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美国全球战略编辑本段回目录
［内容提要］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普世价值”为美国全球战略提供政治“正确性”和“合法性”依据，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在国际道义、话语权等领域提升国家软实力，并且有利于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和“推进民主”的战略目标。推广“普世价值”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地区，其地位和作用甚至比武力和经济手段更为重要。
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最早于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时代就在北美社会扎下根来，并且随着美国的发展壮大而产生强大影响力。美国人坚信，这些价值观是美立国之基，是美生存与繁衍之必需，更是美繁荣富强的奥秘。在“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等学说的影响下，美国人确信，美国的这些价值观应该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美国负有将这些“普世价值”向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广的使命。冷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广“普世价值”，其动力不仅源于对自身价值观的普世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传教冲动，而且源于强烈的利益驱动。换言之，推广“普世价值”既是美国现有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推广“普世价值”的这种双重特性使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广“普世价值”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也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
一、“普世价值”是美重要国家利益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人们，可能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承，来自不同的民族，或者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基于人性和人类的共性，人类社会必然存在某些普世性的、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亦即“普世价值”。然而，那些在某一时空条件下的强盛国家，以及具有强势性宗教或者久远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民族，往往倾向于把本民族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到普世的高度，如美国。
早在殖民地时代，美国即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价值观。自《独立宣言》颁布以来，美国人逐渐把这些价值观内化为美利坚民族生存、繁衍的基本信念与价值取向。美国人相信，这些价值观念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具有普世性意义。这种信念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冷战后，美国不仅把“普世价值”作为“自由”、“民主”等观念的代名词，而且把美式“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标准”版本向全世界推广。对美国而言，“普世价值”既是其主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政治信念，也是其主要国家利益之一。这体现在其一系列政策文件中。由美国一批资深学者、著名政治家和大企业家组成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强调：“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美国藉以生存和繁荣的信念与理想”，“个人自由、民主政府以及保障生命、自由和幸福机会的条件”等信念既是利益也是价值观。美国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主要利益是“安全、繁荣、广泛尊重普世价值，以及能够促进合作行动的国际秩序”。同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连同“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四项持久利益，并且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因此，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就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内容，从而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逻辑起点之一。
二、“普世价值”有利于美提升软实力
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以及与提升软实力紧密相关的对美国“推进民主”的促进作用。这是武力和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推广“普世价值”可以占领道义制高点。“普世价值”是一个褒义词，该词汇“天生”即带有国际道义的属性。尽管人们对于“普世价值”的具体内涵存在着多种多样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普世价值”即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价值，是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价值，是根植于人性的价值观念的概括。不能由于在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中“普世价值”与西方式“自由”、“民主”观念紧密联系，就因噎废食地否认“普世价值”本身的存在。更何况，即使就“自由”、“民主”价值观本身而言，其合理内核也不可否认。可以说，承认“普世价值”亦即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从而使承认者本身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人群中具有道德感召力，进而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人类新时代占领道义制高点。美国大力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正是意识到并顺应和引导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潮流，并以期借此确保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占据国际道义优势。
其次，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掌握国际政治的话语权。冷战后，美国在全球各地持续推进“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并冠之以“普世价值”之名的同时，加大了对其所谓“普世价值”的推广力度。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学术界和精英阶层还在纠结和纠缠于究竟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概念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乘机用美国的标准垄断对“普世价值”的话语解释权，把“普世价值”定义为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一方面，美国加大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普世价值”的宣传力度，使全球各地的人民逐渐接受并建立起对“普世价值”概念的热情和信仰；另一方面，美国宣扬“自由”、“民主”即是“普世价值”。美国试图让全球各地的人们相信，“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并推动“普世价值”朝着作为美国强有力的国际战略工具的方向发展。
第三，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威胁的解除，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从安全领域转向对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向世界各国、各地区兜售美式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而推广美国定义下的“普世价值”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推广“普世价值”亦即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尤为重要的是，与“自由”、“民主”相比，“普世价值”概念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自由民主体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然而从逻辑上来说，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曾经出现过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之一，不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而“普世价值”概念天然带着独特的属性：它的“普世性”特征使其具有统领群雄的天然威势。既然作为“普世”的价值观，那必定是人类所普遍接受或认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没有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即自外于国际大家庭。美国把推广“普世价值”与推行意识形态外交进行巧妙的融合，借以掩盖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竞争的实质，减弱其他国家对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的防范意识和抵触情绪，从而最终实现塑造别国民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
三、“普世价值”为美全球战略提供“合法性”依据
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尽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对外政策，然而其一脉相承的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追求和护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管怎样变化和调整，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围绕追逐全球霸权而展开。推广“普世价值”为美全球战略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于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之上，因此在美国看来，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资中筠先生指出，美国行为的特征是“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也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和国内政治的民主原则出自同一个政治过程。王缉思在论述美国霸权的逻辑时写道，美国的“霸权主义扎根于国内民主”，“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换言之，美国对外霸权源于国内民主政治。实际上，美国人对其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与经济实力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并且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即政治正确造就经济强盛。他们认为，美国从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一块狭长的13州殖民地成长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强盛的超级大国的历史过程，至少可得出如下两大重要结论。其一，美国大国成长的历程“反证”了美国政治以及美国价值观的“正确性”。美国的繁荣强大归因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根植于其上的美国价值观是美国强盛的奥秘。其二，美国人在新大陆的成功“反证”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即为“普世价值”。在新教情结和清教徒精神的感召下，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耶路撒冷”。他们并认为如今美国已经成功地在北美大陆创建了尘世天堂，即所谓的“山巅之城”，这表明美国已经获得了上帝的特别恩宠，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其他国家如欲繁荣强盛必先践行“普世价值”；因此，上帝必定借助于美国向人类传播福音、推广“普世价值”。
不仅如此，“普世价值”还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霸权行为美化为维护人类正义的行为。正如英国学者彼得•高恩所指出的，美国“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用的措词用于世界政治领域……国际事务变成了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惩处过程……这样一来，构成全球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锋战场，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受立宪国家制度制约的，并按照自由主义法制理论来管理的世界形象”。从而，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护持全球霸权的自私行为，被美化成维护国际正义、打击邪恶势力的利他主义行为。例如，小布什政府指责“无赖国家”、“邪恶轴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所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其旗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宣称是为了保护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尔维亚族的种族屠杀。这两场战争的真相其实是美国为了夺取对中东和巴尔干的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总之，“普世价值”充当了美全球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的外衣。
四、推广“普世价值”是美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一国的全球战略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归依，以国家实力为基础，通过一种或多种手段的单独、组合或综合性运用，以最终推动其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些手段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并采用“大棒”（军事手段）和“胡萝卜”（经济手段）单独、交替运用或二者并用方式，推动其全球战略的实现。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从杜鲁门到尼克松、从卡特到里根、从老布什到奥巴马，一直把“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当作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把维护、传播“普世价值”当成美国的使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写道，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欧洲之声”和“自由之声”是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项目之一，在“思想战线”上传播了“美国的思想及价值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的思想及价值观”亦即等同于后来美国学术界和官方话语中的“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苏联、东欧地区持续宣传“普世价值”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与苏联在某些地区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同时，尤其注重宣传和推广自身的价值观念。冷战时期，苏联将影响力扩展到了拉丁美洲，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使美国意识到自己的“后院”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前哨。美国在反对苏联对西半球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普世价值”推广力度。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直接后果是肯尼迪政府在拉美推出了“争取进步联盟”战略，其目标是“通过拉美人民自决原则来改善和加强民主机制”，因为“通过为代议制民主机制工作的人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愿望，包括工作、住房、土地、健康和教育”。此后，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都强调在拉美地区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老布什时期是苏联、东欧剧变的关键时期，美国人曾经认为美国获得了建立“世界新秩序”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就是：在美国领导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世界”。也就是说，老布什治下的美国希望利用历史机遇，建立起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一统天下”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可以说，对于美国而言，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在某些时间段和某些地区，甚至比武力和经济因素在实现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要重要。
冷战后，美国在确保自身绝对军事优势的同时，更多地通过文化力量、软实力手段来推动和贯彻其全球战略目标。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文化观念成为重组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依据。亨廷顿虽坚决否认“普世主义”或“普世文明”等观点，却十分鲜明地提出文化、文明是构成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强调文化、观念在大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小布什时期，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倾向于通过使用武力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但依然没有忽略“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废弃“普世价值”的独特作用。2005年1月18日，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赖斯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说，“美国肩负重任，美国外交也肩负重任。首先，我们将团结民主政体大家庭，建立一个以共同价值观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第二，我们将加强民主政体大家庭，抗击对我们共同安全的威胁，并消除滋生恐怖的绝望情绪。第三，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及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显然，在小布什、赖斯等美国政要看来，美国负有“团结”、“加强”并“扩大”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并将推动世界建立起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机制。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一方面提出并实施了“巧实力”外交，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2010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及“普世价值”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普世价值”一词，从而使该词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这是我们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美国将采取包括“宣扬普世价值、扶持脆弱民主国家”等多种措施支持“普世价值”在世界上的发展。这就明文宣示了推广“普世价值”在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然，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局势变化所做的一种策略性调整。“9•11”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然而十余年过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无法建立起能够担负起有效治理国家的中央政府。更令美国沮丧的是，美国一方面损兵费钱，导致国内经济问题丛生；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反美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甚至其后院－－拉美地区也爆发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反美浪潮，美国力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遭到重大挫败。美国必须寻找其他可操作的手段来实现经济、武力等手段所不能完成的目标，推广“普世价值”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综上所述，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由于“普世价值”本身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由于“普世价值”关乎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等。推广“普世价值”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推行可能还会进一步倚重于推广“普世价值”。
（摘自2013年第7期《现代国际关系》）
一、“普世价值”是美重要国家利益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人们，可能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承，来自不同的民族，或者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基于人性和人类的共性，人类社会必然存在某些普世性的、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亦即“普世价值”。然而，那些在某一时空条件下的强盛国家，以及具有强势性宗教或者久远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民族，往往倾向于把本民族珍视的价值观念推崇到普世的高度，如美国。
早在殖民地时代，美国即形成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价值观。自《独立宣言》颁布以来，美国人逐渐把这些价值观内化为美利坚民族生存、繁衍的基本信念与价值取向。美国人相信，这些价值观念既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具有普世性意义。这种信念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冷战后，美国不仅把“普世价值”作为“自由”、“民主”等观念的代名词，而且把美式“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标准”版本向全世界推广。对美国而言，“普世价值”既是其主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政治信念，也是其主要国家利益之一。这体现在其一系列政策文件中。由美国一批资深学者、著名政治家和大企业家组成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强调：“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美国藉以生存和繁荣的信念与理想”，“个人自由、民主政府以及保障生命、自由和幸福机会的条件”等信念既是利益也是价值观。美国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主要利益是“安全、繁荣、广泛尊重普世价值，以及能够促进合作行动的国际秩序”。同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连同“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四项持久利益，并且强调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因此，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就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内容，从而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逻辑起点之一。
二、“普世价值”有利于美提升软实力
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以及与提升软实力紧密相关的对美国“推进民主”的促进作用。这是武力和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推广“普世价值”可以占领道义制高点。“普世价值”是一个褒义词，该词汇“天生”即带有国际道义的属性。尽管人们对于“普世价值”的具体内涵存在着多种多样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实际上，“普世价值”即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价值，是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价值，是根植于人性的价值观念的概括。不能由于在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中“普世价值”与西方式“自由”、“民主”观念紧密联系，就因噎废食地否认“普世价值”本身的存在。更何况，即使就“自由”、“民主”价值观本身而言，其合理内核也不可否认。可以说，承认“普世价值”亦即承认人类共性的存在，从而使承认者本身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人群中具有道德感召力，进而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人类新时代占领道义制高点。美国大力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正是意识到并顺应和引导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潮流，并以期借此确保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牢牢占据国际道义优势。
其次，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掌握国际政治的话语权。冷战后，美国在全球各地持续推进“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并冠之以“普世价值”之名的同时，加大了对其所谓“普世价值”的推广力度。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学术界和精英阶层还在纠结和纠缠于究竟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概念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乘机用美国的标准垄断对“普世价值”的话语解释权，把“普世价值”定义为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一方面，美国加大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普世价值”的宣传力度，使全球各地的人民逐渐接受并建立起对“普世价值”概念的热情和信仰；另一方面，美国宣扬“自由”、“民主”即是“普世价值”。美国试图让全球各地的人们相信，“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并推动“普世价值”朝着作为美国强有力的国际战略工具的方向发展。
第三，推广“普世价值”有利于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威胁的解除，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从安全领域转向对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向世界各国、各地区兜售美式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而推广美国定义下的“普世价值”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推广“普世价值”亦即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尤为重要的是，与“自由”、“民主”相比，“普世价值”概念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自由民主体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然而从逻辑上来说，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曾经出现过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之一，不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而“普世价值”概念天然带着独特的属性：它的“普世性”特征使其具有统领群雄的天然威势。既然作为“普世”的价值观，那必定是人类所普遍接受或认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没有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即自外于国际大家庭。美国把推广“普世价值”与推行意识形态外交进行巧妙的融合，借以掩盖不同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竞争的实质，减弱其他国家对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的防范意识和抵触情绪，从而最终实现塑造别国民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
三、“普世价值”为美全球战略提供“合法性”依据
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尽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对外政策，然而其一脉相承的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追求和护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不管怎样变化和调整，其基本的战略目标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围绕追逐全球霸权而展开。推广“普世价值”为美全球战略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于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之上，因此在美国看来，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资中筠先生指出，美国行为的特征是“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也就是说，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主义和国内政治的民主原则出自同一个政治过程。王缉思在论述美国霸权的逻辑时写道，美国的“霸权主义扎根于国内民主”，“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换言之，美国对外霸权源于国内民主政治。实际上，美国人对其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与经济实力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并且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即政治正确造就经济强盛。他们认为，美国从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一块狭长的13州殖民地成长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强盛的超级大国的历史过程，至少可得出如下两大重要结论。其一，美国大国成长的历程“反证”了美国政治以及美国价值观的“正确性”。美国的繁荣强大归因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根植于其上的美国价值观是美国强盛的奥秘。其二，美国人在新大陆的成功“反证”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即为“普世价值”。在新教情结和清教徒精神的感召下，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耶路撒冷”。他们并认为如今美国已经成功地在北美大陆创建了尘世天堂，即所谓的“山巅之城”，这表明美国已经获得了上帝的特别恩宠，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其他国家如欲繁荣强盛必先践行“普世价值”；因此，上帝必定借助于美国向人类传播福音、推广“普世价值”。
不仅如此，“普世价值”还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霸权行为美化为维护人类正义的行为。正如英国学者彼得•高恩所指出的，美国“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用的措词用于世界政治领域……国际事务变成了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惩处过程……这样一来，构成全球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锋战场，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受立宪国家制度制约的，并按照自由主义法制理论来管理的世界形象”。从而，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护持全球霸权的自私行为，被美化成维护国际正义、打击邪恶势力的利他主义行为。例如，小布什政府指责“无赖国家”、“邪恶轴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所以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其旗号是“人权高于主权”，宣称是为了保护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尔维亚族的种族屠杀。这两场战争的真相其实是美国为了夺取对中东和巴尔干的主导地位，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霸权。总之，“普世价值”充当了美全球战略和霸权主义行径的外衣。
四、推广“普世价值”是美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一国的全球战略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归依，以国家实力为基础，通过一种或多种手段的单独、组合或综合性运用，以最终推动其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些手段包括经济、军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并采用“大棒”（军事手段）和“胡萝卜”（经济手段）单独、交替运用或二者并用方式，推动其全球战略的实现。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从杜鲁门到尼克松、从卡特到里根、从老布什到奥巴马，一直把“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当作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把维护、传播“普世价值”当成美国的使命。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写道，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欧洲之声”和“自由之声”是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项目之一，在“思想战线”上传播了“美国的思想及价值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的思想及价值观”亦即等同于后来美国学术界和官方话语中的“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苏联、东欧地区持续宣传“普世价值”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与苏联在某些地区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同时，尤其注重宣传和推广自身的价值观念。冷战时期，苏联将影响力扩展到了拉丁美洲，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使美国意识到自己的“后院”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争夺的前哨。美国在反对苏联对西半球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普世价值”推广力度。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直接后果是肯尼迪政府在拉美推出了“争取进步联盟”战略，其目标是“通过拉美人民自决原则来改善和加强民主机制”，因为“通过为代议制民主机制工作的人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愿望，包括工作、住房、土地、健康和教育”。此后，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都强调在拉美地区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老布什时期是苏联、东欧剧变的关键时期，美国人曾经认为美国获得了建立“世界新秩序”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就是：在美国领导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和法治”，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世界”。也就是说，老布什治下的美国希望利用历史机遇，建立起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一统天下”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可以说，对于美国而言，宣扬和推广“普世价值”在某些时间段和某些地区，甚至比武力和经济因素在实现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还要重要。
冷战后，美国在确保自身绝对军事优势的同时，更多地通过文化力量、软实力手段来推动和贯彻其全球战略目标。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文化观念成为重组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依据。亨廷顿虽坚决否认“普世主义”或“普世文明”等观点，却十分鲜明地提出文化、文明是构成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强调文化、观念在大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小布什时期，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倾向于通过使用武力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但依然没有忽略“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废弃“普世价值”的独特作用。2005年1月18日，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赖斯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说，“美国肩负重任，美国外交也肩负重任。首先，我们将团结民主政体大家庭，建立一个以共同价值观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第二，我们将加强民主政体大家庭，抗击对我们共同安全的威胁，并消除滋生恐怖的绝望情绪。第三，我们将在全球扩大自由与民主。这是布什总统给美国及全世界确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的伟大使命。”显然，在小布什、赖斯等美国政要看来，美国负有“团结”、“加强”并“扩大”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并将推动世界建立起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机制。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一方面提出并实施了“巧实力”外交，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2010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及“普世价值”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普世价值”一词，从而使该词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持。这是我们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美国将采取包括“宣扬普世价值、扶持脆弱民主国家”等多种措施支持“普世价值”在世界上的发展。这就明文宣示了推广“普世价值”在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当然，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局势变化所做的一种策略性调整。“9•11”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然而十余年过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无法建立起能够担负起有效治理国家的中央政府。更令美国沮丧的是，美国一方面损兵费钱，导致国内经济问题丛生；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反美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甚至其后院－－拉美地区也爆发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反美浪潮，美国力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遭到重大挫败。美国必须寻找其他可操作的手段来实现经济、武力等手段所不能完成的目标，推广“普世价值”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综上所述，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推广“普世价值”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由于“普世价值”本身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由于“普世价值”关乎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等。推广“普世价值”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未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推行可能还会进一步倚重于推广“普世价值”。
（摘自2013年第7期《现代国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