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中黄现璠教授画像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壮族，生于1899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人，与清代延陵王吴凌云、抗日英雄钟毅将军等人是同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陶希圣、邓之诚、萧一山、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9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教授与加藤繁教授。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成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广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九项任职被罢免，仅留任广西政协委员一职。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1月18日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桂林医专附属医院。黄现璠在中国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学术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鉴于黄现璠生前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1]
求学时期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现璠世代清贫，三岁丧母，由父亲帮工卖柴，节衣省食把他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无钱入学读书，常常倚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令塾师惊奇，许以免费进塾学习。但他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1915年为求学入赘黄家，遵俗改姓黄，以“现”字辈取名现璠，后以“黄现璠”传世。他在渠黎小学，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小学的学业。[2]接着，在短时间完成初中学业后，于1922年，在名额有
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师范毕业后，回乡任教师，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国史。1926年，获悉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连考三日，因师范学校有许多优惠，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对于像黄现璠这样的贫困子弟，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几天几夜不休息，应对考试，最后获得录取，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他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3]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尤对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预科两年完成后，升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听陈垣“史学名著选读”课，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课、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萧一山“清史”课。四年本科，他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便在萧一山创办的私立“文史政治学院”以及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北平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毕业时，他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因学有所成，特许免考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读研究生，同时应北师大聘请，兼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一生受益无穷。[4]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同年秋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成为“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之一。初期赴日留学的旅费、学费和生活费来源于导师陈垣先生帮助联系的基金会支助的不多资金和黄现璠于193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所得稿费；1936年2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公费留学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回顾黄现璠学生时代的求学生活，他的师友陶希圣先生用四个字做了中肯的概括：“苦读苦作”。[5]
学术生涯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表现为三个时期和五个变化的特征。三个时期指早年侧重于中国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转而从事民俗史研究；中晚年着重于少数民族史研究。五个变化是指他先治通史，一变为治断代史，二变为治文化史，三变为治社会生活史，四变为治语言学，五变为治壮学，一生凡五变。这样划分，严格地说是指各时期侧重点不同，亦表现出各个时期有着研究课题交叉的现象。早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期，受陈垣、邓之诚、陶希圣等名师的影响，黄现璠的研究侧重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元代之农民生活》、《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册）、《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中年在广西大学教书时期，他的研究中心侧重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先后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中晚年在广西师范学院教学时期，他的学问重心侧重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僮族简史》、《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侬智高》、《壮族通史》等。对于黄现璠的治学， 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马克·本德尔博士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著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著……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辩的体系树。”[6]中国晚清经学名家廖平说过一段名言：“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材，十年不变斯为弃材矣。”这或许是黄现璠治学多变思维的源流。
治史风格编辑本段回目录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3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王桐龄、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古史多重证法
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以诗证史为其代表性特色之一。黄现璠在20世纪发表的大量论著，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如：“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三是以诗考物。四是以诗考事。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 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七是考人物之神态。八是以诗证唐代之风俗。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
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本科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里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加之受到现代西方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即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顾炎武“经世致用学”与全祖望“重立大义”的合理要素，同时又兼收近代新史学理论的精粹。[7]
开拓性
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现璠一生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如他著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1936年出版，1937年再版。他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1936年出版，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1版、再版，1996年上海书店复刻版），并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至于他开拓壮学，开创八桂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界已有大量的介绍，于此不赘。[8]
治学境界编辑本段回目录
具备“学术个性”，进而以此为基不懈努力，便会达到独具一格的治学境界。古代有孔子的治学三境界之论断，近代有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之词说。纵观黄现璠的一生，显而易见他的“治学三境界”之学术实践，表现在一为“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二为“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三为“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自不必说，他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读书兴起时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读书极丰造就了他的论著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资料翔实，磅礴引证。对于20世纪中国老一辈的学者而言，读万卷书并非难事，但要做到“行万里路”，那就非凡人易成之事。黄现璠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方面受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9]开始民俗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他需回报广西省政府的公费留学金只能回到故乡广西工作。这为他开拓民族学研究创造了有力条件。在从事民俗学或民族学的研究过程中，黄现璠逐步认识到学界盛行的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在史料上充分说明民俗学或民族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即历史留下的文献或近代流行的考古地下遗物挖掘史料依然有限，不足以解决一些新学术研究领域的新问题。于是，黄现璠开始了他的“行万里路”的田野学术考察，期望于学术实践中有所突破。从1943年到1979年的36年间，他曾领导组织了大小数十次的田野考察活动，以其中1951年和1956年的两次调查最为重要。1951年6月，黄现璠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收集到大量史料。1956年8月，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调查，足迹踏遍广西境内桂西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收集到大量的调查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古代遗物），同时还获得了丰硕的第一手人物调查采访口述史料。这些为他在民俗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上能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建立“黄氏三重证据法”创造了重要条件。他利用三重史料撰述的论著无疑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这一切充分说明“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为黄现璠达到的第一个治学境界。
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
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钱宗范教授说：“‘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黄现璠教授在治学上最值得称道之处。‘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是，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句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改革开放以后，八十高龄的黄老还拄着拐杖，深入到农村、城镇、工矿、学校、寨洞从事社会和民俗调查，向一切了解当地情况的群众请教学习，并认真地在笔记上记了下来。他的一生，可说做到了学到老，研究到老，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停滞不前……”[10]钱宗范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一席话，可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黄现璠具有的第二个治学境界——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对于学者而言，没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和态度以及躬身实践，那“行万里路”的考察必然易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
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广西历史学会会长钟文典教授说：“自从认识黄老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十分的勤奋！不论在家里，在系里，在开会，在听报告，或者外出参观，从事社会调查，黄老的手头必定有书、有笔、有记事本。只要和他同在一起，也就可以看见他在认真的读书，习惯地侧着脑袋在思考，而后用心地在记事本上书写。即许在‘整风反右’、‘文革十年’受到冲击的艰难时刻，他的这种手不释卷、笔不停写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此后几十年，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做出大成绩，取得宏富的成果，应该说是和他一生勤奋、从不苟且分不开的。这种可贵的无声之教，对于我等晚辈后学，是受益至大至深的。”[11]钟文典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亲眼所见事实充分证明黄现璠具有第三个治学境界——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由此观之，黄现璠中、后期的学术研究注重“三重证据法”，同时能在学术上不断开创研究新领域和成就大事业，从而被学术界尊称为“学者中的学者”，这实与他达到的三个“治学境界”密切关联。
生平逸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右派朋友
黄现璠在政界、学界、工农商界及农工民主党中有不少右派朋友，其中有几位与他的友人关系较为亲密。在黄现璠的右派朋友中，与他交往时间最长又来往不断的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当时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在慰问和调查广西少数民族的数月过程中，两人无话不谈，甚为投机，互引为知已，从此结成终身挚友。1956年中国各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时，他们两人分别是云南和广西调查组的负责人。他们又同是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和人大民委委员，开会时经常见面。1957年反右运动中，两人同时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78年冬，费孝通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时，专程到桂林看望黄现璠。以后费孝通每次到桂，都会到黄现璠家看望这位学界前辈，并按照学界传统长幼尊卑辈份礼节，开口言必称“黄老大哥”。因此，黄现璠对这位交往多年的晚辈学者同样十分尊敬，评价较高。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时，黄现璠与费孝通等人皆被骋为顾问。在学术上，两人互有切磋，互为受益。
黄现璠与另一位大右派黄绍竑（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交谊颇深。两人相识于民国时期，过去来往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同是全国一届人大广西代表，开会时经常在一起，交往逐渐增多。加之他们都非常关心广西文教和经济事业的发展，是谓“志同道合”。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就中央政府统购统销政策在广西的执行情况交换意见时，两人的看法不约而同，黄绍竑认为“统购统销糟得很”，而黄现璠认为“统购统销搞得很糟”。出于人大代表之责，他们商定各自分别将意见向省委和中央反映。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反右运动秋后算帐时却成了“两黄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的罪状而受到严厉批判。1958年两人同时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1962年黄绍竑来广西专程到桂去黄现璠家做客，共同感叹人生！黄绍竑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国民党广西政坛军界元老，大家都说现璠兄是广西学术界元老，国史造诣居广西之首，何以我俩在政治上会如此幼稚？我过去被看成是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一员，如今划为右派分子不足为奇。现璠兄解放前以‘反对国民党右派统治’的左派教授名响广西，曾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如今被划为右派分子，不知作何感想？虽然当时他们都已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脱帽大右派”，但苦海无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待遇一成不变。文革爆发后，两人再吃二遍苦，以致黄绍竑不堪迫害愤而自杀；而时已年近70高龄的黄现璠两次遭红卫兵小将毒打，被人一脚踢昏，终以九死一生得以幸存。
1932年，黄现璠就读北师大时曾兼职任教于京城数所高中，时与他的学生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一道，出于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时期为激发出进步学生的忧患意识以及唤醒有识之士觉醒的动机，共同发起创立蓓蕾学社，以出版进步书籍和创办进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相继创办了进步文艺旬刊《菡萏》和《蓓蕾》，还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在京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师生四人都成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思想进步左派学者和作家，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尤以李石锋（自封“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是其伯父）这位经常往返于桂林、重庆、成都等地与茅盾、巴金、郭沫若、何其芳、范长江等人一起频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的杂文家最为活跃。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黄现璠、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师生四人都从国民党眼中钉的“左派”分子沦为了新政眼中刺的“右派”分子。黄现璠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李石锋被错划右派后充军西昌宁南县，发配到该县大同乡插队落户，接受劳动改造。文革中他被打成“残疾”，人称“李擘子”；最惨的当属刘盛亚，被错划为右派后送劳教，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这些右派的人生波折，过去不太为人所知。尽管“蓓蕾学社四杰”黄现璠、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在解放前后历经人生坎坷曲折，吃尽苦头，但他们身上闪亮的正直“左派人格”和发光的无畏“右派精神”必将传承后代，为世人所铭记。
在学不在衣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衣食打扮，大都是布衣素食，生活极其简单，且随性情之便。像黄侃穿布衣“钉鞋”去上课；辜鸿铭、王国维留着辫子去学校上课。特别是辜鸿铭的辫子，曾经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黄现璠乃有先贤遗风，他从不讲究衣着，经常身穿布料的中山装，冷天外加一件旧的粗呢大衣，戴的是旧帽，脚穿的是旧布鞋或旧皮鞋，学生敬称他为“布衣教授”。在那个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的穿着打扮过于简陋，与一般教授不相称”！他听后坦然回答道:“对教授不是看衣服，而是看他有没有学问，况且我非一般教授，自然与众不同。”[24]后辈学人将这个回答概括为“在学不在衣”，同时作为一件趣事在他桃李满园的门人弟子中广为流传。
谐谑“革命小将”
文革浩劫，黄现璠自然在劫难逃，再次受到迫害，被扣上“脱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遭到批斗、戴高帽、掛牌游街、鞭打和抄家的迫害。对于这一切，黄现璠不但泰然处之，还抓住机会经常调侃红卫兵“革命小将”。据钟文典教授回忆：“有一回，几位常到黄老家里请教的‘小将’，在‘文革’时竟然振振有词地说黄老如何毒害了他们。黄老听罢，也是习惯地侧着脑袋，照例连呼几个‘呀！呀！’而后不慌不忙地说：‘这就难讲了！如果说是毒害，也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给我毒的，而不是我主动去毒害你们’。这颗橡皮子弹一出，‘小将’们只有虚叫几声口号就撤退了。如此遇事不惊，解难题于谐谑之中的事，也成了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趣谈。”[12]
黄青天
冯中琳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时并不认识黄现璠，只知道他是历史系的一位著名老教授。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日子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黄现璠一夜之间成了大右派。而冯先生当时作为一名物理系的学生，为了帮助党整风以及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顾忌的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说了一些心里话。后来又因为他没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还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加上他成份不好，为此，厄运接踵而至，先是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然后在当时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环境下，他又不堪忍受种种咄咄逼人的压力，被迫离校出走，从而罪上加罪，被打成反革命，由公安机关抓捕判刑收监。当时，他是服刑不服罪，又从监狱两次逃跑，被捕后罪加数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后改为无期徒刑，在铁窗下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8、9月间，冯先生得知与他同校的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他开始写申诉，至1980年底，他已向各级有关部门发出了二百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诿的“答复”，如当时学校的答复说“他是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不是在学校逮捕的，不属于复查的范围，只负责把他的申诉转给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复函却说：“他在整风期间，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他不应趁落实政策之机进行翻案活动”等等。那时，由于冯先生的牵累，他家里的亲人都已先后去世，只剩他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亲人帮他申诉和上访。正当他陷于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张旧《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黄现璠教授获平反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新工作的消息，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是否找黄教授帮帮忙呢。但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虽然黄教授过去也被打成右派，遭遇相同，但两人并不在一个系，素昧平生，非亲非故，黄教授会帮这个忙吗？ 但当时冯先生已经山穷水尽，自然顾不得那么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把申诉信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久就收到了黄教授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谈到除了非常同情冯先生的遭遇外还表示愿对解决他的问题“愿尽绵薄之力”。同时安慰冯先生说：“现在学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他耐心等待”。此后，冯先生老师的许多申诉信，都是由黄教授帮发出的，并且还帮他代付了不少邮费。那时黄现璠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为了冯先生的问题，黄现璠不遗余力到处为他奔走呼吁，不仅把冯先生的申诉书拿到学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到市里开会，还把他的申诉书带去，交给有关领导；到自治区开会把它带到南宁；上北京开会把它带到中央，逐级反映冯先生的问题，并把其问题作为提案提了出来。
1981年初，那还是个寒冷的季节，听说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住在榕湖饭店，黄现璠不顾81岁高龄，拄着拐杖，徒步往返几十里之遥，亲自来到榕湖饭店，把冯先生的申诉书交到代表团手中，反映他的情况。由于黄现璠无数次地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终使冯先生的沉冤得到解决，于1981年8月获得平反昭雪而无罪释放，结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狱生活，重返广西师院物理系工作。
冯中琳先生回到桂林，第一个就是去看望黄现璠，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问题已得到解决，黄现璠很高兴，同时说道：“如果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下次去北京我要亲自去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黄现璠协助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冯中琳类似情况的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不少人都是在黄现璠的积极反映下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因而黄现璠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厅原检察长徐冮萍称为“黄青天”。[13]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编：《民国人物小传》，载《传记文学》第72卷第1期第142页
2、《壮族史学奠基人》，《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
3、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附录一“黄现璠先生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同2。
5、黄现璠、陶希圣合撰：《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编者的话”，载《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5 期，1936年2月。
6、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马克·本德尔撰“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 版。
7、陈吉生：《黄现璠先生治学风格述要》，中国经济史论坛，2009年11月4日。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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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甘文杰撰：东洋史学与“东京文献学派”初探——兼论黄现璠与这一学派的学术关系,中国思想史论坛，2009年12月26日。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thread-18176-1-1.html
10、钱宗范：《黄现璠教授治学和工作精神给我们的启迪》，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30-33页，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 11月。
11、钟文典：《忆黄现璠教授》，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12、黄现璠遗作：《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载《广西社会科学》（特稿）2007年第3期。
13、冯中琳：《披肝沥胆为人民 ——忆黄现璠教授》，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凌素：《黄现璠教授二三事》，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