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别意识深藏在民众内心
古建军
学历史的时候知道古代印度存在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至今这种制度仍在印度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我很为自己生在新中国而高兴,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宪法规定了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是在现实世界,国人对于级别的 “敬畏”发自内心,不得不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面对权势的时候,其实和阿Q的膝盖差不多,不知不觉地就要跪下去了。
在当下社会,级别愈高让人享受资源就愈多。一个只要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应该承认,级别高的将有众多的社会资源,明的如小汽车排气量、工资、办公室间数、住房面积、通信费报销数等无一不和级别挂钩,暗的就更不用说了,老百姓跑断腿的事情,级别高的打个电话就能摆平。就连坐牢房也有等级,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牢房里有电视,生活设施一应具全,每天生活费开支200元,贪官在岗时权力大小,坐牢待遇也不相同,如今不再象阶级斗争年代,一人“犯事”,似乎就像真有阶级仇恨地立马划清阶限,今天与时俱进,官员们原先编织出来的权力网,金钱网照样法力无边。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心里一阵感慨,“ 刑不上大夫”在今日之中国照样发挥着作用,多少百姓在牢外的标准也远远低于贪官的牢里标准,让人艳羡不已。所以你说我等小民求这些“官老爷”办事,怎么能不唯领导的马首是瞻。
级别满足着人们的虚荣心。多少年来,活在当下的我等,见惯国内大小官员出行时的威仪、威风、威严,谁敢说没有封建官吏们呼风唤雨、山摇地动之气,久而久立,也造就了我们内心之胆小和胆怯的人格,造成了百姓见官作揖下跪、磕头,就喊大爷的中国特色和习惯。所以没有挤进官场的拼命要挤进去,挤进去要拼命捞个一官半职。
级别成了“风向标”,社会上判断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当大官,挣大钱。学校、医院、银行本不应和官场对接的地方也相应都有各自级别。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去一寺庙,闲极无聊,便和一和尚就佛等有关问题攀谈起来,那和尚见我有善缘,便执意让我见见该庙主持,见了那主持,谁知那主持开场白没有一点佛门圣地的意思,倒象是一个称职的机关干部,其实这位主持递给我的名片写明自己是副处级待遇。
这样长期的等级制传统,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正常。一方面,人们习惯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习惯了忍受或者无视特权的存在;另一方面,自己一有机会,也会争取进入高等级行列,享受特权。甚至人为地制造等级,制造特权,自己享用。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权贵有一些羡慕姬妒恨,是正常的反应,较不了真的,但是别让这种级别的差距变得如鸿沟一样不可填补,那么它会绝了富人的后路,也绝了穷人的前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的意识深处,都存在着等级制的余烬。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存在有特权,即使遭致特权的损害,也很少有人会出头抗争,人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受损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何必呢?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自己有幸有朝一日也进入享有特权人的行列,则大多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只是把等级明确地划了出来,没有划出来的等级,其实遍地都是,你身边就有。
这种情况已有“固化”的趋势,据统计,10 %的权贵阶层掌握了国家45 %的财富,官员的后代仍是官员,富豪的后代仍是富豪,贫穷的工农子弟难以通过奋斗的途径进入精英行列,社会管理者应该致力于解决产生等级问题的根源,让大家转化机会均等、道路畅通,媒体应致力于减少阶层对立,呼吁对话,为弱势群体代言,为权者,再也不能不知道为别人也为自己留下空间,让全社会分享时代进步和文明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