦塔诺，阿尔尼姆等人都写过戏剧，但都无法与克莱斯特相比。他短暂的一生共写了八部剧本，除了戏剧之外，他还写有小说以及德国文学中独特的体裁：轶事。

　　克莱斯特出身一个贵族之家，父母早逝，二十一岁时从军，后进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和哲学，受康德哲学影响。他曾在魏玛做短时间的居留，结识维兰特、歌德、席勒，后在德累斯顿、柏林等地与一些浪漫派作家，如梯克、阿尔尼姆、布伦塔诺等人交往。他的生活一直颠沛不宁，感情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性格偏执，爱情上失意，浓重的宗教神秘感，这一切最终导致他的自杀。

　　在他的剧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彭提西莱亚》（1808）、《哈尔布隆的凯特馨》（1810）。《彭提西莱亚》是一部充满血腥味道的悲剧，它取材古希腊神话，讲的是女性王国阿玛宗人的女王彭提西莱亚与希腊英雄阿契里之间的爱和仇，情和恨，荣誉和死亡的故事：彭提莱西亚率领她的女兵参加特洛伊战争。一天神告诉她，她未来的情人是阿契里，根据阿玛宗人的习俗，只有败在自己剑下的人才能成为自己的情人。在战斗中她主动寻找阿契里，可她在昏迷中被阿契里俘虏。阿契里爱上了女王，他听从女王好友的劝告，要使女王醒来后相信她是胜利者，可彭提莱西亚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赢得女王的爱，阿契里提出与她进行决斗，以便诈败。女王误会了他的好意，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嘲笑。这样在决斗中她射杀了阿契里，并驱使自己的恶狗把阿契里撕得粉碎，等到她明白真相时，悔恨交加，自杀殉情。《凯特馨》同样写了这样一种病态的狂热的情欲，但是从相反的角度：少女凯特馨邂逅一位伯爵，一见钟情，爱得如痴如醉，无法理喻。她到处跟随伯爵，愿受任何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伯爵曾在梦中受到神的指示：他将娶一个国王的女儿为妻。到最后，才知道凯特馨是一个国王的私生女，于是两人都如愿以偿，理想变为现实。

　　克莱斯特大多数的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像梦游人一样，受情欲的驱使做出病态的狂热的不计后果的种种行动。个人和命运，理想与激情经常是处于对抗的状态，即使是他的喜剧，决定主人公结局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冥冥中一种神秘的存在。除了以激情和命运为主题的戏剧作品之外，克莱斯特还写有历史剧《赫尔曼战役》（1808）和讽刺喜剧《碎瓮记》（1808）等。

　　克莱斯特虽然以一个戏剧家著名，可他的小说也享有盛誉。与他一些浪漫主义戏剧作品不同，他的小说却多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有《智利地震》、《O侯爵夫人》、《马贩子科尔哈斯》等。这些作品的题材都取自现实，植根于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魅力。《智利地震》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对恋人在大自然的灾难地震中得以不死，然而却逃不过伪善的教会和社会的偏见和习俗带给他们的灾难。《马贩子科尔哈斯》通过一个善良的人被逼为盗抨击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和不义。

　　克莱斯特的作品有着尖锐的社会批判意义，但同时也有着某些消极的东西，特别是他的一些所谓的国家主义戏剧，如《洪堡亲王》等，有着民族主义甚至是沙主义的色彩。

　　浪漫派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一些我们中国读者也熟悉其作品的作家，如写有《一个废物的生涯》的艾辛多夫（1788—1857），创作有《水妖》的富凯（1777—1843），童话作家豪夫（1802—1827），创作《一个没有影子的人》的恰米索（1781—1838）以及乌兰特等人。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了。

　　第五节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

　　海涅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里，海涅（1797—1856）在德国文坛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的名字超出国界，成为继歌德、席勒之后一个亨有世界声望的诗人。他生于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商人之家，早年曾从商。1819年进波恩大波攻读法律，后转入哥廷根大学，182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 1825年成为自由作家，先后在英国，意大利等地旅行，写了大量的游记。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海涅前往巴黎，从此一直侨居在那里，直到逝世。海涅自1822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诗歌集》起，一生写有多种作品，其中有诗歌、悲剧、小说、游记、政论，以及论述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论著，诗歌和游记在他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海涅早期诗歌绝大多数是爱情题材，它们以感伤的形式，倾诉了诗人对自己表妹的无望的爱情，宣泄了青年一代人所共有的“青春烦恼”。爱情的失意和痛苦，欢乐和愉悦，这是一个被广泛滥用的题材，可在海涅这里，它们不仅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语言质朴，富民歌风和韵律感（许多作曲家竞相把海涅的诗歌谱成乐曲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赋予它们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内容，这就是诗人表达出来的一种对现实的失望和孤独感，有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性质。越到后期，海涅诗歌中不仅题材的范围拓宽了，而且这种批判性更为尖锐和深刻，他已不再是一个爱情抒情诗人，而成为一个政治抒情诗人。他的政治诗歌充满了讽刺和反讽。长诗《阿塔·特洛尔》（1841）和著名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3）是他晚期诗歌创作所达到的顶峰。他以毁灭性的讽刺，鞭挞了德国市侩的种种恶行，和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军国主义的野蛮统治，民族主义的喧嚣以及德国现实的鄙陋状况。海涅共写有四卷游记，第一卷是《哈尔茨山游记》（1824），第二卷包括《北海集》第三篇和带有自传性质的《勒格朗集》，第三卷收有《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和《卢卡浴场》，第四卷中有《卢卡城》和《英吉利片断》。海涅本人曾把他的抒情诗称为无害的商船，而把他的游记称为装备有多门大炮的战舰。他在这些游记里痛快淋漓恣肆酣畅地直接胸臆，抨击时弊，纵横捭阖，挥洒自始。如果说在头两卷里，还让人看到自然风光的描绘，风土人情的介绍，与原本意义上的游记差别不大，那到后两卷，可称做是极富文采的游记体政论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王公贵族，天主教会，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市侩以及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恶，无不纳入笔下，喜笑怒骂，冷嘲热讽，辛辣犀利，机智幽默，文字优美，语言风趣，是德语文学中战斗性和抒情性结合的范例。

　　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对海涅也是一次革命。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在8月10日日记里写下了激越的文字：“我现在知道了，我要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一个儿子，我重又拿起有魔力的武器。”在此后的岁月里，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他所进行的斗争更为激烈。他先后发表了《论浪漫派》、《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法兰西状况》、《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作品。由于他对普鲁士统治的攻击，1835年德意志联邦议会下令禁止他的作品在德国出版。1843年诗人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这对海涅的思想和创作起了有益的影响，他的战斗性更强了，1844年2月他在致他的出版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的诗篇将会有更强烈的政治气息！”这期间他创作了一些最激烈也最有思想性的政治诗，这都收集在他的《新诗集》中，其中就有那首著名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844）。这是海涅为声援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而写一首诗歌，他怀着炽烈的仇恨把矛头直指愚弄和欺骗工人的上帝，榨取工人最后一个钱币的国王和繁荣着耻辱和罪恶的虚伪的祖国。恩格斯在谈到这首诗歌时称，这是他所知道①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1844年9月中旬《新诗集》出版，而10月普鲁士政府便下令禁止，并要求德意志联邦各国采取措施，理由是它散布“革命精神和倾向”，对君王“刻骨仇恨和极端放肆。”

　　海涅自 1848年以后长期卧病，他瘫痪了，一直被桎梏在病榻上。1851年诗人以惊人的毅力振作起来，重新开始写作。在一些诗歌中表达了他对政治现状的尖锐讽刺和对当前社会的愤懑，在一些著作中也流露出他的忧郁、失望以及世界观的矛盾。1854年他在法文版《卢苔齐亚》的前言里谈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矛盾心态。他怀有恐惧，认为共产主义会把他钟爱的艺术毁灭掉，会把他写出的诗歌糟塌掉——这是一种源出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共产主义的幼稚而错误的理解——，可即使如此，他也坚信共产主义胜利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且他坦率地承认，共产主义对他的心灵具有一种他不能抵御的魔力。因为共产主义将消灭他所仇恨和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他所憎恶的道德沦丧，人欲横流，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将被共产主义埋葬。

　　海涅从一个抒情诗人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义诗人，他以他的作品参加了社会主义，参加了为摧毁旧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他以他的作品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后世的人，在他的灵柩上既要放上一顶诗人的桂冠，还要放上一把战士的宝剑。毕希纳

　　毕希纳只活了二十四岁，他留下的作品也只有三部戏剧，一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以及一篇鼓动性的传单《黑森快报》，全部译成中文二十多万字。然而就是这短暂的一生和数量不多的作品使他在德国文学史上亨有地位，并且持续不断地越来越广泛地发生影响，越来越受后人的尊敬。匈牙利著名文学理论家卢卡契称他是“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后继者”。我国著名日尔曼学者冯至说：“毕希纳是一位稀有的奇才！”现在德国最重要和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奖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毕希纳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中学毕业后曾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1834年进入吉森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革命者，参加秘密的革命团体“人权协会”，起草了第一份传单，这就是有名的《黑森快报》，传单上引用一名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对茅屋和平，对宫殿战争！”传单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推翻现存制度，建立起一座自由大夏。人权协会受到镇压，它的领导者被捕，毕希纳被迫逃亡。1836年他应聘前往苏黎士，准备讲授哲学，翌年即患病逝世。《丹东之死》（1835）是他在流亡中间写的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戏剧作品，它通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对立和斗争，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不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能解决人大众的物质上需求，而一场无法解决人民大众切身需要的革命，无论是藉助清教徒式的道德还是恐怖手段，归终都必然要失败的。丹东的悲剧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于是他变得颓唐、腐化、堕落，最终成为这场革命的背叛者，被推上了断头台。革命者的毕希纳用这部作品表明了他的革命观。

　　毕希纳的另一部重要剧作是《沃依采克》，这是在他的遗稿中发现的，没有最后完成。他根据一桩现实生活的审判案，怀着对“第四等级”的深厚同情创作了这部社会悲剧。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人沃依采克，他为维持生活，把自己出卖给医生做实验，他的未婚妻玛丽被鼓手长引诱离他而去。他失去了他生活中的唯一所有和唯一希望。于是他杀死了玛丽，自己也投河而死。毕希纳在这部作品里以白描的手法描述劳动者的苦难和所受到的剥削和侮辱。现存秩序的冷酷无情，社会的不义不公，物质的匮乏，人的尊严的丧失，把沃依采克逼上了绝路。《沃依采克》由于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尖锐的社会批判意义上已成为二十世纪德语戏剧作品中读者最多和上演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戏剧之外，毕希纳还创作了喜剧《雷昂采与雷娜》（1836）和小说《伦茨》（1835）。前者是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讽刺剧，它通过两个封建小邦的王子和公主的婚事，挖苦了宫廷的昏愦、腐败、愚昧和寄生性；后者是以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伦茨为主人公所写的一篇心理分析小说，毕希纳细腻地描绘了伦茨精神陷入疯狂时的心态，揭示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是由于一个变得错乱的时代的缘故。

　　第六节三月革命前文学

　　德国文学史上“三月革命前文学”这个名称指的是自1835年至1848年三月革命之间的文学。在德国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文学基本上包括了“比德迈尔”、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这三个内容，可以把“比德迈尔”看做是后两者的一种对立。虽然海涅和毕希纳从年代上讲属于这个时期，但从他俩在思想和作品上所达到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作家，这已在上一章做了专题介绍。这里对“比德迈尔”、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分述如下。

　　“比德迈尔”

　　所谓“比德迈尔”是一个含有嘲讽意味的词，它指的那种心满意足，循规蹈距的老实人对秩序、安全、舒适当做生活理想的心态、精神。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些文学史家为了能恰于其份地表达复辟时代的一些作家的风格，就用了这个名词。把它做为青年德意志、政治抒情诗的文学政治化风格相对立的一种潮流，指的是一种冷淡政治、疏远时代，宁静安适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的评论称为是“出于忧郁的欢乐”。他们意识到古典文学的理想、浪漫主义的童话与现实不是一码事，它们彼此不可能统一；他们承认，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要克服的生活与艺术的不和谐本来就是生活的二元论。这样，对他们来说，断念就成了时代的道德理想。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己的那一点幸福。他们笔下的人物多是清心寡欲，有着克制本性的力量和心中的愿望。属于“比德迈尔”文学有一批作家，如爱德华·默里克（1804—1875），弗·吕克特（1788—1866）、奥·冯·普拉顿（1793—1835），K·伊默曼（1796—1846），安内特·冯·德洛斯特—徐尔斯豪夫（1797—1848）以及一些奥地利作家。

　　默里克生于路德维希堡，曾在图平根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任过神职工作，因不感兴趣，1843年就称病退休，与独身姐姐在梅特根海姆等地隐居。他青年时代曾有过几次爱情经历，但他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理，羞于表露，只是用诗歌用书信来表达他的情感，直到47岁时他才结婚。为了生计他不再退隐，在斯图加特做教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默里克创作了许多描绘自然，抒发胸臆的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是他的诗歌的主要基调。这样，他的一些诗歌便产生了一种朦胧感，在富有浪漫主义梦境和渴望在内心把握生活之间摇曳不定的那种朦胧感。正因此，他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理解。但他的一些吟咏大自然的田园诗富有民歌风，感情真挚，音调优美，受读者喜爱，也激起许多音乐家乐思。

　　除了诗歌默里克还写有长篇小说《画家诺尔顿》（1832），它描写有才华的青年画家诺尔顿的爱情悲剧，由于妒嫉和小人的播弄，作品的几个主要人物都以死亡收场。他还写有六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1856），它描写了这位音乐大师在妻子陪同下由维也纳去布拉格出席歌剧《唐吉万尼》首演式途中的一段经历，莫扎特在一个伯爵夫人的府邸里稍带忧郁地叙述自己的身世和《唐吉万尼》的创作过程，并用钢琴演奏了一些片断。默里克在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情思和一种感伤的断念。这篇作品由于文字优美，语言洗炼，充满诗意，而成为德语文学散文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伊默尔曼是复辟时代的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位作家。他出身一个普鲁士官吏之家，大学时攻读法律，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军，战后重返大学完成法律学业，1819年在明斯特任陪审官。在这里他认识了男爵吕佐夫的妻子，比他大八岁的艾利莎，这个美丽而热情的女人令他倾慕。1825年吕佐夫爱上了一个轻浮的女人，艾利沙与吕佐夫离婚，此后伊默尔曼与她的关系日愈亲密。她与伊默尔曼住在一起，共同外出旅行，但却一直拒绝嫁给他。在他俩住在杜塞尔多夫时，他们的住处成为文艺界名流集会的沙龙。1837年他在前往瑞士旅行期间认识一位十八岁的少女尼迈尔。当他再度向艾利莎求婚遭到拒绝时，他暗地与尼迈尔频繁通信，他向少女求婚并得到应允。1839年10月他们结婚，但翌年他却病逝。在长达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艾利莎对伊默尔曼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作品中的一些女性形象上，而有些重要的作品就是在他在她的激励和促进下构思和完成的。伊默尔曼写过诗歌、戏剧，但成就最大的是他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他晚年发表的两部作品：《后裔》（1836）、《闵兴豪森》（1838—1839）。《后裔》全标题是《后裔，九卷本的家族回忆录。1823到1835》，这是作者受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影响写成的一部时代小说，它的主人公赫尔曼既与贵族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他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也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有着亲密关系（他的伯父是一个工厂主）的青年人，经过种种经历和事件，他最终既成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也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继承人。作品通过对古老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描述，表明无论是贵族还是工厂主都不能解决发展中社会的矛盾，作者以怀归的情绪开出了一个药方：关闭工厂，工人成为手工业手人，返回乡村，这自然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两重性。但作为读者，更感兴趣的是伊默尔曼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一个家庭的命运和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冲突。《闵兴豪森，一个阿拉伯风格的奇怪故事》是为作者带来极大声誉的一部长篇，他摒弃传统的手法而采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小说中有两条平行的情节。这使人想起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人生观》。作者从一个吹牛撒谎的男爵闵兴豪森故事中引出了另一个故事《奥伯霍夫》，它经常单独抽出出版。这个《奥伯霍夫》开了欧洲农村小说的先河，他以现实主义的手笔，细腻而真实的描绘处于过渡时期的农村面貌，富有诗意的大自然，恬静的田园般生活和充满宗法气息的氛围。

　　安内特·冯·德洛斯特—徐尔斯霍夫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个重要的女诗人，她出身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就受到保守的天主教传统的影响，过着一种平静的隐居式的生活。183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没有引起反响，1844年她的诗集《最后的馈赠》的发表给她赢来的声誉，成为名噪一时的抒情女诗人。她的诗歌感情细腻，以女性特有的温柔，描绘了故乡的自然景色，她把琐细的事物、声音、色彩都用富塑形力的语言表现出来，不注重韵律和诗的规则，而着意一种独特的节奏和一种深沉的内在的颤动力。

　　除了一些抒情诗她还写有宗教色彩很浓的诗歌、谣曲和故事诗。1842年她发表了一个中篇《犹太人榉树》，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犯罪小说：主人公弗里德利希是个穷苦的农民，他被牵连进一桩谋杀案。为了欠债事他在一棵榉树下杀死了犹太人阿龙，逃亡异乡，在土尔耳做了二十年的苦工。最后他获释返家，可他一直为自己的罪过感到不安，他总是想避开这棵榉树，但却总被它吸引，终于他在这棵榉树下上吊自尽。作者藉助这个故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一幅多山的威斯发伦的风俗画（这是这篇小说的副标题），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青年德意志和政治抒情诗

　　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不仅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德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都为这一革命事件所激励，做出了反应。1832年5月在汉巴赫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1833年4月法兰克福大学生起来冲击警察局。一批青年作家以报刊为阵地，以政论、富煽动力的文章为武器，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公民自由，男女平等，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用宪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新闻自由，统一德国等。1835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决议，查禁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在这项禁令中称，德国当前在青年德意志或青年文学的名称下，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毫不掩饰地致力于用最大胆的方式去攻击基督教，去蔑视现存的社会关系和摧毁所有的伦常和道德。禁会还具体列出几个作家的名字：海涅、古茨柯夫、劳伯、文巴格和蒙特。这样在德国文学史上就有了青年德意志这一文学流派。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文巴克在他的《美学出征》一书的扉页上题有献给青年德意志的字句。这个由官方定下来的名称青年德意志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作家流派或文学团体，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的一个笼统的称谓。这一批作家，不包括海捏在内，他们渴望革命，然而他们不是革命的实践者，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革命只是在精神上完成。这些青年作家之间也充满了矛盾，不断地争论。对1815年后复辟时代的憎恶，对现存秩序的敌视，对变革的渴望，这大体就决定了青年德意导作家的政治方向和他们文学实践的原则。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一种服务于社会斗争的工具，一种政治启蒙的武器。与“比德迈尔”作家们截然不同，他们要把文学政治化，或者说他们致力于一种政治化的文学。他们既反对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的政治冷淡主义，也反对浪漫主义所谓的“进步的综合的诗歌”，他们向往的既非奇妙的古代，更非神秘的中世纪，而是瞩目现实。对他们说来，文学既不是自我完善和道德完成的工具，也不是自我表现和追求自我的手段，他们要用文学完成一种精神上而非行动上的革命，要达到一种思想上而非物质上的目的。

　　谈到青年德意志，首先就要谈到路德维希·白尔涅（1786—1837），他是青年德意志的精神上的两个领袖之一（另一个是海涅）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是一个政论家，一个文艺评论家。他的文章洋溢着火一样的政治热情，对现存秩序充满了憎恨和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怀有炽烈的爱。他出身法兰克福犹太区的一个商人之家，种族的歧视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渴求正义和平等。与海涅一样，七月革命后他前往巴黎，成为那里德国流亡者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在巴黎他发表了著名的《巴黎书简》，对德国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笔辛辣，语言犀利，表达了正在酝酿着的三月革命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情绪。

　　卡尔·古茨科（1811—1878）是青年德意志的中坚分子，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青年德意志的最积极的一面。他办过杂志，写过评论，也创作有近 30部的戏剧和小说。虽然他的这些作品在今天大多被遗忘，只具有文学史上的值，但在当时却广有影响，一度被视为歌德之后的伟大戏剧家。他的代表剧作有《发辫和宝剑》（1844），《乌里尔·阿科斯塔》（1846）等，前者是一部喜剧，表达了对压迫和专制的憎恶，与青年一代对自由的要求；后者是一部诗体悲剧，它取材十六世纪荷兰历史，通过一个勇敢的反抗盲目信仰和僵化教义的学者被迫害之死，作者颂扬了自由的殉道者，抨击了教会的愚昧和不义，这部戏剧在德国舞台上多次上演，也多次遭到禁演。

　　古茨科夫的小说在艺术远不及他的戏剧作品，代表作有《瓦莉，一个好怀疑的女人》（1835）以及五十年代发表的《精神骑士》（1850—1851）、

　　《罗马的魔术师》（1858—1861）和晚年完成的《新谢拉皮翁兄弟》（1877）等。

　　青年德意志作家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卢道夫·文巴克（1802—1872），它是一位理论家，写有《美学出征》等著作，他主张艺术应与生活结合，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反映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并打它的印记。亨利希·劳伯（1806—1886）是一个作家，从事过新闻工作，并受到迫害。他追随海涅，写有游记，小说和戏剧。代表性作品有小说《青年欧罗巴》（1833—1837）、

　　《旅行故事》（1834—1837），戏剧《卡尔学校的学生》（1847）等。

　　青年德意志是一个文学上的历史现象，这些作家应运而生。随着 1848年三月革命的爆发，他们这些精神革命者或者消沉，或者转向，这一运动也就应时而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思想更为激进，政治目标更为明确，并且是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政治诗人。这其中赫尔威格、弗莱利克拉特、法勒斯雷本（1798—1874）、威尔特·弗朗克（1822—1891）、迈斯纳（1822—1885）以及一些出身工人阶级的诗人，如魏特灵（1808—1871）、卡尔·伯克（1817—1879）等，值得注意的，这些政治诗人大都与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联系，有些人与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密切。

　　费迪南·弗莱利克拉特（1810—1876）出身一个教师家庭，中学辍学，学商，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做小职员。1845年在布鲁塞尔与马克思结识。三月革命前他写了一些政治鼓动诗，后返回德国。他歌颂革命的诗歌通过传单和手抄本在全国流传。这一年8月他被当局逮捕，被判无罪释放。他再度迁居科伦，应马克思邀请参加《新莱茵报》编辑部，他也加入了共产主义同盟，做了许多工作，自六十年代后，他思想发生了变化，重又返回他四十年代的误区：诗歌无党性，晚年还写了民族主义的作品。

　　作为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弗莱利克拉特，1848年三月革命前后是他创作的光辉时期。早期他的诗歌有着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色彩。普鲁士国王1842年还为他的诗歌授给他年金，但在翌年他的诗歌由于政治动煽劝性而被禁，他也拒绝接授年金。1844年出版诗集《信仰的告白》，其中虽然有些诗有着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倾向，但有些首诗歌抨击了普鲁士的专横，反映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苦难，如《自由！权利！》、

　　《西里西亚山中》等。1846年出版的诗集《Caira！》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思想成熟的政治诗人了。四八年革命时期他写的诗歌收集在《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其中有些首如《不顾一切》，《死人告活人书》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格奥尔格·赫尔威格（1817—1875）在德国政治抒情诗歌史上不容争辩据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海涅称他是“铁云雀”。他出生在斯图加特一个旅馆主之家，曾在图平根学神学和法学，自1837年成为一名作家。1939年为逃兵役出走德国，1840年去瑞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一个生者的诗歌》。1842年他结识马克思，成为《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同年他被普鲁士放逐，再度前往瑞士。二年后迁居巴黎，结识了海涅、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和俄国无政府主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时，他热烈欢呼革命，写了一份充满激情的号召书，鼓励人民起来推翻统治者。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他集聚起八百个德国流亡者，组成自由军团，率领队伍开往德国支援革命。这支军队被击溃，他逃往瑞士。赫尔威格早年曾对普鲁士国王报有幻想，应召觐见国王，自由军团失败后也产生过悲观情绪，但他始终忠于信念，晚年成为社会民主党成员，共产国际的荣誉通讯员，1873年为纪念1848年革命还创作了诗歌《三月十八日》。

　　除了《一个生者之歌》，他在1843年又出版了这本诗集的第二卷，他在世时仅发表的这两卷诗使他赢得了自由诗人的声誉，被称为是“一个德国雅格宾党”，“这个人已经成为一种力量。”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重要诗人”，他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好友，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他出身一个神职人员家庭，做过商来学徒，店员。他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9岁到26岁之间，一些刊载于报纸上，生前没有结集出版。维尔特写的诗数量并不多，它们不像赫尔威格，弗莱里格拉特的作品具有煽动性，可也避免了他们的倾向诗的弱点，而是描写无产者的觉醒和斗争的热情，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样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特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①

　　除了诗歌维尔特还与了两部小说：《德国商界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和事业》（1849）。前者是以漫画的手笔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怯懦的本性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后者是由二十一个讽刺故事组成的作品，它通过影射容克贵李希诺夫斯基的发迹，揭露了普鲁士封建统治的腐败。这正如维尔特自己所说的：“我不是在控诉某一个人，不，我描写的是社会的这一阶级。”就是由于这部小说，维尔特因所谓的侮辱了李希诺夫斯基而被判刑三个月。

　　在以往的德国文学史中，维尔特根本不被提及，直到二次战后，由于前民主德国文学史家的研究和对其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他才在德国文学中的占有了一个他当之无愧的地位。① 恩格斯：《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第5 — 9 页。

　　第七节奥地利作家群

　　奥地利王国在德意志帝国1871年统一之前在德国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它长期以来一直与普鲁士王国争夺帝国的控制权，是德意志的二强。奥地利文学自然就是德意志文学一部分，即使就是在1876年奥匈帝国成立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奥地利文学也与德意志文学相互依存，很难明确地区分。但这里有必要的，也是为了清晰起见，单独辟为一章，对这一时期它的文学加以叙述。格利尔帕策

　　弗朗茨·格利尔帕策（1791—1872）由于文学上的成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为奥地利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奥地利文学之父。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律师之家，大学时攻读法律，毕业后曾在维也纳财政部任职。他二十六岁时创作的戏剧《老祖母》使他蜚声剧坛，此后相继完成了《萨孚》（1818）、《金羊毛》（1821）、《国王奥托卡的幸福和终结》（1825）、

　　《主人的一个忠实仆人》（1828）、童话剧《梦幻人生》（1834）、《里布萨》（1848）、《哈布斯堡兄弟阋墙记》（1848）等。他的戏剧创作早期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题材多取自历史、传说。后期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对他影响较大，他的悲剧《梦幻人生》就是根据卡尔德隆的作品改编的。《萨孚》是一部悲剧，主人公萨孚是古希腊的著名女诗人。她参加奥林匹亚诗歌竞赛，获胜归来，并带回一个年青人，她热烈地爱上了他，可不久这个年青人却爱上了萨孚的女奴，一个更漂亮的姑娘。萨孚的荣誉和她的才华都敌不过爱情，她想法拯救自己，但最终发现她是个失败者，自己跳海死去。藉助这个故事，格利尔帕策表达了艺术与现实的分离，幻想和实际的冲突的主题，也表明了“断念”在他作品中的重要性。《梦幻人生》展现的也是类似主题。年青的卢斯幻想做出一番事业，欲离开他爱的姑娘和平静的幸福生活。在梦中他经历了他的虚荣心带来的种种灾难，他做出的功绩都成了罪行，惊醒后返回到爱情和虽则是默默无闻但却是恬静的幸福现实之中。

　　格利尔帕策晚年的历史剧多是政治性悲剧，有着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流露出对古老的神圣的欧洲的解体和由于革命而陷入的秩序与道德的混乱的一种感伤情绪。

　　除了戏剧，他还写有诗歌和小说。他的诗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诗都是我的传记，它们反映了一个诗人在时代运动中心灵的轨迹。”他的两个中篇是奥地利散文作品中的杰作：《森多米尔附近的修道院》（1828），《穷苦的乐师》（1847）。前者是以克莱斯特风格写成的一个修道院的故事，后者可看做是一段自传，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他在维也纳街头与一个穷苦的提琴师的邂逅，和通过这个乐师在一个敌视艺术的社会里痴心艺术的遭际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受。

　　炽烈的幻想，私下的抱怨，梦的力量和对现实的畏惧，对抗和保守，人道主义和断念，这一切混杂地交织在一起，既是古老奥地利的课题，也是格利尔帕策的课题。

　　赖蒙特和内斯特洛依

　　费迪南·赖蒙德（1790—1836）是一位戏剧家，奥地利“大众戏剧”的代表作家，一个受人喜爱的演员，自1828年从事戏剧创作，任导演和经理。他的想像力丰富，善于把童话和现实揉在一起。作品有《魔幻岛上的晴雨表匠人》、《魔王的钻石》、《莫伊萨苏的魔咒》、《阿尔卑斯山王和人类的仇敌》、《挥金如土的人》等。这些作品多是表现好人自有好报或恶人改善向善的故事，有着明显的劝善倾向和教化作用。他的代表作是《来自仙界的少女或农民成了百万富翁》（1826），作品描写了一个穷苦的渔夫爱上了一个有钱的农民的女儿。他们相爱甚笃，尽管贪婪和吝啬等恶德处处作梗，但坚贞的爱情终于得到胜利。《挥金如土的人》写了一个性喜挥霍但心地善良的人，受骗上当，全部家产变有乌有，之后他在仆人的帮助下，又恢复了对人的信任。

　　约翰·内斯特洛伊（1801—1862）是歌剧演员，话剧演员，剧作家，一段时期还做导演和剧院经理。作为一个演员，他很早就登上舞台，是一个优秀的男低音，他的演技娴熟，深受观众喜爱和评论家的赞誉。他酷爱舞台艺术，到1860年才举行了告别演出，可在死前数周他还客串演出，最后一次出现在舞台上。丰富的舞台实践，这对他的戏剧创作十分有益，他十分勤奋，一生创作了八十多部喜剧，讽刺剧；只有一部悲剧，那是他的处女作。

　　作为一个剧作家，内斯特洛依与赖蒙特截然不同。他的作品全系取自现实生活，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批判意义。他的戏剧创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27—1839），代表性作品有《死于结婚那天》（1829），《岁月的平等》（1834），而《隆帕齐流浪汉的凶恶的幽灵》（1833）直到今天仍不时上演，它通过三个工匠追求幸福的故事，表现了小人物的追求和追求的破灭。第二个时期从1840—1849年，这一时期的作品讽刺了小市民的习俗和偏见，批判了1848年革命前后社会的种种恶德，表达出了变革和发展的要求，代表性的作品有《护身符》（1840）、《他要开个玩笑》（1842）、《分裂的人》（1844）、《鸡鸣角的自由》（1848）。《鸡鸣角的自由》是一部革命喜剧，作者径直地把1848年革命运动事件搬上了舞台，表现了激进派和革命派的对立，攻击了梅特涅政府和教会，并因此遭到官方禁演。第三时期从1850—1862，在这一时期前期作品中强烈的讽刺变得和缓了，甚至带有灰心失望的色彩，幽默感转向悲观情绪，而作者本人的思想也日益变得保守了。代表性作品有《我的朋友》（1851）、《剧院故事》（1854）、《徒劳无益》（1857）等。

　　莱瑙和斯蒂夫特

　　尼古劳斯·莱瑙（1802—1850）是奥地利十九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诗人，他出身维也纳一个军官家庭，大学时攻读哲学、法律、医学，自1829年致力于诗歌创作。1832年他曾移居美国，但翌年即返回德国。1834年他爱上了朋友马·勒文塔尔的妻子索菲，炽烈而痛苦的单相思使他患了忧郁症。1844年他与一贵族小姐结婚，婚后突然精神分裂，在此后直到逝世的六年里，他大部份时光在精神病院度过。他的诗歌作品的基调是感伤，这一方面表达了他自身爱情上的不幸，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现实生活的愤懑和人道主义理想破灭的情绪。早期的作品都收在《诗集》（1832）、《新诗集》（1836），晚年写有三部叙事长诗：《浮士德》（1836）、《萨沃纳罗拉》（1837）、《阿尔比教徒》（1842）、《堂·璜》（1851，未完成）。《阿尔比都徒》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莱瑙称这部作品是“自由的诗歌”。他以十三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教徒的异端派运动为题材，讴歌自由，反对愚昧，赞颂反抗，鞭挞迷信和暴力。

　　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1805—1868）出身亚麻纺织工人之家，大学时攻读法律和自然科学，没有毕业即做家庭教师，后在政府部门任职。在这一时期的奥地利文学中，格利尔帕策，赖蒙特，内斯特洛依都是戏剧家，莱瑙是诗人，而斯蒂夫特则是一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成就的人，他被称为奥地利第一位小说家。他一生写有多部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短篇小说集《我曾祖父的皮包》、《彩石集》、《习俗》、长篇小说《晚夏》（1857）、《维狄柯》（1865）等。

　　斯蒂夫特的历史观、自然观、哲学思想以及文学创作中都贯穿着一条“温和法则”的观点，他强调变化中的持续性，反对激烈的变革，主张进化，反对暴力，他的作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描绘自然风光和平静安谧的生活见长。1853年，他在《彩石集》的前言中有一段话，是他的“温和法则”的一种形象性的描述。他写道“空气的飘浮，河水的流动，庄稼的成长，大海的波浪，大地的变绿，天空的光辉，星星的闪光，我认为是伟大的；疾来的暴雨，击裂房屋的闪电，引起大火的风暴，喷吐火焰的高山，把大地变成灰烬的地震，我认为没有前面提到的现象伟大，我认为它们是渺小的……一个充满正义、质朴的完整生活，对自身的克制，顺应理智，在自身周围发挥作用，对美的景仰，与一种欢愉的，泰然的死亡联在一起，我认为是伟大的；情感的强烈动荡，可怕的怒火中烧，对复仇的渴望，渴求作为的振奋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它撞倒一切，它改变一切，它毁坏一切，在激动中经常抛弃自己生命，我认为不是伟大的，而是渺小的……。”《晚夏》是一部教育小说，写一个富商的儿子德兰多夫在一个热爱自然、珍视艺术、富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小社会里（一个庄园）的成长和发展，他在这里既达到自己的愿望也获得了幸福的爱情。

　　第八节现实主义

　　概述

　　虽然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不一定总是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分期的标志，但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1848年的德国三月革命是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同样也为精神生活带来了一个转折。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投降而失败了。这个阶级背叛了它的理想，不再去关心民族的命运和政治上的权利，而只是追求经济上的利益。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作家的理想破灭了，这也逼使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去反思，去适应社会的要求和变化，在作家身上存在着一种幻灭感和悲观情绪。他们对文学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这就是不再去介入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而是设法去保持巨大历史事件后人性的完整。他们在文学上不再是去对现实社会进行剖析和揭露，而是中立的，保持距离地去观察，去描述，这就是称之为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也叫做“诗意的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实质上是批判和美化之间的一种诗意化的平衡，不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不是去揭示人性解体的原因，而是去发现人性在有限的生活领域里的保持和对未来抱有的一种乐观主①义。1871年德国由上而下完成了排除奥地利在外的统一，高涨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起飞年代”，更为这种诗意化的现实主义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这种文学思潮自五十年代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稳定的社会条件，在德国并没有出现一种如法国、英国、俄国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没有出现如福楼拜（1821—1880）、狄更斯（1812—1870）、屠格涅夫（1818—1883）这样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德国属于这种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弗莱塔克（1816—1895），施皮尔哈根（1829—1911），欧托·卢德维希（1813—1865），拉贝（1831—1910）等。斯托姆，赫勃尔也应归于这个范围，他们对现实也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但保持着清醒，流露出失望并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批判精神。从总体看，无论是横向间的比较（与英、法、俄各国），还是纵向的观察，这个诗意的现实主义是德国文学上的一个衰落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要特别要提出瑞士作家凯勒和德国作家冯塔纳，他俩都生于1819年，经历了1848年革命，他们的大部份作品产生于七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品已突破了诗意现实主义的美学，发展了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赫勃尔和斯托姆

　　弗·赫勃尔（1813—1863）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戏剧家，出身一个泥瓦匠家庭，生活清寒，由于得到资助才得以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文学。他写过诗歌，小说，但他的成就主要是戏剧。184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戏剧《尤狄特》获得巨大成就。在1848年革命前完成的悲剧《玛丽娅·玛格达莲娜》（1844）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表现的不是莱辛的《迦洛蒂》或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中贵族与市民间的冲突，而是市民阶级本身由于其狭隘性和偏见导致的悲剧。一个木工的女儿被人诱骗，她迫于小市民的虚伪的僵化① 参阅《德国文学简史）一卷本，1983 年柏林出版。的道德观念和环境的压力而投井自尽。作者出色的展示了德国的这种鄙俗气及其可憎可恨，但是作品缺乏一种批判的抗争精神，有着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为他本人所说的，他要表现毁灭的不可避免，如同死亡在人的诞生时候已注定了一样。1848年革命爆发时，赫勃尔曾一度表示欢迎，但随即转向，他此后的作品大都表现了他对现存秩序的维护和肯定，与现实妥协，不要改革，更不要革命。在《阿格内丝·伯瑙尔》（1851）、吉格斯和他的指环》（1856）以及《尼布龙根三部曲》（1855—1857）等都明显地有着这种倾向。他藉助传说、神话的题材，表现了对现存秩序的违反和破坏必将遭到毁灭的结局。

　　台·斯托姆（1817—1888）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荷尔斯坦，父亲是一个律师。大学时在基尔、柏林攻读法律，毕业后回故乡做律师。时荷尔斯坦在丹麦统治之下。他因反对丹麦人统治，1853年被迫离开故乡，在波茨坦等地做法院推事。1864年荷尔斯坦并入德国，他返回故乡，任行政长官，1880年退出政界专事创作。

　　斯托姆写有抒情诗，这些诗歌语言清新质朴、感情深沉真挚，为德国语诗歌中的优秀之作。他的主要成就是中篇小说，一生共写有五十多篇。这些作品多以故乡的小城为背景，广袤的田野，无垠的荒原，低垂的云层，清新的海风，这一切呈现出一幅富有诗意的图画。他以优美的文笔描绘故乡的风光，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感伤的故事。他的代表作有《茵梦湖》、

　　《在大学里》、《三色紫罗兰》、《淹死的人》、《白马骑士》等。《茵梦湖》（1852）写了一个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小说主人公莱因哈特暮年形单影只，他沉浸在少年时代与伊丽莎白相爱的情景。那时两人相爱甚笃，可在莱因哈特外出求学时，伊丽莎白屈服于母亲的意志别嫁。他俩都默默地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在一个狭隘的生活环境里，习俗，偏见和财富毁灭了爱情和幸福；而人们却不能起来抗争，只能顺从地忍受。斯托姆小说的主要倾向是避开时代的课题，从平静的生活中撷取平凡的题材，表达出一种怀旧的和断念的灰色情绪，在他的作品里较突出地体现了诗意现实主义的特点。《白马使者》（1888）是他晚年的一篇小说，它写了一个有才干有意志力的人在一个充满市侩气的现实中的悲剧。作品有了较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社会批判成分，题材上也有所突破，但作家已不能进一步发展了，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四日他死于故乡。

　　斯托姆的小说多系采用框形结构，以第一人称的回忆方式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这便于作者抒发胸臆，描绘内心的情感的变化。

　　凯勒和其他瑞士作家

　　戈特夫利德·凯勒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他生于瑞士的苏黎士，早年梦想成为一名画家，曾在慕尼黑学画，但由于经济拮据和感到缺乏才能就放弃了，返回故乡。1848年革命期间，他思想激进，积极投身政治活动。184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政治诗集，1848他得到州政府资助，前往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听费尔巴哈的哲学，深受影响。1850上他前往柏林，三月革命失败使许多作家失望、悲观、转向，但凯勒思想依然满怀政治热情，在创作上瞩目现代，紧紧把握时代精神，不同于那些诗意现实主义作家。

　　1855年他在柏林完成了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第一个版本，1879—1880第二个个版本）。这是一部带有浓烈自传色彩的教育小说。它描述了一个石匠儿子亨利·雷的从童年到少年直到成熟后的发展过程。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经挫折、失败、仍不断追求、进取，最后在为社会的公益事业中找到生活的意义。

　　整部作品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曲折复杂的故事，它藉助亨利从小到大的许多平淡无奇的经历表现了主人公对人生的认识和内省，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逐渐引起思想上更深层次的领悟。

　　如果说在《绿衣亨利》中凯勒对瑞士的民主政治怀有信心，对资产阶级抱有希望的话，那么在他晚年所写的另一部长篇《马丁·撒兰德》（1886）中，通过主人公商人撒兰德的一再受骗上当，就流露出了他对现实的失望。

　　比起凯勒的长篇，他的中短篇小说更有艺术特色和可读性及深刻的批判意议。《塞尔德维拉的人们》和《苏黎士中篇小说集》是他的两部代表性集子，其中一些作品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德语文学中的珍品，如《乡村中的罗米欧和朱丽叶》、《七君子小旗》等。《乡村中的罗米欧和朱丽叶》叙述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他们的父亲都是农民，毗邻劳作，可因为一垅土地的争夺而成为仇人。于是这对无法成为眷属的男女私下结合，尽情欢乐一天，然后投河自尽，殉情而死。凯勒通过这个题材批判了小私有者的狭隘固执，贪婪自私的恶德，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和纯贞美好的人生。

　　叶·戈特赫尔夫（1797—1854）是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也一直在农村做牧师。他的作品多是取自农村生活，用方言写作，有着优秀的叙事才能和幻想力及出色的语言表现力。他的第一部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是《农民的镜子》（1836），此后相继创作了《仆人乌利》（1841）、

　　《钱和精灵》（1843）、《佃户乌利》（1848）、《在弗夫洛德的乾酪制造厂》（1880）以及中篇小说《黑蜘蛛》等。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对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无神论和城市化都抱有反感，而讴歌一种自然的，朴素的，充满宗教情感的生活。

　　斐·迈耶尔（1825—1898）是一位历史小说作家，出身苏黎士贵族之家，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三十九岁时才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是叙事诗和小说，大都取自历史题材。代表作有《于尔根·叶纳什》（1876）、中篇《圣徒》、

　　《修道士的婚礼》（1884）、叙事诗《胡腾的最后几天》（1871）等。他不是把历史看做是各种力量的角逐场，而是视为个别英雄人物的舞台，对他说来历史的题材更易于表达他的情感，他说：“我最喜欢沉浸进往昔的时代，我轻易地对它的谬误加以嘲讽，它容许我对永恒的人性予以更艺术性的处理，而当代题材的残酷的现实性却不允许我做到这些。”这样，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都成为他的作品的背景；大人物的悲剧性的孤独，权力和宗教间的冲突，情欲和伦理间的对立都成为他的素材。

　　冯塔纳

　　泰·冯塔纳（1819—1898）是德意志帝国时期最重要的作家，生于柏林一个药商之家，中学毕业后也在药店工作。1848年革命时他曾参加街垒战斗，革命失败后他从事新闻工作，一度在英国做通讯记者。六十年代在柏林做专职戏剧评论员，直到59岁时（1878）他才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暴之前》。在此之前他只写有游记和评论，到逝世时除了中短篇外，他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他的作品大都以大城市为背景，是这一时期以柏林为中心的普鲁士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没落，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感到的失望，把自己美好希望寄托在第四等级身上。他相信也欢迎新对旧的胜利。晚年（1895）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对阻止新时代的一切都仇恨，这种仇恨在持续增长，在新事物胜利之前，即使有可能和或许发生一场可怕的战斗，那也不能阻挡我对新事物胜利的祝愿。”在冯塔纳的作品里没有出现作为主人公的第四等级和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他通过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必然衰亡的描写，表达了他的这一信念。在他的长篇里，如《私通》（1882）、《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迷惘、混乱》（1888）、

　　《燕妮·特莱贝尔夫人》（1892）等都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关系上的伪善和腐败以及道德的堕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895年完成的《埃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一个容克贵族出身的少女埃菲，迫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爵。男爵热心仕途，冷落埃菲。时男爵的一个朋友，退役少校与埃菲相识，少校乘机玩弄了埃菲的感情并与她发生了暧昧关系。埃菲的丈夫这时调离别地，埃菲也得以摆脱少校的纠缠。夫妇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六年之后，丈夫由旧书信中发现埃菲与少校的关系，他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少校决斗。在决斗中他打死了少校，然后与埃菲离婚。埃菲的双亲畏惧社会舆论，拒绝接受埃菲。她孤身一人过活。当她终于得以见到自己十岁的女儿时，女儿却视她为陌生人。埃菲万念惧灰，最后离开了人世。

　　冯塔纳通过埃菲的悲剧，以冷峻的笔触，鞭挞了容克贵族阶级的冷酷和对人性的扼杀。埃菲这一形象富立体感，性格真实，内涵丰富，成为德语文学中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

　　冯塔纳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斯太希林》（1897），这部作品的梗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到一个老人最终死了，两个年青人结了婚；这大体就是在五百页里所发生的一切。”这部长篇的特色几乎全是对话，在对话中塑性格，通过许许多多的对话，议论，来表达新与旧的冲突，展现出旧的被新的取代的必然趋势。作品中有一段话点明了主题，也可以说是老人冯塔纳的人生观的写照：“所有旧的，有权利要求我们应该去爱它们，但我们却完完全全为新而生活。”

　　冯塔纳的社会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对话见长，这些对话语言精练准确，机智风趣，富戏剧性，能鲜明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他对德国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有了益的贡献，为下一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第九节自然主义

　　概述

　　自然主义是盛行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一种文学思潮，它始于法国，随即在欧洲各国相继发展起来。在德国，从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不满于文坛现状，对诗意的现实主义的美学深恶痛绝，他们要求一种新的文学手段，去面对现实，去细致地描绘现实，去解剖现实。这些人集聚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成为文学上的反对派。德国自然主义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学运动，它积极地介入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向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习俗，传统提出了挑战。

　　如同其他国家的自然主义一样，德国自然主义用来解释人和社会的理论根据来自英国人的达尔文和法国人丹纳的学说。他们把社会决定论和遗传法则移植进文学领域，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当社会达尔文主义利用生物学原理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残忍性和种种不义进行辩解时，自然主义的作家恰恰也利用同一的理论来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和非人性。自然主义作家认为，为了科学地理性地去把握人的图像和社会图像必须藉助自然科学，具体地说，就是藉助遗传学和环境论（地理的，气候的和社会的）。这样他们把统治形而下世界中的机制和法则移入所有的精神进程和表像，而艺术也服从这同一的规律。德国自然主义理论家威廉·白尔舍写道：“自然科学形成我们整个现代思想的基础……每一个艺术作品，它力图使自己不超越出自然的和可能的界限并让事物符合逻辑地发展，从科学的立场去观察，那就是一次简单的，在幻想中进行的实验，一点不比这多，也一点不比这少。”①

　　自然主义把自己称做是“现代的”，它反对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反对诗意的现实主义。这个“现代的”意义就是批判：对威廉帝国，对民族沙文主义，对军国主义，对贵族，对资产阶级，对技术和经济上的追逐利益的思想，对文化上的虚伪繁荣，对生活中的种种欺骗，对现存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加以批判。这样我们从自然主义的纲领，它的理论，它的创作思想上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勇于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恶行和不义，它的许多作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工人运动的同路人就是很自然的了；另一方面，它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遵循自然界法则的生物界，忽视了人与生物的区别，否定了人所具有的在社会发展中和改变环境中的强大力量。这样自然主义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路上必然低估了，丑化了群众，从而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我们再从美学的角度来观察，自然主义攻击畸形的社会的不自然，无情地揭露和展示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这样，它在反对灰色的理想主义和玫瑰色的浪漫主义和诗意的现实主义上做出了贡献；可它同时提出了根据科学和实验，根据它所称为的自然和真实来创作，必然排斥了艺术家本身所具有的幻想的艺术才能，这就违背了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

　　在这场文学反对派的运动中，它的急先锋是霍尔茨和施拉夫，而创作上取得成就最大的作家是豪普特曼。霍尔茨和施拉夫① 转引自罗特曼：《简明德国文学史》，第202 页。

　　阿·霍尔茨（1863—1929）出生于一个药商之家，中学毕业后研究文学，做过编辑，与一些作家过从甚密。他早期的合作者约·施拉夫（1862—1941）出生一个商人家庭，大学时攻读语言学和神学。他们俩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中坚份子，追求所谓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的风格。霍尔茨曾用一个公式简明地表示什么是他的自然主义的艺术：艺术=自然—X。在这里X代表创作者各种不同份量的参与，而X越少越好，这样最好的艺术就成了自然，如他所说，艺术有重新成为自然的倾向。他与施拉夫共同创作的小说素描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1889年他俩出版了小说集《汉姆莱特爸爸》，其中标题的这一篇是有代表性的：在舞台上扮演汉姆莱特的演员梯恩维伯尔和患肺病的妻子——从前在舞台上饰演与汉姆莱特相爱的欧菲利霞——及一个生病的婴儿生活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他嗜酒如命，日益堕落，经常处于一种狂热和恣肆放纵的状态。一次怒气发作捏死了婴儿，自己也死于酗酒。在这个小说里，作者追求的是一种他们称之为的“瞬间风格”，即刻意描绘每一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和变化。藉助语言手段，如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头用语，俚语，来表现人物，来描绘环境，尽可能精确地复制自然。通过主人公的退化表明在一个畸型社会里，艺术与现实是不可能和谐的。“汉姆莱特”代表了艺术，而“爸爸”意味着现实。主人公的悲惨地结局正是表明艺术与现实的对立。这种小说集里还有一篇题为《死亡》的小说，它以简短的对话分秒地描绘了死亡的情景。在他们共同创作的戏剧《泽利克一家》（1890）中，更充分地运用了对话的形式。这部剧作同样以一个酒鬼为主人公，人物中有一个患肺病的女儿，疾病缠身的妻子。酒精中毒，疾病，是自然主义作家所喜爱的题材，它们体现了遗传和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情节和戏剧冲突，只是写在圣诞节前夜孩子濒于死亡，母亲守在身边，等待父亲归来。霍尔茨和施拉夫为了使舞台完全和生活中一样，他俩为导演和演员写了详尽的提示，包括布景，道具的样式和位置的安排，演员的表演、姿态和每句台词的轻重、速度等，力图符合自然和真实。

　　霍尔茨和施拉地追求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手段，是一种文学方法的实验，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风格，由于自然主义固有的弱点和他们有限的才能，他们不可能在创作实践上获得多大的成绩。而崛起于自然主义运动，成为杰出的作家并亨有世界声誉的是格哈特·豪普特曼。

　　豪普特曼

　　格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出身西里西亚一个旅馆主家庭，祖父是一个织工，曾在艺术学校学习雕塑，后在耶纳大学听课，1884年在柏林洪堡特大学学习，这期间他结识了自然主义作家霍尔茨、施拉夫等人，发表了最初几篇小说。《道口工梯尔》（1888）是他踏入文坛的成功的一步。这个短篇有着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但与《汉姆莱特爸爸》不同，有着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成份。这篇小说写了一个道口工人的悲惨故事，他死了妻子，留下儿子托必亚斯。他再次结婚，这个女人富有性感，使梯尔迷恋，但她虐待托必亚斯，造成他的死亡。梯尔在愤怒中把她杀死，自己也发疯了。小说以自然主义的手法细致地描绘了蒂尔的各种心态，和环境对人的性格的作用。1889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戏剧《日出之前》，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使他蜚声文坛。此后相继发表多部剧作和小说。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词中赞扬他“具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敏锐洞察力，并且持批判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才华，他在剧本和小说中创造了真正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不是①代表某种观点或意见的类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孚有众望，被誉为共和国的文学之王。法西斯攫取政权时，他已年逾古稀，留在国内，深居简出，成为“内心流亡作家”中的一个。在这期间他完成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阿特里顿四部曲中的前两部。二次战后，他应邀参与重建文化工作，但1946年病逝。

　　豪普特曼一生共完成了四十二部戏剧，创作的时间从完成《日出之前》的1889年直到逝世，跨越了半个世纪之长。他发韧于自然主义，他的头几部戏剧代表了自然主义戏剧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但他很快就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突破了自然主义，1892年发表的《织工》表明，批判现实主义已成为主要的倾向。这里我们把《日出之前》与《织工》稍做比较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日出之前》的故事是：原是一个农民的克劳塞，他把蕴藏有大量煤炭的土地出卖，成了富翁，于是沉湎酒色，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也嗜酒成癖。他的大女婿霍夫曼是矿上的资本家，也是一个酒鬼。前妻所生的女儿海伦对这种堕落的环境痛恨之至，急于摆脱。时霍夫曼的朋友洛特来矿做社会调查，他是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海伦爱上了他，但洛特畏惧克劳塞的道德堕落和酒精中毒会遗传给后代，便弃海伦而去。在日出之前海伦自杀身死。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自然主义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环境决定了人的命运，道德堕落，酒精中毒会代代相传，人在社会存在中无能为力，只能屈从。正因此，这出戏被称为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织工》虽然在语言上和表现手法上有自然主义的色彩，但它已不是一部纯粹的自然主义戏剧了。作品取材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资本家残酷剥削和非人的生活，使工人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他们捣毁机器，揭竿而起。老织工希尔塞反对造反。起义队伍击败官兵的镇压，希尔塞却中流弹身亡。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一个家族，而是工人群众，他们不再是环境的忍受者，屈从者，而是环境的反抗者，是去与制造这种环境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战斗。它描述的不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而是劳动者和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无怪乎，国王威廉二世观看此剧时，提出抗议，警察部门禁演此戏。在此后，豪普特曼创作了喜剧《獭皮》（1893）、《汉娜蕾升天记》（1893），历史剧《弗洛里亚·盖耶》（1896），童话剧《沉钟》（1896）、《罗泽·伯恩特》（1903）、《群鼠》（1911）、《日落之前》（1932）等。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东西都分别地表现出来，这表明后期豪普特曼世界观上的混乱；自发的社会批判，自觉的遁世倾向，社会关系神秘化的意图，成为他创作思想上的不时相互冲突的矛盾。尽管如此，由于他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敏感的观察力和艺术才能，他不可争辩地成为威廉帝国后期和魏玛共和国的文学巨擘。

　　在德国自然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批诗人，如H·康拉德（1862—1890）、K·汉克尔（1864—1929）等，小说家亨利和尤利乌斯·哈特兄弟，M·克莱采（1854—1941）、K·布腊依伯劳依91859—1928）等，戏剧家M·哈尔伯（1865—1944）、E·哈特雷本（1864—1905）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诗① 载自：《群鼠》，离江出版社，第297 页。人D·冯·李里克隆（1844—1909）和戏剧家H·苏德曼（1857—1928）。索里克隆有时被看作是自然主义诗人，有时被当作是自然主义的同盟者或者印象主义者。他善于捕捉瞬间，追求“分秒风格”，表现感官的印象。故乡荒原的孤寂，内心的情怀是他喜爱的诗歌主题。代表性诗篇有《荒原和行路人》、《雾和太阳》等。除了诗歌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生活和欺骗》（1908），中编《战争故事》（1895）等。苏德曼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他受左拉和易卜生的影响。他多选择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题材，1889年他的第一部戏剧《荣誉》获得成功，赢得了与豪普特曼齐名的地位。此后又创作了社会悲剧《所多玛城的末日》（1891）、《故乡》（1893）等。除了戏剧之外，他还写有小说，大都以东普鲁士和立陶宛为背景。代表性作品有《忧愁夫人》（1887）、《立陶宛的故事》等。

德语文学简史（下）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第六章二十世纪德国文学

　　第一节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末期

　　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坛上曾独领风骚的自然主义失去了活力，它只是机械地、照像式地去摹仿现实，既看不到也没有勇气去描绘正在诞生的新的事物，正在社会舞台上挥斥方遒的新的力量。它所运用的手段和它所遵循的思想都无法适应发展着的时代。还在1891年著名的文艺批抨家赫·巴尔在《自然主义的克服》一文中就要求用重新进入内心来代替对粗糙的现实的偶像崇拜。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也正突破了自然主义的束缚。不仅是豪普特曼，苏德曼，李里克隆这些人，就是连追求“彻底自然主义”的霍尔茨和施拉夫也动摇了。霍尔茨在1896年创作了《社会民主党人》，这是一部喜剧，讽刺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腐败和出卖理想的种种行径，施拉夫大体从1895年就脱离了自然主义，在他1900年完成的小说《第三帝国》中就有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了。

　　随着自然主义的日趋末落，代之是一些标榜现代派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起，这在艺术和建筑的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给自己标上新浪漫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的名称。这一代人，他们要突破旧的，寻找新的，要求一种“青年风格”。斯·茨威格（1881—1942）正是在这个时期走上文坛的，他在自己的自传《昨天的世界》中这样描写了与他同时代青年人的心态：“我们发现新的，因为我们要求新的，因为我们渴求属于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父辈的……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结束，革命已经到来，祗少是价值的一种重估。”

　　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

　　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它们都是做为自然主义的对立物相继出现的文学流派，都可以用“现代派”这个词来包容它们。正因此，一些作家早期是印象主义者，随之就又成为象征主义者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并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为一种力量，它们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美学上的要求和艺术上的特点。

　　印象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些艺术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它始于法国，得名于法国画家马奈的一幅题为《印象》的绘画。这种首先表现在绘画艺术里的新潮很快在整个欧洲引起反响，并也不仅仅局限在美术这一领域里了。在德国文艺界，从1900年之后，印象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标志自然主义的结束和对一种新的思潮的接受。一批作家成为印象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堵，如里·戴默尔.斯·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等人。格奥尔格当时在一篇文章里对印象主义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不要去发现故事，而是去①再现情绪，不是去观察，而是去描述，不是谈论而是印象。”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印象主义对客体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态度，藉助一种模棱两可的代名词、相互矛盾的词儿的组合（这称为矛盾修饰法：如聪明的傻瓜，亮得发暗等）和佯谬的语汇，通过行文上的安排，来表达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印象；致力于在瞬间的印象里去寻找最有利的那一刹那，去发现表面现象和本质存在的重合。

　　象征主义同样也来自法国，波德莱尔（1821—1867）是这一流派的代表。① 转引自库·罗特曼：《简明德国文学史》，第218 页。在德国文学中，象征主义表现为对物质性的摒弃，它把创作视为一种表现灵魂、精神经历的手段。象征主义者放弃对现实进行任何方式的描述和摹仿，使文学和艺术摆脱开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一个截然与自然主义相反的对立物。它主张运用物象来暗示内心和精神中的微妙状态，通过暗示、对比等手段赋予物质的东西以一种另外的、本身原不具有的意义。

　　在语言上，象征主义与印象主义一样，强调它的音乐性，但更注重的是语言的一种暗示力量。象征主义作家不理会语言的逻辑性，而追求一种神秘性。这样就使语言有了一种唯灵主义的功用，能揭示出理性和反理性之间的那种奇妙的联系。

　　在创作实践上，艺术领域更适于印象主义，因为它便于捕捉瞬间的印象并把它表现出来。在文学的范畴里，诗歌和短小的抒情散文，还有独幕剧都便于运用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至于在大型戏剧和长篇小说的体裁中却较难用印象主义的手段处理，因为它并不以表现瞬间中那最有利的一刹那为主，而是要展现一个事件的过程，需要时间的连续性。有一些作家，如李里克隆，格奥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诗歌，施尼茨勒的独幕剧都体现了印象主义的特点。

　　象征主义在创作上主要适于诗歌和戏剧，作家藉助象征，来传达他们作为艺术家的特殊的非一般的经历、感受，所表现的并不易为每个人理解，他们扮演着某种先知、预言者的角色。保持与读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达到最高艺术的一个前提。象格奥尔格的一些诗歌、豪普特曼的一些戏剧（如《沉钟》、《碧芭在跳舞》）就是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创作的作品。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在德国文学中相继涌现出了种种流派。这是前所没有过的，对它们的发展、兴衰做一个历史的有机的描述是很困难的，尤为困难的把部分从整体的联系中清楚地划分开来。这个整体称做是“现代派”，在一些文学史中称之为“颓废派”。无论是那个主义，它都是对僵化的传统的文学、美学，对各种规则、戒律的突破和反叛。这个整体像一条激流，时而流到这里，时而冲到那里。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青年风格，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就是这个激流中的一个个流段。上面我们只是对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稍加叙述，以便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流派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工人文学

　　作为威廉帝国末期文坛上的另一支力量是工人文学，它的发展是与这一时期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强大是密切相连的。1890年俾斯麦为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法”被迫取消了。这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迅速地得到发展和壮大，到1914年它拥有四百多万选民，在国会中占有110个席位，有百万党员。这样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自己的文化阵地，有它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自己的作家，以用来宣传和鼓吹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1896年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曾就自然主义进行过辩论。它的机关报《前进报》出版周刊《在闲暇时刻》，刊载社会题材和政治题材的小说。在党的领导机构的倡议下，出版诗集《自由之路》（1893）、《从底层起来》（1911）。它在各地建立工人剧院，成立工人合唱队。党的领导人，如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都就文艺和无产阶级问题撰写过文章、评论，特别是弗朗茨·梅林（1846—1919）是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文艺评论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许多论战性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一批工人出身和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进步作家，其中著名的有诗人Ｋ·亨克尔（1 864—1929）、Ｈ·肯普斯（1847—1912）等。亨克尔一度是个自然主义者，由于政治上激进转向社会民主党，除了诗歌创作，他编辑出版了工人诗歌集《自由之路》（1893）。肯普斯在矿井工作多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诗歌富有政治鼓动性和感召力，出版有诗集《新诗集》（1904）、《鲁尔向我歌唱》（1909）。小说家有Ｒ·施瓦歇尔（1821—1907）、明娜·考茨基（1837—1912），以及剧作家Ｅ·普莱斯昌（1870—1949）、Ｅ·罗森诺夫（1871—1902）等。值得重视的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工人传记，如《一个现代工厂工人的生活史》（1905），《一个德捷工人的生活道路》（1909），《一个农业工人的生活》（1911）以及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亲自作序的奥地利女工阿·波普写的自传《一个女工自己讲述的生活史》（1909）、续篇《我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回忆》（1915）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在工人运动文学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这表明工人不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开始在文学领域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

　　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900年几个作家出版了一份名为《乡土》的杂志，它要把一些既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把自然主义称之为产生于大城市和都市文明的“沥清文学”，把印象主义等现代派称之为使人民大众神经变得衰弱的“堕落文学”。他们要求用健康的外省来对抗大都市，要求用健壮的农夫来对抗知识分子，要求用一种源出于德意志传统的文学来对抗产生于欧洲的进步文学。反对大城市化，反对知识化，反对欧洲化和国际化，这是乡土文学的几个原则。乡土艺术的作家Ａ·巴特尔斯1905年在一篇文章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乡土文学的目的：“乡土艺术应该在一种强有力的乡土情感上建立民族情感”，德意志人民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创立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使它的存在的根蕃殖、强壮，使它的生命美好、富庶和强大，提高它的民族抵抗力①和扩张力。” 。从此可以明显看出它的保守的政治倾向。乡土作家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恶德，一方面对宗法的封建的农村加以美化、做为遁逃都市文明及其种种社会矛盾的避难所。这一类的作品，固然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面，但其主要倾向却是落后的保守的，体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它的恶性发展，到第三帝国时期成为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文学，成为一种反理性的对“血和土地”进行崇拜的文学。属于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主要的有Ｇ·弗伦森（他的代表作是《于伦·乌利》）（1901）、Ｈ·斯泰尔（他的代表作是《圣院》）（1918）等。

　　第二节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文学

　　概述① 参阅H ·A.格拉塞编：《德国文学，一部社会史》第8 卷，第157 页。

　　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的时间，在1918年9月以德国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次战争导致这个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的彻底崩溃。在这一年的11月，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919年1月，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举行了第一次国民议会，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宣告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这就是史称为的魏玛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从1919年成立到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共存在了十四个年头。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它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几乎没有一年没有危机，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就是在它相对稳定的1924—1929年也不是一个安定的时代，然而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却是一个繁荣时期，一种动摇中的繁荣。帝国的崩溃，共和国的建立，革命力量的发展，相对说来，有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各种社会矛盾的暴露和冲突，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促进思想的活跃，这也为德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各种思潮相继兴起，各种流派竞相登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特点就在于，许多矛盾的力量并存和相互较量，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化上都是如此。从文学上看，这是一个百花筒的时代。

　　魏玛共和国分为三个阶段，危机时期和从1924年至1929年的相对稳定时期，1929年秋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个共和国随之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急和政治危急之中，最终导致法西斯1933年攫取政权，魏玛共和国完结。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与历史的发展完全同步。就魏玛共和国文学而言，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在这个共和国初期，表现主义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稳定时期的到来，成为社会批判和人道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时期，而 1930至1933年，在这个共和国最后几年的充满政治风暴的岁月，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了决定德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一样，也是发端于造型艺术（法国的塞尚、荷兰的梵高，在德国是集聚在“兰色骑士”和“桥”周围的艺术家），不久就被移植进文学领域。还在战前，一批年青人以反对派的姿态登上文坛，他们不像印象主义那样疏远现实，满足于美学上的愉悦，也不去追求象征主义的神秘，而是怀着一种“新的激情”，去呼唤“新人”和一种“狂热的生活”，呼唤行动和共感。他们瞩目现实，介入社会。动荡的社会使表现主义带有一种浓烈的政治色彩。那个时代的著名评论家赫·巴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没有一个时代被这样的惊吓，被这样的死亡恐怖所震动。从没有一个世界如此坟墓般的寂静。人从没有变得这样渺小。他从没有这样的畏惧。和平从没有如此遥远，自由从没有如此的死亡。现在危急在呼喊：人在向自己的灵魂呼喊，整个时代成了唯一的呼救。艺术也在同声喊叫，直喊进阴沉①的黑暗，它在呼喊救命，它在朝灵魂呼喊。这就是表现主义。” 巴尔在这段话里阐释了表现主义和时代的关系。“表现主义主要是世界大战和革命高潮时期的文艺——启示录的幻景和兴奋的预言，噩梦和希望， ‘毁灭和胜利’的文艺”。②

　　表现主义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一种新的风格，是对理性主义的和实证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决定论的一种反拨，是朝向精神艺术方向发展① 特引自马尔梯尼：《德国文学史》，第538 页。② 《德国近代文学史》，苏联科学院编，第15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决定性转折。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而不是一种经历或情绪的创作，不言而喻，它既是印象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然主义的对立物。

　　表现主义者多是一些幻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浪漫主义者一样，要用诗人的幻想去重新塑造世界，去对人进行更新。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遁进中世纪，而是积极的入世的，要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现实去行动。这样介入政治介入社会，且多是表现为激进的，甚至怀有一种宗教狂热的。当然这仅是从表现主义的整体上而言，它也有拒绝革命，逃避现实，否定进步的另一翼。

　　这里顺便要介绍一下，随着表现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另一种文学思潮： “新实际主义”。这种思潮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上。针对表现主义作家的混乱的感觉和狂热的精神，新实际主义主张摒弃多愁善感的务实精神，坚持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提倡在应用价值中去发现时代的美。当时的一位新实际主义的理论家肯特就写道：“事实粉碎了一种虚假的感情作品，它的作用比诗人的全部想像都更为直接更为惊人”。新实际主义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埃凯斯特纳（1899—1974），他的作品有诗歌和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等，赫·克斯腾（1900—），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约瑟夫寻找自由》（1928），《一个放纵的人》（1929等）。

　　戈·贝恩

　　在表现主义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著名的有被称之为现代德国文学中的第一位女诗人拉斯克——许勒尔（1876—1945），愤世嫉俗不幸早逝的格·海姆（1887—1912）以及恩·斯塔特勒（1883—1914），雅·凡·霍蒂斯、阿·里希腾斯坦等均是名噪一时，而戈特弗里德·贝恩则是表现主义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家。

　　戈·贝恩（1886—1956）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早年在马尔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和语言学，后进医学院，毕业后在柏林行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军医。战前就与表现主义作家来往，参加表现主义团体的活动，并发表诗作。在他早期用表现主义手法写出的作品，如《陈尸所》（1912）、《儿子们》（1913）、《肉》（1917）、《瓦砾》（1919）等，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孤独和恐惧心理，表达了对世界的憎恶和一种绝望的悲观的情绪。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厌嫌，他把梦境和麻醉药当做遁逃所，他曾写了一些吸麻醉药的抒情，如《可卡因》，组诗《麻醉》（1925）。在表述这种人格的分裂和自我麻醉的心态时，他写道：“不管是节奏，不管是麻醉药丸，不管是现代的自生的训练，这都是人类的最古老的需求，以此去克服处于外界和内心，上①帝和非上帝，我和现实之间变得无法忍受的紧张。”贝恩在诗歌创作上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他把对新的形式的感情看做是最高的信仰，对语言怀有一种虔诚的爱，运用形式的完美，语言的力量，来表现急剧变化中的现代化社会中个人的感受。

　　1932年贝恩被选入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纳粹上台时，他表示支持，1933、1934年发表了几次广播讲话《新国家和知识分子》和《艺术和政权》，对法西斯政权大唱赞歌，认为第三帝国是一次真正的革新。但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态度。由于对纳粹统治的倒行逆施流露出不满和憎恶，1938年被开除出帝国写作组织。二次大战期间他以行医谋生。二次大① 转引自库·罗特曼：《简明德国文学史》，第233—234 页。战后，他由于一度追随法西斯而为世人诟病，直到四十年代末才重新开始创作。除了诗歌他还写了自传体的作品《双重生活》，阐述了自己的生活观和艺术观，探讨了思想与行动，艺术与权力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些矛盾，使人的生活都成为一种双重生活。在这部作品里，他也为自己政治上的失足进行了辩解。

　　贝恩的影响在五十年代超过了表现主义时期，他的诗集《蒸馏》（1953）、《尾声》（1955）等拥有大量读者。他在诗歌中运用的蒙太奇技巧，奇特的语言和比喻，存在主义的思想，对战后的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表现主义戏剧

　　表现主义在戏剧上比在诗歌上取得的成就更大，出现了一批蜚声当时德国剧坛的剧作家。谈起表现主义的戏剧，首先我们想到作为这一流派的先行者弗·魏德金德（1864—1918）。他虽然是在自然主义运动中步上文坛的，但他的戏剧却为表现主义开了先河。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春醒》（1891）和《卢卢》（上部为《地祗》 1895，下部为《潘多拉的盒子》1902）。《春醒》处理的是几个中学生在青春期过程中的悲剧，批抨了一个僵化和虚伪社会的双重道德，这部作品由于展现了青少年的性冲动和性心理，首演成功后遭到禁演，二十年后才解禁。《卢卢》是一部以妓女为主题的作品，上部写美丽的卢卢玩弄男人，下部写男人们玩弄卢卢的故事，最后以悲剧收场。作者以一个不道德的题材，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批判，同时提出了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道德要求。

　　恩·巴尔拉赫（1870—1938）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剧作家，也是版画家和雕刻家。从1912年起，他几乎每两年都有一部剧作。《死日》（1912）是他的第一个剧本，故事是：儿子力图摆脱开家庭，母亲竭力不让儿子离开。一匹神马作为儿子的愿望得到实现的象征出现，但母亲在夜里杀死了它。当新的一天到来时，这是一个死亡的日子。作者藉助表现主义的通常主题：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在儿子这个形象上表现了人的本性的分裂，精神和肉体，依附大地的愿望和向往天际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儿子（人）在大地（母亲）和神（父亲）之间摇摆，母亲的利己心理要把儿子桎梏在小天地，依附于自己，而他身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却不断使他醒悟，去追求一种真实的生活。《穷表兄》（1918）处理的是类似的主题，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俗不可耐和摆脱这种生活的不可克制的要求。《弃儿》（1922）被看做是最富有表现主义特征的作品，它写了一个丑陋、残疾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英俊、容光焕发的人的故事。在神秘剧《洪水》（1924）中他探索恶的起因问题。此外他还写有《兰色的博尔》（1926）、《美好的时代》（1930）等。

　　巴尔拉赫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受到迫害，他的雕塑作品被扔出美术陈列馆，他的戏剧作品被扣上“文化布尔什维克”的帽子被禁止。生活极为贫困，但他仍一直偷偷写他的长篇小说《被窃的月亮》（没有完成，1948年出版）。

　　卡尔·斯台恩海姆（1878—1942）出身银行家家庭，熟悉上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十分有益于他的创作。他主要的成就是戏剧，写有一组系列喜剧《资产阶级英雄生活中的场景》（1908—1923），对威廉帝国末期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他视自己是所处时代的一个医生，立意要成为时代的莫里哀，展示时代的种种痼疾，裸呈各种阶层人物的病态。他的系列剧中的每一部都是一幅讽刺画，其中著名的有《裤子》、《钱箱》、《市民施佩尔》、《势利小人》，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对资产者的贪婪，对官僚的昏愦，对小市民的虚荣无不加以嘲讽和鞭挞。除了戏剧，斯台恩海姆写有短篇小说，利用短小精悍的形式和犀利的语言，对资产阶级社会极尽喜笑怒骂之事，他还写有中篇《二十世纪开始时期纪事》（1918—1928）和长篇《欧罗巴》（1919），但均不及短篇。

　　格奥尔格·凯泽（1878—1945）是表现主义戏剧家最杰出的一个，他的创作被看做是二十世纪德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本人成了欧洲激进一代青年人思想上的导师，他的剧作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舞台上风靡一时。

　　凯泽生于马格德堡一个商人之家，没有进过大学，自学成才。他自1905年发表讽刺喜剧《克莱斯特校长》直到晚年流亡瑞士写的《士兵田中》（1940）共创作六十多部戏剧。他早期创作的多系性爱剧，或如有的批评家称为的情欲剧，如《犹太寡妇》（1911）、《戴绿头巾的国王》（1913）等，这些作品明显地表明了尼采的否定任何道德标准的思想和魏德金德视情欲为一种主宰力量的双重影响。1914年凯泽用叙事诗形式创作了《加莱的市民》，这是一部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服务于表现主义的人的更新的原则。故事取材英法百年战争。英王爱德华三世长期围困加莱城，下了最后通牒：或是加莱城和它的全部居民毁灭，或是由六名最有声望的市民手捧城市的钥匙，身穿粗布衣服，头带绳索来接受战胜者的惩罚。为了拯救城市，老人埃斯塔什·德·皮埃尔建议接受通牒，并第一个报名。随后又有六个人报名。多了一个，决定抽签，可结果七个都抽中，原来皮埃尔做了七个同样的签。他又建议，明晨在钟声响时同来广场，只有最后到广场的人方可活命。翌日，六人都到广场，唯独不见皮埃尔，人们议论纷纷，这时人们抬着皮埃尔的尸体来了，原来他夜里服毒自杀。他以自己的死，使六个准备献身的人更高尚地、更心地纯洁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准则，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正当这六个人准备前去就义时，英王由于喜得一子而赦免了加莱城。皮埃尔的失明的父亲在儿子的灵柩前庄重地说道：“我看见一位新人，他已在今天夜里诞生了。”

　　《从清晨到午夜》发表于1916年，但第一稿写于1912年。这部作品并没有从正面写新人的诞生，而是以惊人的艺术力量和巧妙的构思，描写了私有制社会中金钱的罪恶，它摧毁了人的精神，腐蚀了人的本性，使人堕落。这也正从反面表现了新人的诞生的必要和必需。在随后的几年，凯泽相继完成了三部曲《珊瑚》（1917）、《瓦斯Ⅰ》（1918）、《瓦斯Ⅱ》（1920），以及宗教神秘剧三部曲：《地狱——道路——尘世》（1919）。在这些作品里，它们从不同角度探索新人的主题，表达了作者的绝望情绪。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人堕落，不容新人存在。《瓦斯Ⅱ》中的结局：作为新人的形象的主人公打破盛有红色毒气的瓦斯Ⅱ的烧瓶，消灭了一切生命，一堆堆钢铁、玻璃和人的尸体堆满了舞台。这是凯泽的，也是表现主义左翼作家的，是整个魏玛共和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新人理想破灭的象征。

　　自《瓦斯Ⅱ》之后，凯泽转向消闲作品的创作，发表了《低级趣味小报》（1 924）、《出奔威尼斯》（1923）等。这种转向在当时一些激进表现主义作家当中是较为普遍的，这表明他们理想的幻灭和对魏玛民主制度的失望。

　　希特勒上台后，他受到迫害，秘密逃往瑞士，过清苦的生活，动辄都有被驱逐的危险。然而，正是这种生活上的不幸却成了他创作上之大幸。他坚持写作，在此期间的戏剧和诗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代表性作品有《士兵田中》（1940）以及诗集《劳动·诗集》等。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出身一个富裕家庭，曾在法国的一所大学学习，大战爆发后，他回国进入军队当了志愿兵。仅仅十三个月的前线生活，使他从一个“爱国者”变成一个战争的激烈反对者。从前线回到学校，成立了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德国青年文化政治同盟》，要消灭贫穷，解决各国间的纷争。他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1918年参加慕尼黑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就是在狱中，他完成了剧作《转变·一个人的搏斗》（1919）。这个作品带有自传的性质，它描述了一个“爱国者”在战争中的转变，目睹战争的罪恶，主人公成为新人，在结尾中号召受蒙骗的人起来革命。

　　1919年托勒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统率一支刚建立的红军。失败后被判徒刑，在狱中度过了五个年头。在狱中他先后创作了他的代表性剧作；《群众和人》（1921）、《机器破坏者》（1922）、《跛子》（1924）和诗集《燕之书》（1924）。在这几部作品中，托勒对自己在革命活动中的困扰的问题，诸如革命和暴力，个人和群众，自由和专制以及对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它们是思想剧，具有一种政论性，和表现主义戏剧的抽象性。托勒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力量在于直接地表现感情、思想和观点，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弱点，缺少生活气息和艺术上的苍白。

　　出狱之后，托勒又相继创作了《瞧，我们活着！》（1927）、讽刺剧《解放了的沃坦》（1929）、《熄灭炉火》（1930）、《双目失明的女神》（1932）等。《瞧，我们活着》是从伦理的角度探索革命和暴力的问题，有着浓重的悲剧主义色彩，《解放了的沃坦》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揭露。

　　希特勒上台后，托勒流亡美国，在完成了《不要和平》（1937）和《哈尔牧师》（1939）之后，出于悲观和绝望而自杀。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弗·冯·翁鲁（1885—1970）、瓦·哈森克莱维尔（1890—1940）、Ｒ·格林等人也都写了一些表现主义的剧作。

　　阿·德布林

　　比起诗歌和戏剧，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更难于体现表现主义的风格，虽说如此，一些作家做了有益的探索，用表现主义的方法去创作了一些作品，如卡·埃德斯米特（1890—1966）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成就，克拉邦特（1890—1928）、莱·弗朗克（1882—1961）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收获，此外还有一些作家，然而贡献最大的首推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

　　德布林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身犹太家庭，大学时攻读医学，毕业后一直在柏林工人居住区行医。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并参与表现主义杂志《风暴》的编辑工作。1918到1920年他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加入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撰写了不少政论，批判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上台后，他先是逃亡法国，后逃亡美国。战后返回德国从事文化工作，编辑杂志，参与创办美因兹科学院。1951年移居法国，晚年疾病缠身，死于弗赖堡。

　　不能用表现主义来概括德布林的全部创作，但他的早期几部作品却是代表了表现主义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最高成就。1915年他发表了以中国清朝为背景的长篇《王龙的三跳》。王龙是一渔夫的儿子，以偷窃为生，他为穷人报仇杀死贪官，被迫上山为盗；在山上他原本主张道家的“无为”，可由于同白莲教为伍，又被拥为首领，在官军的进剿下，被迫反抗，失败后他又返回 “无为”的道家立场。这就是他的三次跳跃。德布林用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做为这部作品的主旨：“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我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藉助王龙这个人物，形象地表达这个思想。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是给作者带来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它讲述了主人公弗朗茨·比贝尔科普夫的故事：运输工人弗朗茨失手将情人打死，在狱中关了四年，出狱后想安份守己重做新人，但他一再被搅进各种事件中去。世界的丑恶，生活的龉龃，人性的卑劣，使他一再改旧图新而不可得，竟成了盗窃团伙中的骨干，最后由于杀人嫌疑罪被捕入狱。经过多次打击，弗朗茨精神崩溃神志不清，被关进精神病院。然而，他终于又站立起来，做了工厂的看门员，成为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个。

　　在这部作品中，德布林大量采用了蒙太奇技巧，意识流的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心态。在语言的运用上刻意求工，把方言、俚语、黑话、报章术语、广告用语、官方布告等交织起来，制造出一种时代氛围和地方特色。这部长篇为揭示大都市下层社会人物的精神状态创造了新的表现形式，这对德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流亡时期，德布林创作了长篇小说《不予宽恕》（1935），揭露殖民地罪恶的《亚马逊》三部曲（1935—1 948）和反映德国1918年革命的三部曲《1918年11月，一场德国革命》：《被出卖的人民》、《前线部队归来》和《卡尔和罗莎。一个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故事》。它描写了战后德国政局的动荡，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十一月革命的爆发，魏玛共和国建立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遇害等历史事件。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哈姆雷特或漫漫长夜有尽头》（1956）是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次清算，探讨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

　　德布林始终是位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持批判的态度；试图把东方的佛教、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救世说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以此去改变世界。

　　批判现实主义

　　德国现实主义中社会批判倾向在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些作家身上已有所发展，特别表现在冯塔纳晚年的作品中。这一条现实主义的路线在二十年代里明显地加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随之的革命时期，战后的悲惨境况，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年代，工人失业，党派斗争，这些时代的和社会的课题为现实主义增加了批判的内容。包括自然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新实际主义等，它们承受不了这么多这么沉重的任务，从本质上去反映去把握这个时代，尽管它们分别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只有批判现实主义才能承担这一历史的责任，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现代派作家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也证明这点。

　　魏玛共和国这一特定的环境规定了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性质和特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不断动荡，经济危机频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他们必须确定自己对时代所应采取的立场并对此做出解释。这样理性小说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作品的政论性和哲理性成了重心，而情节的发展和事件的叙述成为次要的了。从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总是一再藉助人物形象进行抽象的论断和概括。“这样一来，往往会使情节具有哲学讽喻性质，而人物形象也作为一定政治及文化历史的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具有了第二艺术生命。情节的哲学内容往往通过与一定的历史事件，与神话和过去文学中的传统情节的相互比较，获得充分的表现……寓意性、讽喻性、双重性、象征性成为现实主义方法中风格构成上的重要因素。”①我们常说，德国小说中的哲理性强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二十年代有一大批作家活跃在文坛上，他们有的虽然与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新实际主义等流派有着渊源，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些流派的色彩，但从其发展的倾向，从整体上看，应归入批判现实主义之列的。他们大都生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里列出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家的名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贝·凯勒曼、库·图霍尔斯基、汉·法拉达、卡·楚克迈耶尔、埃·马·雷马克、阿·茨威格、列·福伊希特万格、莱·弗朗克、阿·诺曼、瓦·冯·莫洛以及一些奥地利作家。对这些作家，不可能全都加以介绍，有些作家我们放在以后的章节，这里只选择少数几个稍加叙述。

　　贝·凯勒曼（1879—1951）的创作生涯从他 1904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耶斯特尔和李》到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死之舞》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他的早期作品有着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色彩，如《茵格波尔》（1905）、《傻子》（1909）、《海》（1910）。进入二十年代，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现实问题，作品有了社会批判内容。1913年发表的幻想小说《隧道》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在欧洲和美洲开凿一条水下隧道的故事，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与残酷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部小说是作家本人创作生活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最早把哲学问题引进文学中的长篇之一。1920年发表的长篇《十一月九日》是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作家用这部小说表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态度，鞭挞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以极大的热情去表现群众和革命行动。

　　法西斯上台，凯勒曼受到迫害，他的书被焚烧。他虽然没有离开德国，但他以自己的创作表明，他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对这个野蛮政权的异议。在这段“内心流亡”期间，他完成了三部长篇：《友谊之歌》（1935）、《兰绶带》（1938）、《格奥尔格·文德兰特的转变》（1941）。

　　战后他发表的《死之舞》是对纳粹主义罪恶的揭露，是对法西斯思想的清算，它描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发迹和毁灭。

　　莱·弗朗克（1882—1961）早期是个表现主义者，年到1913年他发表的几个短篇都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风格。《强盗帮》（1914）是他的成名作品，他以故乡维尔茨堡为背景，描写一群年青人的遭际：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着叛逆的性格，向往自由，有上进心。然而社会和环境却逼使他们一个个遭到了毁灭。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作用进行了批判。这一主题在他1915年发表的中篇《原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次大战时，弗朗克持反战观点，创作了一些短篇，它们是“在战争期间写的反战①作品，而不是在战后写的反战作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创作的作品有长篇《市民》（1924）、《奥克森富特男声四重唱》（1927）、《卡尔和安娜》（1928）、《三百万中的三个》（1932）等。他自称《奥克森富特男声① 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德国近代文学史》上，第17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① 此系约翰内斯·贝歇尔的话，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编《德国近代文学史》，第28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四重唱》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批评界公认他这时期的佳作是短篇《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和中篇《卡尔和安娜》。前者描写一节冲向深渊的车厢里的各种不同乘客的心态，后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由于爱情魔力使看来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而且真的发生了的奇异故事。”

　　希特勒上台后，弗朗克被迫流亡，这期间完成了长篇《梦的伴侣》（1935）和创作长篇《玛特希尔德》（1948年完成）。战后他主要作品有《德国故事》、《米歇尔归来》和自传体长篇《心在左边》等。

　　汉斯·法拉达（1893—1947）是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他的头两部长篇《少年格德沙尔》（1920）、《安东与海尔达》（1923）是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写成的。1932年发表的《小人物，怎么办？》是他的重要作品。在此后的一些作品，他都把“小人物”做为题材，对他说来，小人物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代表者，赋予小人物的悲剧以一种社会性质。法西斯上台之后，法拉达没有离开德国，他深居简出，想超脱现实。然而，这无法不影响他的思想、他的创作。他发表一些摒弃现实问题、追求肤浅趣味性的东西。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规避一个作家的责任。对法西斯的憎恶，使他鼓起了勇气，完成了他的重要的代表性作品《狼群中的狼》（1937）、《铁汉子古斯塔夫》（1938）。在这两部作品里，法拉达以德国二十年代为背景，揭露了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纳粹势力的崛起和罪恶。在希特勒统治最后年代，他被当做“文化布尔什维克”，受到监视，被投入精神病院。战后他参加了政治活动，担任了菲尔德贝格市长。写了多篇文章、评论，并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各人单独死去》（1947），这是作者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也是战后最早描写国内抵抗运动的作品之一。

　　楚克迈耶尔（1896—1977）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戏剧家，他在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成为新实际主义的代表，从三十年代初转向批判现实主义。早期的代表作有喜剧《快乐的葡萄园》（1925），这部作品缺乏社会深度，表达了生活的快乐。1927发表的《欣顿汉纳斯》是一部以反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悲剧，歌颂了一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爱国主义事迹。《科伯尼克上尉》（1931）是楚克迈耶尔的代表作，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一个出狱的囚犯穿上一套上尉制服到处招摇撞骗，所到之处，通行无阻。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得到一张身份证，去老老实实地做人。当事情闹大了，他去自首，并希望在他再次出狱时给他一张身份证。作者藉助这样一个啼笑皆非的喜剧，对威廉帝国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小人物的心态做了入木三分的讽刺。托马斯·曼称这是自果戈理《钦差大臣》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喜剧。

　　纳粹上台后，他先是逃亡奥地利，随后流亡瑞士、美国，加入美国国籍，为好莱坞编写剧本。战后返回德国，1966年加入瑞士国籍，先后创作了一批剧本，其中《魔鬼的将军》（1946）为战后德国剧坛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代表作之一。此外尚有《巴尔巴拉·布洛姆贝格》（1949）、《冷光》（1955）、《捕鼠人》（1975）等。除了戏剧之外，楚克迈耶尔还创作有小说、诗歌，重要的有长篇《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诗集《树》等。

　　埃·马·雷马克（1898—19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去西线作战，五次负伤。战场上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有可能在1929年写出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小说《西线无战事》。这部作品带有自传的色彩，它以白描的手法，冷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班八个士兵在前线战壕的经历和悲惨的结局。作者淋漓尽致地对战争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另一方面又深沉的描写了士兵之间的友谊、人性之爱，这更激起了对战争的憎恨和对这群年青士兵的同情。继《西线无战事》，雷马克又写了续篇《归来》（1931），描写了肉体上活过了战争，但精神却已被战争戕害的士兵回到后方的种种感受。

　　希特勒上台后，雷马克的书被焚。他一直流亡国外，1939年前往美国，后加入美国籍。此后他的创作的主题就由战争转为对法西斯罪恶统治的揭露。四十年代他发表了长篇《流亡曲》（1941）和《凯旋门》（1946），描写了流亡者在法西斯追捕下的险遇；五十年代出版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生命的火花》（1952）、描写法西斯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里斯本之夜》（1962）和《天堂里的阴影》（1971年发表）是他晚年的两部长篇，它们仍以逃亡为主题，题材与《流亡曲》、《凯旋门》雷同，虽然作品的视角不尽相同，但在艺术上都没有超过《凯旋门》所达到的水平。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在魏玛共和国一度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期，它在德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作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并且日益壮大。在这支队伍中不仅有像汉斯·马尔希维察、维利·布莱德尔、路·图雷克、卡·格林贝格、埃·京克尔、汉·洛贝尔这样一些出身工人的作家、诗人，而且还有一些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的知名作家，他们把自己的创作同工人阶级的命运和斗争联系在一起，如约·罗·贝歇尔、埃里希·魏纳特、安娜·西格斯、路·雷恩、布莱希特、弗·沃尔夫、贝·拉斯克、卡·魏斯科普夫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建立和日益壮大，这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号召全世界的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创建工人阶级文学的斗争中联合起来。1927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代表德国参加会议的是贝·拉斯克、约·罗·贝歇尔、卡·魏斯科普夫等。 1928年春，在柏林举办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首次公开讲演会，在这一年的十月，联盟正式成立，约·罗·贝歇尔是联盟的领导人。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出现，它不仅把自己与资产阶级文学区分开来，也与左派自由主义作家划清了界线。

　　1929年秋，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路线》开始发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了自己的组织，也有了自己的阵地，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明确的路线，这就是团结工人出身的作家和从资产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作家。联盟把他们与德国共产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它竭力使文学事业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①

　　随着联盟的成立，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第一批大型作品，这些作品为当时的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主题，新的形象和新的内容。它们描述了德国工人为争取本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反映了资产阶级优秀作家与本阶级的决裂和世界观转变的艰难历程。《燃烧的鲁尔》（1 928）是工人作家卡尔·格林贝格的一部大型作品，它反映战后革命危机时期鲁尔① 参见《行动·宣言·展望——关于在魏玛共和国争取文学创作自由的斗争报告和文献》，1966 年，柏林和魏玛。区工人的斗争；汉斯·马尔希维察的《埃森风暴）（1930）反映的是同样的题材。路·雷恩的《战后》（1930）、路·图雷克的《一个无产者的自述》（1930）、卡·魏科列普夫的长篇小说《斯拉夫之歌》、汉·洛贝尔的长篇《一个受殴打的人》（1930）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这里我们要对埃里希·魏纳特和汉·马尔希维察这两位作家稍加叙述，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如贝歇尔、安娜·西格斯等人留到下面几章予以介绍。

　　埃·魏纳特（1890—1953）出身于一个工程师家庭，父亲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青年时期他曾在工厂做学徒，后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担任绘画教师，并开始文学创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战场上的经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他有强烈的影响，开始创作一些政治讽刺诗，并在酒吧间朗诵，与左派和共产党接触。他在左派杂志上发表诗歌；在工人集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有二千多次，成为受群众欢迎的“工人诗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立的发起人之一，1929年加入共产党。

　　魏纳特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一生从未发表过一首抒发个人情绪或者耽于哲理的诗歌，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他的文集被称做是一部独特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的诗歌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工会的官僚政治，抨击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种种恶行，讽刺苟且偷安、因循守归的小平民。在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时，他把笔锋直指希特勒及其帮凶，提醒人民不要受骗。

　　这位政治诗人一直受到魏玛反动政府的迫害，他曾因所谓的侮辱德国海军荣誉而受到审讯；发出了不许他登台朗诵诗歌的命令；而法西斯上台，他被迫流亡，西班牙内战时，他参加了国际纵队，他不仅是国际纵队的一位指挥官，而且还创作了不少诗歌和通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参加对德广播工作，1943年被选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主席。战后返回祖国，担任民主德国国民教育总局副局长，主管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工作。

　　魏纳粹的诗歌继承了海涅、维尔特的政治讽刺诗传统，强烈的政治激情，火一样的讽刺，题材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语言的形象性，以及可朗诵性，使他的诗作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他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的著名诗人。

　　魏纳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诗作主要收集在《埃里希·魏纳特发言》（1930），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作品收入《同志们》一书， 1933—1945年流亡期间的诗歌收入《向黑夜呼唤》（1947），此外，尚有文学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1951）等。

　　汉斯·马尔希维察（1890—1965）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十四岁时即下井拖煤。1910年因参加罢工被开除，一次大战时被征入伍，1919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他从1924年起从事文学创作，1929年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纳粹上台后他被迫流亡，1936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逃亡美国。战后返回德国，后任民主德国驻捷克大使等职。

　　马尔希维察的成名作报告文学《埃森风暴》（1930）记述了1920年鲁尔地区工人起义的斗争；长篇小说《煤矿上的战役》（1931）、《轧钢厂》（1932）也均是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是三部曲：《库米阿克一家》（1934）、《库米阿克一家的归来》（1952）、《库米阿克一家及其孩子们》（1959），这是一部描写工人阶级的史诗性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一个从农民成长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过程，它写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历史，而这一家庭代表的是整个德国工人阶级。此外，马尔希察还写有诗集、短篇小说等。

　　第三节1933—1945年的德国文学

　　概述

　　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的头子希特勒（1889—1945）被总统兴登堡（1847—1934）任命为德国内阁总理，魏玛共和国消亡，开始了德国历史上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年代。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病死，希特勒便兼任总统，自封为国家“元首”。德国法西斯主义是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出现的，而实际上，这名称不过是用来欺骗群众的幌子。法西斯德国的真正统治者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大地主和军国主义分子，再加上法西斯头子。更有甚者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之大达到了资本主义德国从未有过的程度。此外，法西斯政权也受到那些怀有强烈的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人的支持。

　　希特勒执政后，立即实行空前规模的法西斯统治。2月27日，戈林策划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嫁祸德国共产党，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包括德共领袖台尔曼（1886—1944）——被捕。4月，希特勒建立秘密警察组织，专门用来对付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接着又取消了除纳粹党以外的其他一切政党。5月10日，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及一些大学城里，根据德国报纸公布的“黑名单” （第一批有44名作家），焚烧进步作家和所谓“非德意志人”著作，其中有亨利希·曼、布莱希特、德布林、雷马克、卡夫卡等的作品；到1934年底，遭禁图书达4000种以上。与此同时，纳粹党煽动了空前规模的反犹太主义，迫害犹太人。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被迫流亡国外。

　　由于政治和种族原因，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作家流亡。因此，流亡文学成了这个时期德语文学的主流。流亡文学在文学史上也称为反法西斯文学。法西斯夺取政权、国会纵火案、焚烧图书、追捕犹太人、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第二次大战爆发，每个时期都造成作家流亡的浪潮。据统计，先后流亡的德语作家约有一千名，其中著名的德国作家有贝歇尔（1891—1958）、本亚明（1892—1940）、布莱希特（1898—1956）、布莱德尔、德布林、福伊希特万格、拉斯克一许勒、凯泽、亨利希·曼（1871－1950）、克劳斯·曼（1906—1949）、托马斯·曼（1975—1955）、马尔希维察、雷马克、雷恩（1889—1979）、内莉·萨克斯（1891—1970）、西格斯（1900—1983）、托勒、图霍尔斯基（1890—1935）、魏纳特、韦尔弗（1890—1945）、弗·沃尔夫（1888—1953）、楚克迈耶尔、阿·茨威格（1887—1968）等。黑塞（1877—1962）则早在1923年就加入瑞士国籍。这一大批作家中，后来有一部分人由于对前途失去信心，看不到出路而自杀，如图霍尔斯基、本亚明等。有一部分人在贫病交迫或精力耗尽后离开人世，如凯泽、拉斯克—许勒等。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居留国的国籍，如德布林、楚克迈耶尔、雷马克、克劳斯·曼等。只有一部分人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德国。不过，无论如何，德国流亡文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震撼了当时世界文坛。

　　此外，在德国国内还有一批被称做“内心流亡”的作家，他们作为消极反对派而留在国内。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描绘的不是政治冲突，也不是社会冲突，而是心理、道德的冲突。这些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人敌视或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如贝根格律恩（1892—1964）、施奈德（1903—1958）、维歇特（1887—1950）、施罗德（1878—1962）等。另一部分人敌视或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准则的信仰，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否定，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如豪普特曼、胡赫（1864—1947）、凯勒曼、法拉达、凯斯特纳、巴尔拉赫、魏森博恩（1902—1969）等。

　　流亡文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38年，此时，国外局势比较平静，流亡去向主要是法国、瑞士、捷克、荷兰、英国、苏联。第二阶段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时期战云密布，局势动荡，流亡的去向主要是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流亡文学没有造成文学史上的分裂，流亡在各个地区的反法西斯作家在作品中都反映了同样的发展路线。但是，德国流亡文学是由各种政治信仰和美学观点的作家组成的，他们中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也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既有现代派作家，也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由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等原因，往往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和流派，有时还对某一方面的作品进行贬低。德国流亡文学的共同特点是强有力的政治性，流亡作家都对法西斯怀有强烈的仇恨，对祖国怀着深沉的思念和热爱。他们都反对希特勒、反对战争。他们都从个人的立场出发，提出警告和谴责，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辩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彻底的变化，原来的精神基础突然丧失，而受到居留国的影响却愈来愈多。他们的艺术意图不仅要考虑德语读者，而且还要考虑居留国的读者。

　　德国流亡文学中的反法西斯文化统一战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5年组成了以亨利希·曼和贝歇尔为首的德国流亡作家代表团，参加在巴黎举行的 “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会后，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共同出版了《流亡中的德国作家》一书，这是德国流亡作家团结合作的一个表现。1936年夏，德、意法西斯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有二十多位知名的德国作家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如魏纳特、雷恩、马尔希维察、布莱德尔等，和西班牙人民一起同佛朗哥分子作战，并有一些作家献出了生命。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侵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反法西斯文学从这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德军占领了欧洲许多国家，大批流亡作家离开法国、瑞士等国去苏联、美国和拉丁美洲。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德苏战争。诗人贝歇尔、魏纳特等积极参加对德宣传工作，号召德国人民不要支持希特勒，德国士兵和军官不为法西斯充当炮灰。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联红军的彻底胜利而结束，成为二次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法西斯军队节节败退。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法西斯德国覆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个时期的德语文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流亡文学中的各派作家先后创办了一些德语文学刊物，著名的有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文丛》（1933—1935），在布拉格出版的《新德意志之页》（1933—1935），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德文版》（1931—1945）和《言论》（1936—1939），在苏黎世出版的《标准和价值》（1937—1940），在墨西哥出版的《自由德国》（1941—1946）等，并在国外建立了一些出版社，如克维里多出版社，阿勒特·德·兰格出版社，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这些刊物和出版社对推动反法西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德国流亡文学表现了题材、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体裁上也是丰富多采，既有结构宏伟的长篇小说，也有短小的政治抒情诗，既有内容深刻的戏剧作品，也有尖锐的反法西斯报告文学。在反法西斯流亡文学中，涌现了大批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品，其中突出的是：亨利希·曼的《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1933—1943）和《浮士德博士》（1947），黑塞的《玻璃珠游戏》（1943），福伊希特万格的《假尼禄》（1936）和《流亡》（1940），阿·茨威格的《凡尔登的教训》（1935），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1942），雷马克的《凯旋门》（1946），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1936），布莱德尔的《考验》（1935）和《父亲们》（1941）。剧作家弗·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34）和《博马舍》（1941），托勒的《哈尔牧师》（1939），楚克迈耶尔的《魔鬼的将军》（1945），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四川好人》（1939/1941）和《伽利略传》（1938/1945—1947）。诗人拉斯克—许勒、内莉·萨克斯、贝歇尔、布莱希特、魏纳特等的诗歌作品。在文学理论上有建树的是本亚明。

　　“内心流亡”的作家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不是说完全没有创作），如胡赫、卡罗萨、凯勒曼、凯斯特纳等。也有一些作家虽继续进行创作，但只写一些不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纯属过去历史或个人生活的作品，如法拉达写了《狼群中的狼》（1937）、《铁汉子古斯塔夫》（1938）等长篇小说。另一小说家贝根格律恩写了长篇小说《大暴君和审判》（1935）和《天上人间》（1940）但出版后因引起反法西斯的政治共鸣，仍遭查禁。小说家维歇特因对纳粹统治表示不满，于1938年被关入集中营两个月，释放后被禁止写作，后来他以自己在集中营中的亲身经历写成《死人之林》（1945），控诉了纳粹暴行，歌颂了集中营里的反法西斯斗争。“内心流亡者”的反对派文学，尤其是当时流传的诗传单和以隐蔽手段公开出版的作品，在希特勒统治的年代确实进入了德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中间，产生了谴责纳粹暴行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作用。

　　有极少数作家在法西斯恐怖的形势下，进行文学创作，写下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作品。如彼得森（1906—1969）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留在国内，1935年他化装逃出德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他作为德国地下文学的代表，给大会带来了多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纪实小说《我们的街道》（1936），记叙了柏林一条街道的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在发言中说：“无论怎样，在德国存在着地下文学”。有些作家正是因为从事地下写作或表示对纳粹统治的不满而惨死在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如米萨姆（1878—1934）、赫尔曼（1871—1943）、库克霍夫（1887—1943）、奥西埃茨基（1889—1938）等。

　　第三帝国统治下，对文化生活的控制特别严密。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下专门设有“帝国文化总局”，下设新闻、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分支机构。凡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院”成员，第一必须是纯血统的亚利安人，第二必须完全符合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人，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创作了颂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作品，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写下了歌颂希特勒、歌颂法西斯主义、歌颂侵略战争的作品。如博伊梅尔堡（1899—1963）、德温格尔（1898—？）、布隆克（1888—1961）、约斯特（1890—1978）、科尔本海伊尔（1878—1962）等。第三帝国的法西斯文学，在艺术上没有多少价值，只是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堕落。诗人贝恩（1886—1956）在纳粹党刚上台时曾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支持，但不久即发现自己的错误，从1935年起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1933—1945年间的法西斯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黑暗野蛮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由于政治、战争等因素情况特别复杂，但是不容置疑，流亡文学是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的主流，取得了累累硕果，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坛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1875—1955），二十世纪德国杰出的小说家。1875年6月6日出生于吕贝克一个大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尼德兰王家参议，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891年去世之后，商号倒闭，家道中落。母亲于1892年带着三个妹妹迁居慕尼黑，他留在吕贝克读完中学。服一年自愿兵役，但未到期即被革除。1894年托马斯·曼也来到慕尼黑，在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次年参加讽刺性杂志《西木卜里其西木斯》的编辑工作。1894年在自然主义杂志《社会》上发表中篇小说《堕落》，获得好评，决定专攻文学，并在大学旁听历史、经济和文学艺术课程。1895年至1897年间，和哥哥利希·曼两度旅居意大利，开始职业创作生涯。1898的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901年发表长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托马斯·曼早期创作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的影响。这个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1902）、《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在威尼斯之死》（1912），短篇小说《神童》（1903）、《沉重的时刻》（1905）等，描写了艺术家孤独、傍徨、苦闷的情绪和某种病态心理，在一程度上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时代特征。1905年托马斯·曼与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女儿卡蒂亚·普林斯海姆结婚，生有三子三女，其中大儿子克劳斯·曼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二儿子戈罗·曼是一位历史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曾针对亨利希·曼批评德国战争政策的政论《左拉论》，发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与哥哥论争。战后，他继续写作因战争而中断的长篇小说《魔山》，该书于1924年发表，又一次受到文坛的重视。192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预示了法西斯主义垮台的必然性。

　　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了提高。他被迫流亡国外，在瑞士参加反法西斯阵线，1938年到美国，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他在流亡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收在《注意，欧洲！》（1938）、《民主即将胜利》（1938）、《德国听众们！》（1945）等文集里。1933—1943年间，托马斯·曼陆续出版了卷帙浩繁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第一部《雅各的故事》（1933），第二部《年青的约瑟》（1934），第三部《约瑟在埃及》（1936），第四部《赡养者约瑟》（1943）。这一组著作取材于《圣经·旧约》中关于约瑟的传说，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以驳斥希特勒种族主义者妄图灭绝犹太人的种种谬论，全书充满人道主义思想。作者在法西斯分子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出这样一组作品，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1939年，托马斯·曼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绿蒂在魏玛》，写老年歌德于1816年和他青年时代曾热恋过的情人绿蒂在魏玛会面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歌德的伟大形象，同时也写出了他渺小的一面。但是，在描写歌德的心理状态时，又采用了现代派意识流手法，通过歌德大段的内心独白，再现了歌德生活的时代、矛盾的性格和卓越的思想。这部作品以及作者在此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歌德和托尔斯泰》《1923》、《歌德——资产阶级时代的代表》（1932）、《叔本华》（1938）等，可以说是托马斯·曼对他青年时代把叔本华、尼采、瓦格纳奉为引路的“三颗明星”的清算，同时也是转向歌德和转向德国古典文化的标志。后来，托马斯·曼发表的政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1946），是一篇表明世界观进一步转变的代表作。

　　托马斯·曼后期的重要作品是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　），它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是一部“痛苦之书”。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被挑选者》（1951）、《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自白》（1954），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1953）等。

　　托马斯·曼一生维护人道主义传统，在艺术创作上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他的小说结构严谨，独具匠心。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虽于1944年获得了美国国籍，但对五十年代初美国推行麦卡锡主义、迫害进步人士极为不满，愤而离开美国。他希望德国民族得到统一，在没有统一前，他于1952年选择瑞士作为定居地。1949年，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时，他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和东德的魏玛各发表一次演说；1955年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时，他又在西德的斯图加特和东德的魏玛各发表一次演说。这两项活动引起了巨大反响。托马斯·曼曾获多项文学奖，并被国内外许多著名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在世界各地庆贺他八十寿辰后不久在苏黎世逝世。他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于1901年，这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证书上特别提到“这部作品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有个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在精神道德和经济上的没落，刻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揭示了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法则。这部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

　　故事发生在商业城市吕贝克，着重反映的是1835至1876年间的历史，这正是德国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小说开始，靠拿破仑战争起家的大粮食商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宅，亲友们都来庆贺。这个家庭有经济实力有社会地位。到第二代小约翰继承家业后，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小约翰怂恿和胁迫女儿安冬妮放弃与医科大学生莫尔顿的爱情，嫁给汉堡“富商”格仑利希。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安冬妮在丈夫身败名裂后同他离婚，回到娘家。这时，小约翰因商业上竞争激烈，加之时局动荡，女儿婚事上又失算，处境非常困难，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而继续恪守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家业时，两个家族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程度。由于战争、投机失败等天灾人祸，托马斯连遭打击，败落下来。托马斯死后，儿子汉诺体弱多病，胆小怕事，更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不久早夭。这一显赫一时的家族终于没落。

　　托马斯·曼在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小说中，以他家族亲友为原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德国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重大阶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通过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包括婚丧嫁娶、圣诞节日等活动，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揭示历史时代的更迭。结构严密，语言精练，对话生动，有幽默感和吸引力。这是托马斯·曼早期最重要的小说。

　　发表于1924年的《魔山》，可以说是他中期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达伏斯一所肺病疗养院里的故事。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刚从大学毕业，从汉堡到疗养院来探望表兄约阿希姆·齐姆森。他打算只在山上逗留三星期，但医生诊断，说他患有肺病，于是就住了下来，从1907年呆到1914年。疗养院的病人来自欧洲许多国家，都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个圈子和外界社会完全隔绝。汉斯住在这里，忘却了自己的事业计划，疗养院成了一座“魔山”。他与意大利作家泽特姆布里尼交往，深受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迷恋于俄国女人克拉美迪娅的美貌；接着又受耶稣会教士纳夫塔的强权暴力观点的影响。小说通过汉斯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际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朽，他们靠股息和年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是一部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后来主人公汉斯终于领悟到“人为了善和爱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最后他摆脱了等待死亡的思想，离开疗养院。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已经打响。汉斯和其他青年一起，被驱赶上硝烟弥漫的战场。

　　托马斯·曼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病态社会和疗养院的病态环境，以及住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病态心理，谁要是落进这个世界，就会被病魔所袭，很难摆脱。疗养院病人在茶余饭后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辩论，反映了托马斯·曼对一次大战前后时代的分析，因此它也是一部“时代小说”。

　　托马斯·曼后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它有一个副标题：《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一生》。这部作品写于1943—1946年间，1947年出版。小说通过哲学博士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为他死去的同学和挚友、音乐家阿德里安·莱弗金写传，描述了莱弗金 1885至1940年的一生经历。莱弗金出身农村，从小有音乐天赋，但性格孤僻。上中学时，受教堂风琴师克莱契玛尔的教育，研习乐器和音乐知识。中学毕业后，先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后转到莱比锡学习作曲。在学生时代，他就创作了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不过也染上了缠绵终生的疾病。旅行意大利时，他偏头痛发作，在幻觉中受魔鬼引诱，订立契约：魔鬼答应在二十四年内不断给予灵感，使他创造出最美的音乐作品，他必须为此舍弃一切人间的爱，二十四年后灵魂归魔鬼所有。莱弗金回国后，定居慕尼黑乡间，埋头创作，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音乐作品。最后他致力于大型清唱剧《浮士德博士的悲歌》的创作，1930年完成后，他邀集了约三十位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到他居住的乡间，准备介绍这部作品。演奏前，他作了一个奇特的自白，自述与魔鬼订约的事。客人非常震惊。当他坐在钢琴前准备演奏时，突然晕倒在地，后来虽然醒了过来，但已失去理智变成痴呆。他又生活了十年，于1940年8月正当纳粹德国沉醉于征服世界的迷梦中时死去。而当蔡特布洛姆快写完这部传记时，已是1945年4月下旬，希特勒德国即将灭亡。但作者对德国人民和德国的前途没有失去信心：“愿上帝保佑你们可怜的灵魂，我的朋友，我的祖国。”

　　这是托马斯·曼的精心之作，内涵非常丰富。作者通过语言的不断变化和对音乐的阐述建构了这部鸿篇钜制。莱弗金梦幻中出现的魔鬼代表了二十世纪的非理性主义，与魔鬼订约意味着莱弗金把灵魂出卖给了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托马斯·曼认为，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莱弗金是一个有音乐天才的人，因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才去与非理性主义（魔鬼）结合；德意志民族是有才能的民族，也因一时迷失方向，才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所奴役，所以作者让现代浮士德——莱弗金在1930至1940年这十年中痴呆不清醒。音乐是德意志的象征形象。评论家认为，托马斯·曼通过莱弗金这个艺术形象以及他的一生经历，描绘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和过错，同时也清算了作家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无怪乎作者称这部小说为“痛苦之书”，它不光是“一部音乐小说”，首先想到的是“一部文化和时代小说”。作品中莱弗金的思想、气质、经历以及他变成痴呆等细节取材于尼采的实事。

　　亨利希·曼和黑塞

　　亨利希·曼（1871—1950），是托马斯·曼的哥哥，也生于商业城市吕贝克。他青年时代在书店和出版社工作，后来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学习。1894年开始发表小说，早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懒人乐园里》（1900），通过对交易所经纪人、投机商人、银行家和暴发户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柏林新闻界和交易所。长篇小说《垃圾教授》（1905），描写了中学教师拉特的两面性，借以抨击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堕落；这部小说后由剧作家楚克迈耶改编成电影，名为《兰天使》（1930），放映后引起轰动。另一长篇小说《小城》（1909）以意大利为背景，通过一个剧团在小城的演出，描写了一次大战前意大利的社会生活，是对民主制度的一曲颂歌。

　　亨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臣仆》（1918），这部作品完成于1914年。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未能出版。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他还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一些剧作。一次大战前后，他写了大量政论，抨击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号召进步作家投入反战运动，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由衷的拥护。政论中最著名的是《左拉论》（1915），它以拿破仑三世——威廉二世、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左拉——亨利希·曼三重伪装，借十九世纪下半叶时的法国含沙射影地攻击正在进行战争的德意志帝国。重要政论集有《权力和人》（1919）、《理性的独裁》（1923）、《七年》（1929）和《精神与事业》（1931）。

　　1933年法西斯上台，亨利希·曼流亡法国，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和侵略政策。在此期间，完成了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1940年法国沦陷前夕，他流亡到美国。在那里完成了自传《观察一个时代》（1944）和长篇小说《呼吸》（1949）。二战结束正当他准备回德国时，不幸病逝。后遵照遗愿，骨灰运回柏林安葬。

　　长篇小说《臣仆》是亨利·曼最重要的小说，它是《帝国》三部曲中最成功的一部，另两部为《穷人》（1917）和《首脑》（1925）。《臣仆》创作于1912—1914年间，完成后于1914年7月先在慕尼黑著名杂志《时代画报》上连载，但因一次大战爆发，于1914年8月13日遭到禁止，中断登载。1918年才让出版，大受欢迎，六星期内销售十万册，创当时的新记录。

　　《臣仆》可以说是威廉二世时代的真实记录，它不仅揭露批判了德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整个德意志帝国也作了全面的揭露批判。小说通过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的一言一行，塑造了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谄媚君主的忠顺臣仆的典型形象。赫斯林的父亲是旧普鲁士军官，战争中发了财开了造纸厂，母亲是一个懦弱的人。赫斯林自小性格就非常复杂。在家里在学校里，他都欺软怕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继承父业。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最后无耻地投向保皇党。贯穿他一生的是又胆小又残忍，害怕权势又崇拜权势，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这样一个体现了当时德国一切忠诚臣仆各种特点的典型。无限忠于德皇的奴隶劣根性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亨利希·曼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使《臣仆》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小说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划人物形象，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其次是广泛使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彻底暴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看完全书，对赫斯林无不感到可憎，都会有“赫斯林——丑恶” （德文原义）的感觉。小说第六章中，赫斯林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和表现，一方面反映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另一方面也显露了赫斯林之流色厉内荏的本质。当他正大言不惭地讲述德意志帝国的光荣历史时，一阵暴风雨袭来，他吓得赶忙躲在桌子底下的丑态，使人忍俊不禁。全书语言幽默生动，形象鲜明，讽刺性很强。

　　历史小说《亨利四世》，是他另一部重要小说。该书分上下两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这部作品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集团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胡格诺教派，前后进行了三十多年战争。当时法国南边的纳瓦拉公国的王后珍妮是一个胡格诺教徒，她常用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和影响她的儿子亨利。亨利属波旁家族，这波旁家族又是十六世纪在朝的法国统治王族瓦罗亚的近亲旁支。后来珍妮成了南方新教胡格诺派的首领。不久，珍妮去世后，亨利成为新教首领。1572年，十九岁的亨利带领大批新教贵族前往巴黎和玛果公主结婚。但天主教集团首领洛林公爵吉士和太后卡塔林娜乘机策划了屠杀胡格诺教徒的“圣巴托洛美惨案”。亨利带去的贵族、将士大部被杀，他自己遭软禁，被迫改信天主教。卡塔林娜所以不杀亨利，主要是用亨利来牵制觊觎王位的洛林公爵吉士。亨利最后终于逃出巴黎，返回南方，与胡格诺派一起继续进行斗争。他以南方为基础，进行经济改革，争取到新的支持者。查理九世死后，继位的亨利三世软弱无能，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由于瓦罗亚家族没有后裔，便立波旁家族的亨利为王位继承人。不久亨利三世被天主教联盟谋杀。亨利依法成为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1590年他出兵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为了争取巴黎的天主教徒，不使国家动荡，他以国事为重，本着人文主义的宽容原则，违反他的胡格诺朋友们的意愿，再度改信天主教。对于北方的其他城市，亨利也一一用外交、经济手段加以占领，使国家得到统一。亨利四世为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强大，采取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措施，并努力改善连年遭受战争灾难的农民的生活，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1598年亨利在南特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胡格诺新教徒也享有一切平等权利。这一民主政策结束了宗教对立和宗教战争，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亨利对发展经济和欧洲和平事业的努力，特别是他代表新兴市民利益的内外政策，激起了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多次派刺客暗杀他，终于在1610年5月13日被刺死，法国人民十分悲痛，为他守灵三周。亨利四世为法国统一，为建立法兰西民族国家，为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功绩。

　　亨利希·曼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借古喻今，以一个博得人民爱戴、代表民族利益的开明君主，影射抨击残酷迫害人民、制造民族灾难的希特勒独裁统治。亨利的一生始终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他几次改宗天主教，完全是为了顺应发展、顺乎民心，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作者塑造这样一位领袖形象，这和法西斯匪徒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这虽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却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出生于符腾堡地区的卡尔夫镇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是与曼氏兄弟同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1891年迫于父命进毛尔布龙神学校学习，但他不堪忍受摧残身心的经院教育，半年后就逃离该校。1892年至1899年，当过学徒工、书店店员等，靠自修研攻文学。189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和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后来陆续出版中、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1904）、《在轮下》（1906）、《盖尔特鲁德》（1910）、《罗斯哈尔德》（1914）和《克努尔普》（1915）等，这些作品描写了艺术家的孤独心境和城镇日常生活，显示了作者对自然和社会观察细微，语言文字优美的特点。

　　黑塞热爱东方文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人老庄的学说。1911年曾到印度旅行，1912年迁居瑞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投入反战运动，发表反战文章，并与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中篇小说《席德哈尔塔》（1922）是献给罗兰的。德国十一月革命时，他站在革命一边；但革命失败，他对德国失去信心，1923年加入瑞士国籍，住在乡间，基本上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德米安》（1919）、《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德》（1930）和《东方之行》（1932）。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慨，对现代文明产生了更为深刻的怀疑，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策，便只能从精神上寻求寄托和探索答案。1943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人道主义理想。

　　黑塞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诗歌创作，1937年和1942年两次出版《诗集》。他还写了不少散文，其中部分是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写的散文和童话。他的重要散文集有《早期散文》（1949）、《晚期散文》（1951）和《回忆之页》（1937初版，1959再版扩充）。

　　黑塞的作品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结合在一起，熔传统的欧洲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于一炉。他侧重从精神和心理领域来描写和分析现实社会，洞察力强，语言优美，文笔流畅，生动幽默，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和深刻的哲理性。1946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证书上写道：“由于他的富于灵感的作品具有遒劲的气势和洞察力，也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高尚风格提供一个范例。”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不少人因为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文明”，厌恶战争，从黑塞的作品中寻得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因此掀起了持续的“黑塞热”。

　　长篇小说《在轮下》是黑塞的早期代表作，发表于1906年。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摧残，猛烈地抨击了德国的教育制度。主人公汉斯·吉本拉特是一个勤奋聪明的学生，母亲早死，父亲是一个胸襟狭隘的代理商。汉斯的聪明好学，是他父亲、牧师和教员的骄傲。但为了通过“邦试”进神学校学习，他被迫放弃了一切娱乐，身心受到很大影响。进了神学校后，整天和经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打交道，死记硬背，一点空闲都没有，继续受到摧残，身体愈来愈差。他与同学赫尔曼成了密友。赫尔曼生性倔强，蔑视功名，为学校所不容，曾受到处分。校长迫使汉斯与赫尔曼断绝来往。汉斯觉得只有赫尔曼才是自己的好朋友。汉斯用功过度，身体更加衰弱，学业成绩倒退。学校把这些归罪于赫尔曼。赫尔曼被开除后，汉斯更感孤独，并不断受教师的训斥和同学的耻笑。最后神经衰弱症使他不得不休学回家。他回家乡后做钳工为生。社会的歧视和个人生活的失意，使他感到自己仿佛掉进了庞大无情的“车轮下”。他的性格变得懦弱、胆怯，最后掉入河中淹死。

　　这部小说的部分情节是根据黑塞和他弟弟（名叫汉斯，被经院教育折磨致死）的经历写成的，控诉了德意志帝国时代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语言简洁，生动幽默。

　　黑塞从二十年代开始，试图从宗教和哲学两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1927年完成中期代表作、长篇小说《荒原狼》。托马斯·曼认为《荒原狼》在试验的大胆方面并不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逊色。

　　荒原狼是一种比喻，黑塞想借此表达的是在思想破灭之后，人们变得无家可归，陷入恐惧和迷惘，恰如一条被人赶出荒原的狼，迷茫又恐慌。小说主人公哈里·哈勒尔自称荒原狼。他年轻时曾想有所作为，做一番有价值的事业；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思想；他是一名中年作家，反对战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招来诽谤和谩骂；他到处看到庸俗鄙陋之辈，追名逐利之徒，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孤独、彷徨、痛苦，烦躁不安，无家可归。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精神病态和危机，曲折地反映了德国社会现实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小说的结构新颖、巧妙、严谨，分为三个部分：（1）出版者序。这实际是小说的引子。（2）哈里·哈勒尔札记——为狂人而作。这是真正的故事主体。（3）所谓的魔幻剧院。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主人公的精神痛苦和危机并不是通过描写他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自我解剖、通过灵魂的剖析而呈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心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幻想和现实的交织，形成费解的、多层次的结构。小说中的自我剖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黑塞对自己的剖析。主人公哈里·哈勒尔和赫尔曼·黑塞这两个名字的开头两个字母都是Ｈ，这是一个明证。但由于这部小说主要是心理分析，故事情节不多，因此不太容易理解。

　　《玻璃珠游戏》是黑塞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后期代表作，始写于1931年，1943年出版。故事发生在2200年左右的未来世界，二十三世纪的编年史家描写玻璃珠游戏的发展过程。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子，叙述玻璃珠游戏的历史和意义。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是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集科学和艺术、思想和感情于一体。第二部分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约瑟夫·克内希特传。在与世隔绝的卡斯塔利亚有一个宗教团体，其宗旨是通过玻璃珠游戏为全国培养精神人才。孤儿克内希特聪明、刻苦，有音乐天赋，十二岁时被吸收去卡斯塔利亚学习，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因潜心研究《易经》、《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著作，精通玻璃珠游戏的规则，成为出色的人才；后被教团委派去本笃会修道院传授《易经》和玻璃珠游戏。后来前任玻璃珠游戏大师托马斯去世，克内希特被选为大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他内心产生矛盾，逐渐不满足于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的生活，怀疑卡斯塔利亚存在的价值。他决心回到现实世界去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他认为从教育入手世界就能由乱而治，精神与自然就能和谐一致。然而他事业未竟就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第三部分收集了克内希特的遗著，包括十三首诗和三篇传记。

　　这部小以东、西方的宗教、哲学揉合而成，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它是黑塞的理想世界，但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作品具有乌托邦的教育小说性质，反映作者对未来和谐社会的向往。小说中许多地方赞美了中国的古代哲学，表明黑塞对东方文化的热爱。

　　福伊希特万格和阿·茨威格

　　列翁·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作家。1884年7月 7日出生于慕尼黑一个犹太工厂主家庭。 1903—1907年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哲学、语文学、人类学和梵文。1908年创办文学月刊《明镜》，后在《舞台周报》担任剧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突尼斯旅行被法国当局拘押，后逃回德国，接着服军役半年，以后全力从事文学创作。他作为目击者经历了1918年的革命，并从这时开始与布莱希特建立深厚的友谊。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正在美国作讲演旅行。他被取消德国国籍和剥夺博士学位，作品也被焚毁。1933—1940年在法国流亡，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其间曾去苏联访问，和布莱希特等一起创办文学杂志《言论》。1941年经葡萄牙流亡美国，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1958年12月2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逝世。

　　福伊希特万格最初创作以戏剧为主，后来转向长篇小说，尤其擅长写历史小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重要的长篇历史小说有《丑陋的女公爵玛格雷特·毛尔塔施》（1923）、《犹太人徐斯》（1925）、《假尼禄》（1936）、《约瑟夫斯》三部曲（1932—1942）以及关于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戈雅》（1951）、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愚人的智慧》（1952）等。这些历史小说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以历史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借古喻今，分析和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本质；二是叙述犹太人的命运，塑造其中的典型人物；三是从一个侧面宣传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

　　他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是著名的《候车室》三部曲，包括《成功》（1930）、《奥培曼一家》（1933）和《流亡》（1940），描写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它的残暴统治，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福伊希特万格一生写有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多部戏剧作品，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重要的作家。曾获原民主德国国家奖、慕尼黑市文学奖等。

　　福伊希特万格的长篇小说《假尼禄》（一译《伪皇尼禄》）写于1936年。这时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已横行一时，气焰嚣张，自以为稳住了政权，正积极准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假尼禄》的发表，无疑是对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党徒的一个沉重打击。

　　明眼人一看便知，“假尼禄”即是希特勒。在古罗马帝国历史上，尼禄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是一位残酷无道的暴君。据史料记载，他死后，曾三次有人冒充他。福伊希特万格根据这些史实，虚构了这部历史小说，借古喻今，影射希特勒及其一伙的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揭露法西斯的残暴本质，并预言了他们必将遭到的可耻下场。《假尼禄》写尼禄在位时的宠臣、元老瓦罗有一奴隶名叫特伦茨酷肖尼禄。瓦罗多次把他带进宫去，扮作皇帝，供真尼禄嬉耍取乐。尼禄死后，瓦罗遭贬，流落罗马东方属地（今叙利亚一带）。瓦罗为继续推行尼禄使东方罗马化的政策，便让特伦茨冒充尼禄，利用罗马与东方强国巴息之间的矛盾，在东方属地建立政权。假尼禄特伦茨、投降的罗马军官特莱波恩上尉、特伦茨的奴隶克诺普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最终逃不脱覆灭的命运。这三个人物也就是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写照。

　　《假尼禄》共分四部：第一部《发迹》，第二部《顶峰》，第三部《下坡》，第四部《垮台》。全书富有戏剧性，作者善于把历史情趣和现代心理融合起来，预言了德国纳粹政权垮台的必然性；作品的语言幽默、生动、精练、规范。

　　福伊希特万格的长篇小说《候车室》三部曲，特别是它的第一部《成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故事发生在1921—1924年的巴伐利亚。书中主人公马丁·克吕格尔是一个艺术史家、慕尼黑市国家美术馆馆长。他因信仰和艺术观，得罪了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代表金融、工业寡头利益的官方终于成功地制造了一起假案，将克吕格尔逮捕入狱。他的女友约翰娜·克莱因四处奔走营救，得到了进步作家蒂弗林、共产党人工程师普勒克尔等的支持和声援。围绕这一事件，两种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各种人物——部长、法院院长、检察官、工业家、艺术家、作家、工人、冒险家、罪犯、等等，一一呈现出来，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中间，特别描述了大资产阶级如何变换国家的形式，如何利用通货膨胀和战后经济衰退造成的民众不满情绪，纵容法西斯分子库茨纳为首的“真正德意志人”大搞恐怖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一伙崛起的缩影。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德国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演变为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的初期阶段的情况。

　　《候车室》第二部《奥培曼一家》，写法西斯上台前后的几周内柏林一个犹太家庭所遭到的命运。犹太作家古斯塔夫·奥培曼五十寿辰之际，他的家族团聚庆贺。这个家庭成员中有作家、有工业家、有商人、有教师，他们为国内日益加剧的法西斯化而担忧，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但法西斯上台后，他们中有人被关进集中营，有人被迫自杀，有人流亡国外。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惨命运，既揭露了法西斯专政的残暴，也适当地批判了那种所谓不问政治的人的后果。第三部《流亡》写一个流亡到巴黎的德国作曲家塞普·特劳特魏恩的经历。他为了拯救当报纸编辑的朋友，同法西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他成功地创作了《候车室交响曲》，坚信“长久等待的列车终久会到达的”。

　　阿诺尔德·茨威格（1887—1968），生于西里西亚的格罗斯——格洛高城一个犹太制鞍匠家庭。1907年起先后在布雷斯劳、慕尼黑、柏林、格廷根等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艺术史和国民经济等。1915至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战争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后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表达了他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他于1923年迁居柏林，任《犹太评论》报编辑。1926年加入国际笔会俱乐部，1929年当选为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主席。

　　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阿·茨威格被迫流亡捷克、瑞士和法国，最后在巴勒斯坦居留十四年，创作了不少作品。在流亡期间，他始终和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保持密切联系，并为国外出版的《言论》、《国际文学》（德文版）和《德意志人民报》等撰稿。1942—1943年参与主编《东方》杂志。1948年回到柏林，继续从事创作。1950—1953年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并任国际笔会民主德国中心主席。

　　茨威格在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早期比较著名的有中篇小说《克洛普夫家记事》（1911）、中篇小说集《克莱迪娅的故事》（1912），都是描写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剧本《匈牙利的杀人祭神》（1914）是一出写排犹问题的五幕悲剧，1915获克莱斯特奖。以后发表的作品如剧本《关于格里沙中士的戏》（1921）、中篇小说《庞特和安娜》（1928），散文集《莱辛、克莱斯特、毕希纳》（1925）、《对德国犹太人的清算》（1933）等，继续探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的特性和民族问题。

　　茨威格创作中突出的成就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白种人大战》，它反映了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程，按照内容先后次序如下：第一部《时机成熟》（1957），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第二部《1914年青年妇女》（1931），写一个资产阶级女青年为了追求幸福而与家庭、传统作斗争，后来成了战争的反对者。第三部《凡尔登的教训》（1935），以德国军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凡尔登战役为背景，通过德军内部的一起贪污与谋杀案，写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见闻和痛苦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战争性质的怀疑。第四部《格里沙中士案件》（1927），描写被德军关押的俄国战俘格里沙越狱逃跑，中途被抓回枪杀，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和根源，在这组小说中这是最著名的一部。第五部《停火》（1954），写德国统治集团反对苏联和平倡议。第六部《国王登位》（1937），写德国失败前夕统治集团中为争夺立陶宛王位而进行的斗争。贯串这一组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贝尔廷。他在战争中思想上的转变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发展——对和平的渴望与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全书心理刻画细腻，环境描写真实，语言明快，富有感染力。

　　茨威格在流亡期间还完成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万兹贝克的斧头》（1943）。这部作品描写纳粹统治时期，汉堡一个善良的屠夫变成屠杀反法西斯战士的刽子手的故事，后来这个屠夫受到良心的谴责，同妻子一起自杀。

　　茨威格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梦是珍贵的》发表于1962年，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著名神经科医生卡特豪斯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起初对希特勒的本质认识不清，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流亡；以后他志愿去英军的野战医院工作，又竭尽全力帮助希腊人克法里德斯中士，为这名希腊人的无辜冤屈平反。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曲折经历，表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幻想是个珍贵的梦，虽历尽艰辛，还是不断追求。这也是作者本人的追求目标。

　　阿·茨威格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众多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除小说、戏剧外，还有诗歌、文学评论和政治论文。他早期的作品具有印象主义色彩，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成分增强。他擅长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复杂的性格和内心活动。他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揭露是冷静而严酷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描述则带着轻微的冷嘲和同情。

　　弗·沃尔夫和安·西格斯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888—1953），出生于莱茵河畔诺伊维特一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入伍服役一年，当过轮船司炉。后来在慕尼黑学习造型艺术，不久去柏林和波恩学医。191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3年在轮船上当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前线任军医，目睹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思想认识逐步提高。1918年他参加了德国十一月革命，被选为德累斯顿工人士兵委员会成员。1920年在鲁尔区参加工人反对“卡普暴乱”的斗争。1922年在符腾堡地区当医生。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1945年流亡瑞士、法国、苏联，其间曾去美国和北欧作演讲旅行。1945年作为苏军医生回到德国。1949—1951年任民主德国首任驻波兰大使。

　　弗·沃尔夫曾参加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早年的剧本如《穆罕默德》（1917）、《这就是你》（1919）、《黑色的太阳》（1921）等，都具有表现主义特色。后来他逐渐离开表现主义，密切结合现实革命斗争，创作了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剧《贫穷的康拉德》（1923）、社会剧《氰化钾》（1929）和反映奥地利水兵起义的《卡塔罗的水兵》（1930）。《泰扬觉醒了》（1931）则是描写中国青年工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剧本。他在流亡期间，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剧本，著名的有《马门教授》（1934）、《特洛伊木马计》（1937）和《博马舍》（1941）等。战后他的主要剧作有《女村长安娜》（1950）和《托马斯·闵采尔》（1953），前者反映民主德国的现实生活，后者写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的英雄事迹。

　　弗·沃尔夫一生写了二十五部剧本。除剧本创作外，他还写了不少小说、诗歌、论文、随笔、童话，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1938）、《儿子们归来》（1944）和《飞碟》（1951）。

　　剧本《马门教授》是弗·沃尔夫的代表作，写于1933年，1934年首演，1935年正式出版，加了个副标题；《西方民主的悲剧》；1938年被拍成电影，在反希特勒法西斯斗争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门教授》体现了作者的戏剧创作风格，他一贯主张“艺术就是武器”。这个剧本以犹太人受迫害为主题，揭露了法西斯掌权初期的种种罪行。主人公马门教授是一位犹太医生。他一手创办了一家外科医院，勤恳工作，医术高明，为人正直，不问政治。他深信科学和政治无关。国会纵火案前后，德国法西斯势力煽动并蛊惑群众反对共产党、迫害犹太人，他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病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这与马门教授“纯科学、超政治”观点发生了矛盾。尤其是在家里，他儿子罗尔夫是共产党员，正积极参加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反对纳粹党的反动行径。于是父子俩发生尖锐冲突，最后父子决裂，罗尔夫出走。马门教授尽管想避开政治，但由于他是犹太人，受侮辱、受迫害的事件不断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头上，他最终还是成了纳粹种族理论的牺牲品，在激愤和痛苦中举枪自杀。死前他认识到罗尔夫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向儿子致以最后的问候。

　　这个剧本共四幕，作者针对当时不少人对纳粹政权的认识尚非常模糊的时候，写出这样一部时代性很强的戏剧，一幕幕揭露和剖析，确实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剧本语言尖锐、生动，各种人物的个性十分鲜明。

　　弗·沃尔夫的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发表于1938年，也是一部反法西斯的作品。描写共产党人汉斯受德国共产党派遣，来到德捷边境捷克苏台德农村，负责与国内外反法西斯战士的联络工作。汉斯在越过边境时不幸受伤，他住在老农妇玛丽家中，受到她女儿、纺织厂女工露妮的照料。后来两人渐渐产生感情，由相爱而结婚。汉斯与工厂木工尼尔接上了关系，把反法西斯传单秘密运回德国，又把德国工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捐款转送到马德里。不久纺织厂也发现传单，厂方十分恐慌，有意制造了一些事故，甚至把尼尔投入监狱。工人非常愤怒，举行全厂大罢工。汉斯因不能暴露身份，拒绝站岗，默默承受着工人们对他的误解和指责。他妻子露妮理解丈夫，鼓励他不要因为被工人误解而泄气。在为受害的罢工领导人弗兰茨举行葬礼时，工人们团结战斗，拉响了各家工厂、轮船和火车的汽笛，获得成功，使敌人十分惊恐。这时，汉斯必须回德国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而妻子快要临产。汉斯和露妮为了反法西斯事业，两人在边境镇静和理智地告别。这部小说歌颂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及其妻子在边境开展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光辉事业，在三十年代具有典型意义。

　　安娜·西格斯（1900—1983），原名内蒂·赖林，出生于美因兹市一古玩商和艺术鉴赏家家庭。中学毕业后入科隆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和汉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去一些国家考察社会问题，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 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同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获得好评。193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去美国大使馆的路上》，展示了1927年国际无产阶级抗议美国司法机构非法判处美国工人死刑的斗争。长篇小说《战友们》（1932）描写1919—1929年间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意大利和中国革命者的斗争事迹。

　　1933年希特勒上台，她流亡国外，先在布拉格、巴黎从事反法西斯工作，1940年流亡墨西哥，参与编辑《自由德国》杂志，并任“海涅俱乐部”主任，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她还出席过第一、二、三次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在流亡期间，她完成的长篇小说《人头悬赏》（1933）、《二月之路》（1935）、《拯救》（1937）、《过境》（1944）和中篇小说《已故少女们的郊游》（1946）都较有名。长篇杰作《第七个十字架》（1942）使她获得国际声誉。 1947年，她回到柏林，参与创建德国艺术科学院、并长期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197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这个时期发表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1949）、《抉择》（1959）、《信任》（1968），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步》（1952）、《蜂房》（1953）、《加勒比海故事集》（1962）、《弱者的力量》（1965）、《渡航》（1971）和《石器时代——奇遇》（1977）等。西格斯关心中国的革命斗争，并写过一些这方面的小说和随笔，如《战友们》（1932）、《计秒表》、《驾驶执照》等。1951年曾来中国访问，回去后发表游记《在新中国》。

　　《第七个十字架》是西格斯的长篇名著，小说描写了1937年10月的一天，有七个被囚在威斯特霍芬集中营里的人逃了出来，集中营司令官下令把营房前七棵法国梧桐修剪成七个十字架，并发誓七天之内一定要抓回全部逃犯，处死在这七个十字架上。法西斯分子动用了警察、军队、报纸、电台等一切手段，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试图抓回这七个逃犯。不到一小时，第一个逃亡者鲍特勒被抓了回来。六小时后，第二个逃亡者佩尔兹也被抓住。第三个逃亡者是杂技演员贝罗尼，他得到同事母亲的掩护，躲过了第一天，可是第二天住房被包围，他在穿越屋顶时不幸中弹，后来死于医院中。第四个逃亡者、老共产党员瓦劳曾参加过多次战斗，但被人出卖，在第二天晚上被逮回集中营。经过严刑拷打，英勇不屈而死。法西斯分子在两天内逮住了四个逃犯，决定悬赏缉拿另外三名。第五个逃亡者费尔格拉贝在警察特务森严密布的罗网下，第四天上午去自首了。第六个逃亡者阿丁格尔是一个农民，他因为家庭宿怨被邻村村长告发而被关进集中营，这次逃亡出来后，因疲劳紧张过度，死于回家途中。只有第七60 个逃亡者，青年工人、共产党员海斯勒永远没有被抓回。他在集中营里时曾受到瓦劳的教育和帮助。他生性倔强、勇敢，从集中营逃出来后，骗过摩托巡逻兵的盘查，来到城市混进教堂宿了一夜；又在女裁缝那里换了衣服。他依靠同志、朋友和工人们的掩护和帮助，历经艰险，最后得到一位荷兰船长的侄子的身份证、护照和过境许可证，于第八天早晨成功地逃出了德国。追捕期限已过，集中营里第七个十字架始终空着。新来的集中营头目只得下令砍掉这七个十字架。海斯勒逃亡的成功，预示着反法西斯斗争的必然胜利。

　　这个作品除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外，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平行并列的手法。西格斯分别描述了七个逃亡者的行动。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也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在逃亡过程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人物，后来也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的被抓回。作者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集中说明了一点：逃亡者的行动不是一件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这七个逃亡者中，作者着意刻划了瓦劳和海斯勒两个人物。在政治品质和个人性格方面，瓦劳是最优秀的，但在斗争中倒下去了，可是他在精神上却为活着的人们（包括海斯勒）树起了一面永恒的胜利旗帜。

　　“内心流亡”作家

　　1933年希特勒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纷纷流亡国外，但也有少数留在国内。他们没有同法西斯政权站在一起，而相反的持一种反对立场，他们也属于反法西斯文学流派，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内心流亡”作家。这方面的代表有胡赫、卡罗萨、维歇特、贝根格律恩，以及后来的贝恩等。

　　里卡达·胡赫（1864—1947）是一位女作家，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小鲁道夫·乌尔斯劳的回忆》（1893），以感伤的笔调描写汉萨同盟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长篇小说《胜利巷纪事》（1902），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描写了里雅斯特旧城的劳动者苦难的生活。另一长篇小说《生活是一个短暂的梦》（1903），1913年再版时更名为《米歇尔·温格尔》，探讨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与人们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的对立，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矛盾问题。1912—1914年完成三卷本历史小说《在德国的大战》，叙述十七世纪上半叶在德国领土上进行的欧洲大战——三十年战争。她在1920年发表的诗集《旧诗与新诗》，则具有新浪漫主义色彩。1933年后她留在德国国内，被迫退出艺术科学院。为此，她发表义正词严的声明，表明了非凡的勇气，她说：“当今政府作为民族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德国方式’。我认为，规定条条框框，强制的手段，残酷的方法，诽谤意见不同的人，傲慢的自我吹嘘，凡此种种，都是违反德国精神的，也是极端有害的”。此后，她基本上停止了创作。但是，她十分关心反法西斯的地下工作者的英勇斗争，在1944—1945年，她写下了《致我们的受难者》和《致无名死者》等诗篇，歌颂那些在德国的黑暗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人民的荣誉和声名的人们的功绩。当然，这些诗歌只能在纳粹德国灭亡后发表。

　　汉斯·卡罗萨（1878—1956），德国诗人，小说家。在大学时攻读医学，毕业后在巴伐利亚各地行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营部军医，1929年成为专业作家。早期因诗作闻名，出版《逃避》（1916）、《复活节》（1920）等诗集。后来写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童年》（1922）和《一个青年的演变》（1928）。1933年时，他拒绝接受纳粹文化机构授予的艺术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但是在1941年还是被任命为纳粹组织的欧洲作家协会主席。他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自传性小说，重要的有《生命成熟的秘密》（1936）、《美妙迷惘之年》（1941）等。他的重要诗篇《古老的泉》，在法西斯独裁年代曾在德国知识分子反对派中流传，表达出一种同情、善意、亲近、友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创作思想上认为，人文主义的理想具有永恒性，整个世界是仁慈上帝井然有序和完美的创造物。因此，他的创作往往不敢正视社会现实。1951年，他发表回忆录《不同的世界》，为自己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行为作了辩解。

　　维歇特（1887—1950），德国小说家。在大学时攻读自然科学、地理学和哲学，1911年起任中学教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年后专事文学创作。但由于他曾著文反对纳粹的权欲狂和反犹太主义，1935年对慕尼黑的大学生发表演讲，因此，在1939年被关入集中营，释放后被禁止写作。二次大战后对德国社会感到失望，于 1948年迁居瑞士。他政治上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是“内心流亡”的代表作家。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深感人类的尊严在这世界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认为只有脱离世界的纷乱，才有可能获得内心宁静和维护人的尊严，因而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为渔夫、牧人或猎手，在大自然中享受着自由。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狼》（1924）、《于尔根·多斯科西尔的女仆》（1932）、《少校太太》（1934）、《简朴的生活》（1939）和《死人之林》（1945）等。二战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耶罗明的孩子们》（1945—1947）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二十世纪初至法西斯统治时期德国人民所走过的危险道路。

　　贝根格律恩（1892—1964），德国小说家、诗人。父亲是瑞典籍医生。1911年在马堡大学攻读神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征入伍。战后任新闻记者，1925年主编《波罗的海报》，1927年成为专业作家。1937年被开除出纳粹操纵的德国作家协会。1942年移居瑞士，1948年迁居罗马。1958年回到德国，获慕尼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还获得多项文学奖。他毕生追求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并以此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所写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影射德国法西斯专政，《大暴君和审判》（1935）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某小城为背景，探讨暴力和法律的关系；《天上人间》（1940）写十六世纪时的一次“洪水”恐慌，主要是宣传基督精神，同情弱小部落。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均引起反法西斯的政治共鸣，遭到查禁。以后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诗集《愤怒的日子》（1945）、《完好的世界》（1950），长篇小说三部曲《最后一个骑兵上尉》（1952）、《骑兵上尉夫人》（1954）和《第三个花圈》（1962），自传《书桌回忆录》（1961）等。

　　“内心流亡”这一名称一般认为是作家弗兰克·蒂斯（1890—1977）在1933年创造出来的（其他德国作家也使用过这个说法）。1945年下半年，德国文坛因吁请托马斯·曼等流亡作家返回祖国，曾引发一场大争论，蒂斯发表《内心流亡者》一文，于是这一名称被参加争论的人沿袭应用，直至今日它已在文学史上确定下来。

　　第四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自1945至1949年，德国分为东占区（即苏占区）和西战区（即美、英、法占区）。东、西占区执行着不同的政策。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为苏军支持的领导党（后为执政党）。1949年5月30日苏占区召开了第三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建立。在这过程中，纳粹德国时期一部分流亡在国外的反法西斯作家陆续回到苏占区。先后回来的作家有贝歇尔、布莱德尔、安娜·西格斯、魏纳特、弗·沃尔夫、阿·茨威格、布莱希特、雷恩、马尔希维察等。也有些作家回到西占区，或者留在美国、瑞士等国。

　　贝歇尔等一批著名作家回国后，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争取德国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的统一而斗争。1945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以贝歇尔为主席的“德国民主改革文化联盟”，并出版《建设》杂志；执行以“人民阵线”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政策。这些反法西斯作家一方面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或文化领导工作，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贝歇尔的诗集《还乡集》（1946）和《德国十四行诗》（1952），布莱德尔的长篇小说《儿子们》（1949）、《孙子们》（1953）和《新的一章

　　》（1959—1964），西格斯的长篇小说《死者青春长在》（1949）和《抉择》（ 1959），魏纳特的前线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1951），弗·沃尔夫的喜剧《女村长安娜》（1950），阿·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停火》（1954）、《时机成熟》（1957）和《梦是珍贵的》（1962），布莱希特的剧本《公社的日子》（1948—1949）、诗歌和戏剧论著，雷恩的长篇小说《特里尼》（1954），马尔希维察的长篇小说《库米阿克—家的归来》（1952）和《生铁》（1955）等等。纳粹政权统治时期隐居在国内的老作家法拉达发表长篇小说《各人单独死去》（1947），凯勒曼发表长篇小说《死之舞》（1948）。这些文学创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继续揭露和批判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描写反法西斯斗争；一类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及新时期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为战后初期荒芜的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与这批老作家争相斗妍的是当时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也都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和生活的考验，在参加民主德国恢复与建设工作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阿皮茨（1900—1979）原是出版社编辑，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赤手斗群狼》，根据在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描写了集中营里各国反法西斯战士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英雄事迹，扣人心弦，获得很大成功，被译成二十九种文字。博多·乌泽（1904—1963）的长篇小说《爱国者》（1954），描述广大爱国者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小说家克劳迪乌斯（1911—1976）在 1951年发表长篇小说《站在我们一边的人》描写生产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诗人毛雷尔（1907—1971）的诗集《四十二首十四行诗》（1953）和《要素》（1955）等，以抒情方式表现了时代的特点。小说家兼剧作家施特里马特（1912—）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丁柯》（1954）和喜剧《猫儿沟》（1953）等都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矛盾和斗争，风格纯朴，语言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和幽默感。斯特凡·海姆（1913—）早年参加工人运动，二次大战中参加美军，他发表的长篇小说《十字军》（1948）、《理性的眼睛》（1951）等，根据亲身经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西斯的崩溃及战后占领区的状况。诗人库巴（1914—1967）的长诗《人之歌》（1948），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描绘人类历史的发展，语言形象，韵律自由。赫尔姆林（1915—）的叙事长诗《曼斯费尔德颂歌》（1950），描写曼斯费尔德铜矿工人从十三世纪到建立民主德国的漫长斗争史；短篇小说集《前列》（1951）生动地描写1933至1945年间德国反法西斯抵抗战士的形象。诗人兼小说家博布罗夫斯基（1917—1965）以他的诗集《萨马喜阿时期》（1961）、《冥府河流》（1962）和长篇小说《莱文的磨坊》（1964），享誉德语文坛，后者通过犹太人莱文磨坊被上游的德意志人放水冲垮一事，反映了十九世纪德国的民族矛盾。作家菲曼（1922—1984）早年从事诗歌创作，后来转向创作中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他的重要作品是诗集《斯大林格勒之行》（1953）和中篇小说《战友们》（1955）。前者描写主人公以士兵、战俘和朋友身份三次去斯大林格勒的感受，反映一个德国青年的思想转变过程，后者揭露法西斯对青年一代的毒害，情节曲折紧张。少数民族索布族作家布瑞昌（1916—）也在此时发表了诗集《进入新时代》（1950）和长篇小说《五十二周是一年》（1953）等作品，歌颂新时代、新生活。

　　五十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文学中出现“形式主义”倾向。随着关于文学艺术的风格和文艺思想问题的争论的展开，特别是 1957至 1958年对卢卡契（1885—1971）、汉斯·马耶尔（1907—）文艺思想的批判，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逐渐失去战后初期那种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1956年以来开展的对于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的批判，冲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促使作家、艺术家思想活跃，提高了在选择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新探索的热情。作家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性、同人民休戚与共的原则下，开阔了艺术活动的视野，活跃了创作氛围。

　　1959年，民主德国领导提出新的文化政策，名为“比特菲尔德道路”，其目的是促使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群众，写作现代题材的作品；工农群众要提高文化水平，自己动手写作。1959年4月和1964年4月，在哈勒附近的工矿城市比特菲尔德召开了两次作家会议，会上提出“工人们，拿起笔杆来！”的号召，以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鼓励工人积极参与文学活动；而作家艺术家要深入工农劳动场所，同劳动人民实际生活密切联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真实形象，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这两次会议后，民主德国文学取得了新的成果，出现了一批描写社会现实、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新作。在长篇小说方面有女小说家布里吉特·赖曼（1933—1973）的《生活的归宿》（1961）、克里丝塔·沃尔夫（1929—）的《分裂的天空》（1963），雅各布斯《1929—》的《夏天的故事》（1961），舒尔茨（1921—）的《我们不是风中灰尘》（1962），施特里马特的《蜜蜂脑袋奥勒》（1963），诺伊奇（1931—）的《石头的痕迹》（1964），迪特·诺尔（1927—）的《维尔纳·霍尔特历险记》（1960—1963），康特（1926—）的《大礼堂》（1964），尤雷克·贝克尔的《说谎者雅各布》（1965）等。在诗歌方面，有赫尔姆林、瓦尔特·维尔特（1922—）、格拉赫（1926—）、库纳尔特（1929—）、萨拉·基尔施（1935—）、比尔曼（1936—）、布劳恩（1939—）等的诗作。在戏剧方面，有彼得·哈克斯（1928—）的《忧虑和权力》（1960），海纳·米勒（1929—）的《女移民》（1961，后改名为《农民》1964）和《建造》（1963—1964），布劳恩的《翻斗车工人》（1967，1972）等，这些作品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物的身上发掘题材，力图展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思想风貌和新的追求，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塑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但是有些作品因为描写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揭露了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阴暗面，特别是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压制民主、独断专行、不负责任、瞎指挥等），曾在文坛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有的还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甚至当时未让出版或公演。如哈克斯的剧本《忧虑和权力》，围绕一个煤砖厂发生的故事，探讨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和党的领导作用问题，1962年公演后曾引起热烈争论，后来被停止上演。又如布劳恩的剧本《翻斗车工人》1967年完成后，因主要反映落后的生产方式对工人身心发展的影响，生产队长为改变这种现状所作的改革试验最后也归于失败，揭露和批判了领导的官僚主义，经三次修改，1972年才获准公演。

　　六十代中期以来，民主德国的政治、社会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在文学领域有所反映，不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有不少新的变化和发展。有不少作家尝试从友谊、爱情、婚姻的角度表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变化，唤起人们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思考，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探讨。君特·德·布隆（1926—）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布里丹的驴子》（1968）和《授奖》（1972），都从婚姻、爱情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风貌。特别是前者描写一个图书馆长虽已逾中年，有了子女，却钟情于一个年轻的女同事，以致家庭破袭，最终完全失败，反映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地位的变化。克·沃尔夫的长篇小说《追忆克里丝塔·Ｔ》（1969）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个性发展问题。普伦茨多夫（1934—）的长篇小说《青年维某的新烦恼》（1972， 1973改编成剧本），仿照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通过描述一青年工人的苦恼——无望的爱情、受到损害的自尊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反映了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发表后引起东、西德的广泛重视，剧本也在两个德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布劳恩的中篇小说《没有说完的故事》（1975）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因社会政治原因，几经波折，历尽坎坷的故事。赖曼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弗兰齐斯卡·林克汉特》（1974），描述一个女建筑师敢于向周围群众的落后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作斗争的故事。在创作手法上，一部分作家仍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一部分作家采用了多层次结构、时空颠倒、深层次心理分析和描写、蒙太奇、内心独白等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刻画复杂的、不寻常的人，表现他们的各种侧面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诗人库纳尔特、比尔曼、布劳恩、孔策（1933—）、萨拉·基尔施等在此期间为了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弊端更加引起注意，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幽默诙谐，切中时弊。

　　七十年代的“纪实文学”浪潮，也影响到民主德国的文学创作。作家为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性，利用现代技术提供的录音器材，把采访来的材料加工整理成文学性的人物传记或小说，较著名的有女作家萨拉·基尔施的《驯豹女郎》（1973），雅各布斯的《采访者》（1973），女作家马克茜·万德尔的《你早，美女》等。这类作品虽然强调客观真实性，但又不完全放弃文学的虚构，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在发掘和借鉴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方面，七十年代也迈出了新的步子，如安娜·西格斯的《奇遇》（1972），描写果戈理、霍夫曼和卡夫卡三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布拉格相逢的故事。克·沃尔夫的《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1974），则直接脱胎于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生活观》（1820—1822），不过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些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传奇和幻想色彩，表现了作者的大胆试验和探索兴趣。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民主德国文学不再坚持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强调允许不同的艺术风格竞相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种流派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自述或以第三人称叙述者身份出现，多议论，少描写，不时还加以旁敲侧击的嘲讽或满怀感情的赞颂。这种创作方法有利于直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人物的矛盾、痛苦、自责或喜悦。写作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描写的多是平凡的人物，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体裁上也出现较多的由长篇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故事。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小说家是施特里马特、克·沃尔夫、康特、舒尔茨、伊·莫尔格纳（1933－1990）等；赫尔姆林于1979年发表的自传性散文《晚霞》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也具有这方面特点。戏剧方面成就最大的作家是海纳·米勒、哈克斯和布劳恩，特别是前者在七十年代采用“组合式”方法创作戏剧，同一主题的事件，以多种形式一起展现在舞台上，使观众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其重要代表作是《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

　　在文艺理论方面，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在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姚斯和伊塞尔提出“接受美学”问题后，民主德国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文学理论家瑙曼（1925—）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接受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接受美学”的体系。他的代表作是《文学与读者》（1972）、《社会——文学——阅读：从理论观点看文学接受》（1975，与人合作），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1976年11月，诗人、歌手比尔曼（1936—）应邀去联邦德国旅行演出。就在演出期间，民主德国当局突然宣布取消他的国籍。当局的这一行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976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把在一封致党的领导的信里抗议这一事件的三名党员作家：萨拉·基尔施、尤雷克·贝克尔和格哈德·沃尔夫开除出党。1979年6月，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又把施特凡·海姆、罗尔夫·施奈德尔（1932—）、雅各布斯等九名作家开除出作家协会。这几起事件，使民主德国的文学队伍更加分裂，不少作家利用各种机会逃离到西德。1978年担任作协主席的康特不得不于1984年辞职。

　　1989年，欧洲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关于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决定，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统一。在统一前的四个月，即6月份，克·沃尔夫发表了一篇作品《遗留的记忆》。原作写于1979年，叙述一个女作家受到监视的故事。联邦德国一些批评家和作家利用这件事攻击克·沃尔夫，从而攻击民主德国全体作家，达到否定民主德国文学的目的。也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为沃尔夫辩护，肯定沃尔夫的创作和民主德国文学的成就。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对提出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这表明统一后的德国要在文化领域内实行认同，将是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戏剧理论家、导演。他出生于巴伐利亚奥格斯堡一个工厂主家庭，1917年中学毕业后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后改学医学，1918年在战地医院护理伤员。他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获得士兵的信赖，十一月革命时被选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成员。一次大战后继续在大学学习。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开始创作诗歌，这时对戏剧发生兴趣，写出了最早的剧本《巴尔》（1922）和《黑夜鼓声》（1922），后者获克莱斯特奖。接着被聘为慕尼黑小剧院戏剧顾问兼导演。1924年应著名导演莱因哈特（1873—1943）之邀去柏林任德意志剧院戏剧顾问。1926年入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实践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家庭格言》。他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没有参加共产党。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布莱希特被迫流亡国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先在丹麦住了六年，其间曾去苏联与福伊希特万格、布莱德尔共同出版文学杂志《言论》。1939—1940年住在瑞典和芬兰，1941年去美国。1947年底回到欧洲，次年定居东柏林，和妻子海伦娜·魏格尔一起创建和领导“柏林剧团”，亲任导演，实践自己的戏剧理论，直至逝世。

　　布莱希特的初期创作以诗歌为主，先后共写有一千五百首诗歌，《家庭格言》外的重要诗集有《歌与诗》（1934）、《斯文德堡诗集》（1939）、《流亡诗集》（1943），以及1951年出版的诗选《诗百首》。他的诗歌大多采用可以咏唱的歌词和歌谣体，其优秀代表作都有诉诸理性、启迪思考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还创作了小说多部，著名的有《三角钱小说》（1934）、《主人尤利乌斯·凯撒的业绩》（1938—1939）、短篇小说集《日历故事》（1949）。

　　布莱希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他一生写了近五十部多幕剧和短剧。流亡前的重要剧作有《人就是人》（1927）、《三角钱歌剧》（1928）、《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1）、《母亲》（1932）等。这些戏剧富有辩证法，有明显的教育意义，称之谓“教育剧”。流亡期间，他的思想和艺术更加成熟，进入“叙事剧”创作阶段，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剧本，如《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193—1938）、《卡拉尔大娘的枪》（1937）、《伽利略传》（1938， 1945—1947）、《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四川好人》（1939—1941）、《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1940）、《阿尔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41）、《高加索灰阑记》（1944—1945）等。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剧作有《公社的日子》（1948—1949）、《杜兰朵》（1954）。他的戏剧如按题材和形式区分，主要有大众戏剧、寓意剧和历史剧三种类型，此外，尚有一小部分传统戏剧。

　　布莱希特在戏剧上的重要贡献是创立了“叙事剧”理论。他的戏剧美学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叙事剧”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戏剧必须起教育作用，不仅解释世界，更应起改造世界的作用。其艺术方法的核心是“间离效果”（一译“陌生化效果”）。这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它偏重于诉诸观众的理性，让他们在观看与思考中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得出自己的结论。与之相适应的是戏剧情节故意夸大，矛盾冲突复杂，舞台设计和道具别开生面，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剧中加入叙事人、定场诗、舞蹈、歌唱等。布莱希特要求导演让演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同样，布莱希特也给观众在思考上及美学欣赏上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作品达到更高的美感教育作用。这是一种同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体系“以情动人”对立的戏剧理论。早在三十年代，布莱希特就对中国京剧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过梅兰芳（1894—1961）的演出，并发表专门论文。他的戏剧中吸收了中国京剧的一些表演艺术特征。他的重要理论著作有《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间离方法》（1936）、《论实验戏剧》（1939）、《表演艺术新技巧》（1940）、《戏剧小工具篇》（1948）、《戏剧论著》（七卷， 1957）等，还有许多对剧本的导演分析。今天，布莱希特已成为现代戏剧的经典作家，在世界各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伽利略传》是布莱希特最重要的剧本之一，初稿产生于1938年，1943年首演。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后，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和巨大灾难，作者有感于科学技术与现代战争的关系，进一步改写了这个剧本，明确提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科学研究的目的问题，1947年完成。1954—1956年作者定居柏林期间，又一次修改了这个剧本。

　　这是一出历史哲理剧，以十七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2）的事迹为题材，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二十世纪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哲理性的主题思想。剧情如下：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了许多天文现象，证实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地球中心说”。这一发现客观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为了科学研究和较高的收入，他搬到了佛罗伦萨，当了大公爵的宫庭数学家。不过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他的发现，也不愿看一眼他的望远镜，还是坚持地心说，他只得带了科研成果到罗马，在一次假面舞会上，罗马的大主教凶狠地向他宣告：教会否定了哥白尼的学说，并不准伽利略继续从事研究。他被迫沉默了八年。后来新教皇登基，他鼓起勇气，继续在“禁区”进行研究。经过十年努力，他的学说已广为传播。宗教裁判所害怕伽利略的学说会动摇教会的统治于 1633年在罗马对他进行审讯，肆意迫害。伽利略在威胁和压力下公开宣布收回自己的学说。但仍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软禁在一所农舍里，只有他的女儿陪伴着他。一天，他的学生安德利阿来看望他，才知道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说，而是在偷偷写下科学著作《对话录》。这一著作后来由这个学生带出意大利国境，传播到全世界。伽利略始终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破晓。

　　这部叙事剧从多侧面塑造了伽利略的形象。他有伟大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更有普通人的欲念和缺点。通过他的一生几个重要片断，表现了新旧社会交替时刻，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变革与反动之间存在着的生死搏斗，启迪人们去思考许多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历史上的真正的伽利略案，在沉冤达三百六十年后终于得到平反。1992年10月31日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式发布平反公告，为伽利略恢复名誉。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是布莱希特于1939年完成的剧本，1941年首演。这是他的叙事剧理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在戏剧舞台上享有盛誉，为许多剧院的保留剧目。

　　这是一部根据十七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森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编写的历史剧，以德国三十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个绰号大胆妈妈的随军商贩的故事。大胆妈妈名叫安娜·菲尔琳，她带着二个儿子和一个哑巴女儿靠随军叫卖日用杂货，妄想发战争财。结果一子一女死于战祸，另一个儿子带上手铐成了罪犯。战争带给她的只是灾难，但她执迷不悟，依然拉着大篷车，孤单一人在战争中继续她的营生。

　　这个剧本通过开场和终场的鲜明对比，告诉观众：小人物想靠战争发财是不会成功的，战争只会给他们带来灾难而不是财富。意在提醒德国人民要起来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向对希特勒抱幻想的西方国家敲响警钟，要求人们认清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全剧至终大胆妈妈没有觉醒，但观众却更加觉醒，受到教育。

　　布莱希特的剧本《四川好人》创作于1939—1941年流亡瑞典和芬兰时期，1943年首演。这是一出著名的寓意剧，描写四川好人欲行善而不得的故事。剧本开始，天上三位神仙下凡寻找好人，发现中国四川的贫苦而心地善良的妓女沈黛，就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开一家小烟店维持生活，不必再去卖身。但沈黛开了烟店后，许多乞丐和亲戚向她借钱，并在她那儿吃喝。她的小店几乎倒闭。这时，沈黛还救了一个叫宋的失业飞行员，并且与他相爱。但宋也对她诈骗。沈黛没有办法，便化装成一个男人，自称是表兄瑞达。“他”整顿烟店，并用简陋的工棚办起了烟厂，强迫大家（包括宋）在厂里劳动。瑞达冷酷无情，剥削工人，因此，许多人想念慈善的沈黛。有人怀疑沈黛被瑞达谋害了。瑞达最后被捕，三个神仙施计成了法官。在法庭上，瑞达脱去面具，恢复沈黛原来面目。沈黛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神仙无法回答，悄悄消失，他们寻找好人的愿望终于破灭。

　　布莱希特通过沈黛好坏两个人的形象以及后来提出的问题，说明现存世界需要改变，但如何改变，留待观众去深入思考。也就是说，让观众带着问题走出剧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社会，人们既能行善做好事，又不会使自身的存在受到危害？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他的戏剧中也夹有不少诗歌。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高度的概括性，强烈的讽刺性；选材精辟，形象深刻，击中要害，发人深思，很有教育意义。在形式上深受民歌的影响，语言简洁清晰，普通工人、农民都能读懂。在内容上他紧密结合时代和社会的重大事件，提出尖锐、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写了《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士兵的老婆得到了什么？》等诗篇，打击法西斯分子，启迪德国人民的觉悟。他还善于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在这方面写了许多诗歌，下面是1936年创作的著名诗篇《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

　　是谁建造了七座门的忒拜城？

　　书上写着许多国王的名字。

　　是国王们背来的那些石块？

　　是谁多次重建了

　　反复遭到破坏的巴比伦？

　　在金碧辉煌的利玛城里

　　建筑工人住着什么样的房子？

　　中国长城竣工的那天晚上

　　民夫们在哪里栖身？

　　伟大的罗马城

　　有着数不清的凯旋门。是谁建造了它们？

　　皇帝们打败了什么人？

　　倍受颂扬的拜占庭

　　只为它的居民建造了宫殿？

　　据说神话里的阿特兰蒂斯

　　被海水吞没的那天夜里，

　　溺水的人们呼唤着他们的奴隶。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靠他自己？

　　凯撒打败高卢人。

　　他身旁至少还有一个厨子吧？

　　西班牙的菲利浦，当他的舰队沉没时，

　　抱头痛哭。此外再没有人哭过？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中打了胜仗。

　　除了他之外，还有谁打了胜仗？

　　每一页一个胜利。

　　是谁烹调了胜利的酒宴？

　　每十年一个伟人。

　　是谁偿付了那许多费用？

　　这么多的记载。

　　这么多的疑问。（张黎译）

　　在这首诗中，布莱希特借读书的工人之口，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帝王的丰功伟绩提出质疑。“每一页一个胜利”、“每十年一个伟人”。“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但每一个疑问背后，都有丰富的“潜台词”，人们经过思考不难得出“人民创造历史”的答案。布莱希特认为，质疑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所以他的诗歌和他的戏剧一样，并不着力于去感染读者的感情，而是努力启发读者的理性。

　　贝歇尔和布莱德尔

　　约翰内斯·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小说家，生于慕尼黑一个高级法官家庭。中学毕业后在柏林、慕尼黑和耶拿大学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从1911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次年为表现主义刊物《行动》撰稿。1913年与几个志同道合者编辑《新艺术》杂志，投入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服兵役，经常变换住地。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第二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崩溃和胜利》（1914）、《致欧洲》（1916）、《友爱》（1916）、《新诗集》（1918）等。这些诗作以幻象、讽喻和宗教象征代替对现实的真实描绘，在形式上一味追求新颖怪诞，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但在部分诗篇中反战主题也是十分突出的。

　　魏玛共和国时期，贝歇尔领导了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这时和弗·沃尔夫、托勒尔等一起脱离表现主义。1927年访问苏联，回国后倡办《无产阶级文艺通讯》（192—1929），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工人作家。1928领导成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出版机关刊物《左翼路线》（192—1932），这个时期他出版的重要诗集有《在列宁的灵柩旁》（1924）、《王位上的尸体》（1925）、《宏伟的计划》（1931）等。此外，还有长篇小说《莱维西特，又名唯一正义的战争》（1926），揭露世界帝国主义正在策划新的战争，而如果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那就是“唯一正义的战争”。

　　1933年希特勒上台，贝歇尔被迫流亡奥地利、瑞士、捷克、法国和苏联，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5—1945年在莫斯科任《国际文学》（德文版）主编。 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回到德国苏占区，任德国民主革新文化联盟主席，并参与创办文学杂志《思想与形式）。1953—1956年任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院长，1954年起任文化部长，直至逝世。

　　贝歇尔的后期创作，从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这时他写了许多古典式格律严谨又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抒情诗。重要诗集有《幸福寻找者和七大牵累》（1938）、《十四行诗集》（1935—1938）、再生》（1940）、《还乡集》（1946）、《新德国民歌》（1951）和《德国十四行诗》（1952）等。还有自传性长篇小说《告别》（1940）和剧本《冬季战役》（1952），前者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汉斯，告别他的家庭，也告别他的阶级，和无产者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小说反映了 1900至1914年间德国社会生活的画面，后者描写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失败的情景。贝歇尔也著有诗论多种，如《保卫诗歌》（1952）、《诗的信仰》（1954）、《诗的力量》（1955）、《诗的原则》（1956）等。

　　《1937年哀祖国》、《三人谣》、《德国在呼唤》、《德意志，我的忧怨》等都是贝歇尔后期的一些代表性诗作，现把最后一首介绍如下：

　　祖国，我的忧怨，

　　朦胧中的故国——

　　天，蔚蓝的天，

　　你是我的快乐。

　　有一天我要这样讲：

　　当我流亡的时候，

　　我为了对你颂扬，

　　曾寄给你一曲轻歌。

　　我曾向你献诗，

　　希望你能统一，

　　并且让我在黑暗里

　　和你一同哭泣……

　　天明了，蔚蓝的天，

　　和平已经恢复——

　　德意志，我的忧怨，

　　你也是我的快乐。（钱春绮译）

　　这首诗写于1949年，德意志祖国刚从战争的重大灾难中站起来，要清算纳粹德国的罪恶，要恢复，要统一。短短十六行诗，诗人多次重复用了“祖国”、“忧怨”、“快乐”等词，充分表达了对德意志的无限深情。诗人为陷入黑暗的祖国而哭泣，在流亡时曾用诗歌寄托思乡之情；现在重返祖国，看到了蔚兰的天，快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诗人热切地盼望和平、统一。在这首短诗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并富有优美的韵律，确是贝歇尔的上乘之作。

　　维利·布莱德尔（1901—1964）生于汉堡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就去一家造船厂学车工，参加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年成为德国共产党员。他在1923年参加汉堡工人起义，被捕入狱两年，在狱中研究法国革命，写成《马拉，人民之友》（1924）一书。出狱后在一条轮船上当机工助手，到过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等地。1928年进汉堡“Ｎ和Ｋ机器厂”当车工，由台尔曼介绍在《汉堡人民报》当工人通讯员，因写了触犯当局的文章，以“文艺叛国罪”被判两年监禁。在狱中写了长篇小说《Ｎ和Ｋ机器厂》（1931）、《罗森霍夫街》（1931），反映二十年代德国工人的艰苦生活和革命斗争，是德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品。从此，布莱德尔的名字开始在文学界流传。1932年应邀访问苏联。

　　纳粹执政后，他于1933年3月被捕，在菲尔斯比特集中营关了十三个月，释放后逃往布拉格，后根据这段经历写成长篇小说《考验》（1934）。这部作品以两个共产党员为中心人物，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在法西斯集中营的经历和体力上、精神上所受到的考验。这是第一部揭露集中营残酷暴行的作品，出版后被译成十七种文字，影响很大。1934年他与贝歇尔到莫斯科，列席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后留居苏联，从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1936年，与布莱希特、福伊希特万格一起合编文艺月刊《言论》。1937年赴西班牙参加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任台尔曼营政委。后来他又回到苏联。这个时期完成的重要作品有：描写纳粹统治初期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你的不相识的兄弟》（1937），描写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中篇小说《埃布罗河上的遭遇》（1938），以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和亲友们的生活作素材的《亲戚和朋友》三部曲第一部《父亲们》（1941）。特别是后者通过汉堡一个工人家庭的命运，艺术地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批判了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并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这部小说的发表使作者获得很大声誉。三部曲第二部《儿子们》和第三部《孙子们》分别于1949年、1953年出版，反映了1915至1948年的社会历史。

　　1945年纳粹投降，布莱德尔随苏军回到德国，参加祖国重建工作。1952—1957年任《新德意志文学》杂志主编，1954年任艺术科学院副院长，1962年为院长。他曾两次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这个时期他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控诉纳粹罪行的中篇小说《沉默的村庄》（1949），记述劳动人民团结互助在五十天内重建一个被洪水毁坏的村庄的报告文学《五十天》（1950），电影脚本《台尔曼》（1954—1955），以自己在罗斯托克领导民主建设的艰苦历程为素材写成的长篇小说《新的一章》（1959—1964）。1955年他曾来中国访问，去过延安，写有《枣园的宴会》（1956），记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故事。1964年10月27日布莱德尔在艺术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

　　施特里马特和康特

　　埃尔温·施特里马特（1912—），出生于施普伦贝格一个面包师家庭。他早年当过饭店服务员、饲养员、司机和辅助工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入伍，战争快结束时离开军队，漂泊他乡。1945年回到故里，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1947年任当地七个小村的联合村长。后任森夫滕贝格地方报纸的编辑，不久成为专业作家。他一直住在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 1959至 1961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后任副主席，多次获国家奖金和其他奖金。

　　施特里马特的作品绝大部分描写农村生活。第一部长篇小说《赶牛车的人》（1950）描写农村无产阶级的生活，展示了德国从威兼时代到法西斯上台这半个世纪的农村阶级关系。短篇小说集《一堵墙倒塌了》（1953）共收八篇短篇小说和速写，作者以简练的文笔，描写了随着农村阶级关系的变革而引起的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猫儿沟》（1954）是他的第一部剧作，是一出四幕诗体喜剧，1953年由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上演，博得好评，获国家奖金。剧本围绕着农村一条新的公路的建设，展开了富农及其追随者与进步力量的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五年后，作者又加写了一场《1958年的猫儿沟》（1958），以表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剧本《荷兰人的未婚妻》（1960年演出，1961年出版），通过一个农村雇工的女儿在战争结束前后三年内爱情上的遭遇，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与阶级问题紧密相连，政治上的选择与私生活的处理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剧中虽然描写了对抗性矛盾，但女主人公汉娜与她的同志、朋友之间的矛盾却占了重要地位。这出戏被认为是东德六十年代戏剧发展的序幕。剧本发表后，曾在文艺界引起争论。

　　施特里马特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丁柯》（1954）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以1948至1949年土地改革后的下劳西茨农村为背景，通过主人公丁柯的观察，揭示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小农思想与集体化道路之间的矛盾。丁柯的祖父，翻身农民克拉斯凯摆脱不掉旧生产方式的影响，一心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同丁柯的父亲、热心于农村改革的恩斯特发生了矛盾。老克拉斯凯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不但没有成为土地的主人，反而成了土地的奴隶，终于劳累致死。他的死既象征着旧思想的必然灭亡，也预示着合作化是农民应走的道路。小说结构朴实、语言生动，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1957年被改编成电影。

　　施特里马特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创奇迹的人》继承了德国“发展小说”的传统。第一卷（1957）叙述贫苦的农村青年施坦尼斯劳斯·比德纳从1909至1943年法西斯灭亡前夕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特别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作者把现实主义的描写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描绘了一幅幅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的画面。第二卷（1973）继续叙述施坦尼斯劳斯的发展道路，在直接描写之中穿插着许多回忆。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后，因对国内生活的描写带有强烈的社会批评性，引起文艺界的争论。

　　施特里马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蜜蜂脑袋奥勒》（1963）围绕奥勒的遭遇，表现了1951至1959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复杂的斗争。主人公奥勒是农村中的基层干部，他在带领农民实现合作化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但他百折不挠，终于取得了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小说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批判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曾在文坛上引起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辩论。作者第三次获国家奖金。

　　施特里马特还写有长篇小说《店铺》（1983）、《绿色的六月》（1985）和短篇小说多种。他是个政治上敏锐、艺术上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在题材和主题方面的成就，常常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争论，成为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力量。他善于塑造农民形象，作品风格朴实、语言简洁通俗，富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和幽默感。

　　赫尔曼·康特（1926—），出生于汉堡一园艺工人家庭。早年学过电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被征入伍，1945—1949年在波兰战俘营中度过。1949年回到东德，入格赖夫斯瓦尔德工农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1956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任过大学学报编辑、《新德意志文学》编辑，1962年成为专业作家。1969年为德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78年被选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

　　康特于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海拾零》（1962），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显示了作者的幽默风趣风格。196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礼堂》描写了民主德国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成长，也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引起东、西德文坛的广泛注意，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康特后来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报头栏》（一译《版权页》1972）和自传性小说《滞留》（1977），后者描写一个十八岁的德国士兵于1945年被俘后关押在华沙监狱的经历。其他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集《第三个钉子》（1981）、《青铜器时代》（1986），文集《支柱》（1981）等。

　　《大礼堂》是康特的代表作，反映1949至1962年工农学院大学生的生活经历和成长道路。电工出身的主人公罗伯特·伊斯瓦尔在工农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名新闻记者。十年后他应邀在停办工农学院的典礼上讲话。在准备这次讲话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许多往事。他回想到当时工农学院学生宿舍里的几位同窗好友。雅各布原是林业工人，基础差，学习很吃力，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和大家帮助，慢慢跟上来了，现在是农林部的一名处长。克瓦西原是白铁工，富有组织才能，坚信社会主义，对前途很有希望；但正是这位坚信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去了西部，现在在汉堡开一家酒店。伊斯瓦尔对克瓦西的行动很不理解，曾利用机会去汉堡劝他回来，但没有成功。格尔德原是本匠，伊斯瓦尔为了阻止他与自己心爱的姑娘薇拉接近，设法让格尔德与同班女同学罗莎结婚，然后一块儿去中国学习汉语。伊斯瓦尔对这种把社会主义事业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深感内疚。他一边在准备讲话稿，一边必须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这部小说运用多层次结构、内心独白、回忆等手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民主德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同时也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对现实社会中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此，小说发表后在东、西德都引起强烈反响。

　　克·沃尔夫

　　克里丝塔·沃尔夫（1929—），出生于兰茨贝格（现属波兰）一商人家庭。1945年随家庭西迁来到梅克伦堡，1949年中学毕业后入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53年毕业后先在作家协会工作，后在《新德志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任编辑，并开始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和散文作品。1959—1962年在哈勒工作期间，她常到一家机车车辆厂参加劳动，体验生活。1963年成为专业作家。1964年成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成员，并获国家奖；1977年被吸收为西德达姆施塔特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1980年获毕希纳文学奖。她曾是民主德国作协理事会和笔会中心主席团成员。

　　克·沃尔夫从1961年起创作小说，大多以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切的问题为题材。短篇小说《莫斯科的故事》（1961）描写1945年一位苏联军官在德国爱上一位德国姑娘，十五年后两人在莫斯科重逢，又惊又喜，最后正确处理了友谊和爱情。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1963）是作者的成名作，写一对青年男女由于德国的分裂而造成爱情不幸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当时民主德国曾引起热烈讨论，在联邦德国也受到称赞。长篇小说《追忆克里丝塔·Ｔ）（1968），以第一人称形式追忆亡友克里丝塔·Ｔ在短暂一生中为争得个性完善所作的努力及遇到的挫折，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如何发展的问题，又一次引起文坛关注。自传性长篇小说《童年典范》（1976）描述了纳粹统治时期小人物在精神上被奴役的状态以及 1945年解放时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作者的意图是批判法西斯专政，反对战争，全民族应吸取历史教训。中篇小说《茫然无处》（1979）叙述十九世纪初叶两位很有才华的德国作家自杀的故事。另一中篇《卡珊德拉》（1983）以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时期女先知卡珊德拉的故事，借古喻今，要世人关注世界核战争的危险。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后，她立即写了反映这一事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的小说《核干忧事件》（1986）。

　　这个时期，克·沃尔夫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菩提树下》（1974），电影脚本《梯尔·欧伦施皮格尔》（1972，与丈夫格哈德·沃尔夫合作），评论集《阅读和写作》（1972）、《继续尝试》（1979）等。1986年她还出版了收有至1985年所写的文章，所发表的演说和谈话的两卷文集《作者的尺度》。

　　1989年11月，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被拆除。1990年6月克·沃尔夫发表一篇作品《遗留的记忆》。原作写于1979年，描述一个女作家受到安全部门监视的故事，这是一篇艺术散文，表现了一个处于孤立无助、无能为力境地中的自我。作品发表后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西德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想利用这一事件攻击沃尔夫，从而攻击东德全体作家，达到否定民主德国文学的目的。也有不少批评家和作家为沃尔夫辩护，肯定沃尔夫的创作和民主德国文学的成就。这场论战持续了两年多，并没有结论，但真正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正如一本汇集论战文章的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问题不在于克·沃尔夫》。可见克·沃尔夫的作品常常成为德语文坛上的热点。

　　长篇小说《分裂的天空》是沃尔夫的成名作，在1963年发表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第二年还被拍成电影。小说描写的时间是1959—1961年，女主人公丽塔·赛德尔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与年轻化学家曼弗雷德结识，两人产生了爱情。后来丽塔离开家乡到曼弗雷德所在的工业城市哈勒，她志愿做教师，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曼弗雷德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当化学师。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丽塔和同学、教师一起去机车车辆厂劳动，接触到各种人物，政治上逐渐成熟，开始信仰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曼弗雷德却与现实格格不入，当他的发明成果被拒绝接受后，愤然去了柏林西区。三个月后，丽塔去柏林西区看望曼弗雷德。她发现西方并非那么美好，她规劝他一起返回东部，但无效。她只得一人返回柏林东区。失去恋人的痛苦折磨着她，一度使她绝望自杀，同志的情谊温暖了她的心，她重新又振作起来，克服感情上的创伤，投入新的生活。

　　小说的主题是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者赋予这个老主题以新的政治内容。它以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修筑柏林墙为背景，表现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给德国人民的家庭、婚姻和爱情带来的不幸，以及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阴影。由于小说把社会政治问题和个人遭遇、经历结合在一起描写，并采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内心奥秘，现实和回忆并行发展，语言简洁、含蓄，对话都是日常口语，出版后受到东、西德广大读者的欢迎。

　　1983年发表的中篇《卡珊德拉》是一部散文化小说。主人公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她渴望自己成为先知，太阳神阿波罗赐予她为预言家。但因为她多次拒绝阿波罗的求婚，阿波罗使她只有预言的本领，却没有人信她的预言。在特洛伊战争中卡珊德拉虽一再警告，不能让帕里斯率船舰去希腊，不要去抢希腊美女海伦，不要把大木马搬进特洛伊城，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后人把没人听的警告称之为“卡珊德拉呼吁”），最终导致特洛伊城的毁灭。希腊人获胜后把城中妇弱老幼押回去作为俘虏。卡珊德拉在被俘后成为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女奴和情人，后来被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所杀。小说写作的时间是八十年代初，正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时候，欧洲笼罩着核战争的危险。沃尔夫通过卡珊德拉在被杀之前的回忆、思考，重新认识特洛伊战争的历史，借古喻今，提出了当前人类最关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震惊了世人。小说发表后得到了东、西欧文坛的一致好评，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

　　米勒、哈克斯和布劳恩

　　海纳·米勒（192—）出生于萨克森州的埃彭多尔夫。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下度过的，中学没有毕业就被迫参加帝国劳动服务队，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战后 1949年才读完中学。后来在图书馆和报社工作，1954—1955年在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工作，1958年任月刊《青年艺术》编辑和柏林高尔基剧院编剧，1959年起成为专业作家。1974—1977年任布莱希特创建的柏林剧团的戏剧顾问，后来又任柏林人民舞台的戏剧顾问。他曾多次获得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文学奖金，1985年获毕希纳文学奖，1986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

　　米勒最初的一些剧本是和他的妻子英格·米勒（1925—1966）一起创作的，重要的有《廉价劳动力》（1957）、《校对》（1958）、《女移民》（1961，后改名为《农民》1964）、《建造》（1963—1964）等。这些剧作受布莱希特“教育剧”的影响，引起剧坛的广泛注意。六十年代中期后，他致力于对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古典悲剧的改编，完成的重要剧本有《菲罗克泰特》（1964）、《赫拉克勒斯》（1966）、《暴君俄狄浦斯》（1967）、《普罗米修斯》（1968）、《贺拉梯人》（1968）、《美狄亚》（1974）等，他还改编莎士比亚的名剧，如《麦克白斯》（1971）、《哈姆雷特》（1977）、《哈姆雷特机器》（1978）。这些剧作大都采用韵文体，语言简练优美，有高超的艺术性；但由于作者借历史题材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艺术主张，曾在东、西德引起强烈反响，有些剧本还在东德遭到严厉批评和禁演。

　　米勒在戏剧艺术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七十年代后他采用“组合式”方法完成的著名戏剧有：《战斗》（1951—1974）、《巩德林的生平、普鲁士的腓特烈、莱辛的睡眠梦幻呼喊》（1977）、《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1956—1977）和《四重奏》（1981）等。“组合式”戏剧在艺术手法上熔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于一炉；各场之间情节并不关联，但主题思想却是一个，通过它们的内在联系，启迪观众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日耳曼女神在柏林之死》是米勒“组合式”戏剧的代表作之一，产生于1956至1971年，1977年公开发表，1978年首演获得成功。这个剧本浓缩了德国的全部历史灾难。全剧六幕十三场，从日耳曼祖先开始，概括地描述了德国的过去、现在，并展望了将来，其中特别突出了普鲁士的历史和法西斯年代的历史。有些场景是现实主义的描述，有些场景则运用荒诞和残暴戏剧手法。如第四幕第一场名为“神圣家庭”——基督教里本意是指约瑟夫、玛利亚和耶稣一家——，作者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即不神圣家庭之意，写希特勒作圣父，戈培尔作圣母，戈培尔怀孕临产，日耳曼女神作产婆，帮助戈培尔产下一个畸形儿——康泰戛——狼。表面上看，似乎荒诞离奇，而实际上正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希特勒当父亲，戈培尔当产妇，说明法西斯主义是通过这个纳粹党的宣传部长去传播和扩大的；日耳曼女神当接生婆，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产生，这与德国的历史传统和普鲁士精神密切相关。而戈培尔产下的畸形儿——康泰戛——狼，也有深刻的含义。康泰戛是一种镇静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德国差不多家喻户晓，并且用得很普遍。但是在此期间，常服此药的孕妇生下孩子，多为畸形。这个畸形儿，作者既用以比作西德这个国家，也比作法西斯思想的毒害，它影响着下一代，乃至子孙后代。康泰戛后面加个“狼”字，表明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的极度憎恨。剧中对希勒本人的描写，也是现实和荒诞相结合，如写他在元首地堡中打哈欠、神经质地踱步，十分逼真；又写他大口大口地喝汽油解渴，抓着士兵就吃，非常荒诞，但荒诞的后面却很真实。希特勒在战争中不是耗尽了大量物质财富，并把德国人民推进了战争的火坑吗？海纳·米勒是一位当代悲剧家，他主张悲剧首先要引起恐惧和惊吓。他所以作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惊吓，以激发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憎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这部戏在艺术手法上也很独特，它完全打破了戏剧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情节跳跃性极大，有强烈的对比感。语言精练、优美、幽默、诙谐，比喻生动，寓意深刻，荒诞中隐含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强烈的讽刺。

　　彼得·哈克斯（1928—）是另一位德国剧作家。出生于西里西亚布雷斯劳一律师家庭。1945年随全家迁往西德，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戏剧。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为电台、剧院等工作，同时进行戏剧创作。1955年应布莱希特的邀请赴东柏林，先后在柏林剧团、德意志剧院任编剧。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哈克斯在戏剧创作上受布莱希特的影响。他的剧作题材广泛，有取材于十世纪民间故事的《恩斯特大公的民间话本》（1953），有描写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西班牙皇室掠夺印第安人的《揭开印度的纪元》（1955），有描写七年战争的喜剧《洛博齐茨战役》（1956），有记叙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传说的《无忧宫的米勒》（1958），有反映民主德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忧虑和权力》（1960）和《莫里茨·塔索》（1961—1965），有根据阿里斯托芬同名剧改编的《和平》（1962），有反映法国王朝争斗的《玛加蕾特在艾克斯》（1966），有根据普劳图斯同名作品改编的《安菲特律翁》（1967），有描写歌德和斯泰因夫人亲密关系的《在斯泰因府上叙谈不在场的歌德先生》（1976）。

　　哈克斯在艺术手法上，早期擅长运用悲喜剧的形式和陌生化技巧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十年代后，他摒弃布莱希特传统，剧作多以历史和神话故事为题材反映现实政治问题。他强调塑造个性，并赋予人物丰富的想象力。他曾多次获得民主德国的文学奖金，1977年获国家奖。

　　福尔克·布劳恩（1939—）出生于德累斯顿，195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人、管道工人和机车司机。1960—1964年在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1965至1966年任柏林剧团戏剧顾问，后来专事文学创作。1972年起在柏林德意志剧院工作。

　　布劳恩的创作从诗歌开始，后来也写剧本和小说。他的诗歌受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常以自由体形成，写无韵长句诗，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号召性；善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在诗歌中往往把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态度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代青年的心声。诗集《向自己挑战》（1965）描写建筑工地的劳动生活，表达青年渴望社会更快发展的感受和愿望。在《我们，不是他们》（1970）中，以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形式，从历史发展角度颂扬了民主德国的成就。诗集《迎向对称的世界》（1974）和《操练正步走》（1979），探讨了人类的发展问题，富有哲理性。

　　他的戏剧创作受布莱希特的辩证剧影响，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重要剧本有《翻斗车工人》（1967， 1972）、《辛策和孔策》（197）、《廷卡》（1976）、《世界大同》（1979）和《德米特里》（1982）等。

　　从七十年代开始，他也以上述主题创作小说，短篇集《卡斯特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中篇《没有说完的故事》（1975发表于杂志， 1977年出版）、《辛策和孔策的小说》（1981完成，1985发表）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特别是《没有说完的故事》描述一个青年工人遭到保安部门不公正的怀疑，酿成爱情上的波折、坎坷，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法制不健全，批判了草菅人民的官僚主义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布劳恩曾获得多项文学奖，他是德国新一代值得注意的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创作，不论是诗、剧本还是小说都贯穿着一种辩证思想，充满着要前进、要发展的进取精神。

　　第五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部地区由美、英、法三国占领，称西占区。1948年9月，在波恩成立了议会委员会。1949年5月10日确定波恩为首都，23日公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并且决定成立政府；9月间，经过议会选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战后，国外流亡的反法西斯作家回到西占区的不多，但留在西方国家的德国流亡作家，或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同西德的联系比较多。少数返回西德的作家，没有得到参与国家民主建设的机会，小说家克劳斯·曼（1906—1949）的自杀，反映了流亡回来的人们对于西德现状的悲观失望；德布林（1878—1957）虽在1949年参与创办美因兹科学院，也终因困难重重被迫于1951年重新出走法国。

　　二次大战后的联邦德国文学反映了战后西德历史发展的概貌。西德作家的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萧条岁月，五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战争的谴责，法西斯分子的蠢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在有些作品中，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德意志民族的历次灾难同个人悲剧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德国社会的认识。在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西德作家颇受美国和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战后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废墟文学。这是指1945年的“零点”至五十年代初期的德国文学。一些青年作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主张对过去的文学传统“砍光伐尽”，从思想上、语言上进行冷静、谨慎的清理与探索。当时人们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都蒙受了战争创伤。战后的西德作家“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伯尔语）其中以废墟文学最能正确地反映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废墟文学不致“把同时代人诱骗到田园诗中去”，而是提醒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废墟文学的题材大多是描写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废墟文学都写得很实际，对事物抱怀疑态度，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浪漫主义的情感；社会批评、嘲讽和怪诞是它的艺术风格。废墟文学的作家大多出生于1916—1925年间，其主要代表都是文学团体 “四七社”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家亨利希·伯尔（1917—1985）。他的早期作品《列车正点到达》（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一声没吭》（1953）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等，都反映了战争、回乡、战争中的见闻和废墟上的建设。其他著名的有博尔歇特（1921—1947）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大门外面》（1947），后者描写了年青的纳粹士兵贝克曼的悲剧，他在战后返回德国，既缺衣少食，也无容身之所；人是回“家”了，但四处碰壁，始终被关在“大门外面”。贝克曼的遭遇是当时西德青年一代的缩影，剧本被改编成广播剧后，引起强烈反响。安德施（1914—1980）的自传体小说《自由的樱桃》（1952），以记实手法回忆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被征入伍后的军旅生活和在前线投诚的经过。瓦尔特·延斯（1923—）的长篇小说《不，被告的世界》（1950）抨击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性的扼杀，以影射希特勒政权。

　　1947年，作家和评论家里希特（1908—）、安德施等在慕尼黑建立文学团体“四七社”，以后参加者愈来愈多，有作家、评论家、出版商、新闻记者、大学文学教授，这个团体包括了战后西德文学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没有坚定的政治或美学纲领的松散的集体，以建立新的、民主的、自由的德国，促进战后德国新文学的繁荣和扶助青年作家为宗旨。从1947—1955年每半年集会一次，主要是朗读和讨论文学作品，对成员（有时也邀请客人）中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相互提出批评意见；从 1956—1967年改为每年集会一次。1950年起颁发“四七社文学奖”。“四七社”对战后德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并一度成为左右联邦德国文坛的力量。但由于其成员包括了各种倾向的作家，政治和艺术观点都不尽相同，因此矛盾较多，存在了二十年，于1967年举行最后一次会员大会后停止活动。1972年7月和1990年5月（在布拉格）“四七社”在长期沉默后又有过两次活动，但不再经常化。因为它已完成使命，于1977年正式宣告解散。

　　“四七社”成员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很多，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表现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也适当吸收现代派的回忆、象征、荒诞、蒙太奇、意识流、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时空概念颠倒交错等艺术手法。诗人、剧作家君特·艾希（1907—1972）早年发表诗集《偏僻的田庄》（1948）、《地下铁道》（1949）等，后来以写广播剧蜚声文坛， 1951年发表的《梦》以寓意手法描写发生在五大洲的五个不同人的梦，揭示危及人类社会的种种威胁。小说家伯尔除上面已提到的作品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和中篇纪实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等。君特·格拉斯（1927—）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1958年在“四七社”朗读断片时就获得交口称赞，出版后轰动了国内外文坛，接着他又发表了《猫与鼠》（1961）、《非人的岁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的长篇小说《空中群鹰》（1951）、《激流中的人》（1957）和《德语课》（1968），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克彭（1906—）的三部长篇小说《草里的鸽子》（1951）、《温室》（1953）和《死在罗马》（1954），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描写战后知识分子阶层徘徊动摇的矛盾心理，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复活和战争危险。马丁·瓦尔泽（1927—）的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姻》（1957）、《间歇》（1960）、《独角兽》（1966）等，揭露联邦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人们的种种心态。乌韦·约翰逊（1934—1984）的长篇小说《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1959）、《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1）、《两种观点》（1965）等，大都描写德国的分裂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作品摒弃传统的叙事方式，通过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展开情节，颇有新意。诗人、散文家恩岑斯贝格尔（1929—）的诗集《狼的辩护》（1957）、《国语》（1960），抨击军国主义，揭露联邦德国表面繁荣的社会现实，语言锋利泼辣，诙谐幽默。彼得·魏斯（1916—1982）是 1945年加入瑞典籍的德语作家，参加“四七社”活动，他的小说《马车夫的身影》（1960）、《告别双亲》（1961）和《逃亡的终点》（1962），以细节描写精确见长，后两者主要措述流亡经历，具有自传性质；他的剧作《马拉/萨德》（1964）、《调查》（1965）等，开创了德语“纪实戏剧”（一译“文献戏剧”）的新页。此外，尚有奥地利著名作家艾兴格（1921—）、策兰（1920—1970）、巴赫曼（1926—1973）等也是“四七社”的重要成员。以上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获得过“四七社”文学奖。

　　当“四七社”的作家全力进行文学创作，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时，一批老作家不甘寂寞，他们也发表了不少小说、诗歌、戏剧，为繁荣文坛作出贡献。除本篇第二、三章已经介绍过的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黑塞、福伊希特万格、贝恩、维歇特、贝根格律恩等外，还有一些老作家必须提及。他们中又有三种：一种是纳粹德国时期流亡国外战后没有回国的作家，一种是流亡后回国的作家，再一种是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作家。女诗人内莉·萨克斯（1891—1970），生于柏林犹太工厂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流亡后定居在瑞典。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在死亡的寓所里》（1947）、《星辰黯淡》（1949）、《无人再知晓》（1957）、《逃亡与变迁》（1959）、《进入无尘之境》（1961）和诗剧《艾里》（1951）、《沙滩上的画》（1962）等，她以诗歌形式反映犹太民族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的残酷迫害及其悲惨命运，隐喻含蓄，格调悲怆，节奏和谐，曾多次获瑞典和联邦德国文学奖，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剧作家楚克迈耶尔，小说家雷马克相继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这在前面已做了介绍。剧作家、小说家雅恩（1894—1959）流亡回国后定居汉堡，潜心文学创作·长于心理描写。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无岸之河》（1949—1961），描写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安尼阿斯·霍恩对过去年代的追思，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坎坷经历；全书二千七百多页，采用意识流手法，评论家把它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 1974）没有流亡国外，三十年代两次被捕，并被禁止创作。战后长期任国际笔会联邦德国中心主席，发表诗集《审阅我写的书》（1946）、《日常琐事》（1948）、《小自由》（1952）等，抨击资产阶级市侩习气，鞭笞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诗作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儿童文学作品有《口是心非的特洛兴》（1949）、《动物大会》（1950）等。女作家朗盖瑟（1899—1950）没有流亡， 1946年发表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描写了犹太人的遭遇。另一女作家卡施尼茨（1901—1974）没有流亡，长期住在法兰克福和罗马，她的《诗集》（1947）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短篇小说集《长长的阴影》（1960）、《长途电话》（1966），主要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1961年6月，由弗·许塞尔在多特蒙德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六一社”，包括作家、批评家、新闻记者和教师，其目的是通过相互批评和讨论，以促进工人文学创作为宗旨，主张“不受政治的、国家的使命和指示约束，以艺术探讨工业化劳动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每年集会两次。“六一社”成员的社会出身有工人也有职员，尽管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同，但都致力于在工业社会新的角度下革新工人文学，并以较多的理性思考去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劳动世界，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阶级斗争。他们的作品大多描述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揭示工人遭受剥削的实情，反映劳资矛盾和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问题。在一些工业区出现了工人写作小组。“六一社”中的著名作家有比舍尔（1918—）、格律恩（1926—）、瓦尔拉夫（1942—），女作家艾利卡·龙格（1939—）、梅希特尔（1943—）等。1970年，“六一社”中的左翼在瓦尔拉夫、龙格带领下又分裂出来，在科隆成立“劳工界文学社”，又称“七0社”，提倡写作“纪实文学”。瓦尔拉夫于1985年发表的描写外籍工人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受压迫的报告文学《最底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德纪实文学的早期代表作有霍赫胡特（1931—）的剧本《基督代理人》（1963），基普哈特（1922—）的剧本《奥本海默案件》（1964），龙格的报告文学《波特罗普笔录》（1968）等。

　　六十年代，“具体派”诗歌在西德风行一时，代表性诗人有海森比特尔（1921—）、莫恩（1926—），还有瑞士的戈姆林格（1926—），奥地利的扬德尔（1925—）、吕姆（1930—）等。这些诗人用单词或字母排列、组合成各种形象或声音，以表达一种情绪和内容。这一诗派到七十年代趋于消沉。在形式上追求革新的尝试，反映在阿尔诺·施密特（1914—1979）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的长篇小说《纸片的梦》（1970），以每页三栏、三条线索并行记录一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例。

　　1968年，西德发生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把文学政治化倾向推向顶峰。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宣告文学的丧钟敲响了，要求停止纯文学创作，投身于直接的改革社会的行动。但不久这场运动就流产了，并没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可是，它对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女性独立意识和公民自觉主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巨大热情，唤起他们对权威的怀疑和反叛精神。但运动的失败也使他们深深感受到破灭的痛苦和沮丧。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文学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复杂的心态。这一时期的西德文学，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有位评论家说：“不论是主题还是素材，占主导地位的是含糊的不确定性”。没有共同的信号，不传达统一的信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代德语文学多样化的状况。“四七社”老作家坚持社会批判精神，抨击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弊端。这个时期伯尔发表了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保护网下》（1979）和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他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1972）、《鲽鱼》（1977）和《母老鼠》（1986）。伦茨发表了长篇小说《楷模》（1973）、《故乡博物馆》（1978）和《练兵场》（1985）。瓦尔泽发表了长篇小说《爱的彼岸》（1976）、《激浪》（1985）和《保卫童年》（1991）。魏斯发表了长篇小说《抵抗的美学》（1975—1981）。约翰逊发表了长篇小说《周年纪念日》（1970—1983）。以上这些老作家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对联邦德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年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参加者经过反思，发表了不少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失落自我的痛苦的作品。七十年代起对这些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转折，注意力从社会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世界。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怀着狂热的希望，憧憬美好的未来到乌托邦的幻灭而失望、消极的过程。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彼得·施奈德尔（1940—）的中篇小说《棱茨》（1973），女作家斯特鲁克（1947—）的长篇小说《阶级之爱》（1973）、薇雷娜·斯特凡（1947—）的《蜕皮》（1975），尼·博尔恩（1937—1979）的长篇小说《历史背向地球的一面》（1976），博托·施特劳斯（1944—）的剧本《重逢三部曲》（1976），布林克曼（1940—1975）的散文集《罗马掠影》（1979）等等。文学史家把这种反映自我失落感的反思、内省的作品称为“新主体性文学”。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反思发展成为“重新发现自我”、分析自我的倾向，更多地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有的评论家称之谓“新感受”派或“自我中心”派。这派作家多为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除上述几人外，还有黑尔特林（1933—）、肖特耶维茨（1934—），女作家沃曼（1932—）、布隆克（1937—）、汉内莉斯·塔肖（1937—）等，这些作家在描写自我的同时，常常对社会以及社会对个人产生的畸形影响进行抨击。上述作家中的女性作家同时也是妇女文学的积极创导者，她们的作品往往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并带有自传色彩。七、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还有小说家恩德（1929—），诗人特奥尔巴迪（1944—），剧作家施佩尔（1944—）、克罗茨（1946—），女作家弗·罗特（1948—）、申克（1948—）等。

　　联邦德国写作通俗文学的著名作家有康萨利克（1921—）、聚斯金德（1949—）等。后者的长篇小说《香水》（1985）曾轰动一时，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在文学理论方面，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姚斯（1921—）和伊塞尔（1926—）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的创立，导致文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即由过去的以本文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从而使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人著述甚丰，在理论界很有影响。形成于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它的鼎盛时期。这虽是一个哲学流派，但它的重要理论特征是把哲学理论研究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其主要成员如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尔诺（1903—1969）等，在写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美学著作，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伯尔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徒家庭，父亲是雕刻匠和细木工，祖先是爱尔兰的移民。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攻读日耳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年，他被法西斯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中经历了六年战争生活。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他被美军俘虏，同年12月获释。战后伯尔住在科隆，一面在大学继续学习日耳曼语文学，一面做些辅助工作，如本工、统计员、职员等。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伯尔在中学读书和做店员时，开始写小说，但都没有发表。战后，他的创作又正值“废墟文学”时期，他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从1947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和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他把战争渲染成一场抽象的人与命运的搏斗，结果是人的毁灭。“战争是无聊的”这是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在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作者通过伤病员的眼睛，把法西斯士兵的残暴行径和纳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描写，把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和德国人的个人悲剧联系在一起，含意深刻。

　　从五十年代起，伯尔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从前宽阔得多。在他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是的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普通工人、战争中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等人物。伯尔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在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他们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彷徨苦闷，从而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描写的是西德战后出现的“寡妇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与贫困、金钱联系在一起，同样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伯尔采用多层次结构的手法，通过对两个遭到战争破坏而社会地位悬殊的家庭的描写。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势力。另一长篇《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描写的是西德莱茵地区一个世袭建筑师家庭在一天内的经历。伯尔通过主人公亨利希·费麦尔一家三代人对圣安东修道院建造、炸毁和重建的回忆，概括地描述了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的历史和命运，抨击了当时西德存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活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希望、痛苦和幻想。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描写的是一个滑稽演员在教会的迫害下，爱情和事业都遭到失败的故事。伯尔以深切的同情控诉了天主教会的蛮横无理，讽刺了西德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的攻击，但却受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赞赏，使本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是一部纪实小说，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过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描述木匠格鲁尔父子由于苛捐杂税不堪负担，而对社会采取了报复行动。伯尔以这部小说为开端，采用纪实体这一新体裁进行小说创作，以强调描写的事件的客观真实性。

　　伯尔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更是那些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往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无事遭殃，落得悲惨的结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除了揭露法西斯战争罪恶、反映德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外，进一步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短篇的篇幅，长的八、九千字，短的仅一、二千字，故事生动、幽默，结构紧凑、集中，语言简单、自然，讽刺辛辣、尖锐，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败家子》（1951）、《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1952）、《正义者丹尼尔》（1954）、《一定照办》（1956）、《战争爆发的时候》（1961）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

　　七十年代以后，伯尔作品的艺术手法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以前，他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但 19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一译《莱尼和他们》或《女士和众生相》），197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和198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一译《沿河区的女士们》），却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伯尔的文学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通过二次大战后一个名叫莱尼的妇女所接触的人物，向读者展现了德国战前岁月、战争年代以及战后西德社会的广阔画面，从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并塑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形象，被誉为1971年度“欧洲之书”，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描写的是一个年轻正派的家庭助理员遭到黄色报纸的诽谤，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这部作品起因是1971年西德某地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某家报纸指控犯罪者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集团，伯尔著文认为这种指责毫无证据，因而遭到这家报纸的攻击，住宅也受到警察局的搜查。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抨击了热衷于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专门残害别人名声，以致迫使当事者家破人亡的低级新闻报纸，从中对西德政界、新闻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保护网下》在题材上和前一部小说相联系，反映的是七十年代西方那个“感觉自身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同时又日益畸形化的社会”。伯尔通过报业巨头托尔姆一家受到警察严格的安全措施的保护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抨击了联邦德国的所谓反恐怖活动以及1972年颁布的“禁止就业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了新闻界和警察局的罪恶勾当。以上两部针砭时弊的作品在西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少数评论家认为伯尔的描写“不真实”，是“失败之作”，甚至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同情恐怖分子；但大多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欢迎这样的作品。《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在伯尔逝世后一个月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波恩政治家的内幕故事。所谓“大河秀色”指的是西德首都波恩附近的莱茵河风光，这里是政治家角逐的场所，风云变幻的舞台。伯尔笔下的波恩政治家除少数几个外，几乎都是些无恶不作的蒙昧主义者，而小说中出现的女士们，大部分都成了那些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家手中的牺牲品。这部小说与西德的政治现实紧密相联，但不是影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等于当今真实的波恩政治家。这部小说的形式也很独特，它有一个副标题，名为《对话式和独白式的长篇小说》，它既象小说，又象剧本，完全打破了小说和戏剧之间的界限。全书共十二章，就象十二场戏，不是通过上场人物的对话就是通过内心独白来表现，作者的直接叙述只有几句提示式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既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情节的发展，既没有细节描写，也没有形象描写，完全靠读者的再创造来进行补充，其目的在于把读者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一起参与创作。

　　伯尔是一个多产作家，他除了写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少量诗歌。他的文论、杂文、随笔也很有特色，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触及面广，1967年出版的《论文、批评、讲话》和1973年出版的《新政论和文论集》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他还翻译英语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

　　伯尔的作品充满同情“小人物”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不畏权势，不怕诽谤打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德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他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因此，他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至1985年止，已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达三千一百万册。他获得了许多殊荣，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他在1970—1972年被选为德国笔会中心主席，1971—1974年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在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1992年，伯尔在1949—1951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沉默无语》在埋没四十年后正式出版，再次引起轰动。这部遗著描写了1945年月5德国投降后，面对战后沦为一片废墟的德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主题与五十年代初伯尔的其他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德国舆论界所以对伯尔和他的这本著作又一次作为热点给予关注，主要是面对德国极右势力（新纳粹分子）的抬头，德国人民必须如伯尔作品中一再警告的：德国人民必须敢于正视自己头上的疮疤，敢于批判清理过去的历史，否则将贻害无穷。伯尔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永世长存。

　　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1927—）出生于但泽（现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小商人，母亲是波兰人。1944年被征入伍，次年受伤被美军俘虏。1946年获释后当过农业工人、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1951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刻和版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956—1959年旅居巴黎，进行文学创作。1960年后主要居住在柏林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1983—1986年任西柏林艺术科学院主席。

　　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和戏剧登上文坛的，早期重要作品有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三角轨道》（1960），剧本《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时弊，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在艺术手法上既有现实主义成分，又受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使格拉斯获得世界声誉的是他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这部作品在未出版时就获1958年“四七社文学奖”；接着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1963），由于都以但泽为背景，合称为《但泽三部曲》。后来他除了发表《平民试验起义》和《在此之前》（1969）两个剧本，诗集《盘问》（1967）和《诗歌全集》（1971）外，主要创作小说，重要的有长篇《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1972）、《鲽鱼》（一译《比目鱼》1977）、《母老鼠》（1986），中篇《在特尔格特的聚会》（1979）。他的小说往往以动物隐喻人类，构思奇诡、情节怪诞，探讨的问题比较隐晦。作者喜爱烹饪，作品中常有烹饪知识。他还著有文集多部，如《论不言而喻》（1968）、《公民和他的选举权》（1974）、《学习抵抗》（1984）等。

　　格拉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1982年加入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张在“正常状态”下实行渐进的改革，因此他有时会遭到“左右夹攻”。在艺术上他主张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倡创作自由。他常到世界各地旅行，除欧洲各国外，去过美国、以色列、日本，1979年来中国访问。他曾获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除了创作文学作品外，还进行版画和雕刻创作，他的许多作品都由自己绘制封面或插图。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格拉斯旅居巴黎期间完成的，1959年发表后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有人说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受到国际的重视首先是从这部小说开始的。它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1979年由导演施隆多夫搬上银幕，多次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奖（包括获得1980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使这部作品传遍世界。

　　格拉斯的这一代表作，通过侏儒奥斯卡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作者家乡和西德的社会历史，揭露和讽刺了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的社会风尚。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法。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住在西德一所护理与疗养院里，回忆和叙述自己的故事。着重反映的是1924—1954年的德国历史，也追溯了1899年以来的情况。那时，奥斯卡的外祖母是一位美丽的波兰姑娘，她救了一名逃犯，两人结为夫妻，生下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丝。阿格内丝和表兄扬·布朗斯基相爱，但没有成婚。1923年她嫁给了德国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两人在但泽经营一家殖民地商店。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私下仍和表兄幽会，怀孕后生下奥斯卡。他一生下就有成人的智力，但无法断定谁是自己的生父，把两个男人都作为“假想的父亲”。三岁生日那天，母亲买了一只铁皮鼓送给他作为礼物。也就在这时，他不愿长大后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决意“自我伤残”，故意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这样他长到九十六公分就停止发育，成为侏儒。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还有用嗓子“唱碎玻璃”的特异本领。三十年代他父亲成了纳粹冲锋队员，母亲病死。1938年11月“水晶夜”，纳粹党徒在但泽肆意抢劫，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9年9月，党卫军占领但泽，布朗斯基也被德国人枪杀。马策拉特找了邻居家十七岁的姑娘玛丽亚来照管他的店铺。这时奥斯卡已十六岁，但仍像三岁孩童。她帮助他穿衣、洗澡，晚上陪他睡觉。他爱上了她，两人发生了关系。马策拉特在此时正式娶玛丽亚为妻。后来她生下男孩库尔特，名义上是奥斯卡的弟弟，实际是他的儿子。1943年6月至1944年奥斯卡作为侏儒参加前线剧团去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苏军攻占但泽，马策拉特在慌乱中想把党徽吞进肚里，结果被打死。奥斯卡在埋葬父亲时，把铁皮鼓扔进墓穴。库尔特用石子掷中他的后脑勺，他跌进墓穴，开始长高身体，一直长到一米二三，成为一个鸡胸驼背的人。战后玛丽亚带着他和库尔特来到西德。奥斯卡干过雕刻匠、模特儿、鼓手，并接受一笔遗产。后来他对生活厌倦，自己让人控告有杀人嫌疑，被送进护理与疗养院监视，以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在这里倒也可以逃避人世的纷争。谋杀案真相大白，三十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将被无罪开释。但他究意想干什么？无名的恐惧的阴影不离他左右。

　　这一小说继承了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奥斯卡的奇特经历，建构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只有通过畸形的人才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小说中通过侏儒的眼睛审视人生，可以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无所顾忌。奥斯卡这一怪诞人物通过“自我伤残”—自我伤残是当年德国兵不愿打仗而采取的办法——而进入当时的社会，这就定下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基调。这样，奥斯卡既成了“局外人”，又时时处处“身在现场。”他可以不被人们注意地到处观察、审视，象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讥讽嘲笑，嘻笑怒骂，无所不能。又因为他具有成年人的三倍智力，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当然也会被卷入现实事件，所以他制造闹剧，揭露丑闻，亲身经历，无所不在。格拉斯让奥斯卡进得去又出得来，以敏锐机智、诡计多端的流浪汉的眼光展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广阔画面，特别是在揭露法西斯暴行的同时，还幽默地讽刺了小市民社会阶层的百态，向人们敲响了反省的警钟。《铁皮鼓》可以说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小说语言粗犷、形象而生动，并富有地方色彩。

　　中篇小说《猫与鼠》在内容上与《铁皮鼓》没有关联，不过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但泽。小说主认公马尔克是但泽中学的学生，他的喉结特别大，吃饭、吞咽或讲话时象一只老鼠在跳动，为此时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命运或社会好似一只猫，不停地戏弄、追捕这只老鼠。马尔克是个虚荣心极强的青年人，一次他和同学在一艘废弃的扫雷艇上玩，他表演了出色的潜水技巧，博得大家喝采。另有一次他将一个当了海军上尉的母校毕业生得到的一枚骑士勋章偷了来，因此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应征入伍，一度任坦克指挥官，获得了勋章。他想挂着勋章回学校作报告，以恢复自己的名誉，但没有成功。他绝望地逃离部队，在过去玩过的扫雷艇上失踪了。这部小说以猫与鼠的隐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嘲讽了第三帝国对“英雄”崇拜的市侩风气。

　　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分三部：第一部叙述有一半犹太血统、出身商人家庭的阿姆塞尔，与同学马特恩的亲密友谊。阿姆塞尔有艺术天赋，心灵手巧，他扎的驱鸟稻草人十分逼真，人人喜爱。第二部叙述阿姆塞尔和马特思中学毕业后仍友情甚笃。阿姆塞尔还是扎稻草人，马特恩在一家剧院当统计员。德军占领但泽后，阿姆塞尔在扎稻草人时被一纳粹军官发现，他被抓了起来，拔掉全部牙齿，埋在雪里做雪人。马特恩也因不满纳粹而被投入苦役营，送上前线；后来他投奔了盟军。第三部叙述战后马特恩在西德，决心向纳粹分子复仇。但人们竟然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过去，竭力歪曲事实，他感到非常愤慨。这部小说的标题《非人的岁月》，德文原义也作《狗的岁月》解，具有双重的意义。小说通过阿姆塞尔和马特恩这两个青年朋友由战前到战后的经历，揭露了德国纳粹党和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对纳粹的姑息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拉斯对战后西德社会现实的不满。

　　伦茨和格律恩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吕克一税务官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被征入纳粹海军，后来他在丹麦受训时逃跑。战后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史。1951年任《世界报》副刊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得多种文学奖。

　　伦茨的初期创作受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特别是海明威的影响。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空中群鹰》于1951年发表后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小说叙述战争中的一名战俘逃跑后被追逐最后在边境上被打死的故事。接着他又写了多部长篇小说。《与影子决斗》（1953）写一个德国上校重新访问非洲战场，受到良心的谴责。《激流中的人》（1957）写一个老潜水员因年老失业而涂改证件，虽努力工作但结果还是被解雇的故事。《面包与运动》（1959）写一个曾获得过荣誉的运动员，为了保持荣誉不顾体力和衰老，仍顽强地在运动场上和新起的一代进行力所不及的角逐，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满城风雨》（1963）通过一个游击队员与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提出了战争罪责问题。《德语课》（1968）是伦茨的一部力作，剖析了长期作为“德意志品质”宣扬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发表后在德语文坛引起轰动，并立即被拍成电视片，广为流传。《楷模》（1973）描述三个教育工作者承担编写一部符合时代要求，作为青年人楷模的教科书，他们几经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作品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故乡博物馆》（1978）写一个地毯工人呕心沥血在故乡筹办一座博物馆，后因纳粹省长被选为博物馆馆长，愤而将博物馆焚烧的故事。1985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练兵场》。

　　伦茨还写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苏莱肯村曾经如此多情》（1955）、《灯船》（1960）、《败兴的人》（1965）、《爱因斯坦在汉堡横渡易北河》（1975）和《塞尔维亚姑娘》（1987）等。他也创作戏剧（如1961年发表的《无辜者的年代》和广播剧（如1963年发表的《抄家》），不过没有小说有名。

　　揭露和清算法西斯的罪恶，吸取全民族的历史教训，是伦茨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1968年发表的《德语课》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945年。少年西吉因“盗窃”艺术品被关进教养所。他在单人囚室里被罚写德语课的一篇作文；“履行职责的欢乐”。他想起了往事。父亲耶普森是一名乡村警察，1943年奉命监视画家南森，禁止他继续作画，并没收他的作品。当时十岁的西吉同情画家，帮他藏画。耶普森则忠实地执行命令。一次，警方借故抓走南森时，画家偷偷地把画塞给西吉。战争即将结束时，耶普森在院子里烧毁文件，英军赶来，把他抓走；西吉从火堆旁抢出一卷没收的画稿。战后，耶普森仍回小镇当警察，尽管时代早已不同，但他仍执行原来的命令，搜寻并销毁南森的画。他的顽固使西吉十分恐惧，最后发展到病态的地步。一次在画展上西吉唯恐南森的作品被毁，便继续偷藏画家的画。后被父亲发现，当作难以管教的少年犯送进教养所。

　　这部小说取材于画家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并赋予新的内容，它深刻地揭示了希特勒纳粹执政的年代，某些德国人由于盲目“履行职责”以至沦为法西斯的帮凶和牺牲品的可悲教训。作者着意塑造的是非不分、冥顽不化的警察耶普森的形象和他的儿子西吉的形象十分成功，非常富有教育意义。《德语课》也是“德国人的一课。”

　　马克斯·封·德尔·格律恩（1926—），德国工人作家，出生于巴伐利亚州拜伊罗特市一个鞋匠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商业学校，因父亲被纳粹关入集中营而辍学，到商店当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纳粹征召入伍，在伞兵部队服役，1944年为美军俘虏，在美国留居三年，1947年回国。1948—1951年当过建筑工人、矿工，1951—1963年在鲁尔区当了十三年煤矿工人，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格律恩从1953年开始进行写作，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1962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双重黑夜里的人》，根据亲自经历描写了四名矿工因塌方埋在井下以及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引起文坛重视。接着发表的重要长篇小说有《鬼火与烈焰》（1963）、《给波施皮希尔的两封信》（1968）、《坎坷人生》（197）、《雪崩》（1986）等。他还写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描写工人生活的纪实文学，其中《西德外籍工人生活景象》（1975）影响较大。1979年他为青年写了读物《当初情况究竟怎样？》描写了在第三帝国度过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1961年格律恩和许泽尔共同发起成立以工人作家为主体的多特蒙德“六一社”。从此“劳工界文学”正式出现在西德文坛。格律恩是“六一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他的作品反映职工的生活和面临的问题，用工人的语言讲工人的事情，朴素而真实。他曾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 ‘高雅’文学，我描写我们社会里的工人、职员。我观察他们，我只能描写他们的事，因为我了解他们的矛盾，我曾和他们一起受过苦”。格律恩当年是两个德国笔会中心成员，曾获得多项文学奖。

　　1963年格律恩发表长篇小说《鬼火与烈焰》，很快在社会上和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成了他的代表作。小说发表后，曾遭到国内一些人的攻击，某公司业主还以诽谤罪控告作者，后来格律恩虽被判无罪，但被公司解雇，从此成为职业作家。

　　小说以矿工生活为题材，通过主人公尤尔根·福尔曼多次变换工作，反映“福利社会”里各方面人物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小说描写了六十年代初的西德社会，尤尔根原在矿山工作，后被解雇，又去钢铁厂、建筑工地等处劳动；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于“经济奇迹”采取了怀疑态度。他妻子则对“经济奇迹”抱有幻想，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结果在“分期付款”的枷锁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家庭的和睦关系也成了问题。整个作品由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入手，揭示了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以及纳粹势力的影响。格律恩在写作手法上无所拘泥，时而将故事讲得娓妮动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时而不动声色地如实记录，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世间的不平。全书不分章节，只分几个大段和一般段落，叙述生动，语言通俗简洁。

　　《坎坷人生》（1973）是格律恩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主人公卡尔·迈瓦尔德是马斯曼公司多特蒙德分厂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发现厂方用窃听设备窃听工人之间的交谈，监视工人。他设法弄到了这些谈话。在圣诞节的庆祝会上，迈瓦尔德在工人面前揭露了厂方的这一卑劣行径，并当场责问法贝尔经理。这事在全厂引起轰动。迈瓦尔德还把情况向区工会领导反映。不久，法贝尔经理被调回总管理处。新来的经理博施动用刑事警察，企图压服迈瓦尔德。迈瓦尔德在厂内厂外进行了揭发，但处处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制和欺骗，使他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活动尽管在公众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工人政治地位得到改善，更可悲的是，迈瓦尔德反遭到工厂的解雇。但是工人们团结一致，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群众声援下，最后劳工法庭出面迫使厂方收回解雇的决定。格律恩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形式，生动地揭示了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各种党派力量之间的妥协与争斗，还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病退工人和外籍工人的遭遇。这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德社会中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抨击了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活动家，同时也描写了工业发达国家在全面机械化和向自动化过渡过程中劳动对人的异化的新阶段。

　　瓦尔泽和霍赫胡特

　　马丁·瓦尔泽（1927—）出生于博登湖畔瓦塞堡一旅店主家庭。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中学毕业后入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哲学，1951年以研究卡夫卡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斯图加特的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工作。1957年成为专业作家，回到博登湖畔定居。

　　瓦尔泽在电台工作期间，由于业务需要曾旅行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和波兰，后来又多次去美国旅行和讲学，大大拓宽了视野。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1955年“四七社文学奖”。他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也写诗歌。他的重要小说有短篇集《房上一飞机和其他》（1955），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一译《菲城婚事》1957）、《间歇》（196）、《独角兽》（1966）、《虚构》（1970）、《加列斯特尔氏病》（1972）、《坠落》（1973）、《爱的彼岸》（1976）、《心灵的活动》（1979）、《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1982）、《激浪》（1985）、《保卫童年》（1991）等，《一匹逃遁的马》（1978）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杰作，另一中篇间谍小说《多尔勒和沃尔夫》于1987年发表后立刻成为畅销书。他的重要剧本有《橡树和安哥拉兔》（1962）、《身材超人的克罗特先生》（1964）、《黑天鹅》（1964）、《夫妻同房之战》（1967）、《一出儿童剧》（1970）、《耳光》（1983）等。

　　瓦尔泽迄今已写了二十来部中、长篇小说，十多部剧本。他的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联邦德国的现实社会，揭露矛盾，针砭时弊，有明确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在艺术手法上他博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家之长，从形式、结构、语言等方面不断进行试验改革。因此他的作品发表后常受评论界的关注，有时褒贬不一，有时引起轰动。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早期作品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通过出身低微的大学毕业生汉斯·博伊曼与大工厂主女儿安妮的结合以及向上爬的经历，揭露西德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道德败坏、人欲横流等现象，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西德的社会现实。《间歇》、《独角兽》和《坠落》又称《克里斯特莱因三部曲》，通过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成为广告业大老板及其暮年的衰落，反映西德福利社会中人们相互竞争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现实。小说主要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绝大部分是主人公克里斯特莱因的感受、观察、联想和回忆，读者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内心视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全景。瓦尔泽的《间歇》等三部曲是托马斯·曼和穆齐尔的反讽式的讽刺小说传统的继续。

　　中篇小说《一匹逃遁的马》1978年发表后，获得评论界的一致推崇，被改编成剧本、广播剧、电视剧和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小说象作者以前许多小说一样，以故乡博登湖为背景，以他生活中熟识的原型为人物，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苦闷遁世的心情。小说主人公赫尔穆特·哈尔姆和妻子扎比内在博登湖度假，巧遇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克劳斯·布赫和妻子海伦妮也在这里度假。于是，两对夫妻一起游乐、一同聚餐，互相交谈。昔日的优等生赫尔穆特现在是中学教师，成绩平平，暮气沉沉；虽有苦闷，但也满足于此。而当年的调皮鬼克劳斯却已功成名就，既是作家，又是环境保护专家，体育运动员，朝气蓬勃。一天，他们在森林中散步，克劳斯制服惊马的行动，更使赫尔穆特夫妇钦佩不已。有一次赫尔穆特和克劳斯两人在湖上泛舟，克劳斯向赫尔穆特倾吐了苦闷遁世的心境。他一方面感到精力不济，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也担心失去年轻漂亮的妻子，另一方面又挑逗赫尔穆特，激励他再次下水，不能听天由命，以便他们两人最终能相互救助。正在这时，湖上聚起风暴，克劳斯落入水中，赫尔穆特死里逃生。后者向海伦妮报丧，但她在悲痛之余又向赫尔穆特夫妇叙述了她与克劳斯结合的苦闷，她丈夫实际是个失意的人，他的许多言词都是谎言。突然，克劳斯脱险归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感到羞愧，与妻子匆匆离去。赫尔穆特夫妇也提前结束休假，乘火车离开博登湖畔。小说结尾一句和开头第一句完全相同，暗喻一切照旧，生活依然如此。这个作品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遁世心情，又暴露了人际关系中的虚伪性；情节简单，叙述朴素，手法新颖，寓意深刻，为瓦尔泽的名篇佳作。

　　罗尔夫·霍赫胡特（1931—）出生于黑森州埃施维格一工厂主家庭。他很早对文学发生兴趣，实科中学毕业后就到书店工作，同时在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学旁听，后来任出版社编辑。1963年起住在瑞土巴塞尔附近，后又迁往维也纳。曾获柏林、巴塞尔、慕尼黑、汉堡等城市的文学奖金。

　　霍赫胡特开始时写自传性小说，未获成功，后转向戏剧创作。1963年第一部剧本《基督代理人》发表，引起西方剧坛强烈反响。以后的重要剧本有《士兵们》（1966）、《游击队员》（1970）、《助产士》（1972）、《吕西斯特拉特和北约》（1973）、《猎人之死》（1976）、《法学家》（1979）、《女医生》（1980）。这些剧作一般都恪守席勒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作者相信戏剧的启蒙作用和净化效果，围绕着责任、道德和良心问题展开剧情，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现实性。他和彼得·魏斯（1916—1982）、海纳尔·基普哈特（1922—）等一起，对六十年代德语国家兴起的文献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中篇《柏林的安提戈涅》（1966）、《在德国的爱情》（1978）。此外，还有杂文集《在历史的禁区》（1980）、《强盗的谈话》（1982）等。

　　《基督代理人》是霍赫胡特的成名作，有一个副标题《一出基督悲剧》，1963年在西柏林自由人民舞台公演，引起西方文坛极大轰动；接着的十五年中，在二十六个国家七十二个舞台上演出，使作者一跃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著名导演皮斯卡托（1893—1966）曾为本剧的出版写了序言。

　　剧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罗马教皇纵容默许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1943年10月德国法西斯进入罗马后，将全城的犹太人抓起来要送集中营。面对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教皇庇护十二世却听之任之。剧本取这个标题在于谴责教皇不配作为基督的代表，听任法西斯暴徒把人类投入苦难的深渊。剧中歌颂了青年神甫里加铎的行为。他为了洗刷教会蒙上的耻辱，自愿和犹太人一起进集中营，给他们以同情和安慰。

　　这是一出纪实性很强的文献戏剧。作者运用了许多文献资料，插入大段关于历史背景的注释，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罗马教廷，尖锐地提出梵蒂冈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罪责问题。剧本的演出触怒了教会，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并在一些地区遭到禁演、删改，或破坏它的演出。但绝大部分观众和读者对这部揭露纳粹暴行、谴责罗马教廷的文献剧是非常欢迎的。

　　魏斯和瓦尔拉夫

　　彼得·魏斯（1916—1982），瑞典德语作家。生于柏林附近的诺瓦丰斯，他是西德笔会的成员，所以也有称他为联邦德国作家。他父亲是犹太资产阶级。1918—1929年在不来梅度过童年时代，随后移居柏林。1934年与父母一起流亡，经英国去布拉格。1936—1938年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从1939年起定居瑞典，当过画家和导演，后与一位瑞典舞台布景设计师结婚，1945年成为瑞典公民。同时也是西德笔会的成员。他早年用瑞典文创作，自五十年代起改用德文写作；既写小说，也写戏剧，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他的绘画艺术也有相当水平，在瑞典和德国举办过多次展览。

　　魏斯的创作从小说开始，成名作《马车夫的身影》（1960），表现一群精神空虚的流亡者的生活感受，描写过于精细，被称为“微观小说”。以后的重要小说还有《告别双亲》（1961）、《逃亡的终点》（1962）。去世前完成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抵抗的美学》（1975， 1978， 1981），卷帖浩瀚，内容丰富，风格新颖，是他小说艺术的高峰。他的小说具有卡夫卡风格，后三部作品还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他的戏剧作品较之小说更为著名，重要的有写法国大革命的《马拉/萨德》（1964），揭露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调查》（1965），反映越南战争的《论越南持久解放战争的来龙去脉》（1968），关于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在流亡中》（1970），描写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荷尔德林》（1971），以及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诉讼》（1975）。这些戏剧创作多数取材于历史文献，被称为“纪实戏剧”（一译 “文献戏剧”）或“舞台报告”。在艺术风格上，既汲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又具有荒诞派戏剧的某些特征，被认为是德语戏剧的新发展。

　　魏斯的剧本《马拉/萨德》是英译本的缩写标题，它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对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在德·萨德先生指导下由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也有人根据剧本内容译为《马拉遇刺记》。该剧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4年首演并正式出版，接着在二十二个国家和三十多家剧院演出，轰动国际剧坛。1966年被摄制成电影。作者自称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戏剧”。

　　这个剧本受布莱希特教育剧的影响，以戏中戏的结构，把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让·保尔·马拉（1744—1793）被谋杀的过程呈现于舞台，表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同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出纪实剧，假托由萨德所写所导，演出地点是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演员都是该院病人，演出时间是1808年即马拉死后十五年。舞台上的观众是拿破仑皇帝治下的臣民，而舞台下面的是当代观众——即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居民，一个主题把三个时代串联在一起。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马拉。作者认为，过去某些史学家对马拉评价不公，把他写得凶恶可怕，嗜血好杀，许多暴行的责任都推在他身上。魏斯替马拉翻案，在剧中把他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颂扬。而萨德则是一个唯我主义者。剧中少女夏洛特·科黛以送信为名，将马拉刺死在他的浴缸中，基本上根据的是历史事实。评论家认为，这个剧本可以演成不同的模样，收到不同的效果，是一部多解性的戏剧。剧本广泛运用了对话、独白、评论、演说、歌唱、舞蹈、哑剧，以及现实与梦幻等多种表现手段，被称为“总体戏剧”。

　　君特·瓦尔拉夫（1942—）生于科隆附近布尔沙伊德一个工人家庭。1957年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当了书店学徒。1963年入联邦国防军服役，但他反对服兵役并进行了斗争，被认为是拒绝服役者。这次斗争锻炼了他的性格，并对未来产生了影响。1964年起他在福特、西门子、蒂森等一些大企业当工人，了解工厂和工人的情况，又当过一些杂志的编辑和记者。

　　瓦尔拉夫在书店工作时，开始练习写作，先在一些工会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是在多特蒙德成立的工人文学团体“六一社”的成员。1970年，他和 “六一社”中的左翼又分裂出来，成立“劳工界文学社”，亦称“七0社”，提倡创作纪实文学。他擅长写报告文学，发表的重要报告文学集有：反映德国大企业中工人生活的《我们需要你》（1966），揭露西德社会一些违反宪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现象的《十三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揭发豪富们生财之道的内幕的《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1973，与人合作），去希腊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斗争的《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1975，与人合作），化名汉斯·艾塞尔进入《图片报》当编辑并揭露该报内幕的《头条标题》（1977）和它的续集《诉讼的证人》（1979），陈述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遭遇的《最底层》（1985）。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

　　瓦尔拉夫是当代纪实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方面独辟蹊径。他把创作建立在亲身经历之上，因此他经常借助于乔装改扮，使自己能更接近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之后以亲身经历的自述写出揭露性的文字，为此他曾多次卷入诉讼的漩涡。但是他虽被控告，仍坚持认为：“人们只有乔装改扮才能揭露社会，人们只有欺骗和伪装才能发现事实真相。”瓦尔拉夫的作品描述准确，细节真实，语言简明，风格朴实，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社会底层的民众的欢迎。

　　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于1985年10月出版后，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立即成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创四个月发行一百八十万册的德国出版史上最高纪录。接着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特别是在土耳其反响尤烈。

　　1983年3月，瓦尔拉夫改扮成土耳其人，化名“阿里”，在联邦德国各地打工。他在科隆郊区修过马厩，在农村打过零工，在鱼品加工厂清扫垃圾，在街头摇手摇风琴卖艺，在快餐店卖汉堡包、擦桌子、扫厕所，在蒂森钢铁公司非法做工，甚至还为一家科研机构充当“自愿”药物试验者。“阿里”总是干最脏、最重的活，或者最有危险的工作，但得到的报酬最少。作者通过两年多的打工经历，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到处受人歧视和侮辱的遭遇，揭露了某些企业和个人以转雇非法就业的工人牟取暴利的违法勾当。

　　本书出版后引起西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纷纷呼吁社会要公正、平等地对待外籍工人，给予他们在联邦德国平等的生存权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瓦尔拉夫从稿酬中拿出了一百万以上马克，为外籍工人设立“共同生活基金会”。为此，罗素道德法庭把瓦尔拉夫列为1985年的世界善人。

　　第七章二十世纪奥地利文学

　　第一节概述

　　奥地利原来是德意志诸侯邦国中较为强大的一个，但在1866年对普鲁士和意大利战争中遭到失败后，国势每况愈下。被削弱了的奥地利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免于崩溃，便决定和国内最强大的民族匈牙利人妥协，于 1867年与匈牙利的贵族阶级签订协定，将奥地利变为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这个奥匈协定，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实行民族政策的支柱，即依靠在帝国西部的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来继续维护专制统治。

　　1879—1882年，奥匈帝国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二十世纪初，它不断扩充军备，并对巴尔半岛进行侵略扩张。对内则继续实行民族压迫，加紧封建剥削，因而不断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它和德国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

　　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文学，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状况：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继续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享乐主义的生活；各民族劳动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道路坎坷，生活艰辛，命运难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深表不满，但缺乏斗争的勇气，看不到前途，消极悲观，彷徨痛苦。奥地利文学和德国文学一样，受到尼采哲学和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处于世纪转折时期同样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流派纷杂，人才辈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德国文学。

　　当自然主义在德国盛行时，奥地利出现了“青年维也纳”派，又名维也纳现代派，约活动于1890—1900年间，它由一批作家和批评家组成。他们不是以左拉的自然主义为榜样，而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作楷模。他们的哲学与艺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厌恶现实、鄙弃现实，而对现实的发展又感迷惑不解，于是逃向梦幻世界。他们否认现实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在艺术上刻意求工，追求形式上的完美。“青年维也纳”派的代言人是赫尔曼·巴尔（1863—1934），他写过小说和戏剧，也写评论，当过编辑，但创作上的成就不大。这派作家中有影响的是施尼茨勒（1862—1931）和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施尼茨勒也是印象主义在奥地利的代表作家。他是德语文学史上最早运用“意识流”写作技巧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重要作品有剧本《阿纳托尔》（1893）、《轮舞》（1900）、《贝恩哈迪教授》（1912）等，小说《古斯特少尉》（1901）、《通往自由之路》（1908）、《埃尔泽小组》（1924）等。霍夫曼斯塔尔也是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在奥地利的杰出代表之一（另一位是里尔克），他的创作表现了超时代的“永恒的”生与死、苦与乐的斗争，情节和人物都富有象征寓意，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诗选》（1903，1907）和诗体短剧多种。这派作家中较著名的还有阿尔腾贝格（1859—1919）、贝尔—霍夫曼（1866—1945）等。

　　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四十年，存在着“布拉格德语文学”。这是指布拉格松散的、没有组成正式流派的作家圈。这些作家出生在布拉格或住在布拉格或与布拉格有某种联系，用德语写作，是德语文化在布拉格的代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布拉格德语文学反映了布拉格的历史和老城的神秘主义气息，以及布拉格德语作家所特有的孤独、压抑、焦虑、惶恐的心绪和表现主义的特点。这批作家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几乎没有什么反映，而在作品中更多关心的是普通人的命运。

　　布拉格德语文学存在的四十年里，涌现出一批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评论家，总共约有三十余位，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潮流，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重要代表有里尔克（1875—1926）、卡夫卡（1883—1924）、韦尔弗（1890—1945）、基施（一译基希，1885—1948）。里尔克的诗集《图象集》（1902）、《新诗集》（1907）和《杜伊诺哀歌》（1923），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1915）、《诉讼》（1925）和《城堡》（1926），韦尔弗的诗歌和小说作品，基施的报告文学集，在世界文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作家布罗德（1884—1968）是卡夫卡的挚友，正是通过他的文艺评论和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布拉格德语文学才享有世界声誉。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剧本《雷本尼——犹太人的公侯》（1925）、《卡夫卡传》（1937）等。小说家迈林克（1868—1932）是“青年布拉格”的核心人物，他以布拉格老城和犹太人居住区为素材创作的表现主义小说，曾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犹太假人》（一译《机器人》1915）和《绿脸》（1916）。小说家恩·魏斯（1884—］940）的作品中充满孤独、抑郁的心绪，重要长篇小说有《奴隶船》（1913）、《格奥尔格·莱塔姆——医生和杀人犯》（］931）等。布拉格德语文学中，重要的年轻一代作家有乌齐迪尔（1896—1970）、魏斯科普夫（1900—1955）、托尔贝格（1908—1980）、菲恩贝格（1909—1957）等。

　　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产生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的、宗教的诸方面因素。当时的布拉格有很好的文学氛围和各种各样的传统：捷克的、德国的、犹太的、奥地利的，孕育了布拉格德语文学这样一个文化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帝国瓦解，奥地利在人口和领土方面减少到原二元帝国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上述布拉格德语文学外，以维也纳为中心还有一批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表现主义从德国影响到奥地利，除布拉格的韦尔弗、布罗德、迈林克创作表现主义作品外，诗人特拉克尔（1887—1914）写了《孤独者的秋天》、《童年》、《夜之歌》等诗作，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忧伤情绪、梦境般的幻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被认为是奥地利表现主义代表诗人。作家卡·克劳斯（1874—1936）的创作，在形式上也接近表现主义，其代表作大型戏剧《人类的末日》（1918—1919），是奥地利第一部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一次大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的覆灭，奥地利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重要时期，产生了不少长篇小说探讨哈布斯堡王朝由盛到衰的原因，揭示奥匈帝国崩溃的过程。小说家穆齐尔（1880—1942）的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小说家布罗赫（1886—1951）的成名小说、三部曲《梦游者》（1931—1932），小说家罗特（1894—1939）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先王墓室》（1938），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或者抨击帝国主义战争，或者揭露奥地利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弊端，或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持否定态度，或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没落发出悼亡的哀叹，在世界文坛上都有相当的影响。

　　小说家斯·茨威格（1881—1942）早年深受“青年维也纳”派和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后来他以心理分析为主要手法，创作了一批中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在德语文坛上独树一帜。霍尔瓦特（1901—1938）的剧作和小说，讽刺和揭露资产阶级市侩小人的愚蠢和卑劣，剖析法西斯上台前的奥、德社会现实，有相当的深度和预见性；他把奥地利传统的“大众戏剧”推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峰。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攫取政权，特别是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许多著名的奥地利作家流亡国外，如弗兰茨·布莱（1871—1942）、布罗赫、费·布鲁克纳（1891—1958）、埃伦斯泰恩（1886—1950）、基施、穆齐尔、罗特、罗·诺伊曼（］897—1975）、乌齐迪尔、恩·魏斯、魏斯科普夫、韦尔弗、斯·茨威格等。其中有些作家如斯·茨威格，因看不到出路而自杀。大部分流亡作家投入了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

　　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奥地利同德国一样，全境划分为美、英、法、苏占领区，维也纳也为四国军队共同占领。但对奥占领是暂时的，早在 1945年11月，就准许它举行了全国性的议会选举，组成政府。1955年10月，四国占领军全部撤走。奥地利成为“永久中立”的共和国。奥地利文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后，一方面继承战前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世界各国文学新的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创新，揭开了新的一页。一部分流亡国外的作家陆续回国，一部分作家虽然没有回国，但他们在流亡期间写的作品，终于有机会在祖国发表，如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韦尔弗的《诗歌全集》和部分小说等。小说家多德勒尔（1896—1966）在战前就发表过诗集和长篇小说，战后五十年代接连发表长篇小说《斯特鲁德霍夫梯道》（1951）和《恶魔》（1956），展现一次大战前至二十年代末奥地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各社会阶层的生活和思想，被誉为“维也纳社会的编年史”。其他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还有莱内特——霍勒尼亚（1897—1970）、居特斯洛（1887—1973）、布·布莱姆（1892—1974）、布龙格拉贝（1901—1960）等。流亡英国并加入英国籍的作家卡内蒂（1905—），早在1935年就在维也纳发表长篇小说《迷惘》，通过一个学者受迫害的故事，影射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状况。战后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生、死、权力和群众的关系等哲学、人类学问题上，写下了许多文章、随笔、杂感、日记，赢得了世界声誉，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主要是战争、流亡、纳粹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以及战后的生活。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1921—）于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以现代派的手法描述了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姑娘在纳粹统治时期的不幸遭遇，震动了德语文坛。在创作风格上与她相近的尚有另一位女作家杰·埃布纳（1918—），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黑白棋子》（1964），通过女主人公特蕾泽的经历，反映了1925—1955年间奥地利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上的迷惘与痛苦。此外，还有诗人兼小说家古腾布龙纳（1919—）、灿德（1923—1970）、弗里奇（1924—1969）等，他们的作品根据亲身经历描绘了战争残酷性和破坏性，反映了士兵的厌战情绪，同时也抨击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黑暗统治，揭露了纳粹罪行。诗坛上最有成就的诗人当推策兰（1920—1970）和巴赫曼（1926—1973）。策兰的《死亡赋格曲》把音乐形式移植到诗歌创作中，表现了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痛苦和死亡这一主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音乐性；他的重要诗集有《罂粟与记忆》（1952）、《从门槛到门槛》（1955）等。女诗人巴赫曼的代表性诗集是《延期付款的时间》（1953）和《祈求大熊星座》（1956），她善于表现死亡、爱情、离别、孤独等主题，诗歌形式多为自由体，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并且有存在主义倾向。这两位作家善于用隐语和比喻来表达思想，让读者体会最隐蔽的感受，深受读者喜爱。

　　战后许多作家在语言上颇受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影响，在创作形式上追求标新立异，从事所谓“语言革命”，先后形成了维尔纳、格拉茨、萨尔茨堡三个文学中心。早在1952年，诗人阿尔特曼（1921—）和吕姆（1930—）、拜尔（1932—1964）、阿赫莱特纳（1930—）、维尔纳（1935—）等一起在维也纳结成“艺术俱乐部”，定期聚会，举办作品朗诵会和演唱会，向传统文学发动挑战。1958年这个团体正式定名为“维也纳文学社”，亦称维也纳派。其成员宣称要冲破资产阶级思想樊篱进行所谓“语言革命”；他们模仿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风格，自称为诗歌革新的先锋派，创作实验性的抽象诗、装配诗和方言诗，运用音响和图像手段，创造了所谓的听觉诗和视觉诗。其重要代表阿尔特曼于1958年出版的成名作、诗集《用一瓶黑墨水》，轰动了文坛。后来他又与阿赫莱特纳、吕姆合著方言诗集《霍森，罗森，巴》（1959）。到1964年，由于阿尔特曼长期旅居国外，吕姆去了柏林，拜尔自杀，“维也纳文学社”就自行解体。但与这个组织关系密切的诗人扬德尔（1925—），后来转向“具体诗”的创作，利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区别，把词的语音和意义分离开来，重新组合，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代表性诗集有《语音和路易丝》（1966）、《人造树》（1970）等。

　　1959年1月“城市公园论坛”在格拉茨宣告成立。这个松散的文艺团体也称为“格拉茨派”。他们在成立纲领中宣称：“城市公园论坛”以探讨最新的表现形式为宗旨；并创办文学刊物《原稿》，专门介绍具有新的表现手法的作品。奥地利战后一批青年作家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和这个刊物迈上文坛的。这派作家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中彻底否定传统形式，采用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表现手法，创作所谓“反戏剧”、“反小说”。其重要代表是汉特克（1942—），他的代表作有剧本《骂观众》（1966）、《卡斯帕尔》（1968），小说《大黄蜂》（1966）、《小贩》（1967）。此外，还有沃·鲍尔（1941—）、格·罗特（1942—）、图里尼（1944—）、容克（1946—）、格鲁贝尔（1947—）等一批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作家，特别是他们的戏剧创作是舞台上常演的剧目。

　　以上两派也称为“试验派”，他们与设在维也纳的以奥地利笔会中心为代表的“传统派”曾形成对立，后者拒不承认前者；直至1968年和1969年岁末，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和总统分别邀请了数百名作家去做客，“试验派”青年作家获得了与老作家相同的待遇。超脱于“试验派”和“传统派”之外的著名作家是贝恩哈德（1931—1989），他的作品都以疾病、死亡、孤独、心理变态为主题，以独特的手法开拓了新的领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严寒》（1963）、《精神错乱》（1967）、《修改》（1975），剧本《博里斯的节日》（1970）、《狩猎协会》（1974）、《英雄广场》（1988）等。

　　七十年代中期，萨尔茨堡的一批年轻作家创作了引起文坛关注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反映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英内霍费尔（1944—）的自传体三部曲《美好的日子》（1974）、《阴暗面》（1975）和《大写的单词》（1977），写他从一个农村妇女的私生子成为大学生的坎坷经历。沃尔夫格鲁贝（1944—）的《逍遥法外》（1975）和《男人的岁月》（1976）回忆了自己的学徒生活。其他还有阿曼斯豪泽尔（1928）、卡帕赫（1938—）、罗塞（1946—）等的作品。这些作家以个人生活经历为题材，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探讨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有些评论家称他们为“萨尔茨堡派”。

　　女作家弗里施穆特（1941—）、内斯特林格（1936—）、施魏格尔（1949—）、耶利内克（1946—）等的创作，以妇女和儿童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等主题，抨击旧的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谴责儿童在学校受到的古板、僵化的教育，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在当代文坛占有一定的位置。西默尔（1924—）是奥地利最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他既写揭露法西罪行的严肃作品，也写间谍、探案、爱情等消遣读物。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读者，并且大部分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二十世纪的奥地利文学人材辈出，丰富多彩，艺术形式流派纷呈，不断创新。七十年代末，维也纳、萨尔茨堡等地的一些年轻的日耳曼语文学家提出“奥地利文学”的口号，要求将奥地利文学与联邦德国文学区分开来，呼吁探索奥地利文学的民族性和艺术特色。

　　第二节青年维也纳作家群

　　施尼茨勒

　　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他中学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得医学博士学位。1893年自己开办诊所，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对继承父业当一名医生不感兴趣，后来干脆停止行医，专事写作，成为“青年维也纳”派的核心人物。他曾多次获得奥地利颁发的文学奖，是世纪转折时期奥地利的代表作家之

　　施尼茨勒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友情甚笃。他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奥匈帝国在世纪转折时期呈现出表面的繁荣，而其背后是社会的没落，这种没落也影响到道德和品性。施尼茨勒的作品大都描写当时没落贵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对待爱情、婚姻、家庭、死亡等问题的态度和变态心理，特别是性心理题材占主要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也纳的社会风貌，暴露了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荒淫生活、没落意识和腐朽文化。他的重要作品有剧本《阿纳托尔》（1893）、《儿戏恋爱》（1895）、《绿鹦鹉》（1899）、《轮舞》（1900）、《遥远的国度》（1911）、《贝恩哈迪教授》（1912）等，中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1901）、《卡萨诺瓦的归天》（1918）、《埃尔泽小姐》（1924）、《梦的故事》（1926）等，长篇小说《通往自由之路》（1908）。

　　施尼茨勒当过医生，对人的观察十分细致，善于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在描写时，往往把现实与幻觉、真实与假象融为一体，给作品蒙上一种朦胧、神秘的色彩。他通过这种手法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苦闷、彷徨、悲观、无聊、没落等情感。他是世界文坛上较早运用意识流——当时主要为内心独白——表现技巧的少数作家之一，1901年发表的《古斯特少尉》是这方面的杰作。施尼茨勒的创作既有印象主义的成分，又开创了意识流的先河，并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他是这个时期奥地利文学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

　　施尼茨勒的剧本《阿纳托尔》发表于1893年，是他的成名作。它是一出由七个场景构成的组剧，也可以说是七个互相联系的独幕剧。每个场景有二至三个人物，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是诗人阿纳托尔。剧本反映了阿纳托尔爱情生活的各个阶段，体现了他所谓的“爱情不需要忠诚”的思想意识。这个作品批判了阿纳托尔对待爱情的轻浮态度，也是施尼茨勒在以后描写一系列类似题材的戏剧的开端。

　　施尼茨勒的《轮舞》（1900）是十场对话组成的喜剧，这个戏写了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妓女到身为伯爵的贵族等不同阶层的十个人物，把他们男女之间道德败坏的关系和性欲前后的对话搬上了舞台。十个男女相互关连，类似一种轮舞。施尼茨勒有意不给人物取名，而只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类型，因为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等级区别的。他要揭示的不是单个人的性格，而是典型的表现和态度。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揭露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虚伪、堕落和腐败。

　　1912年发表的五幕喜剧《贝恩哈迪教授》描写的是一场反犹丑剧。主人公贝恩哈迪教授是犹太人，某医院院长。他出于医学和人道主义等原因，不同意神父与一位垂死的病人进行宗教性谈话。后来病人去世。虚荣心严重、和院长有仇的副院长埃本瓦尔德利用这件事攻击为“伤害宗教感情”、“反天主教立场”，并进而向法院控告，还提出犹太人不得在公社会机构中任职的要求。贝恩哈迪教授被法院以“妨碍宗教罪”判处两个月监禁，还被迫辞去院长职务。但他却赢得了公众舆论的同情。他在监禁期满出狱时，意外地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康斯坦丁王子为了请他治病，只好恢复他的院长职务。贝恩哈迪获得道义上的胜利，一场反犹丑剧以失败而告终。

　　施尼茨勒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位采用意识流写作技巧的作家， 190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是他的重要代表作。小说描写古斯特少尉去听音乐会，散场时，他去衣帽间取存放的衣服，一个胖胖的面包师抢在他的前面。两人有所争执，面包师握住了少尉的军刀柄，并骂了他一句“傻小子”。少尉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要是消息传开，他在军营里和军官中简直会无地自容、无法生存。于是这一晚他没有回去，漫步于大街上和公园里，脑子里翻来覆去流动着各种意识。最后决定第二天用手枪自杀。翌晨他从公园来到常去的咖啡馆，忽然听说面包师已在夜里中风暴亡。少尉觉得如释重负，再也不会有人把他的丑闻传开去了，他不再想自杀了；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一篇心理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在长达三、四万字的描写中几乎都是“内心独白”；大量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人物、词句、意象在古斯特少尉心中涌现，展示了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这篇作品对奥匈帝国军队内部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腐败以及贵族军官的虚荣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施尼茨勒也因此被认为有辱奥地利军队的荣誉，而被取消后备军医官的资格。

　　霍夫曼斯塔尔和其他维也纳作家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在奥地利的主要代表，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银行家。他自幼天资聪颖，十六岁时即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显示了创作才能，被称为“神童”。 1892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和语言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专业作家。他曾作为剧作家随剧团遍游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和希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为后备役军官，1916年随使团去北欧和瑞士执行任务，战后继续从事创作。1929年7月15日逝世。

　　霍夫曼斯塔尔也是“青年维也纳”派的重要作家，他一生受尼采、马赫（1838—1916）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同时又得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此在思想和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矛盾。1891年他在维也纳结识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深受其唯美主义思想的感染，不少诗歌都是在格奥尔格主编的《艺术之页》上发表的；他是“格奥尔格派”的重要成员（1905年后和格奥尔格的关系中断）。在1890—1899年的早期诗歌和剧作中，他在艺术上追求优美、典雅，作品富有寓意性和象征性；内容上脱离现实，抽象的生与死、苦与乐的矛盾以及探讨“生命”问题是他作品的主题。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诗剧《昨天》（1891）、《提香之死》（1892）、《傻子与死神》（1893），以及汇集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诗选》（1903）。 1900年后，他逐渐改变唯美主义倾向，同时对社会现实感到恐惧和厌恶；他逃向过去，试图把人道主义传统和基督教学说结合起来。这时他主要创作戏剧，重要剧本有《埃勒克特拉》（1903）、《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1906）、《耶德曼》（1911）。1909年开始，他与德国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1864—1949）合作写了许多歌剧脚本，著名的有《埃勒克特拉》（1909）、《玫瑰骑士》（一译《花花公子》1911）、没有影子的女人》（1919）和《阿拉贝拉》（1933）。后期的重要剧作有喜剧《困难的人》（1921）、诗剧《萨尔茨堡世界大舞台》（1922）和悲剧《钟楼》（1925）。

　　他的散文作品——包括小说、信札等也很有价值，短篇《第672夜的童话》（1904）是德语小说的杰作。此外他还编选了《德语小说家》（1912）、《奥地利文库》（26卷， 1915—1917）和《德语读物》（1922—1923），这些选集受到人们的称道。

　　1911年发表的《耶德曼》是一出宗教神秘剧，但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剧本写富翁耶德曼在世为富不仁，上帝十分气愤，命死神去捉拿归案，清算他的罪孽。经过一番曲折，耶德曼终将随死神去上帝处归案。但他仍念念不忘金钱。当他打开钱箱时，金钱从箱中向他扑来，并嘲笑他，说他占有了金钱，却受着金钱的控制，金钱才是耶德曼的主人，将永存于世。这时，他过去做过的一点儿“好事”告诉他，愿在审判日为他出庭作证。他又从母亲的早祷感到人生要有“信仰”。于是“好事”和“信仰”陪同他向坟墓走去。魔鬼要惩罚他摄走他的灵魂，但“信仰”坚定地拒绝，最后耶德曼以他的死求得了上帝的宽恕。“耶德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每个人”，剧中人物只有象征性的名字，以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象，每个人成了金钱的奴隶，只有“好事”和“信仰”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这出戏后来对表现主义戏剧影响很大。

　　“青年维也纳”派的代言人是赫尔曼·巴尔（1863—1934），他是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早年在维也纳、格拉茨和柏林等地的大学攻读语言学、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889年在柏林任《自由论坛》主编、菲舍尔出版社编辑。1894年起在维也纳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主编《时代》周刊，成为“青年维也纳”派的实际领导人。1906年后他去柏林德意志剧院工作，以后定居在慕尼黑。他曾著有剧本《母亲》（1891）、《维也纳妇人》（1900）、《黄色的夜莺》（1907）和喜剧《音乐会》（1909）等，长篇小说《升天记》（1916）、《一群暴徒》（1919），以及文艺评论多种。不过，巴尔的创作成就不是十分突出。

　　阿尔腾贝格（1859—1919），“青年维也纳”派的另一位作家，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医学，但没有读完。后来做过书商，与“青年维也纳”派作家交往，自已也开始文学创作。189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速写集《我之所见》，运用小品文、短论、速写、格言等形式，阐述了世纪转折时期的复杂心绪。后来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是散文集，重要的有《生活的童话》（1908）、《小生命的画卷》（1909）、《收获》（1915）、《生活本身》（1918）《我的垂暮之年》（1919）等。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各阶层人物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天地他观察得更是深入细致。他的语言含蓄，不乏嘲讽性的警句；在风格上采用“心灵的电报”体，简明扼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文坛上对他的兴趣日增，把他看作有成就的批评家，今天“实验散文”的先驱。

　　贝尔——霍夫曼（1866—1945）也是“青年维也纳”派作家。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886—1890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曾在柏林和维也纳担任过导演工作。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他从维也纳逃跑，经瑞士流亡到美国。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45年9月26日在纽约去世，从1946年起该地成立有 “贝尔——霍夫曼协会”，是美国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组织。贝尔——霍夫曼在维也纳时与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巴尔等过从甚密，他们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他的早期作品、长篇小说《格奥尔格之死》（1900），采用内心独白和联想的散文形式，具有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特征。1904年发表悲剧《封·夏洛莱斯伯爵》，颂扬“忠诚”，以心理描写见长，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新浪漫主义戏剧，演出后获得文坛好评。后来的剧本大多取材《圣经·旧约》故事，如《雅各之梦》（1918）、未完成的三部曲《大卫王的历史》（第一部《青年大卫》1933年完成，其余两部《大卫王》和《大卫之死》未完成），后者借用传说中的古希伯来王国第一任国王的故事，鼓吹犹太复国主义。他的其他作品还有诗集《米尔雅姆的催眠曲》（1919），以及关于莫扎特和歌德的演讲或论文等。

　　第三节布拉格德语文学

　　里尔克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重要诗人，也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铁路高级职员，母亲是皇家顾问的女儿。里尔克十一岁时父母离婚，他被送入军书学校学习。这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抑郁、脆弱、孤僻、敏感的性格。四年后因体弱多病离开军校。1891年入林茨商业学校，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不到两年又休学。1895年至1896年在拉格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他从1894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早期作品有《生活与诗歌》（1894）、《祭神》（1896）、《梦幻》（1897）等诗集，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格。

　　1896年底，里克在慕尼黑结识出生俄国的女作家萨洛美（1861—1937），深受她的影响，并在 1899、 1900年与她结伴两次去俄国旅行，开阔了视野，还会见了列夫·托尔斯泰。这时他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完成的诗集有《图象集》（1902）、《祈祷书》（1905）等。诗篇感情炽烈，语言精练，富有音乐性；体现了作者的泛神论思想和世纪转折时期的矛盾心绪。1901年，里尔克和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第二年旅居巴黎，结识大雕塑家罗丹。1905—1906年，他在罗丹处当了八个月秘书，学习这位艺术大师勤奋持久的工作、耐心细致的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精神。这时他的诗歌风格又有了变化，从主观抒情、流动的、音乐的诗，变成直觉形象、凝固的、雕塑的诗。这些诗作称为“咏物诗”或“观察诗”，收入《新诗集》（1907）和《新诗续集》（1908）中。

　　1912年，里尔克应一位女公爵之邀去意大利亚德里亚海滨的杜伊诺作客，开始创作《杜伊诺哀歌》（1923）。这时他漫游西班牙，但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他感到悲观失望。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慕尼黑，1915年被征入伍，在维也纳战事档案馆服役。1919年他迁居瑞士，在一座古堡中完成《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1923）。这两部组诗集（前者10首，后者55首）是里尔克痛苦思索的产物，他在孤独、迷惘中坚持不懈地探索人生的意义。诗集中充满象征性的比喻。

　　在创作诗歌的同时，里尔克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1899完成，1906出版），既是一篇传奇小说也是一篇歌谣体散文诗，抒发了对英雄业绩的向往。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1910）带有自传色彩，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他还写有一些诗论。1926年12月29日他在瑞士的蒙特罗逝世。

　　里尔克一生漂泊。他生活在新旧时代转换的世纪之交，聪颖的资质、敏感的性格和痛苦曲折的经历，都凝聚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充满孤独、感伤、焦虑、惶恐的世纪末情绪，而在艺术上又有不少探索和创新。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艺界和知识界的一位精神代表，对二十世纪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过英、法、意、俄等国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巴雷特·勃朗宁，纪德，瓦雷里等的诗作。

　　有的学者从编狭的角度探讨布拉格德语文学，把里尔克排除在外，理由是：他虽然出生于布拉格，但不是犹太家庭；他具有浓厚的贵族传统，大部分时间出外旅行，在布拉格呆的时间不多；他政治思想保守，用恩赐观点从上而下看待捷克人民，并且有反犹太主义思想。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里尔克毕竟出生于布拉格，用德语写作。他并不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祖父是北波希米亚一处小庄园的管家，父亲是铁路局高级官员，由于父母很早离异，他从小没有故乡和家庭，因此常外出旅行希望找到一个第二故乡，但并没有如愿以偿。他是一个深沉的孤独的人，政治倾向一直比较淡薄，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的保守观点和反犹太主义思想，相反的却保持着一种无条件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宽容，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而最主要的是他的作品饱含波希米亚的风味和布拉格的气息，他直接描写布拉格的诗歌至少有十一首之多。诚然，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多数是犹太人，但并不能说不是犹太作家就不应归入布拉格德语文学的范围。实际上，里尔克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先驱。

　　在里尔克众多的诗歌中，1903年发表的《豹》，是他诗歌成熟期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象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冯至译）

　　据说，里尔克写这首诗时在巴黎植物园（有些地方的植物园中包括动物园）中的豹栏前观察了三天。诗人对豹的观察、描写可以说是到了绝顶的境界。作为猛兽的豹长期关在栅栏内，已被铁栏所驯服，“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诗人从对豹的描写中探索了人生的一些复杂思绪，特别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包括里尔克自己）在世纪转折时期看不到出路、前途，一种迷惘彷徨苦闷的心情。这是诗人深入发掘自我的结果。本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讲究，形容词的选择搭配煞费苦心。全诗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里尔克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于1904年开始创作，1910年发表。小说的主人公布里格有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因此这部小说具有某种自传色彩。

　　布里格是一个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原系名门出身，但父母早亡，家道中落。他只身漂泊到巴黎这座大都会里，住在大学生区，过着贫困的生活。他要写诗，渴望接触美好的事物，祈求有一个新别墅以便静心创作。但理想无法灾现。他患病在床，回忆往昔美好的日子，回忆童年的生活、母亲的去世、外祖父的农庄和宫殿般的住房。然而，巴黎社会的丑恶现实使他大失所望。作者通过布里格的眼睛，揭露了巴黎的贫穷、病态和精神堕落，表现了对人生的恐惧感（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提出了为后来的存在主义文学所力图阐明的现代人的重大主题：存在的价值以及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讨。在艺术形式上，它没有连续的情节线，而是采用记事的手法，日记、随感、回忆、描写、叙述融为一体。时空关系颠倒，童年生活的回忆、当前现实的描述和对未来的沉思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散结构”整体。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早期的“现代派”小说。

　　卡夫卡

　　布拉格德语文学中，除了里尔克外，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最重要的作家。他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882—1941）、法国作家普鲁斯特（1871—1922）一起，已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卡夫卡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初学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次年 10月，进入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服务；1908年，又受职于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7月因病离职。由于卡夫卡染上肺结核病，几度疗养不见痊愈，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逝世，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开始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的著作和易卜生的戏剧。大学时期开始创作，与同学马克斯·布罗德结为知交。他们两人经常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地参观游历。这时，德国作家赫勃尔和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对卡夫卡很有吸引力。以后，他对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发生兴趣，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庄哲学。以上这些作家、思想家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都有相当的影响。

　　卡夫卡与进步的捷克知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但保持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沙文主义，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卡夫卡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性格上充满矛盾，从他在1910到1923年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孤独、苦恼、自怨自艾的种种矛盾之情，他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描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后来并且是和病魔斗争情况下进行的。他的作品并不要求发表。卡夫卡逝世时，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在遗物中找到要求焚毁遗稿的信。但是，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有焚毁他的手稿，而且把能够搜集得起来的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和片断、日记和书信，统统整理出版。1925、1926、1927年分别出版了《诉讼》（一译《审判》）、《城堡》和《美国》三部长篇小说；1935至1937年出了六卷集， 1950至1958年又出了九卷全集（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作品只占其中一卷篇幅）。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在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

　　西方世界所以对卡夫卡发生浓厚的兴趣，看作是“新发现”，这与西方社会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恐怖，战后的动荡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所谓“现代人的困惑”；人们也从卡夫卡小说的多解性中，去认识自己和人类社会。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卡夫卡热”。

　　卡夫卡流传下来的小说，除上面提到的三部长篇外，还有七十八篇短篇（其中生前发表过的四十四篇），著名的有《判决》（1913）、《司炉》（1913）、《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919）、《饥饿艺术家》（1924）、《中国长城建造时》（1931发表）等。卡夫卡的长、短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一个无形中折磨着人的“异化”世界；从主题思想上看，可分为四类：（1）揭露社会现实的荒诞、非理性，人的自我存在的痛苦和原罪感。（2）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3）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许多是小人物）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情绪和无能为力的恐惧感。（4）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反对异族侵略，在某些方面还反映了对祖国、对犹太民族的失望情绪。这些作品是通过“卡夫卡式”（一译“卡夫卡风格”）的形象塑造和多层含义的隐喻来表现的，往往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他的许多小说，所写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但反映的本质却是真实的。

　　卡夫卡的小说，不论是短篇还是长篇，思想内容怪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他摆脱了传统小说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现代派文学开创了先河。他的小说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独创性、象征性、荒谬性、冷漠性和意识流。此外，卡夫卡小说的结构都比较紧凑，文字简洁流畅。他往往通过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探讨人生哲理，揭示社会矛盾，收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卡夫卡的作品是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的，它包容了相当宽广的历史范畴，既具有寓言的色彩，又带有“先知式”预言的内容。现代主义的许多流派都纷纷和卡夫卡攀亲结缘，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找到了自己的知音，荒诞派和新小派遇到了自己的同类，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见到了自己的先辈。

　　卡夫卡一生中还写了不少书信，有写给家人的，有写给好友布罗德的，也有写给女友费丽丝和米伦娜的，尤其是1919年写的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致父亲》更为著名。他还长期写日记。他的书信和日记，既是研究作者思想、生活和创作的文献资料，也是优秀的独特的文学作品。

　　卡夫卡于1915年发表的《变形记》是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致“异化”的现象。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感到十分恐慌，担心失去工作，也无法见人。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非常震惊。父亲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感到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肮脏。由于少了格里高尔的工资收入，家里人只得另找工作谋生，并招来三位房客，以增加收益。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暴露在房客面前，全家大乱，房客吵着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要把它弄走。格里高尔当晚在孤独中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一只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形记》表面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细节描写十分真实，内涵非常深刻，成为现代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文字简洁，语调冷漠。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超然的语调和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变得平庸，以激起读者的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于1914年开始创作，1919年基本完成，但生前没有发表。他1924年去世后，布罗德于1925年首先出版的就是这部作品；以此为先导，卡夫卡的作品在西方文坛愈来愈受到重视，卡夫卡的声誉也愈来愈高。

　　《诉讼》主人公约瑟夫·Ｋ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Ｋ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他一回，但从来没有公布过Ｋ的罪行和罪名。Ｋ也能依然自由行动，照常上下班，同过去一样生活。Ｋ起先对被捕非常愤慨，曾当面讽刺看守和监督。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根本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和威胁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Ｋ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对银行里的职务感到厌恶，整日为自己案子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外，几个月写不出一份抗辩书。Ｋ又向一位为法官画像的画家求教，也没有什么帮助。最后Ｋ在教堂碰见一位神父，这神父讲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告诉Ｋ说，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在Ｋ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他被两个穿大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用屠刀戳死。Ｋ最后说：“象一条狗似的！”

　　这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展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揭露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作者运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最能代表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所谓“卡夫卡式”，表达的是一种任人摆布、无法自主、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处境，《诉讼》真是描写这种状况的典型作品。

　　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成书于1922年，同《诉讼》一样，最富有卡夫卡的特色。小说主人公Ｋ自称是土地测量员，经过长途跋涉，从家乡赶来城堡，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Ｋ先在附近村子里暂时住下，但城堡就在眼前，却可望而不可即，永远进不去。主管Ｋ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他通过信差给了Ｋ两封内容充满矛盾的信。Ｋ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的一切联系。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Ｋ将“奋斗至精疲力竭而死”，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Ｋ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

　　如果说，《诉讼》描述的是“法”，那么《城堡》描述的主要是“政”。在《城堡》中，卡夫卡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权的通病，诸如：封建专制压迫，社会等级森严，官僚荒淫腐化，机构庞杂无度，人间世态炎凉，人民苦难深重等等，其中特别是城堡，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它阴森地窥视着广大黎民百姓，给人民构成致命的威胁。“城堡”实际上成了“异化”世界的代表。当然，对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可能解说得详详细细的，它容许有种种解释，它确实给了读者一个新的天地。

　　布罗德和韦尔弗

　　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是卡夫卡的挚友，奥地利作家。1884年5月27日出生于布拉格一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邮政局当律师，又是几家报刊的戏剧和音乐评论家。他是卡夫卡的中学和大学同窗，卡夫卡的作品所以能陆续发表，流传于世，主要是因为布罗德的工作。同时他也是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中流砥柱，靠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宣传推荐，布拉格德语文学的作家得以脱颖而出。

　　布罗德很早就进行文学创作，早期作品有颓废和追求奇特的倾向，如长篇小说《死亡属于死者》（1906）、《妓女之训练》（1909）、《一个捷克女仆》（1909）等。后来他也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作品中具有表现主义的倾向，主人公大多陷于追求肉欲生活和精神反抗的矛盾之中，这时期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弗兰齐，又名二等爱情》（1922）、《被追求的女人》（1927），剧本《雷本尼一犹太人的公侯》（1925）等。他的这些作品都比较怪诞、晦涩。艺术上较成功的是历史小说三部曲《为真理而斗争》：第一部《蒂肖·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1916），第二部《犹太人的君主罗伊贝尼》（1925），第三部《伽利略在囚禁中》（1948）。这三部小说用宗教观点分别阐述了三位著名人物的生活道路，但在内容上并无联系。

　　1939年捷克为纳粹德国吞并，布罗德逃离布拉格去巴勒斯坦，开始时任特拉维夫一个剧院的戏剧顾问，后来专心创作，作品内容也进一步转向宗教主题。重要的有长篇小说《我主耶稣》（1952）和《可怜的西塞罗》（1955）。1953年他还把卡夫卡的《城堡》改编成话剧上演。他的自传《反叛的心灵》（1957）和《迷雾中的青年时代》（1959），描写了在布拉格度过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丰富多彩、充满友情的生活。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后，布罗德是搜集、整理卡夫卡著作和遗著的热心人，也是当时唯一的出版人。在他的努力下，三十年代出版了卡夫卡著作六卷集，五十年代出版了九卷全集。与此同时，他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论著，重要的有《弗兰茨·卡夫卡传》（1937）、《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1948）、《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和解脱》（1959），以上三个专著于1966年合集，书名为《论卡夫卡》。1951年，他又发表论文《作为路标人物的弗兰茨·卡夫卡》。毫无疑问，布罗德的关于卡夫卡的论著，确实提供了关于卡夫卡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是也应该指出，布罗德的论著更多的是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犹太主义），以宽恕和严惩两个极端，对卡夫卡的生平和创作进行解释，就卡夫卡作品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则比较少。尤其是在后期，布罗德拒绝接受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观点上保守、僵化，曾遭到同行的批评。1968年12月20日，布罗德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逝世。

　　弗兰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诗人、小说家，布拉格德语文学重要作家。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与布罗德、卡夫卡友情甚笃。中学毕业后在莱比锡和汉堡大学学习。1911至1914年在莱比锡和慕尼黑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任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后来在维也纳战时新闻社工作，继而成为专业作家。二十年代曾去意大利、埃及和巴勒斯坦旅行。1938年奥地利为纳粹德国吞并，他流亡法国；1940年与亨利希·曼一起经西、葡两国去美国。1945年8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韦尔弗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都有建树。他是在表现主义影响下开始创作的，早年出版的诗集有《世界之友》（1911）、《我们是》（1913）、《彼此》（1915）等，这些诗歌大都属于主观表现式的，不是呼喊式的；充满了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歌颂人的善良本性.渴望人类不分种族、国家和信仰而亲密团结，憧憬美好的未来。《致读者》一诗中有这样的诗行：

　　人啊，我的理想就是做你的亲人！

　　任你是谁——是婴孩，黑人还是杂技演员，

　　是唱歌的女仆，还是从木排上仰望星星的放排人，

　　是飞行员还是士兵。

　　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是你的，我是大家的，我们亲如兄弟！

　　那就别存心跟我作对！

　　啊，要是有朝一日我们

　　彼此张臂拥抱，那该多好！

　　他的诗歌表达了普遍的人间之爱，语气亲切、平缓，富有音乐性。但在某些诗歌中也担忧人类的厄运。

　　韦尔弗的剧作多以反战和向往人类大同为主题，重要剧本有《特洛伊妇女》（1915）、《镜中人》（1920）、《尤阿雷茨和马克西米利安》（1924）等。

　　韦尔弗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一生写了十部长篇小说，还有两部未完成稿。在《凶手无罪，罪在死者》（1920）、《威尔第，歌剧小说》（1924）、《中学时代》（1928）、《穆萨·达赫的四十天》（1933）、《贝纳德特之歌》（1941）等小说中，他把下级军官、普通的音乐家、低级法官、受压迫的亚美尼亚人、捷克女佣、布拉格小市民、胡斯信徒等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谴责野蛮的民族主义。这些小说充满人道主义精神。韦尔弗在流亡后期世界观上有重大变化，他表现出悲观和抑郁情绪，从公开的反战逃避到宗教神秘主义中去，由犹太教皈依天主教。1946年作为遗著发表的长篇小说《未出世者的星座》，描写想象中的遥远的后代那种没有贫困、丰衣足食的生活，充满宗教乌托邦思想，表达了“理想的天主教教义”，是一部“乌托邦旅行小说”。

　　在以上这些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穆萨·达赫的四十天》。该书通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人的故事，揭露了1915—ｌ9ｌ6年土耳其政府的亚美尼亚政策，以此来影射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这部小说既有强烈的战斗性，又有感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并猛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屠杀人民的罪行。由于小说发表的时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因此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第四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家

　　克劳斯和穆齐尔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地利文学，涌现了一批在世界文坛上卓有声誉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探讨了哈布斯堡王朝由盛到衰的缘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继续持否定态度，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表示出严重的忧虑。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接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作家纷纷流亡国外，并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也有一些作家对反法西斯的前途消极、悲观，最后以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作家，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生于波希米亚的吉钦，父亲是造纸厂主。他在三岁时就迁居维也纳，在那儿上小学、中学。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但几个学期后他就退学去当演员，并为一些报刊写稿。1899年创办文学杂志《火炬》，这杂志一直办到1936年；开始时合作者有剧作家韦德金德、诗人李利恩克龙、散文家阿尔腾贝格和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等，1911年后主要由他独自撰稿、组稿。他的文章

　　尖锐泼辣、讽刺性强，在维也纳受到反动势力的憎恨和反对。他毫不犹豫，与他们进行论战。在他的文学政论、杂文、短诗和警句中，抨击资产阶级报刊的堕落和谎言；揭露维也纳社会生活中的奸诈舞弊、伤风败俗、精神空虚；批抨“假革命”的表现主义，等等。因此，他当时就以激进的社会批评家著称。克劳斯一方面批评表现主义，但他的剧作颇接近表现主义。他的代表作、巨型戏剧《人类的末日》（1918—1919），长达二百二十场，全部演出要十几个小时。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讽刺和揭露政客、投机商、将军、报刊编辑，乃至德皇威廉二世，指责他们是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人，同时也反映了德、奥两国的腐败及战争中的凄凉景象。这部戏在舞台上只演出过片断，但后来摄制成电影。他的另一剧本《文学或拭目以待》（1921），讥讽韦尔弗等表现主义文学家的假革命面孔（这里有他的偏颇之处）。剧本《不可战胜的人们》（1928），描写维也纳工人阶级 1927年7月的起义，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的阴谋诡计。克劳斯还改编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内斯特罗依的戏剧多种。他的诗集《箴言诗》（1927）、《时代的诗篇》（1930）和杂文《中国长城》（1910）、《文学与谎言》（1929）等都很有特色。在著名的评论集《第三个瓦尔普吉斯之夜》（1933年编，后因种种原因1952年才出版）中，他有一篇文章就公开抨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克劳斯在晚年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含恨沉默，1936年6月12日在孤寂中去世。

　　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出生于克拉根富特一教授家庭，祖上是贵族。少年时进军事学校学习，后来在布尔诺大学学习机器制造。1902—1903年任斯图加特工学院助教。1903年入柏林大学攻读哲学、逻辑学和实验心理学，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后任过图书馆员、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意大利前线当军官。1918年底至1922年，他在政府机构当了几年官员，1922年后成为专业作家。有一个时期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两地从事戏剧评论工作。1938年流亡瑞士，先在苏黎世，后去日内瓦，1942年4月15日逝世。

　　穆齐尔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多，重要的有早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1906），描写他青少年时代在军事学校的生活，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揭示了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军校学生身心交困的境遇。192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三个女人》，包括三个传奇性的短篇，通过现实和梦幻相交叉的手法，描述了三个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女人的命运。穆齐尔的大部分创作时间用于恢宏巨著、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第一、二卷1930—1933，第三卷1943）。这部小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的社会面貌，以及各种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稿，但已有近一千六百页的篇幅。小说以书信和杂文为基础，作者试图以此开辟小说创作的新途径。

　　三卷集《没有个性的人》着重描写1913—1914年间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情景。这时，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定于 1918年庆祝他执政三十周年，借此机会以显示帝国的力量；奥地利不甘示弱，也决定这一年庆祝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执政七十周年。这就是两个争权的国家在1918年准备采取的“平行行动”。奥地利为了举行这一活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事筹备工作。小说主人公乌尔利希是有名望的法学家的儿子，他曾怀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想当军官、工程师或数学家，但都没有成功。他感到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已无秩序可言，人只是一种物质材料，自己也成了没有个性的人。这时他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秘书。作为秘书他必须与维也纳的上层人物和各个机构进行接触。他发觉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政治家、将军、大资本家、大作家等）虽有采取这“平行行动”的愿望，但他们却找不到这一活动的指导思想，提不出一个指导性的口号。他们都想从这一行动中获得各自的利益，因而勾心斗角，根本不可能采取统一的行动。作者所描绘的奥地利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意识能统一的分裂的奥地利，人们都已没有了“个性”，一切观念也失去了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乌尔利希最后对事物既定的见解和评价尺度都表示怀疑，惶恐不安。

　　穆齐尔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目睹奥地利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弊端，他在小说中以嘲讽的笔触描写了这种现象。小说通过主人公乌尔利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剖析了“卡卡尼亚”——即奥匈二元君主国后期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奥两国在1918年都没有庆祝王朝的执政，而是敲响了灭亡的丧钟。作者在先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受到文坛的重视，但五十年代后却引起广泛注意，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小说革新家。”

　　斯·茨威格和赫·布罗赫

　　斯特凡·茨威格（1881—1942），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大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罗曼语文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04年后他去欧洲各国、北非、印度、北美等地参观游历，在法国结识罗曼·罗兰和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去瑞士从事反战活动，呼吁和平。二十年代曾去苏联访问，结识高尔基。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于1934年2月流亡英国，1940年到巴西定居。后来由于对前途悲观绝望，于1942年2月23日同妻子一起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寓所自杀身亡。

　　斯·茨威格早在大学学习时，就进行文学创作，出版诗集《银弦》（1901）、《早年的花环》（1906）。这些诗歌具有新浪漫主义的倾向。后来他深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作品中着力描写人的心理活动和表现情欲的力量。1911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7年发表取材于《旧约》的反战剧本《耶利米》。他最成熟的作品大都是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完成的，这个时期他出版了中篇小说《恐惧》（1920，1925改写）和中篇小说集《马来狂人》（1922），《感情的混乱》（1927）。这些作品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感人的人物形象；语言优美，情节动人，并有社会批判精神，深受读者喜爱。短篇小说集《人生的际遇》（1927）原为五篇，1 936和1943年两次再版扩充为十二篇，以小说体裁记叙具有历史意义的史实，内容带有传奇色彩，描写十分生动。

　　斯·茨威格写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富贵梦》，作于1931—1935年，生前没有发表，后人根据他的遗稿整理于1982年出版，描写出身微寒的少女克丽丝蒂娜由于偶然机会跻身上层社会，但好景不长，富贵梦破灭又被逐出的故事。另一部是《心的焦躁》（一译《爱与同情》1938），描写一个年轻的军官与瘫痪的富家少女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奥匈帝国灭亡前的社会状况。

　　斯·茨威格热衷于传记著作，他曾说过：“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故。”他重要的传记文学有：《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也夫斯基》（1920），《罗曼·罗兰》（1921），《同恶魔作斗争》（1925）写三位患有精神病的天才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的生平，《三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精神疗法：梅斯默尔、贝克——艾迪、弗洛伊德》（1931）；还有描述政治家和贵族的传记文学：《约瑟夫·福煦》（1929）、《玛丽·安东内特》（1932）、《玛丽亚·斯图亚特》（1935）等。

　　斯·茨威格在自杀前的1941年，写下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1943出版）和自传《昨天的世界》（1944出版），沉痛地向世人告别。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的重要作品，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一艘从美国开往巴西的客轮上，有位世界象棋冠军，他十分高傲，目中无人。当大家知道他是象棋冠军时，一位百万富翁鼓动一个工程师与他对弈。有位名叫Ｂ博士的乘客在旁指点工程师，竟打败了象棋冠军。原来Ｂ博士是维也纳的著名律师，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关在单人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一本象棋大师的一百五十盘棋局集锦，便在房间里按棋局与自己对弈。这样长年累月脑中装满棋局，竟然“象棋中毒”，患了精神分裂症。为此纳粹释放了他，他就流亡到国外。第二天，Ｂ博士应象棋冠军的要求与之对弈，讲明只下一盘，结果他胜了。接着对方要求再下一盘，Ｂ博士违背医嘱欣然同意，正下棋子时，他变得极度兴奋慌乱起来，他感到马上要犯“象棋中毒症”，病情发作起来无法控制，便中途站起走了。象棋冠军还为此感到可惜。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心理小说，描绘了由于纳粹迫害而引起的精神饥饿，控诉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曾三次拍成电影。

　　赫尔曼·布罗赫（1886—1951）出生于维也纳一犹太纺织工厂主家庭。早年在科技工业院校学习工程技术和纺织。1908年继承父业当了工厂主直至1927年企业倒闭。1928—193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数学、哲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三部曲《梦游者》（1931—1932）。这部作品通过帕泽诺夫这个容克军官在婚姻问题上的陈腐观念，莱茵地区的会计埃施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投机商人胡古恩瑙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和感官享受，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梦游病患者，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世界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奥匈帝国和威廉帝国逐渐衰落的过程。1935年起布罗赫成为专业作家。

　　1938年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他被捕，后来由于国外朋友的营救才被释放。接着流亡到美国，在一些学术机构工作，研究群众心理学。1950年被耶鲁大学聘为德国文学教授，同年还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1951年5月30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他留下许多未完成的遗稿，现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

　　《维吉尔之死》（1945）是布罗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描写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临死前十八个小时，对艺术真实性及其意义产生的怀疑和失望心情，实际探讨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诗人维吉尔已患重病，他随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乘船由雅典返回意大利。他住在行宫，在漫长的黑夜里，回顾自己的一生。维吉尔认为自己既给人类带来了鼓舞和力量，也对人类的精神起了麻醉作用；他创作的美脱离了现实生活，没有达到艺术的伟大目标，更没有为铲除奴隶制度作出贡献。他要求人们焚毁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手稿，因为这时他认为文学艺术只不过是获得虚荣的手段。他的两个朋友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奥古斯都也指责他出于嫉妒而不愿献出自己的作品。他没有办法只好交出手稿，委托两位朋友予以出版，这部史诗才得以保存。最后，垂死的维吉尔在幻觉中目睹了地球和宇宙的变形，象征世界的没落。

　　这部作品开始创作于1937年，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几经修改至1945年出版。通过大段的内心独白剖析了诗人的思想活动，也表明了布罗赫本人对艺术价值的认识。作者提出了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问题，因为在可怕的法西斯时代，作家是软弱无力的，任何艺术都毫无意义。但小说最后的结尾，可能是暗示纳粹德国必然灭亡的命运。

　　195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罪的人们》，实际是由十一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布罗赫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德国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的社会状况。小说中的人物均未直接参预任何法西斯暴行，然而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在道德上的堕落，无疑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孽生和泛滥，这些 “无罪的人们”恰恰是纳粹产生的根源。布罗赫逝世后根据遗稿出版的长篇小说《诱惑者》（1953），通过发生在偏僻的阿尔卑斯山区村民中的愚昧迷信的故事，又一次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约·罗特和厄·封·霍尔瓦特

　　约瑟夫·罗特（1894—1939）出生于今波兰东部布罗迪的犹太人家庭。1914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和日耳曼语文学，1916年志愿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军俘虏。战后在维也纳和柏林当新闻记者；1920年迁居柏林后曾为多家报刊撰稿，1926年还被《法兰克福报》派往苏联当采访记者。他在当记者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早期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蜘蛛网》（1923）、《萨伏伊饭店》（1924）等。193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约伯》是他的成名作，描写一个乡村犹太教师的苦难命运，表达了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接着发表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先王墓室》（1 938）是他的两部杰作。希特勒上台后罗特被迫流亡巴黎。因对政治局势的发展悲观绝望，再加上酗酒过度而致病，1939年5月27日在巴黎一家贫民医院逝世。他去世后出版的重要遗著有长篇小《沉默的预言家》（1966）、《1911 -1939年书信集》（1970）等。

　　《拉德茨基进行曲》是罗特的代表作。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59至1916年之间。作者通过特罗塔一家三代的变迁反映了奥匈帝国的兴衰。第一代步兵少尉约瑟夫·特罗塔，农民出身，1859年在前线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救了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性命，被封为贵族，晋升为上尉。后来他在儿子的教科书里发现对他的这一行动作了过分的夸大与颂扬，他大惑不解，提出抗议并面见皇帝，但未得到满意答复,愤而辞去军职，回到乡间生活。第二代约瑟夫的儿子弗兰茨·特罗塔，他在维也纳上大学，后来依仗父亲的荣耀和皇帝的恩赐，当了地方长官，对哈布斯堡王朝无限忠诚，对捷克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充满敌意。第三代约瑟夫的孙子卡尔·特罗塔，他在军校毕业后当了骑兵少尉。奥地利军队的腐败现象使他预感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末日将临，但是他本人在这个军队中也成了一个浪荡公子。后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哥萨克交战时被打死。1916年其祖父约瑟夫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先后死去。宣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拉德茨基是1813年前后反拿破仑的奥军统帅，“拉德茨基进行曲”是对这位统帅和对哈布斯堡王朝往昔的颂歌，罗特以此作为小说的标题，无疑是唱了“一首奥地利的安魂曲”。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一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奥匈帝国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腐败及其必然覆灭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渗透了作者对帝国往昔的怀恋,对理性和人道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罗特的另一长篇《先王墓室》是前者的续篇，以小说主人公回忆的形式叙述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到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为止这段时间的状况，作品的主题和基调十分类似前一部小说，不过感伤和听天由命的情调显得更加突出。

　　厄顿·封·霍尔瓦特（1901—1938），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1901年12月9日出生于当时属匈牙利的亚得里亚海滨的阜姆（现里耶卡）。父亲是匈牙利外交官，母亲是德—--捷后裔。他是匈牙利公民，但自称“德国作家”，文学史家因其奥匈帝国背景，称他为奥地利作家。他从小随父母迁移，1919年在维也纳中学毕业，接着去慕尼黑大学学习戏剧、哲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23年成为专业作家。1931年获克莱斯特奖。德国纳粹党上台后，他被迫出走去法国，1938年6月1日在巴黎被一株暴风雨刮断的树枝砸死，还不到三十八岁。

　　霍尔瓦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十七部剧本，三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些诗歌和未完成的作品片断。剧本中有五部“大众戏剧”最为著名，它们是《登山铁路》（1927，1929改写）,《意大利之夜》（1931）,《维也纳森林的故事》（1931），《卡西米尔和卡洛琳内》（1932），《信念、爱情、希望》（1932）。这些戏剧大都描写市民阶层，人物语言具有口语色彩，并充满表明其教养水平的辞藻——所谓“教养习惯语”，这大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真实感。霍尔瓦特把奥地利传统的“大众戏剧”推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永恒的小市民》（1930）、《没有上帝的青春》（1938）和《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1938），其主人公也大都是小市民，他们的缺陷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于早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霍尔瓦特的名字被淹没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六十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引起广泛注目，批评界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现在德、奥舞台上还经常上演他的戏剧作品。

　　《意大利之夜》是霍尔瓦特的代表性戏剧，1930年酝酿，1931年完成。剧本的情节发生在德国南部一个小城，时间是三十年代初。市议员安梅茨贝格是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老一代社会民主党人，他准备举行一次民间节日晚会，晚会取名“意大利之夜”。年青的社会民主党员马丁坚决反对在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下举行这样的晚会。但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意大利之夜”还是举行了。与此同时，该城法西斯分子也在同一地点举行“德意志之日”庆祝活动，他们宣传民族主义，高唱法西斯战歌，十分嚣张。马丁在“意大利之夜”晚会上发表讲话，抨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涣散无能和缺乏战斗目标。但是法西斯分子还是乘机袭击，并侮辱市议员。马丁和他的同伴很快救出了他，把法西斯党徒赶走，而这位社会民主党议员并未吸取教训，仍认为魏玛共和国“决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

　　霍尔瓦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用这出政治喜剧向人们发出警告。他批判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面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毫无作为，批评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同时也嘲讽了纳粹党徒的专横无耻。全剧有七个场景，作品中的“教养习惯语”十分明显，人物身份不同（如市议员、酒馆老板、各种社会民主党人、法西斯分子等），他们所用的语汇也各异。通过他们的对话，准确地揭示了人物的意识，突出了他们的个性。

　　193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以第一人称形式叙述一个青年的经历。主人公因失业生活所迫加入军队，成了唯命是从的工具，在保卫祖国安全的欺骗宣传下，参加了对邻国的军事侵略。他所在部队的上尉无法忍受屠杀平民的暴行，在一次战斗中有意丧生；他不了解真相，还前去抢救，结果自己手臂负伤，成了终身残废。他告别部队，去给上尉的遗孀送遗书，然后返回家乡,思考自己的经历。最后他象一个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在严冬里冻死在户外。小说反映了1929年后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德国小市民阶层如何寄希望于纳粹，因而成为纳粹德国的社会基础这一历史教训。

　　第五节第二次大战后的文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地利文学在战前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开始了新的一页；几十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其中一些作家我们在下面要做专节介绍，如卡内蒂，策兰，巴赫曼，贝恩哈德和汉特克，还有一些人这里也应提及，如诗人兼小说家弗里德（1921—1988），他的重要诗集有《石头之国》（1963）、《大谎言之腿》（1969）、《爱情诗》（1979），长篇小说《士兵与姑娘》（1960）等；作家阿尔特曼（1921--）是现代派诗人的中心人物，重要诗集有《用一瓶黑墨水》（1958）、《关于爱情和荒淫的诗》（1975），短篇小说集《驶向楠塔基特岛》（1969）等；女作家伊·艾兴格（1921--）是“四七社”的成员，著有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1948）、多篇短篇小说，她被认为是战后现代派的早期代表作家之一。

　　卡内蒂

　　艾利亚斯·卡内蒂（1905--），英籍德语作家，但他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也有人把他视为奥地利作家。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祖上是西班牙犹太人。童年时随父母去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父亲因受震惊而去世,他和母亲搬到维也纳和苏黎世居住，开始学习德语，以后他一直把德语视为母语，终生用德语写作。他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业，1924年入维也纳大学攻读自然科学，1929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定居维也纳，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并开始写作；其间去柏林做过翻译工作。他结识了当时维也纳的一些著名作家，如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并阅读卡夫卡的作品，这四位作家对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很大。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卡内蒂从维也纳流亡英国，取得英国国籍，至今一直在英国定居。

　　卡内蒂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长期在动荡的欧洲社会中生活，亲眼目睹人性泯灭、人欲横流的种种丑恶现象，促使他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疯子的世界，计划写八部系列长篇小说，总题为《疯子的人间喜剧》，以八个处于疯狂边缘的人物为主人公，用怪诞、荒谬的手法表现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1935年完成第一部《迷惘》出版。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其他几部没有完成。

　　他流亡英国后，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对生、死、权力和群众的关系等哲学、人类学问题上，写下了许多文章、随笔、杂感、日记，结集出版的有政论集《群众和权力》（1960）、游记小说《马拉克什的声音》（1968）、《人间，1942—1972年笔记》1973）、长篇小说《耳闻证人》（1974）、杂文集《文字的良心》（1975）等，还有三部自传体小说：《获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0）、《眉目传情》（1985）。此外，他还创作了剧本《虚荣的喜剧》（1950）、《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以及描写卡夫卡与女友费丽丝爱情的作品《另一起诉讼》（1969）等。

　　卡内蒂是一位长期流亡、以四海为家的作家，富有国际性，熔欧洲各民族传统于一炉，并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他有着细致的观察力，作品具有内省、深沉、探索人生的特点。过去由于战乱的原因，他的作品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到了六十年代后批评界高度评价他的创作，这位作家又被重新发现。1972年获毕希纳奖。1981年由于他的“作品具有辽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迷惘》是卡内蒂准备写的《疯子的人间喜剧》八部小说的浓缩，于 1935年首次在维也纳发表，但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这部小说在英国、美国、法国出版后，倒流回德语文学领域，逐渐引起重视。现在它已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我国出版了三个译本。

　　这部作品以怪诞的手法，描述了一个荒谬的故事：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住着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彼得·基恩教授。他是一个书呆子，爱书如命，个人藏书达25000册，整天钻在故纸堆里阅读研究；他笃信孔孟之道，对社会现实十分隔漠。基恩为了保护书而娶了女管家苔莱泽为妻。这个女人贪婪、狠毒，不仅霸占了基恩的财产，还把他赶出住所。基恩流落街头后，遇到骗子驼背侏儒菲舍尔勒，身边带的钱财又被骗光。后来他落入凶残的看门人、苔莱泽的姘夫普法夫之手，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又受折磨，甚至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受尽凌辱。最后，基恩依靠弟弟格奥尔格的帮助才赶走这些无赖，夺回了住宅和藏书。但他在精神上已受到极大创伤，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惘和恐惧。在幻觉中，他放火焚烧自己的住所，与藏书同归于尽。

　　《迷惘》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了现实世界道德和人性沦丧，精神同物质至上的信条如何发生冲突，精神如何被贪欲毁灭的深刻寓意。小说以纳粹主义残酷地玩弄权术为背景，蕴含着深远的预见性。全书四十余万言，分三部。第一部《没有世界的头脑》，第二部《没有头脑的世界》，第三部《世界在头脑中》，这几个标题也发人深思。卡内蒂善于塑造畸形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人物外貌和对心世界进行夸张的、漫画式的刻画，用喜剧式的幽默描写悲剧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策兰和巴赫曼

　　保尔·策兰（1920—1970），出生于布科维纳的切尔诺维茨，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1938年他去法国图尔大学攻读医学，次年因战争返回故乡学习罗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是犹太人受尽迫害，1942—1943年被关在罗马尼亚劳动营；他的双亲于1942年惨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下。战后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任编辑，1947年去维也纳。1948年到巴黎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和语言学，加入法国籍。1959年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德语讲师。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诗歌，重要诗集有《罂粟与记忆》（1952）、《从门槛到门槛》（1955）、《语言栅栏》（1959）、《无主的玫瑰》（1963）和《一线阳光》（1968）等。1960年获西德毕希纳文学奖。1970年4月底在巴黎自杀身亡。死后出版遗著《诗集》（1975。）

　　策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在他的许多诗作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描写了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和犹太人隔离区的恐怖生活。在诗歌语言和象征手法上有不少创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多义性，在当代西方诗坛上颇受重视。

　　《死亡赋格曲》是策兰最负盛名的诗歌，作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时，发表于1947年。全诗借用音乐中的赋格曲形式，讲究对位和韵律，寓意深刻，由于典故和隐喻，加上没有标点，人称代词不清楚，所以在理解和翻译上往往不尽相同，但是诗歌的主题：揭露法西斯分子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则是十分明确的。全诗共三十六行可分为四节，现把第一节例举如下：

　　早晨的黑色牛奶我们晚上喝它

　　我们中午喝它早上喝它夜里喝它

　　我们喝啊喝

　　我们在空中挖一墓穴那儿睡得不太挤

　　有一个人住在房子里他玩蛇他写信

　　天黑的时候他写信到德国你金发的玛格蕾特

　　他写信走到屋前星星闪烁他吹哨叫他的狗过来

　　他吹哨叫他的犹太人出来往地下挖一墓穴

　　他命令我们现在奏乐跳舞

　　策兰在诗里使用了顿呼手法，即把不在场的人当作在场的人用“你”称呼，把非生物当作生物称呼，并与“你”对话，如“你金发的玛格蕾特”，第二节第一诗行把牛奶称作“你”。诗中的“我们”都指代犹太人，“他”指代集中营的德国长官。诗的第一句开头“早晨的黑色牛奶”，这是一个逆喻，即把两个矛盾概念组合为一体的修辞手法，两相对照，发人深思。按理说，早晨喝的牛奶是白色的，可是在集中营里“牛奶”是黑色的。黑色象征悲哀、绝望、死亡。在这一逆喻之后，诗人罗列了时间状语早上、中午、晚上、夜里。一般说只有婴儿才一天到晚喝奶。诗人用这样的意象表现了犹太人就象婴儿一样虚弱、孤单；对他们来说，死亡的威胁时刻存在，他们是死神手中的婴儿。全诗中出现的一些意象—--黑色的牛奶、蛇、狗、墓穴、金发、灰发、来自德国的大师……零乱反复,断断续续，表现犹太人整日整夜在作恐怖的恶梦。策兰运用赋格曲的回旋形式表现了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犹太人回旋式的恶梦，使本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1973）出生于克拉根富特。1945—1950年在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维也纳等地大学攻读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以论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1953年任维也纳广播电台编辑，之后旅居罗马、慕尼黑、苏黎世等地，专事文学创作；其间也曾去美国旅行（1955），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诗学（1959—1960）。她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包括“四七社”奖（1953）、毕希纳奖（1964）、奥地利国家大奖（1968）。1973年10月17日在罗马的一次火灾事故中去世。

　　巴赫曼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194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作品，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她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延期付款的时间》（1953）、《祈求大熊星座》（1956），短篇小说集《三十岁》（1961）、《同时》（1972），广播剧《蝉》（1955）、《曼哈顿的善神》（1958）。 19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马利纳》是原计划的长篇三部曲《死的方式》中的一部，描写女主人公叙事者陷入三角恋爱关系而不能自拔，最后走向毁灭的故事。其余两部因作者早逝而没有完成。巴赫曼的作品语言简朴，但内涵深刻，并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在德语文坛占有重要地位。

　　诗歌《延期付款的时间》是巴赫曼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来到。

　　到期必须偿还延期付款的

　　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不久你将系紧鞋带，

　　把狗赶回低洼沼泽地带的院落。

　　因为鱼的内脏

　　在风里已经冷却。

　　羽扇豆在燃烧，发出微弱的光亮。

　　你的目光在雾中跟踪眺望。

　　到期必须偿还延期付款的

　　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那边，你的情人正在沙中沉没

　　地平线在她那晃动的头发周围升腾，

　　它打断她的话。

　　它命令她不得出声。

　　它发现她并非长生不老

　　并且很乐意

　　拥抱之后同她再见。

　　你别左顾右盼

　　系紧鞋带。

　　赶狗回家。

　　鱼扔大海

　　吹来羽扇豆的光亮！

　　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到来（范大灿译）

　　诗人善于把具体和抽象融为一体，隐喻了一个生活艰难的世界。时间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看不见它；加上“延期付款”一词后，抽象概念“时间”就具体化了，容易捉摸了。“延期付款”是个金融名词，推迟偿还债务就是“延期付款”，“到期必须偿还”是指债务到某个特定的日期能够而且必须付清。因此，债务对欠债人来说就构成了一种经常不断的威胁，所以诗人开头说“更加严酷的日子即将来到”。如果偿还不了怎么办？就只得出走、逃遁。第二节诗就写了与情人的分离，“拥抱之后同她再见”。第三节全是命令句，以强调在不得不出走的情况下态度要坚决，行动要果断。最后一行，诗人重复开头的句子。至此，人们从全诗中体会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世界的境遇，时时刻刻都有各种各样的威胁，诗人向世人发出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和警示。这首诗采用的是自由体，语言简洁自然，意象鲜明生动。巴赫曼的诗作都有一种哲学的思考，因此人们说她的诗歌是“诗化哲学”。

　　贝恩哈德和汉特克

　　托马斯·贝恩哈德（1931—1989）出生于荷兰的海尔伦修道院。他是私生子，父亲是奥地利木匠，母亲是奥地利一作家的女儿。他从未见过父亲，在外祖父母身边渡过童年，受到艺术熏陶。1947年文科中学毕业后，他去一家商店当学徒，一年后，因肺结核住院。在住院疗养时，他的外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曾几次试图自杀。1952年他入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导演和表演艺术。在此期间，他担任了当地出版的《民主人民报》的记者，并开始在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学业结束后，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65年，他在奥尔斯多夫购得一座破旧的农家大院，他自己把它修缮后就定居在那里，谢绝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坛纷争。

　　1957至1960年间，贝恩哈德发表了三本诗集和四个短剧，但都没有引起文坛重视。六十年代初他开始创作小说。他总共写了二十多部长、中、短篇小说集和五部自传体小说。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严寒》（1963）、《精神错乱》（1967）、《石灰厂》（1970）和《修改》（1975），中篇《安拉斯》（1964）、《走》（1971）、《是》（1978）等。贝恩哈德曲折、坎坷的生活经历可以说全都溶化在他的这些小说里。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在写小说的同时，又开始戏剧创作，接连发表了近二十个剧本，差不多每年都推出一个新剧本。重要剧作有《博里斯的节日》（1970）、《狩猎协会》（1974）、《总统》（1975）、《康德》（1978）、《剧作人》（1984）和《英雄广场》（1988）等。德国、奥地利的剧场都纷纷上演他的戏剧，贝恩哈德成为德语国家戏剧舞台上演剧目最多的剧作家之一。

　　贝恩哈德的创作以小说和戏剧为主，但他的诗歌也颇有特色。1991年出版的《诗歌全集》（350页），被德国西南广播电台评为当年三本最佳的文学书之一。

　　贝恩哈德长期忍受着病痛（肺癌）的折磨，但他笔耕不止。为了褒奖贝恩哈德在文艺事业上做出的贡献，德语国家的文化团体和各种基金会纷纷授予他各种奖赏。然而尽管贝恩哈德获得众多的殊荣，他对这一切却表现得十分淡漠。1979年，他干脆退出设在西德达姆施塔特的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辞去院士头衔。

　　贝恩哈德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否定性。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疾病、死亡、愚蠢、绝望和心理变态外，几乎看不到别的色彩。他自己也说过：“我的信息都是黑色”。如果说十九世纪奥地利小说家斯蒂夫特在文学创作中倡导的是“温柔法则”，那末二十世纪的贝恩哈德倡导的却是“死亡和疯狂法则”。他的作品里总有疯狂者和自杀者。他认为正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更多地造就了疯狂者和死亡者，这是“人类的悲剧”。但死亡和生命是辩证的一对。贝恩哈德写绝望和死亡，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希望和生命。正如他所说：“死亡是我的主题，因为生命是我的主题”。他针砭时弊、反对种族歧视、批评环境污染、忧虑生态失衡、抨击天主教会、蔑视各种政客、甚至指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说：“艺术家每天都在创造世界，政治家却在糟塌这个世界。”为此，他在奥地利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中树立了不少“敌人”，但同时也获得他们以及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尊敬和崇拜。人们从否定之否定中看到了肯定。否定的辩证法把他的艺术作品烙上了“世界文学”的印记。

　　1963年发表的《严寒》是贝恩哈德的成名作，描写一名医科大学生接受委托，去山区文格村看望退隐画家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展开情节，从第一天写起一直写到第二十七天结束：有大学生的描述和感触，有画家的独白和幻象，有两人肺腑之言的长谈，有写给委托人的信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把文格村描写成人类完美的世界末日的舞台，这种完美伴随以残暴和对自然的无法估量的破坏，而生活在这里的人因此也都冷酷、罪恶和与人类为敌。小说给人以病态、绝望的感觉，但它也因此震撼世人，引起批评界的强烈反响。他的另一些小说也都紧扣时代，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环境污染、诽谤、虚伪、官僚主义和权力犯罪。他把纯洁原始的自然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称为“痴呆的临死挣扎”。他要用自己科学精神和诗意精神相结合的小说警醒世人，与他一起“寻求原因”。

　　三幕剧《博里斯的节日》描写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十三位没有腿的难友应邀参加同样没有腿的博里斯的生日宴会。贝恩哈德在剧中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代资木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枯萎，空间范围的局限，身体的残缺和语言的减少。《英雄广场》一剧中，通过人物间的谈话无情的抨击、揭发了奥地利的腐败政治和社会弊端，而观众确在痛骂声中真正领悟到剧作家对祖国无限的爱。

　　贝恩哈德的创作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和奥地利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在探讨当代人生的危机的同时，依靠修辞学的力量构建作品，充分运用了话语的思辩性和“语言游戏”，以新奇独特的风格著称文坛。

　　彼得·汉特克（1942—）出生于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职员家庭。童年时随父母住在东柏林，1948年回到格里芬，中学毕业后入格拉茨大学攻读法律，积极参加当地文艺团体“城市公园论坛”的活动，1963年起在电台和杂志《原稿》上发表作品。1965年辍学，专事文学创作。曾多次去美国旅行，也有一段时间住在西德一些城市，1975年起居住在巴黎。1979年迁居萨尔茨堡。

　　汉特克是以叛逆者和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自称在创作中“决不与人雷同”。他在1966年应邀参加“四七社”年会，会上公开向传统文学挑战，辱骂“四七社”作家墨守成规，愚蠢可笑。这件轰动的事倒激励他赶快作出成绩来。紧接着他连续以“反戏剧”和“反小说”猛烈冲击了德语文坛，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重要的有剧本《骂观众》（1966）、《预言》（1966）、《自咎》（1966）、《卡斯帕尔》（1968），长篇小说《大黄蜂》（1966）和《小贩》（1967）等。这些作品表现手法新颖，把记录客观世界和描绘心理活动结合起来，情节简单，叙述繁琐；注重个人、自我的存在，强调内心的生活和心理的真实。

　　1970年后，他的创作有转向现实主义的倾向，并带有自传色彩，重要作品有小说《罚点球时守门员的恐惧》（1970）、《无望的不幸》（1972）、《短信长别》（1972）、《世界的重量》（1977），剧本《驰骋在博登湖上》（1971）、《无理性的人死光了》（1974）等。八十年代以来，他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孩子的历史》（1981）、《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复》（1986）、《作家的下午》（1987）等。他1991年发表的诗集《关于成功的日子》被权威性的德国西南广播电台评为当年德语文学三本最佳图书之一。

　　汉特克的创作受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影响，并有所独创，因此他的作品在西方文坛颇受推崇，曾多次获奖（1973年获毕希纳奖）。

　　1966年发表的剧本《骂观众》是汉特克的成名作。这是一部刻意违反传统戏剧规则的作品，作者自称这是一出“说话剧”。剧本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戏剧性的人物和对话，只有四名说话者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对着观众谩骂，而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只是谈论戏剧艺术，宣讲作者反幻觉主义的戏剧观，中间伴以强烈节奏的音乐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全剧在说话者对观众的谩骂和嘲讽中结束。

　　汉特克的这类“说话剧”，旨在对传统的表演与接受方式进行原则性的批判，让观众摆脱被动接受的地位，以彻底否定束缚观众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传统戏剧。这种戏剧实际上是语言的蒙太奇，其源出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哲学”和“语言游戏说”。

　　第八章二十世纪的瑞士文学

　　第一节概述

　　瑞士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凯勒，戈特赫尔夫，费·迈耶尔三位著名的德语作家，这在上一篇里我们已做了介绍。跨入二十世纪，卡尔·施皮特勒是位名重一时的作家，他生于1845年，死于1924年。他的创作活动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1909年他由于创作的史诗式作品《奥林匹亚的春天》（1900—1905）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蔑视群众，相信超人，作品多取材历史、神话，属意创作一个新的英雄时代。他的代表作除史诗《奥林匹亚的春天》和《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外，还写有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意像》（1906），这是一篇心理作品，它描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瑞士式的民主的双重心态。此外还有短篇《康拉德少尉》（1898），这是以父子两代冲突为题材的一篇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从二十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期间瑞士虽没有出现在世界享有声望的著名作家，但有一些作家在德语文学中却占有一席之地。这其中有罗·瓦尔泽（1878—1956）、Ｍ·英格林（1893—1971）、Ｋ·古根海姆（1896—）、Ａ·左林格（1895—1941）等人。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在德语文学中得到好评。到马克斯·弗里施和弗·迪伦玛特的出现，瑞士文学不仅在本国，在德语国家，也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光采。到九十年代初，这两位世界性作家相继去世。当前活跃在瑞士德语文坛上有阿·穆什克（1934—）、彼·毕克塞尔（1935—）、玛·施里伯尔（1939—）、维·斯米特里（1939—）、以及西·布拉特（1946—）等人。

　　瑞士自1814年维也纳会议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保证其永久性的中立。它虽然位于欧洲中心，与德、奥、法、意毗邻，但对欧洲国家间的军事和政治纷争均不介入，两次世界大战都置身事外。这种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使它一直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这就必然对它的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影响它的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与周边国家的亲缘性和相通性（瑞士基本上有三个语区：三分之二的人讲德语，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近三分之一）。瑞士的德语文学自十四世纪以来，就对德语文学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文学史的角度上看，它的发展是融合在德国文学的发展之中的。进入二十世纪，瑞士的德语文学虽然比奥地利文学更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它与德国文学的关系由于传播媒介的进步，丝毫没有减弱，像弗里施、迪伦玛特都是通过德国走向世界的；就是一般的作家，他们更大的读者群是在德国，与德国文学的历史上的渊源，德国文学在瑞士的接受，瑞士德语文学在德国的接受，这都不可避免地对瑞士文学的发展和走向发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士文学，没有经历过联邦德国文学上的“从零开始”，没有稍后的“废墟文学”，它也没有经历过民主德国初期的清算法西斯主义和随之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方针的时期。它有自身发展的某种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但这种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了削弱。我们只消想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奥地利以及一些其它国家的作家都流亡到瑞士，他们在这里活动，写作和发表作品，这必然是对瑞士文学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是一种冲击。这种削弱给瑞士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总体上看，瑞士德语文学还缺乏尖锐的深刻的批判内容，它还难得在德语文坛上激起强烈的反应，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就有了新的成份，新的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弗里施和迪伦玛特的作品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不仅在德语国家，而且在世界范围的反响。有人称，战后瑞士德语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狭隘的国土，广阔的世界性思维，”这种概括是有某种道理的，而大体上这也是当代瑞士德语文学的一个特点。

　　第二节马克斯·弗里施

　　马·弗里施（1911—1991）生于苏黎世，出身一个建筑师之家，在大学攻读日尔曼学，从1933年开始从事记者工作，1936年至1941年在苏黎世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战后做建筑师，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到1955年成为专业作家。他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写有小说、长篇、日记、戏剧多种。在小说创作上他受存在主义影响，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对人的自身同一性的寻求，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著名代表作有《施蒂勒》（1954）、《能干人法贝尔》（1957）、《我的名字可能叫甘顿拜因》（1964）等。《施蒂勒》是一部心理小说，故事是一个叫怀特的美国人偷入瑞士国境被捕，他被怀疑为与一桩间谍案有关的瑞士人施蒂勒。可他说自己不是施蒂勒，最后证明他就是施蒂勒，却与间谍案无关。最后这个自称是怀特的施蒂勒得以在瑞士度过残年。主人公为了寻找被异化了的自身去美洲，但在美洲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一性，回到瑞士所有的人证明他依然是那个被异化了的施蒂勒。弗里施不仅在这部作品，在其它的几部小说中，都乐于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他的人生的哲理，他的悲观的历史哲学。

　　弗里施一生共写有十多部戏剧，在这些剧作中表明了他在方法上所受的布莱希特的影响，在创作上广泛地采用了间离效果，然而仅此而已，在思想上却与布莱希特大相径庭。他给那部代表性作品《毕德曼和纵火犯》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用来启蒙，用来教育，用来宣传，而且通过教育去使人行动，去进行改变；弗里施则用戏剧去探究，去展示，而且证明人和世界都是无法改变的，只是一种循环。如同他在他的小说中表明的一样，他对历史持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弗里施的著名戏剧有《他们又唱了》（1945），它有一个副标题：一首安魂曲的习作、《中国长城》（1947）、《毕德曼和纵火犯》（1955）、《安道拉》（1961）、《自传》（1967）、《三张相连的图片》（1978）等。这些作品多是一种寓意剧，有的用来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有的来表达人对历史的无能为力的哲学。《毕德曼和纵火犯》由于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和技巧上的娴熟，语言上的成功而成为世界剧坛上的珍品，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并也在中国上演。弗里施有意略去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局，使之更具有一普通性和寓意性。它的情是这样的：毕德曼是一个工厂老板，出于同情收容了一个自称是无家可归的人，此人叫施米茨。施米茨进来之后又把他的同党招来，并往家里搬来一桶桶汽油。毕德曼发现不好，想把俩人撵走，但已经晚了。这俩人俨然主人，并公开对华德曼说，他们要点燃房子，现在就缺少火柴了。毕德曼自欺欺人，但愿他俩不是纵火犯，处处迁就，处处乞求。他们命令毕德曼去拿火柴，直到此时毕德曼还存有幻想，想博得他俩好感，以免发生灾难。毕德曼给了他们火柴，他们点燃汽油，房子化为灰烬，累及全城，华德曼竟成了两个纵火犯的同谋！作品的寓意性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犹嫌不足，又写了他乐于采用的阴间场面（在《他们又唱了》和《三张相连的图片》中都有这种阴间场景）。毕德曼和妻子被烧死后到了阴间，两个歹徒也到了阴间，可却成了房东。当焚烧的城市复兴后，两个坏家伙又回到阳间做纵火的勾当了。天道往复，历史再次循环。这只是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罢了。

　　在《毕德曼和纵火犯》中有着荒诞的色彩，虽不太浓，可到了《中国长城》，它的故事则荒诞不经，离奇至极。这是一部没有场、幕、而只由二十四个景组成的闹剧，打破了时空，古今人物同台，有饰演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中的诸多角色出场：秦始皇、菲立普二世，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罗米欧，朱丽叶，堂璜等。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不是去塑造人物，描绘性格，而是藉助这样的闹剧来表达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来探讨知识分子（剧中的“现代人”）对历史中的罪恶应负什么样的道义上责任的问题。

　　弗里施1961年完成的《安道拉》不同于《中国长城》，它不是一部用来表达作者的历史悲剧哲学，不是有着荒诞风格的寓意剧，而是一部基本上按着传统戏剧公式写就的作品，也是他戏剧作品中社会批判意义最尖锐的一部。作者通过一个非犹太的青年人安德列被当做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致死的故事，激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的罪行，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安道拉（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小市民的种种恶德：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媚强凌弱，趋炎附势，播弄是非，甚至为虎作伥，加以鞭挞。

　　弗里施晚年还写了一些作品，如小说《蒙陶克》（1975）、《人出生在新世纪》（1979）等。

　　第三节弗·迪伦玛特

　　弗·迪伦玛特（1921—1990）生于伯尔尼州一个牧师家庭，大学时攻读神学，哲学和日尔曼学，做过记者，1943年开始写作，他在第一批戏剧获得成功之后，成为职业作家。

　　虽然迪伦玛特也写有多部小说，但使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是他的戏剧，他一生共写了二十余部作品，早期戏剧有《写在纸上》（1947）、《盲人》（1947）、《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2）、《罗慕洛大帝》（1953）、《一个天使来自巴比仑》（1953）等。但著名的代表作是他1956年创作的《老妇还乡》和1961年完成的《物理学家》。

　　《老妇还乡》是一部悲喜剧，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居仑的小城。这个城市面临灾难性的财政危机，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城的居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出生于本地的亿万富翁的遗孀的回乡访问上。她叫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四十五年前她与居仑的商人伊尔相爱，但怀孕后被遗弃。她流落异乡，成为妓女，后嫁给一个石油大王。这次她返乡复仇，带来一个棺材。她宣布给居仑市十亿巨款，条件是处死伊尔。全城人以市长为首，开始时以人道主义名义拒绝接受，但居仑人最终屈服于金钱，包括市长、律师和教会，都认为伊尔有罪，以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名义处死伊尔，把尸体装入棺材运走，克莱尔给居仑一张巨额支票。终场时响起了合唱：“灾难很多很多，可贫穷比一切灾难更为可怕。”

　　迪伦玛特通过这样一个近似荒诞但却可信的故事展示了金钱的力量和道德的沦丧。在物欲的诱惑和压力下，正义、人道主义、伦理、法律、友谊、夫妻之爱、父子之情（伊尔的妻子和儿子最终也主张处死伊尔）都走向了反面。

　　迪伦玛特称这是一部以悲剧收场的喜剧，道德上犯有过失的伊尔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死激起了同情和怜悯，而那些代表法律、正义、道德的人却成了喜剧人物。作品中真实的细节描绘，漫画式的夸张，滑稽中显示出庄严，荒诞中寓存着真实，这一切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绚丽的彩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物理学家》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它以超级大国争霸为背景，描写了正直的科学家为了使人类得以避免灾难，宁愿牺牲个人，拒绝为大国利益服务的悲剧性的故事：一个名叫默比乌斯的核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万能体系。他唯恐自己的成果被大国利用，导致人类的毁灭，抛妻离子躲进一家精神病院。东西方情报机构获悉此事，分别派了一名物理学家装疯打进这座疯人院。这三个装疯的物理学家为了各自的使命杀了监护他们的三个女护士，被迫各自亮底。默比乌斯说服了两个大国派来的物理学家，指出今天物理学家的唯一出路就是住进疯人院，因为“我们不住疯人院，世界就要变成一座疯人院。”但就在这时，疯人院女院长宣布他们被捕，声称已偷拍了默比乌斯的发明，并交给了一个企图主宰世界的垄断组织。世界落入了一个颠狂的精神病女医生的手里。

　　这是一部富哲理性的悲喜剧，三个装成疯子的人物，各有各自的打算，真真假假的疯言疯语，寓庄于谐，幽默风趣，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喜剧效果；而它的主题和人物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部戏剧上演立即获得巨大成功，成为六十年代初期德语国家舞台上上演最多的剧目，八十年代我国亦将此剧搬上了舞台。

　　在六十年代之后，迪伦马特还写了些喜剧，为《流星》（1965）、《参予者》（1973）等，但都没有超过《老妇还乡》和《物理学家》。

　　迪伦玛特的小说拥有大量的读者，他写的多是侦探犯罪小说。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悬念，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而且也有着尖锐的批判意义。代表性的作品有《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0）、《嫌疑》（1951）、《抛锚》（1956）等。

　　第四节穆什克和毕克塞尔

　　阿·穆什克（1934—）的父亲是一位文学史家，母亲是一位青少年读物作者，家学的薰陶为他走上文学道路起了不小的作用。1953至1959他去苏黎世和英国剑桥读日尔曼学，英国文学和哲学。毕业后做中学教员，嗣后在德国、日本、美国的一些高等学校教授德文，1970年成为苏黎世技术高等学校的文学教授，先后到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等地旅行。六、七十年代获得过各种文学奖金。

　　196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兔年之夏》，小说的背景是日本，叙述了瑞士一家公司的广告主任率领六名青年去日本工作，而结果是失败而归的故事。这部作品语言优美，富异国情调。在欧洲六十年代大学生学潮时，穆什克是个积极分子，这段经历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1969年发表的小说《一起玩》中的一个教师的形象就带有这次运动的印记。他的代表性作品是《阿尔比塞尔的理由》（1974），它通过一个心理病人开枪击伤心理病医生的故事探讨了瑞士当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1980年作表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白云，或友好协会》。一个瑞士来华旅行团在旅行将结束时，团长突然死亡。中国法医查出系服用过量抗忧郁的兴奋剂所致。原来团中一个女人平日服用这种药剂，她嫌团长罗嗦，于是在他的啤酒里放了这种药。小说重要的不是叙述这样一个类似侦探故事，而是藉助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展示各种类人物的心理。此后作者又相继创作了小说《光与钥匙》（1984）、《塔楼风信旗》（1987）等。除了小说，穆什克还写有戏剧《侏儒怪人》（1968）和《凯勒的晚宴》（1975），前者是一部悲剧，描写一个恐癌症者和由此而引起的自我心理折磨，后者是以作家凯勒为主人公的一部作品。凯勒应邀与当时在瑞士流亡的诗人赫尔威格及工运领袖拉萨尔等人共餐。藉助他们对失败了的1848年革命的种种议论，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六十年代学潮后各种人物的看法，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奢谈革命，不沮丧灰心。

　　彼·毕可塞尔（1935— ）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早年在师范学校毕业，做过多年教师，后在美国，柏林做记者。1964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布罗姆太太想结识送奶人》。这个集子共收有二十一个短篇，均取自现实生活。作者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式的手法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愿望和苦恼。1965年他发表了一部非长篇的长篇《四季》。这是一种反长篇作品，作者自称，它可以从后往前读，也可以从中间向后读。全书没有统一的吸引人的情节，它叙述了一幢住宅里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幢房子建于1927年，原是红色的，现正漆成白色。此外，穆什克还写有《儿童故事》（1990）以及散文等。

　　毕克塞尔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他的文笔洗炼，形式简洁，善于用朴素的语言表现瑞士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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