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大西洋》杂志封面文章介绍了哈佛大学坚持了70多年的研究人生变化，并找出影响人们愉快生活的因素的项目。该项目主要负责人乔治·范伦特(George Vaillant)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此研究上，并取得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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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问是否存在着一个包括爱、工作和心理适应性(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因素在内能的，可带来幸福生活的规则？哈佛大学研究者们在过去72年间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对268位在上世纪4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并经历过战争、职业生涯、婚姻和离婚、为人父和祖父直到垂暮之年的男士进行连年跟踪。记者这次首次有机会接触到历史上最具有综合性的长期研究文献之一的档案。如其它科学文献一样，档案内容显示了对人类状况的精深洞悉力，以及对此研究项目长期负责人范伦特的复杂和杰出能力的了解。
《大西洋》09年6月刊封面：如何让人们愉快研究项目(也称格兰特研究项目)起始于1937年，是对一群身体健康、完全适应环境的哈佛大学二年级男生(42、43和44级学生)进行的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匿名。这些参与研究的男生向研究项目提供定期医疗检查结果，进行心理学方面测试，交回测试问题清单，以及亲身与项目研究人员的面谈，涉及的内容从当年学习时的轻松讨论，到他们在二战中的作用，从婚姻到离婚，从职业上的成功到失败，直到现在完全退休。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范伦特在过去42年间一直是这些研究对象的主管人，生活经历的调查人，以及他们获得各种经验的分析人。而他自己的生活与此研究项目联系紧密程度，使研究项目已成为他头脑中智慧的一部分。
1930年代前的精神病学研究主要精力放在了已患病者的方向上，无助于解决让健康人们更好生活的紧迫问题。后来在哈佛负责该校医学研究的阿里·博克(ArlieBock)博士决定将研究方向转向后者，并积极支持后来介入研究项目的范伦特。后者将揭示究竟是什么因素和力量让这些年轻人保持精力旺盛的正常生活。
范伦特在年轻时就对纵向延续性研究方法(longitudinal method)感兴趣，其做法是长时间地从研究样本上获取一定信息。他1961年作为精神病医生服务于马萨诸塞州精神健康中心。因对一些患者的症状发生了更深层兴趣，他决定开始参与这项研究。
范伦特认为，纵向延续性研究方法像酿造葡萄酒那样，需要随着时间推移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在研究对象60年代步入中年期后，许多人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其中有人竞选成为参议员、有人在内阁中任职，有人当上了美国总统，还有人成为著名作家。但有人成功就有人失败。最早至1948年时，有20个研究对象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在平均50岁时，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达到范伦特设定的精神疾病标准。
若干曾保持匿名的研究对象后来公开自己参与此项研究的经历，其中就有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编辑Ben Bradlee。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F. Kennedy)也是研究对象，尽管有关他的文件早已从哈佛的研究保密贵中被取走，并封存至2040年。但正是记者这次造访研究者范伦特，才证实了公众间流传的肯尼迪参与该研究的说法。
在终生献身数十年的长期研究中。范伦特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不是人们面对困难多少和大小，而是他们对面前的困难会受到怎样地影响与做出何种反映。这也是用他的心理分析比喻来说的适应性(adaptations)，或以对痛苦、冲突和不确定性的无意识反映来进行解释。据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根据父亲研究基础的观点，适应性(也称为“防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是一种通常是无意识的思想和行动，人们也可以称它在形成或扭曲一个人的现实世界。
范伦特将适应性解释为是基本生物进程的精神等价物。若无意间弄破手指，人体马上会以让血凝固将身体恢复至平衡状态。类似地，当遭遇各种挑战困难时，人的适应性能让自己通过情感沼泽(emotional swamp)保持正常。如血凝固作用能防止伤者不至于血流光而死亡，适应性也能够让人获得拯救或者毁灭。范伦特将此机制分为从最糟到最佳4个等级。
最底层的是“最不健康”或“精神病状态”，像偏执狂、幻想狂或自大狂类的适应性。倒数第二层的是“不成熟型(immature)”适应性，内容包括付诸行动、被动性攻击、忧郁症、将自己言行想法都归因与他人和幻想狂。这些现象并非与精神病类的适应性完全不同，但它起到阻碍他人接近自己。第三层为“神经质”(Neurotic)适应性，是“正常”(“normal”)人中最常见的。其内容包括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分裂和抑制。第四层为“最健康”，它包括利他、幽默、预期、压制和升华。
范伦特认为，适应性是人在经历的痛苦上逐步有机形成，并在整个生命中释放，并最终消失殆尽。这与安娜·弗洛伊德对适应性源头的阐述完全不同。
此前不少心理学者将精神疾病患者简单定义为是不正确地调用了适应性。若人们调用得当，将被视为精神上健康、有尽责意识、有趣、创造性和利他的。若调用不当，精神病学家就得出是患病状态。这种观点是长期观察结果形成的。在临床医师强调治疗方面时，范伦特的工作更像是传记作者，他要对患者整个人生进行梳篦，或将观察视角放得更广，如同人类学家或自然学家在寻找新纪元那样。
范伦特在2002年的《顺应成熟(Aging Well)》著作中，向研究对象解释成熟适应性(mature adaptations)是怎样具有孕育现实生活的魔力，如何将情感危机、痛苦、剥夺与丧失这些成分转化为人类亲情、成就和创造性精华的方法。这些机制类似于无意识优雅，就像牡蛎应付沙粒刺激，制造出珍珠过程一样。人类在遭遇各种刺激时也会预定进入无意识，但经常是创造性的行为。
当人们走向老年时，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在工作和爱？研究对象先后都进入了退休年龄，一直跟踪了他们25年的范伦特总结出了7个主要能预测健康地进入老龄化的因素，它们反映在身体和心理层面上。调用成熟适应性是其一，另外6个因素分别是教育、婚姻稳定、不吸烟、不酗酒、适量锻炼和保持健康体重。
106位在50岁时仍能够达到以上5或6个因素的研究对象，有半数人在80岁去世，这也是范伦特称之为“足够愉快(happy-well)”状态。7.5%的对象落入“忧郁病态(sad-sick)”。只有3个或更少健康因素的对象无一能以“足够愉快”状态活到80岁。即使他们在50岁时身体条件很强壮。具有3个或更少健康因素的对象，可能在80岁死亡的情形是具有4个或更多健康因素对象的4倍。
范伦特的研究还揭示出其它令人吃惊的现象。在高校时期参加定期锻炼预示着晚年精神健康状况会好于体质健康状况。精神消沉最终会成为影响体质健康的主要问题：在50岁前被诊断出有精神消沉的研究对象，70%以上的人已故去，或在63岁前就长期因病卧床。广义上，悲观者与乐观者相比似乎更易遭受体质上的疾病。这可能因他们较少与他人接触，或对自己也漠不关心。
他还发现，80%以上参与二战，并经历残酷战火的研究对象比那些仅轻度参战，或未见过战争场面者，在体质上更易于患上临床疾病，并比后者死亡更早。他甚至还发现，由心理学家在早期面谈中标定的个人特性，能够预示究竟哪些人会成为民主党人，那些会成为共和党人。
范伦特的另一主要兴趣是了解人与人关系所具有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个社会性智能(social aptitude)，而非智力优秀问题。温暖型的人际关系是必要的，若无法从父母处得到，它可以从亲戚、朋友和私人教练处得到。范伦特发现，研究对象在47岁时的外界关系，预示着晚年生活的调整要好于除适应性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兄弟姐妹间良好关系似乎更具强大力量：有93%在65岁仍十分活跃的研究对象一直与兄弟或是姐妹保持着像在年轻时的紧密关系。范伦特认为，在这项研究中都学到所有东西中，对生活影响最大的事就是人与他人的关系。
历经数十年研究的格兰特项目实际上已成为了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史的缩影，每一时期相应的研究方法和迫切解决的主题都陆续展现。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新兴的，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心理学家马汀·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创设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它的兴起，对科学地研究良好生活的风潮已遍布学界和流行文化中。
范伦特当仁不让地成为这方面教父级人物，是推动心理学能够改善人们日常生活，而非完全用于治疗疾病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他除了讲授敬畏、爱、怜悯、感恩、宽恕、喜悦、希望和信任(或忠实)这样的积极情绪(positiveemotions)的功效外，还指出，积极情绪事实上也会令人们在负面情绪影响下更脆弱。原因之一是，它们都是注重和期盼未来。恐慌和悲伤会有直接的作用——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或在危难时吸引出各种资源。长期的感恩和喜悦会产生较好的健康状况，并与他人关系更深，但它们在短期内让人处于风险中。这是因为当负面情绪在倾向于隔绝时，积极情绪让人们暴露在拒绝和难忍的悲伤和失望的风险中。
范伦特研究的另一些细节似乎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丹麦人在以往30年的国际快乐调查中一直排名在前。但丹麦人从来就不是满怀期望的一群人。按一些丹麦社会学学者的结论，丹麦人很现实地一直对未来期望都很低。当然，研究快乐的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直截了当的发现：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金钱无法让人们感到更多快乐；婚姻和忠诚带来快乐。但是，为何那些主观上认为最安康和幸福的国家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儿童们怎么会被一些人认为是“负面(哀伤，恼火)”影响的来源，而另一些则认为是他们的最大乐趣来源？然而，这些现象部分因方法问题至今仍未获得解决。(皖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