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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最早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考虑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提出了只需列出最低书目的要求，由于这些书目皆出自名家之手，又广为刊发，对国学研究影响甚大。但是，正是这些书目却反映出确定国学内涵的难度，国学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成了未解的难题，一直留到了今天。
一、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
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来收入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传习录》、《明儒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黄宗羲、《日知录》、《亭林文集》/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思问录》/王夫之、《颜氏学记》/戴望编、《东原集》/戴震、《雕菰楼集》/焦循、《文史通义》/章学诚、《大同书》/康有为、《国故论衡》/章炳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考信录》/崔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毕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赵翼、《圣武记》/ 魏源、《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史通》/ 刘知几、《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丙、韵文书类
《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宋诗钞》/吕留良钞、《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说文释例》/王筠、《经传释词》/王引之、《古书疑义举例》/俞樾、《文通》/马建忠、《经籍纂诂》/阮元。
戊、随意涉览书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 郦道元、《文心雕龙》/刘勰、《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慧立、《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沈括、《困学纪闻》/王应麟、《通艺录》/程瑶田、《癸巳类稿》/俞正燮、《东塾读书记》/陈沣、《庸盦笔记》/薛福成、《张太岳集》/张居正、《王心斋先生全书》/王艮、《朱舜水遗集》/朱之瑜、《李恕谷文集》 /李塨、《鲒琦亭集》/全祖望、《潜研堂集》/钱大昕、《述学》/汪中、《洪北江集》/洪亮吉、《定盦文集》/龚自珍、《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词苑丛谈》/ 徐钪、《语石》/ 叶昌炽、《书林清话》/ 叶德辉、《广艺舟双辑》/ 康有为、《剧说》/焦循、《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梁启超在开列此书目中，对各书还做了简要的说明，当然出于其个人的评价。后来他认为：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梁启超这个书目达190种之多，可是这还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这就使得我们对国学的内涵到底还要包容其他那些著作，难以摸不清底数。而且梁启超对胡适开出的数目又表示了不赞成，更使我们无所适从。
二、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计为：《诗经》、《战国策》、《论语》、《庄子》、《荀子》、《楚辞》、《淮南子》、《论衡》、《左传》、《老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元曲选》、《史记》、《汉书》、《明曲选》，以及杜甫、白居易、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欧阳修、朱熹、杨万里、马致远的作品集。
1923年，胡适在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也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他在《序言》中说：这个书目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书目答问》/张之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汇刻书目》/顾修、《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史姓韵编》/汪辉祖、《中国人名大辞典》、《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历代纪元编》、《经籍纂诂》/阮元等、《经传释词》/王引之、《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墨子间诂》/孙诒让、《庄子集释》/郭庆藩、《荀子集注》 /王先谦、《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周礼》、《论衡》/王充、《抱朴子》/葛洪、《四十二章经》。
《佛遗教经》、《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船若纲要》/葛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译、《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要解》/智旭、《大方广圆觉了义经》 (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中论》、《三论玄义》/隋吉藏、《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相宗八要直解》/智旭、《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华严原人论》、宗密、《坛经》/法海、《古尊宿语录》、《大藏经》、《宏明集》/梁僧祐、《韩昌黎集》/韩愈、《李文公集》/李翱、《柳河东集》/ 柳宗元、《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明儒学案》/黄宗羲、《直讲李先生集》/李觏、《王临川集》/王安石、《二程全书》/程颢、程颐、《朱子全书 /朱熹、《朱子年谱》 /王懋竑、《陆象山全集》、《陈龙川全集》/陈亮、《叶水心全集》/叶适、《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困知记》/罗钦顺、《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胡子衡齐》/胡直、《高子遗书》/高攀龙、《学通辨》/陈建、《正谊堂全书》、张伯行、《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日知录》/顾炎武、《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张子正蒙注》/王夫之、《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俟解》、《噩梦》/王夫之、《颜李遗书》/颜元、李塨、《费氏遗书》/费密、《孟子字义疏证》/戴震、《章氏遗书》/章学诚、《章实斋年谱》/胡适、《崔东壁遗书》/崔述、《汉学商兑》/方东树、《汉学师承记》/江藩、《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史记探原》/崔适、《章氏丛书》/章炳麟。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诗经通论》/姚际恒、《诗本谊》/龚橙、《诗经原始》/方玉润、《诗毛氏传疏》/陈奂、《檀弓》、《礼记》、《春秋左氏传》、《战国策》、《楚辞集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古文苑》/章樵注、《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文选》/萧统编、《文心雕龙》/刘勰、《乐府诗集》/郭茂倩编、《唐文粹》/姚铉编、《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全唐诗》、《宋文鉴》/吕祖谦编、《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南宋文录》/董兆兆编、《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宋六十家词》/毛晋编、《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疆村所刻词》/朱祖谋、《太平乐府》/杨朝英编、《阳春白雪》/杨朝英编、《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金文最》/张金吾编、《元文类》/苏天爵编、《宋元戏曲史》/王国维、《京本通俗小说》、《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明文在》/薛熙编、《列朝诗集》/钱谦益编、《明诗综》/朱彝尊编、《六十种曲》/毛晋编、《盛明杂剧》/沈泰编、《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笠翁十二种曲》/李渔、《九种曲》/蒋士铨、《桃花扇》/孔尚任、《长生殿》/洪升、《曲苑》、《缀白裘》、 《曲录》/ 王国维、《湖海文传》/王昶编、《湖海诗传》/王昶编、《鲒埼亭集》/全祖望、《惜抱轩文集》/姚鼐、《大云山房文稿》/恽敬、《文史通义》/章学诚、《龚定庵全集》/龚自珍、《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吴梅村诗》/吴伟业、《瓯北诗钞》/赵翼、《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巢经巢诗抄》/郑珍、《秋蟪吟馆诗钞》/金和、《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水浒传》、《西游记》/吴承恩、《三国志》、《儒林外史》/吴敬梓、《红楼梦》/曹雪芹、《水浒后传》/陈忱、《镜花缘》/ 李汝珍、《今胡适在开列这个书目的时候，特别地注明了那种版本更好一些。有的甚至还古奇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文康、《九命奇冤》/吴沃尧、《恨海》/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提出要找到某书的不容易，某书现在正在印行之中。这哪里是一个最低的国学书目，简直是胡适自己收藏书目的简本。
后来，胡适又根据上面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修订精简成了《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计为：《书目答问》／张之洞、《纪事本末》（九种）、《四书》、《周礼》、《老子》／老子、《墨子闲诂》／孙诒让、《韩非子》／韩非、《荀子集注》、《左传》／左丘明、《淮南鸿烈集解》／刘安、《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佛遗教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译、《阿弥陀经》、《论衡》／王充、《宋元学案》／黄宗羲、《王临川集》／王安石、《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法华经》／鸠摩罗什译、《坛经》／惠能、《明儒学案》／黄宗羲、《朱子年谱》／王懋竑、《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章实斋年谱》／胡适、《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诗集传》、《乐府诗集》／郭茂倩、《宋诗钞》／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崔东壁遗书》／崔述、《文选》／萧统、《全唐诗》／彭定求等、《宋六十家词》／毛晋、《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缀白裘》／玩花主人、《西游记》／吴承恩、《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水浒传》／施耐庵、《儒林外史》／吴敬梓、《红楼梦》／曹雪芹。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出后，梁启超发表评论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着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艾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集》、《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荒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墨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可用的。”
可见，就是在知名的国学大家之间，对国学书目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拖延到了今天。
三、顾颉刚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
1925 年，历史地理学、民俗学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顾颉刚，也开列了包含有14种书的一个目录，定名为《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计为：《山海经》、《世说新语》／刘义庆、《大唐西域记》／（唐）玄奘、《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877～1927）、《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马可·波罗、《徐霞客游记》／徐宏祖（1587～1641）、《西秦旅行记》、《梁武石室画像》、《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唐人说荟》、《元秘史》（即《蒙古秘史》）、《陶庵梦忆》／（清）张岱（1597～约1679）、《桃花扇》／（清）孔尚任、《南洋旅行记》。
四、王云五、朱经农的《学生国学丛书》
1925年(民国14年) 商务印书馆编印《学生国学丛书》，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共出版90余种。
五、鲁迅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
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计为：《唐诗纪事》／（宋）计有功、《唐才子传》／（元）辛文房、《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历代名人年谱》／（清）汪镇、《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阮元、《世说新语》／刘义庆、《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抱朴子外篇》／葛洪、《论衡》／（东汉）王充、《今世说》／（清）王晫。
六、朱自清出版了《经典常谈》
1940 年，朱自清出版了《经典常谈》（三联书店版）。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源流。计为：《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附）、《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
七、汪辟疆的《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1942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并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毛诗正义》／（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唐）孔颖达、《荀子》／荀子、《庄子》／庄子、《汉书》／班固、《资治通鉴》／司马光、《楚辞》、《文选》／萧统、《杜诗》。
八、曹伯韩著述《国学常识》
“国学”范围是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理出一条思路，1947 年出版的曹伯韩的《国学常识》是一种尝试。该书对中国的语文、哲学、历史、文学、科学及艺术，代表性人物、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评述，以形成国学内涵的完整概念，是国学入门必读书。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轮廓性说明。第二至四章，介绍考证学与考古学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经、史是国学的重心。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先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后说散文、骈文，再后是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
我国的书籍分类法可以追溯到《汉书·艺文志》，刘向、刘歆在《七略》中，把书籍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艺是经学，居于学科之首，然后是哲学、治政学、文学、军事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一直这样沿袭下来，最后到清代形成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可是它的弱点也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把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都归入了子部，明显地弱化了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各名家开列的国学书目中，我们还是不能得出国学的真正内涵。开列国学的书目有的侧重史学，有的侧重文学，有的侧重经学、宗教和诸子，却没有一位把自然科学列入国学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提倡了这么多年的国学研究，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却要由英国人李约瑟来完成，要由他用中国的史料来证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曾经达到怎样的高水平，又为甚么未能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看来，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真的要认真进行一番反思才是。
这是国学研究中，学者们片面认识形成的内在的原因，加之外部原因更具决定性，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误解，并且一度被当权者加以夸大，说国学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孔孟之道、儒家伦理，这些东西被等同于封建余孽、污泥浊水，这样一来，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出现消沉和中断，就是必然的了。有个比喻说，给小孩子洗澡，小孩子洗完澡，大人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小孩子也一起给泼出去了。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地去寻找
这种列出书目的做法，在20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这7部书是：《论语》、《孟子》／孟子、《老子》／老子、《庄子》／庄子、《六祖坛经》／惠能、《近思录》／朱熹，吕祖谦辑、《传习录》／王守仁。理由何在呢，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加以阐释了。
本综述主要引用资料：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1925年）、王云五、朱经农：《学生国学丛书》（1925年商务印书馆编印）、鲁迅：《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1930年）、朱自清：《经典常谈》（1940年，三联书店版）、汪辟疆：《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1942年）、曹伯韩：《国学常识》（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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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互联网
去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人大校长纪宝成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国学”的讲话。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民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国学这个大旗举起来，为振兴国学、接续文脉尽一份力量。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联系到文革时期全面否定国学的历史背景看，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上一件大事，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社会各界人士对人大的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普遍地表示支持和赞赏。
其实，人大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创举，而是继承学习和仿效了清华的传统而来的。早在八十年前，即1925年，清华大学就率先举起了国学的大旗，在全国最高学府首次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拥有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名符其实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达到了最高的学术水平。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生，日后都成为我国传承弘扬国学的中坚力量。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应该加上蔡元培先生当上北大的掌门人，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故事，时间大约在1917到1922年，正是五四前后。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
进入九十年代，国学出现了一点复兴的迹象，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消歇了。当时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他们在教授的圈子里搞了一个学院派的国学，出了一批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认为是一股复古思潮，不利于改革开放。
回顾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激进派一直占据上风，保守派则是弱势群体，居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21世纪，国学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起色，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股“国学热”不是政府的推动，不是学者的提倡，也不是媒体的炒作，而是由民间的各种自发的力量所促成。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寻找文化认同。21世纪的中国，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经济起飞，文化失落，经济上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文化上却由于长期对国学的否定，缺乏应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和整合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和确认，涉及到精神家园的依托和归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走出国门，从事世界性的交往，普遍地感到对国学的无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茫然无根，于是激起了一种内在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新认识国学，复兴国学，这就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自发地促成了一股“国学热”。
实际上，这股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文化现象是和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人们学习国学，目的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为返本开新，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也就是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前两年，北京大学开办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向社会开放，普及国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站在五四时期激进派的立场，对北大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指指点点，冷嘲热讽，认为这是宣扬复古，用国学来反动西学。后来北大开办了一个西学教室，向社会普及西方的文化，把国学与西学两个教室并肩而立，平等对待，让社会大众自由选择。应该看到，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没有必要再去重演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了。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大趋势，大潮流。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文化复兴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国学，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融会贯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跟上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应该超越五四时期的那种旧思维，把当前的“国学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新的评价。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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