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传媒业大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9年12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是于1940年12月30日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诞生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以后，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在北平播音，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1949年12月5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58年5月1日试播中国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英语简称CCTV试播）。
9月2日正式播出。初名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8年企业化管理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开播。目前，《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同时也是全世界拥有观众最多的电视栏目。
1978年财政部转批《人民日报》等首都8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报社企业化经营的决定。从此，"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新闻单位性质和特点的代名词。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我国电视事业开始复苏。同年，中央电视台正式引进第一部海外TV版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由卡西欧公司"免费赠与"，条件是捆绑播放卡西欧电子表广告。这是新中国电视节目上第一个广告，同时也第一次将免费提供节目带广告的模式引进中央电视台。
1979年广告市场重开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了商业性广告，刊登了天津牙膏厂的"蓝天"牙膏广告，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个报纸广告。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参桂养容酒"广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内电视广告。
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报刊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同年，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方法。
197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创办第一张子报《市场报》，是中国大陆第一张经济类报纸，也是首家彩色印刷的报纸。
1980年译制片
1980年1月，《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赴美参加国际政治与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为会议作总结；9月，安岗访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报业集团，这是中国主流报界权威人士最早全面了解西方报业集团。
1980年2月15日，新中国第一张晚报《羊城晚报》复刊。
1980年5月，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美国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掀起收视狂潮。同年，译制电影《佐罗》上映。
1980年5月，《半月谈》创刊。作为当时中国唯一一家时事政策性刊物，《半月谈》深深地打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烙印。
1980年8月30日，建国以来首届(1979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在北京揭晓。评出好新闻31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25篇。此后发展成中国新闻奖。
1981年《读者》《星期刊》
1981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创办《星期刊》，开中国新闻界星期刊、周末版之先河。
1981年3月，《读者文摘》创刊，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和运作，成功打造了中国第一大刊，也创造了期发行量过千万的中国期刊业奇迹。随着影响的迅速扩大，《读者文摘》因与美国《读者文摘》重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最终被迫于1993年更名为《读者》。
1982年受众意识
1982年6月～8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做了首次大规模新闻受众调查，同年11月，《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受众意识在国内传媒界萌动。
1982年10月5日，中国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转播试验取得成功。
1983年央视春晚
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亮相荧屏，从此，看央视春晚和吃饺子、放鞭炮一起成为中国老百姓过年的"保留节目"。
1983年，我国第一个电视节目市场--全国省级电视台节目交流网成立。当时的交易方式虽然还是原始的物物交换，但中国电视人的市场观念却是从这里起步的。
1983年，财政部对中央大报实行利改税，税后利润全部留报社支配，为报社的发展安上了发动机。
1983年，《中国青年报》期发数280万、《工人日报》222万、《光明日报》120万、《文汇报》170万，同年《经济日报》创刊，发行量起点即有百万之巨。中央大报在发行上达到巅峰时期。
1984年第一条远程汉字电脑终端通讯电路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标志着周末版的市场开发由专门的版面转向专门的报纸。
1984年7月1日，《今晚报》创刊，与《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呈齐头并进之势。
1984年7月4日～9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报纸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同年，国内各报纷纷采取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的形式，扩大办报队伍。
1984年，新华社第一条远程汉字电脑终端通讯电路（北京－郑州）试验成功。
1985年自办发行
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引起中国报业的连锁反应。其后的几十年，地方报纸有数百家由邮局代发改为自办发行，对中国报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1985年，默多克首次访华，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达成合作意向。其后一个时期，中央电视台每周末播出一部由默多克的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提供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生产的故事片。
1985年，我国开始把广播电视业列入第三产业进行统计。
1985年，《民主与法制》发表的《二十年"疯女"之谜》（1983年第一期）引发中国第一起新闻官司，当事记者领刑。
1986年
1986年2月20日，中国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1986年，《中国日报》与英国报业大王马克斯韦尔合作，《中国日报》欧洲版在伦敦创刊。这是中国报界与西方报界合作办报的最早尝试。
1987年告别铅与火
1987年1月1日，《广州日报》在地方报纸中率先扩为对开8版，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直接导致了"厚报时代"的来临。
1987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正式成立，媒体管理也进入专业化归口管理时代。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印刷厂的激光照排车间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同年12月2日，《经济日报》在国内第一次用国产激光照排排版成功，"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真正变为现实。
1987年，国家科委将"新闻事业"和"广电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传播业产业属性的认可。
1987年9月14日，钱天白教授发出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
1988年《红高粱》
1988年2月23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金熊奖，西方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这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崛起的标志。持反对意见者则指出，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偏见和敌对也由此开始，因为影片中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术"，而非"大道"。
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规定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
1988年3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正式规定报社等出版实体可以兼营广告，可以利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卫生、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报业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
1988年，国内第一家试行招标承包经营的报纸--吉林《北方信息报》进行招标竞争答辩。
1989年名人广告
1989年，国家工商局发出《关于核发广告经营许可证的通知》。
1989年，李默然拍"三九胃泰"广告，开新中国名人广告先河，也由此引发了第一场关于名人广告的大争论。
1990年《渴望》
199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是新中国首部报纸管理法规。
1990年4月18日，首家省级有线电视--湖南有线广播电视台开始试播，打破了无线电视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有线电视发展进入快车道。
1990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引发的收视高潮。在将中国第一代电视明星推向前台的同时，晚间黄金时段的概念也首次浮现。
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
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设立，后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是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991年，报纸扩版增期成为潮流，本年全国共有300家周末版、月末版。
199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
1992年1月～6月，由《人民日报》经济部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在全国产生轰动，成为舆论监督假冒伪劣产品与有关企业的集中报道战役。
1992年5月28日，中国期刊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期刊出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热浪般的发展，进入了要求行业规范、行业凝聚的渐趋成熟阶段。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广播电视归属第三产业，并且指出"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这也是指导我国媒介产业化的重要政策依据之一。
1992年9月，中国报纸协会在江西举行了全国报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首次提出"报业经济"概念，并认为"我国报业已经进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开发报业经济的新时期"。
1992年10月，我国第一个卫星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开播。卫星台使得历来由中央电视台独家垄断的资源可以被地方台分享。各地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从此开始。
1992年，北京报摊零售扩大，全市范围推行专用售报车，地铁出现报摊，相应出现周末版大战。
1993年《东方时空》
1993年3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支持宣传文化事业的通知》，决定对出版业只征收增值税，不再征收营业税。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开辟中国新闻评论类节目先河。其后，《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相继创办，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1993年8月，《时尚》创刊，开启了时尚消费类杂志新时代。
1993年12月6日，我国第一份电子报纸《杭州日报?下午版》诞生，在全国率先采用电脑及通讯载体发行报纸内容及要目索引。电子报纸的出现意味着报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新闻信息从此以更快的速度传向受众。
1994年因特网
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与《粤港企业家报》合办《粤港企业家星期刊》，这是国内最早的异地联合办报，而且是以零售市场为目标，3月终止合作。
1994年2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打响了媒体资本运作的第一枪。
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接入因特网，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因特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因特网的全功能连接。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因特网的国家。
1994年4月，世界上第一种中文网络电子期刊《华夏文摘》出版，标志着中文网络电子期刊的诞生。
1994年5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的通知》，在政策上为传媒集团化开辟了道路。
1995年《大话西游》
1995年1月12日，国内第一份上网的中文电子刊物《神州学人》每周五以电子邮件形态将内容送上因特网。
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出台实施。
199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报纸质量管理标准》。
1995年5月15日，瀛海威成立，开始向中国人启蒙何谓Internet。同年9月30日，在一台48690MHz电脑上，中国第一台以商业为目的的网络服务器开始运行。如今，瀛海威已然不在，但"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宣传口号让人无法忘记。
1995年8月，电影《大话西游》在国内播出，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经典对话。周星驰系列搞笑电影开始被大陆观众追捧。
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率先将自己的新闻信息搬上国际互联网，不仅标志着中国国内第一家日报上网发行，也揭开了国内媒体大批上网的序幕。
1995年，北京新闻界编辑记者兴起"换笔"热，电脑成为报社新装备。
1995年，全国出现新闻纸荒，由上年的4300元/吨升至5000多元/吨，黑市价高达7000元/吨。
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
1996年1月15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中国传媒业自此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逐步发挥了集团化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启播，短短几年由一家蹩脚的"娱乐电视台"，逐渐成长为颇具公信力的商业电视媒体，并以其独具特色的运作模式、"三名"战略等成为国内电视媒体竞相模仿的典范。
1996年8月，"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创刊。
1997年治散治滥
1997年，全国新闻出版单位开始治散治滥，部分内部报刊停办、部分转化为内部资料，一些公开发行的报刊被关停并转。
1997年12月20日，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上映，在取得3000万元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贺岁电影的纪元。
1998年搜狐、新浪成立
1998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并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公布全国百种（102种）重点社科类期刊名单。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职能部门首次对全国社科类期刊的权威性评定。
1998年2月15日，国内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时英文名SOHOO，效仿YAHOO）成立。同年11月30日，国内首家引进国际高科技风险资金的四通利方公司宣布，将与海外华人互联网站企业美国华渊资讯公司合并，建立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新浪网。10年后，以新浪、搜狐为代表的门户网站已经成为中国媒体市场上的一方诸侯。
1998年4月，《财经》创刊，开启了中国财经媒体细分市场的时代。
1998年，报业集团试点范围扩大至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之后范围继续扩大。
1999年腾讯QQ
1999年2月10日，腾讯公司正式推出第一个即时通讯软件"腾讯QQ"。经过9年的发展，"企鹅"由最初的ICQ模仿者成长为国内即时通讯市场的"老大"。
1999年5月，《江苏商报》以当时南京报业的最低价2角/份，打进南京早报市场，点燃南京报业价格战的导火索。同年9月起，同处一城的《江南时报》、《现代快报》、《每日侨报》、《南京日报》参与"混战"，直至2001年才终止。
1999年6月9日，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广电集团。
1999年7月12日，中华网在纳斯达克首发上市，成为纳斯达克第一支中国概念股，揭开了"中国概念股"进军世界资本市场的帷幕。
1999年11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关于落实中央"两办"30号文件调整报刊结构的意见》，开始报刊业结构的综合治理。
2000年百度成立
2000年1月1日，百度成立，之后迅速占领中国搜索引擎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2000年4月13日，新浪登陆纳斯达克，网易、搜狐紧随其后。这一年，中国互联网泡沫由顶峰走向破裂。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党的中央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2001年集团
2001年1月4日，国内首家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歌华有线上市发行，筹资12.4亿元。
2001年4月，《惠州晚报》成为全国首家进入破产程序的报纸。
2001年7月，上海盛大网络公司推出其代理的海外网络游戏《传奇》。该游戏吸引大批玩家，开创了国内网络游戏的传奇，中国的网游由此进入黄金发展期，单机版游戏市场日渐萎缩。
200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升格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管理职责进一步增加，各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
200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若干意见》，提出要从组织结构调整入手，积极推进文化行业集团化建设，组建一批主业突出、品牌名优、综合能力强的大型文化集团，实行多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以此为突破口，加大市场整合力度，迅速提高文化企事业的竞争力。同年4月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5月北京市广电集团、12月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相继挂牌成立。到2002年初，全国共组建了包括中国广电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文化集团72家，其中报业集团38家、出版集团10家、发行集团5家、广电集团12家、电影集团5家。
2001年10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美国新闻集团持股38%的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线网络，带有外资背景的电视频道首次在中国大陆落地。两个月后，STAR集团的星空卫视获准在广东地区落地。
2002年家庭期刊集团
2002年1月，手机短信拜年火爆。据统计，春节期间共有70万条短信从手机中发出。
2002年1月25日，我国第一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在广州成立，标志着我国期刊业步入集约化经营的集团化阶段。
2003年《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强烈反响。同年8月1日，收容制度被废止。"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互动及对舆论良好传播的成功范例。
2003年5月，分众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作为中国户外电视广告网络的创建者，分众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媒体市场走向分众化。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式开播，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开始了新闻立台的回归。
2003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在坚持主管主办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管办分离，让党政部门退出报刊经营活动，解决利用职权摊派发行。
2003年11月11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出版的《新京报》诞生，是国内首次由两大报业集团跨地域合作出版的综合性日报。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于2003年末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4年北青传媒上市
2004年7月18日，中国大陆第一份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正式开通。
2004年1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和北京青年报社跨区域联合创办《第一财经日报》，是中国第一张跨地区、跨媒体的全国性财经日报。
2004年12月22日，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主流传媒香港上市第一股。
2004年被国家广电总局确定为中国数字电视元年。在这一年，商家开始大规模推出数字概念的产品，许多展会、论坛围绕数字电视展开。然而，喧闹过去后，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性的问题依然顽固存在，被业界期望的"大发展"并未出现。
2005年《超级女声》
2005年4月18日，《中国保险报》整体转企改制，成为我国首家整体实行股份制的新闻机构。
2005年5月，上海文广拿到国内首张IPTV牌照。传统电视机对视频的接收垄断状况被打破，新媒体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投资。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2005年8月26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唱响全国，由此拉开全国选秀节目热潮。
2005年9月8日，新浪网推出博客Web2.0版，力推名人博客，并在20多天后联合多家网站、平面媒体举办博客大赛，博客开始真正由"寡人"变成大众，2005年由此被称为博客元年。
2005年10月，全国20多家报社的总编发布《南京宣言》，呼吁报界联合，改变报纸为门户网站"打工"的地位。同年底，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率先提出"报业寒冬论"，引发热烈讨论。
2005年11月7日，搜狐正式成为北京奥运会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互联网赞助类别。
2006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实施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实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意见》要求大力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2006年1月，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视频在网络窜红，引发网络恶搞狂潮。
2006年4月5日，在《读者》创刊25周年之际，该刊4月的发行量达到了1003万册，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2006年4月14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推出电子报，试验无纸化阅读。
2006年9月7日，《天津日报》成为我国首份进入"卫星报"销售系统的中文报纸，39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可以在当地通过自动售报机即时购买到当日出版的《天津日报》。
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之后华闻控股、新华文轩、粤传媒纷纷登陆海内外的资本市场，传媒再度燃起上市之火。
2006年11月16日，中新社与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集团合作在法国正式出版了法文版的《中国》杂志。这是首次由国外知名媒体集团独家出版专门介绍中国的期刊。
2006年，中国大中城市开始逐步在市内公交车上安装车载电视。同年，中国车载电视销售量达到18.8万台。
2007年
"纸馅包子""周老虎"辽宁出版集团上市
2007年5月，世界期刊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世界期刊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第二次在亚洲国家举行。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调查节目《纸做的包子》被证明是记者编造的假新闻，引发关于诚信的大讨论。
2007年9月3日，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TOM在线按照私有化计划，从香港创业板退市，并于美国时间9月6日从纳斯达克退市，成为首家实施退市计划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2007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作为新闻出版行业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完全放开地方报纸、出版集团的国内外上市。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出现重大突破。
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厅公布了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各大论坛出现大量帖子质疑虎照真实性。在网络舆论的直接推动下，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华南虎照片系假虎照。
2007年11月27日，《北京娱乐信报》转型为地铁报，在北京地铁内免费派发，成为京城首份地铁报。
2007年12月6日，《新闻联播》以"以老带新"方式连续几天换上四位年轻主播，这是《新闻联播》10年来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启用新人。
2007年12月21日，国内出版传媒第一股--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该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传媒整体上市实现破冰之旅。
2008年
艳照门地震报道
新闻出版业改革时间表路线图确定
2008年1月28日，香港艳照门事件在各大论坛浮现，并迅速酿成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网络丑闻。在对此次事件的反思中，对媒体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拷问以及新闻自由与公民隐私权的碰撞成为焦点。
2008年1月31日，《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规定》开始生效。包括视频网站、门户网站及搜索引擎在内的众多IT企业将受此影响。
2008年4月17日，因女白领姜岩之死催生的"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尽管此前有"铜须门事件"、"虐猫事件"等网络暴力事件，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这还是第一例。如何引导、规范及正确利用网络开始正式被各方关注。
200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高清综合频道正式开播，中国电视全面进入高清时代。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中国媒体快速充分公开信息，从本质意义上将人的生命置于最高价值地位，并且体现了空前的团结和强大的合力。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一齐上阵，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抗震救灾，不仅受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也带来了突发新闻报道观念和实践上的变革。
2008年5月，新闻出版业改革路线图、时间表确定。未来三年内，在图书出版方面，要完成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103家高校出版社以及7家地方出版集团的改革。在新闻领域，"报刊的改革要分三步走"，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在第一阶段完成改革，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第三阶段是部委所办的报刊；力争三年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创新和企业重组，在中国培育出数家年销售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在国内外文化市场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国家主席首次直接参与网络聊天活动，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认可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互联网正式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后新的一极。
2008年9月，"三鹿门"事件将幕后的百度推到了风口浪尖，由此引发的互联网诚信危机正在蔓延。
童兵：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编辑本段回目录
策划人语
与共和国 同行
文/周志懿
共和国六十年的辉煌成就，传媒业不仅是受益者，更是见证者。
当今天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意足可抵挡和反击西方媒体的强权时，我们不会忘记，解放初期，仅有报纸和广播两种媒体起到上传下达沟通民意的作用；当今天的读者可恣意地提供新闻线索或发表评论观点时，我们不会忘记，六十年前，还没有一种技术手段能支持普通百姓彰显个性。
六十年沧海桑田。
国家在变强，传媒在做大。不仅传统媒体的数量成十倍以上的增长，传媒技术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传媒形态更是丰富无比。从原来仅有报纸、广播，到现在拥有电视、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形式，传媒大阔步地迈进大传媒时代。
国家更加民主，传媒更加市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展伊始就是为国家服务，更多地是承担政治职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媒业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更加开明，媒体的商品属性开始被认同，传媒由此步入产业发展时代。
最可喜的是，即使历经六十年风雨沧桑，那一批与共和国同龄的媒体也同样已成长为最知名的媒体品牌，成为共和国六十年辉煌中的一个基因。
传媒发展的六十年，其背后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开明的六十年，是国家和执政党一步步走向自信的六十年。
本期，我们回顾传媒六十年的发展变化，意在共同见证祖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一步坚定做大做强传媒业的信心与决心。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
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文/童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历程，中国的传媒业也迎来了与祖国共同成长发展的花甲之庆。
这六十年间，传媒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成就辉煌。仅以报纸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各类报纸336家，期发总数230万份；到2008年增加到1943家，期发总数达到21154.79万份。一个甲子的时间，报纸增加了1803家，增长了12.88倍；期发总数增加20924.79万份，增长了90.98倍。中国传媒业这种跨越性的、超常规的发展，生动地显示出支撑传媒业发展的共和国社会制度和基本国策的正确、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传媒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改革和开放推进传媒业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经济恢复和紧张的经济制度改革向传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报道的繁重任务，传媒自身也在改革和发展的洪流中大踏步地向前推进。195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一”社论，打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战役。1年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这一文件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两次修改，是学习总路线的指针，也是新闻传媒宣传总路线的宏旨。从“五•一”社论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和国的新闻大军打了一场大张旗鼓、有声有色的攻坚战，新闻界自身也在队伍建设、典型报道、练笔业务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新闻批评与报纸监督，从提高认识、形成制度到初杀腐败、形成风气，是新中国传媒工作最初7年的又一亮点。1950年初，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在中央的要求和支持下，新闻批评在一个时期里开展起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封建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更为有力的扫荡，没有从制度层面着力解决问题，中央文件在全国未能得到普遍和彻底的贯彻。在4年后颁布的另一个文件中，中央指出，对于开展公开批评的决定，各地党委和党报编辑部虽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为此，“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并领导党报编辑部，对于4年以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改进办法，并向中央报告”。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问题，即群众性讨论太少，缺乏自由讨论的气氛。另外，报道面也比较窄，信息量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日起实行改版，提出要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方面切实改进。新华社和广播界也先后开始实行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氛围中，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56年底，各类报刊已有1236家，次年又增至1325家。根据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
可惜，这次改革的时间不长，1957年“反右”之风一起，改革就昙花一现。中国传媒业真正有力度、有影响力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7年6月2日，针对“两个凡是”的歪风，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口头讲毛泽东思想，实质反毛泽东思想。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1980年2月，胡乔木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邓小平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为此必须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样，新时期新闻改革的目标和重大举措已经明确，新闻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85年2月，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党的新闻事业“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一讲话，扩大了新闻工作者的视野，引导新闻改革朝着更为广阔的报道范围和更多元化的功能去发挥传媒的社会作用。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调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为新闻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路径。
1989年，江泽民明确把文艺工作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扩展为新闻宣传工作方针。李瑞环提出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要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移到面向群众上来”，“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要改革新闻宣传的形式”。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一度陷于迷惘的传媒业拨开浓雾，认清航向，坚定信念，调整步伐。所以人们说，这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告诫全党，也指导全国传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讲话的鼓舞下，传媒人心头的阴霾为之一扫，传媒改革的步子明显加快。
1995年，江泽民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对中国传媒在新时期的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年之后，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并被党的十六大写入党章，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之后，传媒改革的政治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使新闻宣传向新闻基本规律进一步回归。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对党的新闻宣传指导方针作了这样完整的表述：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新闻报道，胡锦涛提出了贯彻党性和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协调的方针，那就是：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这些新理念和新策略，使新闻观念的真理性和新闻政策的科学性，达到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正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中国传媒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喜人的发展阶段。
新科技革命为传媒业注入发展动力
香港回归前，笔者奉派去香港执教，看到一所大学有5000台电脑，惊羡得不得了。如今中国传媒拥有的电脑设备总体上好于香港新闻界。这表明党和政府对传媒业的重视，也展示出中国传媒60年来经过艰苦奋斗业已达到的现代化水平。
虽说党和政府对中国传媒业的生产条件与技术装备是重视的，但中国报刊业告别纸与笔的时代、中国电子传媒进入世界前列、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中国新兴传媒同全球同步前进，还是最近20年的事。
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又强调要开发和利用好信息资源。在他的推动下，传媒业迎着新科技革命潮头而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铅字印刷开始陆续退出。此后，传媒业一路高歌，喜讯不断：第一张用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处理的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问世，激光照排技术普及全国；广告制作软件和彩色处理软件得到广泛应用；全国普遍实行彩色印刷，广泛实行报纸胶印。纸质传媒生产现代化和编辑部办公现代化已经成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采取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试验卫星和实用卫星先后上天，并开始长期租用国际通讯卫星的转发器，用卫星传送电视节目。截至2008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16套开路播出的电视节目，开通1个高清晰度电视试验播出频道，12个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和28个网络电视频道。各省市卫星电视你追我赶，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竞争局面。
在卫星加线缆传播成为广播电视的主要途径后，有线电视走入千家万户。通过电缆或光缆组成的传输分配系统，把节目信号直接传送给用户，具有抗干扰力强、信号稳定等优点。广播电视技术装备的改进，倒逼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改革与提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今天的电视业已拥有新闻、综艺、娱乐、资讯、体育、电影、科教、戏曲、音乐、语言等多姿多态的内容，电视节目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广播也并非像电视刚崛起时有人预料的那么悲观，广播走专业化、特色化之路，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无以替代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逐步普及，催生了第四媒体——互联网和第五媒体——手机。它们的问世，不仅改变了报纸的生产模式，使电视发生不同于传统的重大变化，而且其本身作为新兴媒体也进入大众传媒之列。
数字技术下的互联网对新闻事业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它具有信息资源丰富，信息传播的个人化、交互性、声音图像文字一体化等优点。网络新闻传播打破了传统新闻采编播的原有观念，重组了新闻传播的格局，冲击并改变了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引领着传媒业的发展与改革。
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它也加入到传媒领域。目前，已发展有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小说、手机搜索等媒体功能。手机参与新闻报道，与其他媒体融合互补，丰富了报道手段，拓宽了报道途径，为接受者提供了方便的接收路径。
同样，由于数字技术的崛起，数字化出版、数字化报刊、数字化电视、数字化广播等正在发展。相信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国传媒业必将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中国传媒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没有改革与开放，中国传媒不仅难以发展，也不可能走出国门；没有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支持，中国传媒也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同全球一起共同前进。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没有显著的、根本的社会进步，没有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引领和催促，中国传媒业将寸步难行。反过来，没有传媒业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社会也很难快速更新观念、调整政策，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战略性转型。相对而言，这期间执政党的统领全局、宏观决策是最重要的。首先是执政党，其次是执政党领导下的主流传媒必须正确把握形势，驾驭全局，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党心民心。60年中，其间惊心动魄的冲突与较量不胜例举。
五六十年代暂且不说，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所遇到的巨大压力吧。邓小平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题发表邓小平的支持讲话。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报道都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就成功地引领中国社会克服了艰难险阻，粉碎了“两个凡是”论的阴谋。
再比如，如果传媒业只知一味地报道领导人的讲话、指示，而不广泛地报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不顺应民心民意，其传播效果也是不会理想的。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的讲话说明他懂得民心，了解民心，顺应民心。党的十六大提出新闻报道三贴近原则，胡锦涛提出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要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都是极为重要的、符合党心民意的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
顺从潮流和民心，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必须尊重经过传媒长期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被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接受的概念与原理。对这些概念和原理，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甚至给以鞭挞。否则，必然会失却民心，遭到数千万知识分子、数十万传媒人的反对甚至嘲笑。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历史、尊重民心、尊重常识。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与学者们交谈，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和看法，不要动辄就动用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来解决学术方面的问题。
60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另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紧跟全球新科技革命潮流，学会借助这一科技革命产生的各种科学成果，为我所用，不断增强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力，增强同西方传媒竞争的实力，切实改变跨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方面“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紧跟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新成果，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和坚定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表现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关注和对新成果的热烈欢迎。在我国，当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过是非”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胡锦涛对互联网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对于不断深化的新科技革命，不能停留在欢迎和欣赏的“初级阶段”层面，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主动投入，并且力争为我所用，为传媒业发展所用。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当代领导人不仅以高姿态欢迎互联网技术，而且积极上网，同网民广泛交流谈心。他们支持各种介质的传媒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支持中国传媒走产业化与事业化并举之路，他们要求中国传媒在办好传媒事业的同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新路。中国传媒这些年有如此高速的增长，传媒的多元功能能得到如此全面的发挥，一些传媒集团的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同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实现中国传媒的腾飞，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
“开弓没有回头箭”。走过了60年的共和国传媒业，将在深刻认识上述两条基本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信念，认清形势，在又一个60年即将开始的新征程上，继续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
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中国传媒经济六十年成长报告
文/周鸿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以后，中央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的任务在全国已基本完成；到1956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大环境条件下，我国的传媒经济也开始了缓慢、曲折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又全面进行了体制改革，确立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产业发展和学理探索交相辉映的局面。
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的发展与传媒经济的探索研究相生相伴。从总体上分析，新中国传媒经济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现在，传媒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的初期，也就是进入了产业、事业结构调整，媒介融合、传媒转型的深化改革阶段，并且走上了先产业化转企改制后集团化整合扩张的健康发展之路。
萌芽：传媒经济的起步摸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观念上的原因，中国传媒经济的萌芽阶段延续了30多年，即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在这个阶段又可以区分五个小阶段。
传媒市场运营探索期
(1949年—1956年)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市场机制对于传播媒介还起着调节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对传媒的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媒体主要是报刊，国家允许报刊经营广告，当时的《人民日报》也经营广告。1949年，中共中央就报刊的经费问题曾明确指出：“党和政府报刊通讯社经济来源除销售收入和广告收入外，可说明由党和政府补贴”；同年12月，新闻总署曾召开全国第一次报纸经理会议，对报纸经营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在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切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会议决议还对造纸产业的发展、报纸的实销价格、报纸的发行、报纸广告经营、公营报纸的编制应本着企业化方针、报纸的会计工作、报社的管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新闻总署关于《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在报纸企业化方针的指引下，理论界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贯彻报纸经营企业化方针的问题，二是关于新闻有没有商品性的问题。关于新闻有没有商品性的问题，当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报纸的商品属性问题，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承认报纸是具有商品属性的。在建国初期，虽然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明确了传播媒介的经济属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不仅传播媒介的经营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而且还把报纸、电影等传播媒介更多地视为一种“教育工具”，淡化了经济属性。
传媒“工具论”思想的形成期
(1957—1965年)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大众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建设？不仅人民群众不明白，就是我们的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全凭“热情”去干社会主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或错误也是难免的；有些人对于这些偏差或错误提出批评并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可是在当时，由于党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思想上也很难接受这种社会现象，把来自社会各界的正常批评和不同看法误认为是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于是在1957年就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场反右斗争，不仅挫伤了一部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一度造成了不敢说真话的“社会风气” 。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风气已达到了极致，传播媒介成了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传播“工具”。从此以后，所谓传媒经济已成为人们忌讳的语言。后来由于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真正把传播媒介变成了单一的传播政治运动的“喉舌”、“工具”，传媒经济已完全被“遗忘”了。
传媒“工具论”成为“标准”期
(1966—1976年)
人们常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首先，在经济上它劫持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到1976年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它劫持了中国人民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精神。就传播媒介的功能来说，承认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革命者，反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反革命者。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是否承认传媒“工具论”当作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和真假革命者的标准、尺度之一。在以前，所谓传媒“工具论”只是那些新闻工作者才明白的道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普及“教育”，传媒“工具论”已成为全国公民的一种“常识”。“文化大革命”对于传媒“工具论”的普及“教育”给后来的传媒产业的发展和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设置了重重障碍。
传媒经济的回暖期
(1977—1978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展了大量的、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在这种大环境条件下，传媒领域也进行了反思。在这个时期，传媒界做了两件有利于我国传媒经济发展和传媒经济研究的工作：一是传媒理论界开始反思国家发展传媒业的目的；二是传媒实业界开始寻找传媒业发展的路径，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办报模式，为解决当时我国传媒系统内部的经济短缺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办报模式虽然对于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办报模式。事业就是事业，企业就是企业，二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事业有事业的运行规律，事业是不能搞经营活动的，非盈利服务是事业活动的根本目的；企业有企业的运营规律，经营是企业的主业，盈利是企业活动的根本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我国的各类传媒集团都是按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迫使我国传媒业不得不停止组建事业性传媒集团。
传媒经济的复苏期
(1979—1982年)
我国传媒经济的复苏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就于1979年1月4日率先刊登了“文革”以后的首则报纸广告；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同我国传媒经营实践相适应，1979年，我国理论界为解决报业经济短缺问题，提出了“报业经济”的概念，恢复了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的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传媒经济早期发展经历了一段摸索期，与之相伴的传媒经济学的萌芽阶段也是漫长而曲折的，而且是同政治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在我国要发展传媒经济就必须把传媒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既是我国的特点，也是我国传媒的一个特点，否则有关传媒经济的许多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发展：传媒经济的改革探索
我国的传媒经济经过33年的萌芽阶段的积淀，自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进入了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持续至2002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传媒经济的发展速度快、稳；传媒经济研究涉及到传媒领域的方方面面；传媒产业运营的实践经验积累日渐丰厚；传媒经济学的理论元素逐渐被发现；传媒经济理论与传媒实践相结合的深度和广度日渐提高。在这20年间又可区分为四个时期。
传媒“开展多种经营”的起步期
(1983—1984年)
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媒介应“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广播电视媒介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地县级广播电视媒介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现在的广播电视规模和架构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形成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率先起步的促进作用，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提出了“广播电视经济”的概念。
传媒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1985—1991年)
1985~1991年的6年间，虽然传媒经济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少数理论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内，尚未引起更多理论研究人员的重视，但是这个阶段的传媒经济研究有了许多重大理论突破，其主要表现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两种功能理论、传媒产业化理论、传媒经营与管理理论、传媒产品商品化理论、传媒也是生产力理论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来的。现在，这些理论都已被传媒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在业界形成了共识。需要说明的是怎样科学理解传媒产品是商品的问题。所谓传媒产品商品化绝对不是指新闻(这里所说的新闻主要指时政新闻)是商品，而且新闻是不会成为商品的。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凡是为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新闻的阶级性很强，生产新闻的目的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只要阶级、政党、国家存在，新闻永远都不是商品。但是，除新闻以外的其他传媒产品都是商品，都是可以交换的。
传媒市场理论的提出
(1992—1995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公开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这样，不仅传媒产品的商品性得到了新闻界的承认，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讲传媒产品的商品性了，而且传媒市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传媒市场的实质和主体是受众市场。我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传媒市场还是其他行业市场，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对于这样的传媒大市场如何开发利用，这是摆在中国传媒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传媒集团(事业型)的组建
(1996—2002年)
产业化、集团化是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总趋势，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产业发展的一条规律，是不能改变的，事业部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机构不需要组建集团，也不能组建集团。传媒产业是一种信息产业，如果组建集团也必须组建传媒产业集团，不应该组建事业性集团。但我国组建的传媒集团基本上都是事业型的集团，用管理事业机构的办法去管理传媒产业，这一方面影响了传媒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事业型传媒集团生命周期的短暂性。
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事业型)；1999年，国家批准成了江苏无锡广电集团(事业型)，同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批准成立了牡丹江广电集团(产业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当时唯一的一家产业型广播电视媒介集团)；2000年，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事业型)成立；2001年12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利用行政手段组建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2001年，“两办”联合发出通知[2001]17号，规范传媒集团(事业型)发展的具体政策。当时尽管出台了许多规范传媒集团的规定，但是所开的“药方”都不对症，即用“医治”事业型机构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医治”传媒产业内部的矛盾，效果均不理想。
成熟：传媒经济的创新繁荣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传媒业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从2007年开始，中国传媒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的、常规性的蓬勃发展时期。
对事业型传媒集团进行产业化改造
(2002—2007年)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方针的指引下，传媒系统开始了对事业型传媒集团的产业化改造。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了105号文件，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支持文化产业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提出了“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不再审批事业型广电集团”，并对事业型广电传媒集团实行产业化改造，国家级的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宣布解体；200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不再审批事业型报业或期刊集团”。
传媒产业制度建设
(2003—2009年)
关于加强我国传媒产业的制度建设，首先是由传媒实业界率先提出来的。2003年国家为了支持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十分重视传媒产业制度建设。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关于传媒产业制度改革的设想迟迟没有得到实现。2008年，传媒产业制度建设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什么这样重视传媒产业制度建设？因为传媒产业经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而这种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传媒产业制度以及同这种传媒产业制度相联系的传媒产业管理体制、传媒产业发展状况、传媒产业结构、传媒资源状况、传媒受众及其素质等。其中对传媒经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传媒产业制度。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传媒产业的特点，未来的传媒产业制度模式应该是：以改革国有传媒产业为重点，积极培育民营传媒产业体系，面向受众、面向市场进行机制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未来报业传媒应实施“三分开”制度，即事企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开；对未来广播电视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对网络传媒应实施产业化运营制度。
2009年，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为传媒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动经营性出版单位转制，推进联合重组。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成为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第十一个产业振兴规划。其中规定，要加快发展内容产业，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降低准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这个振兴规划将传媒产业的整合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为媒介扩张打破了壁垒、为吸纳资金打开了绿灯，成为传媒经济成熟发展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8月，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期间，李长春同志强调：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8月下旬，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思想的新解放，加快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步伐。他强调，非时政类传媒一律转企改制，实行公司化运作；时政类传媒，一律实行企事分开、采编经营分开；新闻网站要全部转企改制，推动我国传媒传播能力的提高。这一表述是对处于攻坚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具体指示，为下一步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广播电视行业是转制的重点和难点，面对中央要求改革攻坚的指示，9月广电总局也表示，深化电台电视台内部管理改革是制播分离改革的一个重点。这是经过多年犹豫、曲折、思考、试探之后，广电总局再一次明确提出制播分离的口号，虽然这次提出的改革设计仍然是审慎的(制播分离的同时，要求严禁频道频率公司化、企业化)，但是制播分离得到官方“正名”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意义，为日后向纵深推进的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60年来，伴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对传媒改革与发展进行理论探索与系统研究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传媒经济从萌发阶段、到发展阶段、再到成熟的蓬勃发展期，是通过三条途径汇集、融合而建立起来的。所谓三条途径是：一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传媒经济发展的基石，为传媒经济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我国传媒人为探究中国传播媒介发展的路径所作出的努力；三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引，解放了中国传媒人的思想、开阔了中国传媒人的思路，将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引入了科学的快车道。
60年家国，媒介辗转换新貌；30载腾飞，理论探索谱华章。我国传媒经济经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有坎坷、曲折的萌芽阶段，留得经验、积蓄力量；也有改革、探索的发展阶段，乘风破浪、谨慎前行；更有转制、创新的繁荣阶段，理论开路，实践攻坚。新中国60年发展的成果为以传媒业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个新的甲子里，我们期许的是传媒事业与传媒产业的和谐共荣，期许的是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期许的是在媒介的带动下实现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期许的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为世界人民所尊重、敬仰....。。伴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的诸多期许必将实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
《解放日报》：
六十年的上海日记
本刊记者 彭波
上海汉口路300号，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所在地。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是解放人忙碌的正午，挑灯夜战，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天的“上海日记”。次日清晨，新鲜的新闻食粮就与数十万读者见面了。60年的坚持，2万多天的“亲密接触”，16万多个版面的“精耕细作”，《解放日报》和她的忠实读者们一同浇筑着这本成长日记，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嬗变。
从延安到上海
《解放日报》的前50年
1949年5月28日在上海创刊的《解放日报》，报名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并特意题写了报头。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于1947年3月27日在敌军离报社驻地不到20公里的情况下，印完终刊号(第2130期)后停刊 ，圆满完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党报使命。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决定恢复《解放日报》并把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49年5月27日，在原申报馆三楼社长办公室，恽逸群、魏克明等带着一支渡江南下的新闻队伍，同原上海地下文委系统的上海同志会师，接管《申报》。上海的《解放日报》由范长江同志担任第一任社长。
谈及初创刊时的《解放日报》，84岁的孙华老人，一位解放日报印刷厂的离休干部向记者回忆：“为了确保安全，‘解放日报’四个大字，是让两位同志拿到苏州去制版的。5月27日他们把那四个字拿回来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们所有人都忙碌着，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终于将八版两大张《解放日报》及时出版，发往上海市区。我还记得，5月28日那天早上，我们分头发放报纸，我去的是申新九厂，拿到《解放日报》，工人们沸腾了！”
同样经历了《解放日报》创刊的老报人宋军，也难忘1949年5月27日《解放日报》编排创刊号的那天晚上，从编辑部到排字房，上下川流不息，大家不知疲倦地工作，早上报纸全部印完后，报贩们穿街走巷叫卖，十万多份报纸一售而空。“回想起来，总感到一股力量在心里涌动。”宋军感慨。
创刊后到1966年文革之前，17年的发展历史中，《解放日报》一直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其发现和报道的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典型事件与人物，如报道志诚兴钢铁厂“一把菜刀闹革命”、建设机器厂“蚂蚁啃骨头”精神等报道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但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解放日报》也走入了自身发展最为黯淡的10年。
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主导之后，《解放日报》又再显她的辉煌。1978年，《解放日报》在全国地方党报中率先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6年《解放日报》开始关注经济理论工作者、政府研究部门和海外学者对浦东开发开放的探讨，在专刊上发表大量文章。1992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连发4篇署名皇甫平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这些报道记录了上海建设的历史，同时为中央政策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推进制造出良好的舆论环境。
和报纸内容革新相对应，1979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在报纸中率先恢复刊登广告的历史也值得记忆，此举不啻为“摸着石头过河”。报社老同志回忆当时党报刊登商品广告在群众中的反响时说道：“不赞同者并非少数，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的王维告诉记者，“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议深入人心。而且在报纸版面上，《解放日报》已经把经贸和商业宣传作为了自己的中心任务，已经推出一批相关专栏。所以刊登广告也算是水到渠成”。就这样，商品广告从此又出现在华东地区的媒体上。至1979年底，《解放日报》当年的总收入同比增长7.5倍。这件在《解放日报》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事件，也把“创新”作为最珍贵的历史遗留给了今天的解放人。
新世纪(13.28,-0.01,-0.08%)初年
党报踏上集团化之旅
2000年10月9日，以《解放日报》为主体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成立。集团拥有《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申江服务导报》、《报刊文摘》、《支部生活》、《上海学生英文报》等9报3刊和1个网络版。党报在新世纪又一次出发。
随后的9年时间中，集团通过陆续整合《I时代》、《房地产时报》、《上海法治报》、《人才市场报》等报纸，创办解放牛网等举措，已发展成为拥有10报4刊1网络，一个剧院、一个出版社的大型综合传媒集团。其中解放牛网是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基于web2.0实现报纸、记者、新闻三者与网友互动的网站。它有别于集团成立伊始的网络版，更与其他党报的网站风格明显不同，“我要放牛”、“订份牛油”、“放牛社区”等版块设置令网民耳目一新。
集团成立以来，陆续在品牌建设、经营管理以及资本运作等方面发力。
首先，集团统筹报刊的差异化发展。在处理系列报刊关系上，如何让每份报刊寻找到合适的定位，避免内耗竞争成为集团领导层着重考虑的问题。由于集团内所有的这些报刊都是在战略准备阶段诞生，只有差异化竞争才能使各自拥有一席之地。由此解放集团把《申江服务导报》定位为面向25岁到40岁的时尚类的人群，《新闻晨报》定位为面对35岁左右的上班族，《人才市场报》定位为主要针对有就业岗位需求的人，《房地产报》则是面对房产开发商和购房者。
其次，集团内部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其中文化讲坛是塑造集团品牌形象的成功之作。自2005年7月6日举办第一届文化论坛开始迄今已举办27届。
通过文化讲坛，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结识了一批高层次、高智商、有名望、多领域中的专家、学者和名人，逐步形成和搭建了企业健康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外部人脉环境。另外，借助于文化讲坛，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发展中所需的多种能力培育进入了新境界，对外交流、公共关系、外语翻译、活动组织、技术支撑以及多种媒体的宣传策划和报道资源的交互配置等，其应对市场的能级在一次次体验中不断获得提升。
然而，报业市场风云变化极快，面对报业的发展大形势及新媒体崛起带来的压力，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对经营的重视有增无减。进入战略布局阶段，领导层认为在做好日常经营的同时，只有在资本市场中有所作为，报业集团才能获得常规报业经营多年都难以企及的资金实力，彻底解决外延扩张可能遇到的资金问题。而进行资本运作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以公众公司的角色实施扩张，可以淡化行政色彩减少市场运营的阻力。最重要的是，通过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严格的监管要求，能够以外力推动报业集团改善经营性资产的公司治理，走上市场化、专业化的道路，从机制上彻底提升经营部分的管理能力和效率。于是2007年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将资本经营作为下一步发展战略予以实施，并成功参与新华传媒定向增发。
2008年增发工作结束后，解放集团的总资产已经接近70亿元，净资产约为33亿元。而增发前解放集团总资产约为20多亿元，净资产约为17亿元。这次定向增发用实例证明对接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报业集团突破当下发展瓶颈的新途径。
此外，集团还在多元化经营上进行了探索。近年，在主业经营之外，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积极进行包括三幢办公楼和一幢五星级宾馆在内的地产项目建设，总面积达到十多万平方米。“党报的根本不会随着经营的深入而失去，相反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多元经营、多项投资恰恰是为集团发展、储备财力做贡献”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
新时代
大幕已开的战略推进阶段
2009年，在《传媒》杂志主办的“2009中国传媒产业经营管理论坛”上，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提出目前正在谋划中的几大选择：首先是战略选择，在经历了战略准备、战略布局阶段后集团将开始战略推进阶段。二是机制选择。在集团发展过程中，通过转企改制让企业优质的资源进一步向优秀生产力倾斜。三是方式选择，以联合的方式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四是形态选择，既做报纸又做网站，在新的形势下尝试做非介质的内容提供商。五是使命选择，集团的发展能够帮助现有的报纸回归新闻真实、公正的本质，让它能够真正地为读者服务而不是为广告商负责。
有专家认为，与之前的战略准备阶段一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许多决策较同行都动手较早。早在2005年，“中国报业寒冰论”在坊间传播之时，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就先发制人地酝酿着其“E“战略。集团梳理出以四个“i”为关键字的系列新媒体品牌-——i-news、i-mook、i-paper、i-street，以不同的终端形式对各个细分市场的受众实现无缝覆盖。2005年9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了四个虚拟部门，其中涉及新媒体的包括新媒体事业部和内容创意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用工作的增量来做新媒体事业，推动新媒体的工作。在对新媒体产品概念的打造上，解放集团十分重视用“创意”产生价值，使无形资产升华为有形资产，成为吸引风投的磁石。“E”战略的实施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抢得先机的重要一步，为集团的战略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战略推进阶段之后，“创新”再一次成为报业集团的“杀手锏”。谈到进入战略推进阶段的“方式选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联合主要包括8个内容：第一是内合，是指传媒产业内的联合；第二是外合，是指传媒在资本和资产方面的联合；第三是权合，包括股权融合与产权合作。此外还包括竞合、市合、赢合及创合。
今年6月15日在上海外高桥(38.63,-0.82,-2.08%)保税区正式挂牌成立的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的重头戏。它是经上海市政府批准，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及上海精文投资公司联合投资创立的。它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产权交易所，其实质是一个媒体融合的平台。挂牌首日，昆剧《1699•桃花扇》衍生产品开发等项目便率先进场交易。
据了解，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将展开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文化有关的产权交易，包括版权、文化专有权益、公共文化服务政府采购等，还将为文化产业投资、咨询、并购重组等提供服务。显然，当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能够进行互动的时候，这个平台可以装载的资源就不仅仅包括传媒，而且显然还包括了文化。这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继文化论坛之后在战略推进阶段注重文化力建设的一个新作为。
而在对外关系合作方面，解放集团也在积极寻求多元联合。与新浪结成的战略联盟及与搜狐和腾讯进行的多种形式的项目合作，是集团迎接新媒体挑战主动实施“4I”战略之外的又一举措。而与凤凰卫视在2007年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打破了多年以来报纸与广电难以合作的局面。双方通过在版权内容交易与资讯互换、新媒体合作、广告经营及客户服务策略合作、多元产业战略合作、人员互访及交流、品牌推广及营销战略合作等走出了集团在战略推进阶段的重要一步。
60年前，隆隆的炮声中，汉口路的申报馆里，一份与新上海同龄的报纸首次油墨飘香。范长江、恽以群等老一代报人哺育了这份新生报纸的成长；60年后，它把“解放”之名从历史带入现实，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传媒集团。其中的秘诀正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所言，“每一个解放人都以将党报的荣耀与责任薪继火传为使命，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新。解放集团的今天是由不断地解放思想累积而来”。
《北京青年报》：与改革开放同路
文/张延平
谈及2004年由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H股挂牌上市，业界至今仍津津乐道。作为中国内地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主流媒体——《北京青年报》，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同路人”。回顾60年走过的历程，《北京青年报》在记录和见证新中国成长的同时，也牢牢把握住了时代赋予的四次机遇，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已由当初的4开4版小报、两间木板房，发展成为拥有十报五刊两网、六家下属企业、总资产超过24亿元的现代传媒集团。
热心读者、十几年义务为《北京青年报》统计转载文章的沈阳老人何汝安说，《北京青年报》已经成为他每天必备的“早餐”，无论国内国际的大事小情，看《北京青年报》就全都知晓了。然而在经历成功的喜悦之前，回首曾走过的沧桑岁月，60岁的《北京青年报》有很多故事需要书写。
初创时期，三起三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党把青年视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故此，十分需要一张联系青年、加强青年教育的报纸。但是在战争年代，创办单独报纸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市委决定在由《人民日报》(北平版)改版的《北平解放报》第五版上以专版形式创办《北平青年》。3月21日，《北平青年》作为北平团市工委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
此后的30余年间，伴随着新中国的风风雨雨，《北京青年报》也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艰难历程。由于要向筹建中的《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输送干部，提供人力、物力支援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北京青年报》先后停刊三次。
《北京青年报》第三次复刊是在20世纪8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拨乱反正，8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艰巨任务，一代青年急需心理上的启迪与鼓舞，有的青年甚至叹息：“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了解答青年们的思想疑问，在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中鼓舞青年一代振兴中华的士气，引导青年健康成长，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批准团市委申请恢复《北京青年报》的请示。
1981年7月3日——一个北青人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北京青年报》正式恢复出版。复刊后的《北京青年报》4开4版，内容上以青年为友，与时代同步，用青年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创刊初期由于报社在不断扩大，一间旧库房已经满足不了办公需求，于是动了盖几间木板房的念头。就在夏季最热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市委大院的一隅，报社的全体男同志扛上锹镐，拎水和泥，光着脊梁挥着汗水，用一天时间建成了两间木板房。它夏天像蒸笼，冬天变冰窖，阴暗、闷热、潮湿，但它却对北青报人有无比的吸引力，不管是夜晚还是节假日，总有一伙伙的北青报人汇集在这里，写稿子、编版面、谈理想、侃人生。直到后来，这种“木板房精神”也在一直激励着一代代的北青报人。
第一次机遇：瞄准报摊
如果说《北京青年报》在20世纪80年代是准备阶段，为90年代的发展准备了人才和经验，那么90年代初期就是起飞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青年报》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尝试各种市场运作经营方式，先后创办了《青年周末》和《新闻周刊》，在新闻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同时也迈入了市场化的进程，通过报摊树立品牌形象，在刚刚开始萌动的媒体市场中占得了先机。
1992年初，寒风中的京城街头出现了一份“浓眉大眼”的报纸，在惹眼的图片和标题上方，赫然印着四个套红黑体字——《青年周末》。巨幅照片、独头文章构成的头版在强调视觉冲击之余更多的是在形成心理冲击。《青年周末》对新闻人物所做的“封面化”处理，实现了吸引读者目光的“五秒种效应”，敏感的卖报人迅速盯上这份模样儿奇特的报纸，纷纷要求增加订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青年周末》就在京城报纸零售市场站稳了脚跟，使《北京青年报》的品牌开始被读者所认知。这份报纸的版面设计从被质疑、批判到被认可和模仿，可以说是当时报纸版面设计的一大转变和成功探索，在报业和读者中甚至有着“北有《青年周末》，南有《南方周末》”的说法。
《青年周末》是《北京青年报》迈向市场的第一步，为报纸发展注入了活力；《新闻周刊》则是第二步，以一份真正“新闻纸”的面孔，从整体上把《北京青年报》带进了市场，激活了新闻的市场化需求，用新闻价值壮大了《北京青年报》的体魄，丰富了它的内涵，从而实现了《北京青年报》的第一次飞跃，完成了从一张机关报向市场化报纸的转变。
第二次机遇：服务新兴产业
1995年是《北京青年报》办日报、办大报、走向成熟的一年。当时，中国的房地产、IT等新兴产业刚刚露头，《北京青年报》适时抓住第二次发展机遇，在《新闻周刊》上率先成规模地推出“广厦时代”、“汽车时代”、“电脑时代”等专刊，成为京城最厚、单价最低的报纸，在产业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形成了报纸广告的有效载体，促成了《北京青年报》从单一的以社会新闻见长的报纸向综合性日报的转变。此类专刊的出现，实在是时代使然，几个专刊不仅让大众读者的视角一跃进入新兴产业与消费领域，感受到诸多信息与服务，而且使《北京青年报》以此为渠道将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新兴人群的利益与自身联结在一起，带来了巨大的新闻和经济效益，直至今日《北京青年报》的房地产、汽车广告仍在京城报业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北京青年报》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报业经营模式，使编辑、发行、广告、行政在报社日常运转中形成“四轮驱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1996年，报社经过长期策划并进行反复研究，最终做出重大决策：为了更好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服务社会、服务读者，《北京青年报》将改为自主合作发行，并由当年7月成立的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当时正值发行转轨的关键时刻，“小红帽”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有人担心、有人彷徨，但“小红帽”却横下一条心，自断后路，主动上船，毅然领取了报社下达的发行军令状——完不成发行指标，公司按指数与报社结算。这一破釜沉舟的决定激励了公司上下同舟共济完成任务，也增强了“小红帽”的自信心与凝聚力。自1997年1月起，《北京青年报》成为首都第一家自主合作发行的日报，为全国报纸自办发行队伍的壮大与发展增添了活力。“小红帽”的全新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在北京一炮打响，《北京青年报》由邮发时的几万份，迅速攀升至十几万份。在自主合作发行之路上“小红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至今日仍是报业同行所效仿的对象。2004年8月，北京青年报社联合天津今晚报社、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四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取得了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全国总发行权和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权，并允许在全国12个重点城市设立分公司，从而使“小红帽”由北京走向了全国。同时，“小红帽”还联合国内28家报刊社，成立了全国城市报业发行网络联盟，投递员醒目的红衣红帽成为了全京城甚至全国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2008年，“渠道经营”的发展思路也成为小红帽与DHL、宜家等国际知名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的基础。作为继《北京青年报》之后的又一知名品牌，目前，“小红帽”已经形成了以报刊发行为主业，加上信息直投、增值服务和仓储物流四足鼎立的发展格局，成为京城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报刊发行及物流服务企业之一。
第三次机遇：融入互联网时代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纪元初期，全球进入网络化时代，在这一信息量“爆炸”、题材更为广泛的时期，国人的视野越发国际化、全球化，已不仅仅局限于本土新闻，而是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青年报》抓住时代赋予的第三次机遇，提出“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理念与追求，积极投身新闻主战场，对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跨千年100版行动”。1999年12月31日和2000年1月1日，《北京青年报》以100版的宏大篇幅推出跨千年专版，预告新千年的到来。在最初的策划阶段，有人认为这一想法太不切实际，奔赴24个时区共同发回报道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没想到在张贴了报名通知后，编辑记者们跃跃欲试，纷纷报名，还在报社掀起了一阵“千年采访”的热潮。之后，各路记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奔赴世界24个时区与全国各地，分别发回报道，其中不乏纽约、悉尼、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也有像复活节岛、毛里求斯、佛得角群岛这样不为人所熟知的城市，甚至还有记者登上了南极的冰川，到达了南极长城站。
这一时期的《北京青年报》逐渐步入“厚报时代”，2000年时已形成每周拥有280多个版面的北方地区最厚的综合性日报之一，逐渐形成“每日新闻+深度报道+天天副刊+产经资讯”的都市大报框架。“厚报”时代的探索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同，广告收入连年突破纪录。
2000年还有一件令北青人振奋的事情，那就是《法警背起生病被告》一文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北京青年报》在法院的通讯员吴怡偶然看到一位法警背着生病被告爬楼出庭的情形，立即用相机拍了下来，报社的同志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图片新闻，为了挖掘这一新闻事件背后的价值，又组织人员采访了当事人、有关部门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厅长。《中国新闻出版报》曾评价说：“记者对新闻现象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还要透过现象抓住更本质的内容，努力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北京青年报》的《法警背起生病被告》一文，就是认真观察，勤于思考的典型。”
在这几年里，北青人对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事，都做了精心策划与大规模的报道。“80位共产党人的故事”、“邓小平留给时代的记忆”、“世纪天路”等大型系列报道，是《北京青年报》在选题策划与深度报道方面的探索与进步。而“风行雅典”奥运特刊、独家首发“神六”成功返回图片等，也都渗入了《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理念与追求。“万元罚单追问杜宝良现象”、“追问蓝本实名制”等报道，更是在媒体舆论监督职能方面作出了贡献。北青人的努力，使其在同城媒体的竞争中走在了前列，也使《北京青年报》由一张边缘化的小报迈向了主流大报的行列。过去报社记者在外出采访时，特意用手遮住工作证上的“北京”二字，只露出“青年报”，“混迹”于各大新闻现场。如今每逢重大事件和典型宣传，有关部门都会点名《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报道。
2008年是《北京青年报》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又一次飞跃，奥运会的报道使《北京青年报》在报道水平和报道规模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4月7日，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记者贾婷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在轮椅上用身体阻挡藏独分子，保护火炬不被抢夺的壮举，揭露了敌对分子的丑恶嘴脸。这张出色的新闻照片让人过目难忘，与其他媒体的报道共同促成了火炬全球传递舆论的转向，掀起了全球华人保卫奥运火炬的巨大爱国热情，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社会意义。该照片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第四次机遇：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北京青年报社作为北京市唯一报刊类媒体被中央确定为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这为《北京青年报》事业实现新的跨越提供了第四次珍贵的机遇。也正是由此，《北京青年报》制定了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努力，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初步形成横向发展系列报刊网、纵向构建上下游产业链，同时向关联度较高的文化、体育产业延伸的现代传媒集团格局。
《北京青年报》从市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对市场环境并不陌生。但要想在经营方面真正做强做大，就必须脱胎换骨，建立市场经济新规则。
早在2001年，北青传媒的上市运作就开始了。当时，报社将经营业务与编辑业务剥离，成立了股份公司，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进入了上市前的辅导期。2004年重启上市进程后，按照香港联交所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以及报社和北青传媒未来的发展规划，作为大股东，报社先期对北青传媒的资产、业务、人员等重新进行了设计和调整。调整之后，北青传媒的主营业务包括《北京青年报》、《今日北京》、《中学时事报》与《北京少年报》等四份报纸的广告代理业务、印刷业务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十年的筹办权与推广权。
2004年12月22日，由中央特批，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融资10.4亿港元，成为中国内地主流传媒企业境外上市的“第一股”。此举不仅为北青集团的发展带来了资金方面的强力支持，通过上市整合了集团资源，也在资本运作上开始走在了中国报业改革的前列，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对于北青集团来讲，北青传媒的上市一方面可以利用融来的资金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主报——《北京青年报》，收购竞争对手形成早报市场上的战略优势，进军电视和新媒体领域打造跨媒体平台，由过去的《北京青年报》单点支撑，转变成多点支撑；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公开、透明的特性，会促成北青传媒实现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
北京儿艺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于2004年1月由北京青年报社控股70%，将事业性质的原北京儿童艺术剧团改制为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改制受到了中央和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先后四次对儿艺改制作出重要批示，两次到儿艺调研，三次观看儿艺制作的儿童剧。2004年2月，李长春同志在北京儿艺调研时指出，北京儿艺改制有三个“好”：“一是股份制的形式好，转制一步到位；二是控股股东选得好，有策划、运作能力，有产业关联度；三是试点单位选得好，有远见卓识。”这是北京儿艺改制成功的三个关键。
改制当年，北京儿艺就以市场化手段推出了首部魔幻童话剧《迷宫》，在策划前期专门邀请孩子和家长观看剧目片断，同三宝等主创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把观众变成“戏剧的设计者”。演出70场，总收入达700万元，平均每场演出收入超过10万元，改变了过去演一场赔一场的局面。后来这一思路贯穿了儿艺改制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也正是这一思路，使北京儿艺的作品做到了“叫好又叫座”。
在试点工作的几年里，北青报还在系列报刊群、新媒体合作等领域积极探索。2004年，通过划转《北京法制报》、创办《法制晚报》，与已经占据早报订阅市场的《北京青年报》形成互动，成为了北青报系下午市场的强势产品；2005年，北青报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了《第一财经日报》，目前已实现盈利。同年报社控股北京市新闻门户网站千龙网并不断加大对北青网的投入，实现北青网与微软MSN中国战略合作，尝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2006年，北青报投资《河北青年报》，打造环北京的城市日报群；2007年，又与中国民航报社合作改扩版的《中国民航报——TOP时空》，覆盖了1100多条国内航线及主要空港候机楼；2008年，报社与韩国最大的女性杂志合作投资《CeCi 姐妹》，成为国内第一本韩系女性时尚杂志。
一弹指六刹那，一甲子60年，一个循回结束，新的起点到来。北青拥有花甲之龄的成熟、稳重与睿智，也如青年人一般蕴涵着无限生机、活力与开拓精神。面对时代赋予的新的发展契机，《北京青年报》的发展也将引发业界共同的期待。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
《人民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
本刊记者 杨春兰
《人民文学》，一个令中国文学界人士喜欢和追求的名字。喜欢，是因为它与共和国同岁，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与辛酸，60年来一直坚持“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追求，是因为一旦成为它的作者或被它培养的作者，其在文学界的成功就近在咫尺。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再度打开《人民文学》，感受这份文学界的“国刊”60年的成长历程。
成长的轨迹
文学界的人习惯于把《人民文学》称之为文学界的“国刊”，说它是文学“国刊”，既源于《人民文学》诞生的背景，也因为《人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责任。
1949年10月25日，在新中国宣告成立25天后，一本由毛泽东建议、郭沫若提写刊名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京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背面即是毛泽东亲笔为《人民文学》提写的“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时任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为《人民文学》圈定了发展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
在回溯《人民文学》的发展足迹时，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文学》分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后、改革开放直到现在两个阶段。中间“文革”十年，中国文学停顿，《人民文学》也停刊。但《人民文学》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条主线，即用文学的形式在记录中国。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自然也是记录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人民文学》创刊后的17个年头里，刊发了数百万字反映部队生活、革命战争和生活的文艺作品，时至今日仍让人记忆犹新的作品有刘白羽创作的反映部队生活的《火光在前》、康濯和马烽创作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买牛记》和《村仇》。然而，1963年秋后，“左”倾思潮重新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很大限制。虽通过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在发现与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后的版面上却难于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在第二个阶段，《人民文学》开启了中国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门，其中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记录了10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的社会。1978年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在公众中有力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科学的声望；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又通过徐星、刘索拉、莫言等人的作品开启并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此时的《人民文学》才算真正意义上回到其办刊宗旨上。1978年至1982年，在连续五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作品占获奖数量的第一位；在 1977~1980年和 1981~1982年两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船长》等都榜上有名。
有一种坚守叫责任
或许，《人民文学》自创刊之日起就担当了一份责任——对一个民族文学事业的责任。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自然担负着紧密联系和广泛团结全国作家、发现和重点扶持文学新人的使命，承担着推举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新成果、以高质量并有特色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务。第一任主编茅盾在发刊词里这样写道：“通过各种文学样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
基于这种责任，《人民文学》60年来一直在为中国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部，每个编辑都负责一定的片区，对自己所负责片区的作者情况了如指掌，如果在一段时间没有好作品面世，编辑会自我谴责。这种做法，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就是区域内没有好作品，不是作者的责任，而是编辑的责任。在现任主编李敬泽看来，《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承载的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对于发现的好作品，哪怕是一个好的创意，编辑部都不会放过。作家刘心武发表《班主任》时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在讨论稿子的修改意见时，时任主编张光年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小说的题材抓得好，但矛盾要写得尖锐，不痛不痒不好。刘心武汲取了张光年的意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后经编辑两次修改，刊发在1977年的1月号，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大幕。
对作品如此，对作者更是不遗余力。《人民文学》对作者有一个“养”的策略。对于尚不成熟的作者，编辑会和他保持联系，并尽最大可能提供帮助。作家毕飞宇就是《人民文学》“养”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有《人民文学》的关注和帮助，其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养”作者的策略，李敬泽却认为，这个“养”不是谁养谁，说的是一种眼光和耐心，就像看见一棵小树，然后耐心地守着它，等它长大。“实际上，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个，就是对真正的才华的发现、鼓励、等待。有时，大家看到有的作家出名了、成功了，但你不知道，我们的编辑在此之前已经和他有长期的交往，甚至是从他完全无名、自发来稿时开始。这种眼光、耐心和责任感，说起来没有那么华丽，没有那么时髦，但我认为，一代一代的编辑把它坚持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人民文学》对责任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文学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聚焦以及对新一代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经历了2006年众多诗歌事件之后，特别是所谓的“梨花体”、“口水诗”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裸体朗诵”、“叠罗汉事件”之后，诗歌的命运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2007年3月，《人民文学》推出“诗特大号”，这一期专号上发表了75位诗人的近400首诗作。同时，编者在这期的《留言》栏目中还写道，“真正写出好诗的是深入诗内部的默默耕耘者，由于专注而凝神，已无暇顾及其他。恰恰是这些‘非著名’诗人延续了诗的优良传统，并开拓出中国新诗更为广阔的疆域。”评价以一种文学责任的方式对诗作者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文学不是浮燥的产物，它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厚的理解和感悟。此后的11月号又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这期专号上，既有“70后”的实力派青年作家魏微、徐则臣、田耳等的中短篇小说力作，又有备受关注的“80后”作家安意如、笛安、“打工诗人”郑小琼等人的新作。李敬泽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期专号阵容强大，作品质量齐整，既有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发扬，又有对现代意蕴的挖掘和创新。”2009年，《人民文学》第600期被冠名为“新锐专号”，大部分作品出自“80后”作家之手，其中包括郭敬明的长篇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节选，吕魁的《莫塔》、王甜的《集训》和马小淘的《春夕》。短篇小说分别是吕伟的《狼烟》、赵松的《邻居•象》和朱岳的《敬香哀势守•迷宫制造大师》。散文和诗歌的作者则包括了蒋方舟、苏瓷瓷、顾湘、三米深、春树等。在谈到新锐专号时，李敬泽说：“虽然‘80后’作家的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我最看重的、也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年轻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独到看法。”
应该承认，正是因为这些专号的存在，使得在当时还存在争议的作品得以面世，一些无名的作者伴随这些专号而走向前台，为人们所熟知。或许，这正是《人民文学》推出专号的目的和用意。用李敬泽的话说，这也是体现了《人民文学》的一种责任意识。
在新形势下选择创新
办一本杂志就像办一个企业一样，它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人民文学》也不例外。按照传统的消费理论，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文化消费会迅速增加。但是，这对于纯粹的文学刊物而言似乎并不有效。现状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纯文学类的文化产品消费却在减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媒介多元化，二是价值观多元化，三是生活节奏加快，四是叙事方式在发生变化。作为代表中国文学最高层次的刊物，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特别是目前办刊经费一直靠自筹的《人民文学》，更需要想办法改变。毕竟，没有读者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人民文学》选择了一条坚持宗旨，不断创新的道路。它坚持反映生活，记录中国的成长，但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适应新媒介形式。在百度里输入“人民文学”的字样，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民文学》网站，这个网站呈现在网民面前的既不是单纯的《人民文学》电子版，也不是简单的形象网站，而是《人民文学》开拓网络市场的平台。众所周知，网络一代多半是“70后”和“80后”，这一群体受到新兴思潮的影响，自我表达欲较强，其行为特征并不像祖辈们一样，“一杯茶一本书一天生活”，而是习惯于一种快速方便的阅读。《人民文学》面向这个群体，出售网络阅读卡，购卡获得阅读权。同时，读者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实现零购、订阅《人民文学》印刷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文学》的网上书店更像是培养受众的一条路子。网络人群喜欢浅阅读，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像《人民文学》所载的内容，需要读者参与到媒介之中，参与到作者的思维之中，并与其产生共鸣才能达到物我同一的美学境界。所以，《人民文学》通过网上展示、推荐阅读，其实质就是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一部分网民放下鼠标、键盘，端起茶杯，拿起书本去品书中之味。但对于新生代而言，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商震接受媒体采访时得到了印证，他坦言：“我特别担心读者群的断档问题。现在《人民文学》的印发量有四万七千多份，但35岁以上的自费订阅读者不足百分之五。十几年前，我们有100多万份的发行量。但现在不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的年代，《人民文学》的目的是把最好的作品送到想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手中，给那些应该看到《人民文学》的人看。”基于这一点，《人民文学》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年龄在30岁左右的这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只有培养和抓住他们，《人民文学》这棵老树才能新芽不断、枝繁叶茂。
建国六十年中国传媒发展大事一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传媒业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回顾过去，无论是产业规模、运营模式，还是管理体制、技术应用，中国传媒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蕴积了厚实的底蕴。变革成就精彩，但我们坚信，无论未来如何变化，中国传媒业的宗旨不会变，传媒人开拓创新的追求不会变！
规模之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60年来，中国的传媒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硕果累累，报刊总量、发行量、广告额等迅速增加。广电媒体也与中国社会一起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其媒体数量和受众规模不断扩大。新媒体迅速融入百姓生活，中国的网民、手机用户在短短几年内呈几何级数增长。户外媒体、楼宇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迅速兴起。
报刊
•1950年，全国共有报纸336家、期刊247种。当时期刊发行量约200万册，每期发行量在20万册以上的只有1种，有50%的期刊发行量不超过5000册。2008年，全国的报纸总量增加到1943种，千人日报拥有量稳步提高，报纸年总印数达到442.92亿份，成为全世界报纸发行量最大的报业市场；报业经济迅猛发展，以刊例价格计算，2008年全国报业广告经营额达342.67亿元。期刊达到9549种，有20多种期刊期发行量超过100万册。2008年期刊总印数达到31.05亿册，期刊市场已经形成了180.42亿元的规模，这些数字充分表明我国已步入期刊出版大国的行列。
•1983年，《中国青年报》期发数280万、《工人日报》222万、《光明日报》120万、《文汇报》170万。同年《经济日报》创刊，发行量起点即有百万之巨。中央大报在发行上达到巅峰时期。
•1996年1月15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中国传媒业自此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1998年，报业集团试点范围扩大至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之后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经组建了49家报业集团。
•2002年1月，我国第一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在广州成立，标志着我国期刊业步入集约化经营的集团化阶段。
•期刊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多家发行过百万甚至千万的名刊大刊。1981年，《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创刊，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和运作，创造了期发行量过千万的中国期刊业奇迹。《故事会》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仍长盛不衰，它连续数年创造了月发行量400多万册的纪录。2006年4月，在《读者》创刊25周年之际，该刊4月的发行量达到1003万册，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2009年6月，《特别关注》单期发行量已突破300万份，堪称期刊业的“黑马”。
广电
•1949年12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中央批准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中国共有广播电台49座，发射功率138千瓦，全国大约有收音机100万台。此后9年时间内，广播一直是除报刊之外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1958年，新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建立，中国电视从此诞生。随后，上海、哈尔滨等城市的电视台也于当年或次年建成开播。一直到“文革”前，全国共有电视台13座。进入文革之后，中国广电业进入自身发展的黯淡时期，但到1971年前后，全国电视台发展到32座。
•1976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恢复了“文革”期间被强行关闭的电视台，到1976年底，全国电视台增加到39座，转播台达到144座。
•1983年起，我国确立了“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方针，使电视传播覆盖技术网络得以从北京延伸至省、地、县、乡，直至自然村。此后10多年，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年均122%、134.7%的增长速度发展，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显著提高。2001年底，全国共有电视台357座，承载着2194套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其中国家级电视台有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每个地级或以上城市基本都有至少一座电视台。除此之外，在全国2083个县(县级市)中还有1262座广播电视台。
•1998年，广播广告经营收入13.3亿元，电视广告经营收入135.6亿元。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总收入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达到1099.12亿元。其中，广播电视产业收入达959.94亿元。2007年，央视广告经营收入突破了100个亿，达到110.2亿元。2008年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总收入为1667.21亿元，其中，广播电视产业收入1350.04亿元。广播电视产业收入超过50亿元的省(区、市)达到7个。
•200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高清综合频道正式开播，中国电视全面进入高清时代。同年，全国收音机拥有量超过5亿台，电视机拥有量4亿台。我国的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5.96%、96.95%，广播电视基本可以覆盖所有居民。
新媒体
•1997年10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第一次国内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我国当时的网络用户数为62万。
•1997年到2000年，中国互联网一直处于暖春阶段，其中1999年7月12日，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使之成为第一家中国概念网络公司股；其后百度公司成立，迅速占领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后，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2005年6月底，中国网民突破1亿，达到1亿零300万。而2005年随着新浪推出博客Web2.0版，博客真正由2002年出现时的“寡人”变为大众，由此2005年被称为博客元年。
•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达到2.53亿，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到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我国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三项指标均成为世界第一。
•据易观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09》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互联网广告运营商市场规模达到118.1亿，较2007年增长67.4%。
管理变革：从事业管理到市场管理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管理部门对传媒业的管理方式逐渐从“行政控制型”管理转变为“规则服务型”，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职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建构独立的、多元的市场主体，以使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先后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对报刊、广电、新媒体为主的文化产业从政策、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推动了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200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化产业的第一次专项规划，意味着我国政府已经坚定地把发展文化产业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报刊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下设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
•1949年12月，国家新闻总署召开全国第一次报纸经理会议，讨论通过《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经营必须采取和贯切企业化的方针，即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同时要求“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并对报纸的实销价格、报纸广告经营、报纸的会计工作、报社的管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社等8家在京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报社企业化经营的决定。
•198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正式规定报社、期刊社等出版实体可以兼营广告，利用经济、科技、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199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新中国首部报纸管理法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
•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报刊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第三产业。
•199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报纸质量管理标准》。
•2003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在坚持主管主办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管办分离，让党政部门退出报刊经营活动，解决利用职权摊派发行。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促进新闻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将起到积极作用。
广电
•1949年12月，新闻总署正式成立广播事业局，负责领导全国广播事业并管理国家广播机构，奉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发展方针，实行中央广电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1970年，全国第一次电视专业会议决定将电视方针调整为中央和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办电视、两级覆盖”。
•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确立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提出“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87年，国家科委将“新闻事业”和“广电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传播业产业属性的认可。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广播电视归属第三产业。
•1996年，中共中央和广电主管部门对当时的广播电视制度分阶段进行整顿与调整，主要包括“三台合一”(或四台合一)及“局台合一”的管理制度。
•2004年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广播电视要把允许经营的资产、资源和业务从目前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面向市场进行企业转制和重组，与事业部分分别管理、分别运营。
新媒体
•199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是我国出台的关于互联网管理的第一部法规。
•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共同发布了《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5年再次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2008年1月，《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规定》开始生效，包括视频网站、门户网站及搜索引擎在内的众多IT企业将受此规定管理。
•2009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经营之变：从单一到多元
从纯粹依靠财政拨款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国传媒业逐步走向市场，成为市场主体。在经营模式上，中国传媒业由单一依靠财政拨款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单一依靠广告收入到多元化经营，不断向业内和业外寻求和拓展资源，与资本频频联姻，并一度出现了传媒业的上市风潮；在集团化运作方面，中国传媒业由单一媒体形态逐渐发展壮大为多种媒体形态并存的媒体集团；在跨地域运营方面，中国传媒业突破地域之茧，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出版、合作经营；在发行模式上，中国的传媒业由单一的邮局发行发展到目前的邮发、自办发行和民营渠道相互竞争、互为补充、和平共处的多渠道发行格局。中国传媒业在市场搏击中不断加快其市场化进程。
报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报纸从1950年起，陆续交邮局统一发行。几十年来，我国报纸一直采取“邮局包发”的模式。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打破了邮局垄断格局。其后，地方报纸有数百家由邮局代发改为自办发行。1995年。我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首次提出“敲门发行”，再一次创新了报业发行模式，引发了各地报纸发行的“敲门浪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代理发行使城市网络成型。《南方周末》以一级代理商为核心、二级代理商为辅助的全国城市发行网络逐渐建设起来，一个完整的、规范的全国性城市报纸代理发行逐渐成型。21世纪以来，《京华时报》首次提出完整意义上的报纸营销理念，综合考虑营销的四要素——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采取立体化的销售组合，达到最佳发行营销效果。
•建国后，《人民日报》创办之后很快就成立了广告科，1949年10月4日的报纸上刊出了刊登“小广告”的启示。之后，《人民日报》还分别于1949年10月和11月在天津、济南、上海等外埠城市设立了广告经营处。
•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了商业性广告，刊登了天津牙膏厂的“蓝天”牙膏广告，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个报纸广告。
•1979年3月20日，《工人日报》在全国大报中首开先河，刊登日本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整版广告。这是“文革”后报刊刊登的第一例外商整版广告。
•1988年，国内第一家试行招标承包经营的报纸——吉林《北方信息报》进行招标竞争答辩。
•1992年，中国报协建议允许报社从事跨行业经营，这是报业向业外扩张的开始，也是报业经营进入风险区的开始。
•1992年，北京报摊零售扩大，全市范围推行专用售报车，地铁出现报摊，相应出现周末版大战。
•2004年，许多自办发行的报社和北京青年报社的“小红帽”一样，在发行报纸的同时进入物流配送和仓储运输等领域。报业通过自办发行迈向了多种经营的新领域。
•2004年12月22日，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内地主流传媒香港上市第一股。
•2005年4月18日，《中国保险报》整体转企改制，成为我国首家整体实行股份制的新闻机构。
•2007年11月27日，《北京娱乐信报》转型为地铁报，在北京地铁内免费派发，成为京城首份地铁报。
•2008年5月16日，由时尚传媒集团斥巨资跨界打造，凯迪拉克重金赞助的国内首部时尚大片《时尚先生》，在全国上映。时尚传媒集团高调进军电影业，业内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电影背后的全新商业运营模式。
•2008年，辽宁日报传媒集团与铁岭日报社合作创办《辽沈晚报•铁岭版》，首开省级报业集团与地市级报纸出版单位之间优势互补、合作出版、合作经营的先河。
•2009年5月10日，西江日报社和南方日报社达成《关于西江日报社与南方日报社深化合作的框架协议》，开展产权合作，共同培育、开拓当地报业市场。
•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与《粤港企业家报》合办《粤港企业家星期刊》，这是国内最早的异地联合办报，而且是以零售市场为目标，3月终止合作。
•2003年11月11日，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出版的《新京报》诞生，是国内首次由两大报业集团跨地域合作出版的综合性日报。
•2004年1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和北京青年报社跨区域联合创办《第一财经日报》，是中国第一张跨地区、跨媒体的全国性财经日报。
•2004年岁末年初，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整合了牡丹江市的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把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日报、晨报等融为一体，把作为党报的地市级日报与广电业整合在一个集团内，并实行企业化管理。
•2008年11月18日，家庭期刊集团转制为家庭期刊集团有限公司，正式转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在经营上正式实行企业化。作为全国首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以刊物为主体，以创办经济实体、举办社会文化公益事业活动为两翼，从而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模式。
广电
•1978年5月11日，中央台正式引进第一部海外TV版动画片《铁臂阿童木》。
•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开始了电视广告的经营。
•1979年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率先恢复广播广告经营，播出了新时期第一条广播广告“春蕾药性发乳”。
•1980年5月，央视首次播出美国大型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掀起收视狂潮。
•1980年，全国各电视台、电台全面开展了广播电视广告经营。到1988年，广播广告经营收入为0.64亿元，电视广告经营收入为2.56亿元。
•1986年，湖南卫视的《乌龙山剿匪记》开创国内自制剧的先河。1997年湖南卫视的自制剧《还珠格格》引发收视狂潮，随后又制作《又见一帘幽梦》、《血色湘西》、《恰同学少年》等自制剧。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电视广告经营进入高速增长期。一批优秀的电视节目形成黄金(1337.80,-11.50,-0.85%)资源效应，其中1994年11月8日，央视开始的黄金时段广告招标备受瞩目。
•1997年12月20日，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上映，开创了中国贺岁电影的纪元，同时贺岁档成为电影票房最重要的保证。
•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广电集团。
•2003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式开播，向新闻立台回归。电视频道专业化运营阶段正式开始。
•2005年8月26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唱响全国，由此拉开全国选秀节目的高潮，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卫视的广告经营收入。
•2006年12月28日，央视宣布开播 “CCTV中视购物”频道，此举标志着央视正式进军电视购物领域。而电视购物也成为广电媒体创收的有效途径之一。
技术之变：从“铅与火”到“光与电”
与内容变化、经营转型等一样，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仅在形式上推动了各媒体的发展，便利了受众的需求，更是把新中国的传媒业带入新时代。
报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刊与建国前相比，在技术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制版印刷、黑白文字是共同的面孔。直到197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创办了第一张子报《市场报》之后，才有了首家彩色印刷的报纸。
•1984年，新华社第一条远程汉字电脑终端通讯电路(北京－郑州)试验成功，迈出报刊史上的重要一步。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印刷厂的激光照排车间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
•1987年12月2日，《经济日报》在国内第一次用国产激光照排排版成功，“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真正变为现实。
•1993年12月6日，我国第一份电子报纸《杭州日报。下午版》诞生，在全国率先采用电脑及通讯载体发行报纸内容及要目索引。
•1994年4月，世界上第一种中文网络电子期刊《华夏文摘》出版，标志着中文网络电子期刊的诞生。
•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率先将自己的新闻信息搬上国际互联网的举动，不仅标志着中国国内第一家日报上网发行，也揭开了国内媒体大批上网的序幕。
•1995北京新闻界编辑记者兴起“换笔”热，电脑成为报刊社新装备，编采人员的作业水平不断提高。
广电
•新中国成立之后，已有多年历史的广播仍然沿用传统音频形式；而1958年诞生的电视也是一副“黑白脸孔”。直到1976年，北京电视台通过微波线路把彩色电视节目发送到25个省(区、市)，银屏才有了“七色光”，不久之后1983年的“春晚”则让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进行了第一次现场直播。
•进入1990年，首家省级有线电视——湖南有线广播电视台试播，新技术的使用打破了无线电视一统天下的局面。而1992年10月，我国第一个卫星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开播，使得之后“上星”与“落地”成为电视领域越来越热门的话题。
•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广电领域开始向数字化进军。
•1996年12月16日，广东佛山电台进行了首次数字音频广播，随后全国的各省级台也先后实现了数字音频广播。
•1998年4月2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率先在全国广播界实现了广播的全数字化制作与播出。
•2002年，国家广电总局开始组织CMMB相关技术研究；2006年9月6日，北京电台正式启动了DAB移动多媒体广播业务。
•2003年，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在全国53个城市和地区开展了有线数字电视试点。
•2008年，北京等8个城市开通了地面数字电视，开始播出高清和标清电视节目，正式拉开我国地面模拟电视向地面数字电视转换的序幕。
•2008年9月28日，北京卫视高清频道开播，高清节目比例将占全部播出时长的50%以上。
新媒体
•1994年到2003年期间的中国互联网被称为第一代互联网，即web1.0时代，基本采用技术创新为主导模式，如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在创始阶段技术性的痕迹明显。其中在1992年12月底，清华大学校园网(TUNET)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TCP/IP体系结构的校园网。
•进入2003年，Web2.0成为互联网的热门概念之一，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伴随这一需要很多新技术继续涌现，其中Blog的出现对于Web2.0服务的扩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2004年社交网站Facebook等的诞生及2005年视频网站YouTube的诞生，使得互联网产业依靠技术革新扩展行业出路成为方向。其中被视频网站PPLive采用的P2P技术， 虽诞生较早但也是在WEB2.0时代才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
•2009年4月3G正式放号，3G时代拉开帷幕。3G手机的出现，使得手机已经成为集语音通信和多媒体通信相结合，并且包括图像、音乐、网页浏览、电话会议以及其它一些信息服务等增值服务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这将把互联网及其他行业的信息传输及普及带入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