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出于吃饱肚子的创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几个农民结“同盟”的红手印见证了那段历史。包产到户官方术语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的“ 包干到户”则被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 ”，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此前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
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由农村再出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早是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三个月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标准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摸着石头过河
1980 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 页)。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邓小平说提出的“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勇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是改革开放3条经验——“猫论”、“摸论”、“不争论”中的其中一条。“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一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量身订制，却率先运用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 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确提出。
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葡萄牙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用“一国两制”原则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年秋，胡耀邦获辞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之，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此次会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此时，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国内思潮涌动，基本路线之提出实欲为中国未来之发展建规立矩。 1992年，邓公南巡至深圳，言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至此，“发展是硬道理”传播开来。这句话加上他说的另一个“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后来就成了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这些论断有力地打碎了“姓社姓资”问题的精神枷锁，再次推动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迎来了又一轮的经济大发展。
“入世”
1986年7月10 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即“复关”)，从此，在经历了从“复关”到“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松谈判。1999年3月 15日，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也由此经历了新一轮的繁荣增长。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年11月14日，十六大一致同意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的“崛起”历史悠久，能够成为一个坊间话语，概因2006年央视推出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讲述了500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过程城中，相继出现的9个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兴衰更替的过程，以期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崛起之路。对此电视片本身优劣的评论逐渐延及到“中国何以崛起”的深刻话题的讨论，尽管结论莫衷一是，但也因此至少扩张了民众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自己的视野。衡量一个国家“大国崛起”，必然要先具备这样的视野和胸怀，并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胜任了“世界公民”的责任角色。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世风第二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 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在80年代，类似的话语充斥着街道。似乎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已经贬值到不如上街卖红薯的地步，到处都是随便做些什么就发家致富的人。知识贬值如此的时候，有人发出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哀叹。
此言流行过十年，逐渐被人遗忘。知识依然还是知识，杀猪刀与茶叶蛋里，没有站出几个能够上位的人物。倒是操手术刀的，靠“红包”致富者不计其数。不过，没有那些拿杀猪刀的与卖茶叶蛋的，也就冲不破计划经济时代观念的藩篱，手术刀还是不值钱，与杀猪刀相似。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此语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风格上看，颇有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风范。资本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改革刚开始，谁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就连“投机倒把”这种完全不靠谱的罪名还堂而皇之的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从事商业活动需要的就远不是面对投资失败这么简单了，甚或还应该有坐牢的勇气。然而，突破体制禁区往往也能获得超出想象的回报。这是重涉商业社会的中国人最普遍的精神写照。
这句本来是表明民间勇气的话，几年之后变形为描述官商勾结的意思。“双轨制”的机制就需要足够的胆量把紧俏物资用批条的形式弄到手。权钱交易赤裸裸的表现让很多人吃的很饱，撑死的都是一小撮。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完整版大致是这样：吃饭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起于8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江南北传诵一时。当然，普通人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说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官员。权力不但能满足人的统治欲，还是饭票、提款机、春药以及其他。
流行超过一定时间就消失的语句，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该顺口溜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见有人提起。
小姐、同志
语言的变迁如同阿米巴虫一样，本来是好意思的词，渐渐就有了新的代指。“小姐”一直到1949年以前都算是个好意思的词，然后，就在大陆成了“植物人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街上流行红裙子以后“小姐”才猛然苏醒，醒了10年后就变成从事特种无烟行业从业人员的代称。此时，良家堕落，与发展同行。
“同志”一词80年代开始不甚流行死而不僵，在正式场合还是使用的。在世纪交替之际，庙堂上固然应用如故，民间话语就直指男性同性恋了。
今天你离婚了没有
此口头禅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风行于一时，进入新世纪以后渐渐无人如此问候了。社会流动性基本没有的时候，婚姻算是一种无奈的稳固。当流动性增强的时候，婚姻的变数也就加大。在社会观念还滞后的时候，总是听见婚变之类的信息，而惶惑中有些不安的情绪需要发泄出来，于是变成了这样的问候语。
幽默总是一种无奈。现在，见面基本上是说：“今天这位是上次我见的那个吗”。
中国可以说不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引爆了一种语言模式，什么都“说不”，还有“何以说不”、“怎么说不”、“要不要说不”，其根源是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
此书虽畅销一时，如今说到脑子进水的热血青年，总是拉出来批斗一下。当年攒写此书的几位作者，现在是否还在继续“说不”已不得而知。至少是有人开上宝马、有人潜心学问后到了被“说不”的国家。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学雷锋”活动虽在改革开放之后保持了下来，却已江河日下。每年三月，残存的居委会或者其他什么就会出面组织大家来义务工作，从事的多是免费剃头以及打扫卫生。一般来说，到了四月就没人干这个了。每年一次的节目，把日子都过成了必须的桥段。现在，更流行的此类词语是“志愿者”。
新世纪之后，学雷锋也开始有风险。2007年，南京有个叫彭宇的小伙子做好事，搀扶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结果被告上法庭，索赔数万元。学雷锋学到如此地步，情何以堪。当年冬天，江南大雪，南京多位老太摔倒街头，无人敢扶。
做人要厚道
这句话用普通话说出来没有喜剧效果，一定要用“川普”、也就是四川普通话作为念白。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一直都是挺厚道，未必需要总是强调这件事。
但此语风行，除了川普带来的喜剧效果外，乃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急于出位的人太多，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借着别人的痛苦找到自己的幸福那种。比如说满嘴跑舌头的宋祖德大师，以及看到别人捐款少了就怒发冲冠的爱国人士，都应该每天对着镜子念上几遍这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典出2004年电影《无间道》。黑帮电影有这么一句话就值得不朽。《小兵张嘎》有句台词说的是一个意思：别看你现在跳的欢，当心秋后拉清单。简洁直接虽不如此句，但意思肯定是一样。
这话的意思一旦进入民间的语序，自然也就被引申之。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之类的古训，自然是深入人心。当然，细思量起来，要还的东西还真是不少。环境、人口，以及老百姓的血汗钱，最后总是要还的。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2008年初，“艳照门”事件出台，电视台出面进行采访，当问及某青年对此是怎么看时，他诧异曰：“关我什么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于是一语风行。
冷幽默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黑色幽默还有点悲剧色彩，正经幽默未免夸张太甚。足够冷的环境里，自然就有足够冷的幽默存在。围绕各种事件，总有不可言说的无力感，打酱油是一种现实主义——说不出来我就不说，然后用貌似不搭界的说法表明态度。此语被广泛应用在一些场合，有些人士在表态打酱油的同时，还顺便做几个俯卧撑。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商道第三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极易被漠视的一句口号，盖因耳熟能详耳。殊不知，1982年袁庚将之树立于蛇口工业区之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直至邓公表态，争议方才烟消云散。标语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响亮的口号，透露了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同时，它也不幸地预示了改革今后可能走入的误区。多年后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即发端于此。时间就是金钱，但对长时间加班的民工而言，未必如此；效率就是生命，但效率有时也可能谋害生命。——这是口号遮蔽的另一面真实。
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
改革初期，下海、经商风起云涌，几成全民皆商之势。这一口号尚有若干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等等。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随便在路边摆个摊都有望成为“万元户”；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三令五申都阻止不了官员下海；那也是一个迷乱不已的时期，仅一“倒”字足以道破个中奥秘。财富那么让人陶醉，“投机倒把”的大盖帽却又如此冰冷。许多年后，“投机倒把罪”才从刑法中废除，而民众早就用脚投了反对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上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禹作敏可谓语出惊人。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的“前”隐指“社会主义”。意思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尔后，“ 向钱看就是向前看”几经辗转变为“一切向钱看”；版权亦屡番更迭，或谓出自权威经济学家于光远。于是波澜乍起，引发80年代中期一场大批判。无论当年批判指向何人何方，“一切向钱看”思维居然挥之不去，遂酿成经济恶性发展一祸根。当年说这句话的人，也已不在人世间。
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改革自农村起步，农民和个体户乃市场化最早受益者。一时之间，“脑体倒挂”怨气冲天。“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亦出自此阶段。就此而言，标语成了改革初期一本“变天帐”，反映彼时社会阶层之变动。
然则彼一时此一时，如今该靠边的还靠边，分了田的(一部分)还被征了去，“不三不四”(个体户、民营企业)依然穿着小鞋蹒跚前行。
政府托市，企业圈钱
贯穿中国特色股市之始终也。中国股市肇始，便定位于为国企融资服务，其“政策市”特点异常鲜明。2000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痛批股市黑幕，一语点醒梦中人。股市“赌场论”，顿时甚嚣尘上。时至今日，中国股市几轮牛熊，仍然难以摆脱先天基因，企业前赴后继圈钱，股民前赴后继入局。不无吊诡的是，只要股票大跌，便有企业、股民、学者异口同声吁请“救市”，莫非中国股市不是个“市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只是说说而已？
烂光不如卖光，卖光不如送光
国企改革之惨烈，于此可见一斑。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史，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卖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时在90年代初，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一举卖掉全市272家国有(集体)企业，人称“陈卖光”。1996年，朱镕基赴诸城考察，直至离开，均无表态。随后，诸城经验得到肯定，“一卖就灵”流行神州。不同之处，就在于“卖给谁”而已——卖给经营者，美其名曰“MBO”；卖给民营资本，则曰“国退民进”。其最终结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诧风云、风光无限的国有垄断企业。
要先把自己变成狼
入世后，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这就是2001年海尔张瑞敏给出的答案。“狼论”逻辑为，入世以后就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而我们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自己先变成狼。果然，国内大大小小企业争先恐后扮演“狼外婆 ”，只是冲出国门厮杀者少，在国内市场上横冲直闯者多。于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无人性的企业眼里，消费者成了可怜的羔羊。“狼与羔羊”的故事，前有“大头娃娃”今有“结石婴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与国际接轨
改革三十年，“接轨说”始终流行不衰。举凡制度、典章、服饰、生活习惯，无不以此为标杆。抬眼望去，铺往现代化的一条条却是轨道或宽或窄、高低不平，甚而方向相反。可见与谁接轨、如何接轨，大有文章可作。在某些人看来，接轨无非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有接轨接到第三世界的，有该接轨不接轨、不必接轨乱接轨的，更有油价这东西——国际价格上涨喊接轨，下跌时竟不接轨了。感觉不爽？还有一句话相送：国情不同。
8亿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
迄今为止对“中国制造”最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曰：“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欧盟贸易代表对中国出口纺织品的怨气。孰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发激辩。“衬衫换飞机”式的经济发展路径，由此进入深层次反思阶段。低成本、低价格、低工资的“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这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开发商只为富人造房
在赚钱赚到手软的房地产界，任志强是个异数。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就他时不时煽风点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静对之，却也有几分道理。此言还有后半句，即“为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市场化社会，此论言之有理：在开发商眼里，房子乃贵重商品，有钱者得之；不为富人造房而为穷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问题是，国内房价畸高并非有钱人竞相购买(市场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谋的一个恶果。正因如此，房价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讽喻第四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文革结束同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破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彷徨，如潘晓的焦虑：“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但在顾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看来，黑夜并未过去，过往时代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人们追寻光明的心灵之上。那些自以为可以站立起来宣称“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人”，其实也不过在运用习惯黑暗的眼睛。当他们试图用个人英雄主义宣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候，现实的世界里卑鄙依旧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却是卑鄙者的通行者。
与顾城相比，北岛的激越显得苍白，也预示了文革后一代青年的虎头蛇尾。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高考改变的不仅是部分人的命运，而在于建立了垂直流动的可能，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高考的相对公平性，还为改革之初的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提供了佐证。
但很快就有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知识受到了商业的挑战，到了今天，则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知识又受到了权力的凌辱。于此可见知识及其分子在中国的命运坎坷，也难怪中国一直高居海外留学生不回归排行榜的第一名，在海龟日渐成为海带的今天，这个第一名想必还将继续拿很多年吧。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教条主义越猖狂，“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经验主义就越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论断，只有在反对极端教条主义如“两个凡是”的时候才能振振有词。“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实用主义也是一样，从好处来说，它帮助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启动了社会发展，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也隐藏着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种子，指向一种根据结果事后衡量的成王败寇哲学。今日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和心理，其实也可从中看出一丝端倪。
打破大锅饭
大锅饭其实分两种，农村大锅饭对农民只有束缚，没有好处，所以一分就富，一包就灵。城里的大锅饭却给了不少人心理和现实的保障(尽管很低)，在农村打破大锅饭一呼百应，在城里却是阻力重重，很难打破。
到了1990年代，打破大锅饭往往是为了方便掌勺人私分大锅饭，这个时候，曾经让人欢欣鼓舞的改变，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说成败，人生豪迈，谁也不愿意重头再来。
不过，也有没有打破的大锅饭，这些年还越发丰盛起来，那就是公务员和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文教等大型垄断国企和事业单位之类，难怪南开大学教授李炜光要说：“辛苦3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孔雀东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自东南启动，四个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分别对应港澳台和潮汕华侨，自此，东南犹如磁石，吸引各路资源，而人才更首当其冲。
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人因此欢呼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全球化的普惠效应；持续的资源净流出，也拉大了地区差距，无论如何招商引资，无论怎样优惠政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于是有人哀叹“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是非暂且不论，人事已然隔膜，我本西部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昔日的同伴分居东西，不消数年，已难寻共同的经验和话语，这种隔膜，其实比可以用数据衡量的差距，更让人惊心。
过把瘾就死
个性的释放往往开始于最基本的欲望，1980年代知识分子倡导的个性解放，到 1990年代经济浪潮中的享乐主义，有着起承转合的自然顺序。尤其在一个曾经张扬过禁欲主义，又刚踏上现代化起飞期的社会里，自然欲望的膨胀成为某种图腾，并不足为奇。
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次第流行，反映出以自然欲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特征， 知识分子哀叹人文精神的衰落，未几也加入到了这场全民的狂欢中来，“活得就是心跳”，不知道在股市高台跳水，房价面临下调的今天，人们是否还有这样的豪情。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改革就是用权力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实现有利于某种目标的变迁。但权力的运用，也可以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进入1990年代后期，新的利益格局日渐形成，“看的见的脚”，一把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在现行框架内，对这一格局的挑战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也正因如此，1998年新上任的总理朱镕基的一番比喻，就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同情，只是，离这番话讲述的时间已有10年，无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还是拉美化的前景，都比当时更为逼真，改革攻坚的任务依旧摆在面前。
在网络那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温柔的匿名可以造就浪漫的网恋，凶猛的匿名则能够制造刻骨的伤害，回顾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更多的是温情脉脉，是一个个聊天室和 BBS上准熟人社会式的交往，后来，才有了芙蓉姐姐的超级S，才有了木子美的遗情书……再后来，才有了网络游戏，有了同城约会，有了雷词，有了视频……而在这个动物凶猛的人肉搜索年代，王石会被匿名减二，大师会从此含泪……
究竟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难立刻找到答案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匿名发言，正如几乎所有游戏玩家都有小号一样。
谁动了我的奶酪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给了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兴白领阶层第一次教训，也催红了《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小书。流动性颇大的都市白领等新兴社会阶层，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现象，尤其在文化消费领域，这个群体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新兴阶层也就意味着尚没有确定的位置，和明确的意识，一切都有待塑造。
有意思的是，以《给加西亚的一封信》为发端，《自动自发》、《敬业》、《细节决定成败》等书果然接连流行，据我观察，这些书大多是以老板团购为主，其目的在于给员工洗脑，试图说服员工遵从某些职业伦理，看来看中的也正是“可塑性”，不过，我相信，老板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新阶层的社会位置和自我意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形成和稳定。
世界是平的
对有些人来说，世界是平的。2006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畅销中国。抛开此前的开放实践不谈，从1993年李慎之先生为全球化申张，到最终加入WTO，一时间，全球化福音在中国找到了最强大的支持。2006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认同自由贸易观点的高达74%，名列受调查20国国家中的第一。
不过，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则显示，许多中国人认同的或许仅仅是做生意的自由，而不是更深入地交流融入的自由。这一微妙区别的显现，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疑虑，还是中国队外部干预的敏感，都隐含着相当的不信任。
当然，目前对平坦世界的最大挑战，还是因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交锋第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始于1978年《理论动态》，因次日《光明日报》的同题特约评论员文章而名动天下。是时文革虽终，影响尚深，“两个凡是”如钳如缚，若“两个凡是” 不除，则拨乱反正师出无名，改革开放也成无本之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成为此后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端和依据，也成为此后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尽管最初遭遇刀丛剑雨，却终以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全社会的赞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理论家试图撼动这一论点，然而尽管他们或以“左”或以“右” 的面目出现，却终究应者寥寥。道理再简单不过，倘实践且不能检验真理，难道中国还要回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么？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到了今天，智商在常人以上的，均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一个论点，何止社会主义，任何主义若想有说服力，都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吃不饱，穿不暖，何来说服力？但在1980年4、5月间，敢于理直气壮大谈首先发展生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白专道路”、“惟生产力论”的大帽子余威犹在。此前历次政治运动谈“抓革命”风险小，讲“促生产”风险大，更让人们三缄其。邓小平在此时登高一呼，大谈“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得更快”，让“红”和“专”、“革命”与“生产”的交锋无疾而终，人们终于可以跳出“革命与否”的框框，认真思考一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经济长期停滞，究竟叫不叫社会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始于1986年底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最终由争论演变成群体事件，并直接影响到上层领导班子的结构和安排。自此次事件以后，“旗帜鲜明”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亿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固定词组，并在几年后得到强化，在1986年后的5、6年里，这一概念被不同的人多次使用，以反驳某些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声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尘封状态，80后、90后的青年恐怕都不知这句话的个中含义了。
姓资还是姓社
这个问题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次大小政治风波，但在1980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改革便裹足不前，因为大到卖工厂，小到卖鸡蛋，都可能被“姓资姓社”堵得动弹不得。对此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一对“白猫黑猫”让问题不解而解。80、90年代之交，“姓资姓社”又被一些人捧出来质疑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一度甚至令人畏言改革二字。由此，引发30年来第二次改革大论争。直到邓小平南巡，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将经济改革从“姓资姓社”争论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才很快被边缘化，但直到今日，仍有人不时将这个问题精心包装之后，以各种名目抛售出来，考验各方各面的智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 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为民营企业家入党作出理论上肯定的解答。然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否应该允许“资本家”入党，自那时至今，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势头良好时，这一争论通常会显得波澜不兴。
对日新思维
日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事件”和“春晓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争论的加剧，中日关系陷入长期“政冷经热”，并一直僵持不下。近年来一些人士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向前看”，将发展两国未来关系当作讨论的主线，而不必执着于争论历史问题。目前的态势是，在两国关系近期发展进程中，“新思维” 所主张的一些事似乎正在实现，但在言语交锋中，反对“新思维”的声调却在气势上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诸多有争议的行为，这便导出了世纪之交开始的“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的观点交锋。认为有原罪的如李强，将原罪归咎于“社会失范”，并主张予依法追究，一些更激进的观点则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羊吃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联系；认为没有原罪的如胡德平、赵晓，则喊出“清算民企原罪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所谓“木炭论”，认为不能以现在的制度清算过去的事。与“有无原罪”相伴的，是“有原罪应否赦免”的争论，张维迎等学者认为应划定一个时间线，此前既往不咎，此后依法查办。
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提出“胎记说”，主张最大限度谅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由于近年来国资企业的再度坐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相对更引入瞩目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虽未平息，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大不如前几年。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随着经改的深入，原本应该“超脱”、应该“学术中立”的经济学家，却屡屡发表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而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当人们发现这些言论往往明显有利于某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发表这些言论的经济学家又和这些得益于言论的集团关系纠缠不清时，便自然而然发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疑问。从陆家豪替郑州百文代言引发广泛争议，在萧灼基“家属炒股，本人唱多”被曝光，和众多经济学家令人生疑地拼命为房产商造势，“经济学家为谁代言”已引起全社会的疑问和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疑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也许将贯穿改革开放进程始终。
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2004年国企股份制改革全面推开，当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国企改革盛宴说”，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质疑，而这一质疑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 ”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进程中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不少意见和不满，“盛宴说”的不少论据得到诸多共鸣，但更多人则尖锐反对借“盛宴说”否定改革总体路线，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改革不进则退”的口号。
这一争论以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而告一段落，但改革过程中必将伴随各种副作用，类似“盛宴说”的质疑声音，就仍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得到社会部分阶层、成员的共鸣。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文林第六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语出1980年电影剧本《苦恋》，拍成电影后改名《太阳和人》。电影中女儿对归侨爸爸发出如上质问。《苦恋》引发了一场批判，令人误以为文革风又来，尤其这句话，成为攻击的靶子，因为它喻示着，屡遭劫难的脑袋开始开始思考了。时至今日，此言不再专属于知识分子，它成为一切受伤者的内心追问，和被抛弃者的“自怨自艾”。
近有作家阎连科之叹，“今日作家已是丧家之犬”，远有话剧《茶馆》里常四爷之悲，“我爱咱们大清国啊，可是谁爱我啊？”都与此言暗通款曲。与此语录相关的还有一句，“不许爱国”，设置了霸气十足的爱国准入资格。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语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北岛名作《回答》，说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与愤怒，并以形式美成为流传不衰的“格言”。同一首诗里，有流行度稍小但更有力量的一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还只是老一辈的“国家怨妇”之语，“卑鄙”一出，代表文革后一代青年闪亮登场，并大声说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怀疑。在“不再相信”的咒语中，一个旧世界的轰然倒塌。
今日，此语已成为对一切不堪的世道的赠言，并成为所有悲壮者的精神武器，但同时也开始走向庸俗。通行证越来越多，墓志铭日渐稀少。地震中的范跑跑领取了通行证，但同时又被书写了墓志铭，这个世界有点乱。
如今，曾经的愤怒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中沉浮，那一代人，正一边念着咒语，一边走向坟墓或者通途。
跟着感觉走
——语出台湾歌手苏芮专辑《台北东京》，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传至内地，随即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象风一样自由。”准确命中了那一年的社会情绪脉搏，道出了遍地迷惘、浮躁与不安。
“跟着感觉走”，它的虚无与玩世不恭，使它既成为八十年代末的末世情绪的代言，同时成为九十年代初无所皈依的写照。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纷纷回到书斋，不将军也不再拱卒，李泽厚预言了“思想家淡出”，老百姓看《渴望》听“好人一生平安”，年轻人要“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都在跟着感觉走。只有熊猫盼盼，投入地招呼着人们捐款买国库券。
丑陋的中国人
——语出台湾作家柏杨著作书名，柏杨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入国民党黑牢，《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进入内地。“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出了中国文化“酱缸说”，立即与鲁迅的“吃人说”、李宗吾的“厚黑学”一起，成为最为流行的文化语录。
令人唏嘘的是，柏杨提出的是一个魔咒。这句从“丑陋的日本人”抄来的语词，终于在东土大唐找到了的土壤。在黑砖窑、凉山童工、瓮安、三鹿奶粉等诸多惨剧、悲剧、丑剧 中，“丑陋的中国人”被一次次抬出来，立此存照。难道，我们永远逃不脱柏杨？
但这句话的短板在于，它把问题主要归结于文化与国民性，对任何问题，都是一句顶一万句，国民性是一切之根源，反而掩盖了问题。
柏杨还有句语录，“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是流氓我怕谁
——来自作家王朔。王朔说过很多语录，如“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但都可归入“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列”。王朔也因这句话成为痞子文学首席代表，也有人称之大师。
王朔的人民性在于，对知识分子拼命嘲弄，对大众文化拼命迎合。王朔的姿态激怒了知识分子，这也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大背景之一。
但人民真的喜欢王朔，不因他痞子姿态，而是他对旧意识形态、对伪知识分子、对假真善美的调侃与嘲弄。北岛带着愤怒，而王朔是笑嘻嘻地说出了那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只不过加了一句“我他妈的”。
但王朔的悲剧在于，他的精神内核是批判，但当他走入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人群，人们却只吃了“流氓”的糖衣，而把炮弹抛还给他。所以王朔开始愤怒，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好人一生平安
——来自电视剧《渴望》。那个年代，人民刚刚受了委屈。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个是《红太阳》歌曲，一个就是《渴望》。司机在汽车内挂两种平安符，一个是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一个是“好人一生平安”。
这句话表达了九十年代初的人们的某种愿望。当一个好人，不招谁也不惹谁，但也不管谁，就能够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好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千年来最大的谎言，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关汉卿早已让窦娥唱出答案，“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只是人们从来讨厌真相。所以何勇在《钟鼓楼》里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在三十年里，广告语是一道风景，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霸道，你不得不尊敬”、“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奥妮皂角洗发露”，“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是三十年广告语里最经典的一句，最能表达出时代的嘴脸。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其中包含的财大气粗、迷信吉利，使之成为有钱人的最爱。此广告一出，影视作品里都是“来瓶人头马”的吆喝声。
广告是时代的香水，让人们仿佛生活在幸福之中。《没完没了》里款爷傅彪抱着一瓶洋酒大醉，嘟囔着“十四，路易的”。一群成功男人觥筹交错，贤妻端着白酒微笑，“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男人们开怀大笑。广告是时代的妓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学者陈寅恪。上世纪初王国维沉湖，陈寅恪在墓志铭中写下此语，从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宇宙定律”。
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成为流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争论胡适，争论鲁迅，怀念陈寅恪，愧对顾准，痛惜王小波，都是为了这短短十个字。在过去十几年里，顾准以拆下肋骨当火把、王小波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陈寅恪以坚守独立人格，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
人们怀念什么，恰好说明了它们缺少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个世道实行越发艰辛，但在众声喧哗里，有这样一句话的位置，火把就永远不会熄灭，就永远会有对独立思想，对有趣人生的顽强追求。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
——来自2005年超级女声主题歌。那一年的8月，一个女孩子由上百万张选票，成为中国第一个超级流行偶像。
超级女声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娱乐事件。专制总是制造英雄，一次盛大但普通的娱乐选秀，因为权力的介入与压制，而被知识分子称为一次娱乐革命，一次民主实践。一次次投票淘汰，也被升华为民意表达的大规模演习。年轻人展示了它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家乐福、火炬、地震中被反复展示，它们是中国的新势力。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当老歌唱家为支持遭禁的超级女声，而颤抖着哼起这首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马赛曲》。
孔子是条丧家狗。
—— 来自学者李零《丧家狗》。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成了大工程，公祭孔子、祭炎黄二帝，儒学奔着国教而去，电视明星登坛讲孔子，孔子学院泽四海。千年之后，孔子又从老二成了帝师，这样的遭遇，几百年总要遇到一次。
一个叫李零的学者路见不平，指出孔子是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顿时引发恶仗，各路人物粉墨登场，将孔子推到高潮。
孔子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复兴，是软实力，是大国崛起。孔子所代言的君君臣臣、孝治天下等品牌，经过装修粉刷，被寄以厚望，期待焕发出新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