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集体爆料”的背后
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吴旭
刚刚过去的2012年,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刊发中国领导人及其“家族”隐私的揭秘文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到彭博新闻社,都曾在年中岁尾,连篇累牍地发表深度的调查报告;其完备和细致程度,令人既狐疑,又惊叹。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面临代际更替的2012年,所有这些揭秘文章都会一涌而出呢?时间上如此巧合,西方媒体之间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细究起来,促成这一报道高潮的背后因素包括:
1,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的关注重心,正从抽象转为具体,从“事件”转向“人物”。
包括路透社驻华总编辑、《纽约客》驻华首席记者、彭博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在内的西方媒体代表人物,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在各种访谈中透露,现在美国和西方的读者们,在关注中国时,已经从过去(也许仅仅是10年前)对华的懵懂无知状态,变为相对地熟稔和专业;而其所提出的问题和看问题的视角,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国人看热闹”的心态,而是切切实实地在探究和思索中国的问题。换句话说,过去对于中国的报道,仅仅用一些抽象的、扫盲式的、程序化的报道,就可以满足受众的要求;而现在,读者更关注那些背景的、深层的、人性化的东西。这种需求,使得关于中国的深度调查报道,更加广受欢迎。
2,正因为读者的期待增强,国外媒体派驻到中国的报道团队的素质也大幅提升。
以前,来中国当驻华记者,并不是一个所有外国记者都竞相追逐的美差;因此,过去那些国外媒体来华报道队伍的整体水平,也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各种西方报纸电视媒体上的头条新闻,不断从中国传出;于是乎,在追名逐利的动机驱使下,很多资深的西方调查记者纷纷申请来华常驻。渐渐地,国外媒体一流的驻外报道团队在中国开始扎堆,竞争也随之激烈——比如,2007年的《华尔街日报》,就是凭着一组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度调查报道,获得了西方媒体业的最高奖:“普利策奖”。“普利策奖”,是一年一度西方新闻界的盛事和媒体关注焦点。每年入选作品的截止日期是一月初,而其深度报道奖的标准恰恰是“就一件大家都知道但并不确切了解的事件进行全面的挖掘揭露,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无疑,2012年这一组组对于中国领导人的重头揭秘文章,是非常符合这一标准的。正是在这种同业竞争和行业荣誉的吸引下,各个驻华媒体间互相学习,你争我赶,一组组深度报道纷纷出炉。
3,与中国经济领域相关的信息渠道透明公开,为深度经济报道提供了便利条件。
无论是通过网络上公布的公开信息,还是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有偿获取的商业类信息,对于外国媒体的记者来说,在中国获取所需要信息的难度,其实远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更低于象俄罗斯这样对于外国记者严加防范的国家。这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商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都已经和国际上的标准规范接轨。其中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从2010年开始,一家创办于美国、名叫“浑水公司”(Muddy Waters)的咨询机构,致力于揭露美国证券市场上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问题。该公司就是利用了中国相关信息资料获取便利的背景条件,先后使数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名声扫地,被迫退市,直接造成了“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的衰落。这一调查渠道,无疑被新闻媒体们复制到了他们的调查报道当中。
4,中国网络空间、特别是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独家新闻线索和报料。
举例来说,在《华尔街日报》驻京的总部里,专门有一个20多人的部门,所有的中国雇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各种中文网络媒体和微博上搜罗各种热点信息和新闻资料。《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页上,每天都有根据中国网络信息所集纳出的新闻报道集。据专门负责这一部门的总编辑介绍,在今年年初“王立军事件”期间,他们派专人24小时轮班倒来刷新相关的微博网页,以便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资料。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对于网络媒体的关注和利用,《华尔街日报》在有关事件的报道中,屡屡拔得头筹,获得独家新闻的披露权。 另外,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子女赴国外求学深造,以前是可以隐姓埋名,保持低调的。但现在,随着资讯手段的不断更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政治的关注,这些信息早已被国外媒体所系统性地掌握。相关信息,随时可能在某个时候整体披露出来,形成新的热点。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就类似事件的应对,基本上采用的还是条件反射式的“封堵策略”和“鸵鸟政策”;手法老旧,效果有限。从最早的阻止相关文章发表,到随后的封网屏蔽,到律师出面澄清并保留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到有关媒体对国外媒体的揭批,明显可以看出,有关部门还试图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这种方法,对于一时一事,还勉强能够应付;但在现代全媒体、多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跨时空媒体的环境下,对于扑面而来的国际关注、放大镜、闪光灯、手术刀,就无异于螳臂当车,掩耳盗铃了。这样做,只可能将事情越拖越大,越拖越深,造成长远的伤害。中国现代外交中的媒体公关策略,在转型期的中国,成为了一块越来越扎眼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