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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凯勒9月6日将离任编辑本段回目录
北京时间2011年6月3日凌晨消息，纽约时报公司周四宣布，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将从2011年9月6日起离任。
纽约时报公司称，现任华盛顿站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将接替这一职位成为新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而比尔凯勒将继续作为纽约时报杂志，纽约时报新的周日评论版和新闻栏目的全职撰稿人。 （孔军）
十问《纽约时报》总编比尔·凯勒编辑本段回目录
为什么你认为媒体给予了布什政府以通路，使其做出的导致我们陷入对伊战争之中的误导性声明得以畅通无阻？
部分原因是由于想要获得政府独家新闻的永不满足的欲望，而政府内部的人则以伊拉克是潜在威胁作来满足这种欲望。但大部分都只是跟从主流意见——这是新闻的最大敌人。
考虑到在线新闻的受欢迎程度和竞争性，你认为纸质媒体还有未来吗？
我认为谈论报业的死亡有点夸张了。在线肯定会是未来的趋势，纸质媒体还能存活很多天。
你最近参加了一次《每日秀》，那次脱口秀将报纸比作不合潮流的娱乐产品。你如何回应那些似乎热切希望报纸消亡的人？
嗯，那是我最后一次试图坚守立场。甚至我妻子都说我当时看起来相当可笑，而她则一直在试图让我感觉好些。最想念我们的人会是那些聪明的博学者和讽刺电视剧的剧本作家们，因为他们会快速阅读我们生产的内容。
在你看来，目前报道的事件中哪篇报道最重要？
伊拉克战争，因为报道这场战争非常昂贵，也非常危险。许多新闻机构都从那儿撤离了。
《纽约时报》并不怕泄露国家机密，宣称只要真相需要，就会发表新闻。然而为了保护其一名记者的安全，缺在该记者被绑架一事上撒谎了。这之间有什么区别？
事实是，我们有时会将信息截留下来，不付诸印刷，原因要么是因为我们确信发表这些信息将会让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要么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我们不仅在David Rohde[被绑架的记者]一事上如此，对其他绑架事件也会这么处理。我们会在保护国家机密的情况下这么做。但我们不会每次都向政府决策力量低头。
你如何看待伊朗向记者们施加的压力？
这最终将引向自身的灭亡。伊朗不仅迫使外国记者离境，还试图关闭伊朗记者的驻地。从长期上来看，这对伊朗政府将产生非常强的腐蚀作用。
你认为无论何时都该拥有新闻自由吗？
我并不认为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我们依法行事，比如反对诽谤。认为存在绝对新闻自由的想法真的很让人费解。
记者要避免一字不改地写出消息来源的话吗？
毫无疑问，有时消息来源在向记者们陈述真相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喜好的。这也是为什么记者们必须在以自己的推测和自己最初信息的基础上非常激进地报道。新闻的最重要的一条准则就是要挑战你的工作前提。
记者是否应该试图将双方观点都阐明，不管实际上哪一方更占理？
我并不认为不管观点是多么小众化，都给它以出现的机会就是公平。记者权衡各方，记者做证言，记者发表看法。我们不认为创世说是科学。因此在孤独症疫苗的辩论中，我们的报道相当清楚地表明了科学站在哪一方。
为什么《纽约时报》如此反美？
《纽约时报》的记者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都深爱自己的祖国。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所作的一切而去欢呼。 文章来自东西
凯勒临危受命编辑本段回目录
“9·１1”报道为该报赢得史无前例的七项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里策奖。
力求挽回因假新闻受损的声誉 凯勒临危受命重振百年老报
2003年，54岁的比尔·凯勒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以填补前任霍威尔·雷恩斯引咎辞职留下的空缺，更重要的是修补不断受假新闻丑闻而折损的报纸声望为属下剽窃、编造新闻引咎辞职的消息6月5日震动美国新闻界。长久以来，这家顶尖报纸一直在报头一侧印着一行小字：所有适合出版的新闻。近来，这家“百年老店”连爆丑闻，显示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评论认为，与其说是内部管理混乱，不如说是《纽约时报》妄自尊大，难以自拔。该报在美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一直以坚持新闻自由、抨击权贵著称。与时报相关的几宗诉讼案，还使美国宪法得以改写，给了记者极大的自由和空间。
总编辑豪威尔·雷恩斯刚上台就策划和组织“9·１1”报道，为该报赢得史无前例的七项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里策奖，使他更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
其实，在内部，并非没人向高层反映27岁的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剽窃、编造新闻。本地版编辑给管理层发过电子邮件，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停止杰森继续给我们写稿。马上。”但是，高级编辑们显然置若罔闻。
新闻界的业内杂志《编辑与出版人》说，《纽约时报》对不具名新闻来源的引用，已经到了类似服用可卡因的痴迷程度。采访对象的抱怨，只让雷恩斯觉得，自己记者拿到了独家新闻，那些人是因为被揭穿事实恼羞成怒才抱怨的。
另外，《时代》杂志最近发表评论说，布莱尔事件之所以能够隐藏这么久，是因为很多采访对象虽然发现报道与事实不符，但不去反映。布莱尔报道过的伊战被俘女兵杰希卡·林奇的家人，其实根本不记得与时报记者交谈过。但他们看了报道后，不过一笑了之。这显示美国大众对媒体早就不信任了。他们认为无中生有、添枝加叶，是记者的习惯。
同时辞职的杰拉德·博伊德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执行总编。有报道说，他对提拔布莱尔起过关键作用。
美国媒体内白人记者占大多数，新闻单位往往给少数族裔的记者提供实习机会，甚至专门设定少数族裔记者应占的比例。有英国报纸认为，《纽约时报》的这一政策，损害了它试图保护的少数族裔，也挫伤了白人记者的积极性，最严重的是损害了该报的声誉。
观察家认为，布莱尔事件给美国新闻界引发的地震冲击波还将延续下去，可能会引发美国媒体更多的自省。宗
［读者反应］
7月15日，《纽约时报》还刊登了各个读者对该报任命新执行主编的看法：
●“在这充满战争与铜臭的时期，凯勒的立场尤其代表了普通大众。”
●“比尔·凯勒仿佛接过哈姆雷特的剑。看清方向啦，比尔！”
●“我很庆幸能像比尔一样，能够与众不同，尽管身陷成群鹰派人物(专门掠夺、剽窃他人东西的人)的俱乐部当中。比尔知道遵循游戏的规则，他也许能够为它做点什么。”
行人经过纽约西43大街《纽约时报》总部大楼所在地。7月14日，该报任命凯勒为新的执行主编，以填补因剽窃丑闻而辞职的雷恩斯。
2003年临危受命，百年老报前途未卜编辑本段回目录
豪威尔·莱茵斯的继任者贝尔·凯勒温吞水般的管理方式使纽约时报的财务表现出现下滑。纽约时报公司的股价从2002年年中的最高点53.80美元一路下跌到目前的约37美元，股票市值缩水近31%。
而纽约时报在线业务正在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长，成为纽约时报公司“旋转最快的引擎”。
丑闻之下 手忙脚乱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奥维尔·谢尔指出，大众传媒的罗马帝国正在瓦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战国时代”
1896年以来，纽约时报在奥克斯－舒尔兹伯格家族四代人的努力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罢工和无数次家庭危机。但是，当2003年27岁的该报记者简森·布莱尔剽窃、杜撰新闻的事件被揭发后，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兹伯格却面临着对于一个出版商来说最严峻的考验。当阿瑟·舒尔兹伯格辞退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执行总编豪威尔·莱茵斯时，他对员工坦言“我的心都碎了”。
但是对于阿瑟·舒尔兹伯格来说，事情远远没有完结。阿瑟·舒尔兹伯格同时也是纽约时报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豪威尔·莱茵斯的继任者贝尔·凯勒（Bill Keller）的上任标志着豪威尔·莱茵斯专制统治时代的终结，但是贝尔·凯勒温吞水般的管理方式使纽约时报的财务表现出现下滑。纽约时报公司的股价从2002年年中的最高点53.80美元一路下跌到目前的约37美元，股票市值缩水近31%。摩根士丹利的一位高级出版业分析师说，“这些数字十分危险。”
除了布莱尔丑闻和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错误报道之外，信息科技深度变革和美国政治风云变幻也在动摇纽约时报的霸主地位。一些人认为除了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MSM）”，大部分报纸已经永远没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指出，大众传媒的罗马帝国正在瓦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战国时代”。
振兴之路 任重道远
2005年美国经济的强劲也许能帮助纽约时报度过难关，但可能无法使它恢复到原来的竞争地位
舒尔兹伯格声称他和他的公司正在重整旗鼓。他和新上任的CEO珍妮特·罗宾森（Janet Robinson）仍然坚持10年前设立的长期目标，即丰富纽约时报的内容和扩大其影响范围。2002年，纽约时报开始实施全球增长战略，收购了国际先驱论坛报（IHT），目前IHT正在不断更新和扩张。
舒尔兹伯格仍然遵循着其前辈所坚持的一贯原则，即艰难时期不断为时报“烧钱”，并且坚信高质量的新闻最终会得到读者的认可。他说：“历史告诉我在艰难时期不要吝惜投资，当一切风过云散，我们已经走在上坡路了。”
然而，高成本的一贯风格使舒尔兹伯格家族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许多昔日家族创办的日报最终都走上了公众持股的道路，他们将每股盈余（EPS）看得无比重要。美国大多数报纸、电视和电台的预算长期以来已被压缩得几乎没有任何空隙，任何停滞都十分危险。
虽然互联网的繁殖和有线电视的铺置给公众带来了大量的评论和分析，但是像纽约时报所擅长的透彻的、原创的报告越来越稀少了。2004年，纽约时报公司显然未能将质量转为前进的动力。华尔街一致认为，公司2004年年报中净收入将会低至2.90亿美元，比去年减少4%，比2001年的4.45亿美元减少35%。
55岁的新任执行总编凯勒（Keller）对高层人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他同时采纳了布莱尔事件中成立的内部委员会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任命标准编辑和公共编辑（即稽查编辑）。据传，纽约时报对待外界抱怨和批评的态度比以前要积极得多。
虽然纽约时报正在恢复原气，但是其发行量仍然不尽如人意。2004年时报的日报版和周日版的发行量只增长了微不足道的0.2%，其中日报版发行量约为110万份，周日版接近170万份。
除了报业的竞争之外，数字通信的飞跃发展开拓了获得新闻和信息的崭新的渠道，增加订阅量实为不易。尤其对于30岁以下的人来说，互联网胜过耳熟能详的名字，如纽约时报、CBS或者CNN。
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日趋单极化也将纽约时报和它的同业推向了边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需要的似乎不是不掺杂记者个人观点的客观报道，而是能够肯定他们党派信仰的报道。长期以来，许多新闻媒体都被指责有失公允。现在，正是公允这一概念本身受到攻击，这使新闻和宣传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在某种程度上，布什白宫通过限制政府工作的曝光度以及将“第四等级”视为可以忽视的特殊利益群体（只要不“惹事生非”），成功地使“精英”媒体边缘化。布什政府尤其不喜欢纽约时报，在他们眼里，纽约时报是“东部自由主义机构”的代表。乔治·布什竞选获胜后在共和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嘲笑纽约时报对二战后德国过度悲观的报道，他开玩笑说：“也许那个作者还正在写着社论呢。”
纽约时报同时还受到另一联邦政府部门司法部的攻击。纽约时报对许多悬而未决的法庭案件大肆渲染，这对保证告密者隐私的报业传统做法构成巨大威胁。
在失去了CEO罗斯·刘易斯这一助手的情况下，舒尔兹伯格就任12年以来，应该第一次感到忧虑和警惕。罗斯·刘易斯的继任者是54岁的珍妮特·罗宾森。她在1983年加入公司，从广告销售员一直晋升到公司的CEO。摆在她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广告收入。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公司的广告收入只比前年增长2.3%，而全美国前9个月的报业广告收入获得了9.7%的增长。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广告收入的增长不容乐观。
2005年美国经济的强劲也许能帮助纽约时报度过难关，但可能无法使它恢复到原来的竞争地位。过去10年中广告费用率的剧增使美国公司不得不节约广告费用，如转移到一些低成本媒体，或者对目标顾客群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无论如何，这对纽约时报都不是一个喜讯。纽约时报一直坚持只在地铁出售它的报纸，以标榜自己的独一无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纽约时报陷入战略劣势。
全球战略 多元经营
纽约时报曾经考虑将国际先驱论坛报改造为时报的国外版，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它独立的国际定位
纽约时报在纽约地区之外的读者远远少于其他两家全国性报纸，即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这两家报纸的年发行量都远远超过了200万份。大型媒体采购商Carate Press的总裁杰夫·派帕（Jeff Piper）认为，由于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十分惊人，采购这两家的报纸可以发挥成本优势。
即使在纽约地区，纽约时报也只是14%的成年人的阅读选择。纽约时报的发行地区分布十分分散，使它无法通过邮政编码来进行有效的定位。而恰恰是这种技术使许多其他在地铁出售的日报通过插入广告的方式获益颇丰。
同时，纽约时报准备从312个现有市场扩展到临近的地区。去年10月，它开始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代顿市的一家工厂印刷其本国版，这家印刷工厂属于当地的一家日报。这使它不仅可以以100个新邮政编号出售报纸，而且可以提高在现有市场如遥远的路易斯维尔的认知度。纽约时报计划在2006年之前在已有的20家印刷网络中再增加7家新的合同印刷厂。
然而，纽约地区订阅纽约时报的读者却在不断流失。在自己地盘上市场萎缩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如非英语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但是过度追求高端读者群以及定价的上扬（全年订阅价格约为480美元），超出一部分读者的支付能力，进一步限制了纽约地区的营销和促销活动。此外，纽约时报拒绝增加外语版以及为年轻成年人发放免费阅读版。
但纽约时报在美国其他地区增加的订阅量已经超过了在纽约地区减少的订阅量。订阅量的增长所带来的财务收益已经超过了在全国性广告上获得的额外收益。时报在纽约拥有惟一的印刷厂，因此在纽约地区发行报纸的成本比在美国其他地区发行高1/3。舒尔兹伯格虽然对纽约时报逐渐从纽约市场中退出感到不安，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虽然我们逐渐远离纽约，但是我们在其他地区正在不断扩张。”
野心勃勃的纽约时报公司已经将版图向全球扩张。为了取得对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绝对控制权，纽约时报公司以发行新报纸相要挟，使华盛顿邮报不得不以6500万美元的价格放弃50%的股权。
纽约时报曾经考虑将国际先驱论坛报改造为时报的国外版，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IHT独立的国际定位。IHT的发行人、纽约时报的董事会副主席马歇尔·高登（Michael Golden）表示，欧洲人需要欧洲的报纸。IHT读者主要集中在欧洲，分散在180个国家。
IHT也借鉴了纽约时报的playbook，增加了版面、彩色插图，并在悉尼、科威特、圣保罗开始发行。最近的亚洲和欧洲读者调查显示，IHT在读者中的口碑尚佳。IHT的广告收入也在持续增长，但仍然低于1亿美元。高登和他的副手即舒尔兹伯格的堂兄急切希望IHT尽快扭亏为盈，但是一个针对海外英语出版物的跟踪调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即使IHT能够保持欣欣向荣的势头，离母公司的期望值和盈亏平衡点仍然很远。
纽约时报公司在电视新闻上的投资也处于同样的尴尬境地。纽约时报成立了一个由电视专家组成的团队，这个团队与许多报业记者携手合作，为Frontline、Nova和其他电视台录制了许多精美的节目。2003年，时报的电视业务从录制转向发行，时报与探索通讯公司合作，投资了数字电视频道———“探索时代（Discovery Times）”。“探索时代”已经进入了3500万家庭，但是收视率微乎其微。尼尔森评级部门去年10月份提供的数据显示，仅有2.7万名观众在黄金时段收看“探索时代”频道。
网络时代 谁主沉浮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杂志陷入同样的两难境地，即大部分读者通过网络获得信息，但90%的收入来自报纸发行
但是纽约时报的在线业务已经真正开始赚钱了。根据最近一次财务报告，纽约时报数字业务（包括Boston.com和NYT.com）2004年上半年的收入达到5310万美元，净收入达到1730万美元。纽约时报在线业务正在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长，成为纽约时报公司“旋转最快的引擎”。
2月17日，纽约时报公司与Primedia公司签定协议，协议规定纽约时报公司将以4.1亿美元现金收购Primedia旗下的About公司。About公司是通过About.com提供在线消费者信息的行业领先者。目前收购已报有关部门审核，如审核通过，收购将在本季度或下季度完成。About.com是否如纽约时报公司所称为现有数字业务创造新的增长平台，我们拭目以待。
广告收入几乎是时报在线业务的惟一来源。时报内部正在为NYT.com是否需要效仿华尔街日报，是否需要开始对在线浏览收费的问题争论不休。毫无疑问，每月收费39.95美元甚至9.95美元都会损害到每月1800万的访问量。时报内部一部分人认为，网络流量的减少会损害公司的长期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收费带来的发行收入的增加将会弥补广告收入的损失。
舒尔兹伯格拒绝对此争论发表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似乎倾向于收费，他说：“问题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一代习惯获得免费信息的读者群。这其实是很麻烦的。”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杂志陷入同样的两难境地，即大部分读者通过网络获得信息，但90%的收入来自于报纸发行。对此，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人之一约翰·巴特勒（John Battelle）解释道，为高质量报道付出高昂成本的商业模式仍然是合理的，因为在互联网上没有发展前途的媒体是那些在新闻报道上没有获得足够利润的媒体。
今天，舒尔兹伯格面临的处境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刚刚走马上任时面临的处境更具有挑战性。他能否找到一条既能够持续增长，又能维持纽约时报原汁原味的道路呢？这不仅仅是关系到美国重量级报纸前途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传统的以新闻报道为主业的媒体能否在数字化时代发挥主导作用。
解析纽约时报防止新闻失范措施编辑本段回目录
□ 周 逵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1985-2009年美国公众对媒体准确公正性的评价调查，到2009年末，只有29%的美国人认为新闻媒体客观如实报道新闻事实，而高达63%的被访问者认为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失实，这一数据创造了过去20年的新低。而在2010年末，美国知名时评博客《Huffington Post》评选出过去十年美国传媒界的九大新闻事件，其中的两件丑闻均与《纽约时报》有关：一则是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的造假丑闻，二是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的失败报道，尤其是《纽约时报》最富争议的女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的报道。《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大报而言，出现杰森·布莱尔这般公然编造的丑闻比较罕见，对时报历史悠久的专业主义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失，值得深刻反省；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防日常报道中的新闻失范。于是，2004年后，《纽约时报》推出一系列举措，旨在修补采编体制的漏洞和挽回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规范消息来源(匿名信源)
前《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因为过于依赖匿名高层来源和热衷于引用伊拉克流亡者的证言而让其报道受到严重置疑。2002年9月7日，米勒和《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高登报道美国截获运往伊拉克的金属管。在其头版头条文章中，米勒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和“美国情报专家”的话，称伊拉克用这些金属管来增强其核原料储备，她还引用据称是“布什政府官员”的话，说伊拉克近几个月“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核原料来制造原子弹”。文章见报后不久，赖斯、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将米勒的文章作为开战的部分依据。米勒还在她后来的文章《一位伊拉克科学家断言非法武器保存到战争前夜》中坚称，已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事后这些报道都被证实不属实①。此后发生的杰森·布莱尔丑闻中同样存在大量类似问题。《纽约时报》因此下决心对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匿名信源的使用进行整顿。总编辑比尔·凯勒(Bill Keller)推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
首先，匿名信源的使用必须是为报道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新闻事件，同时没有其他消息来源时采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办法(last resort)；原则上不允许对猜测性质的消息源给予匿名处理；也不允许假借匿名之便，进行人身和党派攻击。
其次在使用匿名信源时，必须尽量给出关于信源的背景信息，不允许使用“有消息称”或“要求匿名的受访者称”这样简单的说法，而必须加以进一步限定和说明，如“来自参议院的消息称”“一位美国外交官称”好于“一位西方国家外交官称”，后者好于“有外交人士称”的说法。同时，记者必须尽可能向读者提供受访者要求匿名的动机，如“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由于担心来自对方的报复”“由于谈判双方都承诺对内容保密”等②。当某篇报道使用匿名信源后，记者有必要采用分散消息来源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多角度信息，同时要求信源间彼此相互独立，以免造成回声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
如何做到核实消息来源可信度和保证匿名性之间的平衡？基本原则是知情编辑必须和记者一样对匿名信源真实身份完全保密：知情编辑不得将其透露给其他记者或未经授权的编辑。同时，《纽约时报》还根据报道题材做出非常细化的规定，将报道内容的敏感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不同的告知要求：
在普通报道中，匿名信源真实身份必须以保密方式告知该记者的部门主管或主管编辑；
在比较敏感的报道中，记者可要求只向主编或总编辑透露信源身份，这一要求不应视为对编辑或其他同事的不信任；
在如事关法律案件或者国家安全等极其敏感的事件，如果匿名信源真实身份曝光将会对其造成严重危害时，总编辑可只要求知道关于信源的部分信息或者描述，而放弃完全知道其身份的要求。
《纽约时报》对如何处理传闻或转载其他新闻机构消息也作了非常谨慎的规定：即使在报道中注明传闻的新闻出处，也并不能让《纽约时报》免责。当涉及场景非常关键时，记者需在文章中写明自己是否亲抵现场、还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进行采访。
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Richard C. Wald教授和他的学生进行了这一政策推行三年后的效果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自2004年对匿名消息来源新规定实施以来，《纽约时报》涉及匿名消息源的报道数量下降了50%。头版中匿名来源的报道几乎绝迹。但研究同时指出，在所有匿名来源报道中，仍有1/3涉及来自华盛顿的政治新闻和政府消息。这与长期以来美国政治文化氛围相关。同时从推出至今，这些规定受到来自报社内外许多人的指责，很多人认为单靠技术规定只会导致报道中出现八股文，而无法防止出现第二个杰森·布莱尔。
设立公共编辑
杰森·布莱尔丑闻后，《纽约时报》终于做出设立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的决定，试图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纽约时报》不怕家丑外扬，不怕别人对自己的报道“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总编辑比尔·凯勒邀请资深媒体人、当时退休在家写书的欧克伦(Daniel Okrent)担任这一职务，依据是欧克伦有丰富新闻从业经验、对新闻标准有独立判断，但并没有在《纽约时报》工作过，不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问题。
公共编辑的职责是代表读者，传达或回应读者对报道的批评，针对近期报道内容的文字、专业主义规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欧克伦在谈到对自己的定位时认为，“公共编辑不是批判式的或者让人害怕，也不是为了需要说正面的话，而是思维清晰，思想独立，可能还要无所畏惧。”在报社内部，公共编辑是独立职位。它并不属于管理层，也不属于编辑记者之列。公共编辑拥有完全的写作自由，完成写作交给文字编辑校对后就直接交付印刷见报了，而无需经任何人的内容审查。欧克伦的任期为一年半。在他之后，Byron Calame、Clark Hoyt也历任这一职位，现任公共编辑是Arthur S. Brisbane，他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副主编，2005年开始担任奈特里德( Knight Ridder )公司高级副总裁。
对于公共编辑机制的设立，业界和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批评者认为公共编辑选择决定于报社内部，本身就有利益冲突嫌疑。事实上，在欧克伦任内，这样的质疑就曾不止一次出现，甚至严重到欧克伦几乎要辞职的地步；另外，对于设立这个职位的根本目的也存在批评，有人认为与其说这是报纸主动接受公众监督的一个良性机制，不如说是一个报纸形象的公关项目。但不管怎样，设立公共编辑是《纽约时报》的一大进步，历任者尽职尽责，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如欧克伦就曾经对朱迪思·米勒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瑕疵问题发表意见称：
我强调，我不是说原谅她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而是报纸是编辑控制的，不是记者控制的，编辑们通过了这个稿子，而且上了头版，下了很惹目的标题。这个机构应该为此负责，而不是米勒一个人。”③
规范新闻图片的修改
美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图片修改和真实性争议由来已久，最知名案例要数1994年，《时代周刊》封面登出经过处理加黑、模糊的辛普森(O. J. Simpson)照片。但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效果增强和内容篡改间的界限也越发模糊。2009年7月6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一组名为《第二次镀金时代的废墟》(Ruins of the Second Gilded Age)的照片。这组照片的作者是英国摄影师Edgar Martins，照片旨在反映由于房地产市场萧条，美国各地停工或废弃的住宅建筑的荒凉场景。照片刊登后不久，被美国流行文化信息共享网站MetaFilter揭发其中一张照片涉嫌修改图片内容。很快，《纽约时报》撤下这组照片，并发表申明称经过调查，Edgar Martins承认自己出于“美学考虑”修改了照片内容。
事实上，一直以来《纽约时报》都严格规定所用照片，无论是刊登于报纸还是发表在网站上的，都必须完全真实，而不能进行任何程度的加工(合理的裁剪除外，前提是裁减并没有改变原图意思)。编辑或摄影师严禁向图片中添加内容，或者扭曲、重新布置、删减照片内容。对于照片颜色和灰度的调整也只能限定在让图片更加清晰的范围内，近似于暗房洗片技术里的局部加光或减光效果。
同时美国新闻界对于造假图片，有着严格的事后追惩措施：如果出自本报摄影记者之手，那么无论该记者如何德高望重，一律解雇。2003年4月1日，《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布莱恩·沃斯基(Brian Walski)因一张合成的英军士兵和伊拉克平民的新闻照片而被报社辞退。
一些编辑的技术手段可以预防造假事件的发生：每一个拍摄主题必须成组拍摄，图片编辑从中选择某一张刊发。一组至少要5张(或更多)以上，而且必须是不同角度围绕某一主题在一个时间段内拍摄的；同时还应规定摄影记者有责任保留原始影像文件，拍摄中途不能删除已拍摄的照片，维持数码文件的原始序号，以备必要时作为辨别真伪的依据。对某张照片进行合成不难，但是要想对一组照片进行造假，难度陡然增加，因为光线、景深和角度等视觉因素都会制约，一旦造假，就会顾此失彼，露出破绽④。此外，通过对照片数据特征进行软件分析也可甄选出涉嫌造假的照片。
社交媒体网站信息管理
2007年，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件，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美国媒体在报道枪手赵承熙时，均充分利用其在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分析其个人背景和作案动机，获得很好成效。此后，《纽约时报》内部达成共识，认为My space，Facebook，Linkedin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可以成为报道的得力工具。Facebook个人页面可向记者提供关于工作、爱好、朋友、想法等许多个人信息。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针对全美新闻记者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的调查，几乎所有记者和编辑都将2.0网站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其中64%经常性使用博客，61%经常性使用维基百科，60%经常性使用Facebook，60%经常性使用Twitter。但同时这类媒体上信息的可靠性、编辑记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样的信息、以及编辑记者自身社会媒体的使用规范也成为一个热议的问题。
2009年《纽约时报》副主编克雷格·惠特尼(Craig Whitney)曾在内部员工备忘录邮件中提出关于社交媒体网站信息管理的规范，该规范要求：1.时报员工使用Facebook时务必在个人信息中“政治观点”一栏保持空白，同时不加入Facebook上任何政治组织，尽管最初的目的可能是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信息，但外人看来是“加入”这一团体。而这势必将损害《纽约时报》记者客观公正无预设观点的立场；2.如何处理涉及“好友”的报道。《纽约时报》对记者报道和当事人利益冲突有严格规定。社交网站上的“好友”则另当别论。判断标准是是否有现实利益冲突。同时也要考虑公众感官，如一个美国总统选举报道的记者是奥巴马的“好友”而没有加“麦凯恩”，可能会给公众造成政治立场偏向的感觉，尽管这并不一定是真的。⑤
由于社交媒体的信息使用规范问题还是较新问题，因此各主流新闻机构都在积极探索中，如路透社2010年颁布《网络报道守则》首次对记者使用社会化媒体制定详细规范，摘取其中几条作为参考：
1.对可能产生争议的信息，记者要保存有关网页，打印网页快照，以免受到“捏造信息”的指责。记者一定要学会“抓屏”。当网页被撤销后，抓屏留下资料是保护记者的最好证
2.使用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时，标题中必须清晰准确地说明。新闻正文要在靠前的位置交代这些信息是如何获得的。收集信息的有关事实必须在新闻显要位置予以突出，因为这也是读者关心的内容之一。
3.检验网上信息。
4.记者还应该记住的是，消息来源、同事同行、竞争对手，以及未来的雇主，也都在留意着你的帖子。一刻也不能丧失判断能力。在Twitter、Facebook等转发/共享一个链接轻而易举，但作为路透记者，如果你转发/共享的内容最后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让人联想你偏向争议中的某一方，就会损害你个人和路透的声誉。
5.记者必须谨慎使用那些由网民自发合作、匿名编撰而成的信息。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一部在线百科全书，也是记者探索新闻事件的好帮手。但记者不能把维基百科作为一个可以署名的消息源来使用。因为维基百科的信息不仅未被证实，并且每一秒都可能因编辑者的添加或删除而发生变化。记者可以从维基跳转到那些可以用作署名的官方网站寻找信息。
防止新闻失范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系列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如今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在利益集团游说、成本支出等多重压力下，坚持报道客观公正则更加困难。防止新闻失范细化的技术性指标、需要记者自律，需要公众对报纸的监督。(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问学者；因版面原因，本文注释此处从略，详见《中国记者》网络版)
Bill Keller: Twitter让我们变愚蠢编辑本段回目录
上周我和我的妻子告诉我13岁的女儿，她可以加入Facebook了，几个小时后，她的好友达到了171个，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把毒品传给了她。
我不想做个扫兴的人，我也不是勒德分子（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我满怀激情编辑一份拥抱新媒体的报纸，我意识到互联网使内容传播给全球的大量读者， 并使他们参与进来，推进互联网的发展，但是在盲目崇拜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创新是需要代价的。有时我会想，这代价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Joshua Foer的畅销书《与爱因斯坦漫步月球》让我回想起我们是如何对待进步的一个非常的例子，15世纪之前，人们被告知要记住大量的信息，而今天，如果你能完整地背诵一本书，恐怕只会被当作怪胎。
然后我们进入了马克扎克伯格时代，随着我们适应了打印的页面，记忆的工作逐渐被停止。记忆大量内容的能力仍旧存在（Foer已经通过获得国家记忆大赛冠军证明这一点），但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说，我们把这能力停在了车库里。
有时适当的妥协是值得的，我当然不会放弃背诵《米德尔马契》（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代表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但同时，Foer的书提醒我们，人类认知的提高并不是不可阻挡的。
我的父亲，在幻灯片时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他经常感叹袖珍计算器的方便减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数学技能，很多人发现，GPS导航破坏了我们对城市街道的把握，甚至可能损害了我们天生的方向感，打字太多已经很少人练习书法，Twitter和Youtube正在蚕食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就所剩不多的记忆也放弃给了Google，几秒钟就能搜到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记呢？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记忆和学习」的罗伯特比约克注意到，即便是非常聪明的精通Excel表格的学生，如果不让程序做大部分工作的话，都不能从数据中挑出显而易见的表达式。
罗伯特在邮件中对我说：除非有些实际问题被解决或决策被制定，学习很少发生，我们不是记录工具。
Foer看到，苹果雇佣了一位「抬头显示器」-给飞行员使用的透明仪表板-方面的专家，他想，苹果是不是在开发这样一款iPhone，不需要将手指放到键盘上，而最终命令直接发自大脑皮层。（苹果拒绝发表评论）
这是下半个世纪的故事，Foer告诉我，那时我们将是非常有效率的半机器人。
基本上，我们正在把我们的大脑外包给云端，有利的一面是，这将为像「开心农场」这样重要的追求释放更多的脑力，但是我内心真正担忧的是，这些压倒我们的科技是否会侵蚀人类最基本的特征：我们对事物的反应，对真理的追求，真正的同情心，比纳斯达克和政治亲和力更深的社区意识。
社会化媒体最明显的缺点是他们具有攻击性的干扰，不像是虚拟的壁炉或之前我们直播过的红尾鹰，Twitter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存在，它要求注意和回应， 它是沉思的敌人，每次我的TweetDeck收到新推，我都会沉迷在上面一会，无论我在做什么，等等，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交流的短暂性加剧了我对社会化媒体的不信任，他们是「左耳出右耳冒」的缩影，我妈在教训我我不听时经常这样比喻。
我甚至不确定这些新的工具是真正的「社会化」，在Facebook的友情之间断然存在虚假，Twitter的连接之间必有虚幻。通过数字人群窃听到的对话多半是不完全的或重复的，在Twitter上追踪一段对话就像听幼儿园小孩吵架：你做的！不是！是你！不是！
作为一种受虐似的实验，有一天我发了一条推“＃TwitterMakesYouStupid. discuss”（Twitter使你愚蠢，拍砖吧）。这引来了很多智慧的灵光一闪（“感谢我们的公开学校”）;一些诚恳的观点（要看你Follow了哪些人）;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推测，我的Mentions（回复页面）被刷屏了;还有一条是来自我妻子的消息（“我不知道Twitter使你变愚蠢了，但是使你吃晚饭迟到了，快回家吧！”）;还有一些比较糟糕的回复。几乎每一个有话可回复的人都回应了我的挑衅。在一个真实的讨论中，信息编组是累积的，复杂是被普遍接受的，有时说服的情况也会发生。在Twitter上的讨论中，观点和我们对其他人观点的容忍都被限制了，不管Twitter有没有使你变愚蠢，它真的使某些聪明的人听起来很愚蠢。
我发现招来很多热情推友的猛烈抨击，其中包括通过夸夸其谈展示自己魅力的年迈学者，也包括我的同事：他们正在精心指定一个社交媒体战略，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所以我想说Twitter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是推广产品的大喇叭，捕捉信息的利器，是爱狗人士聚会乃至革命者的得力组织工具。它让偶然性重新回归信息流。 尽管我算不上推友，也不怎么使用Facebook，但我愿意看到自己的文章被缩写成短网址，然后在Twitter上传播，哪怕我知道人们的结论将充满敌 意。
假定我相信 Facebook 友谊和 Twitter 聊天可以取代真正的和谐、友好的对话，就像古腾堡的装置可以代替记忆，那么社交媒体的弊端对我影响并不大。那些我们在推讯中可能学不到的东西（复杂性、敏锐、耐心、智慧、亲密性）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越来越多值得信赖的数字预言家已经探讨过新媒体对人类大脑的影响。我担心的倒不是大脑，而是灵魂，小说家比神经学家更懂得我的焦虑。在 Meg Wolitzer 的新书《The Uncoupling》中,有一段描写高中帮派的文字，正是我女儿即将加入的那种。
Wolitzer这样描述：这一代人掌握着信息但缺乏背景知识，手拿黄油但没面包，如饥似渴但胸无大志。
本文作者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英文原文链接：The Twitter Trap 由pestwave协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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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36kr.com/bill-keller-twitter-make-us-stupid/
http://news.sina.com.cn/m/2011-02-18/09562197554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