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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

　　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大繁荣》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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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编辑本段 回目录

外文书名：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商品编码：11299290
作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版次：1
装帧：精装
纸张：胶版纸
印刷时间：2013-09-01
印次：1
页数：392
正文语种：中文
开本：16开
　　★ 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乏力？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哪里？脆弱的创新体制、焦躁的民众情绪、激进的投资策略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渐渐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本书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一本书，它找到了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
　　★ 《大繁荣》提出了民富才能国强，公众的创新才能带来国家的繁荣，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大繁荣》解决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社会如何繁荣？经济如何增长？就业如何实现？首次提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记住，这种原动力不是科技，也不是发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增长全球权威研究专家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倾力打造。此书将作为2013年最重要的经济读物在全球上市。
　　★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教授、新华都商学院执行院长何志毅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教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共同推荐。
海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
　　数十年磨一剑，中英文同步出版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
　　在《大繁荣》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是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荣》对任何关心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的读者都是必读之选。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 回目录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费尔普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5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于8月底出版美国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新书《大众的繁荣：草根革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与改变》（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
　　费尔普斯将在书中对“什么使国家繁荣”、“为何如今繁荣受到威胁”等问题进行全新解读。他认为，大众繁荣是由大众创新创造的。繁荣现象来自诸如创造、探索、迎接挑战等现代价值。这些价值促进了自主创新草根机制的发展。大多数革新产品并不是由像亨利·福特这样的商人创造的，而是由成千上万具有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研发的。
　　费尔普斯认为，从几十年前开始，自主创新与繁荣出现了衰落。在美国，有证据表明创新与工作满意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战后的欧洲也没能恢复其先前的创新活力。费尔普斯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现代经济潜在的现代价值基础受到了传统社团主义价值的影响。目前西方国家需要考虑他们是否要回归现代价值，以及现代价值与草根自主创新的关系。（郑讴/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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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前言
概论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

第四章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衰败的里程碑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前言与推荐序编辑本段 回目录

　　本书是讨论西方国家的议题：几个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取得骄人成就，但在20世纪却未能继续保持辉煌，西方由此变得虚弱和迷茫，不确定能否重现昔日的荣光。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但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在18世纪，这两个国家试图寻找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进展甚微，但此后它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商业经济被改造为现代经济——由创新者而非贸易商作为领头人的经济。英国经济（包含经济参与者和经济制度）促成了生产率的“起飞”，开启了为期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并或多或少提高了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孤独和重复为特征的传统工作被互动、新奇、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现代工作取代。美国经济在稍后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
　　本书就是致力于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过程。在生产率和工作回报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这并非什么秘密。许多评论家认为，创新源于科技进步，尤其是科学认识的突破。但大多数创新其实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业观念。与其他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创新成果是如此丰富且广泛，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消费者，因此创新必然来自这两个国家特有的因素——跨越国境的科学界。本书认为，这种本土创新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英美两国的经济活力在创新活动的喷涌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无遗。
　　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否则产业人士最看好的项目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创新努力。有时，鼓励政府建立促进创新活动的制度以及给特殊的创新项目融资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的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
　　这些观察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中国读者思考自己国家的未来。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那么为建设高活力经济，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供选择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
　　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英美两国的经验。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而且难度肯定会更大，因为它抛弃了焕发经济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资源：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100万个有创造力的头脑肯定强于50万个或者25万个。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造国有部门推动创新，但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它不足以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创新只有在具备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会采用时才会发生。中国必须牢记欧洲历史上的经验，当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大增甚至最终控制政权后，并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带来活跃的创新。
　　因此，中国人也可以慎重考虑借鉴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如何在19世纪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后来丧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书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助益。本书指出，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这些现代价值观压倒了中世纪盛行的更传统的价值观，例如看重团结和保护的观念。后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原因既非现代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如容易导致经济波动），也不是现代价值观被否定。经济活力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在欧洲，现代价值观受到打击，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名为社团主义的中世纪式的制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某些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种阻碍。有人说，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必须牢记，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个多年来为中国着迷并对中国人民充满崇敬的人，我特别感谢新华都商学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优秀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是他们让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传递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第一眼看到拉斯韦加斯时，我就意识到从没有人把它的样子画出来过。
　　——戴维·霍克尼
　　19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某些国家的民众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工资的大幅提高、市场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满意度的普遍提升？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远离了上述美好的场景？从目前来看，似乎所有国家都在与之告别。本书的目的就是探究这一罕见的繁荣是如何获得，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试图在本书中展现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由于错误的理解或其他目标的干扰，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或削弱，而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并且不能被其他价值观冲淡。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那些不理解繁荣来自何方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严重打击它们的创新活力。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今天的美国取得的创新率和工作满意度已远不能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社会成员有权利使其繁荣前景（约翰·罗尔斯称其为“自我实现”）免遭践踏。在20世纪，各国政府试图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以重现繁荣。如今的任务更为艰巨：让那些有工作的人重新找回繁荣。为此需要采取的立法和监管行动与刺激供给或需求无关，要采取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理解经济活力所依赖的机制和精神。这当然是各国政府有能力做到的，有的国家从两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为促进创新铺平道路。以上就是我在酝酿本书时涌现的想法，我相信唯一的问题在于人们还远未认识到而已。
　　后来我开始意识到另一类问题：对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生活的阻力。支持经济繁荣的价值观与妨碍和贬低繁荣的价值观相互对立。过去的繁荣为此付出了高昂的通行费。我考虑的问题是：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随之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目前，美国出现了一些实现传统目标的呼吁，如加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以及为国家利益启动公共工程，这些对欧洲国家来说再熟悉不过。有的价值观曾引导许多欧洲国家通过“社团主义的视角”用传统的中世纪的观点看待国家的作用。今天也有人呼吁要更加重视社区和家庭的价值。相反，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生活及其带来的繁荣是多么可贵。美国人和欧洲人已不再熟悉大众的繁荣的感觉。在一个世纪前有过辉煌社会的国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国，或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都已经丢失了广泛的繁荣的鲜活记忆。一个国家的创新过程，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创作、疯狂的发展和创新未能成功时的无奈终结，在今天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痛苦，只有那些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社会为了增加国民收入和国家实力才愿意承受，西方国家的当代人已不再接受。人们不再把创新过程理解为生活的兴盛发达，即变革、挑战以及对原创、发现和不落俗套的毕生追求。
　　本书是我对这些现象的回应：我要高度赞美大众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呼吁重树失去的精神，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
　　首先我将回顾西方国家的繁荣历程：经济繁荣出现在哪里，如何实现，又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被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所遗失。我们对于现状的理解，有很多来自对过往碎片的拼接。此外，我还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跨国分析。
　　历史叙述的核心是19世纪爆发的经济繁荣，它点燃了人们的想象力，改造了工作与生活。英国和美国首先出现这样广泛的兴盛景象，人们的工作投入和挑战性大大增强，然后是德国和法国。女性的逐步解放以及美国最终废除奴隶制，进一步扩大了兴盛的群体范围。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发明是这种兴盛活动的一部分，并成为同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进入20世纪后，兴盛的范围逐渐缩小，增长相应减速。
　　在这一历史叙述中，繁荣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所发展出来的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获益。此观点不同于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理论，他们认为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们竞相实现。而我认为现代经济体不同于老式的商业经济体，它是阳光下的新事物。
　　对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原生创意来自人们的创造性，依赖每个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知识、信息和想象。现代经济由整个商业人群的新创意推动，大多数人都默默无闻，包括策划者、企业家、金融家、销售员以及敢于尝鲜的终端客户等。这种创造性和与之相伴的不确定性曾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现代思想家隐约地观察到，包括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
　　本书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创新过程及其带来的兴盛生活的人生体验。创新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良好运转的现代经济的一种基本品，包括给人精神激励、提出待解决的问题、促进新观察的产生等。我试图描述在现代经济中工作和生活所获得的丰富体验，在思考这一广阔图景时，我兴奋地意识到此前还从未有人描述过对现代经济的感受。
　　在描述经济活力的现象时，我认识到无数人的经济自由是一项核心要素，我们要感谢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对这种自由的保护。此外还有各种支持制度，它们是应产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然而，保持经济的现代性所需的支持不仅仅是对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执行，也不仅仅是各种商业和金融制度。我描述的经济活力并不否认科技进步，但并不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在我的叙述中，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我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不只是生产现有的某些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转向构思和实践新创意，试图创造过去不能生产甚至从未想象到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如否定现代社会的制度和规范，被其他势力束缚或阻止），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这里所描述的西方国家历史是由一个核心矛盾推动的。这一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例如，欧洲的私人所有权占比在几十年前就提高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或保守价值观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代，再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漫长文化演变史中，产生了各种新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激发了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崛起，在18世纪培育了现代民主制度，19世纪又催生了现代经济，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一文化演变也把现代社会带到了欧洲大陆，社会的现代化催生了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中新兴的现代经济带来了社会动荡，对传统势力构成了威胁。把社区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重视保护后进而非鼓励先进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些国家非常强大，因此总体来说，现代经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并未取得太大进展。在现代经济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进展时，往往会被政府机制强行取代（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或者被管制措施束缚（例如在“二战”之后）。
　　许多学者曾暗示，他们从普遍接受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时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我自己也必须越过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形成的丛林，才能深入探讨现代经济及其创造性和价值观。熊彼特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新熊彼特主义则认为鼓励科研可以促进创新，这两种观点都预先假定现代社会可以离开现代经济体而运转（也难怪熊彼特会认为社会主义时代即将到来）。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们的幸福只来自消费和休闲，因此所有的职业活动都是为此目的服务，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体验。凯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义认为，失败和波动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缺陷，因为导致波动的挑战和冒险对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其后出现并在今天的商学院占主导地位的新–新古典学派则认为，商业活动只是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与人们的抱负、未知、探索和远见无关。还有极端乐天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构成问题，因为社会演化会产生最需要的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文化。假如本书的推导更接近真相的话，那么过去产生的所有这些观念就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本书用了很大篇幅，以崇敬的心态描述现代经济给参与者提供的体验，因为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惊奇之处。这种赞美引发的问题是，现代经济所支持的现代生活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有何优劣之处。在第十一章我将指出，现代经济的精华产物（人们生活的兴盛繁荣）与关于美好生活的古代定义合拍，而对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人们有太多不同的版本。我所理解的美好生活要求获得心智的成长（这来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道德的成长（这来自创造和探索完全未知的领域）。现代经济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美好生活的概念，这是证明优秀的现代经济的合理性的重要一步——它可以支持人们的美好生活。
　　当然，为现代经济的合理性辩护就必须驳斥批评意见。即使现代经济能够为所有成员提供美好生活的前景，但如果在过程中引起了不公正，或者以不公平的手段实现目的，也不能被认为是具有正义性质的经济。在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出现错误或造成炒作（如20世纪前10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时，弱势群体乃至所有社会成员都将遭受打击，从失去工作的员工到公司倒闭的企业主，到财富大幅缩水的家庭。政府也可能没有妥善处理现代经济的利益分配（这是美好生活的第一要素），未能选择对弱势群体最有利的方式。当然这可能源于政府自身的问题，而非现代经济的缺陷。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简要勾画现代经济的概念，它能够尽可能地为天赋和背景较为弱势的群体提供美好生活。我将指出，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体完全可以根据常见的经济正义的概念进行治理，如关注最弱势群体。如果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生活，那他们将愿意承担伴随这种生活的波动风险。我还将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有效运转的现代经济要优于一个基于传统价值观的、有效运转的传统经济。但如果某些社会成员还是坚持传统价值观，结果又如何呢？在这个入门性质的探索中，我们必须找一个止步的节点，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希望拥有传统价值观，希望有自己的经济生活的人，应该有创建其个人生活的自由。而那些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也有在现代经济中自由工作的权利，而不能被限制在传统经济中，被剥夺参与变革、挑战、原创和发现的机会。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国家应该支持甚至努力建设现代经济，但这种经济的未来是未知和不可知的，容易遭受重大失败、波动和伤害，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有漂浮甚至恐惧的感觉，但获得新发现的满足、迎接挑战的兴奋、走自己道路的自豪以及在过程中成长的愉悦（简而言之，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必须付出这些代价。
　　概论?现代经济的诞生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很少开展能扩展其经济知识的活动，也就是如何生产和生产什么的知识。即使在西欧的早期经济体，打破过去的常规、收获新知识和新经验的创新活动也很罕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确有过一些创新成果，如水磨和铸铜技术，但是对古代经济（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的8个世纪的漫长时期）而言，创新的贫乏才是触目惊心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给各国的君主们带来了财富。但正如记录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当时的经济知识进步仍不足以提高普通人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循规蹈矩依然是这些经济体的运行原则。
　　这种停滞不前是因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不想打破过去的经验吗？未必如此。研究发现，人类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千代人之前。我们完全可以由此推想，古代经济的参与者并不缺乏创造的愿望，他们也为自己的生活发明和尝试了各种新事物，但他们缺乏为社会开发和提供新工艺和新产品的能力，因为古代经济尚未培育出支持和鼓励创新活动的制度和生活态度。
　　古代经济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各国内部的商业活动以及国家间的贸易往来。14世纪的汉堡和15世纪的威尼斯是两个声名显赫的城邦，沿着汉莎同盟拥有的商路、丝绸之路和越洋航线，贸易被拓展到越来越遥远的城市和港口。随着新大陆殖民地在16世纪建立起来，国内外贸易活动进一步扩大。到18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人都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面向自己的家庭或所居住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国家与遥远的市场有大量的货物往来。商业活动主要涉及分配和交换，但是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
　　用那个时代还未出现的一个术语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重商资本主义。拥有财富的人可以成为一名商人，投资购买货车或船只，把产品运到卖价更高的地区。1550~1800年，这一体制成为苏格兰人所说的商业社会的发动机。至少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有相当多的人毫无保留地赞美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有人感觉它缺少点儿“勇武精神”。其实，商业时代的社会显然不缺乏进攻性。商人们为原料和市场份额你争我夺，各个国家也竞相建立殖民地，军事冲突十分普遍。或许是因为没有太多机会在思想上掀起挑战，或者在业务上实现重大飞跃，勇武精神只能在军事冒险中找到宣泄口。
　　在商业经济时代，商业生活的确展示出了许多与中世纪所强调的习俗和规范不同的特点：发现和打入新市场，同时也被其他人发现和打入，这必然会不时地带来了新的经济知识。商业的扩展无疑会给国内生产商带来新机遇，也会给外国竞争对手提供新机遇，从而带来生产何种产品的新知识。这样的成果可以是公开的知识，被生意圈内的人们共享，也可以是不易获得的，仍然被某些人独占的知识。或许在少数时候，尝试以前没有生产过的产品的冲动还会带来生产工艺方面的新知识。那么在商业经济时代，经济知识的增幅到底有多大？
　　商业经济时代的经济知识
　　在这方面，英格兰经济早期的某些数据碎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何种产品的经济知识的增加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也就是说，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假如在商业经济时代，经济生活参与者所掌握的这类知识（不管是公开知识还是私人知识）有显著增长，那么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在商业时代开始时的1500年到结束时的1800年就会有所变化。如果我们没能看到这一比例的大幅提高，就有理由怀疑商业经济时代是否有经济知识的显著增长。实际证据如何呢？
　　根据一份可靠的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2006年的《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中估算的数据，英格兰的人均产出在1500~1800年完全没有增加，人口总量及劳动力总量却大幅增长，从14世纪的黑死病打击中恢复过来。有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的“收益递减”规律拖累了人均产出，从而掩盖了知识增长给人均产出带来的提高。然而，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进行的10年期数据估算显示，14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均产出（当时的人口还没有因瘟疫而大幅减少）和17世纪40年代（当时的人口已几乎恢复之前的峰值）的水平大致相当。此外，有一些难得的微观数据表明，18世纪90年代的农业的人均产出并不高于14世纪早期。另一项研究则认为，在这个时间跨度内人均产出有1/3的增幅。总之，我们有把握认为，当时拥有的农业技术在将近5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太大改进。当然，这种逐一按产品类别测算人均产出的做法，忽略了劳动力转移到价格或生产率更高的产业所带来的人均总产出的持续提高。在这方面，工资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以一篮子消费品衡量的平均工资）更能反映产品和工艺方面的知识的增长。开发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创新项目可以创造工作机会，并最终提高工资水平，新工艺还会产生向上的拉动力。那么商业经济时代是否出现了实际工资水平的显著增长，并反映出经济知识的大幅增加呢？由于黑死病之后的人口复苏，英国农业的实际工资水平与人均产量一样在商业经济时代前期（1500~1650年）出现下降，在1650~1730年有所增长，但此后直至1800年，又失去了一半的增幅。整体的结果是，1800年的工资水平甚至低于1500年，与1300年相比仅高出1/3。这样的增幅是否足以证明英国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增加了经济知识呢？
　　首先，实际工资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下降，以及“糖、胡椒、葡萄干、茶叶、咖啡和烟草等新产品的出现”（这是克拉克在2007年的书中记述的），因此1/3的实际工资增幅并不代表英国的自主创新比航海家和殖民者的发现所起的作用更大。
　　其次，1300年标志着为期一个世纪的工资水平下降的终结。正如克拉克的书中所述，1800年的实际工资水平甚至低于1200年！折中一点儿的说法是，英格兰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实际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
　　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商业经济即使在其巅峰时期（1500~1800年）所取得的经济知识的增长也少得令人吃惊。随着人口总量在18世纪快速增长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段进一步加速，人口数量每年都屡创新高，我们有理由推测，土地面积的有限肯定会限制生产率的提高，抑制经济知识增长的表现。可是，尽管英国的人口快速增加，其经济结构却越来越偏重制造业、贸易和其他服务行业，这些活动所需的土地远远少于农业，因此人口增加对工资水平和人均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小。人口增加会阻止或严重制约生产率和工资提高、遮蔽经济知识增加的影响的说法并没有说服力。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在制约工资水平和人均产出的增长。
　　各国在商业经济时代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分析哪些因素发挥了推动作用、哪些没有。我们今天知道，商业经济时代有11个国家（或后来成为国家的地区）在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上属于同一级别，包括奥地利、英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挪威、瑞典和瑞士。（即使在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英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落后于欧洲大陆。）到1800年，美国也加入了这个群体。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大致上是在按同样的节奏前进，只不过有各自的步伐：各国都在相同的趋势线附近有独特的波动，如意大利在1500年领先、荷兰在1600年到19世纪早期领跑。这个事实表明，普遍的平缓进步趋势是商业发展的结果，是全球性的因素，至少对这个群体的国家来说有普遍影响，而非各国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那些时代生活的人应该能预见到，一旦商业文明扩展到最大限度，虽然全球化程度被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各国经济还是会重返过去的惯例。但结果表明，商业经济时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终阶段，至少对发达国家来说是这样。在某些商业社会，在继续开拓国内外贸易的同时，经济发展将很快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对当时来说非常特殊的事情将发生，继而改变整个世界。
　　经济知识爆炸式增长的标志
　　那些在1500~1800年（有些甚至从1200年起）没有显著改变的指标，在随后短短数十年内出现了惊人的变化。19世纪20~70年代，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相继打破传统路径，这些国家的人均产出和实际工资水平的轨迹在世界历史上显著提高。
　　根据现在的测算，英国的人均产出是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开始持续提高，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反复，尤其是在19世纪30~60年代显著提升。美国的人均产出于1820年前后开始进入持续增长期。法国和比利时是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螺旋式上升，德意志和普鲁士则是在随后的50年代。这种不寻常的进步与第一位发现它的学者不可磨灭地联系在一起，即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起飞”——进入持续经济增长的轨道。
　　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也随之普遍提高。在英国，保留至今的数据显示手工艺者的日工资在1820年前后开始持续提高，就在人均产出起飞后不久。在美国，工资水平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起飞。生产率提升的其他国家也都出现了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本书第二章还将对此进行量化分析。工资水平的起飞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出生于波兰的德国经济史学家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发现的，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转型中看到的只有“劳动条件的恶化”与“日益加重的苦难”。然而他所找到的数据即使经过他本人的修正，也表明他所研究的所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德意志）的实际工资水平到19世纪中期都进入了起飞阶段。
　　这些国家逐一产生带动作用。随着四个领头国家的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加速提升，发展群体中的其他国家仅仅通过保持与领先国家的贸易、加速利用差距带来的机会，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长速度，简单地说，就像尾随巨鲸的鱼群一样，借助领航者的水流前进。
　　现代经济学历史上这两位伽利略式的人物（库钦斯基和罗斯托）首先发现的起飞现象准确无误地指出西方国家的超常发展始于19世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当然会追问，出现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的根源何在？经济学家通常是首先求助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许多传统派别的学者认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农场和工厂中资本存量（厂房设备）急剧增加。但是，资本形成难以解释（哪怕是部分解释）美国的人均产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增加。事实上，只有1/7的产出增长归功于资本和土地投入的增加。18世纪的资本增加可能足以解释生产率在当时断断续续的、有限的提高，但19世纪的资本积累虽然加快，却不足以推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巨大增长。由于收益递减，仅靠资本的持续增加根本不能支持人均产出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
　　由于这一困难，其他一些传统派经济学家认为答案在于规模经济：随着劳动力分工的多样化和资本的积累，人均产出（和资本平均产出）将提高。可是，美国和英国在1820~1913年的生产率的增幅接近之前的3倍，很难归结为劳动力和资本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假如这种扩张能在当时创造奇迹，那么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为什么没出现类似的增长？为什么实际上没产生任何效果？此外，如果规模经济能如此显著地提升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为何没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产生类似的影响，反而是这些国家的过剩人口移民到南北美洲去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进入20世纪后，这些已经起飞的经济体要获得新的规模经济效应必然更困难，支持新的规模经济的劳动力增长和相应的资本增长减速了，但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依然保持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尽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生产率在1925~1950年增长极快，在1950~1975年又再次增长。）
　　其他传统派经济学家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段，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贸易持续扩张，人们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状态，新的运河与铁路把各个市场联系起来，这才是增长的源泉。市场的扩大当然增加了经济知识（生产什么与如何生产），对起飞国家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但我们已讨论过，既然从中世纪的威尼斯和布鲁基到18世纪的格拉斯哥和伦敦，所有的商业文明和贸易都未能促进人均产出和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那就很难相信19世纪的国内外贸易扩张能那样迅猛地提升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而且，即使国内外贸易对某些起飞国家的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却很难支撑产出和工资的看似无限的持续增长。全球化进程一旦全部完成，对外贸易作为增长的发动机就会失效。
　　虽然在人类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经济知识（有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知识）的增加才足以支撑起飞国家的整体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急剧提升。正如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言，“起主导作用的是才智，而非节欲”，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是才智而非贸易促进增长。
　　随着时代的进步，强调知识增长以及假定知识总是在增长的现代主义观点逐渐压倒了强调资本、规模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传统观点。不过，这些知识来自哪里？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发挥作用？
　　寻找经济知识的源泉
　　大多数在罗斯托之后研究起飞现象的历史学家，从哲学层面都不怀疑人的头脑能产生新观念和新知识能产生作用的可能性。进一步说，如果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未来知识不是预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社会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卡尔·波普尔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确定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那本书的主题是反对历史决定论——其含义是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这些不赞成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经济观（包括对19世纪的经济和起飞经济的看法）也是基于18世纪的概念，即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所传承的理论。在那种古典学说中，“市场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包含所有可能用于市场运转的知识，如果世界上发现了一些新知识，市场经济会立刻将其投入应用。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经济内部不存在发现空间，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增进本土经济知识的余地，因为整个经济已经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识。一个国家只有转向经济体系之外的国内外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或王室）或私人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从它们的创意和发现中寻求新的经济知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出现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经济生活内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这种经济史观在最后一代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物质进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动：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伟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神一样的人物，就不会有任何物质进步或值得惊叹的成就。当时还不满30岁的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给这个学派的模型加了一个新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于奥地利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对历史学派的经典理论进行了阐述，其基本含义如下：
　　经济活动中可知的内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经济生活内部不可能存在原创性，只有经济活动之外的发现才能使新工艺或新产品的开发成为可能。创新的可能性被打开后很快会流传出来，但创新的真正实现或应用却需要有足够意愿和能力的企业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筹集资本、组织新兴企业、开发潜在的新产品。简而言之，把事情做成。这一过程可能十分艰苦，但是与对旧产品的市场预测一样，企业家可以预估新产品取得商业成功的概率（实现“创新”的概率）。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不会误判。一位企业家决定接受某个项目，一位资深银行家决定支持某个项目，这种决策预先注定是正确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尽管事后遇到的厄运可能招致损失，好运会带来意外之财。
　　就这样，熊彼特提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理论，基本未偏离古典经济学。两位各具特色的大师——熊彼特以他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以他的历史决定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和公众。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仍未摆脱古典学说的框架。
　　但这种理论模式的困境很快显现。以德国学派的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到经济起飞阶段，伟大的航海家已没有新的航路可以发现。历史学家于是只能依靠“科学家”，把经济起飞归功于科学发现的加速推进，特别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启蒙时代（其定义大致为1675~1800年）。当时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确堪称不朽传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o Organum）中建立了新逻辑体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几本逻辑学著作——合称《工具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1628年对血液循环的精彩分析；安东·列文虎克（Anton Leeuwenhoek）在1675年对微观组织的研究；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力学著作；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在1785年前后的数学成果；欧亨尼奥·埃斯佩霍（Eugenio Espejo）在1795年对病原体的研究。那么来自伦敦、剑桥和其他少数地方的精英科学家得到的这些发现和后续研究是不是导致持续增长的爆炸式经济起飞的真正动力？
　　这个猜想会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假设启蒙时代以及之后的科技发现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起飞国家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至接近原来的3倍，并且覆盖大多数产业，而非少数几个，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发现却几乎对生产率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难免令人费解。首先，新的科技发现只是对已有的庞大知识存量的补充，牛顿就坚持认为他和其他科学家都“只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发现在经济领域未必有太多实际应用，科学家的成就往往只是很偶然地能带来新产品和新工艺。还有，大多数创新（例如娱乐、时尚、旅游等产业中的创新）与科技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创新经常领先于研究，如蒸汽机的发明就先于热力学的构建。历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注意到，即使在企业家们本来可以利用某些科学成果时，他们通常也冲在科学前面，依靠预感和实验向前推进。
　　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也归功于科技进步，但如果用另一类型的证据检验，也将面临同样的质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识几乎都可以不费代价地从学术刊物上获得，因此被称为“公共品”。那么对不同国家而言，能够获得的科技知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认为科技知识的进步是起飞国家经济知识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难解释所谓的“大分化”现象：各国的经济知识在1820年还大致相当，但在整个19世纪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加入若干特殊因素，才能解释英国为什么一度领跑，然后是美国持续领先，然后是比利时和法国的进步，以及德国的后期追赶等现象。从科学主义的观点很难解释为何美国能相继超越法国、比利时，最后取代英国的领先地位，因为当时的美国在科技领域处于落后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地理距离也十分遥远，最不容易接触新的科技发现。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解释荷兰和意大利的落后，它们的科技很发达，却长期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口。（信奉熊彼特主义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这两个国家是否缺乏企业家精神和金融专业知识。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建立在企业家的激情和金融家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怀疑缺少这些要素的。）
　　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有的历史学家把起飞归功于启蒙时代出现的应用科学的发明，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带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在英国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4年由兰开夏郡的不起眼的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多锭纺织机，1769年由博尔顿·瓦特公司（Boulton & Watt）对蒸汽机的改进，18世纪80年代由科特·杰利科炼铁厂（Cort & Jellicoe）发明的用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1814年由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的蒸汽机车。在美国，重大技术突破还包括1778年由约翰·菲奇（John Fitch）发明的蒸汽轮船等。不过，历史学家没有理由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些重大创新上。如果把很多没有记载的细微进步加起来，它们对产出和工资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上述那些重大发明，是不可忽视的天量创新。我们可以理解，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记录那些重大发明，主要是为了更生动地讲述当时连绵不断的革新浪潮，它们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遍地开花。但我们能否真正把这些发明（实用技术的进步，而不仅是象牙塔中的理论成果）视为科技知识进步的推动力？它们是不是19世纪经济知识爆炸式增长的原始动力？
　　对这种猜想的一个反驳是，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阿克莱特是假发工人出身的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或工程师；哈格里夫斯是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人，出身低微，似乎很难跟纺织机的发明家挂钩；伟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识字；保罗·约翰逊曾观察到，大多数发明家都出身贫寒，难以负担受教育的费用，但只要有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就足够了：
　　始于18世纪80年代（当时斯蒂芬森还是个孩子）的工业革命经常被描述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岁月，但实际上对那些一文不名却极具商业头脑和想象力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走到历史前台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著名发明家身上的这些特征也适用于那些对工艺进行微小改进的、默默无闻的无数小发明家。因此，如果历史学家指着那些伟大发明说“发明家们就好比装满新的科技知识的容器，浇灌了19世纪的经济沃土”，那实在是犯了可悲的错误。此外，科学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科技发明的高潮为什么会在19世纪早期兴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后？为什么这一爆发现象仅发生在少数高收入国家，而非其他国家？
　　有人可能想说，天才的发明家即使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辛勤工作所产生的创新也的确推动了科技知识的增长。然而，就像发明某种新饮料的酒吧服务员无法进一步进行化学研究一样，这些发明家其实并不能创造新的科技知识，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只有当训练有素的学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发明的工作原理时，社会的科技知识才会真正增加。好比我们需要内行的音乐学研究者，才能弄清巴赫的清唱曲为何能打动人心。然而，如果某一发明得到后续开发和应用，成为成功的创新，这肯定会带来社会的经济知识的增长，甚至连失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知识——告诉我们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术发明视为经济知识的源泉，意味着将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这容易产生误导。某些偶然的发现的确能产生影响，但只是因为其发现者正处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某些因其引发的重大创新而名声大噪的发明其实不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些进步不是靠经济体系之外的霹雳偶然诱发，它们需要对市场和顾客的潜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这些感知都来自创新者在商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认识到，需要设计出一种用途广泛的蒸汽机。总之，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的卓越创新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巨大增长，但纺织工业在整体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只能给英国经济整体的人均产出带来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个英国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借助同样的推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提出了令同行大为震惊的猜想：即使没有铁路，美国也能取得同样迅猛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系统性或程序性的变革，它们不足以解释英国经济的壮观起飞和后来的追赶国家的现象。莫凯尔曾写道：“经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本身不足以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及其带动的重大发明，都不可能是西欧和北美的起飞国家在19世纪出现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原因。经济知识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只有这样的经济组织形态才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最终将这些国家推入持续而迅猛增长的轨道。如果说存在某种终极“发明”，那就是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它依赖内部蕴含的创造性和直觉来不断尝试创新。它们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其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它们成为现代史上的奇迹。
　　物理学研究推断有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但我们并不需要借助生产率的数据变化推断经济活力是否存在。在经历过起飞的各个国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和显然可持续的增长以外，还出现了各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勇于争先的企业家大量出现，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商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工艺和产品的改进并进行新的构思，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工作体验发生急剧变化。从零售业到纺织业，再到流行音乐产业，社会中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新事物的构思、创造、评估和试验，并从经验中不断学习。
　　通过这种途径，现代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种“勇武精神”：从大众中脱颖而出并积极迎接挑战。现代经济还给具备不同天赋的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兴盛的生活：热爱工作、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丰富体验。即使那些才智平平、仅能勉强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获得发挥才智的体验：抓住机遇，解决问题，构思新工艺和新产品。简单地说，是经济活力的火花点亮了现代生活。
　　过去和今天的现代经济国家所付出的成本与收获的回报，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和正当性，某些国家如何脱离现代经济，某些国家的现代经济如何衰退，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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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衰败的里程碑
　　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从经济表现的几个核心维度（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方面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其他西方国家也或早或晚出现了类似的恶化趋势：德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法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也逐渐显现出增长乏力，这些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美国经济的长期恶化一开始显得很神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女性和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失业率有所上升，工资有所下降。但人口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显然是暂时现象，经济的持续恶化表明其构造板块正在发生变化——一种系统的、本质的变化。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严重减速才充分显露出来，但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在若干年前就已出现，只是被繁荣的就业市场掩盖了。1962年秋天，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让美国再度前进”的口号。讽刺的是，现有数据表明，明显的生产率减速正是在1964年左右开始显现，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恶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93年之前，美国的生产率增速都非常低，进入互联网繁荣时期后有显著回升，此后又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蜗牛速度。
　　剖析生产率减速有助于我们看清真相。生产率有两种类型，人们较熟悉的一种是产值与工作量的关系，被称为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如图9–1所示。在1972年之前的几十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维持在每年2.33%的均值附近，但1972年之后，均值下降到1.57%。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早期的工作小时数的迅速增加导致劳动报酬递减。然而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本平均产出的增速下降得更快，这就很难归咎于劳动投入的增加。我们还可以把这两个要素的生产率进行综合，观察全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变化（这个概念在第七章已介绍过，相当于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参见图9–2：1972年之前约为2.26%，此后约为1.17%。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减速更严重。如图9–1和图9–2所示，在互联网繁荣时期生产率出现了加速，趋势逆转，但泡沫破灭之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
　　1973年，当生产率增速下降已非常明显（并将继续恶化）时，失业率开始大幅上升，从1968~1969年多数月份3.4%的低谷，提升到1975年5月9.0%的高点。1972~1981年平均失业率为6.6%，而此前20年的平均值仅为4.6%，1900~1929年和平年份的平均值为4.95%。1973年后的城市骚乱尤其严重，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9年的急剧提高更是火上浇油，不过这种效应是暂时的（特别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在1973年之后的30年里，平均失业率为6.3%，其中1982~1991年为7.0%、1992~2001年为5.4%、2002~2011年为6.5%。欧洲国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失业率上升。在所有西方国家，生产率增长减速带来的严重失业问题已成为整个时代的标志。
　　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失业率提高之间是因果关系吗？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某些依然基本保持现代性质，某些已不再是现代经济）约20年的观察表明，生产率增长减速与失业存在系统性的联系。经合组织职业研究的结果显示：英国的失业率一开始比美国还低，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超过美国，法国的失业率也在80年代超过美国，德国则于90年代中期超过美国。与之相对应的是，生产率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的依次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因此，生产率增长减速会规律性地带来更多失业，胡恩（Hoon）和我在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阐释了这个现象。其实很多记者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他们甚至开始用“增长”作为高就业的同义词，直到2010~2011年的“无就业复苏”才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欧洲增速放缓的原因与美国不同，但增长率同失业率的直接联系依然很紧密。当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生产率迅速增长但就业不振的现象，即“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提醒过我们，创新活跃会造成某些摩擦性失业。不过，大规模失业似乎难以归咎于快速的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他货币和非货币因素推高了失业率。如果当时没有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没有人修建跨越全国的电缆，美国的失业情况可能更严重。
　　就业与创新率之间有三种机制联系。第一种是直接作用，企业如果感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威胁降低，常常会提高价格、减少雇员数量。
　　第二种是企业的雇佣人数和自身创新前景的关系。如果企业认为自己的生产率增速会放缓，那么对新增雇员的产值期望就会降低，此时，生产率下降的作用就和利率上升一样，将导致企业减少雇佣人数。
　　第三种机制通过工资和财富的关系发挥作用。最简化的理论模型是，某个经济体的产出完全是由劳动创造，不存在任何物质资本，这个社会的资本都被企业用来把新员工培训成技术熟练的员工，正如胡恩和我的论文中假设的那样。此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提高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从而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在长期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技术突然得到改进，人均产出突然增加，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工资可能上涨，就业率会在一段时间内提高，但增幅究竟多大呢？工资与财富（家庭的财产价值）的相对比值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的储蓄也会相应增加，财富会不断增长。家庭财富的增加会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因为员工所要求的工资会提高，从而压低就业量，推高工资水平。然而，只要财富增速还没赶上工资增速，财富的增幅就不足以使就业量绝对下降。如果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速持续提高，财富的增长将永远赶不上工资的提高。在这个阶段，财富虽然也在增加，但相对于工资却在减少。只有当工资财富比足够高之后，财富的增速才能最终赶上工资，这个阶段才能宣告结束。
　　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速下降会对就业和失业产生两种不良影响。首先，生产率增速下降时，储蓄并不会停止增长，因此财富增长在初期不会减速。其结果是工资财富比在1968年达到“二战”后的新高（0.38）后，20世纪70年代出现下跌，1980年降至0.32，1990年为0.29。很多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要求更好的待遇，否则就更换工作甚至不再工作。财富工资比的膨胀也促使消费与收入的比例提高：消费占国内产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62%提高到2001年的69%（见图10–2a和图10–2b）。其次，预期利润率增速降低使经营性资产（包括员工和顾客）的价值随之降低，股票价格在1968年狂跌，企业业绩不佳导致预期更加悲观，股价直到1974年才恢复平稳，由此也导致就业率下降。消费品行业的员工发现，他们在雇主心目中和经营性资产一样贬值了，他们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原有的岗位。然而，许多员工考虑到实际家庭财富仍在增加或者没有显著减少，因此不愿意接受降低实际工资的现状。与此类似，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也发现其产出的市场价值下跌，如果要保住饭碗，只能降低实际工资。在相对财富减少时，通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逐步复苏，但工资和就业水平要想从这一结构性调整中完全复苏是没什么指望的。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最终在1992年恢复到了1968年的水平，但是到1992年需要用于生产增量资本的劳动机会却增加了，也就是说，用于资本品生产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更大了，而且员工们在1992年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1968年，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把他们留住。
　　这些是否意味着“储蓄是件坏事”？当然不是。储蓄行为是支持投资和创新项目的必需品，现有的资本存量和来之不易的知识积累都是储蓄的“丰功伟绩”。然而，财富也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和工作意愿，从而增加新投资等创新活动的难度。通常来说，储蓄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可以使产出的增幅超越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但是当创新陷入枯竭时，储蓄能带来的生产率增幅越来越小，经济活动的产出就会低于储蓄带来的财富增量。因此，衰退和相关问题的根源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而普遍的增长减速，而这种减速只能归咎于自主创新的萎缩，因为草根创新（而非科技成果）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新的主要源泉。
　　创新减弱的另一个影响是创新带来的包容性影响的逆转。当某个地区开始繁荣时，边缘位置的工人和资产能获得最大收益，甚至从零收益转向正收益。与之类似，衰退给社会边缘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按比例衡量），而非强势群体或富裕群体。这种现象将成为下文的重要话题。
　　总之，各种投资活动（对新设备、新员工等）及其支持的创新是维持高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政策反应（及其失败）是后续的重大历史事件。到20世纪80年代，生产率增速仍然低迷，看不到任何重现快速发展的迹象。产业界人士不再指望生产率能像以前那样，今天的员工也不指望成为将来的超级雇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知道，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抑制下跌，需要愚公移山般的努力，但没人知道究竟该移动哪座大山。不过，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能够缓解问题的措施：抑制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向受打击更严重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1981年，热衷于供给经济学药方的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希望普遍下调所得税税率，以此增强人们参与劳动、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从而增加就业。他还建议对企业的投资费用进行税收抵扣，厂房设备的投资增加虽然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不过，当时的美国国会对财政责任的要求并没有21世纪前10年那么宽松，肯尼迪当年的减税法案是在他遇刺后才在充满哀悼情绪的国会会议上通过。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也是在遭受枪击事件后，其减税法案才最终通过。但政府同时也填补了一些逃税漏洞，希望尽可能弥补税率降低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实现所谓的税收中性。但随着里根减税政策的推出，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提高，1982年达到10.4%的顶峰，直到1989年年底才回落至5.4%。
　　1989年，对供给经济学（曾称其为“巫术经济学”）心存疑虑的新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却希望维持财政赤字。然而在1990年，民主党人拒绝削减政府支出，国会表决通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增税法案，由总统签字生效。这导致美国失业率在当年年中开始提高，1992年达到7.5%，1994年回落到6.1%。当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的想法又改变了。克林顿的顾问们认为，财政盈余在未来数年内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将多于其破坏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互联网革命和互联网泡沫。当2001年失业率再度飙升时，新当选的小布什总统再度求助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在2002年推出了所得税削减法案，随后在2003年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扩大福利，最后还出台了鼓吹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一繁荣未能长期持续，失业率飙升到更高的水平。另外在这段时期，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开始参与经济活动，这使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58%~60%提高到80年代的60%~63%，再提高到90年代的近64%，这也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依然非常有效。
　　显然，即使在公共债务水平较低的初期，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政策和供给经济学的刺激劳动供给政策都未能逆转生产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趋势。这并不是说所有政策都毫无价值，而是强调这些行动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而没有可持续的效果，而且即使能取得收益，也不足以弥补成本。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又出现了另一种退步，而且持续恶化到90年代早期：经济包容性的下降。这里的“包容性”通常是指弱势群体的相对失业率和相对工资等指标。长期观察得到的一个常识是，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大约是其他群体的2倍，其相对失业率的上升在这个时期并不明显，然而，低端劳动力与中等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差距的幅度可以用“10-50比率”反映：收入排名最低的10%的工人的工资与收入排名在50%的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工资水平）的比例。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20世纪40年代，低收入者相对于中位数收入者的状况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包容作用。但低收入者工资水平提高的美好时代于20世纪最后25年宣告终结，全职工作的低收入者在70年代与中位数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扩大了9%，到80年代又扩大了10%， 90年代依然以同样的速度滑落，直到1995年才稳定下来。其结果是，低收入者的相对工资到90年代中期约比1975年的水平下降了20%。
　　由于工资差距是从70年代后期（增长率下降几年之后）开始显著增大，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怀疑生产率增长减速是工资差距拉大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还存在疑问。本书用很多篇幅指出，创新活动可以推高对资本品的价值评估，从而把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推向更高的轨道，另外还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因为产品开发、推广和评价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然而这里要讨论的是低收入者相对于中等收入者的工资水平，答案可能与高技术产业体系的出现有关，因为通信技术提高了大多数商业创新对技能的要求。史蒂夫·乔布斯必须对相关技术有所了解，才能判断哪些新产品是可行的。新出现的高技术体系对负责其运转的员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简而言之，快速创新是问题的根源。然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数据表明，从整体经济来看，创新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只在1996~2007年稍有回升。假如创新活动恢复到当年的高水平，那会造成怎样的就业悲剧！因此，更符合实际的假设是，参与和采用创新的企业往往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当创新停滞时，其价格也不再下降，这会给弱势群体和大多数工人群体造成较大的损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试图扭转或控制差距的扩大。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具有预言性地出现在70年代初，他认为经济正义的概念要求政府用补贴或者其他手段进行干预，尽可能提高最低工资率。几年之后，众议院的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领头并通过了1975年的《所得税抵扣法案》。该法案规定某个年度的低收入者将获得未来的税收抵扣，700美元可能变成1 000美元。这个措施恰逢其时，因为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下滑，并延续到90年代早期。1985年的里根减税法案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正，比之前更加照顾有未成年子女的工作家庭，其性质由此变得更类似于儿童抚养补贴，而非工作补贴。但不管怎样，这方面的年度支出从未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
　　这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增加收入从而鼓励人们通过继续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斯密所说的“自助”，而是向低收入者提供经济帮助，不管他们是否参加工作。来自税收抵扣的微薄收入远远比不上低收入者从其他补贴项目中获得的好处，包括食品券、医疗补助计划、低收入者住房项目、未成年子女的母亲补助、残疾人福利以及其他较小的项目。与低收入者所能得到的工资相比，从这些项目中获得的收入加起来更可观。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社会性转移支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7.26%提高到1970年的10.21%，并于70年代飙升到15.03%，几乎与英国的水平相当，然后在8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21.36%，远远超过英国。随着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延续，社会福利依然呈现扩大趋势。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表明，获得某种形式的政府福利的家庭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83年的29%，直线提高到2011年的48%。当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增长停滞时，非工作性质的收入大幅增加：
　　最底层的10%的群体在1990年的收入仅为150亿美元，人均约1 200美元，而整体经济中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当年约为2.5万美元……这点儿收入（1 200美元）怎么维持生计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福利支出，尤其是（但不限于）在岗员工和潜在员工有资格获得的福利……当年，针对在职员工的各项福利，如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住房福利和补充收入保障计划的总公共支出高达1 500亿美元。从现有的补助项目中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最底层的10%的群体的工资收入。我们这里有一个对其依赖度的测算：他们的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现金和实物收入）中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取消福利制度并不会增强他们的独立性……他们还是会依赖，只不过依赖对象会转移到亲属和慈善机构。
　　这样一来，工作被严重贬值。愿意从事全职工作乃至任何一种工作的低收入者越来越少。
　　政策制定者在最近几十年采取了另一种应对措施，即对收入最低的40%的群体（几乎是总人口的一半）接近于取消税收。选择工作的人（多数是工资较高的人）面临的税率也几乎低于西方其他国家：非常名不副实的所得税、零住房税收以及零联邦增值税等。于是，美国政府为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负担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使人们的税后工资、财富和消费基本上保持在相对收入没有下降的水平。然而，这些政策对于鼓励低收入者重新融入社会、增强他们因为贡献而获得收入的自立精神毫无裨益。以前，美国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口虽然不能为政府提供税收，也不能影响政府，但至少还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如今他们没有自己的事业，对政府事务有了发言权却依然不负担任何成本。
　　面对各种问题，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只有表面作用，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此外，即使税收抵扣、社会福利支出和减税能够持续有效地把失业和工资差距缩小到以前的水平，还是会有问题。如果创新萎缩继续拖累经济发展，经济生活的满意度也很可能下降。从本质上讲，政策措施无法解决经济生活的结构问题和体验的退步。
　　此外还有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损失和工作安全问题。在增长率增速放缓时，工作满意度的确出现了显著下降。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速度大为减慢，尤其是本土的草根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我们可以推论，在产业界从事工作的收益将很快下降，因此，工作满意度趋势的数据可用于检测经济发展形势的严重恶化。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涉及工作满意度问题的多次家庭调查中，虽然某些调查显示70年代早期以来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下降，但总体而言，工作满意度呈显著下降趋势。例如，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份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你是否很享受工作，把工作推到一边时感觉很难熬？”对这个问题做肯定答复者在1955年占51%，1988年为33%，2001年只有23%。吉孚富凯罗普顾问公司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休闲的目的是给工作充电还是纯粹娱乐？”回答工作最重要的比例在1975年为48%，1985年为46%，1995年为37%，2000年只有34%。最后，盖洛普咨询公司在调查中问道：“对你从事的工作或岗位是否满意？”回答“满意”的人的比例在1966年平均为86%， 1973年为77%，1984年为70%，1995年为73%，到2001年仅为70%。
　　布兰弗罗和奥斯瓦尔德对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工作满意度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一时期出现了“幅度较小但系统性的”下降趋势。作为工作满意度研究方面的权威经济学家，他们还指出这个结果，因为在最近几十年中，工作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在不断改善。另外，男性和女性在这个趋势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
　　或许有人会问，工作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是表明工作士气出现了问题，还是说由于生产率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导致员工和雇主的地位发生变化？毕竟，美国的失业率曾经在1982年11~12月达到10.8%的高点，那正是对抗通货膨胀过程中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即便我们把研究范围缩小到失业率较低、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相近的年份（但这样的年景也越来越罕见），仍然可以看到工作满意度的显著下降。
　　工作满意度下降的现象并不限于美国。源自内部的自主创新曾经是西欧国家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源泉，但这种创新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停滞，到50年代已彻底消失，只是依靠从海外（主要是美国）引进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弥补这个缺陷，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引进一直占主流地位，给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满意度。然而，随着美国的生产率在70年代的减速，到80年代，欧洲国家能引进的海外创意大量减少，那里的工作满意度和就业数量开始显著下降。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断，欧洲国家的工作满意度会在80年代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不大是因为其基点原本就不高。事实上，从世界价值观调查在80年代搜集的早期数据可以看出，英国的工作满意度在1980~1991年严重下滑，1991~2001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意大利在1980~1991年下滑，德国当时的下滑幅度较小。最后，欧洲国家自身的生产率增长也必然减速，意大利和法国的生产率增长分别从1997年、1998年开始急剧减速。法国的工作满意度虽然在1991~2001年略有上升，但21世纪前10年再度下降，德国则是从1984年开始就陆续减速。
　　许多人认为，工作满意度的下降标志着工作稳定度的下降。不仅专注于安全保障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就连一些涉猎范围更广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一些家庭调查专家就提出：工作稳定度是工作满意度的一部分。但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你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感受到巨大的满足感，但某些东西使你担心失去这份工作，你就会说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说你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担忧岂不是更准确？至少有一个调查引导受访者把工作稳定度纳入工作满意度，并将其列为工作满意度三要素或四要素之一。那么，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稳定度之间是否存在统计相关性呢？如果把各种干扰因素清除，的确能看到这样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一定代表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工作满意度低和工作稳定度低可能只是经济中有大量低收入岗位存在的特征。工作稳定度也不是工作满意度的充分条件：例如匈牙利人的工作稳定度很高，但工作满意度极低。不管怎样，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历史数据并不表明工作稳定度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家庭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的在岗员工对工作稳定度表示“完全满意”的比例从1989年（调查初年）的45%提高到2002年和2006年的55%（这些信息来自美国的工作满意度数据汇编，没有更早的年份）。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报告指出：感觉“完全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失业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从1977~1978年的91%（最早的数据）到1990~1991年和1994~1996年的89.5%；感觉“非常容易”或者“比较容易”找到报酬相当的另一份工作的人口比例从1977~1978年的59%提高到1990~1991年的60%， 1994~1996年又下滑到57%。这些数据表明，经济活力下降并没有增强不安全感。
　　因此，没有什么实际证据能够证明经济活力的丧失会导致工作不安全感增加。随着生产率增速放缓，人们会推论出熊彼特主义的“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现象同时减少，而实际数据也证实了这个推测。据估计，1989年有8%的工作岗位被破坏，这个数字1992~2002年下降到7%，2002~2007年降至6%。这个结论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工作的不稳定度在经济衰退时期通常会升高，然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工作的长期稳定都发生在某次衰退之后。即使经济衰退加剧了失业问题，在经济复苏甚至平稳期，工作岗位也不太容易被破坏，因为危机及其破坏已经过去。活力丧失、解雇浪潮等破坏虽然在经济复苏期未能逆转，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轻易再爆发。
　　生产率增长减速时期的一个新现象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金融业的结构性转变。美国的重工业（耐用品制造业）就业人数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均为1 150万人，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则从720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670万人。由于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员工大多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因此其他部门的增长无法创造足够多的新劳动力需求，也就无法弥补原需求的减少。就业的完全恢复要求总产值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产值的增长不足以完全实现就业水平的恢复，这在今天被称为“无就业复苏”。制造业下滑在21世纪前10年加剧，当然部分源于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建筑业的繁荣很快弥补并超越了制造业的就业损失。在国内储蓄不变的情况下，从购买美国的国内产品转向购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了用于国内投资（建筑业）的资源总量。在储蓄减少和投资持续繁荣的情况下，外贸赤字必然扩大，出口越来越少，从中国的进口越来越多。
　　最后但同样关键的一点是，在生产率减速时期，就业波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介绍了失业率上升的趋势，但还有其他经济表现维度，包括离职及其带来的混乱感。这个时期，在30多年内就发生了5次衰退：1975年（月度失业率达到9.0%），1982年（10.8%），1992年（7.8%），2002~2003年（6.3%），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10.1%）。因此客观地说，1972年之后的经济变得更易受到衰退的影响。我们可以用骑自行车来做个类比：在不得不低速前进时，骑行者往往更容易偏离路线。创新的削弱可能是生产率和就业减速的原因。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企业考虑放弃某项创新项目，担心新产品遭遇失败，首先是害怕新产品会使自己的产品被市场淘汰，另外也很担心市场需求会因下一次衰退而变弱。
　　2008~2009年的严重衰退是一个特例，这不是因为其下降幅度最大，而是因为这只是长期衰退的序幕，美国经济直到现在才勉强摆脱。相比之下，1933~1937年从“大萧条”中的复苏创造了复苏速度的纪录。低谷也往往代表着矫枉过正，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低谷之后通常会出现高速复苏。然而，前文提到的多次衰退之后的复苏期都非常规地延长了。再以骑自行车为例，我们的解释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对抗衰退的能力更强，就像快速前进的骑行者回到正轨的速度也更快。在1949年的衰退中，当美国经济回到过去的快速增长轨道时，失业率在达到7.9%的峰值（一年前为3.7%）后一年内又回落到4.2%。但在1975年的衰退中，在达到9.0%的峰值（一年前为5.1%）后，花了3年时间才回落到6.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1950~1972年的黄金时代相比，1972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要慢得多。即使在1920~1941年的高增长期，美国经济也几乎不受衰退的冲击或长期处于波动状态，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投资过剩之后遭遇了沉重的打击，而政策的失误又加剧了衰退。
　　如今，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引发2008~2009年严重危机的一系列错误行动：政府试图扩大住房所有权的政策，房价会不断上涨（至少有时间卖掉）的幼稚判断造成的鲁莽行为，抵押贷款发放者的欺诈行为，大银行通过大量借款提高资本杠杆率然后把抵押贷款做成资产包卖给海外银行（打包和分销）的做法等。
　　然而，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时期的多次衰退（包括1975年和2008~2009年的衰退）却显示，许多家庭靠大幅减少储蓄维持收入水平，整个国家通过向海外大量借款维持财富规模，政府通过大量借款和各种刺激投资、产出和就业的措施维持其财政收入，而这些做法最终被事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其效果令人失望。总体来说，人们顽固地否认生产率下滑时代已经到来，拒绝对未来可以承受的国内消费水平进行冷静判断。这必然导致一个病态的社会，政治领袖在选民面前不敢讲出真相。大减速之后并不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生产率增长减速会使社会陷入狂躁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过度投机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它更有可能使整个社会跌入衰落和瘫痪的深渊。但不管怎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减速的原因并积极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第十章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在某个讲述美国衰落的故事中，“二战”后的几十年曾经是黄金时代。联邦政府为劳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各州政府则提供失业补贴。这些保障了员工和消费者的安全，并防止人们的储蓄受银行倒闭的牵连，保护其投资免遭欺诈。各类大型企业给员工提供事实上的终身岗位，使他们自愿保持忠诚。工会为反对裁员和争取工龄权利而斗争。除广泛的经济保障外，失业率较低且平稳，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接下来，故事中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企业脱掉了可贵的父爱主义外衣，成为高效的管理资本主义的典型：把股东利益置于员工利益之上，为推高股票价格不择手段。业绩不佳的经理人成为公司并购和私人股权收购的猎物，只有大幅裁员才能保住剩下的岗位。被这种新精神俘获的政府通过削减税收激励企业，如果政府收入减少，则会削减社会项目支出。工会被私营企业排挤。结果是，失业率上升，员工安全感降低，企业感觉不确定性增强，投资人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
　　这个为获得效率而牺牲稳定性的故事的寓意是，重返“二战”后的社团主义道路对美国是有利的。某些认同该故事的人对其含义有不同的解读，认为黄金时代建立的各种保障项目只有在美国经济运转良好时才是可持续的：
　　在左翼阵营，一直以来的看法是……20世纪中期的模式是可持续的，贪婪的私人股权“秃鹫”可以被控制，当欧洲成为废墟、半个地球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时，仍然能在美国有效运转的体制到了全球化时代同样能发挥作用。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即便重建了社团主义—共产主义模式，也不能摆脱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造成的工资水平停滞状况，这些因素包括国际竞争、国内人口结构、就业的社会福利缴费等，更不用说创新萎缩了。
　　这种民粹主义的叙述存在根本缺陷。首先，“二战”后那段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其增长率远不及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失业率和劳动就业率与20世纪20年代乃至更早期相比也并不突出。50年代的工作场所的杂乱无序也成为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的主题。其次，虽然全球化造成了间接破坏，但任何严肃的分析都能发现这些成本背后的显著收益：世界市场的比重扩大（从80年代到90年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对美国的创新只有促进作用；中国提供的低利率的资金对创新也具有激励作用，或者说，假如美国的经济政策没有把这种激励导向投机者和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住房投资，本来是可以用以激励创新的。最后，虽然通过提高效率增加利润的动力会破坏某些工作岗位，或者迫使工会放弃某些权力，但削减职位有助于继续保留剩余职位，从工会控制下释放的新自由只会有利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美国产业界“二战”后的社团主义精神保证了创新活力、创造了工作机会的观点缺乏确凿的实证根据。新保守主义重新确立了在产业界的地位、恢复了所有者的控制，导致企业界丧失了经济活力和就业创造能力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
　　在关于美国衰落的另一个故事中，历史更久远但内容不同的黄金时代开始的时间要早几十年，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自由企业从公众和政府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对应的监管措施很少且易于实施。美国的大多数税率处于较低水平，大学入学率是全球最高的，医疗产业和教育产业不时有新的私立医院和私立大学加入，它们能看到盈利的前景。即使像杜邦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也颇具创新力。随着社会偏见的减弱，少数族裔开始闯进专业领域和产业界。另外，经济增长率处于高水平，除30年代以外的失业率也较低。那是一个创业的时代。
　　这个故事接下来说，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大量出现的监管规范对投资机会的限制越来越多，功能失常的公立学校和家庭环境剥夺了大批民众获得最新科技知识的机会。据说，很难找到能胜任办公室工作的人，公司雇用的大学毕业生只能打杂跑腿。对储蓄和投资的税收政策更加苛刻，小企业也不得不寻求有限责任的保护。企业缴纳公司税后只能留下65%的营业收入，再扣除15%的红利和资本收益，只剩下55%。另外，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保守主义者的推论是，如果回到教科书中的标准资本主义，美国就可以恢复活力：经济中需要的监管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企业税率应大幅降低，以刺激就业和增长。某些青睐资本主义的观察家质疑美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还能否做到这一点：
　　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称，我们所需要的似乎只是放松监管、降低税率……然而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帮助……40%出自单亲家庭或失去社区支持的人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竞争技能……以便成为高素质的劳动力……奥巴马可能不得不选择其他政策。
　　不过，经济学家或许会说，即使社会制度和“社区支持”能提供必要的技能，也还需要克服制约工资提高的市场因素，尤其是影响创新的因素。
　　上述推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尽管低税收和高竞争可能是实现高就业与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但这样的经济治理规则并不是高就业率和高工作满意度所需要的经济活力的充分条件。前文已经讨论过这一观点：削减政府支出、减少工资税和雇主的工资支出会增加私人储蓄和私人财富，最终抵消工资收入提高的效应。由于这种作用，改革最终不会带来就业水平的提升。
　　第三个故事版本说，由于“二战”后几十年里不再重视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在弱势群体和家庭中形成了一种功能失常的文化，从而加剧了社会问题，威胁到这个社会支持自由企业甚至维持自身的能力。这种观点不属于“左”、右任何一派。我在《有益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书中支持对企业提供分级补贴，以鼓励它们雇用低技能工人。这种做法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工资，迅速提升社会包容度。今天，许多人赞成改善教育、抚养子女和社区支持等方面的措施，旨在大幅减少下一代弱势群体的数量。但有一点很明确，即改善弱势群体待遇的补贴和提高其素质的投资都不足以使其就业率和参与率回到衰退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原因在于，回归过去的自立、教育、抚养习惯和其他社会规范并不能大幅提高整体经济的活力，也就无法降低总体的失业率并实现快速的生产率和工资增长。
　　本书对于现代经济的观点不同于以上各种流行说法。我们关注的是现代经济中核心机制的退化，这种退化必然导致经济活力显著下降，随之降低经济包容性。我们并不把问题归咎于企业面临的人力资本退化（比如学校教育年限减少）或者税率的小幅提高，而是通过证据指出，今天的少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活力被制度—文化体系中的某些缺陷削弱了，政治上的不恰当应对措施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我们并不要求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是更广泛地推行自由主义，或者对教育和就业进行更多的干预（先不管其中的具体措施有多么受欢迎）。我们强烈呼吁，应该从社会价值观和制度两方面清除制约经济活力的障碍，以真正复兴现代资本主义。
　　衰落之源
　　到底是哪些缺陷导致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力被显著削弱，从而失去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进步时代充满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中的一些批评催生了有效的行动，例如对垄断现象的反制。当时的反对理由是基于静态的资源配置：垄断力量可以限制产量，提高相对于成本的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如果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由单一企业进行生产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就将其改组为接受价格控制的公共事业机构。进步时代还把批评指向原始的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不应该给予工资补贴、利息收入不应该征税等。然而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试图寻找的缺陷是制约创新能力的因素，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大企业、共同基金和银行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产业界和金融界的老手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严重的缺陷。某些缺陷已经扩散，过去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些企业组织办法，如今都需要从创新的立场出发重现检视。
　　杰出的商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用“管理革命”这个鼓舞人心的说法描述“专业管理”的崛起，它们可以把“多重产品线”纳入由中高层经理人组成的层级管理体系。
　　到20世纪中叶，这些企业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名中高层经理人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经营单位，员工总数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种组织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重要和普及的程度。
　　这种新型管理方法得到了广泛赞誉，它能找到最节约成本的生产方法，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种新型管理方法本身就是杰出的创新，它改变了全世界的经营实践。此外，新兴企业的规模之大，使其可以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小型企业难以承担的创新项目。然而不利于创新的因素也随之出现：在传统的小型企业里，即使是最底层的员工，只要他们有新奇或与众不同的想法，就有机会传递到较为高层（就算不是最高层）的管理者那里。因此，企业员工会更留意自己灵光一闪的瞬间，从而更容易获得创意。但是在管理层级极其复杂的大企业里，员工看不到这样的前景。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企业所有者不进行干预以控制公司规模、改善内部沟通？原因在于，大企业（包括那些成功进军甚至开创某个产业先河的大企业在内）都容易有所有大型层级组织共有的内部交易的弊病。即便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股东兼董事长，情况也是如此。有关微软公司的报道就是典型案例。
　　在我任职初期，我们工作组的绘图专家发明了一种在屏幕上显示文字的方法，名为超清晰显示技术……电子书已经采用了这种技术，而且该技术几乎对任何带屏幕的仪器都有价值，因此称得上是微软拥有的潜力工具。可是这种技术让微软公司的其他工作群组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快。视窗群组的工程师们虚伪地宣称，这种技术在展示某些色彩时会出现故障，办公软件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则说这种技术让他头疼，便携设备部门的副总裁更直接，声称只要我把这个项目和程序员转移到他手下，他就会支持和采用该技术。最终的结果是，尽管这一技术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内部推广，并申请了专利，却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在视窗操作系统中推出完整的实用版本。
　　内部竞争在大公司里很普遍，激励创意的竞争是明智之举，但是在竞争失去控制甚至带有破坏性时，问题也就来了。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有功能障碍的企业文化，大型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猎捕那些新兴团队，蔑视他人的努力，不公平地和他人争夺资源，不断排挤对手……微软公司的未来堪忧。
　　首席执政官即使同时兼任董事长（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创始人），手握强权，类似的问题依然难以避免。很多创始人并不具备管理一个复杂组织所需要的才华，或者不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脸谱网（Facebook）富有远见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就很明智地招募了一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过随着公司组织越来越复杂，就需要分权给中层经理人，麻烦也在不断产生。各种问题虽不足以完全阻碍公司创新的步伐，但肯定会拖累前进的速度。
　　对大公司而言，即便最优秀的领导人也难免管理不当，如果公司控制权掌握在创始人和控股股东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手里，情况可能更糟。在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后不久，就有人指出把大公司的治理交给这些人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年）一书中的评论就是非常经典的批评。股票工具可以使公司的股权持有人迅速获得资本收益，哪怕公司从事的项目在很多股东都已去世的遥远未来才能产生利润，这种做出长期承诺的妙招屡试不爽。然而，大公司经理人也由此产生了背叛股东利益的想法（当然未必都会付诸行动）：青睐那些会在他的预定任期内产生回报的项目，而放弃时间跨度更大、前景更远大的项目。为防止此类行为，给经理人制定薪酬标准的董事会明白，在股票价格上扬时可以给经理人提供奖励，某些时候还可以在股票价格下挫时收取罚金。然而经理人（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经理人）会要求更高的固定工资，以弥补罚金损失。此外，这些做法还会迫使经理人回避所有给自己带来风险的投资项目，特别是成本较高的长期项目。注重长期回报的精神依然很难成气候。有时，强势的大股东可以帮助解决公司治理问题，而某些与经理人同样短视的法人股东则会使问题雪上加霜。
　　近年来，大公司的短视行为随着共同基金的兴起愈演愈烈——这是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及其儿子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研究课题。对冲基金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较为忠实的、不经常换手的投资人，因此会高度规避股票价格有大幅下挫风险的公司。共同基金会宣告其投资的公司下个季度的盈利目标，并给公司施加相应的压力。于是，这些上市公司的经理人被迫把很多精力放在实现季度盈利目标上，而不是思考长期投资和创新战略。
　　共同基金还造成了更多缺陷：它们进行极为广泛的分散投资，使财富所有者丧失了利用自己独有知识的动力，他们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业、产业和技术的情况，只需要简单地把财富委托给一家或多家基金即可。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用科学的资产组合分散投资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正如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发表于1993年的《股市流动性的隐含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Stock Market Liquidity）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退步。对我们目前的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共同基金对各种类型的公司保持相对稳定的投资权重，这会使发现特殊机遇的公司几乎看不到其股价的相应涨落，以至于错失投资和创新良机。此外，人们把投资决策委托给专业机构，这也会削弱他们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的动力。
　　最严重的是，现代经济的各种缺陷集中表现在大型投资银行内部。金融市场的许多不完善之处目前已被修补，资产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大型投资银行将其很大一部分资金（及金融业的大量专业人才）用于货币和政府债券的投资，而不是用来评估各公司和产业、判断新的发展方向的价值。此外，这些银行的风险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过去一直采用合伙制、由合伙人承担重大责任的银行如今已改组成公司制，在股票市场上市，而股东们对它们的控制力却很弱。在遇到麻烦时，股东将蒙受损失，而不再是合伙人身份的经理人却无须对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个人偿付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称不上“赌场银行”（casino banking），因为赌场不存在这种道德风险。讽刺的是，银行却宣称可以通过大数定律科学且精确地管理风险。
　　银行的投机行为还加剧了整个经济遭遇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严重冲击的风险。在利率较低时，银行倾向于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没那么大，银行轻轻松松就能从中获利。虽然从概率上讲这很有利，但也容易导致“赌徒破产”的结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回升，引起长期利率提高，使其价格相应下跌（就像长期投机泡沫之后房屋价格下跌一样），银行将在借款中遭受巨额损失。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要求投资银行必须靠长期借款进行长期贷款，因此在债券到期之前，银行还有挽回损失的机会。这种无约束的金融投机的另一种社会效应是，迫使各国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民粹主义的限制措施，这有利于已经掌握资本的既得利益者，却增加了新兴企业的融资难度，并使它们担心能否在下次危机来临之前完成项目，总之不利于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全面禁止个人、企业和银行的任何投机行为。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储蓄服务的银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之前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1/5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然而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随后几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或收购投资银行，通过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资本杠杆率。
　　人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给银行业和航空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术语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断开辟新业务，银行不断向外发放贷款，都是考虑到企业管理费用可以分摊到越来越多的航线和资产上，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可是，当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扩张之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破坏彼此的盈利机会。2005~2006年之所以出现疯狂的“打包分销”贷款浪潮，也是因为银行考虑到如果不把新资产卖掉，损失就只能自己承担。但它们没有考虑到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打算，从而导致整个产业过分膨胀。结果就是，这些产业不断爆发的危机造成了就业和利润的损失，也波及其他经济部门。
　　银行业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它们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远见和判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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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余江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9月

　　视野

　　近日，在201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期间，80岁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除了参加讨论、公开演讲、受访外，还带来他的新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文版。

　　曹萌瑶

　　著名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贡献卓著，是就业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和权威。2006年，他被评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汇集了作者对经济增长和繁荣富强的深度思考，还未出版发行便受到了全球范围内专家学者和权威媒体的瞩目。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等对此书好评不断，此外，国内专家也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近日，《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

　　经济如何增长？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

　　大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有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作者深入分析了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取得大繁荣的根本原因。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经过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

　　但是，作者所指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的狭义的创新，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或者通俗点说，现代价值观崇尚的是草根经济活力带来的广泛意义上的全面创新。

　　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

　　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费尔普斯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这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繁荣，而现在却开始衰落和迷茫。

　　大国的无论兴衰的历史，都极具借鉴意义和价值，读西方的经济史促进我们不断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

　　当下的中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是如何健康发展，怎样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家、民众关注的重点问题。

　　作者写西方世界的历史，其实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人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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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Mass Flourishing,《大众的繁荣》,《大众的繁荣：草根革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大众的繁荣：草根革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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