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外交（媒体外交）编辑本段回目录
传媒外交，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的交叉，被媒体和外交界广泛应用，但对其准确的含义，仍众说纷纾本文借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传播渠道、传媒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关键词】传媒；外交；传媒外交??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Ｔ?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发布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 href="#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Ｋ?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５?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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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②威廉·哈森著，张苏、苏丹译：《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73页。?
④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中国国家公关路线图：媒体外交突破西方舆论合围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以北京奥运为节点，中国国家公关正从消极防御阶段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进而转向相持、对话阶段。在构建国家公关“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需要锻造国家公关的三种武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国家公共关系长久以来有一个困境，就是公共关系本身名声不好。要讨论国家公共关系，先得为公共关系正名。公共关系此前经历了宣传、说服两个时代，而笔者一直在倡导的概念，就是公关为对话而生。与此相应，在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时代、冷战中的说服时代后，国家公关也迎来了如今全球化状态下的对话时代。
国家公关，就是权力和利益博弈背景下，国家之间、国家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行为。经历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奥运圣火海外传递、“5·12”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公关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的核心话语。这是国家现实发展需要决定的。
从历史上看，国家公关也是建国60年来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我们不但要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市场的博弈，还要作为一个表达的主体，和世界共同协商公共事务。
此外，世界也需要一个在公共关系上成熟稳健的中国。在如今全球一体化、核武器相互制衡的时代，秉持“求同才能存异”的公共关系，是相信对话比对抗更好的治理型态。而在国家公关中，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甚至有时候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国家公关：从防御到对话
中国国家公关并非速战速决的博弈，而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持久战”。 毛主席认为，持久战要经历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和反攻。从国家公关的战略层面看，防御又分为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我们把相持阶段又分为势均力敌所造成的对峙，以及力量均衡带来的对话，反攻阶段则分为出击和征服。
2003年的非典，随后的吉林石化爆炸、中国制造危机，到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国家公关在奥运召开之前，都是消极的防御战——先是被骂、然后沉默、再反弹。
但以北京奥运为节点，中国国家公关正从消极防御阶段过渡到积极防御阶段。随后的毒奶粉事件中，中央政府对内雷厉风行、对外坦诚直率，就是向“相持—对话”阶段迈进的个案体现。同时，在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力主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而这个秩序所依凭的，正是各方相互尊重、共同担当的有效对话。
处于哪个阶段，决定了国家公关应该采用哪种做法。之所以说还处于国家公关的防御战阶段，就是给国内更多的发展时间，给国际更多的接纳空间。因此，我们既不能彰显相持、反击阶段时的强硬，也不能继续消极防御阶段中的无原则的妥协、不节制的内敛。
国家公关“统一战线”亟待构建
西方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单一由政府主导国家公关的局限，因而“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便成为“谁来进行国家公关”的基本思路。
反观拉萨“3·14”事件和随后的奥运圣火海外传递，中国国家公关在早期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正是政府处于孤独支撑状态，导致国家外交部与CNN这样一家文化商业公司的争辩一再上演。好在新的传播技术造就了强大的民间“网军”，海外华人也从西方社会的角落走到台前，以西方人不得不正视的姿态、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对话。
中国的国家公关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多元的表达主体。国家公关的“统一战线”，包括组织化的各类NGO、大众媒体，也包括学术精英、社会活动家和宗教领袖，还包括因特定公共议题而临时聚合起来的社会公众。同时，海外精英、公众作为第三方话语同盟不可或缺，而一批专业化的、高端的、创新型的公关人才更是亟待造就。
在构建国家公关“统一战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锻造国家公关的三种武器。
媒体外交：突破西方舆论合围
国家公关的第一种武器，就是媒体外交。
以目前的国际传播秩序看，西强东弱的格局依然明显，八成以上国际新闻来自西方主流国家的强势媒体。每当发生议题纷争，国际舆论就会形成由西而东的合围之势。
这一方面佐证了目前只能打积极防御战而无力全面出击的形势判断，一方面也指明了在国家公关的媒体外交工作中，需要全面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并尽可能去影响、设置海外媒体的议程。
强化我方媒体的传播能力，首先要让我方媒体成为焦点议题的“一传手”而非“二传手”，尤其不能一出现负面事件，就首先责令自己的媒体闭嘴。舆论场就像一个大容器，你公开注入的信息越充分，其他人的意见空间和回击余地就越狭促。
其次，需要提升我方媒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实现在对象国的“本土化”。以央视的六个“外宣”频道为例，需要大规模聘用“落地”国家的本土人才，以其族群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展开对话。
第三，需要加大我方媒体资源的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从国家公关战略的高度看，媒体资源建设亦属国家基础建设，需要科学化、系统化的投入。
至于影响、设置海外媒体的议程，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谁影响了媒体议程，谁就可能影响公众的议程。我们需要放弃“非友即敌”的固有思维，以战略的眼光建立和维系海外媒体关系。海外媒体不是自家路上的出租车，召之来、呼之去。
此外，要对海外媒体区别对待，避免把它们逼成统一的对立联盟。要针对友好国家、中立国家的媒体，提供专门的信息资源，与之建立稳定、通畅的对话路径，避免使之沦为西方强势通讯社和媒体的信息附庸，导致其不得不与西方话语结盟。
综上，在全面监测海内外媒体议题的同时，我们需要着力建设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议题库包括回应性议题和主动输出议题的详细规划。回应性议题是指对西方长期关注议题的回应方案，比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七大议题；主动输出议题是指对我国欲传达议题的“包装”和建构，如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素、中国当代的文化图景和社会生活状态等。在主动输出核心价值的同时，要有相对稳定、持久、统一的核心话语承载，如“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
意见领袖游说：打造第三方话语同盟
海外意见领袖的游说和邀访，是国家公关的第二种武器。
争取海外意见领袖的支持、打造第三方话语同盟，是发达国家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国家公关手段之一。在拉萨“3·14”事件中，国内媒体以吃惊的语调报道了达赖集团多年来大规模游说西方国家的议员。实际上，这并非达赖集团的原创，而是西方国家公关策略中的常见形态。
一次完整的意见领袖游说，往往不只是针对议员和官员，还包括学者、宗教领袖、跨国公司首脑、NGO负责人等。美国在“9·11”事件后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全球游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的游说，皆属此类典范。
具体而言，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名嘴、名笔，他们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果能争取到这些海外“嘴皮子”、“笔杆子”的支持，国家公关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充分发动“知华派”海外精英和海外华人，他们既熟悉中国国情，又熟悉海外文化环境，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公关的得力助手。
公众人物表达：要更多的姚明、章子怡
公众人物表达，是国家公关的第三种武器。
长期以来，政府是中国国家公关的单一主角，而公众潜藏的传播力量尚未发掘。而成熟的国家公关，要求我们培养、造就和利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公众人物，使之承载中国元素、观念和文化，实现国家形象表达的人格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姚明、章子怡、成龙和李连杰，要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全球性艺术家、大学者和文化名人。他们的杰出成就、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最容易为海外公众感知。
正如当年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官所说，英国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而“二战”后德国国家形象改善的一个重要战略，即是“唤醒死人”，翻炒德国辉煌的古典思想。(本报记者 李童 采访整理）
布什政府媒体外交背离美国宪法精神编辑本段回目录
资料图片:美国之音播音室。
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媒体不断曝出猛料：美国军方在伊拉克花钱买新闻、扬言要炸半岛电视台、总统授权国家安全部门监听国民电话，等等，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受到严重威胁。
以美国这样一个“视言论自由为生命”的社会，反在这个特殊时期滥用媒体外交的手段，对他国民众混淆视听，企图以假乱真。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媒体外交是一个新生事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是公共外交中通过媒体进行运作的那一部分活动。凡是那些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希望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以及增强联系，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行为的活动，都属媒体外交。
媒体外交对于国家外交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诚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自由散布信息的能力能够增加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劝诱潜力。”置身于信息社会，不管哪个国家，建立准确的信息来源，畅通信息流动渠道，建立与国内外迅捷的信息传播机制，都是媒体外交的重要体现。
不过，媒体外交犹如双刃剑。用好了，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非常被动，甚至毁坏已有成果。布什的媒体外交充分体味到了其“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双重味道。
起初，美国的“震慑战略”和“宣传战法”一路凯歌高奏。然而，随后暴露出来的不惜重金炒作假新闻、排斥异己、扬言炸掉半岛电视台等事件，让美国上下感到十分丢脸。
媒体外交之所以是双刃剑，根本原因在于媒体外交存在制度性漏洞。媒体作为自由言论的讲坛，对究竟“由谁发言”以及“内容如何真实”缺乏规范和制度约束。政府垄断大量信息来源，通过是否提供、提供多少以及何时提供，即可达到控制大众传媒的目的。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了美国言论或出版自由的地位。经过两百年的发展，美国人“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对宗教教义的信仰一般。以至于在美国，人们把它赞誉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性的一部分”。
布什政府实施的媒体外交显然背离了这一美国精神，使美国外交陷入悖论。
悖论一：美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其他地区人们的言论不自由。自立国之日，美国就把自己当作“自由的灯塔”，冷战胜利更使美国上下自信心空前膨胀。美国人成了圣战者，将文明和自由带入现代国际政治的荒蛮之地，丝毫不顾其他地区的言论自由和同等权利，“双重标准”的美国走进世界政治的田野，犹如一头四处乱窜的野象，无论它走到哪里，都会踩坏庄稼。
悖论二：开放的美国信息体制与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美国人一直反对政府在国内开展宣传活动，至于对外宣传活动也仅限于在战时需要。然而，新保守主义独白式的普遍主义，将美国的价值无限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反映了美国精神开始走向封闭。向来以海纳百川为其生命力源泉的美国移民文化，在媒体外交滥用信息控制权的恐怖氛围中逐渐丧失生机。在这一理念下，不仅外国人被视作时刻准备袭击美国的“受伤野兽”，就连已经融入美利坚血液的少数族裔，都被全力防范。
悖论三：不妥协的“人民看门狗”与心甘情愿的“政府先行官”。美国媒体一向把新闻自由、公正报道奉为圭臬，对政府的任何限制都会作出反击，即使欧洲流行的新闻道德自律制度，也往往被美国新闻界视为“自我新闻检查”而不屑一顾。然而，布什政府滥用媒体外交权的行为伤害了媒体尊严。高傲的无冕之王迫于“战时新闻封锁”而无真正的多元新闻可发，其声音就像一战时期英国画家马克·格特勒的名画《旋转木马》中描绘的那幅景象那样，被迫穿起制服，像机器人一样被所谓的“反恐战争”驱迫而在那里反复旋转，没有任何意义。
遥想当年《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是何等风光，面对眼下封闭精神和失落的媒体，美国上下已感到是否应从现在考虑如何以体面的方式，纠正目前媒体外交中的失范行为。舆论的谴责、媒体的反击以及国会的调查，一切都似乎在预示媒体在美国外交中的隐退。(赵可金)
布什政府的媒体操纵术
“911”之后，美国总统为推动其“反恐战略”的实施，尤其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干涉与管制。
其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施加各种压力。
美国某大电视台曾批评布什“911”当天不应离开华盛顿，结果却因顶不住白宫的压力而强令开除了发表此番言论的记者；在白宫施加影响和压力后，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决定主动删编来自拉丹及其追随者的录像，美国《新闻周刊》也不得不声明其独家披露的关塔那摩基地美军亵渎《古兰经》的报道“有误”。
而今年《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白宫以反恐为名秘密监控银行转账信息的内幕时，布什又发火了。共和党议员彼得金更是愤怒地表示要起诉《纽约时报》，因为“狂妄自大的《纽约时报》背叛了美国”。
白宫的另一招，就是主动出击，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来影响、制约媒体。
为此，“911”后五角大楼曾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通过向公众提供虚假信息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虽然该机构最终因遭到舆论谴责而被迫关闭，但是从白宫到各级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办公室却使布什政府成了“积极的消息来源”。
掌握了是否提供消息、提供给谁、提供多少、何时提供等问题的决定权，就等于掌握了控制媒体与制造新闻的权力。因此，有人称，白宫才是“世界头号新闻制造者”。>>>点击详细
美国之音随白宫“发声”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之音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由美国政府出资、禁止对国内广播的国际广播电台，更因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晴雨表”。
美国之音日前宣布，从今年１０月起将取消广东话、泰语、乌兹别克语等的广播，并将相关资源用于增加对中东、朝鲜和古巴的广播。有关改变是布什2008年财政预算案一部分，这也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重心再次作重要调整的标志。 >>>点击详细
美法院公布9·11惨案记录 布什政府的宣传秀？
《文汇报》：“9·11”事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之一，成为布什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依据。因此，审判“9·11”元凶也就成为布什反恐政策的重要一环。 >>>点击详细
拉姆斯菲尔德承认美国在反恐宣传战中表现不佳
新华网：拉姆斯菲尔德承认，美国在与恐怖组织进行的宣传战中表现不佳，只能得个“Ｄ”或者“Ｄ＋”的低分，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未能有效地与有关国家民众进行沟通。 >>>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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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09/0203/10/517JK7IU000120G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