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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中关村：跨区域创业与全球链接 编辑本段回目录
12月9日下午，我应David M Hart教授的邀请来到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做了主题为“硅谷与中关村：跨区域创业与全球链接”的演讲。和我一起来参加演讲的有范岱年先生夫妇、王作跃教授和纪鸿聪，其中王作跃教授帮我全程做了翻译。来听演讲的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他们都是和科技政策等方面相关的专家；也有华人学生；其中还有一位从非洲肯尼亚来的黑人学生。在演讲中，我从三个层面阐述了我的主题，他们分别是：一、美国和中国，硅谷与中关村；二、硅谷和中关村的多层次的互动；三、创新全球化与全球链接。我的演讲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后来Hart教授告诉我说，美国的同行很少从全球链接的角度来看全球创新，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下是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出来的内容：
（我在演讲中，旁边是王作跃）
各位下午好！
我一年以前到硅谷进行了一个月的采访，回到北京以后就在准备写本书，叫《硅谷与中关村人脉网络》。这次演讲的内容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些体会。我将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和中国、硅谷和中关村；第二个是硅谷与中关村的多层次互动；第三个是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即全球链接与创新全球化。
去年我第一次到硅谷，感到很惊奇：硅谷是华人登陆美国的地点，而128公路是欧洲人登陆美国的地点。我去圣荷西的市中心，这里曾经有5个中国城，都陆续烧毁，之后又重建起来，加州的第一个州政府也在这里。也就是说，在硅谷，第一波集聚的人是中国人。
二战以来，中国有3代华人留美高潮。虽然百年以来，中国一直有学生留美，但是真正的高潮出现在二战以后，当时有近10000中国人出国留学，其中7000人到美国。这批人中，在50年代有1500人从美国回到了大陆，还有5000多人留在了美国。到60年代，在台湾有15000人留学到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台湾留美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了美国。80年代爆发了第三次留美高潮，80年代和90年代（1983~2003）大陆一共有35000人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在第一代人中，有杨振宁、李政道，很有名；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田长霖；第三代则有很多创业成功者，比如百度的李彦宏。
在第一代留美高潮里，从大陆到美国的创业成功者中，最成功的是李信麟和李心培。而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的，则有很多人在硅谷创业成功，其中龚行宪、臧大化最为典型。基本上，台湾在硅谷成功创业的人，都是系列创业家，他们创业、公司上市，然后卖掉，再创业。我认为中国的创业者在美国做上市公司的CEO的优点不突出，而做系列创业者则优点突出，所以有很多中国人成了硅谷的系列创业家。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陆在美国留学的人开始创业成功。第一个人是朱敏，他的公司卖给了思科，赚了35亿美金。朱敏之后，在硅谷每年都有中国人创业成功到纳斯达克上市的案例。就是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纳斯达克仅有两个来自硅谷的上市公司，其中有一个是谢青的公司。
刚才讲的是概况。最近俄国总统到硅谷，说要在莫斯科也搞一个硅谷，我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只有跟硅谷有很广泛的人脉，才能复制硅谷的模式并取得成功，人脉网络是Copy硅谷最基本的要素。我们知道，学习硅谷第一个成功的是新竹。新竹为什么能成功？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留在美国的5000多留学生中，有两百多人在硅谷；60年代台湾有10000多人到美国，其中有上千人留在了硅谷。这些人在台湾和硅谷两地跑，是新竹成功的人脉网络基础。“千年虫问题”给了印度机会，在硅谷最成功的外籍人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印度人的人脉网络关系帮助印度的班加罗尔成功了。而犹太人，由于在风险投资领域有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和硅谷有天然的联系，比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关系还要紧密，所以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第四个与硅谷有丰富的人脉关系的就是中关村，因此中关村也后来居上，成功的复制了硅谷的模式。
但是中关村学硅谷，一开始完全是学习，因为中国刚改革开放，第一波中关村学硅谷的时候，根本和硅谷没有太多的产业联系。1980年，陈春先到了硅谷以后很激动，回去就下海在中关村办了一个技术服务部。当中关村有100多个下海的创业者以后，中关村就搞了一个管委会。管委会的第一个头儿叫胡昭广，他上台以后就到硅谷来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硅谷的公司在中关村成立分公司，让中国人代理他们的品牌。中国人发明了汉化技术，正是汉化技术帮助中关村实现了创新的起步，他们都还是在表面上学硅谷。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都是做汉化起家的，他们有联想、方正、四通等。
到了90年代，硅谷突然发现中关村的研发资源非常丰富，他们纷纷到中关村设研发中心。当时在中关村雇佣一个研发人员的费用，仅相当于在硅谷招聘一个研发人员的五分之一。中关村和硅谷第一次进行产业合作是王志东做的新浪网，他的创业思想是在硅谷形成的，风险投资是由四通和硅谷的人共同进行的。
互联网是硅谷和中关村有广泛的产业联系的第一个产业。本世纪初，美国出现了网络泡沫破灭。这时在硅谷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只要是中国人开的，纷纷迁回中关村，他们在中关村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也说明跨区域创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互联网泡沫之前，硅谷就有很多移民创业家；在互联网泡沫之后，中关村产生了很多跨区域创业家。在中国，把这些人叫留学生创业者；在美国，哈特在文章里说他们是移民创业家。我们现在说的跨区域创业中，很多一部分是移民创业家，他们的公司既在硅谷有业务，又在中关村有业务。
刚才说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大陆人在硅谷成功的人中，最为知名的有三个，一个是朱敏，一个是陈宏，一个是邓峰。现在仍然有一批人，他们在硅谷是成功的创业家，是哈特认为的移民创业家。因为中国人在硅谷很多，就在创业家之间的带动下形成了跨区域社群。中国每个著名的大学在硅谷都有校友会，每个行业都有中国人的行业协会。我讲讲我去年到硅谷的经验，就在我到硅谷的第二天，2万中国人知道我到了硅谷，知道我要研究“硅谷与中关村的人脉网络”。当时，我每个晚上要请5个大学的校友会组织者吃饭，每天都要请，最后还没请完。
这些留学生和跨区域创业者的典型，现在在大陆都很有名：他们有做集成电路的邓中翰；做通讯的陈大同。去年胡锦涛到上海就专门在陈大同的公司呆了2个小时；有百度的李彦宏，百度曾经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股价最高的互联网公司。现在这些创业者基本上集中在互联网、软件、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等领域。
这页图表上显示，在硅谷一共有300万居民，其中45万人说中文，其中有5万人是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在这些人中出现创业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中关村现在有105万人就业，其中有1.2万人从各国留学回来，共创办了5000家留学生公司；在这1.2万人中，约有5千人是美国留学回归中关村，他们创办了2300多家企业。而那些硅谷创业成功的人，到中关村基本上都变成了风险投资商。他们的经验就是硅谷的经验。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即中关村和硅谷的人脉网络。这个人脉网络主要有3个特点：一、创业是这个人脉网络的核心功能；二、跨区域的社群支撑了跨区域创业；三、跨区域创业者都成为了新产业的组织者。在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全球链接是实现创新的关键。这个图表显示了中国人在世界布局的情况。
中国人实现全球链接，有5种形式：分别是谋生、留学、旅游、商务、跨区域创业。在早期，很多中国人到欧洲、非洲去找生活，然后出现了留学潮、旅游热、商务行和跨区域创业。其中商务活动和跨区域创业者都是空中飞人，他们是产业组织者。
我们中国曾经有丝绸之路，实现了陆路链接。
这张是1405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拿的世界地图。如果仔细看，在这张图上给美国起了个名字叫食人国，非洲也叫食人国，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美国和非洲怎么样。郑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中国与全球的海上链接。
这张要说的是在现在，空中飞人是全球链接的主要形式。
最后说说我这本书的结论：
人类的全球化将分成两个阶段，以物质、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为主的全球化是第一个阶段的全球化；而以人的流动、创新的思想和商业模式的流动，也就是创新全球化，是第二波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进程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了。
美国现在有两个地方能够领导世界，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硅谷。美国应该抛弃以华尔街领导世界的旧思路，推行以硅谷领导世界的新思路。因为硅谷是第二波全球化的中心，是创新全球化的全球中心。我们应该以硅谷为圆心，重新构筑全世界的创新地图。
现在中国和美国，硅谷和中关村，正在3个领域实现跨区域创业：第一个领域叫生物CRO（生物研发外包），第二个领域叫物联网，第三个领域就是清洁技术。
现在全球要想出现新的产业，要跨区域创业，不能在一个地方自己搞。硅谷可以说为未来人类提供了模板，中关村将和硅谷一起去创造新的产业。
谢谢！
（我和Hart的合影）
（自由问答）
问题1：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跨区域创业中起了什么作用？
王德禄：中国政府，次一级政府，就是中关村管委会、张江、深圳高新区管委会等，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中关村管委会在硅谷搞了个办事处，凡是中国要在硅谷和中关村创办公司的跨区域创业者，他们将给全力支持。这些政府机构专门支持跨区域创业。在科技管理方面，在全国层面上，中国应该学美国；但在地方层面上，美国应该学中国。
问题2：中国政府有很多各种各样计划吸引海归，这些有没有很大作用？
王德禄：最近是有很多计划，吸引了很多海归，但我不赞成这样，我觉得过了。因为人员是通过流动产生价值，而不是让人员回到中国产生价值。
问题3：你这个书会翻译成英文吗？
王德禄：可能明年3月份在中国出版，我想翻译成英文，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
问题4：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家之间有很多合作吗？
王德禄：很多！而且最近五六年，台湾的企业家成功的到大陆创业的更多，因为大陆机会更多。现在在硅谷的玉山协会，曾经有大陆人当主席。台湾在硅谷成功的人，现在他们1/3在硅谷，1/3在大陆，1/5在台湾。
问题5：请问您的教育背景？您是不是也研究了欧洲的高新区？
王德禄：我是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上大学，读的是物理。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再读研究生，教书教了5年，后来在科学院工作，90年代下海做咨询公司。
问题6：我听到最近硅谷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好像是新的思想不能转化成产品。从你的研究和你的经历来说，你觉得硅谷面临最大的是什么问题？
王德禄：硅谷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洁技术的产业化。硅谷搞清洁技术是为了配合奥巴马，但是硅谷和政府从来合作不好。我担心的是，他们搞清洁技术，和美国政府不能很好合作。而中关村的企业和中国政府合作得要比硅谷的企业和美国政府的合作得好得多。因为清洁技术的任何实施都会和政府管制发生关系，所以必须和政府合作。我去过硅谷很多次，只要一提政府，他们就反感。他们文化里面就是反对跟政府合作，但搞清洁能源又必须跟政府合作，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问题7：您的演讲很有意思！硅谷和中关村的比较很有意思。过去十到十五年之间有很多变化，尤其是房价的上涨，引起很多公司迁出硅谷，迁出中关村。在这个变化中，这两个地区有没有什么异同？就是在应对这个变化，尤其房地产上涨这个问题上。
王德禄：我认为房价上涨的关系不大。因为现在硅谷所有的创业想法，只要足够好，都采取烧钱的模式，都不再是滚动式发展的模式。如果滚动式发展，房价很关键。和滚动发展对应的烧钱发展，就无所谓，包括中关村。中关村现在正在从滚动发展往烧钱发展过渡。滚动式就是靠自己的积蓄慢慢往前发展，烧钱就是一个好的想法，就会有很多人给你投资。现在中关村有个360网，刚开始很长时间一分钱不挣，但是很有影响，就是一直靠风险投资的钱在烧着。
问题8：第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是专门从海外要吸引一批海归人才，是它认为战略上很重要的领域，像清洁能源技术？施正荣，听说过这个人吗？他是从台湾过去的？
观众：从澳大利亚。
王德禄：现在中央有个千人计划，中关村、张江，任何一个高新区都有一个百人计划。你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大的意义。这个施正荣在硅谷也有公司，在别的地方也有公司，已经成了一个跨区域创业者。大陆他要回来，不管户口落在哪，他还是满世界跑，没有意义。其中有些人，他们不怎么回大陆，吸引他们多往大陆跑。中国政府也有吸引重要领域人才的规划。
问题9：第二个问题，关于房地产。是不是中国现在很多投资都进入到房地产领域，是不是就像美国在15年前，最后出现房地产危机。中国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王德禄：可能性很大。中国房地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2009年金融危机，当时中国提出保8的目标？但是怎么保？赶紧卖地、造房子，这样就保8了。2009年中国GDP的一半，来自房地产行业的贡献。如果中国GDP目标当时定在5%，绝对不会让房价冲那么高。
问题10：中关村在学硅谷，是不是也在学风险投资？这方面也是完全一样的吗？在硅谷，风险投资不光是给你钱，也参与很多管理方面的事情。这种风险投资的管理是否也一样？
王德禄：也一样。但是中关村和硅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关村的天使投资非常不发达。
问题11：这个风险投资是资助中国本土的创业者的还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创业者？还是两个都资助？
王德禄：现在硅谷的风险投资到中国，主要支持中国的风险企业。但是他们支持留学生的企业更多。今年，中关村有36家上市公司，其中有6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都是由于风险投资要他们到纳斯达克上市才选择纳斯达克的。
（一起吃晚餐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王德禄、陈养惠、范岱年、王作跃、H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