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处亚平宁山脉的罗赛托·瓦尔弗特里（Roseto Valfortore）属于意大利福贾省，位于罗马的东南方，距离罗马一百多公里。这个保存着中世纪风格的小城，环绕着一个面积很大的中心广场。正对着广场的，是马切斯宫（Palazzo Marcheasale），这是当时的大地主萨吉斯家族（Saggese family）的宫殿。穿过一道拱门，便进入了卡米尼教堂（the Madonna del Carmine）——为卡米尼圣母而建。沿着山坡狭长台阶的两侧，是一排排两层的盖着红瓦的石头房屋。
几个世纪以来，罗赛托这些“意大利老乡”（paesani）不是在周围山上的采石场工作，就是在山谷的梯田种植，每天早上步行四五英里到山下，傍晚，经过一天的跋涉之后又原路返回山上。他们的生活是艰辛的。小城的居民大字不识，生活贫苦，经济条件的改善，似乎遥遥无期，直到19世纪末，大洋彼岸的另一大陆进入罗赛托人的视野，才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1882年1月，11位来自罗赛托的意大利人——10个成年男子和一名男孩——张帆航向纽约。初到美国，他们在曼哈顿意大利城（Manhattan’s Little Italy）桑树街（Mulberry Street）一家酒馆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随后，他们便向西部地区挺进，甚至来到宾夕法尼亚的班戈城（Bangor）以西90英里之外的采石场寻找工作。随后几年，又有15个来自罗赛托的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其中一部分也在班戈城以西的采石场落脚，加入先前到达同胞的行列。这些移民回到罗赛托之后，又点燃了当地人来到新世界的希望，很快，一群一群的罗赛托人收拾好行囊，奔向宾夕法尼亚，形成移民的大潮。仅在1894年，就有1 200个罗赛托人申请来到美国，把世辈生活的村庄，留在身后。
一些罗赛托人开始在一个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购买土地，这个地方通过一条只能通过四轮马车的街道和班戈城相连。他们沿着山坡狭窄的街道修建了一排一排的两层的红瓦的石头房屋。他们修建了一个教堂，并且命名为卡米尼教堂；他们把这条主街道命名为加里波第大道（Garibaldi Avenue），加里波第是统一意大利的英雄。起初，他们把这个小城称为“新意大利”，但很快又改成罗赛托，因为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是来自意大利罗赛托这个村庄，这样称呼才名副其实。
1896年，一位年轻富有活力的牧师接管了卡米尼教堂，他就是帕斯夸里·德·尼斯科神父（Father Pasquale de Nisco）。德·尼斯科在这里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设置了不少节日。他鼓励本地居民清扫街道，在自家面积宽敞的后院种植洋葱、豆类、瓜果、马铃薯和果树。他提供种子。这个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罗赛托人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养猪以及种植葡萄树，自己酿制葡萄酒。接着，他们又建造了学校、公园、女修道院和一块墓地。在加里波第大街两旁，开始出现了小商店、面包房、旅店、酒吧。随后又涌现了十二家以上的制衣厂，从事服装贸易。紧邻班戈城的是较大的威尔士城和英格兰城，紧接着是有名的德国城，这意味着——在那个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的关系弄得比较僵的年代——住在罗赛托的只能是罗赛托人。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如果你在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城的街道上漫步，你听到人们所说的只有意大利语，不仅如此，这里的人们所说的语言，是意大利福贾南部罗赛托城的地地道道的方言。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只是意大利罗赛托的一个缩影，是一个不为周围社会所知的“世外桃源”——如果不是因为一位名为斯图尔特·沃尔夫（Stewart Wolf）的人，罗赛托也许依旧不为外人所知。
斯图尔特·沃尔夫是一名医生，任职于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院的沃尔夫主要研究胃的消化功能。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度过一个夏天，这里距离罗赛托很近——即便如此，他对罗赛托也鲜有耳闻，因为罗赛托的居民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便是邻近的城镇居民都对罗赛托知之甚少。“有一个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当地的社会医疗机构邀请我去做一次演讲，”沃尔夫在多年之后的访谈中说道，“演讲结束之后，当地的一名医生请我喝啤酒，喝酒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从事医疗行业已经有17年了。我医治过很多病人，但我发现，从罗赛托过来的病人，很少有65岁以下的人有心脏病。’”
沃尔夫觉得很惊讶。在20世纪50年代，预防和治疗心脏病的降胆固醇药物和侵入性治疗方法都还没有出现。心脏病成为美国人生命的一大威胁。在65岁以下的死亡者中，心脏病是致死的首要因素。一般来说，作为医生，是不可能不会见到心脏病死亡病例的。
沃尔夫决定展开调查。他得到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同事和他的一些学生的支持。他们收集了罗赛托死亡居民的死亡证明，尽最大努力收集死者生前的资?，他们分析了死者的医疗记录，探询了死者的用药记录和家族历史。“我们非常忙，”沃尔夫说，“我们打算做个初步的分析。我们的研究从1961年开始。当时小城的市长对我说，‘我所有的姐妹都可以给你做帮手。’他有四个姐妹。他说，‘你可以住在参议厅里。’我说，‘如果这样，你又到哪里召开参议会？’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把会议往后顺延一下。’他的那几个姐妹为我们提供午餐。我们搭了一个很小的棚子，我们可以在里面提取血液，做心电图。我们在这待了四个星期。随后，我们和这里的一些比较有威望的人士进行了交谈，他们让我们整个夏天都住在学校里面。我们邀请了所有罗赛托的居民进行了测试。”
结果令人惊讶。事实上，没有一位年龄在55岁以下的罗赛托居民死于心脏病或者有心脏病的迹象。65岁以上的人当中，罗赛托居民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几率，还不到全美国心脏病死亡率的一半。实际上，在30岁至35岁的罗赛托居民中，各种原因致死的死亡率，也远低于原先的预期。
沃尔夫的朋友，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布鲁恩（John Bruhn）也帮助沃尔夫，参与了这项调查。“我雇了一些医学专业的学生和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让他们去采访当地的民众。在罗赛托，我们一家一家地拜访，和21岁以上的每一个人交谈，”布鲁恩回忆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一说起这次发现，布鲁恩的语调中依旧透露出惊奇不已的感情。“那里没有自杀者，没有酒鬼，也没有吸毒的瘾君子，很少见到犯罪行为。这里任何人都不曾有什么福利。我们以为这里会有一些胃溃疡患者，结果没有发现一例。那里的人们都能活上一大把的年纪才死去。确实如此。”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沃尔夫发现的罗赛托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与日常经历的地方与众不同的所在，一般的规则在这里不再适用。罗赛托的居民属于与众不同的人（outlier）。
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
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异类（Outliers，连续20周雄踞《纽约时报》、Amazon畅销书榜首，张瑞敏、李开复、徐静蕾、陆川、潘石屹、唐骏、倾力推荐，《引爆点》作者最新作品）
作 者： （美）格拉德威尔 著，季丽娜 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6-1 字 数： 180000 版 次： 1 页 数： 259
印刷时间： 2009-6-1 开 本： 大32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08615158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成功/励志 >> 成功/激励 >> 成功法则
编辑推荐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作品，《异类》Outliers连续20多周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中文版的上市，得到了张瑞敏、李开复、唐骏、潘石屹、徐小平、叶茂中、徐静蕾、陆川、曾子墨、胡一虎、冯唐等知名人士的一致推荐。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士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那么本书会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不！因为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忽视了成功不能缺失的两个环节：机遇和文化传承。
世上没有不想成为人上人的人，成为卓绝群伦的社会人士是创业者的梦想，别人的成功经历是成功者了解世界的一面镜子，在工作中事有所成是企业员工的追求，然而，要成为卓越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审视自己，还需要认识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被Fast Company杂志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的怪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轶闻趣事的天才”（《华尔街杂志》语），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分析了天才生长的机遇和文化传承这两个原因，他会带你走进每位成功人士生长的环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文化、他们的种族文化、他们的教育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纹理清晰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士的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那么本书会毫不迟疑地对他说不！因为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忽视了成功不能缺失的两个环节：机遇和文化传承。
世上没有不想成为人上人的人，成为卓绝群伦的社会人士是创业者的梦想，别人的成功经历是成功者了解世界的一面镜子，在工作中事有所成是企业员工的追求，然而，要成为卓越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审视自己，还需要认识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这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被Fast Company杂志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的怪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是个“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轶闻趣事的天才”（《华尔街杂志》语），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分析了天才生长的机遇和文化传承这两个原因，他会带你走进每位成功人士生长的环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文化、他们的种族文化、他们的教育制度等等，所有这些都纹理清晰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异类》一书中，美国的怪才格拉德威尔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
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不信，你可以查查英格兰两大前锋欧文和鲁尼的生日）；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
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
为什么对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统计结果会这样一致“意外”？这是因为：
英超球员注册时间是9月。在同龄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
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长，是因为他们正赶上企业重组的法律诉讼出现革新的时候，而他们移民到美国的祖辈们的经历又让他们出色地掌握了抓住机遇的能力。
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不信，你可以查查英格兰两大前锋欧文和鲁尼的生日）；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在1955年；
纽约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并且他们的祖辈大多是在纽约的服装行业谋生。
为什么对那些成功人士进行的统计结果会这样一致“意外”？这是因为：
英超球员注册时间是9月。在同龄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1955年前后正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如果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
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成长，是因为他们正赶上企业重组的法律诉讼出现革新的时候，而他们移民到美国的祖辈们的经历又让他们出色地掌握了抓住机遇的能力。
如果不听听性格比较张扬的格拉德威尔怎么说，你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还那么原始。正如格拉德威尔在另外一个例子所说的，如果没有机遇和环境的熏陶，即便是世界上智商达到195的人（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也只能做一份年收入6 000美元的保安工作。
因此，从《异类》一书中，你能体会到机遇对成功是如此的重要。格拉德威尔为读者指出了成功之路的方向，但怎样把握这份机遇，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思考，毕竟，不同人拥有不同的机遇。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被《快公司》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曾是《华盛顿邮报》商务科学专栏作家，目前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2005年，他更是创造书市神话，两部作品Tipping Point（《引爆点》）和Blink同时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精装本和平装本第一名。《异类》是他最新推出的一本力作。
马尔科姆出生于英格兰，是牙买加人的后裔。在加拿大长大，现居纽约市。他曾经做过卫生政策和科学新闻方面的记者，其文章喜欢以小见大。马尔科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家，他认为自己的文风属于一种adventure of ideas的风格，虽然大部分作品都不属于虚构，又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展开，但其中的故事情节却一般比较曲折，看他的文章很有adventure波澜起伏的韵味。
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序 罗赛托之谜
第一部分 机遇
第一章 马太效应
第二章 10，000小时的标准
第三章 天才的烦恼（第一部分）
第四章 天才的烦恼（第二部分）
第五章 乔·弗洛姆的三节课
第二部分 传承
第六章 哈兰，肯塔基州
第七章 造成飞机失事的民族理论
第八章 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第九章 玛丽塔的契约
后记 一个关于牙买加人的故事
第一部分 机遇
第一章 马太效应
第二章 10，000小时的标准
第三章 天才的烦恼（第一部分）
第四章 天才的烦恼（第二部分）
第五章 乔·弗洛姆的三节课
第二部分 传承
第六章 哈兰，肯塔基州
第七章 造成飞机失事的民族理论
第八章 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第九章 玛丽塔的契约
后记 一个关于牙买加人的故事
书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异类》：疯狂成功启示录
文张凌凌
出生年代决定成功？
如果你不熟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名字，那总会对近两年持续火热的两本书《引爆点》（TheTippingPoint）和《决断2秒间》（Blink）有印象。它们一度创下北美书市奇迹，作者便是格拉德威尔。现在他又高调地研究起“异类的成功学”——新作《异类》（Outliers）在短时间再次创下销售奇迹，引起全球媒体纷纷转载和评论。
他把各领域最顶尖的成功者比作“异类”（Outliers），并试图用统计学的方法，超越个体做了一份新鲜的成功学课题研究。
加拿大著名的青少年曲棍球联赛的成员出生月份几乎都集中在1月至4月；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在9月至11月出生。SUN的BillJoy、微软的比尔·盖茨都出生在1955年前后。
1月、2月或3月。原来加拿大的曲棍球联赛注册时间是1月1日，也就是说在1月1日前满9岁的小孩，才有资格参加。而出生在1月和12月的小孩，虽然同年，却肯定在身体发展上体现出不小的差距。于是，格拉德威尔推出结论，我们津津乐道的那些体育明星，还真是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这个现象在教育领域也很明显，同一年龄入学的孩子，出生月份晚的会比早的在成绩上有差距。讽刺的是，入学时间和球员注册时间是随机决定，却影响了人的一生。
对于出生年代的统计分析似乎更容易理解。看看那些鼻祖式的电脑天才们，生于1955前后，刚好是计算机革命的时期，如果你出生太早，就无法拥有个人电脑，出生太晚，革命的好机会又被别人占去了。这可以归结为我们熟悉的“时势造英雄”一说。以此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早几年“骤起辉煌”的房地产行业，和刚刚滑过“最好时光”的当代艺术。过了那个最美好的村儿，要不知多少努力和机遇才换来下一个不错的店儿。
10000小时＝成功标配？
书中另一吸引人的观点，便是用时间来量化成功，即不管你是作曲家、电脑程序工程师、篮球运动员、作家……要想达到世界水平，练习时间就必须超过10000个小时。这是一个底线，或者标配，任何行业都不例外。
他以比尔·盖茨、比尔·乔伊、甲壳虫乐队为例，用电脑天才们在计算机上花费的时间，以及甲壳虫乐队在汉堡的密集排练和表演时间，印证他的理论：天才同样需要勤奋。多数人不能成为成功者，一是因为没有付出太多持续的努力，二是家庭未必能够支付这些练习的费用。
10000小时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需要你从5岁开始，至少坚持10年，每周练习8至30小时。20岁以后，你才具备了成为上述世界级的“家”或“师”的可能。想想咱们熟悉的郎朗、丁俊晖，除了天赋和社会因素，他们在钢琴、斯诺克上花费的时间应该也超过了这个神奇的数字。
不得不信的文化熏陶
人们的成功还需要上辈人的文化熏陶。比如，中国人的数学之所以比西方人成绩优秀，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精神和汉语中数字发音的简洁。韩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高的飞机失事率，是因为韩国过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机长的助手发现险情时，无法明确地向上级汇报……
所有的引例、统计和数据分析，都在为读者指出所谓成功的方向。当然，所选案例都有一定特殊性，作者尝鲜的方法论也受到部分人争议，因为它只说清楚了“howtheysucceed”而不是“howtosucceed”。确实，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机遇，这本书最大的能量其实就是“对成功的启示”。
网络围观现场
逻辑推理型
利用《异类》分析得出，８０后要成功不容易。原因如下：
1.中国的房价是在2005年和2007年疯涨。70后的大学生大多在1996~2003年毕业，只要有点积蓄的，都能买到便宜房子。80后买同样的房子要多付出三、四倍的价格。毫不夸张地说，70后出让给80后一套房子，相当于80后要给70后打工10年。
2.中国2001年毕业大学生115万，到2009年超过600万（80后主力，遭遇全球金融风暴）。2003年前毕业生工作条件会更好。对80后致命的是70后已经占据职场的管理和技术高级岗位。（网友：peterq）
一语中的型
天哪！这不是对周易的验证嘛！用西方理念印证周易预测理念！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网友：清风碧剑）
《异类》，［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版，26元
书摘编辑本段回目录
罗赛托之谜 1
沃尔夫首先想到的，是罗赛托人有着从“旧世界”沿习过来的特别的饮食规律，这使得他们比其他美国人的身体更健康。但他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喜欢用猪油做饭，而不是像过去在意大利一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通常，意大利比萨是加了食盐、油，或者加上一点土豆、凤尾鱼、洋葱的薄薄的面饼。但在宾夕法尼亚，比萨却是加了香肠、意大利香肠、意大利腊肠、火腿和鸡蛋的生面包。意大利脆饼和意大利taralli咸饼干一般都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准备的；但在罗赛托，这里的居民一年到头都吃这些。当沃尔夫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罗赛托人的饮食习惯时，发现几乎有41％的食物都属于容易使人发胖的食物。在这个小城，你很少看到有人一大早就出去练瑜伽或者是小跑6英里。宾夕法尼亚的罗赛托人抽烟很凶，很多人在和肥胖病做抗争。
如果饮食和身体锻炼不能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吗？罗赛托人是来自意大利同一地区的“血统纯正”的群体，沃尔夫于是想到，是不是他们拥有抵抗疾病的独特的能力。因此，他开始搜寻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那些罗赛托人，看他们是否也拥有非常棒的健康状况，就像宾夕法尼亚的同胞一样。但结果并非如此。
接着，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罗赛托人生活的这块区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得生活在宾夕法尼亚这块丘陵地区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健康？紧邻罗赛托的两个城镇是班戈城和拿撒勒（Nazareth），班戈城就位于山脚下，而几英之外，就是拿撒勒。它们的规模都和罗赛托不相上下，这里生活着的同样是辛勤劳作的来自欧洲的移民。沃尔夫把两个城镇的医疗记录梳理了一遍。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当中，因为心脏病造成的死亡率，班戈城和拿撒勒都高于罗赛托三倍。这种解释宣告失败。
最终，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不是饮食，不是锻炼，也不是基因或者方位。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就在罗赛托自身。当布鲁恩和沃尔夫漫步在这个小城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他们看到罗赛托人喜欢互相串门，经常可以看到罗赛托人在大街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言拉家常，或者邀上好友在自家的后院聚餐。他们发现，在这个城镇的社会结构中，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看到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众多家庭和家庭的祖孙三代，长辈在这里受到家人特别的尊重。在卡米尼教堂，他们看到教堂如何使得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是那么地融洽平和。在这个不到两千人的小城，他们发现的独立的市民团体就有22个。他们了解到，在这里的社团，人人平等，社团鼓励那些富有的人士，抛开他们成功的虚浮的一面，去帮助那些非成功人士克服生活中的挫折。
为了让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植根于宾夕法尼亚东部的这块丘陵，罗赛托人发展出了一个强大的、能够自我保护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于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罗赛托人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山丘上建设的这片小天地。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罗赛托的时候，看到祖孙三代一起用餐，看到很多面包师；在大街上，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则坐在门廊上聊天；白天，穿着工装的妇女们在磨坊里忙碌，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忙碌着，”布鲁恩回忆说，“这真是奇妙极了。”
你可以想象，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把他们的发现，首次向医学界披露的时候，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在讨论会上，他们没有像同行那样，引用一长串的数据和复杂的图表，去分析基因类型或者生理学机能，相反，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人们在大街上唠家常以及祖孙三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种种神秘而又奇妙的益处。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长寿的原因在于一个人自身——也就是说，取决于各人的基因。一个人是否长寿取决于个人的行为习惯——我们的饮食、锻炼、我们的医疗条件。没有人想过健康还和社团（community）这个概念相关。
沃尔夫和布鲁恩试图说服相关医疗机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健康和心脏病预防的相关问题：他们必须让那些人明白，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行为决策方面孤立地看待其健康问题，那么必将误入歧途。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体。他们必须明白，他或者她秉承的习惯，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自于其家庭生活的城镇。他们应该对那些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我们周围的人们的价值的观点，心存敬意。
就像沃尔夫帮助我们理解健康的根源一样，在《卓越者》中，我们也将一同理解什么是成功的根源。
如果饮食和身体锻炼不能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吗？罗赛托人是来自意大利同一地区的“血统纯正”的群体，沃尔夫于是想到，是不是他们拥有抵抗疾病的独特的能力。因此，他开始搜寻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那些罗赛托人，看他们是否也拥有非常棒的健康状况，就像宾夕法尼亚的同胞一样。但结果并非如此。
接着，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罗赛托人生活的这块区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得生活在宾夕法尼亚这块丘陵地区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健康？紧邻罗赛托的两个城镇是班戈城和拿撒勒（Nazareth），班戈城就位于山脚下，而几英之外，就是拿撒勒。它们的规模都和罗赛托不相上下，这里生活着的同样是辛勤劳作的来自欧洲的移民。沃尔夫把两个城镇的医疗记录梳理了一遍。在年龄超过65岁的人当中，因为心脏病造成的死亡率，班戈城和拿撒勒都高于罗赛托三倍。这种解释宣告失败。
最终，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不是饮食，不是锻炼，也不是基因或者方位。罗赛托人健康的秘诀就在罗赛托自身。当布鲁恩和沃尔夫漫步在这个小城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答案。他们看到罗赛托人喜欢互相串门，经常可以看到罗赛托人在大街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言拉家常，或者邀上好友在自家的后院聚餐。他们发现，在这个城镇的社会结构中，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看到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众多家庭和家庭的祖孙三代，长辈在这里受到家人特别的尊重。在卡米尼教堂，他们看到教堂如何使得聚集在这里的人们是那么地融洽平和。在这个不到两千人的小城，他们发现的独立的市民团体就有22个。他们了解到，在这里的社团，人人平等，社团鼓励那些富有的人士，抛开他们成功的虚浮的一面，去帮助那些非成功人士克服生活中的挫折。
为了让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植根于宾夕法尼亚东部的这块丘陵，罗赛托人发展出了一个强大的、能够自我保护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于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罗赛托人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独特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山丘上建设的这片小天地。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罗赛托的时候，看到祖孙三代一起用餐，看到很多面包师；在大街上，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则坐在门廊上聊天；白天，穿着工装的妇女们在磨坊里忙碌，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忙碌着，”布鲁恩回忆说，“这真是奇妙极了。”
你可以想象，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把他们的发现，首次向医学界披露的时候，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在讨论会上，他们没有像同行那样，引用一长串的数据和复杂的图表，去分析基因类型或者生理学机能，相反，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人们在大街上唠家常以及祖孙三代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种种神秘而又奇妙的益处。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长寿的原因在于一个人自身——也就是说，取决于各人的基因。一个人是否长寿取决于个人的行为习惯——我们的饮食、锻炼、我们的医疗条件。没有人想过健康还和社团（community）这个概念相关。
沃尔夫和布鲁恩试图说服相关医疗机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健康和心脏病预防的相关问题：他们必须让那些人明白，如果仅从一个人的行为决策方面孤立地看待其健康问题，那么必将误入歧途。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体。他们必须明白，他或者她秉承的习惯，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自于其家庭生活的城镇。他们应该对那些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我们周围的人们的价值的观点，心存敬意。
就像沃尔夫帮助我们理解健康的根源一样，在《卓越者》中，我们也将一同理解什么是成功的根源。
第一章 马太效应
1．
2007年5月一个和煦的春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两支曲棍球劲旅梅迪辛哈特猛虎队（Medicine Hat Tigers）与温哥华巨人队(Vancouver Giants)在这里争夺本届曲棍球纪念杯赛的冠军。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联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少年曲棍球联赛之一，而猛虎和巨人又是其中的两支劲旅。未来的体育明星就从这里诞生——这些球员都只有十七八岁，从学会走路开始，他们便学会了滑冰、控制曲棍球圆盘、射门。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这场比赛。温哥华街头巷尾的路灯灯柱上，处处挂满了纪念杯赛的宣传横幅。门票早已一售而空。球场的冰面上铺着鲜艳的红地毯，球赛的报幕员兴高采烈地向观众介绍观看比赛的达人显贵：首先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省长戈登·坎贝尔，接着，在铺天盖地的掌声中出场的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曲棍球球星高迪·赫威——“曲棍球先生！”报幕员扯高嗓门介绍着高迪·赫威，“女士们先生们，曲棍球先生！”
接下来的60分钟，两支球队奉献了一场攻击性十足的精彩比赛。第二局刚开局，温哥华巨人队的马里奥·布林奇内克射门，球反弹入网，巨人队取得领先。第二局快结束的时候，猛虎队获得扭转战局的机会，得分高手达伦·赫威快速挥杆打门，敲开了巨人队的守门员泰森·塞克斯史密斯把守的大门。比赛进行到第三刻钟，温哥华巨人队进行反击，并且打进了决定比赛胜负的进球——那一刻，猛虎队的守门员失望透顶——而温哥华巨人队则第三次获得了冠军。
比赛一结束，得胜的一方和他们的父母欢呼着走进更衣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也紧随其后。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雪茄的烟味、香槟的酒味以及曲棍球鞋的汗味。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手工书写的横幅：“勇于拼搏”。巨人队的主教练唐·海耶斯站在房子中央，眼光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我为这些小伙子自豪，”他说，“只要在更衣室看看，你就会知道没有谁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比赛。”
加拿大的曲棍球汇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加拿大，很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的小孩，便已经处于曲棍球“入门级”的水准。此后，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级别的赛事。每个级别的比赛都会对运动员进行详细的审查评估，优秀者即可获得晋升下一级别比赛的机会。超过15岁的运动员可以参加青少年联赛，青少年联赛又分成了四个级别。社区联赛（house leagues）主要是娱乐性质的比赛；青少年B级联赛是由加拿大乡下一些小球队参加的比赛；青少年A级联赛比B级联赛高一级，而甲A联赛是这个金字塔式联赛的最高一层。如果你能在甲A联赛中冲击纪念杯赛，那意味着你站在了最高一层的制高点。
这是很多体育运动培育未来之星的重要方式。欧洲和南美培养足球运动员，以及奥运会挑选运动员都是这种模式。事实上，传统音乐体制音乐人才的选拔，世界芭蕾人才的挑选，培训未来科学家和知识群体的教育体制，他们的人才培育方法也如出一辙。为了发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撒下大网，竭尽所能地发现他们培养他们。
你自己也许无法“买通”通往曲棍球甲A联赛的道路，但你的父母能做到，你的祖父能做到，或者你的家族能做到，即使你生活在加拿大最北边省份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买通”这条道路。假如你具备曲棍球运动的潜质，散布各地的曲棍球球探就肯定能发现你；假如你有志于投身这项运动，这种联赛模式也一定会回报你。球员的成功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对球员的相关评价自然就相当重要，但对球员的评价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成绩和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成绩和其他无关的依据。
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这是一本谈论那些与众不同之人的书，这些与众不同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的成就超越了常人。在每章的前面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形形色色的天才：商业大亨、摇滚歌星和计算机黑客；我们将向您揭开著名律师成功的秘诀，如何从糟糕的飞行员中甄别出佼佼者，并且向您解释为什么亚洲人在数学方面能取得卓越的成绩。然后进一步审视我们身边的那些卓越者——他们娴熟的技术、过人的才干和充沛的干劲是怎么来的？——我最终得出的结论简单明了：我们以前对成功的理解常陷入误区。
我们过去对成功者的关注都是些什么？我们总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个性，他们的才智如何，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或者他们是否拥有什么天赋。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顶尖高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禀赋。
每年都会出版一些亿万富翁、企业家、摇滚歌星等社会名人的自传。自传里面主人翁的故事彼此相似：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诞生了我们的英雄，他磨练自己的美德，发挥?己的天赋，他不断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圣经》里面的约瑟夫，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最后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埃及法老不可或缺的臂膀，权力显赫一时。在19世纪的作家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著名小说里，一名出生于纽约贫民区的年轻小伙子，凭借自己的勇气获得了巨额财富。杰布·布什（Jeb Bush），其祖父是华尔街大银行家、美国参议员，父亲是美国总统老布什，兄弟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但在谈到这些身份对他经商的影响时，杰布·布什却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时候，杰布·布什一再声称自己是“白手起家者”。当我们考量成功时，总有一本尺子植根于我们内心，这把尺子一味强调成功人士个人的努力，很少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昂起你们的头！”多年以前，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为美国独立的大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向听众们说：“仔细看看一个人是怎样白手起家的：他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别人的什么资助；在不向所有人开放的早期教育中，他没有任何的优势——而现在，教育向你们所有人敞开怀抱；在他早期的雇员生活中，他几乎就是生活在商行中的仆人，但是，在世的时候，他能够在众王（Kings）1面前站立，死后，他的名字被世人永远牢记。”
我希望您读过《卓尔不群》之后能够明白，这种解释个人成功的观点并不准确。人们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拥有一定的禀赋和资助。能在众王面前站立的人，好像完全凭借他自己的能力，事实上，总有潜在的优势、非凡的机遇和文化传统令他们获益，使得他们更努力的学习或者工作，使得他们的世界与众不同。我们成长的年代和成长的地域各异。我们生长的文化氛围和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对我们取得成就的影响难以想象。仅仅问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够的，换而言之，我们只有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才能真正揭示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获得成功，而有的人却成功了。
生物学家经常讲生物体的“环境适应学”：森林里长得最高的一棵橡树，之所以能够长得最高，不仅仅因为长成这棵橡树的种子最坚硬；还因为没有别的树木遮蔽它的阳光，因为树木周围的土壤肥沃而深厚，当这棵树还是幼苗的时候，没有野兔咬啃它的树皮，也没有伐木工人在这棵树木还没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来砍伐。我们知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来自一粒坚硬的种子，但我们是否知道照耀他的阳光，知道他们植根的土壤，知道他们能够幸运地躲避野兔或者伐木工人的遭遇？这不是一本专注于一棵大树的书籍，这是一本放眼整片森林的书籍——曲棍球运动是这本书的绝好的起点，因为要了解一个运动员为什么能够站在曲棍球世界的顶峰——的的确确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复杂的事。其实，这种分析完全可以说是陌生的。
3.
下面是2007年梅迪辛哈特猛虎队注册球员的名单。仔细瞧瞧，看看您能否发现其中的一些奇怪特点。
号码
姓名
位置
左手/右手
身高 （英尺）
体重（磅）
出生日期
出生地
9
布伦南·博施
中场
右
5’7
170
1988.2.14
萨斯喀彻温省马腾斯维尔市
11
斯科特·文斯登
中场
右
6’1
201
1988.1.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岸市
12
科尔顿·格兰特
左边锋
左
5’9
175
1989.3.20
亚尔伯达省斯登德特市
14
达伦·赫威
左边锋
左
6
182
1987.1.21
曼尼托巴省St.安德鲁斯市
15
德里克·多萨特
右边锋
左
5’11
178
1986.12.20
萨斯喀彻温省金德斯利市
16
戴纳·托德
中场
右
5’10
168
1987.1.10
亚尔伯达省红鹿市
17
泰勒·斯维斯腾
右边锋
右
5’11
180
1988.1.15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9
马特·劳伦
中场
右
6’0
184
1988.3.2
曼尼托巴省尼帕瓦市
20
凯文·安德萨特
左边锋
左
6’0
181
1987.4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1
杰瑞德·绍尔
右边锋
右
5’10
207
1987.9.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2
泰勒·恩尼斯
中场
左
5’9
155
1989.10.6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23
乔丹·斯克马特
中场
右
6’0
181
1990.4.1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秘申市
25
杰克布·罗蒙
右边锋
右
5’8
166
1987.1.27
斯洛文尼亚哈恩斯诺?奇
28
布雷顿·卡梅伦
中场
右
5’11
170
1989.1.26
亚尔伯达省迪兹博利市
36
克里斯·史蒂文森
左边锋
左
5’10
197
1986.8.2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市
3
果登·鲍尔温
后卫
左
6’5
205
1987.3.1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湖市
4
大卫·肖勒马克
后卫
左
6’1
195
1987.3.7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5
特雷弗·格拉斯
后卫
左
6’0
187
1988.1.22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0
克雷斯·拉塞尔
后卫
左
5’11
177
1987.3.2
亚尔伯达省卡罗琳市
18
米切尔·绍尔
后卫
右
6’3
205
1987.8.7
美国明尼苏达州斯达特市
24
马克·伊舍伍德
后卫
右
6’0
180
1989.1.3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伯茨福市
27
肖纳·布朗
后卫
左
6’1
189
1989.2.20
亚尔伯达省石原市
29
乔丹·邦德法德
后卫
右
6’3
230
1988.2.9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
31
赖安·霍法德
守门员
左
5’11
165
1989.6.29
萨斯喀彻温省拉诺市
33
马特·科特赖
守门员
右
6’2
189
1986.4.27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
看到了吗？但愿您不会觉得诧异，因为多年以来都没人注意到曲棍球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位名叫罗杰·巴恩斯利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注意到这种年龄相关（relative age）的现象。
有一次，巴恩斯利在南亚尔伯达省观看莱斯布里奇野马队（Lethbridge Broncos）的曲棍球比赛，这是一支甲A联赛的球队，与温哥华巨人队、梅迪辛哈特猛虎队处于同一级别。他的妻子保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同观看了这场比赛。就像您观看比赛那样，他的妻子浏览完出场球员的名单，之后准备开始观看这场比赛。
“罗杰，”她说，“你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罗杰肯定地回答说：“他们的年龄都在16岁到17岁之间，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60年代后期出生的。”
“不，不，”保拉继续问，“他们是什么月份出生的？”
“我起初认为她疯了，”巴恩斯利回忆说，“但我还是再仔细看了一遍，她的发现令我大吃一惊。大部分球员都出生在1月、2月和3月，无论出自哪种原因，这都令人难以置信。”
回家之后的那个晚上，巴恩斯利尽可能地收集了许多职业曲棍球运动员的出生日期，结果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于是，巴恩斯利、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位同事对安大略青少年曲棍球联赛的所有球员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还是如此：1月份出生的球员在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远远超过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呢？2月份。第三位的？3月份。巴恩斯利发现，在安大略曲棍球联赛中，1月份出生的球员人数几乎是年末12月份出生球员人数的5.5倍。巴恩斯利又调查了著名球队中所有11岁和13岁的球员——这些球员将来是巡回赛的中坚力量，结果依旧如此。他又调查了曲棍球国家队，结果仍旧毫不例外。越是调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发现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一项铁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曲棍球运动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越者中的卓越者——无论何时，你都能够发现，1月至3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40％，4月至6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10％。
“我从事心理学研究许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明显的例子，”巴恩斯利说，“你用不着去做统计分析，瞧一下就知道。”
回顾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例子，你是否发现，25名球员中，有17名球员出生在1月份、2月份、3月份或者是4月份。
以下是纪念杯赛决赛前面两个进球的现场解说，只不过这次，我用球员的生日代替了球员的名字。结果，这段解说的内容听起来不再像是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冠军争夺战，反倒像是一群有着星座符合，出生在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的青少年，进行的一场陌生的体育宗教典礼活动。
“3月12”开始逼近猛虎球网的一侧，把球传给队友“1月4”，后者把球传给“1月22”，“1月22”回传给“3月12”，“3月12”冷静地把球射向猛虎守门员“4月27”。“4月27”封堵了这次打门，但球回弹到了温哥华队“3月6”附近。“3月6”打门！虽然梅迪辛哈特的后卫“2月9”和“2月14”俯身救球，但已经回天乏力，“1月10”懊丧无比。“3月6”破门得分了！！！
现在，让我们欣赏下一个入球。
梅迪辛哈特开始反击。猛虎队的主要得分?“1月21”带球从右路下底，他停下来转身调整，躲避温哥华防守队员“2月15”的回防。“1月21”凭借娴熟的技术，把球传给队友“12月20” “12月20”反手传球，球轻松过掉对方防守球员“3月17”，传给了“1月21”，“12月20”向对方的“3月17”耸耸肩——哦！过得这么漂亮，真是抱歉！“1月21”得球后顺势打门！温哥华的后卫“3月12”俯身救球，但已经无能为力，丢球后的温哥华守门员“3月19”面无表情。“1月21”破门得分！！！他高举双手庆贺，他的队友“3月2”高兴得跳到了他的背上。
4.
事实上，一年中的前三个月并没什么特别的魔力，这种现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1月1日，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必须是在1月1日之前满了9岁，才可以进入9岁以上曲棍球联赛，也就是说，一个在1月2号就已经10岁的男孩，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男孩，却只能暂时晾在球场一边——这个年龄正是发育的青春期，12个月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
这就是加拿大，这个地球上曲棍球运动最为狂热的国度——教练从那些小有名气的球队为曲棍球巡回赛挑选球员——队员年龄都在9岁至10岁之间挑选，当然，他们最希望从那些具备年龄优势的球员当中发现天才球员。
一个球员如果能有幸进入曲棍球巡回赛，他将获得什么？他会拥有优秀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一个赛季50到75次的出场机会，而不是像“社区联赛”一样，一个赛季只有20次的出场机会，他的比赛时间增加了两到三倍。起初，他的优势或许并不明显，但只要他是一块好料子，通过良好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练习，他就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优秀者，当他13岁或者14岁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被选进加拿大曲棍球联赛，从这里，他将走进更为顶尖的联赛。2
巴恩斯利认为，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三个环节，无一例外地存在马太效应。假如你从球员年龄很小的时候便确定谁优秀谁较差，假如你要从“平庸者”当中挑选出“佼佼者”，假如你要为“佼佼者”的训练开小灶，那么，你最终会把机会留给一小部分球员，这些球员的出生日期最为接近法定注册时间。
但在美国，橄榄球和篮球运动都不存在这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两类运动不存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的问题，结果，很多年幼的小孩，虽然体质上处于弱势，但依旧和那些比他或者比她更为成熟年长的人同场竞技。但棒球运动却存在这类问题。在美国，非学校棒球联赛（non-school baseball）的法定注册时间是7月31日，结果联赛中，8月份出生的球员远远多于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数字令人惊讶：在2005年美国棒球联赛中，有505名球员出生在8月份，7月份出生的球员只有313人）。
欧洲足球的组织模式和曲棍球、棒球的模式非常相似——球员的出生日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在英国足球联赛，球员注册的法定时间是9月1日，在前几年的英超联赛中，有288名球员出生在9月份至11月份，仅仅136名球员出生在6月份至8月份。国际足球规定的注册时间，一贯是8月1日，在一届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有135名球员在8月1日之后的三个月出生，仅仅22名球员出生在5月份、6月份和7月份，现在，国际足联青少年锦标赛的注册时间调整成了1月1日。让我们看看2007年夺得世青赛冠军的捷克斯洛伐克世青队的出场球员名单。
下面是一份似曾相似的名单：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杰科夫·马赛尔
1988.1.01
中场
2
鲁德克·弗雷季奇
1987.1.03
守门员
3
彼得·乔丹
1987.1.05
中场
4
杰克布·多纳里克
1988.1.12
后卫
5
杰克布·马瑞斯
1987.1.26
中场
6
米切尔·赫德
1987.1.27
后卫
7
马雷克·斯特雷斯蒂克
1987.2.01
中场
8
杰雷·瓦雷塔
1988.2.14
中场
9
简·西门内克
1987.2.20
后卫
10
托马斯·奥克雷斯特克
1987.2.21
中场
11
雷特克·彼得
1987.2.24
守门员
12
奥德里奇·马祖奇
1989.3.15
后卫
13
奥德里奇·库得拉
1987.3.26
中场
14
马瑞克·苏奇
1988.3.29
后卫
15
马丁·芬尼
1987.4.16
中场
16
卢布斯·卡兰达
1987.5.20
中场
17
托马斯·皮考特
1989.5.26
中场
18
卢卡斯·库邦
1987.6.22
后卫
19
托马斯·西拉
1987.6.24
后卫
20
托马斯·弗雷斯特克
1987.8.18
守门员
21
托马斯·米科拉
1988.9.26
中场
在国家队的集?中，捷克队的教练组或许可以劝告夏季中期之后出生的每一位球员，他们完全可以收拾行李回家，没必要留在国家队。
曲棍球和足球毕竟只是一项运动，参与的人数不多。但在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域，这种偏见依旧顽固地存在着，例如教育领域。一年之中，比入学月份晚一些出生的同一入学年龄的儿童，他们的家长常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领回家：理由是，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他很难和比他早几个月出生的孩子相处。但是大部分儿童家长想当然地以为，不管自己年龄偏小的孩子起初处于怎样不利的地位，这种劣势最终都会在幼儿园改变过来。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这将又是一个曲棍球怪圈。一个学年中早期出生的儿童比晚期出生儿童的这点优势，始终都会存在。从这时始，这些孩子就被贴上了杰出者、非杰出者，他们或得到鼓励或受到冷遇，这种不同的待遇将长时间存在。
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凯利·贝达德（Kelly Bedard）和伊丽莎白·杜伊（Elizabeth Dhuey）——曾对参与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的简称，每四年对全球青少年进行一次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试）的青少年的出生月份和其测试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她们发现，在四年级的学生中，同一年龄出生最早的孩子比出生最晚的孩子，成绩高出4到12分。杜伊认为这种差别“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两个智商相等的四年级小孩，他们在入学注册的时候，虽然年龄相同，但因为出生月份存在差异，如果出生较早的小孩能够获得80分的测试成绩，那么比他出生晚的小孩测试的成绩就可能只是68分。这种成绩上的差距可决定了谁能够赢得更好教育的资格，谁将被淘汰。
“这就好像是体育运动，”杜伊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依据个人能力被划分了类别，例如谁拥有阅读的天赋，谁拥有数学特长。所以，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当他在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老师观察他的能力时，他的老师常常会被其年龄优势蒙蔽。教师们常常会把年龄较大的学生划到优等生里面，这些优等生能学到更多知识，第二年，优等生的地位保证了他们的成绩更为优秀，再过一年，同样的优势可能保证他们进入拔尖学生的行列。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唯有丹麦没有这类现象。他们的政策规定，不能对10岁之前的孩子进行优等生或者普通生的划分。”换而言之，丹麦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消除掉孩子的年龄差别之后，才进行选拔。
随后，杜伊和贝达德又对大学生进行了统计分析，她们的发现如何？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中——这里拥有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每个年级同一年龄但出生相对较晚的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到11.6%。最初年龄带来的差异到此时依旧没有消除掉，还继续发挥影响。成千上万在起点处于劣势的学生步入大学的时候显示了他们的差异——而处于中间层次的学生——却不存在这类现象。1
“说起来真好笑，”杜伊说，“我们随意决定的注册时间，竟然造成了这样深远的影响，真不可思议，却没人注意到这些。”
5.
让我们再反思一下曲棍球运动和出生日期与成功之间的关系。
曲棍球的事例告诉我们，那种认为最好的、聪明的人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种想法实在太单纯了。没错，那些拥有一定职业水准的曲棍球运动员当然比你我都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当是他们也是一出生就走了大运，他们一开始就有机遇惠顾，这种机遇不是挣来的，不是理所当然中的。这种机遇在他们的成功历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是说，成功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变得更为成功。税收愈减免，富人获利愈大；教育愈优越，受到的鼓励愈多，优秀的学生愈优秀。9岁和10岁的孩子越是年龄偏大，越是拥有最好的教练，最科学的培训。套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成功是“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advantage）的结果。职业的曲棍球运动员在起点上，只是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稍微好一些。在起点上的这一点区别使得之后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后，这种刀锋效应又引起区别的进一步扩大——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让一位曲棍球运动员成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起初只不过比他人稍强一点罢了。
年龄相关性造成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我们力图挑选最卓越者的体制并不是很有效。我们尽早设立明星联队以及天才培训计划的初衷，是建立最好的体制，避免天才从我们眼皮底下流失。但我们再看看捷克共和国足球队的名单，便会发现这里没有7月、10月、11月或者12月出生的球员，只有两名球员分别出生在8月和9月。下半年出生的球员寥寥无几，不是被人们视而不见，就是游离在球场之外。捷克运动人口中的一半天才已经被浪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你喜欢运动，但很不幸，你出生在下半年，那么，你会怎么办？你当然不会选择足球。这种运动的出牌方式不适合你，所以你应该选择另外一项捷克人喜欢的运动——曲棍球。但是且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几分其中原因）！这是2007年排在世界第五位的捷克青少年曲棍球队名单。
号码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大卫·凯文顿
1987.1.03
中场
2
吉瑞·苏奇
1988.1.03
后卫
3
迈克尔·科拉基
1987.1.12
后卫
4
吉克布·沃基塔
1987.2.08
后卫
5
吉克布·金得
1987.2.10
后卫
6
迈克尔·弗洛林克
1098.2.17
中场
7
马丁·汉赞
1987.2.20
中场
8
托马斯·斯沃伯达
1987.2.24
中场
9
吉克布·塞尼
1987.3.05
中场
10
托马斯·昆德卡
1987.3.10
后卫
11
加洛斯勒夫·波顿
1987.3.26
后卫
12
H·O·波兹维尔
1987.4.22
后卫
13
丹尼尔·里科斯
1987.5.5
中场
14
大卫·库切季达
1987.6.06
中场
15
沃勒得米尔·绍伯卡
1987.7.02
中场
16
吉克布·科沃
1987.7.19
守门员
17
鲁卡斯·沃切
1987.7.20
中场
18
吉克布·沃伦奇克
1989.8.15
中场
19
托马斯·玻斯比斯尔
1987.8.25
中场
20
奥得里金·佩维里奇
1987.8.31
守门员
21
托马斯·科纳
1987.11.29
中场
22
米切尔·雷彼克
1988.12.31
中场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出生在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人来说，他同样可以放弃曲棍球运动。
我们列举了这么多关于成功的事例，你从中看到了一些门道吗？由于我们过于把成功放在个人身上，使得其他人丧失了出人头地的机遇。我们制定的很多规则阻碍了一些人可能获得的成就。我们早早就断定某些人难成大器。我们对那些成功者心存敬畏；对那些失败者却不屑一顾。我们大部分人因此变得逆来顺受。我们在判断谁能成大事谁不行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我们能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我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社会。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会发现法定注册时间对起步者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依据球员出生的月份，把曲棍球联赛分成两组或者三组，让球员分到合适的组，然后再从各组挑选优秀球员组建明星联队。如果那些在年底出生的捷克和加拿大球员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么，能够入选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的球员人数就会增加一倍。
学校同样能够这样做。中小学可以让1月、2月、3月和4月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夏季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秋季出生的学生组成另外一个班。这样能够让处于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共同学习共同竞争。这种方法看起来比较复杂，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实际上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增加额外的资金成本，并且能为那些在教育体制下常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过错——搭建一个发展的平台。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管理评价机制——不仅仅局限于运动领域，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只要是与此相关的领域都能这样做。但我们却无动于衷，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总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仅与其个人的禀赋有关，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围世界——以及我们所谓的社会订立的规则——则与成功毫不相干。
6.
在纪念杯赛决赛之前，高迪·温斯登——他的儿子斯科特是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队员——站在冰球场的一侧，谈论他的儿子。他戴着梅迪辛哈特队的棒球帽，穿着梅迪辛哈特队的黑色T恤。“当他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温斯登回忆说，“他和他的弟弟出去散布，手里也拿着曲棍球杆挥来挥去。他们能在厨房地板上从早到晚地玩曲棍球。斯科特对曲棍球一直都非常着迷。在未成年人的曲棍球比赛中，他一直担任球队主力。当他初出茅庐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顶级球队踢球。”温斯登的情绪显得有些紧张激动：他的儿子即将面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不管是怎样的结局，他都需要拼尽全力。我为他感到骄傲。”
激情、天分、勤奋，所有这些都是获得最大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没有说及，那就是温斯登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的儿子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过同龄人的？“你不知道，在同龄人当中，他处于老大的位置，他身体特别棒，在很小的时候，他便掌握了得分的诀窍。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球队的队长······”
同龄人中的老大？是的，斯科特的生日是1月4日，1月1日之后的这三天对希望成为优秀曲棍球运动员的人来说，是绝对合适的出生时间。他是幸运者之一，假如，那时候的曲棍球体制制定者一时兴起，把加拿大曲棍球注册时间推迟到年底，那么，他就可能只是一个坐在看台上欣赏纪念杯赛的球迷，而不是站在冰球场上的球员了。
2007年5月一个和煦的春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两支曲棍球劲旅梅迪辛哈特猛虎队（Medicine Hat Tigers）与温哥华巨人队(Vancouver Giants)在这里争夺本届曲棍球纪念杯赛的冠军。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联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少年曲棍球联赛之一，而猛虎和巨人又是其中的两支劲旅。未来的体育明星就从这里诞生——这些球员都只有十七八岁，从学会走路开始，他们便学会了滑冰、控制曲棍球圆盘、射门。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这场比赛。温哥华街头巷尾的路灯灯柱上，处处挂满了纪念杯赛的宣传横幅。门票早已一售而空。球场的冰面上铺着鲜艳的红地毯，球赛的报幕员兴高采烈地向观众介绍观看比赛的达人显贵：首先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省长戈登·坎贝尔，接着，在铺天盖地的掌声中出场的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曲棍球球星高迪·赫威——“曲棍球先生！”报幕员扯高嗓门介绍着高迪·赫威，“女士们先生们，曲棍球先生！”
接下来的60分钟，两支球队奉献了一场攻击性十足的精彩比赛。第二局刚开局，温哥华巨人队的马里奥·布林奇内克射门，球反弹入网，巨人队取得领先。第二局快结束的时候，猛虎队获得扭转战局的机会，得分高手达伦·赫威快速挥杆打门，敲开了巨人队的守门员泰森·塞克斯史密斯把守的大门。比赛进行到第三刻钟，温哥华巨人队进行反击，并且打进了决定比赛胜负的进球——那一刻，猛虎队的守门员失望透顶——而温哥华巨人队则第三次获得了冠军。
比赛一结束，得胜的一方和他们的父母欢呼着走进更衣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记者也紧随其后。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雪茄的烟味、香槟的酒味以及曲棍球鞋的汗味。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手工书写的横幅：“勇于拼搏”。巨人队的主教练唐·海耶斯站在房子中央，眼光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我为这些小伙子自豪，”他说，“只要在更衣室看看，你就会知道没有谁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比赛。”
加拿大的曲棍球汇聚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加拿大，很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的小孩，便已经处于曲棍球“入门级”的水准。此后，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级别的赛事。每个级别的比赛都会对运动员进行详细的审查评估，优秀者即可获得晋升下一级别比赛的机会。超过15岁的运动员可以参加青少年联赛，青少年联赛又分成了四个级别。社区联赛（house leagues）主要是娱乐性质的比赛；青少年B级联赛是由加拿大乡下一些小球队参加的比赛；青少年A级联赛比B级联赛高一级，而甲A联赛是这个金字塔式联赛的最高一层。如果你能在甲A联赛中冲击纪念杯赛，那意味着你站在了最高一层的制高点。
这是很多体育运动培育未来之星的重要方式。欧洲和南美培养足球运动员，以及奥运会挑选运动员都是这种模式。事实上，传统音乐体制音乐人才的选拔，世界芭蕾人才的挑选，培训未来科学家和知识群体的教育体制，他们的人才培育方法也如出一辙。为了发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撒下大网，竭尽所能地发现他们培养他们。
你自己也许无法“买通”通往曲棍球甲A联赛的道路，但你的父母能做到，你的祖父能做到，或者你的家族能做到，即使你生活在加拿大最北边省份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都有可能“买通”这条道路。假如你具备曲棍球运动的潜质，散布各地的曲棍球球探就肯定能发现你；假如你有志于投身这项运动，这种联赛模式也一定会回报你。球员的成功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对球员的相关评价自然就相当重要，但对球员的评价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成绩和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成绩和其他无关的依据。
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这是一本谈论那些与众不同之人的书，这些与众不同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的成就超越了常人。在每章的前面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形形色色的天才：商业大亨、摇滚歌星和计算机黑客；我们将向您揭开著名律师成功的秘诀，如何从糟糕的飞行员中甄别出佼佼者，并且向您解释为什么亚洲人在数学方面能取得卓越的成绩。然后进一步审视我们身边的那些卓越者——他们娴熟的技术、过人的才干和充沛的干劲是怎么来的？——我最终得出的结论简单明了：我们以前对成功的理解常陷入误区。
我们过去对成功者的关注都是些什么？我们总是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个性，他们的才智如何，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或者他们是否拥有什么天赋。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顶尖高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禀赋。
每年都会出版一些亿万富翁、企业家、摇滚歌星等社会名人的自传。自传里面主人翁的故事彼此相似：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诞生了我们的英雄，他磨练自己的美德，发挥?己的天赋，他不断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圣经》里面的约瑟夫，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成为奴隶，最后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埃及法老不可或缺的臂膀，权力显赫一时。在19世纪的作家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著名小说里，一名出生于纽约贫民区的年轻小伙子，凭借自己的勇气获得了巨额财富。杰布·布什（Jeb Bush），其祖父是华尔街大银行家、美国参议员，父亲是美国总统老布什，兄弟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但在谈到这些身份对他经商的影响时，杰布·布什却说：“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时候，杰布·布什一再声称自己是“白手起家者”。当我们考量成功时，总有一本尺子植根于我们内心，这把尺子一味强调成功人士个人的努力，很少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昂起你们的头！”多年以前，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为美国独立的大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向听众们说：“仔细看看一个人是怎样白手起家的：他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别人的什么资助；在不向所有人开放的早期教育中，他没有任何的优势——而现在，教育向你们所有人敞开怀抱；在他早期的雇员生活中，他几乎就是生活在商行中的仆人，但是，在世的时候，他能够在众王（Kings）1面前站立，死后，他的名字被世人永远牢记。”
我希望您读过《卓尔不群》之后能够明白，这种解释个人成功的观点并不准确。人们并非真的一无所有。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拥有一定的禀赋和资助。能在众王面前站立的人，好像完全凭借他自己的能力，事实上，总有潜在的优势、非凡的机遇和文化传统令他们获益，使得他们更努力的学习或者工作，使得他们的世界与众不同。我们成长的年代和成长的地域各异。我们生长的文化氛围和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对我们取得成就的影响难以想象。仅仅问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够的，换而言之，我们只有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才能真正揭示为什么有的人没有获得成功，而有的人却成功了。
生物学家经常讲生物体的“环境适应学”：森林里长得最高的一棵橡树，之所以能够长得最高，不仅仅因为长成这棵橡树的种子最坚硬；还因为没有别的树木遮蔽它的阳光，因为树木周围的土壤肥沃而深厚，当这棵树还是幼苗的时候，没有野兔咬啃它的树皮，也没有伐木工人在这棵树木还没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来砍伐。我们知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来自一粒坚硬的种子，但我们是否知道照耀他的阳光，知道他们植根的土壤，知道他们能够幸运地躲避野兔或者伐木工人的遭遇？这不是一本专注于一棵大树的书籍，这是一本放眼整片森林的书籍——曲棍球运动是这本书的绝好的起点，因为要了解一个运动员为什么能够站在曲棍球世界的顶峰——的的确确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复杂的事。其实，这种分析完全可以说是陌生的。
3.
下面是2007年梅迪辛哈特猛虎队注册球员的名单。仔细瞧瞧，看看您能否发现其中的一些奇怪特点。
号码
姓名
位置
左手/右手
身高 （英尺）
体重（磅）
出生日期
出生地
9
布伦南·博施
中场
右
5’7
170
1988.2.14
萨斯喀彻温省马腾斯维尔市
11
斯科特·文斯登
中场
右
6’1
201
1988.1.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岸市
12
科尔顿·格兰特
左边锋
左
5’9
175
1989.3.20
亚尔伯达省斯登德特市
14
达伦·赫威
左边锋
左
6
182
1987.1.21
曼尼托巴省St.安德鲁斯市
15
德里克·多萨特
右边锋
左
5’11
178
1986.12.20
萨斯喀彻温省金德斯利市
16
戴纳·托德
中场
右
5’10
168
1987.1.10
亚尔伯达省红鹿市
17
泰勒·斯维斯腾
右边锋
右
5’11
180
1988.1.15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9
马特·劳伦
中场
右
6’0
184
1988.3.2
曼尼托巴省尼帕瓦市
20
凯文·安德萨特
左边锋
左
6’0
181
1987.4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1
杰瑞德·绍尔
右边锋
右
5’10
207
1987.9.12
亚尔伯达省梅迪辛哈特市
22
泰勒·恩尼斯
中场
左
5’9
155
1989.10.6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23
乔丹·斯克马特
中场
右
6’0
181
1990.4.1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秘申市
25
杰克布·罗蒙
右边锋
右
5’8
166
1987.1.27
斯洛文尼亚哈恩斯诺?奇
28
布雷顿·卡梅伦
中场
右
5’11
170
1989.1.26
亚尔伯达省迪兹博利市
36
克里斯·史蒂文森
左边锋
左
5’10
197
1986.8.2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市
3
果登·鲍尔温
后卫
左
6’5
205
1987.3.1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湖市
4
大卫·肖勒马克
后卫
左
6’1
195
1987.3.7
亚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
5
特雷弗·格拉斯
后卫
左
6’0
187
1988.1.22
亚尔伯达省科克雷那市
10
克雷斯·拉塞尔
后卫
左
5’11
177
1987.3.2
亚尔伯达省卡罗琳市
18
米切尔·绍尔
后卫
右
6’3
205
1987.8.7
美国明尼苏达州斯达特市
24
马克·伊舍伍德
后卫
右
6’0
180
1989.1.3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伯茨福市
27
肖纳·布朗
后卫
左
6’1
189
1989.2.20
亚尔伯达省石原市
29
乔丹·邦德法德
后卫
右
6’3
230
1988.2.9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
31
赖安·霍法德
守门员
左
5’11
165
1989.6.29
萨斯喀彻温省拉诺市
33
马特·科特赖
守门员
右
6’2
189
1986.4.27
亚尔伯达省勒狄克市
看到了吗？但愿您不会觉得诧异，因为多年以来都没人注意到曲棍球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位名叫罗杰·巴恩斯利的加拿大心理学家注意到这种年龄相关（relative age）的现象。
有一次，巴恩斯利在南亚尔伯达省观看莱斯布里奇野马队（Lethbridge Broncos）的曲棍球比赛，这是一支甲A联赛的球队，与温哥华巨人队、梅迪辛哈特猛虎队处于同一级别。他的妻子保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同观看了这场比赛。就像您观看比赛那样，他的妻子浏览完出场球员的名单，之后准备开始观看这场比赛。
“罗杰，”她说，“你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罗杰肯定地回答说：“他们的年龄都在16岁到17岁之间，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60年代后期出生的。”
“不，不，”保拉继续问，“他们是什么月份出生的？”
“我起初认为她疯了，”巴恩斯利回忆说，“但我还是再仔细看了一遍，她的发现令我大吃一惊。大部分球员都出生在1月、2月和3月，无论出自哪种原因，这都令人难以置信。”
回家之后的那个晚上，巴恩斯利尽可能地收集了许多职业曲棍球运动员的出生日期，结果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于是，巴恩斯利、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位同事对安大略青少年曲棍球联赛的所有球员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还是如此：1月份出生的球员在人数上占有压倒性优势，远远超过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呢？2月份。第三位的？3月份。巴恩斯利发现，在安大略曲棍球联赛中，1月份出生的球员人数几乎是年末12月份出生球员人数的5.5倍。巴恩斯利又调查了著名球队中所有11岁和13岁的球员——这些球员将来是巡回赛的中坚力量，结果依旧如此。他又调查了曲棍球国家队，结果仍旧毫不例外。越是调查，巴恩斯利越是相信，他发现的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一项铁的规律：如果你观察曲棍球运动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卓越者中的卓越者——无论何时，你都能够发现，1月至3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40％，4月至6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30％，7月至9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20％，10月至12月出生的球员比例为10％。
“我从事心理学研究许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明显的例子，”巴恩斯利说，“你用不着去做统计分析，瞧一下就知道。”
回顾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例子，你是否发现，25名球员中，有17名球员出生在1月份、2月份、3月份或者是4月份。
以下是纪念杯赛决赛前面两个进球的现场解说，只不过这次，我用球员的生日代替了球员的名字。结果，这段解说的内容听起来不再像是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冠军争夺战，反倒像是一群有着星座符合，出生在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的青少年，进行的一场陌生的体育宗教典礼活动。
“3月12”开始逼近猛虎球网的一侧，把球传给队友“1月4”，后者把球传给“1月22”，“1月22”回传给“3月12”，“3月12”冷静地把球射向猛虎守门员“4月27”。“4月27”封堵了这次打门，但球回弹到了温哥华队“3月6”附近。“3月6”打门！虽然梅迪辛哈特的后卫“2月9”和“2月14”俯身救球，但已经回天乏力，“1月10”懊丧无比。“3月6”破门得分了！！！
现在，让我们欣赏下一个入球。
梅迪辛哈特开始反击。猛虎队的主要得分?“1月21”带球从右路下底，他停下来转身调整，躲避温哥华防守队员“2月15”的回防。“1月21”凭借娴熟的技术，把球传给队友“12月20” “12月20”反手传球，球轻松过掉对方防守球员“3月17”，传给了“1月21”，“12月20”向对方的“3月17”耸耸肩——哦！过得这么漂亮，真是抱歉！“1月21”得球后顺势打门！温哥华的后卫“3月12”俯身救球，但已经无能为力，丢球后的温哥华守门员“3月19”面无表情。“1月21”破门得分！！！他高举双手庆贺，他的队友“3月2”高兴得跳到了他的背上。
4.
事实上，一年中的前三个月并没什么特别的魔力，这种现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1月1日，这意味着，一个9岁的男孩必须是在1月1日之前满了9岁，才可以进入9岁以上曲棍球联赛，也就是说，一个在1月2号就已经10岁的男孩，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男孩，却只能暂时晾在球场一边——这个年龄正是发育的青春期，12个月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
这就是加拿大，这个地球上曲棍球运动最为狂热的国度——教练从那些小有名气的球队为曲棍球巡回赛挑选球员——队员年龄都在9岁至10岁之间挑选，当然，他们最希望从那些具备年龄优势的球员当中发现天才球员。
一个球员如果能有幸进入曲棍球巡回赛，他将获得什么？他会拥有优秀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一个赛季50到75次的出场机会，而不是像“社区联赛”一样，一个赛季只有20次的出场机会，他的比赛时间增加了两到三倍。起初，他的优势或许并不明显，但只要他是一块好料子，通过良好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练习，他就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优秀者，当他13岁或者14岁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被选进加拿大曲棍球联赛，从这里，他将走进更为顶尖的联赛。2
巴恩斯利认为，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三个环节，无一例外地存在马太效应。假如你从球员年龄很小的时候便确定谁优秀谁较差，假如你要从“平庸者”当中挑选出“佼佼者”，假如你要为“佼佼者”的训练开小灶，那么，你最终会把机会留给一小部分球员，这些球员的出生日期最为接近法定注册时间。
但在美国，橄榄球和篮球运动都不存在这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两类运动不存在球员筛选、人才分类和区别培训的问题，结果，很多年幼的小孩，虽然体质上处于弱势，但依旧和那些比他或者比她更为成熟年长的人同场竞技。但棒球运动却存在这类问题。在美国，非学校棒球联赛（non-school baseball）的法定注册时间是7月31日，结果联赛中，8月份出生的球员远远多于其他月份出生的球员（数字令人惊讶：在2005年美国棒球联赛中，有505名球员出生在8月份，7月份出生的球员只有313人）。
欧洲足球的组织模式和曲棍球、棒球的模式非常相似——球员的出生日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在英国足球联赛，球员注册的法定时间是9月1日，在前几年的英超联赛中，有288名球员出生在9月份至11月份，仅仅136名球员出生在6月份至8月份。国际足球规定的注册时间，一贯是8月1日，在一届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有135名球员在8月1日之后的三个月出生，仅仅22名球员出生在5月份、6月份和7月份，现在，国际足联青少年锦标赛的注册时间调整成了1月1日。让我们看看2007年夺得世青赛冠军的捷克斯洛伐克世青队的出场球员名单。
下面是一份似曾相似的名单：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杰科夫·马赛尔
1988.1.01
中场
2
鲁德克·弗雷季奇
1987.1.03
守门员
3
彼得·乔丹
1987.1.05
中场
4
杰克布·多纳里克
1988.1.12
后卫
5
杰克布·马瑞斯
1987.1.26
中场
6
米切尔·赫德
1987.1.27
后卫
7
马雷克·斯特雷斯蒂克
1987.2.01
中场
8
杰雷·瓦雷塔
1988.2.14
中场
9
简·西门内克
1987.2.20
后卫
10
托马斯·奥克雷斯特克
1987.2.21
中场
11
雷特克·彼得
1987.2.24
守门员
12
奥德里奇·马祖奇
1989.3.15
后卫
13
奥德里奇·库得拉
1987.3.26
中场
14
马瑞克·苏奇
1988.3.29
后卫
15
马丁·芬尼
1987.4.16
中场
16
卢布斯·卡兰达
1987.5.20
中场
17
托马斯·皮考特
1989.5.26
中场
18
卢卡斯·库邦
1987.6.22
后卫
19
托马斯·西拉
1987.6.24
后卫
20
托马斯·弗雷斯特克
1987.8.18
守门员
21
托马斯·米科拉
1988.9.26
中场
在国家队的集?中，捷克队的教练组或许可以劝告夏季中期之后出生的每一位球员，他们完全可以收拾行李回家，没必要留在国家队。
曲棍球和足球毕竟只是一项运动，参与的人数不多。但在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域，这种偏见依旧顽固地存在着，例如教育领域。一年之中，比入学月份晚一些出生的同一入学年龄的儿童，他们的家长常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领回家：理由是，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他很难和比他早几个月出生的孩子相处。但是大部分儿童家长想当然地以为，不管自己年龄偏小的孩子起初处于怎样不利的地位，这种劣势最终都会在幼儿园改变过来。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这将又是一个曲棍球怪圈。一个学年中早期出生的儿童比晚期出生儿童的这点优势，始终都会存在。从这时始，这些孩子就被贴上了杰出者、非杰出者，他们或得到鼓励或受到冷遇，这种不同的待遇将长时间存在。
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凯利·贝达德（Kelly Bedard）和伊丽莎白·杜伊（Elizabeth Dhuey）——曾对参与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的简称，每四年对全球青少年进行一次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试）的青少年的出生月份和其测试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她们发现，在四年级的学生中，同一年龄出生最早的孩子比出生最晚的孩子，成绩高出4到12分。杜伊认为这种差别“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两个智商相等的四年级小孩，他们在入学注册的时候，虽然年龄相同，但因为出生月份存在差异，如果出生较早的小孩能够获得80分的测试成绩，那么比他出生晚的小孩测试的成绩就可能只是68分。这种成绩上的差距可决定了谁能够赢得更好教育的资格，谁将被淘汰。
“这就好像是体育运动，”杜伊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依据个人能力被划分了类别，例如谁拥有阅读的天赋，谁拥有数学特长。所以，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当他在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老师观察他的能力时，他的老师常常会被其年龄优势蒙蔽。教师们常常会把年龄较大的学生划到优等生里面，这些优等生能学到更多知识，第二年，优等生的地位保证了他们的成绩更为优秀，再过一年，同样的优势可能保证他们进入拔尖学生的行列。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唯有丹麦没有这类现象。他们的政策规定，不能对10岁之前的孩子进行优等生或者普通生的划分。”换而言之，丹麦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消除掉孩子的年龄差别之后，才进行选拔。
随后，杜伊和贝达德又对大学生进行了统计分析，她们的发现如何？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中——这里拥有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每个年级同一年龄但出生相对较晚的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到11.6%。最初年龄带来的差异到此时依旧没有消除掉，还继续发挥影响。成千上万在起点处于劣势的学生步入大学的时候显示了他们的差异——而处于中间层次的学生——却不存在这类现象。1
“说起来真好笑，”杜伊说，“我们随意决定的注册时间，竟然造成了这样深远的影响，真不可思议，却没人注意到这些。”
5.
让我们再反思一下曲棍球运动和出生日期与成功之间的关系。
曲棍球的事例告诉我们，那种认为最好的、聪明的人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这种想法实在太单纯了。没错，那些拥有一定职业水准的曲棍球运动员当然比你我都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当是他们也是一出生就走了大运，他们一开始就有机遇惠顾，这种机遇不是挣来的，不是理所当然中的。这种机遇在他们的成功历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也就是说，成功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从而能变得更为成功。税收愈减免，富人获利愈大；教育愈优越，受到的鼓励愈多，优秀的学生愈优秀。9岁和10岁的孩子越是年龄偏大，越是拥有最好的教练，最科学的培训。套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成功是“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advantage）的结果。职业的曲棍球运动员在起点上，只是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稍微好一些。在起点上的这一点区别使得之后的差别越来越大，此后，这种刀锋效应又引起区别的进一步扩大——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让一位曲棍球运动员成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起初只不过比他人稍强一点罢了。
年龄相关性造成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我们力图挑选最卓越者的体制并不是很有效。我们尽早设立明星联队以及天才培训计划的初衷，是建立最好的体制，避免天才从我们眼皮底下流失。但我们再看看捷克共和国足球队的名单，便会发现这里没有7月、10月、11月或者12月出生的球员，只有两名球员分别出生在8月和9月。下半年出生的球员寥寥无几，不是被人们视而不见，就是游离在球场之外。捷克运动人口中的一半天才已经被浪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你喜欢运动，但很不幸，你出生在下半年，那么，你会怎么办？你当然不会选择足球。这种运动的出牌方式不适合你，所以你应该选择另外一项捷克人喜欢的运动——曲棍球。但是且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几分其中原因）！这是2007年排在世界第五位的捷克青少年曲棍球队名单。
号码
球员
出生日期
位置
1
大卫·凯文顿
1987.1.03
中场
2
吉瑞·苏奇
1988.1.03
后卫
3
迈克尔·科拉基
1987.1.12
后卫
4
吉克布·沃基塔
1987.2.08
后卫
5
吉克布·金得
1987.2.10
后卫
6
迈克尔·弗洛林克
1098.2.17
中场
7
马丁·汉赞
1987.2.20
中场
8
托马斯·斯沃伯达
1987.2.24
中场
9
吉克布·塞尼
1987.3.05
中场
10
托马斯·昆德卡
1987.3.10
后卫
11
加洛斯勒夫·波顿
1987.3.26
后卫
12
H·O·波兹维尔
1987.4.22
后卫
13
丹尼尔·里科斯
1987.5.5
中场
14
大卫·库切季达
1987.6.06
中场
15
沃勒得米尔·绍伯卡
1987.7.02
中场
16
吉克布·科沃
1987.7.19
守门员
17
鲁卡斯·沃切
1987.7.20
中场
18
吉克布·沃伦奇克
1989.8.15
中场
19
托马斯·玻斯比斯尔
1987.8.25
中场
20
奥得里金·佩维里奇
1987.8.31
守门员
21
托马斯·科纳
1987.11.29
中场
22
米切尔·雷彼克
1988.12.31
中场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出生在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人来说，他同样可以放弃曲棍球运动。
我们列举了这么多关于成功的事例，你从中看到了一些门道吗？由于我们过于把成功放在个人身上，使得其他人丧失了出人头地的机遇。我们制定的很多规则阻碍了一些人可能获得的成就。我们早早就断定某些人难成大器。我们对那些成功者心存敬畏；对那些失败者却不屑一顾。我们大部分人因此变得逆来顺受。我们在判断谁能成大事谁不行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我们能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多重要——我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社会。
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就会发现法定注册时间对起步者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依据球员出生的月份，把曲棍球联赛分成两组或者三组，让球员分到合适的组，然后再从各组挑选优秀球员组建明星联队。如果那些在年底出生的捷克和加拿大球员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么，能够入选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的球员人数就会增加一倍。
学校同样能够这样做。中小学可以让1月、2月、3月和4月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夏季出生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秋季出生的学生组成另外一个班。这样能够让处于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共同学习共同竞争。这种方法看起来比较复杂，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实际上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增加额外的资金成本，并且能为那些在教育体制下常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过错——搭建一个发展的平台。这种方法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管理评价机制——不仅仅局限于运动领域，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只要是与此相关的领域都能这样做。但我们却无动于衷，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总以为一个人的成功仅与其个人的禀赋有关，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围世界——以及我们所谓的社会订立的规则——则与成功毫不相干。
6.
在纪念杯赛决赛之前，高迪·温斯登——他的儿子斯科特是梅迪辛哈特猛虎队的队员——站在冰球场的一侧，谈论他的儿子。他戴着梅迪辛哈特队的棒球帽，穿着梅迪辛哈特队的黑色T恤。“当他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温斯登回忆说，“他和他的弟弟出去散布，手里也拿着曲棍球杆挥来挥去。他们能在厨房地板上从早到晚地玩曲棍球。斯科特对曲棍球一直都非常着迷。在未成年人的曲棍球比赛中，他一直担任球队主力。当他初出茅庐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顶级球队踢球。”温斯登的情绪显得有些紧张激动：他的儿子即将面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不管是怎样的结局，他都需要拼尽全力。我为他感到骄傲。”
激情、天分、勤奋，所有这些都是获得最大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没有说及，那就是温斯登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的儿子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过同龄人的？“你不知道，在同龄人当中，他处于老大的位置，他身体特别棒，在很小的时候，他便掌握了得分的诀窍。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是球队的队长······”
同龄人中的老大？是的，斯科特的生日是1月4日，1月1日之后的这三天对希望成为优秀曲棍球运动员的人来说，是绝对合适的出生时间。他是幸运者之一，假如，那时候的曲棍球体制制定者一时兴起，把加拿大曲棍球注册时间推迟到年底，那么，他就可能只是一个坐在看台上欣赏纪念杯赛的球迷，而不是站在冰球场上的球员了。
第三章 天才的烦恼（第一部分）
“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
1．
2008年度的美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敌一百》 （1 vs. 100），在第五次节目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兰根（Christopher Langan）。
和其他很多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样，《一敌一百》也利用“谁想成为百万富豪”这个念头吊起观众胃口，提升收视率。节目的规则是组织100个普通人，扮演所谓的“挑战者（Mob）”，这些“挑战者”每星期都要和一位特殊的嘉宾挑战智力，获胜者即可获得百万美元的奖金。受邀请的嘉宾其智力足以应对100个普通人的挑战——按照这个标准，在所有的嘉宾中很难再找到比克里斯托弗·兰根更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了。
“今晚，我们的挑战者依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电视里面响起了主持人的旁白，“有请克里斯·兰根，美国最聪明的人。”出现在摄像机镜头里的，是一个健壮结实、肌肉发达的50多岁的男子。“普通人的智商是100，”主持人的旁白在继续着，“爱因斯坦的是150，克里斯的达到了195。现在，他满脑子都装满了宇宙万物的各种理论。他的特大号的脑壳真的能够绰绰有余地应对这些挑战者，获取百万美钞？《一敌一百》马上就会揭晓这个答案。”
在疯狂的掌声中，兰根大步走上舞台。
“你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特别高的智商才能在《一敌一百》中取胜，是吗？”主持人鲍勃·萨吉特（Bob Saget）问他，表情怪异地看着这位全美国最聪明的人，就像是在看实验室的一件标本。
“事实上我认为会存在层层困难，”兰根回答道，他的声音深沉而稳健，“如果你拥有高的智商，似乎就只应该思考深奥的问题，必须回避繁务琐事。但是现在我见到了他们，”他的目光转向那些挑战者，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觉得这个问题滑稽可笑，“我想我能表现得很好。”
过去十来年中，克里斯·兰根莫名其妙地变得名声大噪。他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成为他们眼中的天才和非同寻常的名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他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杂志里面。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还把兰根载入自己的电影。
一个名为《新秀20/20》（newshow 20/20）的电视节目聘请了一位神经心理学专家给兰根做了一个智商（IQ）测试，兰根的IQ得分被精确地制成图表——他的智商太高了，因此不得不精确测量。还有一次，兰根接受一个特别的IQ测试，这个测试不同于普通人的IQ测试，是专门为那些聪明人量身定制的。除了一个问题以外，他答对了其他所有问题。1他6个月大的时候就学会了讲话。3岁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听着收音机播音员大声朗读一些有趣的文章，他跟着朗读，直到自己也能读这些文章。5岁的时候，他便向祖父质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他记得当时听到的回答令自己非常失望。
上学之后，他对语文之类的课程漫不经心，根本就没有怎么学过，但是他只需要在老师到来之前的两三分钟草草浏览一遍课本，测试就能拿到高分。少年时期，他成为了一个农场工人，他开始广泛涉猎物理学理论知识。16岁那年，他开始阅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以及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深奥难懂的力作《数学原理》。“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中，他得到了很高的分数，即便在考试的时候，他打了一会瞌睡。”
“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数学，”他的兄弟马克说到兰根高中时候的夏季日常安排，“然后，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法语，接着是俄语。最后他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每一天，他都这样坚持。”
克里斯的另外一个兄弟杰夫说道：“你知道，当克里斯托弗十四五岁的时候，他画什么东西都轻而易举，画出来就像照片一样惟妙惟肖。在他15岁的时候，他在吉他上弹出的乐曲，可以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演奏相媲美。他真是太强了！有一半时间，克里斯托弗都不在学校。他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露一下面就行，考试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只用两天时间就能掌握一个学期的内容，兼顾他需要兼顾的任何学科，然后又重新做之前他一直在做的事。对我们来说，要是能够这样轻松就搞定，那真是该狂欢一番。”1
在《一敌一百》的节目中，兰根表现得泰然自若，信心十足。他说话的语调低沉，一双小眼睛熠熠发亮。他说话从不拖泥带水，已经说过的句子从不再重复，他不假思索就能找到合适的措辞。事实上，他从来不说“嗯”、“啊”这些调节语速的叹词：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萨吉特抛向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轻松应对，仿佛这只是小事一桩。当他获得的奖金达到250 000美元的时候，他似乎开始度量是否应该退出挑战，现在，如果坚持下去就存在失去所有奖金的风险，这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他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愿意就此打住”，他说道，坚定地摇了摇萨吉特的手，停了下来——我们也许会想，就如很多天才那样，他总是见好就收。
2．
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坦福大学年轻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遇到了一个名叫亨利·考埃尔（Henry Cowell）的非同寻常的男孩。考埃尔在混杂的贫民区长大，由于和同年龄的孩子相处经常弄出事端，考埃尔7岁之后一直没有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他长期在斯坦福学校附近的一所单课室学校当看门人。但是，在这段日子里，考埃尔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偷偷地在学校钢琴上演奏。他演奏得非常棒。
而测试智商是特曼的专长：50年后，世界上有数百万人进行的标准IQ测试——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测试——就是他发明的，因此，特曼决定测试一下考埃尔的智商。特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孩子肯定是聪明的，但考埃尔不仅聪明，还可以说是天才：他的IQ达到了140，这是接近天才的水准。特曼被自己的发现弄得神魂颠倒。他想，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的“真金实银”没有被发现呢？
他开始搜寻其他天才。他发现了一个才17个月大就认识字母表的女孩子，另一个女孩4岁就开始读狄更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发现了一个被法学院扫地出门的年轻人，因为法学院的教授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是不可能凭借记忆脱口说出法律意见书上冗长的条文的，除非是弄虚作假。
从1921年开始，特曼把研究天才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联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特曼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加利福尼亚的小学进行研究。学校的老师首先从班级挑选出最聪明的一些学生，然后对这些学生进行智力测试，测试成绩排在前面10％的学生进入下一轮的智力测试，下一轮测试成绩达到130以上的学生接着进行第三轮测试，最后，特曼根据最终测试的结果挑选出最聪明最厉害的学生。当所有测试结束时，特曼已经得到了250 000名中小学学生的测试结果，其中有1 470名学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间。这些年轻的天才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样本，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他们也因为成为“特曼人” （termites）而被人们牢记。
从这以后，特曼的整个生活都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关注着这些天才：跟踪他们，测试他们的智商，评估和统计测试结果，记录他们受教育的经历、婚姻、病例、心理健康表、每一次的提拔或者跳槽，这些都要忠实地记录下来。特曼还为他们书写求职推荐信和研究生入学申请的推荐信。他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咨询，所有这些都记录在他书写的《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这本厚厚的红皮书中。
“对个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智商更重要，或许只有他的道德除外。”特曼曾这样说过，对那些高智商的人，特曼相信他们“能成为领袖，能够促进科学、艺术、政体、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期待。”随着研究的样本逐渐长大，特曼也及时更新他们的进展，记录他们杰出的成就。“这几乎不大可能，”特曼飘飘然地写道，他开始关注进入中学的样本，“如果报纸上报道的比赛或者活动，只要有加利福尼亚的那些男孩或者女孩参加，在获奖者的名单中，就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或者才几个我那些天才们的名字。”他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特别具有艺术天赋的天才书写的文学作品，让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与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结果这些文学评论家没发现多大的区别。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特曼说，这是一个能够成就“英雄业绩”的群体。特曼相信他的“特曼人”是专为未来美国的精英群体量身打造的。
现在，特曼的许多观点依旧左右着我们对成功的判断。学校存在很多专为“天才”设计的科目，名牌大学经常要求考生进行智力测试（就像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一样）。出于同样的观念，Google或者微软这样的高端技术公司也会对应聘者的认知能力认真地进行测试：他们深信IQ值较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潜力。（著名的例子是微软，他们要求应聘者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从而确定其是否聪明，该类问题包括这样的杰作：“为什么检修孔的盖子都是圆的？”如果您的回答不准确，那您就不够聪明，您无法胜任微软的工作1。）
假如我具有某种魔力，能让您的IQ提升30个点，那么您一定会不胜感激——是吧？可以预见，这能帮助您在社会上走得更远。我们一听到一个像克里斯·兰根这样的人，我们的本能反应就会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特曼遇见亨利·考埃尔的本能反应一样。他们让我们敬畏，这些天才拥有睿智的头脑，我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拥有睿智的头脑更好的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
迄今为止，我们在《卓尔不群》一书中看到的成就非凡业绩的，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个人的天赋。在这一章，我希望从那些更为纯粹、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凡之人——那些天才们的角度，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原因。多年以来，一旦我们希望了解高智商的意义?，常常受着特曼这些人的观念的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特曼犯了一个错误。事实证明他对那些“特曼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假如他遇到了年轻的克里斯·兰根——一个能在工作期间阅读《数学原理》的16岁少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特曼不了解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成功的真正秘诀在哪里，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犯这个错误。
3．
“瑞文推理能力测验”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智力测试。这种测试不需要任何语言技能，也不需要掌握已知的任何知识，它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智能。标准的瑞文测试包括48项，越是后面的测试项目，难度越大，您的IQ得分取决于您回答对了多少测试项目。
下面，便是一个典型的瑞文测试题：
知道答案了吗？我想您给出的答案已经八九不离十了，正确的答案是C。现在，让我们试试这个，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题目。
正确答案是A。但必须承认，我是找不到这个正确答案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克里斯·兰根的答案几乎全都正确。我们说某某人像兰根那样非常有才气，指的就是他们具有解答最后这道题这样的本事。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都试图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能够在瑞文这样的智力测试中获得高分的人，他们怎样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些处在分值底端的人们——他们的IQ不满70——通常认为智商有缺陷。普通人的智商是100：如果您达不到这个分值，可能要上大学的想法永远都只是做白日梦。并且，如果您要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顺利毕业，您的IQ可能就得达到115以上。一般情况下，您的分值越高，您受的教育就越多，您挣的钱也越多，并且——不管您是否相信——您的寿命也会越长。
但是成功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的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1
“IQ为170的人比IQ为70的人思维更加敏捷，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心理学专家利亚姆·哈德森（Liam Hudson）写道，“相近智商之间的对比——比如说，IQ在100到130之间的对比，结果也是这样。但是在两个具有很高智商的人之间对比，这个规律似乎就失效了······一个IQ为130的资历丰富的科学家和IQ为180的人一样，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哈德森看来，一个人的IQ就如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一样。一个身高为5.6英尺的人在现实中能否拥有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机会？没有。您至少需要有6英尺或者是6.1英尺的身高，才会考虑去打职业篮球赛，并且，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6.2英尺当然比6.1英尺有利，6.3英尺当然又比6.2英尺有利。但是只要超过了一定身高，身高优势就不再明显。一个6.8英尺个头的篮球运动员并不见得就比低他2英寸的球员厉害（迈克尔·乔丹，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的身高也只是6.6英尺）。篮球运动员只要达到一定身高就够了——一个人的智商也是这样。智商的作用有一定限度。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敌一百》中曾说到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而兰根的智商是195。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出30％还多，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兰根比爱因斯坦更聪明30％。这种想法令人可笑。我们只能说他们都能深入思考像物理学这样特别有难度的事情，这说明他们无疑都是足够聪明的。
我认为智商的作用具有一定限度，这似乎和我们的直觉相冲突。我们常认为，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必定拥有很高的IQ分值：他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学入学考试得到高分，他们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他们在中学就有着闪亮的研究记录，以至于被国家的顶尖高校挖走。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下边的列表，这是近年来（自2007年开始）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25位美国人毕业的大学名单：
安提亚克学院
布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华盛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凯斯技术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哈佛
汉密尔顿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
迪堡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圣母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耶鲁大学
肯塔基州联合大学
伊利诺斯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
圣十字学院
阿默斯顿学院
盖茨堡学院
亨特学院
没有人会认为，以上列表中的高校挑选的都是美国中学最为优秀的学生。列表中的高校有耶鲁，有哥伦比亚大学，有麻省理工，但也有迪堡，有圣十字，有盖茨堡。这就是所谓好学校的列表。
同样的，下边是近年来摘得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25个美国人毕业的高校：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斯坦福大学
俄亥俄州代顿大学
佛罗里达洛林斯学院
麻省理工
格林内尔学院
麻省理工
麦吉尔大学
? 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
赖斯大学
霍普学院
杨百翰大学
多伦多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哈佛大学
伯里亚学院
奥斯本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哈佛大学
当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您的聪明才智最少应该能够保证自己进入圣母大学或者伊利诺斯大学这个层次的高校。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捷径。1
这种观点是不是比较偏激？假如您十几岁的女儿发现自己必须在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之间做出选择，您会希望她进入哪所大学？我想您会选择哈佛，因为哈佛是“好”学校。只有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的分数处于前面10%或者15%的学生才可能进入哈佛。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已知的智力方面的知识，像分出跑步运动员的名次一样，对高校进行排名，却是毫无意义的。从IQ的绝对分值来看，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也许没哈佛大学的学生聪明，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聪明的，从乔治敦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像哈佛毕业的学生一样，在将来获得诺贝尔奖。
近来，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呼吁名牌高校放弃他们复杂的入学测试程序，只要让那些达到高校入学标准的学生像抽奖中彩票一样随机选择高校就可以了。“可以把学生分成两个群体，”史瓦兹说，“够格的和不够格的。够格的人可以被接纳，不够格的人就要拒之门外。”虽然史瓦兹也承认他的想法在现实当中无法被人们接受，但他说的绝对是正确的。正如哈德森写的那样（记得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曾对英国顶尖的男生寄宿学校进行了调查）：“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1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正产生比较严重影响的例子。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制定了一项针对来自弱势群体报考者的赞助性行动计划——这正如美国很多顶尖教育机构做的那样。密歇根秋季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大约10%的学生属于少数族裔，假如法学院不放松对这群学生的要求——不降低他们入学标准考试的录取分数以及大学毕业的评分，而是和其他学生一样——那么这群学生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以下。而且，如果您将法学院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评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白色人种的学生表现更好。这并不奇怪：那些大学毕业评分和测试成绩比其他人优秀的学生，自然会选择同样是较高等级的法学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赞助性行动计划褒贬不一的原因。事实上，对密歇根大学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指控已经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关注：让那些比同类人逊色的人一起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看来有不平等竞争之嫌。
但是，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曾计划对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毕业之后的去向做近距离的调查：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进展？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满意？对社会和团体有什么贡献？他们赢得过什么荣誉？他们寻找一切现实生活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寻找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我知道的我们那些少数族裔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干得很不错，”密歇根该项计划负责人之一的理查德·兰柏（Richard Lempert）说，“我们原来预计，调查人数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会不如白人学生做得好，尽管如此，他们很多人应该还是成功的。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白人学生一样好，没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的差异。”
兰柏所说的也是法学院必须正视的唯一选拔法则——那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如何——少数族裔的学生并非不够资格。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即便密歇根大学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学习资历上不如白人学生优秀，但是法学院培养的学生质量却足够高，他们的智商依旧超过了进入大学所要求的标准，他们足够聪明。如果整个房间的法学院学生都足够聪明，那么知道他们的测试结果就毫无必要。
5．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种标准划分的观点。如果说智商只和某一方面相关，那么我们先把它搁置一旁，进入到其它方面——一些和智商毫不相关的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关注。就如前面说到的篮球运动一样：如果您够高，那么我们开始关注您的速度、球场上的感觉和灵敏度、控球技术以及投篮技巧。
那么，所谓的“其它方面”指的又是什么？好吧，如果要知道您的智商，我会让您看看另外一种测试。
看到以下的物体，请写下您能想到的它们的不同用途：
1. 砖块
2．毛毯
这种方法叫做“发散测试”（divergence test，和瑞文测验相反，它让您选出正确答案相类似的所有可能性答案）。它需要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发散。很显然，这样的发散测试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测试者希望知道的是您回答的数量和答案的个人特点，该项测试并不是测量分析能力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它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发散测试和收敛测试（convergence test）一样，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您不信，就暂时停下手里的一切，现在就开始试试砖块与毛毯的测试吧。
例如，下边就是“物体用途”测试的一个答案，这是利亚姆·哈德森从一位名为普尔的学生那里收集到的，这名学生是英国一所顶级中学的学生：
（砖块）可用来砸窗越货；砌房子；用在俄式轮盘赌里面，如果你想赌得舒服过瘾（第十步在轮盘上放一块砖，转动几下然后甩出去——没有谁能逃脱）；鸭绒被的每个角都系上一块砖头，使得被子铺开在床上；砸断空的可口可乐瓶。
（毛毯）可当床用；在密林里面铺开偷情；做帐篷用；点燃的烟火可传递信号；小船、手推车或者是雪橇的篷；毛巾替代品；近视的人作为射击练习的靶子用；可以用它接住从着火的大楼里面跳出来的人。
从上面很难找到普尔的答案，也不大清楚他的具体思路。他像是在恶作剧，有点反叛，他的答案也带点色情。他的思路从暴力跳跃到性再到从着火的大楼跳下的人们，再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怎样把羽绒被铺在床上。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再给他10分钟，他能够找出另外的20种用途出来。1
现在，为了便于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哈德森告诉我们说佛罗伦斯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天才，拥有很高的智商。
（砖块）用于建造物体；做投掷物用。
（毛毯）保暖，隔离空气灭火；绑在树上睡觉（类似于吊床）；做临时担架。
佛罗伦斯具有想象力？他只不过是对砖块和毛毯的普遍特征、功用进行了分类。佛罗伦斯的思路看起来还比不上普尔那样敏捷和富有创造力。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普尔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佛罗伦斯的智商有多高。这两个男孩的智商都超过了中学生的必要标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普尔的思路能够从暴力想象跳跃到性到人们从建筑物跳下来，其中没有一环缺失，而佛罗伦斯做不到。现在，您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有才气，谁更可能成就一番伟业，谁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诺贝尔获奖者既可以来自圣十字大学，也可以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大学不会依据这种“砖的用途”的测试成绩，来挑选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密歇根法学院接受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区别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的道理，成为一个成功律师的因素，显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释清楚的。它需要普尔那样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像比尔·乔伊那样刻苦，需要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雄心勃勃——密歇根少数族裔学生在收敛性测试里面较低的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无为。
6．
这便是特曼的错误。他过于执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特曼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长大之后成为了书籍、学术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几个人成为了政府官员，两个人成为了高级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成为地方法院法官，两个人任职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有一个成为该州政绩优秀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看起来他们的收入颇丰——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平庸无奇，很多人的事业令人惊讶地草草收场，就连特曼都没有精力考虑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在他费尽心血挑选的天才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他的试验团队曾经对两名小学生进行过智力测试，他们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c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但他们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全面批评了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特曼只是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随机挑选出来——正如挑选“特曼人”那样——并且根据智商进行划分，最后的结果必定像他辛辛苦苦挑选出的团队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样告终。“这样做并不能扩展一个人的想象的空间和天赋的潜质，”索罗金认为，“这样是把一个‘天才团体’整合成了一个‘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换而言之，正像我在本章开始的部分告诉你的一样，我们并不能从克里斯·兰根过人的智商那里去真正理解他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是的，他是一个百里难挑一的人，他在16岁的时候就能通读《数学原理》；是的，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但这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想了解他在世上如何发迹，就必须进一步走进他的生活。
1．
2008年度的美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敌一百》 （1 vs. 100），在第五次节目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兰根（Christopher Langan）。
和其他很多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样，《一敌一百》也利用“谁想成为百万富豪”这个念头吊起观众胃口，提升收视率。节目的规则是组织100个普通人，扮演所谓的“挑战者（Mob）”，这些“挑战者”每星期都要和一位特殊的嘉宾挑战智力，获胜者即可获得百万美元的奖金。受邀请的嘉宾其智力足以应对100个普通人的挑战——按照这个标准，在所有的嘉宾中很难再找到比克里斯托弗·兰根更具备这种资格的人了。
“今晚，我们的挑战者依旧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电视里面响起了主持人的旁白，“有请克里斯·兰根，美国最聪明的人。”出现在摄像机镜头里的，是一个健壮结实、肌肉发达的50多岁的男子。“普通人的智商是100，”主持人的旁白在继续着，“爱因斯坦的是150，克里斯的达到了195。现在，他满脑子都装满了宇宙万物的各种理论。他的特大号的脑壳真的能够绰绰有余地应对这些挑战者，获取百万美钞？《一敌一百》马上就会揭晓这个答案。”
在疯狂的掌声中，兰根大步走上舞台。
“你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特别高的智商才能在《一敌一百》中取胜，是吗？”主持人鲍勃·萨吉特（Bob Saget）问他，表情怪异地看着这位全美国最聪明的人，就像是在看实验室的一件标本。
“事实上我认为会存在层层困难，”兰根回答道，他的声音深沉而稳健，“如果你拥有高的智商，似乎就只应该思考深奥的问题，必须回避繁务琐事。但是现在我见到了他们，”他的目光转向那些挑战者，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觉得这个问题滑稽可笑，“我想我能表现得很好。”
过去十来年中，克里斯·兰根莫名其妙地变得名声大噪。他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成为他们眼中的天才和非同寻常的名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他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杂志里面。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还把兰根载入自己的电影。
一个名为《新秀20/20》（newshow 20/20）的电视节目聘请了一位神经心理学专家给兰根做了一个智商（IQ）测试，兰根的IQ得分被精确地制成图表——他的智商太高了，因此不得不精确测量。还有一次，兰根接受一个特别的IQ测试，这个测试不同于普通人的IQ测试，是专门为那些聪明人量身定制的。除了一个问题以外，他答对了其他所有问题。1他6个月大的时候就学会了讲话。3岁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听着收音机播音员大声朗读一些有趣的文章，他跟着朗读，直到自己也能读这些文章。5岁的时候，他便向祖父质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他记得当时听到的回答令自己非常失望。
上学之后，他对语文之类的课程漫不经心，根本就没有怎么学过，但是他只需要在老师到来之前的两三分钟草草浏览一遍课本，测试就能拿到高分。少年时期，他成为了一个农场工人，他开始广泛涉猎物理学理论知识。16岁那年，他开始阅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以及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深奥难懂的力作《数学原理》。“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中，他得到了很高的分数，即便在考试的时候，他打了一会瞌睡。”
“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数学，”他的兄弟马克说到兰根高中时候的夏季日常安排，“然后，他用一个小时学习法语，接着是俄语。最后他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每一天，他都这样坚持。”
克里斯的另外一个兄弟杰夫说道：“你知道，当克里斯托弗十四五岁的时候，他画什么东西都轻而易举，画出来就像照片一样惟妙惟肖。在他15岁的时候，他在吉他上弹出的乐曲，可以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演奏相媲美。他真是太强了！有一半时间，克里斯托弗都不在学校。他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露一下面就行，考试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只用两天时间就能掌握一个学期的内容，兼顾他需要兼顾的任何学科，然后又重新做之前他一直在做的事。对我们来说，要是能够这样轻松就搞定，那真是该狂欢一番。”1
在《一敌一百》的节目中，兰根表现得泰然自若，信心十足。他说话的语调低沉，一双小眼睛熠熠发亮。他说话从不拖泥带水，已经说过的句子从不再重复，他不假思索就能找到合适的措辞。事实上，他从来不说“嗯”、“啊”这些调节语速的叹词：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萨吉特抛向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轻松应对，仿佛这只是小事一桩。当他获得的奖金达到250 000美元的时候，他似乎开始度量是否应该退出挑战，现在，如果坚持下去就存在失去所有奖金的风险，这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他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愿意就此打住”，他说道，坚定地摇了摇萨吉特的手，停了下来——我们也许会想，就如很多天才那样，他总是见好就收。
2．
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斯坦福大学年轻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遇到了一个名叫亨利·考埃尔（Henry Cowell）的非同寻常的男孩。考埃尔在混杂的贫民区长大，由于和同年龄的孩子相处经常弄出事端，考埃尔7岁之后一直没有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他长期在斯坦福学校附近的一所单课室学校当看门人。但是，在这段日子里，考埃尔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偷偷地在学校钢琴上演奏。他演奏得非常棒。
而测试智商是特曼的专长：50年后，世界上有数百万人进行的标准IQ测试——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测试——就是他发明的，因此，特曼决定测试一下考埃尔的智商。特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孩子肯定是聪明的，但考埃尔不仅聪明，还可以说是天才：他的IQ达到了140，这是接近天才的水准。特曼被自己的发现弄得神魂颠倒。他想，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的“真金实银”没有被发现呢？
他开始搜寻其他天才。他发现了一个才17个月大就认识字母表的女孩子，另一个女孩4岁就开始读狄更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发现了一个被法学院扫地出门的年轻人，因为法学院的教授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是不可能凭借记忆脱口说出法律意见书上冗长的条文的，除非是弄虚作假。
从1921年开始，特曼把研究天才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在联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特曼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加利福尼亚的小学进行研究。学校的老师首先从班级挑选出最聪明的一些学生，然后对这些学生进行智力测试，测试成绩排在前面10％的学生进入下一轮的智力测试，下一轮测试成绩达到130以上的学生接着进行第三轮测试，最后，特曼根据最终测试的结果挑选出最聪明最厉害的学生。当所有测试结束时，特曼已经得到了250 000名中小学学生的测试结果，其中有1 470名学生的智商在140至200之间。这些年轻的天才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样本，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他们也因为成为“特曼人” （termites）而被人们牢记。
从这以后，特曼的整个生活都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关注着这些天才：跟踪他们，测试他们的智商，评估和统计测试结果，记录他们受教育的经历、婚姻、病例、心理健康表、每一次的提拔或者跳槽，这些都要忠实地记录下来。特曼还为他们书写求职推荐信和研究生入学申请的推荐信。他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和咨询，所有这些都记录在他书写的《天才基因的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这本厚厚的红皮书中。
“对个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智商更重要，或许只有他的道德除外。”特曼曾这样说过，对那些高智商的人，特曼相信他们“能成为领袖，能够促进科学、艺术、政体、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期待。”随着研究的样本逐渐长大，特曼也及时更新他们的进展，记录他们杰出的成就。“这几乎不大可能，”特曼飘飘然地写道，他开始关注进入中学的样本，“如果报纸上报道的比赛或者活动，只要有加利福尼亚的那些男孩或者女孩参加，在获奖者的名单中，就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或者才几个我那些天才们的名字。”他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特别具有艺术天赋的天才书写的文学作品，让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与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结果这些文学评论家没发现多大的区别。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特曼说，这是一个能够成就“英雄业绩”的群体。特曼相信他的“特曼人”是专为未来美国的精英群体量身打造的。
现在，特曼的许多观点依旧左右着我们对成功的判断。学校存在很多专为“天才”设计的科目，名牌大学经常要求考生进行智力测试（就像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一样）。出于同样的观念，Google或者微软这样的高端技术公司也会对应聘者的认知能力认真地进行测试：他们深信IQ值较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潜力。（著名的例子是微软，他们要求应聘者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从而确定其是否聪明，该类问题包括这样的杰作：“为什么检修孔的盖子都是圆的？”如果您的回答不准确，那您就不够聪明，您无法胜任微软的工作1。）
假如我具有某种魔力，能让您的IQ提升30个点，那么您一定会不胜感激——是吧？可以预见，这能帮助您在社会上走得更远。我们一听到一个像克里斯·兰根这样的人，我们的本能反应就会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特曼遇见亨利·考埃尔的本能反应一样。他们让我们敬畏，这些天才拥有睿智的头脑，我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拥有睿智的头脑更好的了。
但事实果真如此？
迄今为止，我们在《卓尔不群》一书中看到的成就非凡业绩的，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个人的天赋。在这一章，我希望从那些更为纯粹、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凡之人——那些天才们的角度，深入地剖析其中的原因。多年以来，一旦我们希望了解高智商的意义?，常常受着特曼这些人的观念的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特曼犯了一个错误。事实证明他对那些“特曼人”的想法是错误的，假如他遇到了年轻的克里斯·兰根——一个能在工作期间阅读《数学原理》的16岁少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特曼不了解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成功的真正秘诀在哪里，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犯这个错误。
3．
“瑞文推理能力测验”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智力测试。这种测试不需要任何语言技能，也不需要掌握已知的任何知识，它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智能。标准的瑞文测试包括48项，越是后面的测试项目，难度越大，您的IQ得分取决于您回答对了多少测试项目。
下面，便是一个典型的瑞文测试题：
知道答案了吗？我想您给出的答案已经八九不离十了，正确的答案是C。现在，让我们试试这个，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题目。
正确答案是A。但必须承认，我是找不到这个正确答案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是，克里斯·兰根的答案几乎全都正确。我们说某某人像兰根那样非常有才气，指的就是他们具有解答最后这道题这样的本事。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都试图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能够在瑞文这样的智力测试中获得高分的人，他们怎样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些处在分值底端的人们——他们的IQ不满70——通常认为智商有缺陷。普通人的智商是100：如果您达不到这个分值，可能要上大学的想法永远都只是做白日梦。并且，如果您要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顺利毕业，您的IQ可能就得达到115以上。一般情况下，您的分值越高，您受的教育就越多，您挣的钱也越多，并且——不管您是否相信——您的寿命也会越长。
但是成功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一点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一个人的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1
“IQ为170的人比IQ为70的人思维更加敏捷，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心理学专家利亚姆·哈德森（Liam Hudson）写道，“相近智商之间的对比——比如说，IQ在100到130之间的对比，结果也是这样。但是在两个具有很高智商的人之间对比，这个规律似乎就失效了······一个IQ为130的资历丰富的科学家和IQ为180的人一样，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哈德森看来，一个人的IQ就如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一样。一个身高为5.6英尺的人在现实中能否拥有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机会？没有。您至少需要有6英尺或者是6.1英尺的身高，才会考虑去打职业篮球赛，并且，很多事情都是类似的，6.2英尺当然比6.1英尺有利，6.3英尺当然又比6.2英尺有利。但是只要超过了一定身高，身高优势就不再明显。一个6.8英尺个头的篮球运动员并不见得就比低他2英寸的球员厉害（迈克尔·乔丹，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的身高也只是6.6英尺）。篮球运动员只要达到一定身高就够了——一个人的智商也是这样。智商的作用有一定限度。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一敌一百》中曾说到爱因斯坦的智商是150，而兰根的智商是195。兰根的智商比爱因斯坦高出30％还多，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兰根比爱因斯坦更聪明30％。这种想法令人可笑。我们只能说他们都能深入思考像物理学这样特别有难度的事情，这说明他们无疑都是足够聪明的。
我认为智商的作用具有一定限度，这似乎和我们的直觉相冲突。我们常认为，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必定拥有很高的IQ分值：他们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学入学考试得到高分，他们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他们在中学就有着闪亮的研究记录，以至于被国家的顶尖高校挖走。
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下边的列表，这是近年来（自2007年开始）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25位美国人毕业的大学名单：
安提亚克学院
布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华盛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凯斯技术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哈佛
汉密尔顿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
迪堡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圣母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耶鲁大学
肯塔基州联合大学
伊利诺斯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
圣十字学院
阿默斯顿学院
盖茨堡学院
亨特学院
没有人会认为，以上列表中的高校挑选的都是美国中学最为优秀的学生。列表中的高校有耶鲁，有哥伦比亚大学，有麻省理工，但也有迪堡，有圣十字，有盖茨堡。这就是所谓好学校的列表。
同样的，下边是近年来摘得诺贝尔化学奖桂冠的25个美国人毕业的高校：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
斯坦福大学
俄亥俄州代顿大学
佛罗里达洛林斯学院
麻省理工
格林内尔学院
麻省理工
麦吉尔大学
? 佐治亚理工学院
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
赖斯大学
霍普学院
杨百翰大学
多伦多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哈佛大学
伯里亚学院
奥斯本学院
马萨诸塞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哈佛大学
当然，要想获得诺贝尔奖，您的聪明才智最少应该能够保证自己进入圣母大学或者伊利诺斯大学这个层次的高校。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捷径。1
这种观点是不是比较偏激？假如您十几岁的女儿发现自己必须在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之间做出选择，您会希望她进入哪所大学？我想您会选择哈佛，因为哈佛是“好”学校。只有在美国大学本科标准入学考试（SAT）的分数处于前面10%或者15%的学生才可能进入哈佛。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已知的智力方面的知识，像分出跑步运动员的名次一样，对高校进行排名，却是毫无意义的。从IQ的绝对分值来看，乔治敦大学的学生也许没哈佛大学的学生聪明，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聪明的，从乔治敦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像哈佛毕业的学生一样，在将来获得诺贝尔奖。
近来，心理学家贝瑞·史瓦兹（Barry Schwartz）呼吁名牌高校放弃他们复杂的入学测试程序，只要让那些达到高校入学标准的学生像抽奖中彩票一样随机选择高校就可以了。“可以把学生分成两个群体，”史瓦兹说，“够格的和不够格的。够格的人可以被接纳，不够格的人就要拒之门外。”虽然史瓦兹也承认他的想法在现实当中无法被人们接受，但他说的绝对是正确的。正如哈德森写的那样（记得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曾对英国顶尖的男生寄宿学校进行了调查）：“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孩，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他的IQ是多少。”1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正产生比较严重影响的例子。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制定了一项针对来自弱势群体报考者的赞助性行动计划——这正如美国很多顶尖教育机构做的那样。密歇根秋季注册入学的学生中，大约10%的学生属于少数族裔，假如法学院不放松对这群学生的要求——不降低他们入学标准考试的录取分数以及大学毕业的评分，而是和其他学生一样——那么这群学生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以下。而且，如果您将法学院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学生的评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白色人种的学生表现更好。这并不奇怪：那些大学毕业评分和测试成绩比其他人优秀的学生，自然会选择同样是较高等级的法学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赞助性行动计划褒贬不一的原因。事实上，对密歇根大学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指控已经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关注：让那些比同类人逊色的人一起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看来有不平等竞争之嫌。
但是，多年以前，密歇根大学曾计划对法学院少数族裔学生毕业之后的去向做近距离的调查：他们的收入如何？他们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进展？是否对自己的事业满意？对社会和团体有什么贡献？他们赢得过什么荣誉？他们寻找一切现实生活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寻找的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我知道的我们那些少数族裔学生，他们大部分都干得很不错，”密歇根该项计划负责人之一的理查德·兰柏（Richard Lempert）说，“我们原来预计，调查人数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都会不如白人学生做得好，尽管如此，他们很多人应该还是成功的。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发现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白人学生一样好，没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的差异。”
兰柏所说的也是法学院必须正视的唯一选拔法则——那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如何——少数族裔的学生并非不够资格。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因为即便密歇根大学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学习资历上不如白人学生优秀，但是法学院培养的学生质量却足够高，他们的智商依旧超过了进入大学所要求的标准，他们足够聪明。如果整个房间的法学院学生都足够聪明，那么知道他们的测试结果就毫无必要。
5．
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种标准划分的观点。如果说智商只和某一方面相关，那么我们先把它搁置一旁，进入到其它方面——一些和智商毫不相关的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关注。就如前面说到的篮球运动一样：如果您够高，那么我们开始关注您的速度、球场上的感觉和灵敏度、控球技术以及投篮技巧。
那么，所谓的“其它方面”指的又是什么？好吧，如果要知道您的智商，我会让您看看另外一种测试。
看到以下的物体，请写下您能想到的它们的不同用途：
1. 砖块
2．毛毯
这种方法叫做“发散测试”（divergence test，和瑞文测验相反，它让您选出正确答案相类似的所有可能性答案）。它需要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发散。很显然，这样的发散测试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测试者希望知道的是您回答的数量和答案的个人特点，该项测试并不是测量分析能力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它与创造力息息相关。发散测试和收敛测试（convergence test）一样，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您不信，就暂时停下手里的一切，现在就开始试试砖块与毛毯的测试吧。
例如，下边就是“物体用途”测试的一个答案，这是利亚姆·哈德森从一位名为普尔的学生那里收集到的，这名学生是英国一所顶级中学的学生：
（砖块）可用来砸窗越货；砌房子；用在俄式轮盘赌里面，如果你想赌得舒服过瘾（第十步在轮盘上放一块砖，转动几下然后甩出去——没有谁能逃脱）；鸭绒被的每个角都系上一块砖头，使得被子铺开在床上；砸断空的可口可乐瓶。
（毛毯）可当床用；在密林里面铺开偷情；做帐篷用；点燃的烟火可传递信号；小船、手推车或者是雪橇的篷；毛巾替代品；近视的人作为射击练习的靶子用；可以用它接住从着火的大楼里面跳出来的人。
从上面很难找到普尔的答案，也不大清楚他的具体思路。他像是在恶作剧，有点反叛，他的答案也带点色情。他的思路从暴力跳跃到性再到从着火的大楼跳下的人们，再到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怎样把羽绒被铺在床上。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再给他10分钟，他能够找出另外的20种用途出来。1
现在，为了便于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哈德森研究案例中的另外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佛罗伦斯。哈德森告诉我们说佛罗伦斯是他们学校的一个天才，拥有很高的智商。
（砖块）用于建造物体；做投掷物用。
（毛毯）保暖，隔离空气灭火；绑在树上睡觉（类似于吊床）；做临时担架。
佛罗伦斯具有想象力？他只不过是对砖块和毛毯的普遍特征、功用进行了分类。佛罗伦斯的思路看起来还比不上普尔那样敏捷和富有创造力。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普尔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于佛罗伦斯的智商有多高。这两个男孩的智商都超过了中学生的必要标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普尔的思路能够从暴力想象跳跃到性到人们从建筑物跳下来，其中没有一环缺失，而佛罗伦斯做不到。现在，您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有才气，谁更可能成就一番伟业，谁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诺贝尔获奖者既可以来自圣十字大学，也可以来自哈佛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哈佛大学不会依据这种“砖的用途”的测试成绩，来挑选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密歇根法学院接受赞助性行动计划的毕业生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区别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样的道理，成为一个成功律师的因素，显然不是智商就能解释清楚的。它需要普尔那样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像比尔·乔伊那样刻苦，需要像诺贝尔奖获得者那样雄心勃勃——密歇根少数族裔学生在收敛性测试里面较低的分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庸碌无为。
6．
这便是特曼的错误。他过于执拗地相信他的那些“特曼人”绝对处于智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是1％的佼佼者中挑选出来的1％，但特曼没有意识到这些看起来非同寻常的数据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什么。
这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他眼中的少年天才长大之后成为了书籍、学术文章出版人，有些人在商业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有几个人成为了政府官员，两个人成为了高级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成为地方法院法官，两个人任职于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有一个成为该州政绩优秀的政府官员。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全国知名的人物。看起来他们的收入颇丰——但也不是非常地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平庸无奇，很多人的事业令人惊讶地草草收场，就连特曼都没有精力考虑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在他费尽心血挑选的天才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他的试验团队曾经对两名小学生进行过智力测试，他们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Schockley）和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但他们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高。
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全面批评了特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特曼只是把具有相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随机挑选出来——正如挑选“特曼人”那样——并且根据智商进行划分，最后的结果必定像他辛辛苦苦挑选出的团队所做的那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样告终。“这样做并不能扩展一个人的想象的空间和天赋的潜质，”索罗金认为，“这样是把一个‘天才团体’整合成了一个‘天才’。”在特曼的《天才基因的研究》一书中，下定论的第四章几乎找不到“天才”的字眼——除了标题之外。“我们看到，”特曼以一种极端失望的笔调写道，“智力和成就并没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换而言之，正像我在本章开始的部分告诉你的一样，我们并不能从克里斯·兰根过人的智商那里去真正理解他在世界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是的，他是一个百里难挑一的人，他在16岁的时候就能通读《数学原理》；是的，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一句紧接一句，犹如阅兵式上士兵的步调那样明快完美。但这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想了解他在世上如何发迹，就必须进一步走进他的生活。
第八章 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谁不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干活，谁的家庭就不能致富。”
地域广阔、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进入中国南部工业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被浓雾笼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形成了一道道长龙，整个区域电网四通八达。道路两边密布着制造相机、计算机、手表、雨伞和T恤衫的工厂，不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芒果、甘蔗、番木瓜和菠萝的农业种植园也高密度地聚集在此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天空非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宽阔；而两个世纪之前，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古时代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见。
珠江水从上游流经广州城区需要两个小时。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岭山脉蜿蜒下来的山峰星罗密布地散落在其中。农民们土色的砖瓦房零零落落地遍布在各个地方，小镇的露天集市上，竹篮里装满了鸡和鸭，地上放着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着一条条切好的猪肉，烟草和大米成堆地放在地上。冬天，稻田干枯，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放着去年的收成。在早春播种过后，潮湿的微风吹过，稻田就会神奇般地变绿。一旦到了丰收的季节，稻子很快就转为成熟，稻穗在稻田摇曳，看起来犹如黄色的海洋。
在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继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稻田的播种技术。时间飞逝，回溯历史，亚洲的农民们都同样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农业变迁。
稻田不同于麦田的“直接耕种”（opened up），稻田需要“开垦”（built），不仅仅需要清除树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头，还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开垦过的梯田、改良后的沼泽以及河流经过的平原上。稻谷种植需要灌溉，所以稻田必须修田埂，稻田周围需要修建水渠。这样在灌溉时，水渠里的水流经田埂上开凿的缺口，直接流进需要灌溉的每寸土地。
另外，稻田地的土质层内需要有硬土层，否则水就会全部渗透到地下。但问题在于，稻种根本无法在硬土层上播种，因此在硬土层上还需要有一层厚度适中且柔软的粘土，粘土的作用在于保证种子始终处在湿度适宜的最佳状况。稻子还需要不间断地施肥，这又是另一种艺术。在过去，农民通常使用粪便和一种由豆壳饼、纤维植物燃烧后与河中淤泥形成的混合肥料来为稻田施肥。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施肥过量或者选择错误的时节进行施肥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一旦到了种植季节，中国的农民就需要在一百多种稻种之中选出适合今年种植的稻种。因为每种稻种在收益上都会有轻微的不同，所以农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种在产量上的差异和成长速度上的快慢、遇干旱时的长势或在贫瘠土地上的长势。一个农民可能会同时播种12种甚至更多种类的稻子，来平衡季节以及气候将给稻田收成带来的影响，降低播种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农夫或农妇（实际上，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在参与，因为种植稻谷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将根据不同的品种选择特定的种床来培植稻种。经过几个星期的培植之后，稻种将被转移到田地里，每垄地间隔6英寸，然后辛苦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手工除草的工作必须一直持续，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养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了，种子就会因缺少养料而死掉。有些时候有些稻穗还需要用竹刷梳理，以便驱赶害虫。除此之外，农民们还需要不断检测稻田的水位是否合适，以确保夏季里的水温不会太高。当稻田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经常找亲戚朋友来帮忙收割，同时进行第二次播种，为此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为主，白米粥配上莴苣、小咸鱼和笋丝。午餐就是喝过多的粥而已。晚饭则是米饭加菜。大米通常都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当地，大米是衡量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标准，它揭示了人们每天的工作程度。“民以食为天，”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的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孔卡洛·桑托斯（Goncalo Santos）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2.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然后背过脸去，用20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机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memory loop）是2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我们在2秒钟内所说的话或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2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7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
这个例子选自斯塔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数感》（The Number Sense）一书，在书中，德阿纳解释道：
中国的数字非常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举个例子来说，“4”的读音是“si”，而“7”的读音是“qi”），他们相当于英语中的“four”和“seven”，seven听起来似乎还要长，这些数字的发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语和汉语语言长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在记忆上的时间差距。语言被区分成很多种，如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讲话者的记忆能力通常同他输出数字时所需时间长短有因果关联。在这个领域里，最佳记忆力的奖项要颁发给讲粤语的中国人。语言上的优势使得香港人获得了超群的记忆能力，他们甚至可以用1秒钟记住10个数字。
这也同样表明，在数字符号体系方面，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把“14、16、17、18、19”称做“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因此，大家会认为我们会把“11、12、13、15”说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fiveteen”，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命名，而是采用不同的数字符号，我们把“11、12、13、15”分别称为“eleven、twelve、thirteen、fifteen”。同样，我们把“40”和“60”称为“forty”和“sixty”，他们听上去与跟他们相关的数字（“4”和“6”）很像。我们把“50”和“30”还有“20”称为“fifty”、“thirty”还有“twenty”，这听起来很像“5”（“five”）、“3”（“three”）和“10”（“ten”），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两位数，比如“20”以上的数字，我们将十位数放在个位数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对于10以上的数字，我们采取相反的数字输出方式，个位数在前，而十位数在后，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逻辑顺序的数字符号体系，英语的数字体系没有规律可言。如“11”就是“11”，“12”就是“12”，“24”就是“24”，并且以此类推。
这种数字长短上的差异使得亚洲孩子学习数字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孩子。4岁的中国孩子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孩子则只能数到15，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即使到了5岁也不能数到50。换句话说，在许多基础数学技能方面，5岁的美国孩子已经落后于同龄的亚洲孩子一年。
亚洲孩子凭借其数字体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一些基础运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个讲英语的7岁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她就必须先把单词转换成数字（37＋22）。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做出这道数学题：2＋7＝9，30＋20＝50，再相加等于59。同样，要求一名亚洲孩子计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前，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将单词转换成数字：答案就是59。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一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恩·弗森（Karen Fuson）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它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1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2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礼节是造成韩国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实现21世纪的社会大业推波助澜。正如我们在以上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为权力距离指数上的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三维度或者两个维度，而是四个维度上的差别，我们不能理解，还有很多社会历史传统会对21世纪的科研任务有所影响。是不是在一种以粮食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你的数学能力就一定会很好？稻田是否会对课堂上的成绩产生影响？
3.
如果你想了解水稻，你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面积，水稻的面积小到让人意想不到，如果你不是亲自站在田里，你不会想到一亩地也就是酒店里一间房间的大小，只有一公顷的十五分之一。一名亚洲的农民一般也就能耕种2-3亩地，如果有一块450英亩的土地，在中国，这需要村子里的1500人去耕种。但是如果在美国中西部，这只是一家农民耕种的面积。按照这样的比例，通常，一个农民家庭中的五六个人就依靠着两个酒店房间大小的土地来谋生。
农业的差别非常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农业是属于“机械化作业”。在西方，如果一个农民想变得更有效率并且能够增加产量，他就必须要引进更多精密的农业设备，如打谷机、稻草打捆机、混合收割机、拖拉机，这样他就可以用机械操作代替更多的人力，从而开发更多的土地并且增加耕种面积。因为农业机械化使得他付出同样的劳作，却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日本和中国，农民没有余钱去购买设备，并且情况也不允许他们开发更多的土地。因此耕种水稻的农民只有依靠他们的智慧去提高他们的产量，如更加有效的管理时间，作出更好的抉择。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库·贝瑞曾经指出，稻田农业是种“技术作业”，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要更加辛勤的除草、谨慎的施肥、多花心思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调整合适的土层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
回溯一下历史，毫无疑问，耕种稻田的农民总是比耕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更辛苦。
或许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每位生活在非现代化社会的人的工作都十分辛苦。显而易见，这是个误解。举个例子，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捕猎者的后代，通常很多捕猎者都聚集在一起，过着十分悠闲的生活。一群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灌木丛中的土著人，至今还保持着这种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依靠水果、浆果、植物根茎以及一种特殊的坚果和大量的散落在地上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他们从不耕种，但现在的耕种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准备、播种、除草、丰收、储藏。他们也不圈养家禽，原始人里的男性偶尔进行打猎也只是为了运动。通常来说，土著人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不会超过12到19个小时，其它的时间都用在跳舞、消遣及走亲访友上。那么他们每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000个小时。（当土著人被问及为什么他们不种植农作物时，他们用不解的神情反问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坚果，为什么我们还要种植？）
或者想想生活在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的两百多天里，农夫和农妇们或许都在田里干活，从日出到日落。这样每年都会工作1200多个小时，在收获和春季播种的季节，每天工作的时间会更久。在冬天，工作量会减少。在一本名叫《探索法国》的著作中，历史学家葛锐汉姆·罗伯写道，现代的法国生活，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人们的生活除了偶尔穿插一些工作外，有大把无聊的闲暇时间。
书中描述了人们99%的社会活动。在另一本著作《法国的乡村生活》中，他写道，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地区，通常在早春或晚秋时节，如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明年春天的三、四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在法国其他气候很温和的地区，尽管冬天的气温很少低于零度，但冬眠的情形同样存在。罗伯继续写道：
很长一段时期，佛兰德斯地区都十分荒凉，1884年，一名官员在一份针对Nievre地区的报告中，揭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勃艮第地区的农民在丰收的季节到来后就把葡萄树根埋起，在修理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们主动削弱自己的动力。人类的冬眠是基于身体与经济上的考虑，避免身体上的消耗带来的饥饿感，从而降低新陈代谢。人们每天混沌度日，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后，阿尔萨斯和加来地区的官员声称，酿酒的工人和农夫，在进入冬季后就不再工作，而是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相反地，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农民，是不会在冬天里睡觉的，从 11月到明年的2月，农民们大多会做些副业，如扎竹篮，做竹帽，而且还会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里干活。不仅如此，还会作豆腐、大酱、捕蛇（蛇的味道很鲜美）、捉昆虫。到了立春时节，（意味着春天快到了），农民日出晚归的务农生活又开始了。相对于那些机械化务农的农民，他们需要付出十倍到二十倍的辛苦．据统计，每年一名种植水稻的农民的工作量有三千多个小时。
4、
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时代，珠三角地区农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每年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居然有3000多个小时，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烈日当头下弯着腰在地里播种，除草。
而农民们唯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只有努力的工作，这同在纽约做服装生意的犹太移民一样。这非常重要。首先，对于耕田的农民来说，付出与回报是显而易见的。你在稻田地里付出的越多，收成也就越多。第二，农活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不会只是简单在春季播种，然后就可以在秋季里收获，他们需要有效率的去经营运作，比如说需要整合人力，选择不同的稻种来以保证一年的收成。同时管理复杂的灌溉系统，做好协调准备工作，使得第一次收割和第二次的播种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农民是有自主权的，在欧洲的农民只能从他们所属的贵族那里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而且他们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中国和日本的体制有所不同。西欧的体制不适合稻田农业文化，种地是件很复杂的事，体制无法强迫或威逼农民每日很早起床去田里干活。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地主同租户的关系已不具有所属关系。他们只收取固定的土地出租费用，其他的事情全部都由农民自主决定。
“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还是件很吃力的工作，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历史学家肯尼思·波马雷兹说道，“浇水的时间也非常关键。插秧时，秧苗的距离和力度对产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在三月中旬，把种子洒在地里，然后在月底的时候下场雨就可以等待收成了，你必须按部就班的来进行每项作业。对于需要特别关注的田地，地主就会通过一定的奖赏制度来激励农民。如果收成很好，那么农民也会得到更多的分成，这就是为什么地租是固定的。地主会说，不管收成如何，我都要收20担粮食，因此如果收成超出地租需要交纳的粮食，你就会有收获很多余粮。但如果耕种稻田的是奴役或者是拿工资的农民，那么庄稼收成好坏都与农民没有关系，因此庄稼也就不会有很好的收成。这不是象打开灌溉的阀门，让它多流一会，流到你的地里那么容易。”
历史学家David Arkus在对比了中国和俄国的谚语之后，发现二者差别十分明显。一句具有代表性的俄国谚语说道：“如果老天不给你粮食，那么地里也不会长出粮食来”，这反映出悲观的奴役体制下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思想。农民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Arkush写道，另一方面，中国的谚语则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努力工作，周密计划，依靠自己和组织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获得回报”。
这也是那些每年在闷热且潮湿的田地里（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吸血的蚂蟥）不停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对他人所说的话：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
“立冬种，收把种。”
“不要期待天上会掉馅儿饼。”
“地靠人来养，苗靠肥来长。”
“人不缺地工，地不缺人粮。”
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说明“早起的鸟有食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而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复一日？对于以坚果为生的原始人和在冬天以冬眠为主的法国农民以及非农业人口来说，这句谚语非常不可思议。
当然，亚洲文化处处有迹可寻。去大学的校园打听一下，学生们会告诉你，大多数的亚洲学生在其他学生离开后依然会学习很长时间。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当一些亚洲学生听到其它人议论类似以上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认为其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受到了质疑。但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的确令人钦佩。实际上，从这本书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的人都付出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当比尔·盖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计算机事业；比尔·乔伊也是如此；披头士乐队曾经在波士顿持续练习达到上千个小时；乔·佛罗姆曾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得到机会的眷顾，他才在艺术领域声名雀起。每一位成功的人士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种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在于生活在辛苦与贫穷中的人们可以由此看到一种希望，那就是辛勤劳动可以有所回报。勤奋的特质使亚洲人获益良多，但是最典型的，还是莫过于数学方面的成就。
4、
几年以前，一位在伯克利大学任教的数学教授，Alan Schoenfeld，曾用录影机记录下每位学员的上课情况。其中一名叫Renee的女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nee大概20多岁，黑色长发，带一个银边眼镜。在录影带中，她正在操作一套用来教学的代数软件程序。屏幕上出现了Y轴和X轴，教学程序要求使用者划一条线穿过座标轴，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Y轴上标出5，在X轴上也标出5，那么计算机就会做出反应。我相信，这时候，很多有关高中时代数的记忆就会模糊的浮现在脑海中。但是请放心，你不需要记住任何相关的知识，就可以理解Renee案例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文中的下面几段里，当你听到Renee的谈话时，请不要关注她所说的内容，而是注意她谈话的方式和为什么她会谈到这些。
Schoenfeld设计的计算程序是想教授学生如何计算直线的倾斜程度。斜线，我相信，你一定记得，（或者说，你记不得了，我就忘记了）就是横坐标与纵坐标上两点相连所形成的一条直线。这个案例中要求划出的斜线只要一条，横轴和纵轴的数字都是5。
现在Renee坐在键盘前，试图计算出，输入那些数字可以让计算机划出一条垂线，直接同Y轴相交垂直。现在高中时的数学知识会帮助你得出答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垂线是一种特殊的斜线。纵轴上的数字是无穷大的，Y轴上的数都以零开始且无穷大。当它穿过X轴的时候，数值为零，零除以无穷大，还是无穷大。
但是Renee没有意识到她在尝试做一件没有答案的数学题，她正陷入被Schoenfeld称为“美丽的理解误区”中。而Schoenfeld之所以喜欢以这盘录像带为例，是因为它十分贴切的演绎了怎样可以走出思考误区。
Renee是个护士。过去，她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数学感兴趣，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被这个软件程序所吸引，并且被“套住了”。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程序去划一条同Y轴平行的直线。” 她开始说话，Schoenfeld坐在她身边，她焦虑的看这着他。“从我开始做这个软件，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她开始胡乱输入数据，敲着不同的数字。
“现在如果我减去一，那么线就会变直。”
随着她输入不同的数字，屏幕上的线也随之改变。
“噢，这样好像行不通”。
她看起来好像很费解。
Schoenfeld问道：“你想做什么？”
“我就是想划一条与Y轴平行的直线。我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我应该再稍微移动一下。”她指着Y轴上的数字说道。“我发现了，当你把1换成2，就会看到斜线的角度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Renee的理解误区。她发现在Y轴上所取得数值越大，线距离Y轴的角度就会越小。因此，她认为只要在Y轴上取得的数值足够大，那么就可以得到一条垂线。
“我想，取12或者13就可以得到一条垂线了。或者15。”
她皱起眉说道。她同Schoenfeld共同反复地探讨解决方案，他一点一滴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她。她一直试了又试，一次次接近目标。
这一次，她输入20，线只比原来的角度斜了一点点；她输入40，线依旧只倾斜了一点点。
“我觉得这有些关联，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始终想不明白。如果我输入80呢？如果输入40，斜线已经与Y轴成45度，那么输入80就应该得到一条直线了。所以，我要输入80，看看结果如何。”
她输入80，线更斜了，但是还是没有变成垂线。
“数值是无穷大是吗？我永远都划不出一条垂线是吧？”Renee的发现已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是她又绕回了她最初的“思维误区”。
“那我该怎么办呢？100吗？每一次我输入加倍的数字，它就会更接近，但是却总是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她输入100。
“接近了，但依旧不大理想。”
她开始更大胆的想象，很明显她就要得出事实的真相了。“好吧，我知道了，尽管......但是......我知道了，每加大一个数字，线就更接近Y轴一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之后她停顿了一下，紧紧盯着屏幕，“我有点糊涂了，这里只是十分之一，但我没有意识到······”
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她的脸闪耀着光芒：“噢，任何一条垂线都被零整除，因此就会无穷大。嗯，好，现在我明白了，垂直的斜线是无穷大的，嗯，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堂课”。
5、
在Schoenfeld任教时，曾用录影机记录了许多学生的数学课。但是Renee的录影带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因为这个录影带贴切的诠释了学习数学的秘密。从Renee开始操作计算程序，直到第22分钟，她才说了声：“嗯，现在有些眉目了”，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Schoenfeld说道：“这是道八级的数学题，如果我把给Renee布置的数学题目，同样布置给与Renee程度相同的八级学员，我想，在他们试试之后就会说，我做不出来，我需要你来讲解一下。”Schoenfeld曾经问一组高中生，在他们做家庭作业时，在下定结论该数学题太难而做不出之前，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来尝试解答该题。他们的回答从30秒到5分钟不等，平均时间为2分钟。
但是Renee是个很执着的人，她坚持不懈，她反复在同一个问题上推敲，并且她想出了解决办法。她不断地尝试，不是一个轻易就屈服的人，她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她画垂线的理论出现了失误。除非她认为自己做对了，否则她不会放弃。
Renee在数学方面并不具备天赋，类似斜线和无穷大这样的抽象概念对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她却给Schoenfeld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无论做任何事，她都有种强烈的意愿去弄清楚，她不接受敷衍了事，她不会“啊，你是对的”，然后就走开，并且这很不寻常。他将录像带回放到Renee面对难题的那个时刻，并指着屏幕。
“看，”他说，“她做了两次，很多学生只是绕过做下一道题，相反，她却去思考，无论我怎么试，这题就是不对。我不明白。这个很重要，我需要一个说法。”然后当她最终得到解释后，她会说：“嗯，这才合适”。
在伯克利， Schoenfeld 教一门怎样解决问题的课程，整个课程的意义在于，让学生们在上大学之后，抛弃学习数学的旧习惯，他说：“我挑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在两个星期后会有个考试。我了解你们的习惯。在第一周内你们不会做任何复习，你们会在第二个礼拜开始准备，我现在要提醒你们，如果你只用一周的时间复习，那么你们不会取得好成绩。或者，另一方面，?果你只是在我们期中考试那天才开始复习，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很失落。你将跑过来跟我说‘这不可能。’我想告诉你们，持续努力，到了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你将取得重大进步。”
有些时候我们将优秀的数学能力看作一种内在的能力。或者你具备，或者你不具备，但是对于Schoenfeld 来说，什么能力都不如态度重要。如果你有意愿去尝试，你就会掌握数学，这就是他想传授给学生的。成功就是坚持不懈的钻研，比如，带有强烈的意愿花22分钟去解决一个大多数人只花30秒就放弃的问题，如果一个班里都是Renee这样的人，只要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她们自己解决问题，那么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个国家，Renee的这种坚持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深植在这种文化中的荣誉感将会毫无疑问的致使这个国家具备卓越的数学能力。
6、
每四年，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都会组织一次高难度的数学竞赛，竞赛的选手大多都来自世界各国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这个数学竞赛就是TIMSS（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竞赛是同一个竞赛），设立TIMSS竞赛的目的就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成果。
当学生们坐下来参加TIMSS竞赛时，他们同时还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包括很多内容，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数学的看法，以及对朋友的描述。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测试。这是个长达120道题的问卷，因此很多学生都留下十道到二十道题未能填写。
从问卷结果来看，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事实上，参加竞赛的各个国家的选手，其排名很可能是根据回答问卷题目的数量来决定的。现在，当你将问卷排名与数学竞赛的排名比较之后，你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来自某个国家的学生能够长久并专注的回答一份冗长的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那么通常这个国家的学生也具有解决数学问题的卓越能力。
发现该情况的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学者，俄林·波，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事实。他说，这纯属意外发现。波甚至未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看法，这有一点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说完成问卷的能力和赢得竞赛的能力有任何相关。他只说，它们是一样的；如果你将两个排名进行对比，结果会非常鲜明。
换种方式思考一下，想象着如果每年世界上的知名城市全都举行一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每个参赛的国家都派出一组由高中生和初中生组成的小队加入1000名参赛选手的阵营。波指出，不需要问任何一道数学难题，我们就可以精确地得知每个国家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的排名，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布置同一项任务，并衡量他们在任务中的付出程度。实际上，我们甚至都不用布置任务，仅仅观察一下哪个国家的文化最注重工作态度，就可以预测哪个国家的数学能力最强。
那么哪几个国家或地区将会出现在这两个数据的前几位呢？没有任何悬念，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1当然，这五个地方都有共同的一点：几百年来，贫穷的农民每天都在稻田里辛勤的劳作十几个小时，或许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其他人说“早起的鸟有食吃”。
地域广阔、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进入中国南部工业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被浓雾笼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形成了一道道长龙，整个区域电网四通八达。道路两边密布着制造相机、计算机、手表、雨伞和T恤衫的工厂，不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芒果、甘蔗、番木瓜和菠萝的农业种植园也高密度地聚集在此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天空非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宽阔；而两个世纪之前，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古时代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见。
珠江水从上游流经广州城区需要两个小时。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岭山脉蜿蜒下来的山峰星罗密布地散落在其中。农民们土色的砖瓦房零零落落地遍布在各个地方，小镇的露天集市上，竹篮里装满了鸡和鸭，地上放着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着一条条切好的猪肉，烟草和大米成堆地放在地上。冬天，稻田干枯，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放着去年的收成。在早春播种过后，潮湿的微风吹过，稻田就会神奇般地变绿。一旦到了丰收的季节，稻子很快就转为成熟，稻穗在稻田摇曳，看起来犹如黄色的海洋。
在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继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稻田的播种技术。时间飞逝，回溯历史，亚洲的农民们都同样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农业变迁。
稻田不同于麦田的“直接耕种”（opened up），稻田需要“开垦”（built），不仅仅需要清除树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头，还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开垦过的梯田、改良后的沼泽以及河流经过的平原上。稻谷种植需要灌溉，所以稻田必须修田埂，稻田周围需要修建水渠。这样在灌溉时，水渠里的水流经田埂上开凿的缺口，直接流进需要灌溉的每寸土地。
另外，稻田地的土质层内需要有硬土层，否则水就会全部渗透到地下。但问题在于，稻种根本无法在硬土层上播种，因此在硬土层上还需要有一层厚度适中且柔软的粘土，粘土的作用在于保证种子始终处在湿度适宜的最佳状况。稻子还需要不间断地施肥，这又是另一种艺术。在过去，农民通常使用粪便和一种由豆壳饼、纤维植物燃烧后与河中淤泥形成的混合肥料来为稻田施肥。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施肥过量或者选择错误的时节进行施肥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一旦到了种植季节，中国的农民就需要在一百多种稻种之中选出适合今年种植的稻种。因为每种稻种在收益上都会有轻微的不同，所以农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种在产量上的差异和成长速度上的快慢、遇干旱时的长势或在贫瘠土地上的长势。一个农民可能会同时播种12种甚至更多种类的稻子，来平衡季节以及气候将给稻田收成带来的影响，降低播种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农夫或农妇（实际上，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在参与，因为种植稻谷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将根据不同的品种选择特定的种床来培植稻种。经过几个星期的培植之后，稻种将被转移到田地里，每垄地间隔6英寸，然后辛苦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手工除草的工作必须一直持续，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养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了，种子就会因缺少养料而死掉。有些时候有些稻穗还需要用竹刷梳理，以便驱赶害虫。除此之外，农民们还需要不断检测稻田的水位是否合适，以确保夏季里的水温不会太高。当稻田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经常找亲戚朋友来帮忙收割，同时进行第二次播种，为此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为主，白米粥配上莴苣、小咸鱼和笋丝。午餐就是喝过多的粥而已。晚饭则是米饭加菜。大米通常都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当地，大米是衡量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标准，它揭示了人们每天的工作程度。“民以食为天，”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的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孔卡洛·桑托斯（Goncalo Santos）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2.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然后背过脸去，用20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机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memory loop）是2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我们在2秒钟内所说的话或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2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7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
这个例子选自斯塔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数感》（The Number Sense）一书，在书中，德阿纳解释道：
中国的数字非常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举个例子来说，“4”的读音是“si”，而“7”的读音是“qi”），他们相当于英语中的“four”和“seven”，seven听起来似乎还要长，这些数字的发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语和汉语语言长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在记忆上的时间差距。语言被区分成很多种，如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讲话者的记忆能力通常同他输出数字时所需时间长短有因果关联。在这个领域里，最佳记忆力的奖项要颁发给讲粤语的中国人。语言上的优势使得香港人获得了超群的记忆能力，他们甚至可以用1秒钟记住10个数字。
这也同样表明，在数字符号体系方面，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把“14、16、17、18、19”称做“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因此，大家会认为我们会把“11、12、13、15”说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fiveteen”，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命名，而是采用不同的数字符号，我们把“11、12、13、15”分别称为“eleven、twelve、thirteen、fifteen”。同样，我们把“40”和“60”称为“forty”和“sixty”，他们听上去与跟他们相关的数字（“4”和“6”）很像。我们把“50”和“30”还有“20”称为“fifty”、“thirty”还有“twenty”，这听起来很像“5”（“five”）、“3”（“three”）和“10”（“ten”），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两位数，比如“20”以上的数字，我们将十位数放在个位数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对于10以上的数字，我们采取相反的数字输出方式，个位数在前，而十位数在后，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逻辑顺序的数字符号体系，英语的数字体系没有规律可言。如“11”就是“11”，“12”就是“12”，“24”就是“24”，并且以此类推。
这种数字长短上的差异使得亚洲孩子学习数字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孩子。4岁的中国孩子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孩子则只能数到15，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即使到了5岁也不能数到50。换句话说，在许多基础数学技能方面，5岁的美国孩子已经落后于同龄的亚洲孩子一年。
亚洲孩子凭借其数字体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一些基础运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个讲英语的7岁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她就必须先把单词转换成数字（37＋22）。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做出这道数学题：2＋7＝9，30＋20＝50，再相加等于59。同样，要求一名亚洲孩子计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前，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将单词转换成数字：答案就是59。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一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恩·弗森（Karen Fuson）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它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1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2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礼节是造成韩国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实现21世纪的社会大业推波助澜。正如我们在以上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为权力距离指数上的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三维度或者两个维度，而是四个维度上的差别，我们不能理解，还有很多社会历史传统会对21世纪的科研任务有所影响。是不是在一种以粮食为主导的文化背景下，你的数学能力就一定会很好？稻田是否会对课堂上的成绩产生影响？
3.
如果你想了解水稻，你就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面积，水稻的面积小到让人意想不到，如果你不是亲自站在田里，你不会想到一亩地也就是酒店里一间房间的大小，只有一公顷的十五分之一。一名亚洲的农民一般也就能耕种2-3亩地，如果有一块450英亩的土地，在中国，这需要村子里的1500人去耕种。但是如果在美国中西部，这只是一家农民耕种的面积。按照这样的比例，通常，一个农民家庭中的五六个人就依靠着两个酒店房间大小的土地来谋生。
农业的差别非常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农业是属于“机械化作业”。在西方，如果一个农民想变得更有效率并且能够增加产量，他就必须要引进更多精密的农业设备，如打谷机、稻草打捆机、混合收割机、拖拉机，这样他就可以用机械操作代替更多的人力，从而开发更多的土地并且增加耕种面积。因为农业机械化使得他付出同样的劳作，却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日本和中国，农民没有余钱去购买设备，并且情况也不允许他们开发更多的土地。因此耕种水稻的农民只有依靠他们的智慧去提高他们的产量，如更加有效的管理时间，作出更好的抉择。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库·贝瑞曾经指出，稻田农业是种“技术作业”，如果你想获得丰收，你就要更加辛勤的除草、谨慎的施肥、多花心思灌溉田地以保持水位、调整合适的土层高度，努力耕耘每一寸土地。
回溯一下历史，毫无疑问，耕种稻田的农民总是比耕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更辛苦。
或许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每位生活在非现代化社会的人的工作都十分辛苦。显而易见，这是个误解。举个例子，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捕猎者的后代，通常很多捕猎者都聚集在一起，过着十分悠闲的生活。一群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灌木丛中的土著人，至今还保持着这种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依靠水果、浆果、植物根茎以及一种特殊的坚果和大量的散落在地上的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他们从不耕种，但现在的耕种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准备、播种、除草、丰收、储藏。他们也不圈养家禽，原始人里的男性偶尔进行打猎也只是为了运动。通常来说，土著人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不会超过12到19个小时，其它的时间都用在跳舞、消遣及走亲访友上。那么他们每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000个小时。（当土著人被问及为什么他们不种植农作物时，他们用不解的神情反问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坚果，为什么我们还要种植？）
或者想想生活在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的两百多天里，农夫和农妇们或许都在田里干活，从日出到日落。这样每年都会工作1200多个小时，在收获和春季播种的季节，每天工作的时间会更久。在冬天，工作量会减少。在一本名叫《探索法国》的著作中，历史学家葛锐汉姆·罗伯写道，现代的法国生活，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人们的生活除了偶尔穿插一些工作外，有大把无聊的闲暇时间。
书中描述了人们99%的社会活动。在另一本著作《法国的乡村生活》中，他写道，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地区，通常在早春或晚秋时节，如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明年春天的三、四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在法国其他气候很温和的地区，尽管冬天的气温很少低于零度，但冬眠的情形同样存在。罗伯继续写道：
很长一段时期，佛兰德斯地区都十分荒凉，1884年，一名官员在一份针对Nievre地区的报告中，揭示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勃艮第地区的农民在丰收的季节到来后就把葡萄树根埋起，在修理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们主动削弱自己的动力。人类的冬眠是基于身体与经济上的考虑，避免身体上的消耗带来的饥饿感，从而降低新陈代谢。人们每天混沌度日，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之后，阿尔萨斯和加来地区的官员声称，酿酒的工人和农夫，在进入冬季后就不再工作，而是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相反地，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农民，是不会在冬天里睡觉的，从 11月到明年的2月，农民们大多会做些副业，如扎竹篮，做竹帽，而且还会派自己的一个儿子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里干活。不仅如此，还会作豆腐、大酱、捕蛇（蛇的味道很鲜美）、捉昆虫。到了立春时节，（意味着春天快到了），农民日出晚归的务农生活又开始了。相对于那些机械化务农的农民，他们需要付出十倍到二十倍的辛苦．据统计，每年一名种植水稻的农民的工作量有三千多个小时。
4、
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时代，珠三角地区农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的辛苦，每年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居然有3000多个小时，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烈日当头下弯着腰在地里播种，除草。
而农民们唯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只有努力的工作，这同在纽约做服装生意的犹太移民一样。这非常重要。首先，对于耕田的农民来说，付出与回报是显而易见的。你在稻田地里付出的越多，收成也就越多。第二，农活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不会只是简单在春季播种，然后就可以在秋季里收获，他们需要有效率的去经营运作，比如说需要整合人力，选择不同的稻种来以保证一年的收成。同时管理复杂的灌溉系统，做好协调准备工作，使得第一次收割和第二次的播种工作可以同时进行。
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农民是有自主权的，在欧洲的农民只能从他们所属的贵族那里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而且他们几乎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中国和日本的体制有所不同。西欧的体制不适合稻田农业文化，种地是件很复杂的事，体制无法强迫或威逼农民每日很早起床去田里干活。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地主同租户的关系已不具有所属关系。他们只收取固定的土地出租费用，其他的事情全部都由农民自主决定。
“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还是件很吃力的工作，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历史学家肯尼思·波马雷兹说道，“浇水的时间也非常关键。插秧时，秧苗的距离和力度对产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在三月中旬，把种子洒在地里，然后在月底的时候下场雨就可以等待收成了，你必须按部就班的来进行每项作业。对于需要特别关注的田地，地主就会通过一定的奖赏制度来激励农民。如果收成很好，那么农民也会得到更多的分成，这就是为什么地租是固定的。地主会说，不管收成如何，我都要收20担粮食，因此如果收成超出地租需要交纳的粮食，你就会有收获很多余粮。但如果耕种稻田的是奴役或者是拿工资的农民，那么庄稼收成好坏都与农民没有关系，因此庄稼也就不会有很好的收成。这不是象打开灌溉的阀门，让它多流一会，流到你的地里那么容易。”
历史学家David Arkus在对比了中国和俄国的谚语之后，发现二者差别十分明显。一句具有代表性的俄国谚语说道：“如果老天不给你粮食，那么地里也不会长出粮食来”，这反映出悲观的奴役体制下的宿命论和悲观主义思想。农民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Arkush写道，另一方面，中国的谚语则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努力工作，周密计划，依靠自己和组织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获得回报”。
这也是那些每年在闷热且潮湿的田地里（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吸血的蚂蟥）不停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对他人所说的话：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只要功夫深，土里出黄金。”
“立冬种，收把种。”
“不要期待天上会掉馅儿饼。”
“地靠人来养，苗靠肥来长。”
“人不缺地工，地不缺人粮。”
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说明“早起的鸟有食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而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复一日？对于以坚果为生的原始人和在冬天以冬眠为主的法国农民以及非农业人口来说，这句谚语非常不可思议。
当然，亚洲文化处处有迹可寻。去大学的校园打听一下，学生们会告诉你，大多数的亚洲学生在其他学生离开后依然会学习很长时间。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当一些亚洲学生听到其它人议论类似以上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认为其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受到了质疑。但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的确令人钦佩。实际上，从这本书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的人都付出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当比尔·盖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计算机事业；比尔·乔伊也是如此；披头士乐队曾经在波士顿持续练习达到上千个小时；乔·佛罗姆曾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得到机会的眷顾，他才在艺术领域声名雀起。每一位成功的人士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种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在于生活在辛苦与贫穷中的人们可以由此看到一种希望，那就是辛勤劳动可以有所回报。勤奋的特质使亚洲人获益良多，但是最典型的，还是莫过于数学方面的成就。
4、
几年以前，一位在伯克利大学任教的数学教授，Alan Schoenfeld，曾用录影机记录下每位学员的上课情况。其中一名叫Renee的女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nee大概20多岁，黑色长发，带一个银边眼镜。在录影带中，她正在操作一套用来教学的代数软件程序。屏幕上出现了Y轴和X轴，教学程序要求使用者划一条线穿过座标轴，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Y轴上标出5，在X轴上也标出5，那么计算机就会做出反应。我相信，这时候，很多有关高中时代数的记忆就会模糊的浮现在脑海中。但是请放心，你不需要记住任何相关的知识，就可以理解Renee案例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文中的下面几段里，当你听到Renee的谈话时，请不要关注她所说的内容，而是注意她谈话的方式和为什么她会谈到这些。
Schoenfeld设计的计算程序是想教授学生如何计算直线的倾斜程度。斜线，我相信，你一定记得，（或者说，你记不得了，我就忘记了）就是横坐标与纵坐标上两点相连所形成的一条直线。这个案例中要求划出的斜线只要一条，横轴和纵轴的数字都是5。
现在Renee坐在键盘前，试图计算出，输入那些数字可以让计算机划出一条垂线，直接同Y轴相交垂直。现在高中时的数学知识会帮助你得出答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垂线是一种特殊的斜线。纵轴上的数字是无穷大的，Y轴上的数都以零开始且无穷大。当它穿过X轴的时候，数值为零，零除以无穷大，还是无穷大。
但是Renee没有意识到她在尝试做一件没有答案的数学题，她正陷入被Schoenfeld称为“美丽的理解误区”中。而Schoenfeld之所以喜欢以这盘录像带为例，是因为它十分贴切的演绎了怎样可以走出思考误区。
Renee是个护士。过去，她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数学感兴趣，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被这个软件程序所吸引，并且被“套住了”。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程序去划一条同Y轴平行的直线。” 她开始说话，Schoenfeld坐在她身边，她焦虑的看这着他。“从我开始做这个软件，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她开始胡乱输入数据，敲着不同的数字。
“现在如果我减去一，那么线就会变直。”
随着她输入不同的数字，屏幕上的线也随之改变。
“噢，这样好像行不通”。
她看起来好像很费解。
Schoenfeld问道：“你想做什么？”
“我就是想划一条与Y轴平行的直线。我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我应该再稍微移动一下。”她指着Y轴上的数字说道。“我发现了，当你把1换成2，就会看到斜线的角度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Renee的理解误区。她发现在Y轴上所取得数值越大，线距离Y轴的角度就会越小。因此，她认为只要在Y轴上取得的数值足够大，那么就可以得到一条垂线。
“我想，取12或者13就可以得到一条垂线了。或者15。”
她皱起眉说道。她同Schoenfeld共同反复地探讨解决方案，他一点一滴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引导她。她一直试了又试，一次次接近目标。
这一次，她输入20，线只比原来的角度斜了一点点；她输入40，线依旧只倾斜了一点点。
“我觉得这有些关联，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始终想不明白。如果我输入80呢？如果输入40，斜线已经与Y轴成45度，那么输入80就应该得到一条直线了。所以，我要输入80，看看结果如何。”
她输入80，线更斜了，但是还是没有变成垂线。
“数值是无穷大是吗？我永远都划不出一条垂线是吧？”Renee的发现已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是她又绕回了她最初的“思维误区”。
“那我该怎么办呢？100吗？每一次我输入加倍的数字，它就会更接近，但是却总是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她输入100。
“接近了，但依旧不大理想。”
她开始更大胆的想象，很明显她就要得出事实的真相了。“好吧，我知道了，尽管......但是......我知道了，每加大一个数字，线就更接近Y轴一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之后她停顿了一下，紧紧盯着屏幕，“我有点糊涂了，这里只是十分之一，但我没有意识到······”
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她的脸闪耀着光芒：“噢，任何一条垂线都被零整除，因此就会无穷大。嗯，好，现在我明白了，垂直的斜线是无穷大的，嗯，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堂课”。
5、
在Schoenfeld任教时，曾用录影机记录了许多学生的数学课。但是Renee的录影带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因为这个录影带贴切的诠释了学习数学的秘密。从Renee开始操作计算程序，直到第22分钟，她才说了声：“嗯，现在有些眉目了”，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Schoenfeld说道：“这是道八级的数学题，如果我把给Renee布置的数学题目，同样布置给与Renee程度相同的八级学员，我想，在他们试试之后就会说，我做不出来，我需要你来讲解一下。”Schoenfeld曾经问一组高中生，在他们做家庭作业时，在下定结论该数学题太难而做不出之前，他们会花多长时间来尝试解答该题。他们的回答从30秒到5分钟不等，平均时间为2分钟。
但是Renee是个很执着的人，她坚持不懈，她反复在同一个问题上推敲，并且她想出了解决办法。她不断地尝试，不是一个轻易就屈服的人，她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她画垂线的理论出现了失误。除非她认为自己做对了，否则她不会放弃。
Renee在数学方面并不具备天赋，类似斜线和无穷大这样的抽象概念对她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她却给Schoenfeld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无论做任何事，她都有种强烈的意愿去弄清楚，她不接受敷衍了事，她不会“啊，你是对的”，然后就走开，并且这很不寻常。他将录像带回放到Renee面对难题的那个时刻，并指着屏幕。
“看，”他说，“她做了两次，很多学生只是绕过做下一道题，相反，她却去思考，无论我怎么试，这题就是不对。我不明白。这个很重要，我需要一个说法。”然后当她最终得到解释后，她会说：“嗯，这才合适”。
在伯克利， Schoenfeld 教一门怎样解决问题的课程，整个课程的意义在于，让学生们在上大学之后，抛弃学习数学的旧习惯，他说：“我挑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在两个星期后会有个考试。我了解你们的习惯。在第一周内你们不会做任何复习，你们会在第二个礼拜开始准备，我现在要提醒你们，如果你只用一周的时间复习，那么你们不会取得好成绩。或者，另一方面，?果你只是在我们期中考试那天才开始复习，那么你一定会感到很失落。你将跑过来跟我说‘这不可能。’我想告诉你们，持续努力，到了第二周你就会发现你将取得重大进步。”
有些时候我们将优秀的数学能力看作一种内在的能力。或者你具备，或者你不具备，但是对于Schoenfeld 来说，什么能力都不如态度重要。如果你有意愿去尝试，你就会掌握数学，这就是他想传授给学生的。成功就是坚持不懈的钻研，比如，带有强烈的意愿花22分钟去解决一个大多数人只花30秒就放弃的问题，如果一个班里都是Renee这样的人，只要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她们自己解决问题，那么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在某个国家，Renee的这种坚持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深植在这种文化中的荣誉感将会毫无疑问的致使这个国家具备卓越的数学能力。
6、
每四年，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国际组织都会组织一次高难度的数学竞赛，竞赛的选手大多都来自世界各国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这个数学竞赛就是TIMSS（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竞赛是同一个竞赛），设立TIMSS竞赛的目的就在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成果。
当学生们坐下来参加TIMSS竞赛时，他们同时还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这份问卷包括很多内容，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数学的看法，以及对朋友的描述。这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测试。这是个长达120道题的问卷，因此很多学生都留下十道到二十道题未能填写。
从问卷结果来看，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事实上，参加竞赛的各个国家的选手，其排名很可能是根据回答问卷题目的数量来决定的。现在，当你将问卷排名与数学竞赛的排名比较之后，你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如果来自某个国家的学生能够长久并专注的回答一份冗长的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那么通常这个国家的学生也具有解决数学问题的卓越能力。
发现该情况的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学者，俄林·波，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事实。他说，这纯属意外发现。波甚至未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看法，这有一点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说完成问卷的能力和赢得竞赛的能力有任何相关。他只说，它们是一样的；如果你将两个排名进行对比，结果会非常鲜明。
换种方式思考一下，想象着如果每年世界上的知名城市全都举行一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每个参赛的国家都派出一组由高中生和初中生组成的小队加入1000名参赛选手的阵营。波指出，不需要问任何一道数学难题，我们就可以精确地得知每个国家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的排名，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布置同一项任务，并衡量他们在任务中的付出程度。实际上，我们甚至都不用布置任务，仅仅观察一下哪个国家的文化最注重工作态度，就可以预测哪个国家的数学能力最强。
那么哪几个国家或地区将会出现在这两个数据的前几位呢？没有任何悬念，他们分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1当然，这五个地方都有共同的一点：几百年来，贫穷的农民每天都在稻田里辛勤的劳作十几个小时，或许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其他人说“早起的鸟有食吃”。
尾声1
1931年9月9日， 一个名叫戴西.·纳森的年轻女人，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唐纳德在一个叫做harewood的小村庄当老师， 小村坐落在圣凯瑟琳的牙买加人教区的中心.。他们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费思和乔伊思。当唐纳德得知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时，他双膝跪在地上，向上帝承诺会对她们的生活负起责任。
他们居住在Harewood那种英国教堂式的小别墅里面，学校就在隔壁，一个由混凝土支柱撑起的长形单门小房子。最多的时候，那里曾经有300多个学生，最少的时候有不到二十多个。孩子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阅读或背诵他们的时间表格，并在石板上写字。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所有学生都会到外面的芒果树下面。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唐纳德就会从屋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挥舞着带子示意孩子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个使人难忘的男人，温柔而有威严，非常热爱读书。在他的小书屋里面，珍藏着着诗歌类、哲学类、和小说类图书，比如象萨默塞特.毛姆的左作品。每天他都会看报纸，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到了，的那个，英国国教徒牧师阿齐迪肯.海是他最好的朋友，住在山的那边。晚上他会来到唐纳德家，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讨论牙买加的一些问题。唐纳德的妻子戴西，是一个来自圣女伊利莎白教区的女人。她在结婚前姓福特，父亲有一个小杂货铺。她是两个女儿中漂亮的那个，远近闻名。
这对双胞胎女儿在11岁时获得了圣.希尔达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个学校靠近北部海岸。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私立的盎格鲁人学校，是专门为一些英国牧师，地主和工头的女儿成立的。通过圣.希尔达学校，她们申请并被批准到伦敦的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乔伊斯参加了年轻英国数学家格雷厄姆21岁的生日晚会。当格雷厄姆朗诵一首诗歌却当众忘词时，乔伊斯替他感到很窘迫——尽管这跟她毫无关系，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格雷厄姆。后来乔伊斯与格雷厄姆相爱并结了婚，搬到了加拿大定居。格雷厄姆成为一位数学家，乔伊斯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和临床医学家。他们有三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山上造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格雷厄姆的父姓是格莱德尔，他就是我的父亲，乔伊斯.格莱德尔是我的母亲。
他们居住在Harewood那种英国教堂式的小别墅里面，学校就在隔壁，一个由混凝土支柱撑起的长形单门小房子。最多的时候，那里曾经有300多个学生，最少的时候有不到二十多个。孩子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阅读或背诵他们的时间表格，并在石板上写字。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所有学生都会到外面的芒果树下面。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唐纳德就会从屋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挥舞着带子示意孩子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
他是一个使人难忘的男人，温柔而有威严，非常热爱读书。在他的小书屋里面，珍藏着着诗歌类、哲学类、和小说类图书，比如象萨默塞特.毛姆的左作品。每天他都会看报纸，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到了，的那个，英国国教徒牧师阿齐迪肯.海是他最好的朋友，住在山的那边。晚上他会来到唐纳德家，和他一起坐在阳台上讨论牙买加的一些问题。唐纳德的妻子戴西，是一个来自圣女伊利莎白教区的女人。她在结婚前姓福特，父亲有一个小杂货铺。她是两个女儿中漂亮的那个，远近闻名。
这对双胞胎女儿在11岁时获得了圣.希尔达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个学校靠近北部海岸。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私立的盎格鲁人学校，是专门为一些英国牧师，地主和工头的女儿成立的。通过圣.希尔达学校，她们申请并被批准到伦敦的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乔伊斯参加了年轻英国数学家格雷厄姆21岁的生日晚会。当格雷厄姆朗诵一首诗歌却当众忘词时，乔伊斯替他感到很窘迫——尽管这跟她毫无关系，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格雷厄姆。后来乔伊斯与格雷厄姆相爱并结了婚，搬到了加拿大定居。格雷厄姆成为一位数学家，乔伊斯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和临床医学家。他们有三个儿子，在乡下的小山上造了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格雷厄姆的父姓是格莱德尔，他就是我的父亲，乔伊斯.格莱德尔是我的母亲。
那就是我的母亲走向成功的故事——全部的事实并不全是这样，不过从事实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谎言。讲到她的故事，就不能遗漏掉她遇到的那么多机会和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否则，就好像讲比尔.盖茨的成功时，不提他在Likeside学习时接触电脑；或者象讲亚洲人数学方面的天份而不追溯到稻田一样，都会造成重大失误。
例如，在1935年，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才四岁时，一个名叫威廉姆.麦克米兰的历史学家访问牙买加，他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授。麦克米兰是一个超越他所在的时代的男人：他深切地关心南非黑人的社会问题，并且到加勒比海发表了曾在南非发表过的言论。
麦克米兰最关心牙买加的教育系统。当是，牙买加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果你把我外祖父家旁边的木屋子称做“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话，——仅仅才14岁。牙买加没有公立高中或者大学，那些有学习天分的十来岁孩子只能和班主任一起参加一些其它的课程，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成为师范学校的一员。另一些更有雄心的人则会想尽办法进入私立学校并从那里踏入美国或英国的大学。
但是奖学金非常少并且差距极大，除了对一少部分享有特权的人来说，私立学校的花费也高得让人却步。麦克米兰后来在“来自西印度的警告”中，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批评语气写道，“从小学到中学的桥梁，非常狭窄且不可靠”，正规学校教育什么都没有为下等人做。他继续写道：“不管怎样，这样的学校是加深和加剧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不能给人民所应该得到的机会，就会有更多麻烦产生。
在麦克米兰的书出版一年后，动乱席卷了整个加勒比海。在特立尼达岛14个人被杀害、59个人受伤；在巴巴多斯岛，14个人被杀害、47个人受伤；在牙买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冲击着国家，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慌了神的英国政府终于领会了麦克米兰书中的精髓，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所有岛屿的私立中学里，有学习倾向的学生都有权享受奖学金”的政策。奖学金从1941年开始有，我的妈妈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参加了第二年的考试，这就是她们能取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原因。如果他们出生早2年、3年或4年的，也许就没有机会得到完整的教育了。我的母亲非常感激她出生的时间，还有1937年参加暴乱的人们，感谢W.M. 麦克米兰。
我的祖母戴西.纳森，因漂亮而出名。其实这种描述对她是不认真的且不尊重的。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实际上我的母亲和妹妹能够离开海厄乌德到圣.希尔达完全是由于我的祖母。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学者，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空想家，他把自己埋藏在他的书中。即使他对他的女儿们有什么抱负，他也缺乏某种远虑和精力来实现它们，但我的外祖母却能实现。去圣.希尔达学习是她的主意：她们那里有钱的人都把子女送到这儿来。她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她的女儿们不用和小乡村的其它小孩子一起玩耍，她们可以阅读书籍，学对高中有用的拉丁语和数学，所以她让海牧师作为孩子的家庭教师。
我的母亲回忆说：“如果你问她对女儿们的期望，她会说她希望我们离开这里，她认为牙买加环境并不好。而且还有机会放在那里，努力之后还能够获得。所以对她来说，她的理想无限大。”
奖学金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只有我的姨妈得到了那个机会，我的母亲没有通过。这是另一个我忽略了的历史.我的母亲回忆，当时她的父母站在门口说：“我们没有钱了。”他们已经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还为女儿买了校服，这花光了他们的积蓄，如果到应该为我母亲付第二学期的学费时他们该怎么办？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他们又不能只送一个女儿去学习。我的祖母非常坚定，她把两个都送了去——她祈祷——在第一学期末，其中一个女儿能在学校取得了两个奖学金，最后这真的成了事实，所以第二个奖学金给了我的母亲。
当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孪生姐妹，取得了学校的“百年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度100年时建立的，专门为师范学校学生设立，同时也是英国人对废除奴隶制度的深刻纪念。在全英国每年被授予“百年奖学金”的只有一个人，交替发给全国最优秀的男生和女生。我姑妈取得的那年是“女生年”，她非常幸运。但是我的母亲没那么幸运，她将面临着支付到英格兰的路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在伦敦的学费的困难。知道我姑妈的“百年奖学金”是多少吗？那相当于我祖父母加起来的工资总和。那时没有助学贷款，在乡下，也没有银行给乡村教师信用贷款。“如果我问我的父亲”，我妈妈说，“他会回答说，‘我们没有钱了’”。
戴西是怎么做的呢？她来到旁边小镇一个中国老板的商店里。牙买加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19世纪开始就控制了岛上的商业，用牙买加人的说法，商店不是商店，而是“中国商店”。戴西到这个“中国商店”去找常斯先生借到了钱，没有人知道她借到了多少，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也没有人知道常斯先生为什么借钱给戴西，当然，除了知道她是戴西.纳森外。她在海厄乌德学校教常斯先生的孩子学习，很快便还清了她的帐单。在牙买加，中国小孩是很难进入当地学校的，而且牙买加小孩也会嘲笑中国学生，称他们为“中国狗”。戴西一贯非常温柔，有爱心，在那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她就象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常斯先生或许会觉得欠她点儿什么。
“她告诉我她在做什么吗？我甚至都没有问过她.” 我的妈妈回忆说，“它就这样发生了，我一申请学校，就被录取了，我经常有什么事情就本能地依赖我的母亲，但却没有意识到我正依赖她。
乔伊斯能上大学，第一个要感激的是W.M 麦克米兰，然后是在圣.希尔达学校那些放弃了奖学金的学生，再然后是常斯先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戴西.纳森。
例如，在1935年，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才四岁时，一个名叫威廉姆.麦克米兰的历史学家访问牙买加，他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授。麦克米兰是一个超越他所在的时代的男人：他深切地关心南非黑人的社会问题，并且到加勒比海发表了曾在南非发表过的言论。
麦克米兰最关心牙买加的教育系统。当是，牙买加正式的学校教育——如果你把我外祖父家旁边的木屋子称做“正式的学校教育”的话，——仅仅才14岁。牙买加没有公立高中或者大学，那些有学习天分的十来岁孩子只能和班主任一起参加一些其它的课程，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成为师范学校的一员。另一些更有雄心的人则会想尽办法进入私立学校并从那里踏入美国或英国的大学。
但是奖学金非常少并且差距极大，除了对一少部分享有特权的人来说，私立学校的花费也高得让人却步。麦克米兰后来在“来自西印度的警告”中，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批评语气写道，“从小学到中学的桥梁，非常狭窄且不可靠”，正规学校教育什么都没有为下等人做。他继续写道：“不管怎样，这样的学校是加深和加剧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不能给人民所应该得到的机会，就会有更多麻烦产生。
在麦克米兰的书出版一年后，动乱席卷了整个加勒比海。在特立尼达岛14个人被杀害、59个人受伤；在巴巴多斯岛，14个人被杀害、47个人受伤；在牙买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冲击着国家，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慌了神的英国政府终于领会了麦克米兰书中的精髓，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颁布了“所有岛屿的私立中学里，有学习倾向的学生都有权享受奖学金”的政策。奖学金从1941年开始有，我的妈妈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参加了第二年的考试，这就是她们能取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原因。如果他们出生早2年、3年或4年的，也许就没有机会得到完整的教育了。我的母亲非常感激她出生的时间，还有1937年参加暴乱的人们，感谢W.M. 麦克米兰。
我的祖母戴西.纳森，因漂亮而出名。其实这种描述对她是不认真的且不尊重的。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实际上我的母亲和妹妹能够离开海厄乌德到圣.希尔达完全是由于我的祖母。我的祖父曾经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学者，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空想家，他把自己埋藏在他的书中。即使他对他的女儿们有什么抱负，他也缺乏某种远虑和精力来实现它们，但我的外祖母却能实现。去圣.希尔达学习是她的主意：她们那里有钱的人都把子女送到这儿来。她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她的女儿们不用和小乡村的其它小孩子一起玩耍，她们可以阅读书籍，学对高中有用的拉丁语和数学，所以她让海牧师作为孩子的家庭教师。
我的母亲回忆说：“如果你问她对女儿们的期望，她会说她希望我们离开这里，她认为牙买加环境并不好。而且还有机会放在那里，努力之后还能够获得。所以对她来说，她的理想无限大。”
奖学金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只有我的姨妈得到了那个机会，我的母亲没有通过。这是另一个我忽略了的历史.我的母亲回忆，当时她的父母站在门口说：“我们没有钱了。”他们已经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还为女儿买了校服，这花光了他们的积蓄，如果到应该为我母亲付第二学期的学费时他们该怎么办？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他们又不能只送一个女儿去学习。我的祖母非常坚定，她把两个都送了去——她祈祷——在第一学期末，其中一个女儿能在学校取得了两个奖学金，最后这真的成了事实，所以第二个奖学金给了我的母亲。
当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孪生姐妹，取得了学校的“百年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度100年时建立的，专门为师范学校学生设立，同时也是英国人对废除奴隶制度的深刻纪念。在全英国每年被授予“百年奖学金”的只有一个人，交替发给全国最优秀的男生和女生。我姑妈取得的那年是“女生年”，她非常幸运。但是我的母亲没那么幸运，她将面临着支付到英格兰的路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在伦敦的学费的困难。知道我姑妈的“百年奖学金”是多少吗？那相当于我祖父母加起来的工资总和。那时没有助学贷款，在乡下，也没有银行给乡村教师信用贷款。“如果我问我的父亲”，我妈妈说，“他会回答说，‘我们没有钱了’”。
戴西是怎么做的呢？她来到旁边小镇一个中国老板的商店里。牙买加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19世纪开始就控制了岛上的商业，用牙买加人的说法，商店不是商店，而是“中国商店”。戴西到这个“中国商店”去找常斯先生借到了钱，没有人知道她借到了多少，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也没有人知道常斯先生为什么借钱给戴西，当然，除了知道她是戴西.纳森外。她在海厄乌德学校教常斯先生的孩子学习，很快便还清了她的帐单。在牙买加，中国小孩是很难进入当地学校的，而且牙买加小孩也会嘲笑中国学生，称他们为“中国狗”。戴西一贯非常温柔，有爱心，在那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她就象沙漠中的绿洲一样，常斯先生或许会觉得欠她点儿什么。
“她告诉我她在做什么吗？我甚至都没有问过她.” 我的妈妈回忆说，“它就这样发生了，我一申请学校，就被录取了，我经常有什么事情就本能地依赖我的母亲，但却没有意识到我正依赖她。
乔伊斯能上大学，第一个要感激的是W.M 麦克米兰，然后是在圣.希尔达学校那些放弃了奖学金的学生，再然后是常斯先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戴西.纳森。
戴西.纳森来自牙买加的西北深处，他伟大的祖父就是威廉.福特，来自爱尔兰。他在1784年来到牙买加并买下了一片咖啡种植园，不久就买了一个奴隶，并娶她为妻。他是在南海岸那个叫做短吻鳄池塘村的码头上看见她的，她是一个东非南端伊博部落的女人。他们生了个叫约翰的男孩，在当时来说，他就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从那以后，福特家族就烙上了牙买加血统的印记。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南部，一个白人地主和一个奴隶成为夫妻是很不寻常的。白人和黑人的男女关系不但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且还被法律禁止通婚，这个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最高法院废除。一个种植园地主和一个奴隶女人生活在一起是被社会摈弃的，他们所有的后代也将都会是奴隶身份。
但在牙买加，这种态度就很不一样。在那些年里，加勒比海就是大量奴隶的聚居地。黑人多于白人，数量达到了10比1。岛上几乎没有可以结婚的白人女性，这就导致了岛上大量成年白人男人娶了黑人或者棕色皮肤的女性。在牙买加有一个英国种植园主，因为一本日记而被世人所知。在那本日记里，他详细地记录了在岛上37年间同138个不同女人发生关系的过程，可以想象，她们几乎都只是奴隶，而她们也并不是都希望成为他的情人。白人将那些混血儿看成一个潜在的同盟，可以调解他们同岛上奴隶之间的关系。作为女主人的混血妇女很受珍重，她们的孩子，皮肤会淡些，而且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也会相应提高。混血妇女很少在田间劳作，她们在房子里工作，而且享受更安逸的生活。她们是那些最像拥有自由的人，所以在很多白人财产拥有者过世后留下的遗嘱中，都会留给她们大量的财富，以致当时的牙买加立法机关通过了一个2000英镑使用假买手诱骗哄抬遗产的法律。(在当时这个可是一大笔钱)。
一个十八世纪的观察家写到，“当一个欧洲人来到西印度群岛，定居或者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要找个家庭主妇或者情人。他有很多选择，黑人、棕色人、黑白混血女人、或是梅斯蒂混血女人，这些都只需要100到150磅就能买到。如果那些非白人的小孩出生，他们是不受约束的。当他们3，4岁时，通常都会被他们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父亲们送到英国接受教育”.这就是戴西伟大祖父出生的世界。他是从奴隶船上下来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被描述作为非洲人刑罚聚居地的国家。他是个自由人，由于受过教育的益处，他娶了一个有一半欧洲血统和一半牙买加印第安土族部落阿拉瓦血统的混血儿，他们有7个孩子。
“这些非白人混血儿很有地位”，牙买加社会学家Orlando Patterson说，在1826年，他们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实际上，在牙买加他们跟犹太人一样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他们有选举权，在那个还是奴隶社会的背景下，他们能做白人所能做的一切。
“理想的话，他们将会成为技工。记住，牙买加有糖料种植园，这些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有很大的差异。在那里，棉花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人们在那里收获棉花，然后在兰开夏或者美国北部加工。糖料是一种农工混合产品，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工厂，因为蔗糖将会在砍伐数小时后流失。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糖料磨坊，而这些磨坊又需要各种职业的工人，如制桶工、锅炉工、木匠，而这些工作大多都是由非白人来做的。”
不像那些到美国的同僚们，那些来到牙买加的英国精英们没有参与到这个国家伟大建设的原因，他们只想赚够钱回到英国，并没有兴趣留在认为是自己敌人的土地上。所以建造新社会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机会，就都留给了非白人。
“在1850年，牙买加的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就不是一个白人。”帕特森接着说到，“同样，牙买加的主要报纸—《每日回顾》的创始人也是非白人。从很早以前，非白人就开始主导各种职业的分类。白人主要从事商业和种植业，而非白人则成了医生和律师，并且开办学校，金斯顿的主教就是一个典型的棕色皮肤的人。他们并不是经济精英，但是他们却是文化精英。”
下面的图表是对1950年牙买加律师和国会议员这两种职业的统计，以肤色分类。“白色和接近白色”是指那些完全是白人或者是没有遗传显现黑色特征的混血儿。“黄褐色”是指皮肤比上一种略黑些的那些人。“亮棕色”又是比黄褐色略黑色的一类人。（除牙买加人外，对别人来说，这两种肤色的人并没有可以很好区别的特征。）这显示在1950年非白人占有人口的80%，达到5比1。
看看这些拥有白人血统的人的一些优势。当他们有在房屋里而不是农田里工作的祖先时，他就会在1826年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就可以得到珍重而不是成为奴隶，就会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而不是在蔗糖地工作，两三代后就能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戴西.福特家女儿们的雄心并不是来自别处，它们正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童年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哥哥鲁弗斯是老师和学术家；她的另一个哥哥卡洛斯去了古巴，回来后就开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父亲查尔斯·福特是个货品批发商，她的母亲安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于鲍威尔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她的叔叔亨利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她祖父约翰—威廉.福特和他非洲裔妻子的儿子，最后成了一名传教士。多达3个福特家族的人获得过罗得斯奖学金。如果我的母亲的成功归功于w.m.macmillan和1937年的暴乱还有chance先生的话，那么戴西的成功就归功于鲁弗斯，卡洛斯，安，查尔斯和约翰。
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南部，一个白人地主和一个奴隶成为夫妻是很不寻常的。白人和黑人的男女关系不但在道德上不被允许，而且还被法律禁止通婚，这个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最高法院废除。一个种植园地主和一个奴隶女人生活在一起是被社会摈弃的，他们所有的后代也将都会是奴隶身份。
但在牙买加，这种态度就很不一样。在那些年里，加勒比海就是大量奴隶的聚居地。黑人多于白人，数量达到了10比1。岛上几乎没有可以结婚的白人女性，这就导致了岛上大量成年白人男人娶了黑人或者棕色皮肤的女性。在牙买加有一个英国种植园主，因为一本日记而被世人所知。在那本日记里，他详细地记录了在岛上37年间同138个不同女人发生关系的过程，可以想象，她们几乎都只是奴隶，而她们也并不是都希望成为他的情人。白人将那些混血儿看成一个潜在的同盟，可以调解他们同岛上奴隶之间的关系。作为女主人的混血妇女很受珍重，她们的孩子，皮肤会淡些，而且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也会相应提高。混血妇女很少在田间劳作，她们在房子里工作，而且享受更安逸的生活。她们是那些最像拥有自由的人，所以在很多白人财产拥有者过世后留下的遗嘱中，都会留给她们大量的财富，以致当时的牙买加立法机关通过了一个2000英镑使用假买手诱骗哄抬遗产的法律。(在当时这个可是一大笔钱)。
一个十八世纪的观察家写到，“当一个欧洲人来到西印度群岛，定居或者要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要找个家庭主妇或者情人。他有很多选择，黑人、棕色人、黑白混血女人、或是梅斯蒂混血女人，这些都只需要100到150磅就能买到。如果那些非白人的小孩出生，他们是不受约束的。当他们3，4岁时，通常都会被他们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父亲们送到英国接受教育”.这就是戴西伟大祖父出生的世界。他是从奴隶船上下来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被描述作为非洲人刑罚聚居地的国家。他是个自由人，由于受过教育的益处，他娶了一个有一半欧洲血统和一半牙买加印第安土族部落阿拉瓦血统的混血儿，他们有7个孩子。
“这些非白人混血儿很有地位”，牙买加社会学家Orlando Patterson说，在1826年，他们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实际上，在牙买加他们跟犹太人一样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他们有选举权，在那个还是奴隶社会的背景下，他们能做白人所能做的一切。
“理想的话，他们将会成为技工。记住，牙买加有糖料种植园，这些同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有很大的差异。在那里，棉花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产品，人们在那里收获棉花，然后在兰开夏或者美国北部加工。糖料是一种农工混合产品，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工厂，因为蔗糖将会在砍伐数小时后流失。你不得不在当地开设糖料磨坊，而这些磨坊又需要各种职业的工人，如制桶工、锅炉工、木匠，而这些工作大多都是由非白人来做的。”
不像那些到美国的同僚们，那些来到牙买加的英国精英们没有参与到这个国家伟大建设的原因，他们只想赚够钱回到英国，并没有兴趣留在认为是自己敌人的土地上。所以建造新社会的任务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机会，就都留给了非白人。
“在1850年，牙买加的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就不是一个白人。”帕特森接着说到，“同样，牙买加的主要报纸—《每日回顾》的创始人也是非白人。从很早以前，非白人就开始主导各种职业的分类。白人主要从事商业和种植业，而非白人则成了医生和律师，并且开办学校，金斯顿的主教就是一个典型的棕色皮肤的人。他们并不是经济精英，但是他们却是文化精英。”
下面的图表是对1950年牙买加律师和国会议员这两种职业的统计，以肤色分类。“白色和接近白色”是指那些完全是白人或者是没有遗传显现黑色特征的混血儿。“黄褐色”是指皮肤比上一种略黑些的那些人。“亮棕色”又是比黄褐色略黑色的一类人。（除牙买加人外，对别人来说，这两种肤色的人并没有可以很好区别的特征。）这显示在1950年非白人占有人口的80%，达到5比1。
看看这些拥有白人血统的人的一些优势。当他们有在房屋里而不是农田里工作的祖先时，他就会在1826年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就可以得到珍重而不是成为奴隶，就会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而不是在蔗糖地工作，两三代后就能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戴西.福特家女儿们的雄心并不是来自别处，它们正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童年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哥哥鲁弗斯是老师和学术家；她的另一个哥哥卡洛斯去了古巴，回来后就开了一家服装厂；她的父亲查尔斯·福特是个货品批发商，她的母亲安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于鲍威尔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她的叔叔亨利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她祖父约翰—威廉.福特和他非洲裔妻子的儿子，最后成了一名传教士。多达3个福特家族的人获得过罗得斯奖学金。如果我的母亲的成功归功于w.m.macmillan和1937年的暴乱还有chance先生的话，那么戴西的成功就归功于鲁弗斯，卡洛斯，安，查尔斯和约翰。
我的祖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但更重要的是，与福特家事业稳步上升的路径伴随着一个道德上比较复杂的行为：威廉.福特在鳄鱼潭的奴隶市场看到我的曾曾曾祖母时十分渴慕，并花钱把她买了下来。
那些没有得到很多人选中的奴隶，她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渡过了一个短暂而不幸的人生。在牙买加，农场主趁奴隶还年轻力壮，会完全把他们的劳动力榨取干－－-直到他们毫无用处或死亡－－-才有意义，然后他们到奴隶市场再买回一个来。宠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把奴隶看成是自己的财产，对于这种矛盾他们根本不会觉得麻烦。威廉姆.西斯特伍德是一位农场主，他与那位名叫菲比的奴隶维系了一生的性关系。据说，他很爱她，而且菲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对于其它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他就像一个恶魔。对于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他用一种叫做“德贝的药”来惩罚：那些逃跑的人被鞭挞，然后他们的伤口被撒上盐水，柠檬汁，和辣椒水酒。同时还让奴隶吃粪便，使他连续呕吐四五个小时。
在那时，牙买加褐色皮肤的人崇拜浅色肤色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们很大的优势。他们仔细比较彼此肤色的深浅，像白人一样无情地利用肤色来把玩地位。“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们的肤色深浅不同，”牙买加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利克斯曾经写道：
肤色最浅的孩子会最受到家里人的宠爱，其它孩子因此而得不到宠爱。当皮肤白暂的孩子或比较白暂的孩子的朋友来家中做客时，家庭里的黑孩子们从不被允许加入，从他们的青春期一直到结婚。家里人把这些皮肤白暂的孩子看作今后当家的人，排除万难只为迎接他们的成功。这种方式还被应用他们的婚姻上，他们需要进一步提亮肤色来提升带家庭地位。一个肤色白暂的人会尽量断绝他与那些黑人的社会关系，黑人家庭里的较黑的家庭成员会鼓励帮助肤色很白的亲戚成为白人，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方式为肤色偏见的公开显示奠定了基础。
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于此。戴西的丈夫肤色比她浅，对此她格外地骄傲。但是，反过来，对于她本人，人们也持同样的偏见，“戴西很美丽，你知道， ”她的婆婆会说，“但她太黑了。”
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姨妈）也十分崇拜肤色象征。她“长得很白，肤色淡。”但是，她的丈夫就是在牙买加被称为“印第安”－－－－一个肤色黝黑，直黑发的男人－－－－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黑。她的丈夫去世后，她乘火车前往女儿家探望，她在火车上遇见一个肤色很淡的男青年，并对他产生好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琼阿姨说在几年后只对我的母亲说过，她觉得非常羞愧。当走下火车，她走在女儿的右边。因为她的女儿没有继承她的肤色基因，她不想一个如此可爱的白人男青年知道她生了个这么黑的女儿。
20世纪60年代，我的母亲写了一本关于她人生经历的书，书名为“棕色面孔，大主人”。“棕色面孔”是指她自己，“大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是指上帝的意思。有一次，她写到我的父母到伦敦生活，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我的大哥还是一个婴儿。他们正在找公寓，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我的父亲在伦敦郊区找到一所公寓。但是，就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二天，房东太太命令他们搬走。“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妻子是牙买加人。”她很愤怒地对我的父亲说。
在书中，我的母亲描述了她长期与这种侮辱进行的思想斗争，以便使她的经历与她的信仰协调。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愤怒不是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牙买加人，一个种族阶级世代传承的家庭，她几乎无法再责备他人按肤色划分人的地位高低：
我向上帝抱怨很多：“我是黑人，我一直为获得自由而追求，为获得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相同的地位而奋斗，但我深受伤害！”上帝像和我开玩笑似的，我的祈祷也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就继续尝试。然后，上帝说，“你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吗？记住，如果你仅仅因为人们的外在与他人不同而轻视他或避开他，或是不象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那么你与他们划分界线是可耻的。你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比现在更黑而感到高兴？感谢自己不是黑人？”我对那个房东太太的愤怒和仇恨消融了。我和她一样，不比她好……我们在自我尊严，自豪感和对他人的排斥方面都有罪，我们使自己与一些人划分界限。
诚实地承认我们来自哪里并不容易。而永远称乔.弗洛姆为大律师似乎更容易些，即使他的个人成就与他的族裔、他当时的时代、制衣业特殊性、以及对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特有的偏见等等因素是那么不可想象地纠结在一起。比尔.盖茨可以接受世人冠以他天才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一直放在他的身上。当他回头看他的生活并说:“我很幸运”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谦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Lakeside学?的母亲俱乐部1968年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就这件事而言，对于一个冰球运动员，或者是比尔.乔伊，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任何局外人，让他们从高贵的地位上放下姿态并诚实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是不可能的。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或许会对他们是该领域的局外人感到羞愧，但是，这些人不会。他们是历史，社会，机会和祖辈承传的产物。他们的成功不是例外的，也不神秘。它是植根于一个优势和祖辈承传的网络，有些人当之无愧，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只是单凭运气－－－－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很关键。那些局人外，到最后，都不再是局外人了。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鳄鱼潭”的奴隶市场买来的，而这一行为，反过来，给予了她的儿子，约翰.福特，肤色的特权，使他没有过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纳了这种通过西印第安特殊社会结构传承下来的文化，并代表她的女儿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而我母亲的教育得益于1937年的社会动乱及常斯先生的勤勉。这些都是历史给予我家庭的馈赠，－－－－如果没有当时那些杂货店的资源、社会动乱的结果，、那种文化的可能性、以及肤色的特权没有扩延到其他地方，那么现在，会有多少家庭生活在那些座落在小山上的美丽房子里呢？
那些没有得到很多人选中的奴隶，她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渡过了一个短暂而不幸的人生。在牙买加，农场主趁奴隶还年轻力壮，会完全把他们的劳动力榨取干－－-直到他们毫无用处或死亡－－-才有意义，然后他们到奴隶市场再买回一个来。宠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把奴隶看成是自己的财产，对于这种矛盾他们根本不会觉得麻烦。威廉姆.西斯特伍德是一位农场主，他与那位名叫菲比的奴隶维系了一生的性关系。据说，他很爱她，而且菲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对于其它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奴隶，他就像一个恶魔。对于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他用一种叫做“德贝的药”来惩罚：那些逃跑的人被鞭挞，然后他们的伤口被撒上盐水，柠檬汁，和辣椒水酒。同时还让奴隶吃粪便，使他连续呕吐四五个小时。
在那时，牙买加褐色皮肤的人崇拜浅色肤色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他们很大的优势。他们仔细比较彼此肤色的深浅，像白人一样无情地利用肤色来把玩地位。“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们的肤色深浅不同，”牙买加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利克斯曾经写道：
肤色最浅的孩子会最受到家里人的宠爱，其它孩子因此而得不到宠爱。当皮肤白暂的孩子或比较白暂的孩子的朋友来家中做客时，家庭里的黑孩子们从不被允许加入，从他们的青春期一直到结婚。家里人把这些皮肤白暂的孩子看作今后当家的人，排除万难只为迎接他们的成功。这种方式还被应用他们的婚姻上，他们需要进一步提亮肤色来提升带家庭地位。一个肤色白暂的人会尽量断绝他与那些黑人的社会关系，黑人家庭里的较黑的家庭成员会鼓励帮助肤色很白的亲戚成为白人，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方式为肤色偏见的公开显示奠定了基础。
我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于此。戴西的丈夫肤色比她浅，对此她格外地骄傲。但是，反过来，对于她本人，人们也持同样的偏见，“戴西很美丽，你知道， ”她的婆婆会说，“但她太黑了。”
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姨妈）也十分崇拜肤色象征。她“长得很白，肤色淡。”但是，她的丈夫就是在牙买加被称为“印第安”－－－－一个肤色黝黑，直黑发的男人－－－－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黑。她的丈夫去世后，她乘火车前往女儿家探望，她在火车上遇见一个肤色很淡的男青年，并对他产生好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琼阿姨说在几年后只对我的母亲说过，她觉得非常羞愧。当走下火车，她走在女儿的右边。因为她的女儿没有继承她的肤色基因，她不想一个如此可爱的白人男青年知道她生了个这么黑的女儿。
20世纪60年代，我的母亲写了一本关于她人生经历的书，书名为“棕色面孔，大主人”。“棕色面孔”是指她自己，“大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是指上帝的意思。有一次，她写到我的父母到伦敦生活，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我的大哥还是一个婴儿。他们正在找公寓，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我的父亲在伦敦郊区找到一所公寓。但是，就在他们搬进来的第二天，房东太太命令他们搬走。“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妻子是牙买加人。”她很愤怒地对我的父亲说。
在书中，我的母亲描述了她长期与这种侮辱进行的思想斗争，以便使她的经历与她的信仰协调。最后，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愤怒不是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牙买加人，一个种族阶级世代传承的家庭，她几乎无法再责备他人按肤色划分人的地位高低：
我向上帝抱怨很多：“我是黑人，我一直为获得自由而追求，为获得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相同的地位而奋斗，但我深受伤害！”上帝像和我开玩笑似的，我的祈祷也没有获得他的认可。我就继续尝试。然后，上帝说，“你没有做同样的事情吗？记住，如果你仅仅因为人们的外在与他人不同而轻视他或避开他，或是不象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那么你与他们划分界线是可耻的。你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比现在更黑而感到高兴？感谢自己不是黑人？”我对那个房东太太的愤怒和仇恨消融了。我和她一样，不比她好……我们在自我尊严，自豪感和对他人的排斥方面都有罪，我们使自己与一些人划分界限。
诚实地承认我们来自哪里并不容易。而永远称乔.弗洛姆为大律师似乎更容易些，即使他的个人成就与他的族裔、他当时的时代、制衣业特殊性、以及对市中心律师事务所特有的偏见等等因素是那么不可想象地纠结在一起。比尔.盖茨可以接受世人冠以他天才的称号，并让这个称号一直放在他的身上。当他回头看他的生活并说:“我很幸运”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谦虚。这也可以理解，因为Lakeside学?的母亲俱乐部1968年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就这件事而言，对于一个冰球运动员，或者是比尔.乔伊，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任何局外人，让他们从高贵的地位上放下姿态并诚实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是不可能的。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或许会对他们是该领域的局外人感到羞愧，但是，这些人不会。他们是历史，社会，机会和祖辈承传的产物。他们的成功不是例外的，也不神秘。它是植根于一个优势和祖辈承传的网络，有些人当之无愧，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只是单凭运气－－－－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很关键。那些局人外，到最后，都不再是局外人了。
我的曾曾曾曾祖母是被人在“鳄鱼潭”的奴隶市场买来的，而这一行为，反过来，给予了她的儿子，约翰.福特，肤色的特权，使他没有过奴役的生活。戴西.福特接纳了这种通过西印第安特殊社会结构传承下来的文化，并代表她的女儿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而我母亲的教育得益于1937年的社会动乱及常斯先生的勤勉。这些都是历史给予我家庭的馈赠，－－－－如果没有当时那些杂货店的资源、社会动乱的结果，、那种文化的可能性、以及肤色的特权没有扩延到其他地方，那么现在，会有多少家庭生活在那些座落在小山上的美丽房子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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