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毛钱便可开一个三方同时通话的电话会议。目前，一种低成本的新型电话会议方式正在广东上万家企业之间悄然流行。日前，据263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电话会议方式成功打破了传统多方通信在“即时性”和“价格”上的双瓶颈。
据悉，传统的电话会议大多属于“预约式”，具有两大瓶颈：第一是缺乏即时性，用户如果想开电话电议，必须事先拨打运营商客服电话或提供企业资料申请开通，费时费力；第二是价格高，它需要用户交纳数百元的接入费、购置相关设备，并需要支付一笔相对高昂的通话费用，这对于国内企业用户、尤其是中小企业用户而言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分析人士认为，新一代电话会议方式的诞生，将给国内多方通信市场带来一次大的“井喷”行情，估计年内该市场规模将突破50亿元大关。据预测，电话会议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也将达到50亿元。而广东省个体私营企业数已近300万家，市场规模则有望率先达到5个亿。
多方通信国内市场期待爆发编辑本段回目录
11月4日上午消息（李明）由于光纤通信、卫星的出现及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跨地区、跨国、跨洲际的信息交流都成为可能，发展也十分迅猛。以国内为例，有超过63万外商在华投资，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联想，海尔等也先后走出国门。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的各分支机构在进行远程交流时又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应对企业自身日益分散的分支机构、愈发紧密的协同合作，以及随时随地快速响应等因素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已经成为众多跨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此，上海会畅CEO黄元庚博士在接受C114专访时表示，多方通信服务可以帮助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较好地解决上述难题。“例如，一方在北京旅游、一方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一方在国外出差。虽然大家都处于不同的地点，但是通过多方通信这样一个平台，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电话会议、网络会议、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随时随地的沟通。”
三因素制约国内多方通信市场发展
对于中小型企业以及跨国企业，通过打造全新的多方通信系统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他们以最“绿色”的IT手段冲破企业日常协同运作中的“通信孤岛”，大大降低企业沟通运营成本。
黄元庚坦言，“现阶段，国外的多方通信市场已经发展壮大，而国内多方通信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欧美发达国家，87%的企业利用远程会议系统提升公司运行效率、节省IT成本支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加速产品上市时间，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而中国的企业利用远程会议系统这一全球最具绿色效应的IT系统的公司却不到1%。
黄元庚认为，“如此明显的比例反差不仅反映出国内企业对于借助IT服务提升自身运营效率意识的淡薄，更突显了国内多方通信服务市场需求的巨大缺口。”
在黄元庚看来，国内多方通信市场尚未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主导力量去推动市场的发展，所以市场的知晓度不大。”
“第二，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客户对多方通信的需求。过去手机的使用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除手机以外的方式进行沟通。”
“第三，国内大多数国企对于多方通信需求不高。绝大部分国企都是金字塔单向沟通的方式，而不是交互开放式的沟通方式。”
看好跨国企业客户市场
黄元庚分析称，“国内多方通信市场的客户大多是跨国性的私营企业，他们对于跨国沟通的成本非常看重；同时，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加快本土企业的战略转型，首先要帮助国内中小型企业借助IT技术改善自身运营。这两种企业也是上海会畅的主要客户群。”
针对上述类型的企业，上海会畅推出了“商会通”一站式解决方案。利用电话会议、网络会议、视频会议、网络直播活动、大型活动会议、在线培训等远程会议服务，帮助企业实现绿色成长。
“截至2010年9月底，上海会畅每月向客户提供的包括语音、网络以及视频在内的多媒体会议服务时长已突破4000万分钟大关，创造了我国多方通信会议服务市场月均服务时长的最高记录。” 黄元庚自豪地说。
语音会议仍为主力 网络会议将受青睐
据C114了解，“商会通”主要包括语音会议、网络会议、视频会议、大型活动服务四种类型的服务。黄元庚透露，“语音会议服务是目前多方通信服务商的最主要业务，也是会畅最主要的业务收入；而单纯的视频会议服务不会成为多方通信的绝对主流服务；此外，未来网络会议服务将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
作为中国少数几家拥有工信部颁发的多方通信运营牌照的远程会议服务虚拟运营商之一，上海会畅提供的多方通讯会议服务已经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已成功给20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度身打造了多方通信解决方案，全球500强企业的大多数在华机构和中国本土很多知名企业都已是上海会畅的忠实客户。
现在全球每天都有2000多场会议基于上海会畅的多方通信解决方案平台召开，上海会畅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所在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等区域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在亚太和欧美等地区国家，上海会畅还可以通过合作伙伴来开展业务。
客户需求决定“盘子”大小
据黄元庚透露，“在国内多方通信服务市场，与同类厂商相比，上海会畅“商会通”除了具备高效的接通率和优质的服务等优势外，还拥有独特的商业模式。”
据C114了解，在商业发展模式上，上海会畅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自主研发和搭建多方通信会议桥的经营模式，而是以全新的“系统外包”模式实现多方通讯会议功能，将系统的搭建和维护外包给世界最大的多方通信服务提供商Intercall，从而节省了巨大的前期资金投入和日常维护成本。
这种商业模式不但加速了多方通讯会议系统的上线时间和系统更新频率，而且将最先进的世界多方通信主流产品和技术引入中国市场，让中国的用户提前享受到了这种最先进的远程会议技术平台和服务。
谈及多方通信服务所面临的技术瓶颈时，黄元庚认为，“多方通信业务的带宽还远远不够，
不能支持现在高清视频和大数据量的传输；同时通信和IT还处于割裂状态，如何实现二者的融合是多方通信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客户需求才是多方通信市场爆发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黄元庚表示，上海会畅将与产业链各方共同推动国内多方通信市场的发展，帮助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无障碍的沟通机制，从而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多方通信中国“布道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互联网使中国和欧美在科技领域的“时差”越来越短，一般国外先进的商业模式在诞生一年之内都会被移植到中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内多方通信行业在中国的滞后才如此令人不解。
多方通信已经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商业文明走过了近30年，因为它能利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已经覆盖了超过90%的美国企业。从最初单一的多人电话会议，进化到如今的电话、视频和网络相融合的多媒体通信，多方通信被华尔街认为是“改变了商业”。可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文明的产物直到21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国内第一批多方通信企业上海会畅的CEO黄元庚在2003年回国创业时，国内的多方通信市场几乎为0，而七年之后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不到1%！
“这是个潜力巨大的行业，但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结构并不是好的土壤。”黄元庚甚至不能预期行业未来的爆发点，“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国家相关政策、商业市场化程度等都能决定行业的走势，但关键是蛋糕都还没做起来。”
告别硬件时代
上世纪80、90年代，思科、Avaya等设备商统治着多方通信市场。在那个以硬件为驱动力的市场环境下，服务并非是最关键的考量标准。“它们只是把设备卖给你，并不为某次会议出现的问题买单，完全没有售后服务的概念。”黄元庚曾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见证了多方通信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他的印象里，“那个时候的确需要多方通信，但老实说，并不好用。”
而改变这一切的则是一个中国人。1996年，后来成为华人创投界领军人物之一的朱敏创办了WebEx。这个不用买设备、不用租带宽的服务性产品甫一出现，就立即震惊了硅谷。之后的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2000年7月，WebEx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值为十几亿美元。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同年3月“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得资本市场极其排斥互联网企业。但WebEx不仅做到了上市，而且股价翻了近5倍。到2007年被思科收购时，成交价格已达到了32亿美元。
WebEx不仅仅改变了多方通信的载体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它填补了产业链下游的“真空带”。用户再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设备费用，同时还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正如黄元庚所说，这个行业其实是“服务创造价值”，而不是“技术创造价值”，“如果以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服务提供商至少占据了利润总额的八成。”因此，短短几年时间，以服务为驱动力的多方通信已经占据了94%的市场，而传统的设备解决方案萎缩到只有6%的市场。
如今多方通信的产业链已趋完整，思科、Avaya、华为等负责通信网络建设，Intercall、WebEx等提供平台以及系统，而像会畅这样的服务商则直接面对用户。
处于下游，且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会畅是否只是个代理商？黄元庚对此并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科是为我们打工的。我们只是把网络和平台的东西外包出去，专心做服务。这其中也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正如电信运营商把网络和IT都外包出去一样，它们也从没谈过什么知识产权。”
而会畅所做的也绝非代理那么简单。在完成外包后，他们还要去跟世界各地的电信运营商租带宽，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已开通的100多个国家中，保证多方通话的质量和稳定性，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和延时，这都需要会畅大量的协调工作。此外，诸如如何在400电话和长途电话之间切换这样的细节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在黄元庚看来，多方通信之所以完成了从“硬”到“软”的转变，其实是用户和时代的需求所致。从起初昂贵的“八爪鱼(电话会议中类似于交换机的设备)”，到如今利用电脑、手机随时随地参加多方会议，人类对商业社会的理解方式正在从通信向互联网过渡，而这同样符合产业软化的规律。
水土不服？
但正是这个拥有纯粹“中国基因”的“舶来品”，却处在国内外“冰火两重天”的窘境下，经过了近十年的自愈，依然不见起色。此前太多的“舶来品”折戟中国，这不禁让人担心水土不服才是多方通信的病因所在。
前《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JamesMcGregor在他所写的 《十亿消费者》中说到，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它的市场特色也必然不同于西方。很多不理解中国市场的外企，自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最优秀的人才，便以为在中国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事实证明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
思科在收购了WebEx后，猛攻中国的多方通信服务市场，可结果甚至没达到“1+1=2”。而会畅等国内服务商则一路高歌猛进，并不处于下风。
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整条产业链的现状，因为按照IT业咨询机构Gart－ner的研究观点，美国的远程会议产值已近100亿美元，而中国2009年的数据则刚过5亿元人民币，相差100倍。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这5亿元，也基本由外国公司驻华机构买单。
多方通信为什么不受国内企业“待见”？
黄元庚直指国内企业的管理架构和企业文化，“外国企业多是扁平化管理，多方会议是常态，并且必不可少。而国内企业则是金字塔结构，层级较多，多方会议并不能明显的提高效率。再加上沟通是外国企业中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而在国内，‘一言堂’、‘红头文件’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沟通似乎并不重要。”
这看似是个“死结”，毕竟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黄元庚也很无奈，他只能期望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脚步再快一点。
黄元庚还提到了用户意识问题，“现在国内企业的想法挺复杂的，愿意使用和有能力使用多方通信的企业多半会去买思科的设备，毕竟那些都是固定资产，看上去实在。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则不愿意承担费用，用手机、QQ就能满足部分多方通信功能。国外的情况则不同，虽然Skype很流行，但更多的企业还是愿意选择付费服务，毕竟免费软件很难提供稳定性和安全性。”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如果单靠行业内驱力，多方通信注定是个悲剧，因为国内的商业底蕴不足以承载国外多元化商业文明的产物。黄元庚选择了当一个“布道者”，虽然艰辛，但至少是在推动这个行业，“看着这么好的行业却起不来，老实说，挺心疼的。”
未来之惑
其实国家在2005年就意识到多方通信的价值，并为此设置了“牌照”，但该牌照的价值和约束力比较有限。据黄元庚回忆，当时工信部并没有专门下发文件，只是在业务申请表中包含了多方通信这一项，只要打钩就证明可以从事该业务。此后数年，工信部不仅停止了该业务的申请，而且对已发牌照的管理也并不尽如人意。直到现在，该牌照还处于测试阶段，因为多方通信牵扯到国家安全，国家迟迟不出政策，也情有可原。
而在这个空白期，多方通信则陷入了“一放就乱”的怪圈。“虽然参与企业不多，但即使这样，现在的市场依然很乱。没发牌照的也在做，发了牌照的也没什么优势。”黄元庚挺支持工信部加强行业监管，“监管才能重塑行业秩序，否则，恶性竞争、价格战等手段会严重影响整个行业的形象。”但许多例子都证明了国家常用的“一刀切”式的监管只能让整个行业“一管就死”。
依然很悲哀，当我们还在为多方通信的生存环境担忧时，国外巨头已经开始谋划下一代多方通信技术。在WebEx上，语音已不再是核心的应用。思科通过收购PostPath把e-mail功能整合进来，收购Jabber后，又把状态功能(Presence)整合了进来。此外，思科还准备把WebEx与其自有的社交网络Quad相通，WebEx俨然已经成为一款功能全面的云统一通信平台。
思科的一连串重仓并没有让黄元庚害怕，因为他也认同思科的“协同”理念。“其实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通吃整条产业链，这个蓝图太大了。在未来，功能模块化的概念会逐渐普及。比如这个产业有十个模块，制定好标准，完善每个模块之间的对接，而企业则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相应的功能模块。”
“到那时，会畅依然专注于服务本身，也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把蛋糕做大才是眼下当务之急。”黄元庚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