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学仪器专家汪德昭，生于1905年12月，卒于1998年12月。他创立的关于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的新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1958年开始从事水声学的研究，为该领域科研、国防和技术现代化作出杰出贡献。
老万回忆四通（43）告状信编辑本段回目录
1985年邓小平批示调查中关村四公司始末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为:早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交易
图片及本文资料来自“齐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史资料库”
1985年3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明确指示北京市委牵头，中纪委、科委参加组成调查组，对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并对有关公司进行清理和整顿。作者齐忠对该事件的始末进行了长期的考证,今日写出以飨读者。
1984年，科海公司赚钱不少全年营业额2352万元，盈利527万元，相当于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全年盈利。年底,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为奖励员工大发奖金,公司中层干部和经营部经理一级的员工奖金为一万元。这个数字轰动了中关村和中科院，当年争当万元户,拥有一万元,是全中国老百姓的梦想。那年头，中科院院长和院士们的两年工资也达不到一万元，中科院正研究员的月工资是两百多元，普通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在六十六元到八十八元之间,他们工作十年也拿不到这个数。
陈庆振为感谢中科院各研究所对科海公司转化科技成果的支持，鼓励他们把更多的成果送到科海,他大摆宴席把各研究所科技咨询部的负责人，共三十多人请来大吃一顿,这三十多人有的是处级干部,有的是副所长级人物。吃完后还给每人发放几十元的顾问费，一条价值100多元的羊毛毛毯。当这些人手拿着科海公司给的大礼包,满嘴的酒气出现在中科院宿舍区,肯定遭到街坊四邻的白眼。
当年参加过这次聚餐的中科院科技咨询部负责人钟淇女士回忆时，她说:“那次聚餐科海公司发给我的顾问费是四十三块钱,我没要。科海公司会计就把这笔钱放进银行开个存折,并写上我的名字,北京市清查中关村公司时,到科海公司查帐时见到这个存折,并向中科院和我询问了这件事。”
从表面上看科海公司请吃这顿饭,引发中科院大牌院士汪德昭向中央写告中关村公司的信。其实这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是中科院内部长期的纷争，才导致事件的发生。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后,中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引发中科院科学家们的激情,他们要赶超世界一流科学技术，把“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损失夺回来。可是当年的中国面临经济崩溃，中科院又是僵硬的体制。中央要求中科院改革开放，科学家们走出实验室推广新技术，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少科学家们认为赶超世界一流科学技术是主项,不同意中科院改革开放,跟中央顶着。
希望公司总裁周明陶回忆时,他说:“那年头在中科院工作要买一台计算机,从审请到批准拿钱去购买，要半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赶超世界一流科学技术的志向只是“幻想”。
1984年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公司初具规模,公司挣到的大把、大把的钱,让中科院在京各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纷纷看到挣钱的门路。有的人公开去开公司或者工作,有的人私下给公司打“短工”。四通公司创始人沈国钧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他说:“四通公司第一桶金是二次开发日本的打印机,其中的中文软件程序,就是我请中科院计算中心的科技人员开发的。当时付给这些人300多元钱劳务费。”从这个例子就不难看出，中关村公司对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吸引力。
生话在贫穷之中的中科院低级科研人员，他们知道每一项科研成果上报时,他们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或者没有,也就是说在分房、涨工资、提职称时, 他们也是排在最后，前途是灰暗的。在中关村公司干能够赚大钱，在贫穷的逐赶下,向住富裕生活和为老婆孩子生活美好的春心大发，他们纷纷投奔公司。
联想老板柳传志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他说:“在计算所工作时,人人都要为科研成果上报时,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互相较劲一番。工资又很低，太穷了。我买一条衬裤都要算计、算计，所以想出来干一场。”
当中科院那些大牌科学家、院士们正在幻想创造世界一流科学奇迹，奋力的绘制超越美国科学技术蓝图时,突然发现手下的“士兵”越来越少，那些有能力工程师们多数不见了,剩下的工作也是三心二意。大牌科学家、院士们认真的打听后才知道，“士兵”被中关村公司吸引过去了。手下无人干活使他们愤怒不已。当科海公司饭局结束后，那群人手提大礼包，满嘴酒气出现在中科院宿舍区及他们的窗外时。大牌科学家、院士们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们找到院领导、所领导控诉中关村公司的“恶行”，声称如不严办、严惩中关村公司，中科院的科研工作会人心涣散、无人再干。他们的控诉得到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最后终于形成以我国声学奠基人，中科院声学所所长，能够“通天”，最有声望的汪德昭院士为首，不少著名科学家签名的“状告中关村公司的信”发向中央。
图为:汪德昭院士
齐忠编者按:
1994年，我的文章《王永民的五笔之路》荣获北京日报社《科技之光》二等奖。北京日报社领导邀请严济慈、汪德昭院士颁奖,巧了,我的奖状就是由颁发的,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状告中关村四公司的举报信,是由汪德昭院士(注:当年称“中科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送到邓小平之处,这件事已在原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原四通总裁万润南之处得到证实。但是，我们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苛刻前人。汪德昭院士仍是一位德高望重、正直、受人们尊敬的科学家。
汪德昭院士(1905.12.2O-1998.12.28)是中国水声事业的奠基人，开拓我国国防水声学事业，被中科院称为“资深院士”，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大牌院士”。汪德昭院士敢管胡耀邦总书记叫“小胡”,在中科院他是第一人,也是惟一敢这么叫的人。
原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回忆这件事时,他说:“1982年底,中科院在北京民族宫举办科技成果展,我负责物理所的展览工作。胡耀邦总书记前来参观,中科院领导列队欢迎,汪德昭院士上前拉住胡耀邦总书记的手说‘小胡,到我们所的展台去看看,还真把胡耀邦总书记带走了。’因为声学所的展台在后面, 汪德昭院士这样作,把中科院安排的领导参观路线给打乱了,中科院领导很不高兴,可是也没办法，汪德昭院士的牌子太大!”
“文化”革命结束后,国家任命汪德昭院士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他不愿当官致信邓小平要求撤消任命,邓小平批准同意。１９７７年８月，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立即恢复声学研究所。邓小平采纳了他的建议，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恢复。
汪德昭院士还是反对中科院搞体制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认为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搞基础科学研究。胡耀邦上任总书记一职后,曾两次到中科院举行座谈会，向科学家们解释中科院体制改革的意义，汪德昭院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些原因促使汪德昭院士再次向邓小平写信,状告中关村公司。他在信中写道:“中关村企业在收入分配上与科学院差距过大，造成几百名科研人员跳槽，影响了科研人员队伍的稳定，不利于科研工作的长期发展。”这几句话是最重要的,他向中科院和中央摊牌,是要中关村公司,还是要科学研究? 如果汪德昭院士状告中关村公司成功,这些与公司有关的政府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全部要走“背”字。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在工作组清查中，作了三次检查才过关，就是很好的例子。
工作组调查的中关村四公司是:
1、科海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1983年5月4日，是中国科学院同海淀区政府，联合成立的转化科研成果的机构。全称为:“中国科学院咨询部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总经理陈庆振，科海公司管理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董事长，为海淀区常务副区长邵干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也就是副董事长，为中科院咨询部主任、后任中科院高新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的钟琪女士。
2、中科公司
中科公司即中科院北京市科海科技教育器材服务公司，1984年10月开业，是科海公司的下属分公司。这两家公司是纯国家投资的公司。
3、四通公司
即北京四通总公司， 1984年5月16日成立，是一部分在职科技人员与海淀区四季青乡下属的四季青公社合办的联营企业，称为“社办企业”。(注:因乡镇企业是1985年农业部发文把社办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后才有的)总经理为中科院计算中心科研人员万润南(注:万润南当时是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李昌的女婿)，名誉董事长为中顾委委员、党内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董事长为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副董事长为国家科委科研人员刘菊芬。(注:刘菊芬为中共元老刘宁一之女，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副总裁、总工程师、新浪网总工程师。刘菊芬先生为印甫盛，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在清华大学曾当过中国第一人的党支部书记。)
4、京海公司
京海公司即北京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该公司于1982年7月28日开业。主管单位是北京市城市生产服务合作总社，主办为海淀区知青社。(注:实际上是海淀区街道办事处)首任总经理为知青社主任衣元兴，时任总经理为原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这两家公司注册的是集体所制，也就是现在所称的民营企业。
从表面上看，汪德昭院士是状告中关村四家公司,实际上是状告中科院、海淀区政府、四季青乡乡政府、四季青人民公社、海淀区街道办事处。
因为科海公司是中科院与海淀区政府合办的，公司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全部是奉中科院和海淀区区委领导之命委派的，工作中心是转化中科院的科研成果，是中科院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杆“大旗”要是砍倒了，说明中科院体制改革、中科院和海淀区区委都是错误的。
四通公司是由当时的海淀区区委书记、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贾春旺一手促成，四季青乡乡政府下属的四季青人民公社投资两万元创办的。京海公司是海淀区街道办事处。这四家公司后面的“靠山”硬的很，要想搬倒这些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
别看四通、京海公司天天讲“我们是民营科技企业”，当着工作组的面，四通公司的领导人大讲、特讲,我们公司是四季青乡公社投资两万元成立的社办企业，是中科院知识分子帮助社办企业改变落后状态，发展和普及高新技术的新举措，是改革开放的新探索。工作组的人听了这些话无言可对。
京海公司的理由更充分,因为大批的知识青年返回北京没有工作,对国家的压力很大,国家号召和鼓励企业多多招收知识青年。海淀区街道办事处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办京海公司为知识青年就业找出路，何错之有?
从以上几点来看，调查中关村四公司的结果,只是一个“过场”。
齐忠编者按:1985年3月，四通公司副董长刘菊芬接到好友,在北京市市委工作的陈云之子陈元的电话,(注:陈元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成为中关村四公司中第一个得知被调查消息的人,四公司领导开始各自的反映。
图为:四通公司两位创始人印甫盛(右一)与夫人刘菊芬(右二)
图片与文章来自齐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史资料库”
1:科海公司
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回忆此事时,他说:“我当时出差后刚回京，到公司后看到同事们的表情非常严肃情况有些不对，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同事们告诉我，北京市委的调查组到公司调查来了,事情还是由我们引发得小心点。我并没往心上去，因为开办科海是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从陈庆振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官办”公司的优势，但是科海公司在接受调查期间几乎停止全部生意，损失二百多万元。
2:四通公司
四通公司当年的高级顾问印甫盛先生回忆此事时,他写道:“1985年3月，北京市委办公厅的调查组来到四通。其原因是中科院有人联名向中央写举报信,说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四家公司是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组织，要求中央查处。邓小平同志还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不久，李文元被通报，被迫辞去四通董事长的职务，在四季青乡做了几次检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元打电话给刘菊芬，他说:你也被通报，要她主动找领导汇报。
我们当时听到这消息，有点惊讶，为什么通报之前不找本人谈话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领导找谈话，又是批评、又是处分，就背水一战“下海”算了。如果领导表示理解，要挽留就辞去四通的职务。
刘菊芬正在犹豫的时候，国家科委新技术局副局长刘美生找他谈话，询问办四通公司的情况，并无批评之意，指出刘菊芬正在负责软件工程中心的项目筹备工作，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不要分心，并安慰说，只要辞去公司职务就没有事。
当时刘菊芬也舍不得丢下软件工程中心项目，就听刘局长的劝告，辞去四通公司的职务。
万润南听到这些消息后，3月份决定从科学院计算中心辞职，一心一意下海办公司。我们同万润南在这期间见面时都很忧虑，不晓得公司还能不能办下去。
6月份的一天，万润南晚上来到我家，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说:检查组找他谈话了，高度评价四通，账目很清楚，四通开创民营企业的方向，他们要向社会宣传四通。从此四通迎来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从印甫盛先生回忆中,不难看出四通公司高层的忧虑。
万润南在1985年三月、沈国钧在四月，先后辞去中科院的正式工作。
京海公司总裁王洪德回忆此事时,他写道:“1985年3月，发生中央办公厅清查京海等四公司事件，市区政府力排非议，保护了京海、科海和四通公司。
当时，京海被扣以“搞机房工程漫天要价，工资分配超标，大搞投机倒把”三项罪名，而我正要去日本谈一笔生意。银行对这次谈判很重视，答应给我丙类外汇贷款，2.2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赴日本考察的前一天晚上，福森同志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去日本就放心去，你可能也知道了有人告状，中纪委下来要检查，你不要多说话，以后我们好说话。”那时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家人都担心我心脏病突发，被子压得我胸闷，每次睡觉时都是我先睡，家人再睡。整个夜里我反反复复想这些事情。
当我到了东京时，鼻子起了泡红肿，疼得厉害，我作为代表团团长，鼻子上贴了块胶条，样子很难看。我心里一直想着被检查的事，很窝囊，为什么国家不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那天早晨，日本三兴公司董事长琢本和田中先生接待我们，邀我到东京浅草寺参观。到了占卜的地方，日本朋友说你算一卦吧，当时我心中有事，忽忽悠悠地信手抽了个签，上边中文写着一行字“七十二凶，欲生无路，欲渡无船，上天无门，凶凶凶”，本来我心绪不宁，这一签更使我生气，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一日本人说你把签叠起来放在樱花树上祈祷，再算一卦。我说我是中国人，神我都不信，这个我就更不信了。于是我把那纸条撕掉，哗啦一扬，随风飘走。我的举动令日本朋友震惊，再不小看我们。我在日本谈成了三条生产线，引进三菱空调、日立抗静电板、NEC的CPU，总价值700万美元。我很自豪。在那个初创年代，一个民营科技企业，一下子能引进这么多的生产技术，在中关村也不多见。我在日本很受欢迎，日本人花上万美元招待我这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一想到我回国就面临审查，感到十分委屈。我从日本回来时，审查组正在中关村审查。审查组长刘敏说根据反映的问题，我们要审查。我当时很不冷静，我说我讲话你信么，相信我就讲，不信你就查。审查组的人说你怎么这个态度？我说公司正在与外国谈合作业务，我着急想干事，今天中午咱们先一起吃顿饭。他说不行。一周后，他又急着找我，说：“王经理，中午是不是到食堂炒几个菜，我们一起吃顿饭啊？”我当时笑了，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说：“咱们还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阶级兄弟。”审查组同志说：“京海不错，我们所要的报表在15分钟内都能完整地拿出来……”
1985年6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调查组向中央办公厅提交调查报告，正式作了客观公正的回答。在“京海漫天要价”问题上，市委调查报告明确：1983年4月，“京海”根据北京大学设计的图纸，为北大机房进行建筑安装，1984年5月竣工。工程决算706355.17元，京海盈利97601.42元。经了解，北京大学基建处谭朴诚同志认为，这项工程的预、决算，我们把关很紧，每项费用都是双方研究确定的。这项工程比起其它同行业的建筑单位由费是偏低的，而且工程质量也是可以的。关于“人流动、报酬方面的问题”，调查报告认为：科学院应鼓励人员流动，目前，流出几百人不会对科研工作有多大影响。最终形成的调查意见是：科海、京海等单位在技术开发、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成绩应予肯定。如京海公司从搞计算机房设计、施工开始，为推广计算机做出了贡献，这些都要予以肯定，加以支持，使其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
王洪德先生是中关村四公司中最先“下海”创办公司的人,也是第一个辞去中科院职务的人。今天来看真是风雨厉程。(待续)
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
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男，河北新乐县人，革命烈士遗孤。196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创办科海公司前在中科院物理所档案室工作。1983年5月4日，由中科院科技开发部任命为科海公司总裁。
京海公司总裁王洪德小档案
京海公司总裁王洪德，男,东北人。早年毕业于东北某技校，中专学历。1956年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1982年7月28日，创办京海公司,任副总裁。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印甫盛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印甫盛,男，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控系计算机专业，在校期间加入共产党并任党支部书记。历任北方交大计算所副所长，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工程总指挥，开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1984年5月16日，创办四通公司,任高级顾问。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刘菊芬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刘菊芬,女, 中共元老刘宁一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自控系计算机专业，曾在国家科委工作。1984年5月16日，创办四通公司,任副董事长。曾任四通公司总工程师、副总裁、新浪网总工程师。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万润南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首任总裁万润南，男，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排水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分配到承德铁路职工中学教书，并与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结婚,后离婚。又与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李昌的女儿李玉结婚，并调入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1984年5月16日，创办四通公司，任总裁。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第二任总裁沈国钧
四通公司开拓者之一、第二任总裁沈国钧，男,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在中科院计划局、计算中心工作。1983年加入科海公司，任电脑部经理。1984年5月16日，创办四通公司，任副总裁。后任四通公司第二任总裁、董事长。
齐忠编者按:
2007年夏,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韩秀峰先生从北京市委档案部门,拿到北京市委调查中关村四公司有关报告复印件后交给我,作为撰写《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书中的“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一章的基本材料。这份报告是有关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公司早期的情况，最准确、最有权威性、最珍贵的资料，可谓凤毛麟角。
韩秀峰先生功大莫焉!
图为: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韩秀峰(左一)、原海淀区委书记、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左二)、原北京市主管科技副市长陆宇澄(左三)
本图片及文章来自齐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历史资料库”
例如我在采访沈国钧先生时,问他“1984年，你在四通公司的月工资是800元。”沈国钧先生否认拿这么多的工资,我拿出相关调查报告中有关他的工资给他看。
报告中写道:“公司副总经理沈国钧，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现在月收入800元（包括工资240元，奖金60元，补贴500元），从6月至12月共发3615元，加上年终分红4000元，共7615元。”从报告写的内部来看，沈国钧先生平均月收入为:1269元左右,这在当年可是天价工资。
沈国钧先生看后很是感慨,他承认报告中写的对,他还说:“我在四通工作后，就不再拿中科院计划局的工资了。”
我在采访印甫盛先生时,他的为人很是和气,向我讲述了有关“调查四公司之事”，并把相关事情写进有关创办四通公司的回忆录中。
王洪德先生对调查中关村四公司的印象很深，他说:“当时我正要去日本,是海淀区委张福森书记给我报的信。他让我不要急,配合调查工作。我很是生气，又害怕公司被查倒了。
我们从调查中关村四公司的事件中可以看到，1983年到1985年初,知识分子“下海”到中关村开公司的人,都是脚踏两只“船”，并没有辞去中科院的工作，如万润南、沈国钧、陈庆振、王洪德等人。这说明知识分子对“下海”开公司还心有余悸，如有风吹草动就会老老实实回原单位工作，也说明改革开放初期中关村创业之艰难。北京市和海淀区领导对改革开放也是支持的，在调查中保护了中关村四公司,等于保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我在这些采访的基础上，写出“对中关村四公司的调查”文章，最后以原北京市纪委书记孟志元先生的名字发表,对这件事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对用谁的名发表不太关心。又因书中对我写的原稿删节太多，我只好在自己的博客中重新对原稿加以修改和补充后发表。
以下是1985年，北京市委调查组调查中关村四公司报告中的一部分,即对中关村四公司状况描述的原文，供读者和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使用。
“四通”即北京四通总公司，1984年5月成立，是一部分在职科技人员与海淀区四季青乡合办的联营企业。现有87人，其中正式调来9人，占10.3%；知青26人，占29.9%；其他单位在职人员52人，占59.8%；其中科技人员35人。经营活动主要由总经理万润南和副总经理沈国钧负责。
万润南同志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今年3月正式调离科学院，他是中纪委书记李昌同志的女婿。沈国钧同志原为科学院计划局工程师，于今年4月正式调离科学院。公司成立时四季青乡提供资金两万元，该公司主要依靠贷款开展经营，先后从海淀信用社贷款2479万元，截止1985年3月底，尚欠贷款1539万元。去年与持汇单位通过购买、联营、借用等方式共获得外汇475万美元。该公司去年主要是经营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并开发打印机的汉字应用，截止今年3月，营业额1462万元，盈利198.9万元。
“中科”即北京市科海科技教育器材服务公司，是“科海”的下属单位。科海拨给其50万元流动资金，去年10月开业。现有22人，其中知青7人，海淀区农工商公司干部两人，科学院各所科技人员13人。成立以来主要经营计算机及附属设备备用的各种集成电路，各种接插件以及小工具、示波器等300多种商品。去年营业额145万元，盈利42万元。
“科海”即中国科学院开发部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是科学院开发部与海淀区政府合办的企业，1983年5月成立。科学院从预算外事业费收入借给“科海”25万元，区政府借款10万元，科海中心下设6个直属企业公司。“科海”的管理人员是科学院和海淀区双方派来的，科技开发人员大部分是从科学院各所借调或聘请来的科研人员。1984年底，科海及所属企业共266人，其中知青75人，占28%；科技人员156人，占59%。“科海”既推广科研成果，又从事经营活动。目前已开发、推广了一些科研成果，并协助海淀区建成9个新型小企业，研制了首都机场的计票系统，北京铁路局的网络控制中心等项目。培训了全国各地专业技术人员3000余人次。“科海”去年经营计算机和软件开发，营业额2352万元，盈利527万元。
“京海”即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于1982年12月开业，主管单位是北京市城市生产服务合作总社。下设4个直属公司，并与外省市和本市一些单位办了13个联营公司。现有职工480人，其中科技人员137人，占28.5%；知青251人，占52%。该公司既搞计算机房的设计、安装、维修，又从事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软件开发的经营活动。去年总营业额2072万元，利润304万元，其他营业额1086万元，利润179万元。
(注: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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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刊登《紫荆》杂志1991年4月号
作者：曹乐嘉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就是先从声音里“认识”汪德昭博士的。当我在电话里自报家门，说明意欲来访之后，汪先生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欢迎!时间就定在明天下午吧!”宏亮
在中关村一幢冬青篱墙环抱的住宅楼前，我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正是汪德昭。他广额丰颐，身材魁梧，全无龙钟老态。握手之间，让你感到一种热情和力量。汪夫人李惠年亲自端茶让座，一切都显得那样随意、亲切，令我很快驱走了三九寒气。
汪家居室宽敞，客厅阳光明媚，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弥漫着中西文化合壁的气氛。里面摆着一盆侍弄了十年的蟹爪莲、一缸金鱼、还有汪夫人心爱的钢琴……。而墙上悬挂着装裱精致的郭沫若录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长沙》真迹，上写：“赠与我国水声学研究的开拓者汪德昭”。落款时间是1965年，其时汪德昭60华诞。
昼夜交替，日月更迭。已届耄耋之年的汪德昭虽已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但作为老一辈年高德劭的科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声学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他的科研工作、学术活动仍然十分繁忙。作为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政协常委，他又极热心于公共事业。前几年为解中青年科学家的后顾之忧，汪德昭不顾年迈，为他们的子女就学多方奔走。为此，中关村中学将这位关心青少年教育的老科学家聘为名誉校长。
他也曾上书北京市长，提出整治中关村环境的意见。如今，中关村南路一改旧貌，商业摊点整齐，商品丰富，居民采购极为便利。汪德昭说：“这里是我的家嘛，作为主人，自然应该关心它。”
30多年前，汪德昭的家在法国巴黎。那里成就了他的事业，奠定了他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
他1905年出生在连云港灌云县。辛亥革命后，举家迁到北京。其父虽在农林部任职，但入不敷出，家境依然拮据。汪德昭读完师大附中，只能报考免收学费的北京师范大学，成为物理系的一名高材生。在他毕业前一年，即被聘担任物理系助教。1933年，28岁的汪德昭赴欧洲留学。
在巴黎，汪德昭有幸进入著名物理学家保尔·朗之万的实验室。朗之万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又是一位爱憎分明、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父亲老朗之万是巴黎公社社员，以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过公社。保尔·朗之万的女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杀害，他也被捕入狱。在狱中，倔强的朗之万用火柴棍沾湿炭末，在整卷的手纸上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科学研究报告。
这篇《关于离子的组合》的论文，以严密的科学论证证明汪德昭博士论文中的一个公式是完全正确的。从而回答了某些人的质疑。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45年1月的法国《物理学报》上。作为汪德昭的导师，朗之万无论在学问还是人品方面都给予年青的汪德昭以深刻影响。至今，汪德昭仍深深地挚爱着他的这位法国老师。
空气和水是地球上两种最普通、最伟大的物质；而大气电学和水声学又是汪德昭作出卓越贡献的两大科学领域。
大气电学中关于空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是朗之万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他将这个课题交给了汪德昭。当时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分歧，无法科学地解释各地区有关大小离子平衡态所测出的各项参数之间存在的极大差异。其中有的差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这些科学家的测量又是很严肃的，得到的是经几十次甚至上百次重复的平均值。汪德昭认为各地实测参数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实测环境不同，并和计算公式的不全面有关联。他设想用人工方法创造一个可以控制的环境，将大离子的个数、大小加以控制，测定它们在单位体积内的个数、大小，由此得出的各种常规参数，恰好是争论不休的两派得出数量的平均值。经过多次实测证明，这些参数是最正确的。1940年，汪德昭以这项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同时创造了测量悬浮质点的个数、大小以及迁移率的新方法，通过了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关于空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论文被评为最荣誉级。他还和他的老师共同导出大离子合成系数的理论(用此理论和世界各地测出的低层大气中的大离子各种参数平均值完全符合)。这项研究成果对气象、农业、通讯乃至对臭氧层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此，他还被授予法国理科国家博士学位。1945年，这个被称为“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的研究成果荣获法国科学院一年一度颁发的“虞格”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频频袭击英法船只。此时已并入法国国防部第四研究组的朗之万实验室，接受了海军部下达的“尽快解决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的问题”。“声呐”是英文缩拼字Sonar的音译，原意是“声音导航与测距”，分主动式、被动式两种：主动式指在水下辐射声能并接收其反射的仪器；被动式指只能接收远距离水下声能的仪器。利用声呐去发现和跟踪潜艇是朗之万的发明，但是“朗之万”式的圆盘状声呐换能器虽然灵敏，功率却不大，其作用距离也有限。汪德昭采用新工艺，经过几十次实验，使原来单位面积承受的功率大为加强，提高了声呐的性能，为国际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贡献。当时汪德昭是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被批准留在法国战时实验室中的唯一外籍科学家。
由于这些杰出的贡献，汪德昭在法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战后，他担任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导主任，并兼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和法国石英公司顾问。在法国，他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舒适的生活环境。汪夫人说：“那时，从我们戏称‘七重天’的居室望出去，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园。宽敞的大厅有我心爱的三角钢琴，可容纳几十人自由活动。”他们夫妇在法国已生活了22年，且功成名就，待遇优厚。但是作为中国人，他们始终没有忘怀故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托人缝制了巴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抗美援朝，他们率先发起为志愿军募捐。以后不少海外学子归国，汪德昭的家又成了联络站、中转站。
万里游子魂，牵动母亲怀。1956年，新生的共和国迈开了向科学进军的雄伟步伐。汪德昭夫妇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呼唤科学、渴求人才的祖国。从此，他把他的满腹经纶、睿智卓见、超群才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
回想当年，汪德昭说：“年青时老憋着一口气，那就是国家的贫弱和落后。既然祖国需要，我们没有理由不回来。”他一踏上国土，就向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表示，可以搞科研，干教育，或者到生产第一线，只要需要，干什么都成。结果，在聂荣臻元帅的要求下，汪德昭开始了建立中国国防水声学的艰苦创业。
中国有18000公里海疆，且大多为浅海区，声波的传播比深海要复杂得多。如何根据这一特点建立巩固的海底防线，成为摆在汪德昭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汪德昭提出了发展国防水声学的八字方针：“由近及远(先近海后远海)，由浅入深(先浅海后深海)”。他从北大、清华选拔了100名高材生加以培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我国浅海声场的理论研究已跃居国际领先地位。当年那100名 “青苗”在汪先生的精心培育下已成长为国际水声学界的栋梁之材，奠定了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的基础。国外有关专家学者十分赞赏这支整齐的科研队伍，他们说：“中国有这样的声学专家应该感到骄傲。”
围棋和足球是汪德昭的业余爱好。他把下围棋时要求的高瞻远瞩、严谨沉静 的风格和比赛足球的勇猛、泼辣的风格合二而一地体现在他的科研工作上。在科学的棋盘和球场上，汪德昭既具有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的元帅之谋，又有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将军之勇。
1978年秋，汪德昭不顾70多岁的高龄，带队进行了中国第一次深海考察。 起初，汪夫人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不同意他去。劝来劝去，终于还是拗不过他，最后只好由党委书记保驾，汪德昭登上了赴南海的考察船。岂料，在离西沙不远的海域遭遇了特大风浪，海流涌动着出了故障的考察船直往越南方向漂去。直到海军派出舰艇紧急救援，才算把考察船拖了回来。此次深海考察获得很大成功，它标志着我国水声研究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年，声学所在汪德昭领导下，共完成50项科研课题，其中14项成果的意义重大。
汪德昭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我国国防水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令我想起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日日春光斗日光”的诗句。他正是将人生最烂漫的春光奉献给了科学。在60多年的探索跋涉中，他似乎日日都在与时光的脚步竞赛，力求在韶华尚未消逝之前，显示出生命的全部光华。他做到了。而在这6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夫人李惠年始终相随相伴。他们琴瑟和谐，已度过了金婚纪念日。在我和汪德昭交谈时，李惠年也在座。由此，我知道了李惠年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还烧得一手好饭菜。李惠年说，当年在北京，他们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小提琴，在好几位朋友的婚礼上演奏门德松的结婚进行曲。他们家的餐桌上也经常少不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直到今天，老夫妻俩仍然钟情音乐。汪德昭更是经常陶醉在古典音乐的旋律之中。
“生命的潮汐，因快乐而生，因痛苦而降。”汪德昭生性开朗豁达，出语幽默，即使遭受如“文革”那样的灾难，他也能坦然处之。闲谈之间，他拿出劫后余存的一幅幅照片给我看，问：“这是谁?”我细细端详，“噢，好漂亮，是年青时的汪夫人吧?”“像不像电影明星?”“像!”“就是嘛，不然我也不会拚命地追她。”又拿出一帧小照说：“你看，我也不差呐!”说得李惠年掩嘴一个劲儿地笑。她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身板也十分硬朗。她自己上街买菜，下厨烹调，把汪博士照顾得无微不至。除此之外，李惠年说：“我还要充当他的秘书，收信啦，接电话啦，也真够我忙的。”难怪汪德昭能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那奖品便是立在墙角茶几上的一尊慈眉善目的老寿星。据说能荣获这等荣誉的条件除了本人是80岁以上，身体健康之外，还须有妻子(或丈夫)健在。这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老夫妻。
记者离开时，看到汪家阳台上碧绿的巴西木、昙花以及含苞欲放的水仙，全都沐浴在冬日暖融融的阳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