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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205年后，1797年8月4日的《泰晤士报》对那位姓拿破仑的法国军人的描述，仍栩栩如生。当代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说，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与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已是18世纪末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两个主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时代的记录者，我喜欢这个看法。”罗伯特·汤姆森，该报现任总编辑相信，尽管媒体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泰晤士报》的使命仍是成为客观世界的记录者。而这位形容削瘦，身材高大，走起路来明显驼背的41岁的澳大利亚人，在2002年初成为这份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或许也是声誉最卓著的报纸217年以来的第一位非英国籍的总编辑。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任命，汤姆森说自己与他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仅仅是在这项任命的前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的。尽管他们同是澳大利亚人，都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些人甚至怀疑，邓文迪在这个决定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泰晤士报》已失去了它在19世纪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但它的总编辑仍是英国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位之一，它像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样，是全球新闻界无可置疑的领袖之一。
“人们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个外来者。”除了是第一位外籍总编辑这一点，罗伯特·汤姆森与鲁伯特·默多克之间的关系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同时拥有《太阳报》与《泰晤士报》的默多克长期被视作是一名“掠夺者”，“一位拥有了媒体权力却缺乏相应责任感的无耻商人”……20年前，他与《泰晤士报》传奇总编辑哈罗德·伊万斯的争执被后者描述成是一场“藐视编辑独立”的背信弃义之举。今天的汤姆森不无俏皮地说，当时他不在场，而哈罗德·伊万斯在《Good Times，Bad Times》中对默多克本人的记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恰恰相反，默多克先生真正的关注是如何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而非只盯着预算。“对，我为此感到骄傲。”汤姆森重温10个月前，他确切得到这个职位时的感觉，它有效地将他从另一种沮丧中解救出来—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主编，他是《金融时报》总编辑职位的有力竞选者之一，但这个位置最终被给予了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尽管从不喜欢成为明星，但美国的5年经历却使罗伯特·汤姆森成为了真正的媒体明星。他经常出现在CNN、CNBC的财经谈话节目中，他是美国商业记者协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特别顾问，还是艺术协会的领导人。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创办者，他使《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行量迅速增长，他本人也因其与众不同的气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声誉和形象”，汤姆森解释说，他的公共活动主要是源于职位的需要。但他在《金融时报》的成功能够确保汤姆森先生领导的、自我承认常常“羞涩”与“紧张”的《泰晤士报》走出困境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份报纸因伟大的传统而保持着卓著的声誉，但后来却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它68万的发行量比起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100万的发行量要相形见绌。《每日电讯报》与《卫报》都在纷纷猜测外来者汤姆森到底意味着什么？前者会讥讽汤姆森不无怪异的言行、他明显的驼背以及他的中国妻子与他的“中国味”。后者会关注他那类似旧式花花公子式的衣着，他不习惯穿新闻界习惯的蓝色与灰色，而喜欢棕色的阿曼尼……他们会共同引用《泰晤士报》内部员工的看法，“是的，汤姆森先生有点神秘”，他没有像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点不可预料。
但几乎每个与他共事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的确是个好人，在他那光线有点昏暗、布置有点破旧的办公室内，他态度的友善程度令人吃惊。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至少使他记住了“你好”怎么说。在他咳嗽时，他说“金嗓子喉宝”的效果很棒。他还说他认为《黄土地》比《红高梁》拍得更好。他安静，他耐心，他的回答常常过于简单。他笨拙，他的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有一位公爵步行尾随。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罗伯特·汤姆森说自己从未试图成为德兰尼式的人物。他说他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政治家的关系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施展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他一直试图表达的，他无意成为一位英雄的总编辑，而更想隐藏在报纸背后。在被各种立场左右的英国媒体业，汤姆森却试图大声地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尽管他的老板默多克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著称。亚洲与美国的工作经历，使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他相信一个英语良好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编辑一份澳大利亚报纸。同样的，也没有过分的理由对他这样的闯入者抱有太多的成见。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这位不事张扬、经历丰富、不无神秘与怪异的澳大利亚人的确掌管了一家过分特殊的报纸—它是全世界第一份脱离了政党影响的独立性报纸，是第一家使用蒸汽机技术印刷的报纸，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运用了舆论力量推动重大政治变革的报纸。从拿破仑时代到布莱尔岁月，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比它更好、更长期地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在《泰晤士报》大楼走廊中陈列的创始人油画时刻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汤姆森强调，比传统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今天人们的创造热情。而这份工作给予他的最大诱惑，则是一次崭新的人生经历，是他在中国与美国旅程的延续。同样，我必须承认《泰晤士报》的激动人心之处—除了其对于英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更在于它的记录延伸了过去的217年，就像我们今天阅读到的它对于拿破仑的报道那样，它使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记忆与永不厌倦的历险。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当时，你打算如何重新设计（redesign），甚至重新定义（redefine）这份报纸？
我知道《泰晤士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但是不同的市场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是要在这个不客观的世界上做到客观；第二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提供平台，这样读者才有机会了解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报纸的重新设计还包括，要有雄心。虽然这样做有时候会犯错，但是不会变得乏味。对于一份报纸来说，一旦变得乏味就近乎死亡。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错误地认为好文章就可以允许冗长，我不这么看。
作为《泰晤士报》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籍总编，你怎么看待《泰晤士报》的伟大传统？有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兰尼（John Delane），甚至20年前的哈罗德·伊万斯（Harold Evans）在前，你有没有感受到过焦虑？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我总是很在乎这份报纸的声誉，担了很多心。你不能被声誉吓倒，但同时，为了这份声誉你又不能冒一点风险。所以，给我压力的更多的是这份报纸本身，而不是那些人物。
哈罗德·伊文斯和默多克之间曾经不愉快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担心过？
呃，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看过他的书，对于这件事知道一点。呃，接受这个职位之前，我和比较了解默多克并且我很看重其意见的人谈过，他们说我应该接受。我的前任明白，我也很明白，默多克是一名杰出的实业家。但《泰晤士报》并非是一份能赚很多钱的报纸，而是一份拥有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份志在做出优秀新闻的报纸。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行业。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额外的资源。这些钱该怎么用他没有插过手，因为他很信任我的判断。看起来，我获得的建议是正确的。默多克爱报纸，他对此充满了感情，他想知道编辑都在做什么，因为他希望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扩展了（新闻工作者的）手法，扩展了（新闻）传统。每次我和他谈话，他都会真实地表现出对我们在工作中所采用的编辑手法的好奇。他没有对我说过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做那个，他只是表现出了他对新闻的热爱。
在这个国家，人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人们总说“噢，他一定要干涉你了”，“噢，他一定要对你指手画脚了”。但真正的事实是，他以前没有、现在也从没有这么做过。但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太多的误解—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不管你对人们说什么，都没人会相信你。
人们常说默多克是个利润至上的人，他总是想裁减更多的人员以增加利润。你感受到过这方面的压力吗？
恰恰相反，他真正在想的是怎样做一份伟大的报纸。每回跟他谈话要资源时，他只会问我需要什么可使这份报纸更成功，而不是应该裁这个，应该减那个。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新闻工作者之一，《金融时报》的美国版也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泰晤士报》以其政治报道而闻名于世。你个人的经历会怎样影响《泰晤士报》的文化？
呃，不管我从事商业新闻与否，《金融时报》本身提供的就是高质量的新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两份报纸都是在致力于成功报道一些很难做好的主题。的确，商业报道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你懂得债券市场，你就会知道市场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纽约时要做到的是，你写的报道要尽量让不懂资本市场的人看了也能明白，这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购买你的报纸，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在做商业新闻时积累的经验到了这里也很有用。部分原因在于，在英国，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卫报》比较偏左，《每日电讯》比较偏右，但我不允许把个人的偏见传递给读者。总的来说，《泰晤士报》也有一点偏右。我在做商业新闻时学到的是，好的商业新闻是客观的，它需要向读者客观地解释某个领域或者某家公司。
在政治报道中做到客观是否有可能？《泰晤士报》在19世纪达到了它的巅峰，其总编辑德兰尼先生以其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观点而赢得了声誉。今天它应该怎么做？
社论显然和报纸的其他部分远远不同，社论是需要观点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新闻，就算空间再有限，你也得做到客观。至少，你得真正去争取，尽量保持正确，尽管有时候也会犯错。但在新闻版块里是客观还是主观，两者是不一样的。
《金融时报》是一张彻底国际化了的报纸，你会将《泰晤士报》变得更国际化吗？或是会更本地化？一个外国人成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这是否已经是国际化的迹象？
是的，但是你看，你们也想成为中国的《金融时报》，但是你很难做到将一个国家的一家报纸照搬到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家报纸上。假如《金融时报》上的题目你们也想在《经济观察报》上报道，那么有的题目你们会选上，有的就不会。如果想办《金融时报》的中国版，你们就得对报纸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比如说这篇关于德国股市的文章，你们就需要重新改写，以适应本地的读者。对于一家报纸来说，国际化意味着你对市场要有国际化的视角，我想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走出国门，进入另外一个市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在这点上我们不像《金融时报》。
这是否意味着《泰晤士报》会变得更加注重英国市场，而非国际市场。你不想在全球其他地方销售更多的报纸吗？
我很愿意啊，但是这份报纸本身就不是为美国读者设计的，这不算什么战略。和以前一样，我们现在仍然四处派驻记者，我们在北美又增加了三个记者，在东京也有我们的记者站，在北京也有，在马德里也有。这家报纸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在提高。但是我们不可能在香港卖我们的报纸，那里可能只有50个或100个人会读。这些读者不能从我们的报纸中获得回报，也许他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国外的东西，但不可能像在伦敦一样每天买一份。
当你刚刚接任这家报纸的总编职位时，人们对你的未来纷纷表示怀疑。《卫报》、《每日电讯》都认为你在市场动荡的时候保持了这家报纸的文化。10个月过去了，这家报纸的发行情况如何呢？
我们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中，我们是读者数量增长最快的。我们的广告收入也很大。如果要说销售额，结果还比较令人乐观。整个市场的确处于低谷，但是从技术上来看，这是个上升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不好的话，我们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做一份高质量的报纸，一份成功的报纸。
人们说你是《泰晤士报》、乃至英国报业最神秘的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人们却说我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想。我觉得这里的人太爱评论别人了。我不是说一份报纸不应该被人谈论，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名人，我的工作不是天天上电视，我的工作是做一份出色的报纸。
但是你的确是一个明星，尤其是你在美国负责《金融时报》美国版时，你有很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名声、权力等问题？
我在美国做《金融时报》时，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其声誉和形象，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进入别的公司的董事会、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因此需要增加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而且美国人常常不关心总编辑的情况，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算在你个人的头上。所以我进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参加纽约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不是个人活动，都是职业需要。
但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来说，我根本用不着做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的报纸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我完全可以亲自到那儿进行这个采访。但是我不想去，我送我们的记者去，我真的是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在美国，你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
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5年前，美国人从未听说过《金融时报》。而今，他们会想要知道《金融时报》都作了什么报道。而5年前，伦敦的《泰晤士报》已经很有名了，它不需要罗伯特·汤姆森让它变得更有名。
在你看来，英美两国的新闻业有什么不同？
有人曾说我想把伦敦的《泰晤士报》变成《纽约时报》，但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纽约时报》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而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比如中国市场，你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你得变得大众化，需要各种花边新闻。有人批评英国报业不好，这不公平，我觉得英国报业要强过美国报业。在英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报纸经营者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动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与胆识，而且英国报纸的写作水平非常高。美国杂志界的优秀作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美国报界，尤其是日报，就不如英国报纸优秀。有人说英国报纸报道的是黄色新闻，我认为这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看美国报纸，拿美国的地区性报纸与英国的地区性报纸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报纸—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会很伤人的—纽约和华盛顿之外的报纸，真的都很差。但是它们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所以我觉得那样评价英国报纸是比较过分的。
在当今世界上，新闻界最常见的陈词之一就是“全球化”，因为它改变了新闻业。另外一个词则是“9·11”，它普遍被视为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呢？它们是陈词滥调，还是确有影响？
我认为，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所以才会影响到新闻业，因为新闻就是要反映、捕捉和解释社会发生的变化。“9·11”也是如此。它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因它而改变，所以新闻业只是在捕捉这个变化。我很清楚那边发生的变化，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就在那里。在那之后，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了更多的国际新闻，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泰晤士报》的国际版块也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9·11”，而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使然。
你可以认为，而且的确也有人认为，“9·11”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惨痛的那一部分。
你在10个月前被任命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时，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变革是什么？你从《金融时报》带过来了一些人，你改革举动有没有受到老员工的抵制，比如文化上的差异感？
我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将来可能会，但是目前还没有。但文化的不同是一个大问题，这儿的人比较担心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希望我是一个严肃的新闻人，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传统以来，《金融时报》一直有异于英国其他报纸。人们有两个可以理解的担心：一是担心我会把我的好友全部带来，安插在这里；二是担心我会让报纸去迎合市场。所以我显得很奇怪，我来了以后没有掀起一场革命，并且花时间去熟悉这里的人，熟悉这家报纸，熟悉英国报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开始对我的目标充满信心了。我不太好这么说，但是我的感觉是，人们挺高兴，他们改变了想法，也更容易去了解我的思路。你要想改变《泰晤士报》，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它的传统，更多的是这里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对这份报纸的热情。我相信我看到了这些变化，很珍贵的变化。这也许就是目前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了，但它并不是非常巨大。我本来担心有一些很优秀的人会离开，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所进行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一些变化比较明显，有一些变化意义很重大但却不那么明显。比较明显的大变化是增加了一些新版快，如星期一的足球版块，目前这个版块还算成功。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看足球报道，但是要做到真正原创确是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有创造力的人。回顾这些变化，影响力最大的恐怕是增加的T2版块。这是一个很重视视觉效果的杂志日刊，在西方很少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这样做是为了让《泰晤士报》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代，这是观念上的一大挑战。
《每日电讯》的销量比你们大，其原因何在？你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正在下降，我们正在上升。呃，阅读报纸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不过还是可以实现的。说实话，他们的一部分销售是通过高回扣来实现的，如果从支付全价的订阅量上来看，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小。
你对改变《泰晤士报》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是要做英国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还是有更远大的全球目标？
当然英国是第一位的（笑）。
我是说在当今世界上，《泰晤士报》要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以时代记录者（general record）的身份出现的，我喜欢这个说法。但今天与旧时不同，媒体已经改变。电视新闻有着巨大的影响，还有互联网、电台，不一而足，我的目标仍是要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所以人们需要相信它能够做到客观，做到不乏味。以前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得以佐证。如果我能将这种观念打破，我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说如果这张报纸能将其打破，那会非常令人满意。而在经营上，我们则希望在高端读者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
没有想过要使它更有力地去影响政治、影响政府吗？
不，没有想过。我们有充足的原因去这么做，但是我们只想做我们自己。人们尊重我们的报纸是因为我们公正。我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个人的自由，相信国际化和全球化。所以说，有一套原则告诉了我们该说什么。有时候报纸刻意地要去做出影响，做一些宣传活动，我反而觉得是不真诚的。
难道你不想成为另一个约翰·德兰尼吗？他和议会、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向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很了解《泰晤士报》，布朗先生、邓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国政治家），我很了解这些人，很了解这些机构。去见这些人的确很有意思，是一种荣幸，但是却不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去为报纸增加声誉。这份报纸不是表达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 of ego）。
但有观察家批评说《泰晤士报》与工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报纸这么说的，他们当然不会为《泰晤士报》唱赞歌。如果用市场、经济稳定性等标准来衡量，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我们当然不会赞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时我们会强烈地反对一些事情。如果现任政府“向右转”了，我们不会只说一句“喔，这个政府不是工党政府了”。我们会综合考察它的表现，我们也许会说，“唔，也许保守党执政会比较好一点”。但这只是假设，现在还很难下判断，因为这届工党政府不同于往届工党政府。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你怎么看今天的《泰晤士报》。它创办于1725年，19世纪中期达到了巅峰，20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 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两地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伦敦，但在伦敦之外，我更愿意去北京和纽约。
从你17岁到41岁，过去的24年来你认为新闻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技术。技术创造了信息，技术也影响了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你需要改变报纸，就是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的冲击。25年前的报纸不再与今天的报纸相同。你需要知道观众都知道什么，你不去了解，就不会有人买你的报纸。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改变了吗？你知道，以前他们的形象包括反政府、反商业，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不是特别高。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你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那么低（笑）。我想有的新闻工作者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高估了。新闻业惟一没变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有批判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你需要对其做出评估，在做评估时你得做到公平，并且要强硬，以前的政治新闻编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但和旨在提供分析和新闻的新闻业相比，两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很希望我的编辑手法会变得更客观一点，能够最快地找到和挖掘事实，向事实发起挑战，而不仅仅是刻意地将自己变得不同。
最令你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当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很少会为别人感到沮丧，我一般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你常常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吗？
是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常常会在别人不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时感到沮丧。我认为问题肯定出在我的影响力不够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上。我认为真正的沮丧比较微妙，比较个人化。但我觉得沮丧也会变成动力，它会让你向自己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你常感焦虑吗？
是的，不过我不是一个神经质的人。
我们俩都认为你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是这样吗？
呃，是的。你要是不再提出问题，你就不再能获得答案了。
那你是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我？相当乐观。这既是天生的（by nature），也和家庭环境有关（by nurture）。
不管是偏左还是偏右，很多总编辑对政治、商业、文化都有很强烈的观点。你对世界的观点是什么？
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个人自由。我觉得很多人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尽管有人说自己是右翼，有人自称是左翼，或者是社会主义自由派。人们倾向于将自己进行分类，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在英国，情况似乎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那你就是左派，你就该买《卫报》，如果你看《泰晤士报》，那你就是右派。我不管这些。
那就是说，你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认为，人们所意味的政治已经变成了党派政治。我考虑政治更多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个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社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觉得政治就是支持某个足球俱乐部。我尽量避免犯这种幼稚的错误。我总是认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是很微妙、很复杂的。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道琼斯特别委员会上周接到公司对Thomson先生担任上述两个职务的提名后，今天一致同意批准该提名。
默多克先生说：“Thomson先生作为财经记者，驻外记者和新闻主编的出色职业经历使他成为该职位的完美人选”。
道琼斯首席执行官Les Hinton说：“Thomson先生是能够开发《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其它产品巨大潜力的最合适编辑人选，不论在美国还是全球范围，都是如此”。
Thomson先生将负责《华尔街日报》新闻报道业务和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 Wires)采编业务。道琼斯通讯社执行主编Neal Lipschutz将向Thomson先生汇报工作。Hinton先生则在现任职位基础上，接替Thomson先生此前担任的《华尔街日报》出版人职位。该报社论版主编Paul Gigot将向Hinton先生汇报工作。
Robert Thomson于2007年12月被任命为道琼斯出版人，此前他从2002年3月起担任伦敦《泰晤士报》主编。之前，他担任《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负责《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展，他在职的4年内，报纸销量增长了三倍，达到近15万份。鉴于他在《金融时报》印刷版和网络版发展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评为“2001年年度美国商业记者”称号。从1996年至1998年，他担任《金融时报》周末版主编，领导了该报的成功改版，使其成为1997年英国报业市场成长最快的报纸。他曾在北京和东京担任驻外记者。他1979年在墨尔本The Herald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Thomson先生的任命是在Marcus Brauchli 辞去执行主编职务后作出的。此前，Brauchli先生与道琼斯管理层会晤后辞职。
提到Brauchli先生辞职的背景时，Hinton先生说：“公司相信在按照协议行事，无意阻碍特别委员会发挥作用。事后反思，我们意识到若提前通知特别委员会已与Brauchli先生达成协议，将更为妥帖。我们已经向特别委员会委员们致歉，并承诺将来采取涉及某位主编，可能导致其职务、职责或报告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或者离职的任何行动前，征询特别委员会的意见，并寻求其同意。”
访谈：老牌新闻纸的出路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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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崛起的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压迫近几年日益显现，在报业发达的美国，已有包括《基督教箴言报》在内的多家知名媒体转行只做互联网“报纸”，更有甚者预言，美国传统报业2年内必将消亡。
老牌纸媒《纽约时报》在传统发行渠道逐渐“败退”的当下，《华尔街日报》却步步前进。2009年年底超越《今日美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纸媒。
道琼斯及《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就纸媒的前景、互联网时代的媒体盈利模式以及移动互联网浪潮下传统媒体的出路等做了回应。
访谈中，汤姆森提到，《华尔街日报》不会总是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产品，盈利是《华尔街日报》必须考虑的一点。不过，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浏览量同比提高了68%，对此，汤姆森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的业务仍需着眼长远，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收费。
而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任职驻华记者的资深报人，对于新入行记者的建议，则只有一个单词：“随机应变”(flexible)。
纸媒不会消失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报业的趋势似乎是很多媒体已经将主战场搬到了互联网，而且，在美国有人甚至喊出了纸媒两年内将会消失的预言，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纸媒前景的？
汤姆森：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媒体正逐步将重心放到互联网上。但我认为，纸媒不会消失，而会与其他媒体形式并存。
《华尔街日报》传统的印刷版读者有170万，在付费读者中仍然是最高的，此外，我们还有110万互联网付费订户、15万iPad订户和4万Kindle订户。纸媒只是几种传播方式中的一种。
但如果看互联网的免费读者数量，英文网站有4000万独立读者，中文网站有350万读者，日文网站也有250万读者，免费读者的数量比付费订户多很多。
这几年我们的印刷版读者一直在增加，尽管幅度不是很大，但很稳定，可以说，新媒体扩展了读者群，而印刷版则维持着稳定的态势。因此我并不赞成纸媒会消失这样的预言。
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纸媒要想突破，必须更加关注观点和评论才会有出路，对此您怎么看？
汤姆森：互联网上已经到处都是观点和评论了，人们不需要那么多观点，需要的是硬新闻。
只是，人们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免费阅读新闻，在英语里我们管他们叫做“顺手牵羊”(drive by)，他们总是到网站上来，“顺便”看了几条新闻，然后又走了。未来，绝大多数读者可能来自于互联网或者iPad，但我们的新闻不可能都是免费的。
日报：收费对于中国的网络阅读来说似乎是一个禁区，《华尔街日报》是怎样做的？
汤姆森：你应该认识到什么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你应明确什么是可以不公开的(keep behind the world)，同时，要了解怎样运用新的技术来提供专业化的内容。
在道琼斯，我们一共提供三种产品——《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专线以及法克提瓦(财经资讯搜索引擎)，承载我们所有的内容。
对于普通的财经新闻读者，“基础的(Horizontal)”经济新闻就已经足够了，但对于一个专业人士，他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垂直的”内容。专业化的、垂直的内容，可以要更高的价格。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新闻“挖”得更深，卖价更高。而通过高科技服务，既节省了纸张、印刷等费用，又可获得更高的收益。
平衡利润和免费之间的矛盾
日报：如果将中美两国的媒体环境做一番比较会发现，美国虽然也有谷歌、雅虎这样的大网站，但并没有特别大的内容门户网站，在中国，门户网站则给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果您是一家中国传统媒体的总编辑，会如何应对这一情况？
汤姆森：首先，我一定要保证我的知识产权是得到保护的，也许我会雇请一大批律师，对于哪怕是改写我们记者作品的侵权行为，也绝对不允许发生。
其次，我会让我自己的网站更加丰富、特别、互动和激动人心，这样，读者会到我的网站上来，不管读者是在上海、昆明还是成都。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应该对你的读者(reader community)有足够的了解，了解他们后，以他们需要的方式，提供新闻，不管他们喜欢通过网站、iPad,还是纸张来阅读你的作品。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与读者总是失去了这种联系。
日报：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移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汤姆森：作为专业媒体，即使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我们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新闻全部免费公开，因为那里面凝结了记者的努力。但同时也要利用好移动互联网，应该在推特、Facebook等社会化媒体上发布消息——当然，不会全文在他们的网站上刊登，而只是用一段导语加一个我们自己网站的链接。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客户和媒介形式，提供不同形式的新闻产品。大致可以把新闻分成四个层次——标题、导语、全文以及更多新闻。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相当多的新闻，其实他们只需要看到标题就可以，而在社会化的媒体上，可能需要一个精彩的导语才能够吸引到读者。被导语吸引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全文，而“更多新闻”则为希望进一步了解新闻涉及的话题的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如何平衡利润和免费之间的矛盾呢？我管它叫做“部分社会化”，即不要把所有的内容都拿出来共享，你必须利用社会化的媒体，而不能成为他们剥夺的对象。
但我们不是通过限制文章阅读数量——比如说每天只能免费阅读5篇文章——这样的条款来限制读者，原则是，普通的新闻，读者都可以免费阅读，但那些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带来商机的新闻，读者是需要付钱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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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nzt/fin/1107239812_sixiangdelixian/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