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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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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中国2013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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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 中国梦 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 n)大(ji n)普(b )奔(ch 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11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v)鹡 style="font-family: 方正宋刻本秀楷简体; font-size: 10.5pt;">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 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 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 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 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 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则是如何平滑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来源:http://jiangfangzhou.blog.sohu.com/282412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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