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的剧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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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春和
政治权力剧场化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权力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革命激情，也没有民主政体中的底气与开放，出于权力的利益自卫而对权力的主体及其目的进行刻意的化妆，或者用一种无处不在的舞台效果来讨好观众，这是所有威权体制中政治权力剧场化的共同特征。在极权主义时代，政治权力自负对万物享有普遍的权力，不会考虑用过多的政治化妆来进行统治，他们发出的任何指示无需论证，也不容置疑；在革命时代，政治权力在暴力的支持下形成高度统一，虽然革命的号召中不乏剧场效应，但更多的是一种广场式的鼓动，以此来凝聚起支持革命的乌合之众；在民主政体中，由于政治机制设立的透明和开放，政治权力很少具有剧场化表演的舞台，任何有意掩饰和遮蔽政治权力主体动机的表演可能弄巧成拙，或者前功尽弃，得不偿失。民主政体中还不具有政治权力剧场化的观众条件，公民社会本身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权利个体或维权组织，没有全体公民的授权，任何政治权力的表演都是一种玩火自焚，败露者自然受到国民的审判；在威权主义时代，由于表面上淡化了其前辈极权的严酷与血腥，又在与民众的权利博弈之间拉开回应架式，这个时候的政治权力具有了广泛的剧场化机会，因此，政治权力自此走进了剧场化时代。
政治权力的剧场化源于深刻的政治危机。如果没有政治危机的出现，或者不想挽救政治危机，这种剧场化效应也就无从出现，或者是难以全民剧场化。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的整合功能，尽管政治权力运用单向的强制宣传进行最后努力，但已经徒具自我辩护的形式化特征。意识形态危机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传统运作手段已经失效，任何理想化的目标号召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认同，过度的阐述、重复和强调已成为剧场中的丑角。这个时候的意识形态在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正统原教旨的道义支持，因为其道路本身已经否定了原初的承诺和宣誓，人们不再有对其盲目的幻想和支持。令其尴尬的是这个时候的意识形态难以有任何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因为其先辈已经把幻想描摹得登峰造极，那种人间天堂已经超越了人们的继续想象。在今天，关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坚持只能是一种变相的，或者移花接木般的诠释，在每一个不再坚持原教旨理想的基础上，每一次诠释都会成为一种表演，也成为自己道路和理想的反讽。吉拉斯说，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其伟大领袖和政治强人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在这个现实人物的时代，新的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们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应该说在革命的初创时期和革命过程中，尽管这种幽灵导向邪恶，但坚持者们并不具有过多的表演故意，他们一方面对此怀有不可思议的邪教般的真诚，一方面又通过它达到了力量的整合与统一，从而加固了革命的手段。但在其理想败死之后，关于这个幽灵的任何继承都是一种无奈的剧场行为，否则，其权力体制的存在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即便是今天市场管控的放松或者引进市场机制，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单方面的经济自由照样是极权主义的遗产，是政治权力剧场的一部分。
吉尔茨曾经提出过“剧场社会”的概念，他所说的“剧场社会”实际上是在政治权力运作中出现的用一种表象掩盖了真实生活的社会，一个仪式化的表演胜过实际言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权力巧妙地把意识形态的焦虑和危机转化到经济的发展方面，以社会淡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的表演，使其剧场化的效应自觉地扩散到人们的逐利追求方面。这种经济生活的剧场化的确在化解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危机方面起到了一定缓冲作用，事实确实如此，人们已经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紧赚就是好猫。如此一来，意识形态在今天的剧场化已经从广场走进了市场，已经从神圣的血腥仪式走进了赤身裸体的逐利范式。每一个参与市场剧场化的个人已经很难察觉到其背后的权力表演，并且把剧场化带来的功利效果完成了自己的追求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参与市场经济分红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兴趣，而实质上，对于市场经济剧场化的参与正是对政治权力剧场效应的真正兴趣，只是人们已经从服从变成了自觉。应该说，这种市场化条件下的权力剧场化带给社会的危害变得更深更广，如果说，过去的意识形态接受只是肤浅的政治表面，而今天则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骨髓了，尽管人们在口头上不予承认。在民主法治社会，罗尔斯说，目标互异的个人中间，一种共有的正义观建立起公民友谊的纽带，对正义的普遍欲望限制着对其他目标的追逐。而在威权时代的政治剧场中，只有整个社会的逐利行为和权力设租建立起了一种辽阔的剧场效应，人们不再有正义的理想目标，只是把配合与互动当作唯一的目标。在任何时代，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人们在追求奴役之路上是如此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每个人都有逐利的天性，这是动物性本能，是动物的天然防卫机制决定的。这种逐利的动物性本能是动物性激情，无私是一种理性的结果。正如霍布斯所说的，“来源于动物天性的激情本身并不是邪恶，尽管它们引起的行动有时邪恶，例如当它有害或违背义务的时候”。也就是人人享有对万物的权利，不经限制，每个人权利的滥用只能是永远的混乱和无边的黑暗，基于此，人们才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国家，然后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和限制权利与权力。在威权国家，当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被市场经济转移之后，放开市场本身就是放开人的本性，在政治权力的统一指挥下，人们马上加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对于财富的掠夺。没有超验信仰底座，没有宪政保证的市场化注定是威权政治剧场化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政治权力的深化和延伸。一方面，市场本身没有法律保证，参与市场剧场化的每一个人无法得到权益保障，一方面，政治权力依然凌驾于法律和市场之上，也就是整个市场剧场化的总指挥。另一方，威权主义的体制框架排兑了信仰自由和社会阶层的形成，整个社会没有拦阻人性滥用的伦理堤坝，社会自身缺少自我净化功能。由于没有有效的法治环境，公权力会在市场中广泛设租，而参与市场剧场化的人也会为了达到各种目的收买权力。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活动中，逐利者只要与政治权力配合默契就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与政治权力剧场达成共鸣。这种情况下，由于威权体制中公民社会的匮乏，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权力寻租范式进行分解，为了达到目的，只是自觉地予以配合。其结果形成法律的形式化，意识形态的隐形化，逐利的赤裸化，信仰的溃败化，伦理道德的碎片化，这样的剧场效应又使得各种市场环境下的潜规则公开化、合法化、道德化、普遍化。当部分逐利人群在这种剧场化的市场中寻租到好处时，会进一步加深与政治权力的剧场化合作，开始以各种方式维护这种新的威权模式。因为人都是政治的动物，当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新贵们开始用理性打量这个世界时，他还要进行一种感恩式的表达，这个时候，他的来自其利益立场的政治言论完成了与政治权力剧场的互动。其中不仅包括一些对于政治权力的贿买、政治身份的寻租，同时还包括宣扬自身形象的各种慈善义举，其背后不仅有着个人的利益动机，还有着对于政治权力寻租的更大雄心。寻租者因为是成功的群众演员和观众，在与主演一起默契的演奏中还想占有更多资源，最后想用经济剧场化的手段买回丧失已久的尊严。为了这最终的目的，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可以出让尊严以及人格。
要知道，在政治权力剧场化转移到经济领域之后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整个社会伦理底座轰然倒塌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解构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肌体。这样一来，政治权力可以公开地在市场经济中剧场化，而参与互动者促成了社会性腐败的泛滥，使腐败成为人人痛恨，人人又积极参与合作的独特现象。在市场经济的权力剧场中，由于互动双方占据的绝对社会资源，不仅可以绑架全体国民的目标选择，还可以反过来维护其意识形态下的特色制度，然后进一步加固剧场化的权钱合作。整个社会在这种剧场效应中只能顺势而为，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成为剧场效应的牺牲品。这样一来，腐败现象已经无处不在，腐败现象也已经令人麻木，甚至最终出现对于政治权力干预这一现象的呼唤。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呼唤其实又成为剧场效应的一个环节和乐章，为加强政治权力提供了民意的合法性。这个时候的剧场效果已经出现冲突，也正是剧场的高潮前奏，正是给了演员得力表演的大好机会，这个时候的煽情之举往往可以得到热烈掌声，因为民众并不知道幕后的剧情安排。剧情冲突的观众会焕发出动物般的激情，剧场气氛中的欢呼会淹没一切理性。
广泛的社会性腐败自然引起人们的不满，这个时候，大部分人会寄希望于强健的政治权力，很少有人去关心制度的成长。尤其针对无处不在的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而怀念极权时代的公平，民众并不深究极权时代根本没有公平。如果说极权体制下存有公平，那么世界上没有比囚徒更显公平。然而，在剧场效应中，政治权力会在这种情势下大有作为，因为反腐和承诺公平会进一步满足观众的激情化心理。人们并不知道公平承诺不仅可以化解政治剧场化中的权力危机，转移矛盾焦点，还可以进一步加固权力体制，使民意纳入权力资源。我们知道哈耶克所说的社会正义其实是一种幻象，任何以公意之名进行的强制分配必然是剥夺自由。也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一个社会，若是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无平等也没有自由。运用强制力量来追求平等，只能摧毁自由。而且，强制力量，即便最初是为了实现良好意图才使用的，最终也会成为一小撮人所攫取，他们以此来谋取私利。但是危险的是，人们不相信其中的权力意图和剧场表演，充分寄情于政治权力在平等公正方面的作为无疑于当年寄身革命。结果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革命所吞没。要知道，政治的权力剧场中，权力的社会化表达并非是表达主体的内心真实世界，其表达的目标也非表达者的真实目的，任何剧场化的表达，其目的是把观众导向一个虚假的世界，以此转移民众对于表演者真实目的关注。威权时代的这种剧场化完全迫于对民众意愿自由的压力，是自身权力生存的一种需要。因为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让民众放弃当下而去建造人间天堂，必须顺应或者巧妙化解汹汹民意给剧场效果提出了更高要求。否则，不仅不能产生预期的剧场效果，还可能引起人们用脚投票，或者观众的反抗给舞台带来致命的威胁。这种情况下，在剧场中往往进行斩钉截铁般的反腐承诺会受到掌声，或者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也会应者云集。这种情况下，参与剧场互动的观众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正在降临，因为这把反腐与公平之刀不仅砍向腐败，同时也砍人们的自由与权利，人们不知道自己贡献给权力的不仅是掌声，还有捆绑自己的绳索。
在政治剧场中权力最担心的不是斗争而是被冷落，也就是舞台上最害怕的是观众的不感兴趣，最渴望的是观众的点击与要求。如果说没有观众的点击配合，舞台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或者一味的陈词滥调引起厌烦的话，那么这种呼吁威权政治主持公平的要求正好应合了权力的膨胀路径，一种在公意之下的权力延伸正好开始。博登海默发现，“建立在公意无限至上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包含一种导向专制主义的危险”。屠刀身后而来，民众浑然不知。剧场表演中，民众往往会对这种扩大公意的制度鼓掌，但并不知晓放大公意名义下的扩大公权造成了接近专制和统一。在这样的欢呼中，处于剧场中心位置的舞台始终占据主导，民众只是被动地随着不停变幻的灯光和手势起伏。在群体心理中，人们往往已经不再感到这里是剧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异化和自欺。这样一来，表演者会不断提高演技，久而久之，真以为自己能给社会带来公正，在心理防卫机制的建构下已经不再考虑道德良知的谴责，只让演技服从自己的动物激情和权力理性。政治剧场中表演难度的加大意味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人们独立判断和独立人格的形成。相反的是，政治权力的剧场化效果的突出，尤其不断赢得喝彩与支持，意味着一个社会文明底座的崩溃，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基础依然存在，观众理性甚至经不住一段念念有词的改革巫术。
威权时代的政治权力表演自然离不开道德的化妆，而他们不愿触及法治。道德在政治权力中近似巫术，它根本无法制约政治权力，就像有人提倡儒家宪政一样，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政治权力的道德包装只能使政治剧场更多些神秘色彩，也更有助于舞台效果的形成。道德往往是抽象的，而人们的自由才是具体的，人们的自由存在于法治的保障之中。道德化的政治权力会形成更加广阔的表演舞台，法治化的政治权力只能实事求是，挤掉了其表演的水分空间。虽然亚里斯多德说人有合群的天性，但是霍布斯发现，人们的合群天性并不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是各自的利益目的，尤其是以公共事务之名建立的政治关系，他们彼此的恐惧更甚于彼此的爱。有的是因为小团体的利益起因，但绝不是他们道德说词中声言的友善。霍布斯说：“迄今为止道德哲学家的著述丝毫无助于认识真理。它们的作用不在于开启心智，而在于赋予各种轻率肤浅的观点以有魅力的、煽情的语言影响。”道德包装中的政治剧场除了民众的参与之外自然离不开文人学者的支持，这些人不但为舞台量身打造剧本，还要以求得真理的名义来串供台词，然后征服观众的审美判断。自由民主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始终与舞台保持距离，始终是舞台的批判者和审判者。威权社会中，由于利益设租，诱使一部分文人学者加入到剧场的真情表演中，然后分得演出成功之后的利润。本来，知识分子与威权主义是势不两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保卫真理，揭示真相，在于捍卫人们的自由。但是，利益设租之后的政治剧场使部分文人学者已经彻底腐化，他们在尽情地配合表演中已经不再考虑道德良知底线，利益的关系已经与政治权力形成同盟。这些人又不像商人那样袒露心迹，商人坦诚自己就是为了攫取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些文人学者在帮凶专制之时还要贴上道德的标签，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卫道之士，不失时机地挤出几滴秋雨之泪。这些文人学者为了能真正进入剧场表演的中心，甚至拼命挖掘传统意识形态的遗产，对于当下的道路进行粉饰，以使表演者的技艺更加神圣化。
与此同时，与剧场形成互动最为密切的还有体制中的文化艺术界，因为自身占据了演出资源，舞台本身为其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条件，这个群体本来就擅长表演，在政治剧场中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文化艺术界具有自身的表演天赋，专场和堂会又是其偏好与擅长，红歌与红画又是其走入舞台的捷径，这样一来，政治权力剧场失去了它的单调性而增添了丰富多彩。文化艺术的加盟又掩盖了剧场背后斗争的残酷性，用鲜花包裹起了权力的屠刀。威权主义格局下政治剧场的无处不在致使走上前台的文化艺术实现了自己的彻底虚伪化，与整个社会的剧场效应一起构成了表演的合法化。这种结果使得坚持真理表达的文化艺术被压制在剧场之外，剧场割断了他们与观众的联系，使之成为一种自生自灭的小众文化。走上舞台的文化艺术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获得与剧场的承认，时间一久，内心已经没有良知的纠结和拷问，自己成为自身的他者，成为对于人性健康力量的否定。可以说，文人学者以及文化艺术加入政治权力剧场的表演之后，对于社会文明生态的破坏是彻底性的，彻底毒化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秩序，助长了一个社会文化的虚伪。这一切在道德化的表演中不断取得舞台中心的嘉奖，成为整个社会向之看齐和模仿的虚假标志，颠倒了价值取向。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人学者与文化艺术生存的窄化，对于剧场设租的通道标志了唯一的合法与利益路径。使得一个社会最具理性和独立判断的阶层因此而失去了自我，甘愿奴役在这种剧场效应的奖赏之中。剧场化之后的利益立场又决定了获益者继续高唱以德治国之歌，并对特色制度颂歌无限，以此成为抵拒普世价值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因素，不断阻挠威权主义向民主社会转化。
威权主义政治中的权力剧场化使得政治表演已经无处不在，在各种合法化的仪式中只是追求剧场效果，而实际意义已不重要。剧场的秩序与规则，自然产生了一系列预设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这些剧场化的产物成为权力剧场的重要支撑，否则，其政治内容会抽空。如果说政治的广场化带有政治权力青春色彩的激情张扬，那么繁复的仪式化本身已经是政治权力表演的理性化。包括选举、会议、讲话、视察、批示、接见等，都已形成了固定的剧场模式，已经是剧场效应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即便是表面上的简朴生活也不意味着放弃利益的追求，所有的剧场化中的一切都只是表象而已。正如奥威尔所说，也许有的组织“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表面看来，威权主义体制中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全面剧场化似乎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实质上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正是由于恐惧才处处进行处心积虑的伪装和表演，由于恐惧的作用致使真实的主体不敢暴露于阳光下。由于没有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保障，政治权力自身有一种无时不在的恐惧，不仅恐惧来自观众的力量，还有来自表演团体内部的威胁；商人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剧场化的配合也是源于一种恐惧，不仅恐惧自己攫取不到利益，还恐惧自己的财产在一夜之间丧失，配合剧场效果无非是增长些安全感；文人学者的歌功颂德尽情表演更是源于一种深层的恐惧，他们的就范不仅出于恐惧真理，还恐惧舞台中心的冷落；整个社会加入剧场的合唱不仅仅因为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还是对于边缘化或淘汰出局的恐惧，在大合唱中任何跟不上节奏者肯定要被淘汰，淘汰意味着利益和生存空间的丧失。这种一系列的恐惧根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威权主义体制中的通病。克里希那穆提说：“恐惧并非抽象之物，恐惧不会独自存在，必定有所牵连；恐惧必有联系，恐惧是联系之中才显现出来的。没有了关系也就没有了恐惧。”剧场化的社会中，这些无处不在的恐惧来自威权主义制度中的生存狭窄，同时也是来自心灵中缺少自由的涵养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这种恐惧还来自人们不再对广场和真理发生兴趣，而只愿在剧场中装睡并麻醉自己，最后让专制复活，让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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